（2012年8月17日，《衡阳日报》记者何芬在晴好居采访甘建华。照片由作者提供）

晴好居主人的随园梦

文丨何芬

千秋一梦袁随园

甘建华最崇敬和向往的中国古代文人，除了唐代王维、宋代苏东坡、明代文徵明，清代的袁枚更是有着重要的位置。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被誉为“旷世才子”“清朝文宗”。“他虽然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却与我们衡阳颇有渊源。康熙年间，他的父亲袁滨曾作衡阳县令高清的幕宾，在衡阳呆了9年。雍正元年(1723)，高清死后，由于亏欠国家钱粮的缘故，妻子被关进了监牢。袁滨竭尽全力救助她们，高妻才被允许放出来送葬，一个名叫杨绪的诗人曾经写诗赞美过袁滨的义举。乾隆四十九年(1784)，袁枚69岁，曾经来游南岳衡山，这些都在那本著名的《随园诗话》中有记载。”甘建华说。

袁枚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生逢雍乾盛世，年轻时就很有文名，24岁中进士，40岁致仕，在南京小仓山买地筑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寄情山水，以吟咏著述为乐。诗主抒写性情，倡“性灵说”，在乾嘉诗坛风格独标，许多人羡慕他“纵使青云无望，却赢得才子高名，在将相王侯之上”。

“身为大文人和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也对袁枚编著的《随园诗话》爱不释手，曾经多次批注，并叫其他同志也读一读这部奇书。”

《随园诗话》是袁枚晚年在随园写成的，共有十六卷，补遗十卷，1896则，实乃皇皇巨著，是他在诗歌理论上的追求与寄托。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谈》中说：“《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

“那个时候，袁枚已经是诗坛的盟主。人们听说他在写诗话，纷纷把自己的作品寄来，盛况空前，一天能收到好几百封信札。许多文人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名气，就是通过《随园诗话》留名后世的。”说到这里，甘建华一脸的神往。

如果非要将甘建华迄今49年人生比喻为一部大书，那么前半部紧凑，高潮迭起。先是在青海高原首倡“西部之西”文学，获得“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和“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成为中国西部文学骁将。20年前返乡后，接连以新闻作品《衡阳少了一个好人》《愤怒的好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好人》扬名立万，再以“铁血记者”挑战恶意诉讼而被宇内称颂，其深度报道已经成为国内各大学新闻院系的重点研究对象。后半部舒展，晴好小筑，呼朋唤友，诗书满架，昨夜风过，“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在《江山多少人杰》后记中，甘建华如是说：“这些年，我远离了是非之地和喧嚣之声，不需要阿附谁，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为稻粱谋，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那些既往的事物，忍看朋辈登高枝。在感激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的同时，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孜孜矻矻，不求闻达，始终坚持个人化写作。就像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所说：‘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时光的流逝使我心安。’”

不再为稻粱谋的甘建华，却喜诗书画识人。年过四十，他才发现自己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新闻界前辈李升平先生曾以万字乡土杂文《归来吧!舆论监督勇士甘建华》呼唤他，但他没有归来，反而在经商成功后华丽转身，沉寂书斋八年之久，终于像洛夫先生所说的那样，“向世人奉献出了一套有神奇瑰伟之气的著作”。

2012年1月8日，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举办了甘建华文史笔记新著首发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目。关于其“不可复制”的空前盛况，网上及纸媒已有太多太多的报道，只需点击“甘建华-新浪博客”就可见盛况全纪录，无需在此赘言。

阅读浸润了湖湘儿女集体意识的《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可以想象这又是一个晴好居的上午，甘建华掩卷思周，案前一梦，与随园先生谈诗论道，品鉴衡阳历代文苑英才，其乐何其融融也。

玄晏先生满架书

30年前，甘建华追随父亲甘琳先生到了青藏高原，后考入青海师范大学。“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曾在校图书馆‘瞒’下过一套五卷本《沈从文选集》。这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图书，只有9块多钱，但是西宁的书店和四川出版社都找不到货了。”甘建华回忆道。

学校图书馆规定，学生每次只能借3本书，还后再借，借期最多3个月。甘建华先借了前3本，几天后，再拿一个同学的借书证借来后两本。半年后，图书馆一再催促还书，他谎说书丢了，被告知必须课以5倍罚金。

当时学校的生活补助费每月20多元，家里每个月再给十几元，刚够开销。为了偿还这笔巨债，他整整吃了一个月的豆腐乳和四川榨菜。罚款总算缴了，可他也因营养不良而昏倒，看病和补充营养又花了20多元。

甘建华说：“后来我能成为一个写作者，与《沈从文选集》的影响不无关系。我的藏书经历，也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入校报到是1982年9月14日，正值全省大学生国庆征文比赛，他试着投了一首诗歌《我们正年轻》，结果获了二等奖第一名，于是同学们都叫他“诗人”。他本来报的是中文系，却被地理系录取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老师是很不赞成学生“不务正业”的。他只有偷偷地读中外文学名著，悄悄地与中文系师生交往，还与同好创办“湟水河”文学社，担任社长和主编，出了一本油印刊物《湟水河》。

大学毕业前夕，甘建华主编出版了青海历史上第一部大学生文学作品选集《这里也是一片沃土》，并谢绝留校或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去了柴达木盆地的青海油田。在那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环境最艰苦的油田，他开始了青年时代一段苦难的历程，同时也掀开了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章。

——他从西部走过，西部不会忘记。2012年8月，在离开青海20年后，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接连以两个半版推介他，纪念他曾在高原上读书、工作、生活的青春岁月，“也是馈赠给这位西部之西文化拓荒者最高贵的礼物”。9月，青海省文联主管主办的《青海湖》文学杂志，隆重推出甘建华的长篇散文力作《冷湖那个地方》，并赞叹他为“一个牛仔，一位英雄，一面风中飘扬的旗帜”。《青海石油报》则以一个图文并茂的整版，推出全国知名记者凌须斌写的《西部之西唱大风——著名作家甘建华印象记》，在中石油系统和青海省引起了强烈反响。

参加工作后，甘建华做的是编辑记者，阅读面就更宽了，像所有的文人书痴一样，对同一个作家的同一部著作，他喜欢收集几个版本。他从油田一位作家那儿，借到一本俄罗斯著名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玫瑰》，为之神魂颠倒，再没有还给对方。为此，“请对方吃了好几顿饭，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可是对方还是不怎么乐意”。后来回到湖南，他曾一次性购买了十几本《金玫瑰》，邮寄给了那位借书者和其他的朋友。

因为在油田工作，丁玲的学生、柴达木文学创始人李若冰先生的《柴达木手记》，成了他的枕边书，也可以说是励志读物。1991年4月，在风沙弥漫的冷湖，他写出了长篇散文力作《烛光映照〈柴达木手记〉》，刊载在《石油文学》文学杂志上。再过10年，他在广州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集《西部之西》，获得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小说类第一名。时任陕西省文联主席的李若冰先生，在《文艺报》发表书评《甘建华的大漠情结》，后来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若冰文集》第四卷，可谓殊胜因缘，后先增辉，平添一段逸闻趣事，堪称文坛佳话。

有人说，阅读是一种命运。冥冥之中，在这些书里总能找到现在甘建华文史写作的影子。可以说，这些书影响了甘建华的文史笔记写作观：“文史笔记的写作，我以为不能过于严肃和理性，那样就会显得生硬和学院化。但也不能戏说，不能附会，不能沿袭，不能剽窃，要注意考辨，注意分析，注意真伪，注意搜集与传主有关的各类素材。”

当甘建华决定研究湖湘文化、衡阳地方文化时，家里的图书已经如林，跻身“衡阳市首届十大藏书家”之列，所谓“秋光何处堪消日，玄晏先生满架书”(清代陈奕禧诗句)。

为了研究和写作，他翻阅了历代省府县志及《彭玉麟集》《石鼓书院志》《南岳志》等。现当代学术著作也成为他写作的基石，如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文选德《湖湘文化古今谈》，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江堤《山间庭院》《书院中国》，朱汉民《湖湘学派源流》，蔡栋《湖湘文化访谈》，王立新《湖湘经世名贤传》，万里主编的《湖湘文化大辞典》，董正宇《方言视域下的文学湘军》，戴述秋《石鼓书院诗词选》，邓秋林、张齐政《寿山说寿》，等等。

《湖湘文库》已经出版了200多本，他有选择性地收藏了几十本，从中考究文史，寻章摘句，旁搜远绍，串珠缀玉。

他搜罗的有些书不仅是写作参考资料，本身还极具地方文献价值。萧一湘的《天堂脚印》上册，因为涉及解放前后常宁市许多真人真事，曾经引起很大的风波，后来常宁官方勒令收缴予以焚毁。2011年3月，甘建华听说这件事时，萧老先生已经下世一年。为了找到这部奇书，他发动常宁几十个朋友寻觅，历时多日，终于找到一本，如获至宝。

蓝墨水上游交响曲

甘建华了解、接触湖湘文化，始于2003年夏天，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在岣嵝峰举办的一次湖湘文化学术讲座。从衡阳市社科联原主席、著名船山学者肖起来先生那儿，他知道了湖湘文化“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2004年4月，甘建华创建衡阳尔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两年后，又创建了湖南尚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曾经结下的广泛人脉，以及本身具备的经商天赋，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快成为湖湘新一代儒商。“但做生意并不是我的强项，内心里我并不羡慕资产阶级，只向往海外中产阶级的闲适生活。他们那种人生与中国传统文人是一个层面的追求，与世无争，平和处世。”于是，他选择了读书，“时间久了，读的书籍多了，看的东西多了，想的问题多了，见的面目多了，就想到要为衡阳接续文脉”。

当时，甘建华手头可用的正史最早是明代嘉靖《衡州府志》，而披阅清季以来尤其是当代著述，所在错讹颇多，疑惑重重。但是他确信，“芸窗读书，灯下披阅，韦编三绝，你不负书，书亦当不负君。”

他首先编撰《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收录了既往史志所载文化名人，搜集了现当代人物小传，结合学术顾问们的意见，集结了上自东汉蔡伦，下至当今，包括本籍、客籍的999位文化名人的资料，搭建起了衡阳地方文化研究的框架，在蓝墨水上游奏响了一阕盛大的交响曲。

“事实上，我所撰小传绝对不止999个，至少有1500个，还不包括附传，涉及人员当以数千计。学术顾问们的意见是入典人员不要太多，他们一人勾掉了一批。我先是采录777个，波音777嘛。后来见可录人员太多了，就想取888个，随俗图个吉祥。还是不行，就到了999个。为什么是999而不是1000，我的想法3个9是大数，衡阳历史上不会少于1000个文化名人，看官您可能就是那第1000个，我不写了，您自己争取吧!”甘建华说。

从此以后，写作中需要什么样的资料，他首先会调阅相关的辞典信息。当然，他的写作没有功利性，也没有谁催着他尽快出版，可以不断地修正辞典中的错讹，补充新的考据，增添新的内容。现在只要上网搜索衡阳文化名人资料，它的编撰者除了甘建华，还是甘建华，百度百科已经把他列为最重要的撰稿人。

甘建华说：“我的研究与写作方向是衡阳文化名人，界定范围就是文化名人，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历史名人。虽然与政治名人、军事名人、经济名人、教育名人等等会有交叉，但他必须首先是文化名人。即使他在历史上是以其他身份出场，但我关注的也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存在，作为文化名人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他。”

也正是在这999个文化名人中，甘建华归纳、提炼了《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写作的困惑就是这样化解的”。

“一纸圣、二状元、三学宗、四耆宿、五书家、六僧道、七贤人、八画师、九文士、十世家”，这些中流砥柱，这些江山人杰，让湖湘文化重镇衡阳的文脉形成气候，汇入自屈原、贾谊以来的“蓝墨水的上游”，也在甘建华的案前激起朵朵莲花。

朱熹、张栻石鼓书院会讲，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李白究竟来没来过南岳?央视百家讲坛知名主讲人康震在耒阳“杜陵书院大讲坛”的讲课为什么会让人拂袖而去?自唐代开科取仕至清末终结，在长达1300年时间里，衡阳历史上到底出了多少个进士?中国十大古琴名曲居然会有三首出自衡阳?海峡两岸的言情文学大师琼瑶、海岩真的都是衡阳人?等等，等等，甘建华一一给出了确凿无疑的答案。他甚至提出“湖湘名人蔡伦始”的观点，在“蔡伦的发明创造与湖湘文化的源流关系”这一课题上寻求突破。

《威廉•燕卜荪的南岳之秋》以近乎精美的文字，深情追忆上个世纪30年代，在抗战烽火的阴影下，英国剑桥诗人威廉•燕卜荪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文学院学子讲授新诗，中国现代派诗歌在南岳衡山掀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董正宇教授认为，此文“所展现的世界眼光，大大地突破了衡阳文化这个窄小的圈子，也提升了甘建华文史笔记的整体文化品位”。中国作协会员、文学评论家任美衡博士认为，“甘建华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写作领域，就是湖湘文化也必须重视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王宏波在《文艺报》上看到此文后，几次打电话给甘建华，说他们正在做一套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教育方面的丛书，约请他为出版社写一本威廉·燕卜荪与西南联大的专著。

《衡阳师院学报》主编、历史学家张齐政教授在《解开衡阳历史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中说：“目前从事衡阳历史文化研究的有三支大军，各自为阵，老死不相往来，只有甘建华先生把他们整合起来了。他的文史研究，应该说是将来衡阳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

甘建华说：“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从善如流，不管是学术顾问还是其他人，只要对我的书稿提出意见，哪怕改动一个字，我都会虚心接受，并且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中。”

他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其中得到学术顾问戴述秋、萧培、胡均亮、杨宝霖等人的帮助最多。戴述秋老先生把他辛辛苦苦搜集订正的诗歌及诗人小传，拷贝一个光盘交给甘建华，让他直接引用，为写作《诗话石鼓》《石鼓书院七贤》《石鼓书院的山长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李清白、胡均亮、杨宝霖、周振志等书画家，为其写作《衡阳画语短信录》《衡州印坛点将录》及诸多书画名家的篇什给予指点，使他关于这一类的文章给人一种“不隔”的感觉。

就这样，甘建华以一己之力，集合众人的智慧，“把衡阳文化推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圳文化名人刘满衡语)。

谁能陪我去衡州

走出书斋的田野考古，让甘建华获取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写作起来收放自如，不打诳语。衡阳地方文化民间研究专家萧培老先生，就把家藏的衡阳地方文史资料无私借给他，并很多次陪同他作田野考古。

晚清湖湘大儒王闿运，祖籍衡阳西乡，曾在衡州(今衡阳)前后呆了37年，其中在湘江河中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掌教25年。他遵循好友彭玉麟的遗愿，力倡船山学说，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材，弟子著名者杨度、刘揆一、杨钧、齐白石、释敬安、夏寿田、蒋啸青、马宗霍等，皆自东洲岛顺江而下，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为了写作《东洲桃浪》这篇文章，甘建华前后花了4年时间，到船山书院旧址考察过不知多少次。他到过王闿运在日记、诗文集中记述的衡州许多地方，甚至比较过晚清衡州人的饭菜与现时衡阳农家乐土菜有些什么区别。他多次带领省城媒体的记者上岛寻访，力图与吕叶等有识之士恢复旧日船山书院的兴盛景观。

“将来如果有可能，我还要写作一本《王闿运评传》。”甘建华说。

2008年10月中旬，甘建华来到唐浩明先生在岳麓书社的办公室，拿着一摞厚厚的资料，向他咨询有关曾国藩祖籍的问题。唐浩明先生告诉他，黎庶昌撰写的《曾国藩年谱》中写得很清楚：“曾氏祖籍衡州。”道光十年(1830)，曾氏20岁时，“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从师汪觉庵先生”。曾氏岳家也是衡阳人。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氏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到衡州练兵，湘军这支部队是在衡州奠定基础的。“曾氏与衡阳有着很深的渊源。”唐先生说。

听说曾国藩之弟、同样官居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殁后葬在衡山白果，2009年9月3日，甘建华和衡阳市图书馆丁民冒着烈日到南岳后山白果镇五一村燕居组，在当地村镇干部和曾家守墓将后代的陪同下，考察了虎形山上的“曾忠襄公之墓”。准备打道回府时，他无意中看到符义楚家厨房后面做过沟石的一块石板。

甘建华回忆道：“那天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提醒我，叫我翻过来看一看，结果发现就是当初曾国荃儿子买山做坟的地契界碑，‘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孟冬月立’”。他把情况告诉了衡山县文物局，他们考察后定为县级文物。过了一段时间，曾国荃第六代外孙陈力知道了这件事，特地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并邀请他到长沙陈家去玩。

衡阳乡间俗语“王家祠堂花艳艳”，不是说衡南县渔溪王家祠堂的花草树木长得多么好，而是说它的石刻木雕绘画艺术非常有特色，据说这里面也有甘建华祖父、曾被称为“衡州小木王、活鲁班”玉林公的功劳。王氏一脉最有名的人物叫王诏，明代正统年间进士，做过工部侍郎，死后加尚书衔。他的诗文写得不错，府县志上留有遗篇，衡阳西郊雨母山帝喾祠碑文就是他写的。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家祠堂和相关资料都写着“王昭”，去年衡南县一本内刊还做了王家祠堂一期专号，所有的文章从头到尾都写的是“王昭”。甘建华查阅《明史》《湖广通志》《清史稿》《湖南省志》及历代《衡州府志》《衡阳县志》《清泉县志》，都没有发现“王昭”这个名字，只有王诏。他告诉那些自称工部尚书后裔的人，说他们把祖宗的名字搞错了，他们都答应一定要改过来，过后却一直没有动静，“主要是没有人来牵这个头”。

清末翰林陈嘉言及其第五个儿子、现代大画家陈少梅，是衡阳人引以为荣的杰出人物。甘建华与湖南诗人吕宗林、山东画家高波，亲赴衡东县城关镇鹤桥村陈家大屋考察后，写作《“铁面御史”陈嘉言》《衡山陈氏文化旺族》两篇文章并上传新浪博客后，远在深圳的陈长龙发来电邮说：“您的文章丰富多彩，纠正了此前关于我的祖父和父亲的许多错讹之说，看后深受感动并致谢。‘关注衡山陈氏二十年’，看来您深入研究过衡山陈氏的历史，远胜过我们这些后人。”

说起清代湖北巡抚、著名文献家常大淳，常被误传误写为“常大惇”，这就更有意思了。甘建华查找发现，出错源头在1994年《衡阳县志》第579页，上面有“常大惇”的小传，以后就有人跟着错，一错再错。2009年12月24日，他与原衡阳市副市长杨东林先生，赶到衡阳县金兰镇香花村香花堂，了解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一家的情况。路过瑞芝村常大淳故居，特地下车询问到底是常大淳还是常大惇，当地人众口一词说是常大淳，族谱上就是这个名字，史志上都是这个名字。因为之前有一本书上写的是“端芝村”，所以，杨东林先生指着“瑞芝村”那块界碑说：“拍下来，将来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甘建华一直想找到前清兵部尚书、画梅名家彭玉麟的后人，但是未能如愿。曾经得到信息说，彭玉麟有一个曾外孙女在衡阳市自行车厂工作，他于是与朋友罗厚山跑到市郊金甲岭，找到了老厂长。厂子早就倒闭了，据说这人搬到了城里。按照老厂长提供的电话，一拨，空号。

岁月晴好心安在

2012年2月19日，由湖南省、衡阳市两级湖湘文化研究会及市作家协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以及驻衡高校南华大学洛夫与湘南作家研究中心、衡阳师院当代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 30余名专家学者、作家诗人汇聚神龙大酒店，参加甘建华文史笔记衡阳研讨会，热烈探讨《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的学术价值、治学精神与写作特色，为衡阳文化塑城加油给力。

嗣后不久，传来“甘建华新著全国摘金夺银”的消息：《蓝墨水的上游》获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第十届“中华颂”全国文学大赛一等图书奖，《威廉•燕卜荪的南岳之秋》获《散文选刊》杂志全国文学奖征文二等奖。接着，中国散文学会发来通知，他的作品《洛夫的乡情》《牧童遥指杏花村》分别入选《中国散文大系》抒情卷和旅游卷。

6月初，甘建华不负众望，顺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翻开以衡岳湘水为封面的《江山多少人杰》《蓝墨水的上游》，衡阳历代文化名人缓缓走来。

《江山多少人杰》涉及衡阳文化名人35个，其中作古者21人，健在者14人。《蓝墨水的上游》以《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为引子，拉开了宏大的叙事框架，书中客籍人物强调其对衡阳历史文化的贡献，本籍人物突出其在湖湘文化长河的地位。

无论是为古人树碑，还是为今人立传，都逃不过世人的法眼——“文化人物的可爱性情，文史写作的应有品格”。

洛夫先生破例为其所作《蓝墨水的上游》序言中，慨然说道：“衡阳文化在走过2000多年历史后，终于等到甘建华来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了。”

2010年11月，为了让湖南省作协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唐浩明先生为《江山多少人杰》作序，甘建华当面呈上全书打印稿。十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他尚在睡梦中，先生打来电话：“建华，我已经把序言寄给你了。”他收到后一看，先生居然于百忙之中挥写了2000余字，并多处匡正了打印稿中的谬误，序文结尾还说：“甘建华的功德岂可一时而论哉?我为家乡拥有如此俊彦后学而欣慰和自豪。”甘建华说：“我当时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老婆、孩子都笑我‘疯了’‘太浅薄了’。随她们怎么嘲笑挖苦，我反正是‘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甘建华的文史笔记除了得到洛夫、唐浩明、琼瑶、龙应台、何满宗等文化大师的联袂推荐，目前海内外已有60余位专家学者撰文探讨其写作特色及学术价值，上千位读者在网络或短信畅谈感想，《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羊城晚报》《三湘都市报》《湘声报》《书屋》《文学界》《湖南作家》《文史博览》《文史拾遗》《衡阳日报》《衡阳晚报》《南华大学学报》《衡阳师院学报》《衡阳通讯》《石鼓文化》《衡阳作家》《荷风》等纷纷报道书讯或发表专题评介，《新视报》和香港《名家》杂志将甘建华作为封面人物，并分别配发两个和四个文图专版隆重推介。

在甘建华文史笔记衡阳研讨会上，衡阳市作协主席陈群洲说甘建华是“湖湘文化修谱第一人”，这句话后来赫然成为《潇湘晨报》的新闻标题。

成都军区正军级创作员、著名画家蒋宜勋，在阅读他的新著、听说他的传奇后，非要亲眼一睹真人，多次邀请他到四川一游。2012年3月底，当他与甘建华、王锦芳夫妇在成都双流机场一打照面，就连声感叹：“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更胜闻名。”

深圳山风书画院院长崔一鹗，湖北美院教授肖成章，西安美院教授陈兴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张方白，甘肃省美协副主席蒋文忠，新疆书画研究院女画师齐社君，青海省书协副主席石力，长沙著名书画家姜坤、郑小娟、王琼、弘征，株洲美协主席洪涛，湘潭著名书画家黄苏民、何雷衡，永州著名画家海天，桂林著名画家刘学多，美国现代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刘震亚，香港花鸟画家仇振霖，以及衡阳众多的书画名家，因为“甘建华让我们领略了中国书画的美感和尊严”，纷纷给他赠送书画精品力作，以至于晴好居几乎成了一座艺术馆。

另有两个事例，说来饶有风趣。一个是衡南县信用联社员工、人称“伍大侠”的伍卫军，一个是货的司机蒋松林，因为结识了甘建华，因为阅读了他的文史笔记，因为“真正体会了文化的快乐”，原本不知诗为何物的“两个粗人”，居然苦思冥想数日，分别“赋诗一首赠甘兄”。

2012年8月20日，《樵客行——欧伯达书法人生》首发式暨欧伯达先生遗作展在衡阳市博物馆举行，这是继6月16日承德首发式之后，南北两个城市的再度文化携手和深度文化默契。首发式堪称衡阳、承德两地党政领导、文化名人、欧伯达门生故旧及各种媒体的集会，上千人见证了这一书坛盛事。

那一天，甘建华带着18岁的女儿甘恬出现在首发式上。一片繁华锦绣中，他的表情十分淡定，而与各路文化人握手致意时，却又显得异常谦和。其实许多人都知道，他就是这场文化功德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的报道和宣传为证，有河北众多名家赠送的书法精品和赋诗为证。

首发式宴会结束后，甘建华驱车回到华新开发区银泰红城的别墅中。准备入读澳门科技大学的甘恬，哼着歌儿为父亲开门，深红色大门徐徐掩上，也将北京荣宝斋原副总经理、书画收藏鉴赏大家米景扬题写的门楣“晴好居”，洛夫先生所书清代状元衡山彭浚撰写的门联“静观流水乐今日;好向春风怀古人”，以及何满宗亲书挂在大门右墙的一块字匾显露出来，它们都是由湖南工艺美术大师张建华在红木上镌刻的。字匾是唐代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诗歌《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

甘建华说，这就是“晴好居”的出处。而此生秉持仓山志，学得随园半生闲，也是他始知天命的由来。

(本文原载《荷风》2012年总第6期)

何芬，女，衡阳日报、衡阳晚报副刊中心副主任，衡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