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12月17日 雨 星期一

党的十八大之后，有许多现象值得思考和回味，比如广东反腐的“大动作”，比如微博举报官员的“热潮”……这是政治清明的体现，是执政党开始自省和自纠的体现。然而，它同时也是情况非常严重、问题非常复杂、时机非常急迫的一种体现。反腐大动作与举报热潮背后的现实是：看我们糜烂的程度有多深!这种糜烂在教育领域同样见惯不怪，看看那些禽兽校长、龌龊教师对孩子们的身心侵犯，看看那些女教师受到的莫明摧残与遭遇，看看校车上不断发生的事故……在官场上有的问题，教育领域无不存在。因为当下的教育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官场。中国怎么办?改革向何处去?

新履职的习总书记南巡广东考察，不封路，不限行，住普通套房，吃自助餐。民众一片叫好。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政治作秀的总书记，看到的不是催人泪下的“影帝”风格，而是平常、切实地为人民着想，为人民的方便着想。可是，只有总书记心里装着人民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某届总书记心里装着人民是远远不够的。执政党务必制订日常化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与措施，使每一位党员干部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这就是我们改革所必须遵循的方向!舍此皆为穷途。

吴敬琏在《读书》杂志第12期撰文疾呼《重启改革议程》。一个“重”字，内藏多少玄机啊!“重”意味着曾经改革过，但后来停下来了;“重”意味着山重水复，看不到方向;更让人担忧的是，“重”还意味着能否再启，不得而知。

吴敬琏严厉批评了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论”——如果说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更为强势，有着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不彻底。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之所以难以再向前推进，关键在于政府和官员舍不得放下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几近无法无天的裁量权正是腐败的温床，是权力寻租的天堂。倘若再不重启改革，仅靠官员的人格魅力来执政治国，腐败问题不可能解决，社会矛盾亦必将“山雨欲来风满楼”。吴敬琏说得好：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化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12月20日 阴 星期四

临近岁末，工作更加忙碌，诗歌的热潮也接踵而至。昨晚6点，原“新乡土诗派”主力成员吕叶召集部分长沙诗人到熬吧聚会，与会者还有欧阳白、杨林、邓如如、汤凌、马随、周过、拾七、汤文培，来自湖南涉外学院的李璐，来自四川成都的诗人李兵，来自河南、现在《潇湘晨报》工作的年轻诗人褚平川等。

我与吕叶约摸二十年前见过一面，印象模糊了，但对他的诗我是一点也不模糊的。谢宗玉在湖南作家网开办“湖南实力派诗人展”，我就曾力推吕叶。吕叶召集我们的目的是想筹备一个“湘诗会”，不定期请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专门就某一位诗人的某一部作品进行点评、交流与讨论。这个想法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杨林是第一次见面。他也曾参与“新乡土诗派”，还和胡述斌一起编过《诗歌导报》。我见到他首先向他道歉，因为五月份李少君打电话给我，问我长沙有没有一个叫杨林的诗人。我说，没听说过。结果他就没来参加杨林的诗歌研讨会。可见我的孤陋寡闻害人不浅。杨林讲述了他明年将在诗坛开展的一系列大动作，他对诗歌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枕与才干，时下真是难得。

邓如如带了最新出版的《湖南诗人》来，她说，这一期的诗歌水准在圈内反响很好。祝贺她，祝贺《湖南诗人》，几经努力，打响了第一炮。

12月22日 晴 星期六

昨天是传说中的“末日”，长沙的天气不太好，风大，阴冷，还下了点雨。如果末日仅止于此，那也就不足为惧了。虽然我对人类的命运并不乐观，但我从不觉得大自然的末日近在眼前。倒是越来越多的人那种害怕洪水滔天而又唯恐天下不乱的“末日心态”，给这个世界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对于“昕孺阁”来说，昨天还是一个重要日子，它满七周岁了。七年来，感谢朋友们呵护，让它一直不寂寞也不喧嚣，不自馁也不自矜，不完美也不残缺。

年岁渐长，很多雄心俱已泯灭，唯有对于文字的热爱，与日俱增。

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归宿，我觉得最值得自豪的一点是，我这辈子绝不可能有“惶惶不可终日”的那天，得失荣辱，仿如瓶中之水与河中之水，皆水而已。我希望能和朋友们一起，享受接下来的生活，读书、写作，继续学习思索与关切。让我们重温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言：

“我们从自己内部穿行，遇见强盗、鬼魂、巨人、老者、小伙子、妻子、遗孀、恋爱中的兄弟们，但我们总是遇见我们自己。”

12月26日 雨 星期三

今天上午，收到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发来的传真，拙作《父亲的清明节》荣登“2012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邀请我于元月初赴南阳参加颁奖晚会。

时下各种年选与排行榜很多，对此不必太当真。但这种无须申报材料、无须打通评委关节的获奖，虽然同样具有较大偶然性，我还是能接受的。何况，可以与国内第一流散文家面对面进行交流，还能为杂志的几个“名家”栏目约约稿，何乐而不为!感谢鹏飞和理勇，在年终百忙之际，为我放行。我也十分期待自己的首次南阳之行。

2008年，我发表在《安徽文学》的长篇散文《灵魂的入口》也曾跻身中国散文的年度排行榜。这次入选的《父亲的清明节》其实是前年写的作品，最初发表在周闻道主编的《在场》杂志上，继而成为蒋建伟主编的《散文选刊》原创版今年第3期头条。随后被选进哈尔滨、盐城等地的中考语文试题。建伟在长篇评论《2012年中国散文漫淡》中还提到了它。

感谢建伟兄，感谢《散文选刊》，感谢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

12月28日 阴 星期五

李天斌是我的贵州文友，以前在组织部门工作，他是个很感性的人，诗情与友情渗进了他的骨子里。我认识在组织部门的诸多文友，他们都有性情，重感情。但际遇不太一样，有的在这样的部门如鱼得水，有的则另择枝而栖。天斌后来到文联，成为关岭县文联《滇黔锁钥》杂志的主编。

我到过开阳，没去过关岭，杂志上打的县名颇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从刊名看，它应该与云南毗连。那一定是一个多美景、多歌舞、多民间手工、多诗人和艺人的地方，令人向往啊!蒙天斌兄约稿，《滇黔锁钥》今年第3～4合刊发表了我的散文《母亲的六十年》。明年，我的母亲就满七十岁了。这篇文章，权当作献礼吧。

天斌还刊发了我推荐过去的鲁迅文学将获得者成幼殊老师的长诗《榕树的长胡子和丹青老英雄》。我和幼殊老师、雪漪曾一起赴贵州开阳县参加过散文诗笔会，看来我们和那片美丽、神奇的土地挺有缘的。

与河南濮阳书生王金魁在东莞读书年会上一见如故，他一口气给我寄来了他编者的《简堂简语》以及他主编的《书简》杂志第17、18、19辑，可惜大多是毛边书，仿佛我来到一栋久已向往的房屋前，它却关着门。我只能在外面逡巡，而不会推门而入。给金魁写邮件，嘱他以后别寄毛边书给我，毛边本是收藏家的爱物，我不太习惯。

12月30日 晴 星期日

昨天雨加雪，长沙天气十分寒冷。又是诗歌，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温暖。晚上7点半，在小吴门熬吧会所，“湘诗会——好诗来相会”第一场拉开帷幕。

我六点多从单位赶到熬吧时，众诗人正在六典包厢喝酒吃饭。

见到了久违的湖北诗人柳宗宣。他曾在《青年文学》担任诗歌编辑，现在江汉大学文学院教书。与他同校，还有一位我的诗友，刘洁岷，二十年没联系了;与他同城，还有一位我的诗友，高柳，据说现在是《今古传奇》杂志的老板，也有很多年没联系了。我托宗宣问高柳和洁岷好。

见到了一直没见过面的“新乡土诗派”成员楚子。他说，他夫人从浙江嫁到湖南来时，那边的人都以为她是嫁给了一个叫“吴新宇”的诗人。我连连说，托老兄的福。

见到了剪成短发的远人，他脸色稍显苍白，话不多酒也喝得不多，但会上的发言很精彩。

第一次见到资深诗人未满;第一次见到年轻诗人阿鲁，小伙子清秀腼腆，我们合了一影。第一次见到蓄了胡子的白木，他变化最大，是一种让人感到快慰的变化。

我坐在欧阳白和易彬之间，他们两个频频互相敬酒，有如隔山打牛，弄得我也沾了不少酒气。吕叶担心欧阳白喝多了不利于主持，他说，那你太不了解“欧阳白酒”(马随语)啦!果然，在七点半开始的“湘诗会”上，容光焕发的欧阳白妙语连珠，把整个会场带动得风生水起。

湖南不少诗人都到了。连近来很少参加活动的韦白兄也大驾光临，起伦来了，汤凌来了，邓如如来了，易安来了。80后诗人马随、平川、余毒、周过、苦茶来了。熬吧本就是诗人十七的地盘，他自然满脸笑容地在一旁张罗着。

“湘诗会”每期研讨一位诗人的作品。本期研讨的是吕叶的《楚地十四行系列组诗》。欧阳白主持，然后是九位主评人的发言，因常德诗人程一身请假，只讲了八位。我被安排在第一个出场，其余七位是：远人、李兵、楚子、柳宗宣、湘莲子、王晓和白木。

我谈了与吕叶的交谊，简单介绍了“新乡土诗派”，最后选择了《楚地十四行》组诗中第二首《楚：渡》，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逐字逐句逐段，像解剖麻雀一样，向现场的诗歌爱好者们演示一首好诗是如何产生的。效果似乎不错，我听到了掌声，当然，掌声是给作者吕叶的。

诗会还可更完善。比如，朗诵环节可以缩短，不一定要全部读完，读一两首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请名家朗诵，请现场观众即兴朗诵更好。还有，九位主评人稍多，五位就差不多了。诗会的主体部分最好在两个小时内结束，以避免观众疲沓。

12月31日 晴 星期一

《温州读书报》第12期刊发了我的《东莞年会日记》大半篇幅，礼阳兄来函说，余下的三分之一将在2013年第1期续完。这算得上是连接两个年份的一道桥梁了。

回顾整个2012，读书与创作只能说维持在比较正常的水平。读书不少，多不求甚解;写字也不少，多流水账簿。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扑在《他改变过教育——教育家罗崇敏》一书上，春节期间最后一次赴云南采访，回来后将初稿完全打乱重写，8月和11月又分别做了两次较大的修改。这部书花了我三年多时间，让我了解罗崇敏，了解云南，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教育之痛。但它能否出版，何时出版，我心里也没有底。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运，只能顺其自然。今年创作上的另外一个亮点应该是长诗《原野》。这首诗也写了近三年，但今年写出了整首长诗最为壮丽的部分，希望2013年能将它顺利完成。

今年发表的作品并不少，但除了读书随笔和日记，小说、散文大多是以前写的。要感谢发表拙作的海内外报刊，如《青年文学》《诗刊》《湖南文学》《西南军事文学》《青年作家》《创作与评论》《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新地》《新叶》《中国诗歌》《绿风》《秋水》《中国工人》《湖南教育》《羊城晚报》《深圳晚报》《长沙晚报》《湖南工人报》《岳阳晚报》《汕头日报》《旱码头》《知觉》《悦读时代》《书脉周刊》《温州读书报》《译林书评》《印象》《水仙阁》《芳草地》《资江源》《滇黔锁钥》《长江诗歌》《诗春秋》《湖南诗人》……

本来以为今年至少会出一本新书的，遗憾未能如愿，来年再努力。

后记

写日记始于小学三年级。我的老师是一名知青，叫金小熙。那个暑假，她带我从乡下到长沙城里玩，住在她家。她每天带我看一场电影，前提是我必须坚持写日记。于是，便养成了这个习惯。但后来我写日记并没有天天写，学业紧张，只能写一些“偶记”，不给别人看的，自己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读大学时，开始写诗，一天一首，甚至多首，恩师戴海戏称我是“把诗当日记写”。毕业后，因为好读书好交友好旅行，所以时常将自己的见闻感受记下来，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但两三日、四五日一记总是有的，我称之为“打三天鱼，晒一次网”。自牧先生和晓明兄主编的《日记报》是最早发表我日记的刊物，我记得我发表的第一篇日记题目就是《文坛边上》。因此，这本日记结集以《文坛边上》名之，既贴合文本内容，又含有怀旧与感恩之意。

我出过一本日记，那是2006年，我将主持《大学时代》杂志社期间写的工作日志结集，取名为《一个青年杂志人的心灵史——〈大学时代〉主编日志》。这本日记由海南出版社付梓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反响。很多杂志人和大学生写信给我，有的索书，有的寄书来要我签名，有的寄上自己的读后感。著名书评人、湖南《晨报周报》文化版主编袁复生说：“这本书应当成为高校新闻出版专业的必读书。”

这句话鼓舞了我。鼓舞我继续写日记。2005年，好友欧阳白、吴冬、江南雪儿鼓励我开博客，于是在天涯社区注册“昕孺阁”。每当写了日记之后，我就第一时间刊发到博客上。从2005年12月至今，博客点击率超过三百万人次。很多朋友相距天隔地远，平生难以见到几次，但我们经常相聚在博客上，交流心得，指点江山，一如促膝晤谈，同样兴会淋漓。

感谢好兄弟于晓明!他读我的日记，发表我的日记，鼓励我写日记，还要想办法出版我的日记。岳飞曾经感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而我有晓明这样的知音，那根日记之弦看来是断不了了。吁，其乐何如!

吴昕孺

2012年岁末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