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9月28日 晴 星期五

我现在一年写诗较少，大概不到三十首吧，发得就更少了，尤其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所谓“官方杂志”上。杂志分民间与官方，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暂且不去管他。但有一本杂志我基本上每年还能亮亮相，那就是中国西部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绿风》了。

《绿风》的主编曲近，是一名优秀的边塞诗人。上世纪末，我和我的同事李正军去新疆出差，因我的老师戴海在石河子生活、工作了17年，我们特意跑到石河子，带了那里的一瓶泥土回来送给老师做纪念。在石河子，我见到了曲近兄，他像西部一样质朴、宽厚和热情，但身形瘦弱，寡言少语。他请我们吃饭，然后带我们到刚落成不久的艾青博物馆参观，《绿风》编辑部就在馆内，那时它的主编是一名叫石河的老诗人。此后，曲近兄每当出了诗集，就送给我学习。而我发现，不仅他的诗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近些年散文也写得相当棒。厚积而薄发，曲近兄是一个榜样。

前几天，收到《绿风》第五期，刊发了拙作三首：《一面镜子从天而降》《蝴蝶》《秋天的原野》。这一期头条“三弦琴”推出的是现居北京的重庆诗人唐力，早一向在常德诗人节上刚认识他，同样的质朴、宽厚和热情。从《绿风》上得知，唐力是重庆大足人，大足我不仅去过，而且还认识那里一名很不错的女诗人红线女，还认识那里一位同样很不错的散文家吴佳骏。大足以古代石刻著称于世，我想，只要有了唐力、红线女、佳骏，那里的现代文化便足可称得上一片耀眼的绿洲。

9月29日 晴 星期六

时序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大的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的有家长里短诸多日常物事。其实，这些事几千来一直在发生，并不是现在独有的，但哪怕是同样的事，发生在千年前和千年后肯定会有不同的内涵。

于是，几年前，我生发了以词典的形式，为21世纪建立一份档案的想法，陆陆续续写了两三万字，着重探究这个世纪以来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特征与心理变化。这样的文字不太可能泛泛而谈，因此很难找到知音。因为难写，所以更难读。因为难写，我写到两三万字的时候就停下了。然后，试探着想为这些篇章找个地方发表一下，听听读者们的意见。毫不意外的是，很少有刊物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倒是我将它们贴在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之后，有一本命名为《心潮》的书，将其收录进去，我在江南雪儿的博客上看到目录，但至今没收到样书，也不知道那书最终出版没有。

还是要感谢《青年文学》，他们在今年第9期“现代笔记”栏目刊发了《世纪词典》中的八个词条，计有：《界限》《疾病》《譬喻》《抑郁》《死亡》《病人》《宽恕》《速度》。好像一头母猪一窝下了八个崽子，内心有一种丰收的喜悦。该刊执行主编唐朝晖在谈到这组随笔时，只说了两个字：“很好。”我不知道这次发表，能否激励我继续将这个系列写下去，但愿有一天，从我的内心能生发这样的力量。

10月11日 晴 星期四

半个小时前，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中国作家莫言，授奖词为：“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现代融为一体。”

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情。莫言获奖的意义，不言自明。虽然这个奖只是莫言个人的，它只是一个纯个人性的奖项，但它的世界意义与顶级水平依然赢得最为广泛的关注。依仗所谓十多亿读者的民族主义心理，漠视甚至贬损诺贝尔奖的诸公，散发出来的无非是极其浓烈的酸味与戾气。

应该说，莫言这次获奖实至名归。这不是说莫言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至少我认为世界上比莫言更好而尚未获奖的作家还有奥兹、石黑一雄、卡达莱等。但莫言无疑可以跻身世界优秀作家的行列，它比前几年获奖的高行健、勒克莱其奥、凯尔泰斯·伊姆雷都要好，至少可以与莱辛、戈尔丁之流比肩。

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位置和尊严，但这不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天才与勤奋，并没有奖励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国内文学界或许很多人都会对莫言获奖不以为然，我希望这种“不以为然”，不是体现为一己的失落，而是真正认识到文学探索的永无止境，真正认识到文学对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作用，真正认识到文学本身的奇妙与沉重。

10月13日 阴 星期六

莫言获奖之后，一时成为中国文坛和社会的热点。看到有记者采访莫言，得到奖金要做什么?莫言说，想在北京买房，买大房子。记者提醒他，750万奖金在北京也只能买个120来平米。这时，地产大佬潘石屹还不忘插科打诨地问道：“有北京户口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段子。看上去似乎不是，是新闻报道。

既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中国最优秀的当代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前，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我在想，那么大的北京，北京那么多大房子，究竟是些什么人住在里面?写了11部长篇小说、出版著作数十部的一位著名作家，竟然至今委屈在首都的一个蜗居里，中国对待文学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看看我们文学报刊的稿费标准吧，看看出版商对作家版税的威胁与挤压吧，看看那么多优秀作家对权位的贪婪和嗜好吧……

获奖的毕竟只有一个莫言，诺奖毕竟不可能年年来照顾可怜的中国作家。北京的大房子，或许永远只是众多北漂作家的一个黄粱梦。

笑贫不笑娼，这个古老国度的传统力量是多么强大啊!难怪，莫言在家中接到获奖电话时，他是那么“狂喜而惶恐”。或许，他狂喜的是，终于有钱买大房子了;而惶惑的是，自己一跃而为中国作家圈中的富人，会不会同时也成为“房子梦想者”的众矢之的呢?

在为莫言获奖庆贺之余，也为僻处陋室、辛勤耕耘的众多中国作家喟然一叹。

10月19日 晴 星期五

《桃花源诗季》2012年秋季刊，有关于第六届常德诗人节的特稿，那个诗人节我有幸亲身参与，一睹盛况。“诗空璀璨”栏目刊发了娜夜、田禾、韩文戈、俞昌雄、离离五位诗人的作品，我最喜欢娜夜和俞昌雄的，其余三位作品一般。

我个人认为，娜夜与路也无疑是当代女诗人中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其他无论80后、90后，或者打工派、新生代，目前都不能出其右。她俩正好一东一西，如果再加上南北，广东有郑小琼，北京有安琪;如果再加上中部，那就是湖南今年去世的唐兴玲了。娜夜与路也，娜夜诗歌气质更好，路也写作才情更足，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诗人。

“每季之星”栏目推出的是常德本土诗人杨拓夫。拓夫的诗干净、清新，有如池塘春草。但他时常一不小心就回到陈旧的套路上，影响其作品的质地。比如《行走的村庄》，后面都写得很好，感情深厚而又节制地引领着诗行，但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开头：“你何时开始了行走/日夜兼程 在漫长的旅途/你在李白的《静夜思》里走/走不出唐朝辽阔的疆土。”这一段，既与后面的风格不合拍，表现手法又很老套，应当“咔嚓”。还有一首《空荡的打麦场》，前面两段很漂亮，第三段突然松懈下来：“步入五月的阳光/回归那一场乡村的交响/捉住那美妙之音/人在当下 让时光汩汩倒流。”如此，诗意便流失大半。

“三湘俊彦”专栏终于找到了一位长得帅、诗也越写越帅的小伙子——欧阳白。我和欧阳白的交情绝不是我在这里推重他的理由，因为我们的交情也不是一两年了，我写诗表扬过他车开得好、人做得好，我写博文表扬过他诗屋办得好，但我不得不说，欧阳白这两年诗歌技艺的突飞猛进，可谓一日千里。这和他潜心于哲学、宗教(佛学)有关，这和他一直与洛夫这样的杰出诗人“教学相长”有关，当然这也和他长期以来车开得好、人做得好有关;最为重要的是，欧阳白对诗歌那种单纯而深切的热爱，让他身上散发出罕见的极为纯粹的诗人气息。

他写《姑苏月》：“钟被那个年轻人用狼毫点了一下/声音不大，但颜色很深，很艺术。”他在《心经》中写道：“所有的苦都从曲折开始，做条直性子的牛吧/厄运到做牛处终止，做了牛，不再言语，冲着山谷喊一声：哞。”他写《鱼吻》：“湖面上明明没有任何/可以叮到的食物，你那瘪瘪的/嘴不停地张合，未必是在/扇动空气，好让这宁静的/水域有波浪的样子?”

这些诗句一读就让人心动，因为它们是诗人独有的，别人从没有这样写过，但读者一出声念出来，就会觉得，它写到了我们的心坎里面。

10月31日 阴 星期三

继莫言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作品进教材又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为进入教材而写作的。毫无疑问，教材是一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作品选本，但由于它面对的特殊对象以及它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并不是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一定都要进入教材，或者说，一本教材一定要囊括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教材做不到，作家也做不到。教材为全国所有适龄儿童与青少年而设，作家却永远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文学创作本身是极为私人化的活动。所以，莫言获奖之前，他的作品没有进入教材，仅从这一点来说，既不是教材的错，更不是莫言的错。

谁也没想到的是，莫言竟然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对于长期以来“诺贝尔情结”顽固得近乎变态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划破长空的闪电。于是，此前“新时期当代小说全体缺席”的中学语文教材立马前倨而后恭，人民教育出版社称将考虑在教材中选用莫言作品，语文出版社则拟直接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选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

窃以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态度是可取的，不失敏捷而又审慎。敏捷在于，作为国家教材出版重地，能对莫言获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审慎在于，不是盲目追风，而是一方面承认此前对莫言有所忽略，另一方面也不说莫言作品就一定入选，“考虑”一词用得智慧。相较之下，语文出版社则显得急功近利，直想借莫言获奖炒作一把，却不自觉地暴露出商人的势利。

我个人认为，《透明的红萝卜》不宜选入教材读本。原因有二：一、《透明的红萝卜》是一部篇幅达数万字的中篇小说，进入教材只能截取其中一部分，与其这样，何不去选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呢?莫言的好作品很多，我相信有更适合选进教材的短篇小说;或者，教材编写组专门邀约莫言为中学教材写一个小说，也未尝不可。二、《透明的红萝卜》讲述的是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农村少年的故事。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中学教材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以前教材中假、大、空盛行，僵化的意识形态让孩子们与美隔膜，与爱远离，很少有拨动孩子心弦的文字。这些年来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教材提出质疑，我担心教材编写将落得个方向模糊、无所适从的境地。任何一件事情，有争论是好事，但奇怪的是，我们总是在争论中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明了。其实一本好教材的标准非常简单：孩子们喜不喜欢，是否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里我还是要举一个鲁迅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鲁迅的《呐喊》被列为中小学教科书走进了课堂，鲁迅根本不是为之而欣喜，而是“十分沉痛”。他对他的弟子、著名副刊编辑孙伏园说，他后来一看到那本书就感到厌恶，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那些凌厉寒凉的作品，不愿孩子们读到描写处处“吃人”的《狂人日记》。他甚至偏激地说，这本书应该绝版。鲁迅认为，课堂是展示光明、传授善念、启发爱心、激励理想的地方，怎么能宣讲那些充满凶狠、仇恨、冲突、暴力的东西呢?这些都“少儿不宜”啊!从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到他对自己作品选入教材的态度，我们能看到真正的文学大师的风范。

最后，寄语教材编写者们：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适合各个年龄段孩子们阅读、学习的优秀作品同样有如繁星灿烂。只要你们心里装着孩子，而不是狭隘的政治与民族意识，不是世故成人的一厢情愿，不是坐在办公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想当然，你们一定能编出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好教材来。苟如此，则莫言能否入选教材，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11月2日 晴 星期五

西藏诗人陈跃军寄来《西藏情缘》，由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封面上“陈跃军、刘昕主编”的旁边，还写着“杨从彪、吴昕孺审订”，让我觉得很惭愧。当然，我了解这部书稿出版的全过程，从面向全国征稿，到筛选、审阅、校对以及封面设计，跃军和刘昕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西藏情缘》是跃军和刘昕“兄弟俩”有关西藏文集的第二次成功合作，第一次他们的产品是《相约西藏去放牧》，赢得一片叫好。我看《西藏情缘》从整体质量上更好，设计也更精美大气，虽然我刚刚拿到书，但我知道这本书出版后，在西藏引发了一股文学热，在西藏之外的地方则引起了一股西藏热。西藏商报，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图书对外交流中心、中国西藏网、中国民族宗教网、为先在线等先后以“西藏散文又一次吹响‘集结号’”为主题，对之进行深度报道。为此，跃军还亲自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读书频道做了一期专题节目。

此前我通读过全书。有些文章我是记忆深刻且非常喜欢的，比如跃军的那个序言《我和西藏有个约定》，他写得极为诚恳而生动，是跃军最漂亮的散文之一。他说：“在西藏，面对蓝得让人觉得不真实的天空，面对冰清玉洁的雪山，面对辽阔的苍茫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觉自己渺小，伟大的渺小。在内地，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总觉得自己是一只孤独的蚂蚁，微不足道，一种被忽视的感觉，卑微的渺小。”

是的，人无不是渺小的，但却有“伟大的渺小”与“卑微的渺小”之分。跃军热爱西藏，并成为西藏的一员，乃是他对属于自己“渺小”的选择，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选择呢!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