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窃

门被打开，一道像雪一样的光线直射过来，伴以疾厉而嘈杂的人声。我被刺得睁不开眼睛。不知道醒了还是没醒，但我知道肯定不是在家里。我压根儿没有家，如果你要把家定义成一个自私狭隘的地方的话。比如，家里要有父母，我没有;家里要有钱，我没有;家里还应当有客人，我也没有。小米家里就总是有客，我一直很羡慕她，我觉得家里总有客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小米家里很有身份，她父亲是福利院院长，我们福利院最和气的一个人。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看到高个子，他的身材跟着高大起来;看到小个子，他的身材会随之而缩小。当他和四五岁的孤儿说话时，他就变得只有四五岁的孤儿那么高了。他永远与人平视，让你看着他的眼睛，仿佛那是一个包子店，你伸出手能拿到热乎乎的包子。

很多人喜欢小米的父亲。但我和小杰只喜欢小米。现在小杰躺在另一张床上，在一道雪一样的光线直射着我时，也有一道雪一样的光线直射着他。我没去看他，光线太强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是凭感觉，我和小杰都被雪一样的光线控制了。我们像冬天雪地里被堆成的雪人，有个人样，自己却不能动弹，别人怎么弄你都行。

小米比我们约摸小两岁。我和小杰喜欢小米一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像个洋娃娃;二是因为她是个弱智，不懂得歧视我们，也不去上学，总是和我们一起玩。她十岁时，口袋里还揣满了玻璃球和双面胶贴，偶尔钻出几粒大白兔奶糖，高兴得我和小杰要开庆功会。

我和小杰从小在这家福利院长大。开始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家，稍微长大点才明白，我们没有父母，没有家，我们像是福利院里面那棵大樟树生的，或者是福利院门厅处的那两根红砖柱子生的。早几年，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和小杰不是在大樟树下带小米过家家，就是在两根红砖柱子之间玩猫捉老鼠。其他没有家的小朋友很想跟我们一起玩，但我们不喜欢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小杰都没有家，却一点不喜欢和其他没有家的小朋友一起玩，我们只喜欢和小米这样有家的小朋友一起玩。可是，这个福利院里的小朋友，只有小米有家，而且他父亲是院长，我们借着和小米的关系，虚荣地以为这个福利院同样是我们的家。即使不是小米的父母亲生的，也是福利院里面的大樟树或者红砖柱子生的。这种虚荣心一直到小米的父亲把我们送到学校去，才被无情地打破。

去年，同为十四岁的我和小杰——福利院里两个最大的孩子，在福利院啰哩啰唆上完小学课程后，小米的父亲说，福利院无法教我们中学的课，他已经联系好了一所初中，送我们去那里继续深造。我和小杰读不进书，经常受到小米父亲微笑着的批评，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微笑着不准小米跟我们玩。他把我们送进外面的初中，我和小杰一致认为，他肯定是想切断我们跟小米的联系，让小米再不跟我们玩了。

有人高声大气地呵斥：起来!起来!

我起不来，一是因为确实没有睡醒，瞌睡虫还在嗡嗡地叫;二是因为我身上盖着厚厚的钞票，全是红色的百元大钞。我想，小杰也一样起不来，他身上钞票比我还盖得厚些，他天生比我怕冷。

我看到一双乌黑的眼睛。它瞪着我，瞪得溜圆，眼睛后面应该有一个让人惊骇的庞然大物。但我的眼睛被雪一般的光线刺得睁不开，我看不到后面的庞然大物，只感觉得到一团巨大的光晕，像我们在福利院那台唯一的电视机里看到过的史前动物。小杰跳起来喊道，啊，这个动物好漂亮!我纳闷地说，哪里漂亮，身上尽是斑。小杰没好气地说，你有毛病吧，那是电视机上的雪花点。小米歪着头看我，好像我比那个史前动物还奇怪。我当时恨不得找条缝钻下去，小米望着我时，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就想从那条缝里钻进去。

在福利院后面的竹林里，我曾和小杰讨论过我们两个谁讨小米做老婆的问题。小杰说，他早就想要小米做老婆了。我说，我比他更早。他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想的?我说，我刚懂事就想了。小杰又问，你什么时候懂事的。我说，三岁半。小杰沉思了会，低着头，很不甘心地说，那是你早些，我四岁才懂事。我看到小杰脸上不带劲，有点想哭了，安慰他道，没关系，你可以找“鼻涕虫”做老婆。“鼻涕虫”是我们在福利院的一个妹妹，她一年四季拖着鼻涕，像一条胖乎乎的虫子，当虫子爬到嘴唇那里时，她伸出舌头往上一轮，就把那条虫子吃掉了。她饭量很小，几乎靠吃自己的鼻涕虫为生。大人们叫她“鼻涕虫”，我看她可是鼻涕虫的天敌。小杰对我的分配很不满意，他说，要小米给我们两个做老婆。我想了想，大度地答应了。但我说，要征得小米的同意。小杰赶紧把小米叫过来，问她同不同意做我们两个的老婆。小米问，老婆是什么东西。小杰抓着脑袋说，老婆……老婆是比好朋友还要好朋友!我觉得小杰解释得不准确，补充道，比如，你妈妈就是你爸爸的老婆。小米果然懂了，她毫不犹豫地答道，好!小杰高兴得放声笑，同时喷出两鼻孔五颜六色的浓鼻涕，比“鼻涕虫”还恐怖。

这大概是我们八岁时的事情。那片竹林还是我们八岁时的样子，但我们长高多了。后来发现，小米的父亲不准小米跟我们玩，直至把我和小杰赶出福利院，我们才明白，小米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婆的。小杰挽起我的手，沙着嗓子说：“小米宝里宝气，她只能做我们八岁时的老婆。我们十四岁了，我们也不要她做老婆了。”我没有做声，但我同意小杰的观点。

那双乌黑的眼睛迅速向我逼近，在即将到我面前时，它竟像只鹰一般俯冲直下。我的手进入了它的视野，并在一瞬间被它叼住。原来，它是专门来找我这双手的。它不是一双乌黑的眼睛，而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小米父亲送我们去的那个学校很不好玩。我们只能住在学校里，学校比福利院大得多，人多得多，我和小杰不习惯。在福利院，我和小杰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在这里，都是别的同学欺负我们。在福利院，大人对我们很好;在这里，连老师都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成绩很差，而且没有父母。我们要不是福利院那棵大樟树，要不是那两根红砖柱子生的，总不能让它们来学校参加家长会，或者教师节给班主任意思意思吧。还别说，我经常想念福利院的那棵大樟树和那两根红砖柱子，想念夏天它们给予我们的阴凉，想念下雨时它们给予我们的庇护，想念从樟树上掉下的叶子和从柱子上驳落下来的混凝土块。我可以想得眼泪水哗哗直流，流得我都很惊讶，自己脑壳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水。平时喝进去的水，明明几泡尿撒光了，干吗眼泪水有时比尿还长呢。在这样的情感与生活体验中，我竟不期然得到一个秘密，眼泪水和尿都是咸的。我把这个秘密告诉小杰。小杰开始硬不相信，他说，一个下面屙的，一个上面流的，怎么会是同一种味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信你尝尝。他果然把自己的眼泪水和尿液各尝了一点，终于心服口服。

小米的父亲把我们送到那个学校刚好三个月，我和小杰就跑了出来。那天晚自习，小杰把前面女同学的辫子用大图钉钉在他的课桌上。女同学猛地站起来要上厕所，她的辫子几乎把小杰的课桌吊了起来。女同学痛得嗷嗷直叫，冲出教室直往班主任办公室跑。小杰吓傻了，他上周因为没交作业被班主任扫过耳光，他可不想再在脸上留五个大红指印了。他问我逃不逃。我说，逃。我们随之也冲出教室，悄悄从校园北面围墙一道破损的豁口翻了过去。

到了学校外面，我们才想起一个重要问题：到哪里去呢?小杰说，回福利院吧。我说，不行，小米的父亲看见我们回去，肯定会把我们再送到学校来，班主任不打死我们才怪……我们一边走，一边讨论，始终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好在左脚和右脚的讨论有了结果——我们来到一条江边。江又大又宽啊，虽然能望到对岸的灯光，但我们在它面前，仍然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怜。

沿着江走，不晓得是什么方向，反正方向对我们也没用。我们看到一座巨大的桥。江那么宽，桥却硬生生地横跨在江面上，步子甩得好大，每一个桥拱都像一个杂技表演者在空中把腿劈开。我们来到了大桥下面。拱顶在黑暗中摇晃，当时我们很害怕，后来弄清了那是上面的车太多、太快所产生的幻觉。桥下有好几个人，老头子多，坐的坐着，躺的躺着，他们头发像刺猬，脸像在墨水里浸过，衣服比福利院的抹布还脏。一个中年男子躺在最里面的桥壁下，看上去他身体很虚弱，旁边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包菜头，小手撑着下巴，黑亮的眼睛紧紧盯住我和小杰。我矮着身子，问她，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她转头看了看躺着的中年男子，应该是她的父亲。父亲对她笑笑，她便回过头，轻轻地答道，我叫小米。声音像一根针掉到地上，但我和小杰都吓了一跳。小杰歪着头再问，是不是叫小米?小女孩点点头，一边点一边要把头埋到两只手臂里去。小米，小米，小杰自言自语。小女孩柔曼而决绝地纠正道，我不是小蜜，我是小米。我摸摸小米的脸，哦，小米，小米，真好听。

和小米父女俩混熟了，在他们旁边睡了一晚，硬扎扎的水泥地，硌得身上直疼。要不是瞌睡虫拼命往眼缝里钻，崽就睡得着。第二天，一觉醒来，全身散了架，拼都拼不拢，好不容易，勉勉强强凑成一副人形，孬孬歪歪地站不直。小杰说，他肚子饿扁了，肚皮挨到了脊梁骨。我们没一分钱。我和小杰互相帮扶，眼睛像灯笼样照着地上，半个小时后，小杰真的在花坛边捡到一枚硬币，但只有一角。我们到处问一角钱能买到哪种吃的东西，所有摊贩都把他们冰冷的面孔左右摆两下。我恨不得抽他们一个耳刮子，像班主任打我们那样。班主任的手不是肉长的，而是一团铁，他的身上肯定还有其他地方像铁，我们来不及勘测就跑了。但无疑，我和小杰，乃至班上所有同学，都羡慕他有那样一双铁手。我们的人生理想便是拥有一双那样令人骄傲的铁手，有的同学大有希望，我和小杰则材质差了很多。

一股热乎乎的香气牵引了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包子店，小杰再没把那枚绊式样的一角硬币拿出来。我们对视一眼，忽然惊人一致地做出同一个动作，从摊点上拿一个大包子就跑。后面马上传来老板的声音：“偷包子啦，快抓住那两只兔崽子!”有人追来，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追的人越来越多。我和小杰像上了发条的轮子，一路狂奔。在一条小巷子里，有人堵在我们前面。我和小杰想绕开他，却被他一手一人拎了起来。我把包子递过去，说，对不起，包子还给你。他把我们放下来，说，谁稀罕你的包子。偷的不是?偷得满街喊打，什么水平!跟我来。我们乖乖地跟着他，从一条更小的巷子进去，弯几弯，拐几拐，一扇门开了，里面有五六个人，比我们大小差不了几岁。他们见了我和小杰很漠然，一点也不惊讶，更不激动，好像我们早就是他们这一伙的。有一小个子望着我手上的包子流出口水，我没有理他，自己赶快几口把包子吃掉了。带我们来的那个人并不五大三粗，但显得很有力量。他最大，二十来岁，长得蛮帅，像电视里的明星。他问我们从哪里来。小杰说，从学校。我说，从福利院。他板起面孔，到底从哪里来?我说，从福利院到学校，再从学校到桥下，再从桥下到这里。他冷笑，上来搜我们的身。从小杰裤口袋里搜出那枚一角硬币，问，偷的?小杰说，捡的。他把硬币在手掌心抛一抛，随后放进了自己的裤口袋里。

他说，你们要有口饭吃，就跟着我强哥，像这些小兄弟一样。我刚才看见你们在那包子店，手法太拙劣了，如果我不出面相救，不被他们抓住打断腿才怪。我和小杰没办法，连互相对视都省了，连忙表示同意。强哥向我们宣布纪律：一，互相之间严禁打架，违者开除;二，当天所得当天交公(所谓交公就是交给强哥)，若发现藏有私款者，打三十大板，并开除;三，不得单独行动，违者打十大板;四，不得在附近行动，违者打十大板;五，严禁出卖同伴，违者遭天打雷殛，不得好死。

接下来，强哥对我和小杰进行魔鬼训练。他烧了一盆滚烫的水，然后将小杰捡的那枚一角硬币丢进去，要我们从水里把硬币拿出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快烧开了的水呢。强哥喊那小个子过来做示范，他眼都不眨，我们也没眨眼，但还没看清，他就把水盆里的硬币放到了强哥手上。强哥咧开嘴笑了，他不笑好看些，一笑起来显得阴冷，好像电视里演的坏人。强哥看着小杰，小杰慢腾腾地把手指往盆里试探。强哥说，你这样子能把人家钱包掏出来?看哪个富贵人家收你去绣花还差不多。然后，他站起来，吼道，你们不练到哪里去搞钱?没有钱到哪里去吃饭?不吃饭你们怕不怕饿死?

怕。我们最怕的是挨饿，还怕强哥笑起来的那股阴冷。强哥又看着我，笑得更加阴冷，好像他脸上爬着一只蝎子。你们是想站到水凉了再下手吧，好主意啊。我数数，三十秒内那枚硬币如果还在盆里，我烧壶开水给你们洗澡。我打定主意，看了看硬币在盆底的位置，闭上眼，手“唆”的伸进去，触到硬币了，但水太烫，硬币太小，实在拿不起来。从水里出来的手变成一团红烧肉，我痛得哭了。强哥一瓢冷水泼过来，疼痛立即降了许多，他不知从哪里弄出一撮黑色粉末，吐几口痰在里面，用指头一顿搅和，敷到我的手上。他说，干我们这行，勇气最重要，我晓得你们拿不出来，但手都不敢下，算哪门子好汉。

两天后，手没事了。继续练。我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硬币放到一盆凉水里面，练快。强哥说，反正你们什么时候练好，什么时候才准出门，那些小子分组活动，他在家监督我们。我从凉水里拿出那枚硬币最开始要3秒钟，得用三个指头;练到只需要0.8秒，两个指头就行了。在烫水中，我最快用0.5秒就能把硬币拿上来。小杰也达标了。我们在家里憋了一个星期，每天吃小个子他们剩下的饭菜。

我和小杰一组，终于可以行动了。第一次由强哥带我们出去。我们走了很远，到一个叫解放路的地方，这里人多得像蚂蚁搬家，一不小心肩膀擦着肩膀，胳膊打着胳膊。强哥详细告诉我们，没事时要像逛街一样，瞄着东西，不要瞄人，那样会引起别人警觉;但瞄东西其实是为了瞄人，瞄准那些单身女性、乡下进城来的人、挤在一起买东西的人、正在打手机或公用电话的人，这些人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警惕性不高，容易得手。我问，别人看见怎么办?强哥说，别人走他们的路，做他们的事，谁看你!当然要长心眼，有时候街头巷尾，三四个男的交头接耳，很可能是便衣，不能贸然行动;一旦被发现，要找人缝钻，分散跑。即使被抓住也只芝麻大的事，你们都未成年，关几天又放出来，继续做。所以，不要怕，跟强哥做事，没亏吃。

强哥话没说完，小杰已经得手。刚才一个女的风风火火从小杰身边过，小杰故意占住路中心，女的抢过去时迎面和小杰狠狠撞了一下，小杰顺手把她牛仔衣口袋里的钱包牵了出来。强哥赶紧领我们到另一条街上，打开钱包，一叠崭新的票子赫然入目，我们兴奋得跳起来。强哥按住我们，将钱包里的二十多块零钱递给小杰，说，干得不错，算是奖励，饭钱包括在内。我先走了，你们好好干，注意安全，记得回家的路。

我和小杰一个吃了两碗肉丝粉。小杰想再吃一碗。我说，我们买点东西去看小米吧。小杰说，小米不知在不在桥下呢。我说，他们那样子能到哪儿去。我们买了一大包零食和矿泉水，来到桥下，小米和她的父亲果然在。小米看见我们就笑了，笑得好开心，像一朵脏兮兮的小花。我们和小米的父亲聊天，原来，他得了很严重的肾病，变卖家产，举家进城来治病，小米的母亲突然不知去向，她拿走了所有的钱，一张纸条都没留下。没钱了，他们只好离开医院，住在桥下，苦苦等待女人回来。我们把剩下的几块钱都留给了他。

以后，我们每隔一天来看一次小米父女俩，送点钱和吃的。有一回，小杰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把钱给小米父亲呢?我说，因为小米。小杰说，你要这个小米做老婆啊?她太小了吧，等她得等到猴年马月。我说，不是我要小米做老婆，就因为她叫小米。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小杰马上高兴地说，你不要那挺好，我要，我能等到猴年马月。我没有和小杰争，毕竟我们是兄弟，都是福利院那棵大樟树、那两根红砖柱子生的。

白天扒，晚上偷。强哥给我们每人发一张别人遗失的身份证，不做别的用，开门开锁开窗户，都得劳驾它。我那张上面的名字是“刘志高”，照片丑得让人伤心，活脱脱一个通缉犯;小杰那张上面的名字是“杨二娜”，照片更加惨不忍睹，像刚从鸡窝里钻出来。小杰每次想跟我换，我坚决不肯。晚上，我们去开别人家的锁时，把刘志高和杨二娜不要命地插，仿佛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现在他们的头像已经模糊不清了，看上去就是两具撂在荒郊野外、腐烂不堪的死尸。一天到晚揣具死尸在身上，晦气，我和小杰请强哥换张新的。强哥不同意，他说，头像像死尸，那身份证应该是棺材，棺材这词多吉利你懂吧?升“官”发“财”啊!

学了本事，想回报曾给予我们知识和耳光的学校。三月的深夜，下着雨，凉意侵人。我们按一年前的原路返回学校，校园北面那堵围墙依然破损着，似乎在盼望我们归来。校园里一片漆黑的安静，简直不敢相信这里面住着上千学生。进去之后，想起我们并不知道班主任晚上住在哪里，只好用“刘志高”撬开他办公室的门。办公室不大，锁着一股浓浓的烟味。我们发现办公桌中间抽屉有个信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敬爱的班主任收”，里面有八百块钱。小杰把钱抽出来塞进自己裤兜，从脚旁垃圾桶捡了一团煤灰，用手抓碎，放到信封里。办公桌右边下面有个小柜子，藏着“昂立一号”、“生命之光”等各种口服液和奶粉;柜子上面的抽屉是一摞信件和明信片，还有一本折损严重的小开本书，封面被撕，书名不详，书页间夹着两个塑料袋包装的避孕套。小杰扯烂塑料包装，褪下自己裤子，把避孕套套在鸡鸡上。我说，你发神经，不做那事套着干吗?他说，这东西好，万一尿急找不到厕所，可以尿到这里面。那个给你用。我一听有些道理，就把另一个揣进了裤兜。其实，我们尿急找不到厕所的时候，哪一次不是就地解决，谁为找不到撒泡尿的地方犯愁过?但看来，小杰心里一直想着这事。

走的时候，我们把所有口服液和奶粉装入一个手提袋，明天送给小米父女。小米和她父亲没住在桥下了，他们被一个好心人领着住到了一栋居民楼的楼梯间下面，虽然很狭窄，又不通风，但比起桥下那露天环境来，要好得多。小米的妈妈仍然杳无音信。

手铐铐住我和小杰。我们彻底清醒过来。我们被抓了。好几个警察威风凛凛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有的手上拿着枪，有的拿着电棒，有的举起手电筒……奇怪的是，他们的脸长得一个模样，真的，完全一模一样，像是孙悟空从耳朵里拈出毫毛一吹变成的无数个。我和小杰身上全是钱，地上也全是钱。那是我们翻身捣下去的。我们钻在钱里不想出来，倒不是舍不得钱，而是怕丑——除了钱，我们身上一丝不挂，只在每人的鸡鸡上套了一个避孕套。

怕丑，当然比不上怕枪和怕电棒。我们把自己从钱堆里掏出来。警察注意到了我们鸡鸡上的避孕套，有人指着问，套这个干什么?小杰说，太困，晚上尿急不想起来，尿在这里面。警察们一听，猛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吓我一大跳。但我发现，这一笑让他们温和了许多;而且，他们笑的时候样子就有些不同，有的张开大口，有的仰着头，有的弯下腰……

那天，小个子那组偷了一家大户，拿回来五沓齐斩斩的的票子，强哥高兴得合不拢嘴，每沓抽一张给他们做奖励。这下刺激了我和小杰。自我俩出道以来，我们这组总是成绩最好、得奖励最多的，这回被小个子他们超过了，他竟然在我们面前拿着一张百元大钞当扇子扇风，还放到后面做刮屁股状，一副小人得志的熊样。我和小杰决定来一次大行动。烈士公园附近的梦泽园是全市最著名的富人区，我们一直不敢去那里下手，钱多、富人多的地方，戒备森严，不易得手。强哥也不主张我们去那些地方，他说，安全第一，细水长流。可是，要突破成绩，不让小个子抢走风头，不冒点险看来不行。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去梦泽园踩点，以便确定下手的时间、位置和出入路线。我们发现难度很大。这个鬼地方不像其他小区，深夜一两点后基本上偃旗息鼓，外面没人，这里一天24个钟头时时刻刻有人出入，保安每隔两个小时要在小区内巡一次逻。通过周密考察，我们从大量现象中总结出如下两点：小区虽然时刻有人出入，但绝大部分坐在车上，深夜两点左右，车和人最少;保安巡逻次数很勤，但走走过场而已，大概他们这儿极少出事，所以警惕性不高。最好下手的地方是靠近烈士公园的一栋两层小洋楼。这里离公园近，相对僻静，进可攻，退可守;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栋小洋楼住的人少，只有一个女人长住，有时晚上来一个或者两个男人，第二天上午七八点离开。

我们决定下手的第一天晚上，小洋楼来了三个男人，这是踩点期间从未出现过的。事情蹊跷，不得不放弃。第二天晚上，一个男人都没来，我们认为是个好机会，可那女人总是不睡。她穿着一身直桶桶的衣服，一会儿坐在阳台上发呆;一会儿进了厨房，开灯然后熄灯;一会儿到卧室，开灯然后熄灯;一会儿重新坐在阳台上发呆。她硬是这样来回反复，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我和小杰在公园林子里睡了两觉，她还在开灯然后熄灯。第三天晚上，只来了一个男人，零点，灯全部熄了。

雨点噼里啪啦打下来，真是天助我也。过了两个小时，等巡逻的保安一撤，我和小杰翻越标志着公园与小区分界线的铁栏杆。大门无疑是所有房屋，尤其是这种洋楼最坚固的一道防线。我们撇开大门，从前院的一根罗马柱爬上阳台，塑钢窗户虽然关紧了，但里边没有反扣，“刘志高”和“杨二娜”轻易启开了它们。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这个阳台进去，是一个不算大的房间，地上摆着各种名烟名酒，还有几套精装书。我们没管它，朝卧室相反的方向，来到客厅。那客厅真大，比一个广场还大，竖着像电影屏幕一样的电视机、像树一样高的射灯，横着比床还宽的沙发、比桌子还大的茶几。茶几上摆着两只高脚酒杯，其中一只杯子里的红酒没喝完。吊灯像一只巨兽趴在天花板上的正中，对着我们虎视眈眈，很是瘆人。从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做什么。小杰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好像是来参观访问的。忽然，卧房那边传来响动，时而老虎翻身，时而河马戏水;过一会，有男女的说话声，有女人的叫声。女人的叫声像雪球，越滚越大，感觉就在我们旁边：“快抓，快抓，要丢了，要丢了!”我和小杰一对视，连忙出门，从罗马柱上一溜烟下来，翻过铁栏杆从公园里落荒而逃。

我们没有把在梦泽园无功而返的事告诉强哥，否则他会笑死我们去，小个子听了更会笑得脸上流油。我和小杰决定不做出点大事决不收兵，但梦泽园显然成了我们共同忌讳的地方，一来那里的豪华吓人，二来总觉得那是一诡秘之地，让人产生不祥之感。小杰说，我倒是有个好地方，不知你敢不敢去?我望着他，你说。福利院。福利院?对，福利院。我们去偷小米家，她父亲当了几十年院长，又是个很节省的人，应该有钱。我们熟门熟路的，不去那里去哪里。那……。我知道你想说这样会对不起小米，小米早就不是我们的老婆了;何况，她父亲还在当院长，他天天赚钱，我们偷不完的。

小米曾带我们去他家玩过，她家的样子我们记得清清楚楚。那个位于二楼的三室两厅房子，其中最大的那间是后来加上去的，她父亲把这一间做了他和小米妈妈的卧室。他们原来的卧室给小米住了，小米原来的房间住着一个乡下来的保姆。小米家正门有木门和铁门两道，所有窗子安装了防护栏。我记得，每个防护栏下面都有一个活动小门，活动小门用铁丝与护栏纽在一起。如果正门进不去，就只有从这些活动小门中进入屋内，而最佳入处非小米现在住的那间房莫属，因为那间房旁边有一根下水管道，这是入室行动最大的方便;另外，我们太了解小米，她要是睡熟了，打雷地震山呼海啸都闹不醒。事实证明，我们正是从小米住的那间房取得突破的。

最开始，我和小杰仍然对正门抱有希望。如果能从正门进去，事情会简单得多。但小米家不是一般的防盗门，而是有内拴在里面死死扣着，“刘志高”和“杨二娜”毫无用处。小米房间防护窗的那张活动小门锈蚀严重，稍微用力一拧，铁丝就成了粉末，问题是小门上正好摆了一盆兰花。我们一点一点地移动兰花盆，为了不弄出声响，在这个项目上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等到把兰花移过去，两个人的手酸疼得不行，只好抱着下水管道休息一会，听到小米熟悉的鼾声，这对我们是一个无穷的激励。

当看到小米的时候，她仰躺在床上，看得出她长高、长胖了，鼻孔里发出的声音像石滚子碾路，缓慢，断续，粗重。见我们进去，她嘴里“咿呀”着，像是打招呼，然后翻个身，变成向右侧卧，身子蜷缩着，鼾声随之停息，停得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了。我们蹑手蹑脚进了客厅。客厅是我们见过的老样子，但电视机换成了新的，比原来的大;电视机柜后面的墙上多了一幅装饰画，画得真简单，一颗白菜旁边摆着几个西红柿。

小杰小心翼翼站上电视机柜，揭下那幅装饰画，赫然现出一扇小门!撬开锁，小杰不由得“啊”一声，我赶紧对他做一个掩口的暗示，这时候发出声音是要命的。他扬着手使劲招，我过去一瞧，啊，墙洞里全是钱!整整齐齐、严丝密缝地码着，可以说，墙的这一部分就是用钱砌起来的。小杰从墙洞里拿出钱，递给我，我接着把它们运到靠墙的仿皮沙发上，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我绕过沙发时，看见沙发的靠背顶着墙，但靠背下面是空的，沙发背面无缘无故地凸出一团，像一个塞得满满的褡裢。我挪动沙发，用剪刀把它背面那个褡裢剪开，我和小杰再次傻眼：无数钞票在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看上去像是一片长满钱的废墟，或者一个装满钱的古墓。小杰不知从哪里弄来两个旅行袋，我们把钱一沓沓往袋里装，装了满满两袋。还剩四五沓，小杰把它们重新塞进沙发里。装饰画又挂上了，沙发也被移回原处，一切宛如从前。我们悄悄从正门出来，溜过两根红砖柱子，溜过一棵大樟树，像两只老鼠消失在夜色里。

刚进市区，小杰停下来。他说，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强哥那儿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每次行动得来的钱全被强哥一个人吞了，这么满满的两袋钱都给他，我不干。小杰说得有道理，但我们能怎么办呢?我出了个主意，我们把钱送给小米她爸，他不就有钱治病了?小杰说，好，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想把这些钱当被子，盖着它好好睡一觉;然后再送给小米爸爸去，行不?

这下我兴奋起来了。行!我们去找个旅社，开间房，盖着钱被子睡一大觉。过了一条街，有一家“四通旅社”亮着灯。我们敲开门，拿着身上的零钱，开了一间房。一进房，把房门反锁上，我们倒出旅行袋里的所有钱，把一沓沓钞票散开，将身上的衣服裤子统统脱光，小杰还不忘从裤兜里掏出那个避孕套套住自己的鸡鸡，我也跟着套上。我们钻进钱被里，觉得舒服极了。这一觉睡得真美，中间睁开过眼睛，马上又沉沉睡去。不知白天黑夜，不知道睡了多久……直至门被打开，一道像雪一样的光线直射过来。

我和小杰被带出旅社，满满的两只旅行袋提在两个警察手里，小杰不时回头，痴痴地看一眼。旅社老板点头哈腰送我们出来，一名警察对他说：“谢谢你，以后有可疑人员要继续报告我们。”他连连答道：“队长放心，队长放心。”

进了公安局，警察买来包子和牛奶，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强哥总是说，千万不能进公安局，一进公安局就完了。强哥尽骗我们。要知道公安局有这么多好吃的，我们早进来了，免得跟强哥一起受罪。吃完饭，那名和旅社老板说话的队长严肃地说，要把你们两个暂时分开问话，记住，必须讲真话，不准讲假话。如果讲了真话，我们会好好安排你们的生活;如果讲了假话，你们要坐牢，明白吗?我和小杰同时点点头。一名女警察和一名男警察领我进了一间小房子，另一名女警察和另一名男警察领小杰进了另一间小房子。我进去的第一印象是，这间房子和梦泽园小洋楼放名烟名酒的那间房子好相像啊，不知道小杰进去的那间像不像。女警察问我话，男警察做记录。我一一照实说了，没说假话，因为假话还没从肚子里长出来。只是我省略了和强哥交往的那一段，因为我记起强哥交代的纪律之最后一条：严禁出卖同伴，违者遭天打雷殛，不得好死。

直到晚上，我和小杰才会合在一起。警车把我们运到公安局外面的一栋楼里，我问小杰是怎么回答问话的。小杰竟然也省略了和强哥交往的那一段，他说，出卖同伴可耻。我心头一凛，觉得逃脱了这次“可耻”，真是幸运。几天后，队长来了，他不像上次那么严肃，还和另一名警察开起了玩笑。他对我和小杰说：

“你们这次犯下了入室盗窃罪，而且偷盗钱财的金额巨大，按理是要坐牢的。但你们只有15岁，是未成年人，国家和政府宽恕你们。现在，要把你们送到工读学校去，希望你们在那里好好改造，好好学习，明白吗?”

我和小杰同时点点头。

“你们有什么要求吗?”队长望着我们两个。

“叔叔，我们赚的，不，我们偷的那两袋钱，能奖励我们几张吗?”小杰怯怯地问。

“奖励?你们这是犯罪，孩子。我告诉你，如果你们满了十八岁，犯这样大的罪要坐十几年牢!”

小杰不做声了，头低得像挂在脖子上的一个葫芦。队长接着问：“你们要钱干什么?”

我壮着胆子回答：“叔叔，我们有个妹妹，叫小米。我们在桥下认识她的。她现在住在太平街太平公寓一栋一单元的楼梯间下面，她妈妈跑了，她父亲得了很重很重的病，没有钱。我们偷这两袋钱本来是想送给他治病的。”

工读学校在郊外的一座山上，好多我们同龄的伙伴，他们像草一样覆盖着这座山，像树一样在这座山上长高、长大，像鸟一样在这座山上飞翔，唱着悦耳的歌。我和小杰到工读学校的第三天，学校组织我们收看电视新闻。

忽然，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了小米父女俩，还有送我们来工读学校读书的队长。他带着电视台记者和红十字会健康救助基金会的代表，前去看望小米和她的父亲。电视里，小米的父亲接过队长他们公安局捐的款，好厚一沓子钱呢。小米则调皮地在电视镜头前转来转去，她好像在找我们。小杰咯咯咯地笑起来。

忽然，我们看到了福利院，明明是福利院里面的那棵大樟树，还有那两根红砖柱子，还有小米家的客厅，被我们取下过的装饰画和被剪烂的沙发。电视说，由于小偷光顾，市福利院院长家发现巨额来源不明现金，院长现已被公安机关抓捕。我们看到小米的父亲，穿着黄色马甲，头发白了很多，弯腰坐在一张椅子上，听起来似乎不是他的声音：

“我们两口子不能生育，我夫人吃了民间偏方，中年得女，却是个弱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想，我退了休、死了以后，她怎么办?于是，我决定为她留下一笔巨款，让她日后衣食无忧。我……我……我好糊涂啊!”

小米的父亲老泪纵横。我和小杰突然“哇”地大哭，声震屋宇，所有人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他们，透过一张泪水织成的帘子，我觉得眼前的世界是那样陌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