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9日，甘建华与郑崇德先生（右）相会于北京。照片由作者提供。）

山高水长之风

文丨甘建华

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郑崇德先生了，虽然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郑崇德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后来是否会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真的还很难说。

1982年春节刚过，我从湖南衡阳追随父亲到了青海油田，算是中国最早的高考移民。当年以全校前10名的分数，进入青海师范学院(1984年3月更名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虽然并非我喜欢的中文系，但是没有办法，只得认命。孰料这地理系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经常出外实习。西宁周围的大小山头，300多公里长的湟水谷地，我们基本上跑遍了，省外的则去了陕西汉中、甘肃兰州、山东泰山。

去汉中是大一下学期，也就是1983年五六月间。系里安排肖压西老师带领我们实习《地质学》，借住汉中师范学院，每天一辆大客车拉着我们四五十号人马到处跑，其中有一个星期在梁山。出汉中城西约10公里南渡汉江，有山脉绵亘逶迤，与汉江平行东来，此乃梁山，系大巴山余脉。梁山分上中下三段，中梁山系梁山中峰，在南郑县高台镇梁山公社。

那时年少无知，读《水浒传》只知道梁山在山东郓城县，怎么这里又冒出来一个梁山?肖老师请当地人为我们做了讲解，才知道汉中古称梁州，即与梁山有关，《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兴元府》都认为梁州之名即源于梁山。梁山山脉海拔高度700-1000米，山体由石灰岩和变质岩组成，外貌浑圆，山势平缓，岩面裸露，地层发育完备，且含有丰富的动植物化石，是国内外有名的地质剖面之一，因此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前来科学考察。我们跋山涉水的时候，还碰到陕西、河南、湖北几个省的大学师生也在那一带转悠。那些学校的男生都盯着我们班女生看，因为我们班既有班花，也有系花，还有校花。

有关地质科学方面的实习内容，我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倒是中梁山上那座乾明寺，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庙中和尚说，这座寺庙始建于唐朝中期，是唐宋时期陕南最大的佛教寺院和旅游胜地，鼎盛时有房千间，庙产百顷，每年进拜香客不下十余万人。但我们当时看到的，不但规模不是很大，而且荒凉破败，亟待重光再造。

20岁那年在南郑县的大山深处东奔西走，我其实并不知道当时的脚印已经踏着郑崇德先生的脚印了。他后来告诉我，他家在大河坎，仿佛经过那个地方，但什么模样记不太确切，想来与其他乡镇区别不大。

虽然读的是地理系，我的心思却从来没有放在这个方面，总是梦想着成为诗人、作家。大一刚进校，正逢全省大学生迎国庆征文，我写了一首五十余行的长诗《我们正年轻》，获得二等奖第一名，校广播站播了好几次，奖品是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1983年10月，公开发表第一首诗，就是《青海青年报》赵鹤林编发的《中梁山上》。但我的名字最初变成铅字，却在那年5月的《柴达木石油报》(1984年7月1日改为《青海石油报》)。写的是油砂山烈士纪念碑，现代新诗，20行左右，寄来的报纸却成了七绝，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但名字的确没错。《青海青年报》寄来7元钱稿费，我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堆糖果，夜来让宿舍的同学们分享了。《柴达木石油报》4元钱稿费，我是假期回到油田自己领取的。

报社在冷湖镇四号，老局机关的房子，局机关乔迁新办公楼后，这儿成了局工会和报社合用的办公场地，局工会图书室在进门处，并没有多少书籍。四面围起的土坯房，东面是报社的办公室，北面分两截，东头一截归报社，西头一截加上整个西面是局工会，南面另开一个院落是通信公司。整个地势是冲积扇下坡，进门处尚平缓，沿北面逐渐上升为沙梁，办公室窗户在沙坎以下。里面走廊昏暗，大白天得点灯，否则迎面相撞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进门时遇到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着，面相和善文静，主动问我：“你找谁啊?”我也不知道找谁，顺口说了一句：“找报社社长。”他问：“有事吗?”我告诉他我是青海师院学生，来领稿费，他马上说：“好啊!你随我来。”领着我到了通联室，一个女的站起来打招呼，称呼他郑社长。他向她交待了一番，让我事后到他办公室聊一聊。通联室的杨敏焕大姐，后来成了我和妻子王锦芳的介绍人，不过这是后话了。

郑崇德先生非常客气地给我泡了一杯茉莉花茶，听说我是油田职工子弟，看了我带来的诗歌抄本，便问我：“毕业后想到哪儿去?”我说：“当然想回家乡湖南了，但是不可能，我还是回油田来吧!”他说：“到我们报社来好不好?”我说：“我们是师范院校，按规定毕业了只能当老师。”他说：“我们可以向局里格外要求，报社确实需要大学生。”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看样子又不像，因为不熟悉，便不再做声。

西宁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给郑崇德先生寄去一篇散文，信中问他在冷湖对我说的话是否当真。他很快回信，说是散文已经安排编发，“上次当面所说的话君无戏言”。我放了心，从此把心思放在文学方面，还读了一些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专业书籍，跟着王宏伟老师(现任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参与《青海师大报》的创刊及采编工作，并在大学毕业前夕，主编了青海师范大学第一部学生文学作品集《这里也是一片沃土》。在其他同学往中学教师道路上攒劲儿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将来会与他们分道扬镳，但我怕遭别人忌恨和暗中算计，没有对任何人透露一丝风声，包括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他们在我大四上学期，很认真地向油田职工子弟学校预订了一个教席。

3年时间里，我与郑崇德先生通信十几封，每次飞鸿都鼓励我认真学习，期望我将来有所成就，言辞之恳切，话语之真诚，让我心里特别感动，行动有了方向和力量。有一次匆忙中写信封，把他的名字“崇”写成“宗”，回信时告诫我：“我的名字你写错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但在别人看来却是大大的不敬。请你以后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再好的关系，都可能成为路人。”我心中一凛，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倍感惭愧，连忙回信做了一番深刻的检讨。自那以后，我对别人的名字特别留意，即使别人口说了，我还是要写下来确认。今年应邀为海西州政协写作一部文史读本《冷湖那个地方》，翻拣资料，查阅名字，也是非常慎重，不信一人之说，让良史成为信史。仅举一例：安息于冷湖四号公墓的陈贲、黄先驯两位前辈，有人把黄先驯写成“黄先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俩写成“石油部总地质师”，实际上前者只是石油部勘探司副总地质师，后者只是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程师，写作者把他们的身份任意夸大，只是为了追求文章的轰动效应罢了。

大三的时候，恰逢郑崇德先生的乡党、局党委组织部王永华科长在我们学校进修，与我十分投缘，自然要谈起郑崇德先生，我这才了解他的一些基本情况。1958年大跃进年代，各地招工招生信息多，郑崇德先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主动放弃高二学业，远赴青海选择中专，进入青海石油勘探局西宁石油学校，当时入校即入职，有了企业正式工龄。1959年12月结业，进入柴达木盆地，分配到石油局冷湖五号水电厂，先后担任配电工、机关文书、干事、秘书。1978年调局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1980年起调局报社先后任副社长、社长。1981年9月至1983年7月，赴西南石油学院机械系读书深造，获得大专文凭。他的自学能力很强，文字功夫扎实，硬笔、毛笔字都写得很好，在同辈人中比较少见。光是1975年，被省报、省台、局报采用稿件达六十余篇，连同这一年起草的文件、总结、讲稿等，约40万字，领导和群众提起他都翘大拇指。

在郑崇德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他与报纸结缘的事情。那时他在工厂当文书，有机会成为创刊不久的局报社通讯员，期间遇到两件事不能忘怀。1966年五六月间，封闭的盆地也开始张贴大字报批判“三家村”，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有一天，水电厂人事科正式通知他，办理移交准备调往报社，可最终没有走成，大概是因为“文革”即将开始而取消了这次调动。第二件事是这年“七一”前夕，报纸上公布了局党委政治部表彰9名先进通讯员的名单，郑崇德先生榜上有名。这两件事对别人也许不会在意，但对他却触动很大。因为那个时候特别讲阶级成份，他出身不好，平时只能低调，夹着尾巴做人，仅仅是坚持写宣传稿件有点成绩就受到了如此重视，更加坚定了他长期做报道工作的信心。

1986年大学毕业前夕，有这样两条路摆在我的面前。我与学校团委副书记罗高河关系特别好，他也非常欣赏我的才华，一再要求我留在学校团委。另有一位省领导的女儿与我在《青海日报》邂逅，听了一帮学长的溢美之辞，约我到湟水河边和人民公园谈了3次，让我一定留在省城工作，想干什么随意挑选。这在别人都是求之不得，起码二者会选其一，但对我都没有太大的诱惑力。先说前者，青海师大是青海人的师大，师大党委副书记刘若筠很有领导才能，讲话很有水平，因为他是外地人而遭受倾轧，给排挤到省文联去了。校长陈业恒是上海人，根本不管事，也管不了事，一门心思搞他的工艺美术。党委书记是个藏民，在校学生会改选大会上拿着稿子读报告，居然念出一句“我表示深刻的感谢和无限的哀思”，底下议论嗡嗡，他却“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那个省领导的女儿虽然是内地人，可惜脸上的高原红加上雀斑，让我无法不敬而远之。我给罗高河说了郑崇德先生的事情，他至少沉默了半个多钟头，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之后挥一挥手，说：“去吧!去吧!我反正早晚也得离开这所学校。”

拿着盖有“计划外指标”的派遣单，兴冲冲地到局党委组织部报到，副部长杨太福找我谈话，说是听了王永华的介绍，又向学校做过了解，想把我留在组织部。我想也没想，一口回绝：“不干!我是冲着报社来的!”杨副部长苦口婆心地给我讲了个把钟头，但湖南骡子认准一个理儿，就是不会转弯。一旁恼了干部调配科女科长，说是与你同来油田的都分到各个学校当老师，你既然不愿意留在组织部，那就分到教育处当干事。我把这个“晴天霹雳”告诉郑崇德先生，他马上去找组织部交涉，无奈已经回天乏力，只好叫我稍安勿躁，静待时变，一切由他来做工作。

教育处老处长刚刚退休，只有两位副处长，江苏人谈顺舟毕业于名牌院校南京大学，陕西人马宽良是我就读西部职工子弟学校的老校长，其他人原来都是教师出身，品格清华，性格开朗，相处得十分融洽。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我这个晚辈被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处处得到关照爱护，那段美好的时光让我永远难忘。他们也知道我是怎么来油田的，教育处本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军国大事，索性由着我写诗作文，拿着电话与郑崇德先生和组织部纠缠不休。

翌年7月，我终于进入日思夜想的《青海石油报》，郑崇德先生主持召开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后，赶到局机关办事，委托某人跟我谈话分配工作。孰知某人上来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说我平时来报社只买别人的帐而不理他，尽情发泄了一通不满。我说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你，甚至也没有见过你，怎么买你的帐?再说这帐你说应该如何买?安排做我师傅的张立大是个山东汉子，为人厚道实诚，一看我拉开架势要走，赶快截住他的话，带着我离开小会议室，安慰一番后，将情况报告了社长。郑崇德先生连夜找到我，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慰勉一番，使我心情平静下来。

没过几天，听说郑崇德先生要调走了，是到在河北涿州新成立的《中国石油报》工作。我正疑惑间，他倒是自己亲口向我证实了，并说儿子山海今年参加高考，分数比较高，想入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但需要团省委对考生品行提供审查意见，知道我与已经调任团省委副书记的罗高河熟悉，让我陪同他去一趟西宁找老罗。这样的事情自然义不容辞，陪同他跑了一趟，结果好像是时间太晚了，遂作放弃。我们来回都是经甘肃敦煌，走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东段的达坂山到达西宁。往返3000多公里，旅途寂寞，郑崇德先生讲了不少故事，还有不少笑话，感觉他也是一个能够苦中作乐的人。

欢送郑崇德先生席设局机关食堂，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的人基本上都来了，有七八桌之多。敬酒时，他特地把我拉到报社后任者跟前，叫他们多多关心我，好好栽培我，无非是一些临别叮嘱而已，也显见他是真心希望我能有一个好的将来。

但那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小人扎堆的地方，郑崇德先生尽管品行端方，工作努力，但也不是让人完全无话可说，所谓“当家三年狗都嫌”，总有磕着碰着的时候，他留下的积怨总得有人替代垫背，我来得可不正是时候?柴达木盆地曾经是生命的禁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信奉的是毛泽东那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我之类初出大学校门的毛头小子，焉能不经受一番风雨的洗礼?再说比我年长德劭、位高权重的报社社长王洪，先任油田新闻中心主任、后任局党委宣传部部长的黄业，最后不也被折腾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吗?

一个人的成长并不完全依赖好人的提携，有时也需要反面力量的“帮助”，心智才会周全圆满。必须承认的是，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造化，当然离不开柴达木油田的培养。另有一句话我此前没有说出口，其实也拜托那些人所赐。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边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励;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边推我，给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正反反两股力量的作用成就了我。”

其实当初想给我下马威的某人，并不是一个多么坏的人，按照冷湖人的说法，“他就是那么个哈熊”。真正的坏人不是他这样的，我从来不说他们的名字，我怕脏了我的口，显得我不够厚道。某人后来主动与我修好，甚至在有人假借小文《流浪的小城》发难，以开会分析为名“帮助”我时，面对明显恶意的攻讦，他和好些同志仗义执言，但我后来也是有距离地与之交往，毕竟他在我初来乍到时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临离敦煌时，好友馈赠一些礼品，我提着刚好路过他家楼下，他并不知道我明天就要调回家乡，非常热情地跑过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嗔怪地说：“来了还买东西干什么?走走走，上家里喝酒去!”顺势就把东西提走了，我愣怔当地——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在那些心灵饱受创伤的日子里，教育处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劝我回去，报社也有不少善良的同事给予我极大的精神安慰。人们对河南人有误解，不是还有一本书叫《河南人惹谁了》吗?其实河南人中真有好人，陕西人中也有真正的恶棍，他们做人的成本太高，损耗太大，被人记恨一辈子的确太划不来。而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刘书衡先生，局党委组织部部长曹仲仁先生，冷湖电视台台长魏为民先生，凡是认识并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哎哟大爷!您看起来可真不像个河南人!”

所有发生在《青海石油报》的事情，不管好的不好的，我从来没有向郑崇德先生说过哪怕一星半点，这也是我至今没有去过河北涿州的原因之一。想想有那个必要吗?他知道了又能咋样?我又何必给他添堵?我往《中国石油报》发稿，也从来没有找过他，与副刊部路小路、高潮洪联系，也从来没有问及他的情况。好像他曾经回过一次冷湖，专门找我坐了一会儿，我们也只是相对无语，一切尽在不言中。

1992年春天，我在冷湖电视台工作，湖南老乡黄业辗转找到我，说是郑崇德先生到处找你，你得赶紧给他打电话过去。我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说肯定是好事，郑崇德先生要把你调到北京去，可能是《中国石油报》，也可能是中国石油文联。我心想，晚了，晚了，湖南方面已经同意接收我们夫妻，我想一步到位回到家乡。我没有给郑崇德先生回话，只在心里说：“实在对不住了!哪怕早一个月，我都会选择投奔您!”

我终于逃离西部之西，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美好的生活向我展露了笑容。1996年2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二版头条，新华社高级记者马原以3000字配发照片介绍我的业绩，郑崇德先生看到后，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热烈祝贺。以后的日子里，只要在报刊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或者是我写的文章，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祝贺，甚至还写过两封信畅谈感想，近年则改为发短信更加直截了当。

那时我只管自己高歌猛进，无暇顾及其他。听说他做了报纸副总编辑，我的大学同学、《中国石油报》青海记者站站长凌须斌经常打电话给我，说是每次见了他，都要问起我的近况。2004年10月，《中国石油报》副总编辑王世伟、周德军来南岳衡山游玩，我欣然陪同并尽地主之谊。他们告诉我，郑崇德先生去年荣获中国石油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的“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在全国石油新闻圈内甚至在北京的新闻界，都有着极大的知名度和极好的口碑。听到这里，从不喝酒的我提议大家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2009年5月，《青海石油报》创刊50周年举办庆典活动，凌须斌代表报社打来电话发出邀请，我问：“郑崇德先生去吗?”须斌哈哈大笑，说：“我给郑总打电话，他也是开口就问‘小甘来吗?’他叫我告诉你，他一定会来的!”我马上说：“他去我就去。”后来因为实在不想见到某些嘴脸，思忖再三，最终还是没有成行。

在《青海石油报》工作5年多时间，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太在意，就是发表我那首所谓“七绝”的责编是谁，还有那首诗也没有抄录下来。多年后与郑崇德先生谈起这事，他仔细想了想，说那时副刊编辑只有肖复华、秦裕龙两人，是不是他俩当中的一个?但我曾经问过肖复华，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再说他也不可能将一首新诗改写成古诗，那么只有秦裕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秦老前辈，便委托郑崇德先生代问一下。当天下午，他打来电话相告，他们之间去年还有过从，现在所有的方式都联系不上了，我只好作罢。

前不久稍得闲暇，感觉应当为郑崇德先生写一点文字，以表达我发自内心的尊敬，于是打电话给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他，他很快寄来了曾参与编写的《中国石油新闻史》和《张德国的石油人生》。前者是一本样书，有许多地方圈圈点点，批改更正之处甚多，我认出了他的笔迹。想起当年他写给我的那些信件，忽然感觉眼角有些湿润，不由将书紧紧地贴在胸口，仿佛拥抱这位可敬可爱的前辈一样。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北宋范仲淹曾以此诗赞美东汉严子陵。我辈才情浅薄，语拙嘴笨，只能借用如此佳句转赠郑崇德先生。在并不遥远、京广一线相连的雁城衡阳，祝愿先生及其家人岁月静好，现世安康，并期待着与先生的相聚欢谈。

(本文原载《湖南文学》2014年第9期，收入《冷湖那个地方》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7月版)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