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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分来一台电脑，蒙天舒要我做保管责任人。我看了是一台联想电脑，跟我上个月买的新电脑一模一样。办公室洪主任拿了资产处的保管责任单要我签字，我看了上面的标价是五千二百元。我说：“怎么这么贵?我自己买一台是三千九，除掉国家补贴，只花了三千六百块钱。一台电脑就差一千三百块钱，这太过分了吧!公家买东西打批发，应该更便宜的。”洪主任说：“你签字吧，又不要你出钱。”我签了字，还想说什么，他拿着单子走了。

过几天蒙天舒对我说：“有件事求你帮个忙。”我笑了说：“还有人求我?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说：“求你的人还少吗?学生考差了还求你给个及格呢。”我说：“真的啊，我以为只有我求人呢。”他说：“这现在不是我求你吗?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是要争取教育部的重点学科吗，学校拨了一笔钱，就是上次说的那笔钱。首先把院里的硬件加强一下，将来有专家来考察的，第一笔建设经费下到院里的账上了。本来打算建微机实验室，现在房子没腾出来，钱却要在年底用完，不然省里就收回去了。金书记说先把教研室的空调装一下，还有研究生教室和办公室也要换新的，这件事能不能你去操心一下?”我说：“洪主任呢?这不是他的事吗?”他说：“他明天去省委党校学习一个月。买几台，怎么买，你跟他沟通一下。”

跟洪主任沟通了，要买二十三台挂机、十六台柜机。我想，通过资产处去买，那肯定又要贵些，院里这点钱也来得不容易，就去财务去问了，回答说可以院里自己去买，也可要资产处去买。我就选择了自己去买，同样的钱可多买好几台呢。我跑了三家电器商场，价格都是一样的。有家二线品牌的销售员说，我如果买他们的，就送我一台手提电脑。想来想去二线品牌心里不踏实，就没同意。他说：“又不是你自己买，那么认真干什么?”我说：“我自己只买一台两台，倒真的可以随便点。”我跟苏宁电器的销售员还价说：“这是打批发，给零售的优惠价那是不行的，得给批发的优惠。”她说：“又不是你自己买，你把我的价往死里整干什么?”答应照她的报价买了，可以送我一台挂机。我说：“那你真的会算账，你出两三千块钱，就把三四万吞进去了。”她说：“这边是你自己得了呢，这个账你不会算?都是这样算的呢。”我笑了说：“我糊涂，算不清。”她也笑了说：“怕是真的有那么糊涂。”

等了几天，苏宁电器搞活动有优惠，通知了我。我把二十三台挂机买了，格力品牌。柜机价格也谈好了，还要过一阵子才有货。为怎么付款又争了一阵子。我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学校，还会少你这一点点钱吗?”总算同意了先送货后付款。过几天空调装好了，商场来电话催我付款。我说：“把柜机装好一起付不行吗?让我报账省点事吧。”那边说：“我们要结账，一月结一月呢。”没办法我拿了提货单副本去财务处办手续。财务处孙科长说：“要去资产处办了资产登记才能付款。”就给我开了资产登记的单子。

我又跑到资产处，一个年轻人在看报。他看了单子说：“怎么你们自己就买了呢?这些事都是我们的事。”我说：“教务处催着把这笔钱用完，金书记说自己去办可能快点。”他把单子研究了半天，我就站在那里等，等了一会心里很窝火，再怎么说我也是个老师，年龄也大几岁吧，就让我这样干站着?就退到沙发上坐下。年轻人说：“价格怎么样?”我说：“优惠价加上批发价，应该是最优惠的。”他拿起电话拨号，把挂机的型号报了，问那边的报价。我想，幸亏没要杂牌货，也没要他们送电脑送挂机，不然就难堪了。这样想了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说：“我是尽可能要苏宁优惠了，是不是最优惠，我也不敢说。”想起教研室那台电脑，觉得资产处去采购，那报价能低吗?忽然又有了勇气，说：“应该是最优惠的。”

打完电话年轻人又拿起单子仔细研究。我说：“应该是最优惠的，肯定。”他说：“我去找处长签字。”好一会签字回来了，说：“我们还要派人去现场验货。”我说：“能不能现在就去?苏宁一天几个电话催，催催催的，我真的没法安神。”他说：“那是你自找的。”又说，“单子先放在这里，验了货我们直接交给财务处，要他们打款。”我说：“能不能现在就去?下午去?明天上午去?下午去?他们催呢，我答应了他们的呢。”他说：“所以你不要给自己找这些麻烦。”

以后几天苏宁电器的人一天几个电话催我，我只好一天几个电话催那个年轻人。苏宁的财务经理出面来催了，我就要蒙天舒出面去催，他答应了，可还是没有结果。看来资产处的人是下了决心要让我为难了。最后那个售货员打电话给我说：“聂教授我求求你了，货款不到账，我工资都没得发呢。”我马上给那个年轻人打电话说：“你们到底办不办?不办就说不办，我这就去找徐盛忠，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徐盛忠是管后勤的副校长。他说：“你去找呀!谁搞什么名堂了?”又说，“看看今天下午!”

第二天商场的人就没来电话了。我还觉得奇怪，打电话去问，才知道款已经打过去了。过几天苏宁电器的售货员又打电话过来，说柜机有货了，很抢手，想尽办法才给我留了十六台，要我赶快去提货。我给蒙天舒打电话说：“你们是不是另外派个人去搞这个事，资产处的人实在太不好打交道了。”他说：“你搞上手了，那还是麻烦你辛苦一下吧。”我说：“一台电脑他们可以贵百分之三十几，一台空调能贵多少，我不知道，肯定比我买的要贵。不是想为院里省点钱，我才不看这个脸色呢!”他说：“所以说你是有功劳的。”吃了中饭我准备去商场，蒙天舒打电话来了，说：“致远啊，买空调的事，就让资产处的人去辛苦算了。”我说：“这就是他们的意思，一个小小的采购也舍不得放手。让他们去吧，反正价格我已经谈好了，不可能比我谈的价更高些，更高就是有猫腻，这里面的猫腻太大了。”他说：“他们还说你有猫腻呢。”我浑身汗一炸就出来了，说：“谁说的?我找他到卢校长那里去分辨明白，看他敢不敢去?”又说，“谁打电话通知你的?我去见见他。”他说：“他们跟金书记说的。算了，我说致远，还是算了。”

我气得一中午都不安神，在房间里蹿来蹿去。赵平平说：“看你这个样子，连我都会以为你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我会做那坏事?”她说：“你不会，你太不会了。别人都说你会，我都会说你不会。你真会我家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点。”我说：“我不做我心里安得很!我气壮如牛!他说我有猫腻，他敢跟我去见校长?”她说：“这个事别人不让你搞，你就不能搞了，你说谁气壮如牛?那些有猫腻的人谁动了他一根毫毛?”我想想也是，到底谁是赢家?我辛苦了，我赔小心了，我还要受气，我还是赢家吗?我说：“我下午去找领导，看我不捅得他们四脚朝天!”她说：“算了，算了，劝你算了。现在到处都是这样，我们学校不也是这样?哪里的公家不是高价采购?领导他傻他不知道?你劳神了你还落个不是，你真傻啊你!”我还是说要去找领导，她说：“你别多事，会吃暗亏的。”我说：“我怕谁?大不了不当官，我也没想过当官。不评教授?我也没想过……”我忽地笑了，“那还是不能骗自己。”她说：“所以我说算了。说真的我说你连对面到底是些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知己知彼吗?不知己知彼你能打胜仗吗?”她说得我气馁了，说：“妈的，真他妈妈的!”就答应了赵平平，算了。

下午赵平平去了学校，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气，还是决定要去找金书记，至少为自己洗刷干净吧。见了金书记我首先把电脑的事说了。他说：“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有普遍性的。”我说：“教务处下给历史学院的钱，为什么要他们去买?我们自己买还能省出至少三四万块钱，也可能是四五万，我们院里钱来得这么难，不会用这几万块钱多办点事吗?”他说：“我也想多办点事呢，可是有时候你越是想多办点事，能办到的事就越少。”我说：“还说我搞名堂，我是搞名堂的人吗?”他说：“大家都相信你不是。”

我把商场答应送电脑送空调的事讲了，金书记说：“你不说我也相信你。”我说：“书记你相信我，你相信他们吗?”我手一挥指着门外。他说：“真有点不敢说。”我说：“按买电脑贵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算下来，买这三十几台空调有四五万块钱的差价，你说这钱流到哪里去了?谁脚趾一翘都能想出来。”他说：“没有十足的证据，有些话不好说死，搞出来就是大事呢。现在不像以前，形势紧了。”我说：“我就是想趁现在的形势捅出来。虽然我只知道冰山一角，有了这冰山一角，就能找到下面的大冰山。”他笑了笑说：“算了，还是算了，哪里的领导也不喜欢自己的单位火山爆发，他坐在火山口上能安心?”我说：“单位采购贵过商场零售价百分之三十，历史学院是这么多，全校是多少?”他说：“那还有全省全国呢。”我说：“是啊，想一想都吓人。所以我心里怎么也安不下去。我不是为我自己洗刷，我不用洗刷什么，我就是恨那些捞捞捞，捞个没完的人。历史学院这么瘦，才有几根毫毛，还要拔掉一根两根三根。”他说：“这不是你管得了的事，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管不了我们就不管。古人说，难得糊涂，有时候也只好糊涂一点。”我说：“那我们就白白吃亏了?”他说：“我跟他们处长打个招呼，我们这批空调，不能贵过市场零售价。”我说：“那下次呢?那全校呢?”我双手往上一举说：“所以我说我想烧一把火，一把冲天大火。”

金书记沉默了一下，说：“算了，算了。你这把火一烧你不要紧，会烧着谁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谁也烧不着。这算个什么事?可是我们学院再想申请一点什么资源就难了，不但到资产处要资源难，到别的处要资源都难，谁敢沾我们的边?你要知道，学校的资源都在职能部门手中，我们要好话说几吨重，才能讨回一点。把他们得罪了，还有下次?想拒你于门外，一万条理由都有。”我说：“怪不得一个博士副教授愿意去当个科长，这行政化太严重了。”他说：“是这个现实。”我说：“卢校长在大会上不是反复说了，职能部门是为学院服务的吗?”他说：“人家也没说不为你服务啊!但他也可以说，那点资源别的学院更需要。到最后处于求人地位的还是你。”又说，“我们学院在学校还有代言人呢，不然我们还敢想教育部重点学科?”我说：“那怎么办?几万块钱呢!”他说：“算了，算了，也不是我们学院才有这个情况。所以说不算个什么事。”我说：“这么大的事还不算事?那还要多大的事才算事呢!”他说：“学校盖教学大楼，投标签了合同是五千万，几年下来，已经追加到一亿三千万了，追加的理由都很充分。卢校长都生气了，在会上问，为什么我们的领导帮老板说话?几千万都去了，你想想几台空调算个事吗?”我说：“算不算个事，是不是给童校长汇报一下?那是我们院里的钱。”他说：“好的，好的。算了，算了，好的。”

我把写了柜机品牌、规格和价格的清单给金书记，说：“这是我谈好的价格，他们比这个高，就百分之百是有问题。”他接过去说：“好的，好的。小聂啊，一个人吧，他想成功吧，不是成功，他想好好活着吧，那他眼睛里要掺得下沙子。”我叹一声说：“书记，这不是沙子，这简直就是石头，搁在眼中抬不出去。”他说：“这事我会跟童老板说，他是老板，他说了算。”我说：“那是不是我去说说?书记事多，太忙了。”他说：“我说了会说就会说的。唉，哪个领导会希望自己的院子里起火?在火上烤着他不难受吗?说了也是要他敲一敲那些人，这次就算了。”

我只好算了。过了几天，苏宁电器的销售员来电话问：“教授，怎么还不来提货，这批柜机很紧俏，再不提货就被别人拿走了!”我说：“这件事我没有管了。”再打电话来催问，我查到资产处的电话告诉她，要她自己去问。不一会她又打电话来说：“你们学校怎么换地方买这批柜机了?那二十三台挂机要跟柜机捆绑在一起买，才有那个优惠价呢!”我说：“领导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是不是算了?算了吧!”不等她回答，就收了线。她再打过来，我也不接，我心里非常愧疚，可也很无奈。她发信息来说：“领导都骂我了，说前面的挂机卖得太便宜了，这批柜机也压得太久了，要扣我的奖金呢!教授你帮帮忙吧!”我没回信，觉得自己很无赖。

洪主任从党校学习回来了，我对他说：“那些柜机的保管清单下来了吗?我看看价格。”他说：“算了，金书记交代的不要给大家看。”洪主任看我神色不对，就说：“书记也就是想风平浪静，怕有波涛汹涌，风平浪静才会有和谐嘛!”

47

我只好算了，也只能算了。我再一次感到自己对世界是多么无能为力。我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然后去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的角色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预设，不可能改变，怎么挣扎也不可能改变。唉，有一天太阳也要燃尽，地球也会寂灭成白矮星，如果有终极，这就是终极了。自己这一生是多么渺小又多么珍贵啊!

如果这样，每天应该想着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钱了。钱，钱，钱。钱这个东西决定了我，还有赵平平和聂安安的生活，这个事实没有讨论的余地。每天，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卖铁板鱿鱼的摊子，那浓烈的辣香刺激着我，有时我会停下来花两块钱买一串，有时两串。经营这个摊位的是一对安徽的夫妻，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摆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只要还有学生在走动，就不收摊。我问：“学校放寒暑假也不休息?”男的说：“放假有进修和艺考的学生，生意还好点。过年还是回去十几天。”我说：“这太辛苦了，晚上早点收摊。”女的说：“要赚点钱，儿子女儿还在家里上学呢。”我笑了说：“钱有那么伟大?”女的说：“钱不伟大那什么才伟大?只要有钱，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就是想培养儿女考个大学，将来能和你们一样有一碗安稳饭吃。”男的说：“这个摊位城管每月收四百块钱呢，我不摆满三十天，每天不摆十几个小时，我怎么对得起那四百块钱?”女的说：“以前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现在有个摊位了，那已经是观音保佑了。再来一串?叫观音也保佑你。”

这天金书记叫我去办公室，说有点事。我去了，他说：“明天下午人事处有个会，讨论学校进人的问题，叫每个学院工会派个人去投票。本来是我这个工会主席要去的，我在省里有个会，只好请你代劳了，这也是工会秘书的责任呢。”我说：“学校进人这么大的事，叫我一个小秘书去投票?”他说：“你代表学院。”我代表学院，这是第一次。我有点受到重视的感觉，说：“书记，你看看我，我……还是派蒙天舒去吧。”他说：“学校指定了要工会的人去，你是秘书。”我说：“那怎么投?我们院有个意向没有?”他说：“主要还是要看人事处的意思。如果可能，图书室的李老师，你也帮她呼吁一下。主要还是看人事处的意思。”

有机会帮李灿云呼吁一下，我也感到了欣慰。二十年前她照顾夫妻关系调来麓城师大，丈夫是商学院的一个副教授。一时没有编制，就在历史学院图书室先工作，承诺有了编制优先解决。谁知编制越来越紧张，好几次似乎一定轮到她，最后被别人挤掉了。十年前丈夫跟她离了婚，离开学校下海去了，她的事就更没了着落。二十年来她工作勤勤恳恳，图书室几万册书，她真的是每一本都熟悉，老师一提，她马上就能找到。如果是正式职工，不知评上过多少次优秀了。五十岁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有个编，老了能拿一份退休工资。前些年老师去借书，她总是叹息：“要是那时候不听他的就好了。”后悔听了丈夫的话，放弃县城小学教师的工作来到麓城。听多了老师们都有些怕她，老是表示同情也没有意思，可又帮不上忙，就有些难堪。她察觉了，就不讲了。后来又讲，“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讲了一阵子，也不讲了。她的事情我们读大学时就知道，谁知会拖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晚上有人敲门，非常轻。我开始还以为是敲对面的门，仔细听了好像是在敲我家的门，非常轻，怯怯的。我走到门边侧耳停下听了一下，确定是敲我家的门，就开了门。我看见李灿云站在阴暗之中，屋里的灯光照着她的脸，不知所措的神情。我说：“李老师，是找我吗?李老师。”她说：“是在这里。”转过身去，把身后的东西一样样往房里搬，有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在递给她。我抓住她的手说：“李老师，有什么事您尽管说，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把我的手推开，跟刚才敲门的轻柔完全不同。搬完了她对门外说：“小曼，你在这里等会。”我说：“是你女儿吗?叫她也进来吧。”我话还没说完，她已经把门拉上了。我又把门打开，对那女孩说：“你也进来吧。”她不回答，用力地摇头。李灿云说：“让她待会。”用力把门关上。

我要赵平平给她泡茶，她挡住了，说：“我就站在这里说几句话，不打扰。”我说：“您坐，您坐，是不是明天去学校投票的事?我肯定会投您的票，每人只投一个人我也会投给您。”她说：“聂教授，我真的是求您了，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我把她拉到椅子上坐下，说：“叫我聂致远，十多年前您就是我老师了，真的都快二十年了。”她说：“要是那时候不听他的话就好了。”我说：“我知道，您本来有个稳定工作的。”她把自己这二十年的苦从头讲起，眼泪汪汪。我不想她伤心，几次想打断她，赵平平却很有兴趣地要听，不断地追问。讲起编制问题，两个人有好多话要说，赵平平也哭了。李老师抬手用衣袖擦眼泪，赵平平马上抽了纸巾给她。两个人拿着纸巾不断地帮对方擦眼泪，说：“别哭，别哭，哭也没有用。”李灿云哭得直喘气，赵平平也跟着喘起来。岳母在一边说：“可怜呢，可怜呢!”手里拿着纸巾等着递给两个泪人。最后赵平平说：“臭臭你无论如何要帮李老师一把!”李老师说：“这是最后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说：“我一定会尽量帮您说话，可是我只有一票呢。我不管领导有什么指示，我这一票不投给您我就不是个人。”她说：“要请聂教授帮我说话，帮我说话!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她说着弯下腰，一只手撑着地，一只膝盖跪到地上，另一只也跪在地上，两只膝盖交叉前行，靠近我，抓紧了我的双手。我惊呆了，站在那里，似乎失去了对这个场面的理解。岳母和赵平平同时反应过来，一人搀着她一只胳膊，把她扶了起来。赵平平说：“姓聂的，你明天不把李老师的事搞定，我就跟你离了!”

李老师出门的时候，我把门边的东西提了两袋，想送出去，她死命地推了进来，也不说话，几乎把我推倒。门外的女孩也帮着她妈推，是恳求的神情，说：“叔叔，叔叔!”我只好把东西放下，和赵平平送她们进了电梯。在电梯中谁也不说话，我看那女孩期盼的神色，觉得特别对不起她，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出电梯时赵平平和李老师走在前面，我对女孩说：“相信叔叔会尽力的，东西叔叔会给你妈带到图书室去。”女孩用带哭的声音说：“不要!我不要!”

我想着是不是该打个电话请示一下金书记?手机攥在手中，又想，如果金书记明确指示我听人事处的安排，我就没有折腾的空间了。睡下了赵平平说：“致远你明天还是要扎实帮李灿云一下呢。”我说：“扎实。”又说，“人事处不打她的米，我再怎么扎实也只有那么扎实。”她说：“她这么可怜，你帮她拉几票吧!”我说：“人家心里的算盘都是铁算盘，是我拨得动的?”又说，“现在的人都是精怪，人事处说要往东，他会往西?人事处又是一个多么现实的衙门，他会打李灿云的米?李灿云是谁?”她说：“反正你要帮她搞到位。”我说：“不小心得罪谁了，他一根铁棍横在心里，到那天自己的职称可能就到不了位了。”她说：“那不会吧?”我说：“不会?多少反抗权威的人掉在井里，都想不清自己是怎么掉进去的。”

赵平平沉默了一阵，说：“那你还是要扎实帮她一下。”我说：“这个老婆今天怎么这么好?比我还好。”她说：“我什么时候不是这么好?是你自己戴着有色眼镜看我。”我说：“唉，我也应该多理解你一点。”下了决心扎实帮助李灿云一下，我还是给韩院长打了电话，把事情说了。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领导的意愿，万一哪天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也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韩院长说：“我们院里情况有点复杂，有些事情我就糊涂一点。哈哈。这件事我可以明确表态，支持李灿云，这是学院的意见。你对人事处的人就这样说。”我心里一下轻松了，说：“谢谢院长的人道情怀。”收了手机，我对赵平平说：“有时候我们看世界也不必那么悲观。”

第二天在学校会议室开会，我去得最早。来一个人我就把李灿云的情况简单说一下，把院里的意见说了，连她昨晚给我下跪的事也说了，右手握了拳在桌子上滚动，比画着下跪的情形，请他一定帮一票。说的时候我不停地瞟着门口，希望人事处的人晚点进来。来了七个文科学院的代表，大多都是书记。到时间人事处肖副处长来了，见了我说：“金书记没来?”我说：“他在省里开个会，要我代表他，也代表学院，我是工会秘书呢。”肖处长说：“校长办公会议早就作了决定，行政人员是一刀切，不进人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个引进人才的配偶在家里拿一份基本工资等待分配。人事处压力大啊!钟处长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两年头发都急白了。今天讨论的十个人，有几个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办学环境，非进不可的。”

他发给我们一份名单，有十个人，只能进七个。他把十个人的情况都讲了一下，要进哪几个，淘汰哪几个，意思很明确，李灿云是在淘汰之列。他说：“你们七个文科学院，每个学院安排一个，一定要安插下去，基本工资和津贴学校负责。”我说：“我们历史学院李灿云是现成的，都工作二十年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二十年如一日呢!要有编制早就评上三八红旗手了。她的处境真的太让人同情，就把她安插到我们学院算了。这是我们学院的意见，韩院长明确指示了的。”肖处长说：“金书记的意见呢?”我马上说：“跟韩院长一样的态度。”他说：“是吗?我事先跟他沟通过的呀!”这让我想到，金书记自己不来，是想回避这件事，既可以推托李灿云，也为不同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我说：“我不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我们学院。”肖处长说：“这次名额太紧张了，我们摆来摆去也摆不平。摆不平有人要来吵的，我的头有这么大呢，”他双手举上去比画了一下，“真这么大。所以把权力交给大家，也是为学校分担一点压力。李灿云的问题确实应该解决，可是这次确实不好解决。我们是想把谷远芳分到历史学院去。”谷远芳是学校所在地消防队政委的妻子，肖处长强调了要重点解决的。他说：“我们的成教楼可能多住了几个学生，楼梯按现在的标准也窄了那么几厘米，谷远芳不安排，成教楼的消防马上就会亮红牌，你要我把学生搬到操场上住去?”马列学院黄书记说：“怎么我们办学像个乞丐?”肖处长说：“没办法呢，真的没办法呢，所以说我们的压力很大，请大家一定支持我们的工作。”

投票的时候，我把右手握了拳在桌子上滚动，向每一个人示意。票收起了，人事处的办事员一统计，李灿云竟然入围了，得了四票，排在第七。人事处预想的那七个人有两个没有入围，谷远芳排在最后一名，只有两票，肖处长的脸色很难看，说：“各位领导，这要我怎么向领导交代!”跑出去打电话，黄书记说：“请示去了，难道还要复议?”商学院郭书记说：“那没有复议的呢，有复议那还要我们来干什么?”我抱了拳作揖说：“谢谢各位领导，仁慈之心，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很有希望。”

我去洗手间小解，在楼道碰见了肖处长。他正在打电话，伸手示意我等一下。很快打完了他说：“聂教授你评副教授有六年了吧?今年好像又报了正高?”我说：“我报了两次了。报着玩的呢，看能不能走个狗屎运?能人太多了。”他说：“资格审查我们处还是给你过了的啊!我还帮你说了话呢。”我说：“谢谢肖处长!明年可能还要报一下，碰碰那个什么运看看!”他说：“我们一定支持。工作就是要互相支持，请你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难啊!一定要互相支持!”

进了会议室肖处长说：“刚才请示了钟处长，他说了，我前面提到的人选不是人事处的想法，是学校的想法。现在这个结果，让我很有点太不好交代，是不是请大家再考虑考虑。”大家都不说话。肖处长对音乐学院副书记说：“廖书记，您看呢?”廖书记说：“我看……既然学校有个意思，我们是不是把领导的意见再考虑考虑?”我心里非常着急，只要一讨论，李灿云肯定就被拉下来了。我用恳求的眼光看看郭书记，再看看黄书记。好一会郭书记说：“最后是个什么结果，由你们人事处去定，票再投一次，传出去恐怕不太好吧。”我迟疑了一下，想起昨晚的情形，也顾不得“互相支持”的交代，鼓起勇气说：“那就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会有人找上门来，人事处怎么回答?肖处长您就更加头大了。”双手举上去，也做了个头大的姿势。肖处长说：“这是内部会议，不能外传的，小聂也不会外传。”我马上说：“都不会，我也不会。”黄书记说：“学校就给那个政委的什么老婆加个名额吧，学校几千职工，也不在乎多这一个。”他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又想到在这样的场合，有人说话形成氛围是多么重要。肖处长叹一口气，又叹一口气，说：“各位领导，要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呢?”

出了校办公楼，我收到了李灿云发来的信息，问结果怎样。我回信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她马上打电话过来问详细情况。我说：“人事处规定了不能外传的，李老师你别让我为难，反正是很有希望的，投票的结果不可能不算数。”她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我说：“这是院领导的意见，我是执行领导的指示，你可以去谢谢院长书记。你的那些东西还是要拿回给你，不然你读中学的女儿还以为是送东西搞成的。她会觉得这个聂叔叔有点可鄙，这个世界也有点可鄙，这样对我不好，对她更不好。”

48

贺小佳是我的研究生，今年毕业。四年前我指导她的本科论文，得了优秀。当时她就毕业去向征求我的意见，告诉我有两种选择。第一是通过招聘考试直接留校当学生辅导员，第二是保留保送读研资格，当两年学生辅导员再读研。我说：“直接留校有编制没呢?”她说：“现在都是聘任的，连博士来校任教都是聘的。不过学校的聘任跟外面不一样，很稳定。”我想起赵平平，稳定是稳定，可聘了十多年还是个聘的。我说：“既然没有编制，那你还不如把读研保住了再说。”她说：“那过两年我就来读聂老师的研啊，一定要收下我啊。”我说：“现在就可以定在我名下了。那是你信任我呀，还有那么多教授呢。”她说：“我觉得聂老师都很不错啊。”忽然有了点羞涩的神情。这点羞涩让我忽然感到，她是那种很漂亮的女孩，而不是以前感觉的还不错。女孩的漂亮，要看长相，更要看味道，看气韵，看神情。我忍不住笑了一下。她询问地望着我，我说：“没什么。”又说，“不错，是很不错。”她笑笑说：“是很不错啊，我说真的，我们女生都说聂老师很不错。”我说：“那谢谢你。”又说，“不过留校了总还是有机会在职读个研的。”她说：“那又要考外语呢，我不知怎么的，对外语就是没有感觉。”

事后我了解到，麓城师大的聘任制与赵平平那个聘是不同的，待遇上跟有编的没有什么区别。这样我觉得贺小佳还是应该先保住这份工作再说。想跟她说吧，又发现自己有点私心，真的很想带她这个研究生，很想带。犹豫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应该以她的前途为重，就把她叫到教研室说：“想来想去吧，你还是应该先留校，保住这份工作再说。学生辅导员当两年，读研又两年，谁知道四年后的情况怎样?”她说：“我现在能留校当个学生辅导员，难道读了研反而留不下了?跟学生打交道就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又笑了说：“我自己被管了四年，我也想去管管别人。”我说：“留下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把赵平平的经历告诉她，心里倏地荡了一下，就没有说。她说：“麓城师大是省里的名牌大学，它的研究生找份工作应该还是没问题吧。”我又一次想把赵平平的事告诉她，那不是麓城师大的学生?没编制都十多年了。心里晃了一下，还是没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不愿在她面前提起赵平平。

过了几天我越想越不对，有个工作先拿住再说，这比学位重要。我拨了贺小佳的手机，把这意思跟她说了。她说：“招聘报名前天已经结束了。”我说：“现在留校可能性很大，聘上了就留了，稳定了。四年以后，谁知道?”她说：“那时候有了两年工作经验，又有了学位，应该不会比现在差吧?聂老师，我还是比较有信心呢。”我说：“比我还乐观!”

因为不在编，保留读研名额的学生辅导员每月只有八百块钱的生活补贴。那两年贺小佳工作非常投入，评上了学校的优秀辅导员，教师节学生送了花篮给她，称她“小佳姐姐”。我在学工办看了花篮，说：“我在这里教书十年了，送贺卡的年年有，花篮还没人送过。”她说：“师傅，你经常去学生宿舍走走，那就不一样了。”我看她兴兴头头的，说：“学生毕竟是学生啊!”她说：“是的呢，他们好单纯呢。他们送来两只花篮，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说：“你就是关不住自己的眼泪，我都看你流过几次了。”又说，“学生毕竟是学生啊!”我想说，他们不是领导，他们的表达意义有限。我没有说，我不想把世界描述得这么现实，虽然我很清楚，这就是现实。

四年匆匆过去，就业形势大变。前几年前途暧昧的学生辅导员岗位，已经跟公务员一样抢手。贺小佳感到了危机，先去广州羊城大学应聘，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又去武汉的汉江大学，结果还是那样。她回到麓城，还是很乐观，信心满满的神态。我从这乐观的神情后面读出了一丝悲凉，看她笑嘻嘻的，也就装着没有读懂。我已经看透了她失败的必然性。一个很多人争抢的岗位，没人帮她说话，顶着，挺着，形成氛围，那可能争到吗?贺小佳又在网上报了名，准备去昆明的春城大学应聘。她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想劝她不用去了，要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拼爹的时代，她来自小县城，无爹可拼，怎么可能有好的机会?那么多女孩看清了这个局面，无爹可拼，又不甘沦落社会底层，就奉献了自己，找一个男人帮着，实在也是无奈啊。我对贺小佳说：“昆明这么远，你去了有点把握吗?”她凄凉一笑，又马上把笑转为明朗说：“师傅，那也得试试啊!”我得知她时间紧，是坐飞机去，就说：“我给你买机票吧，你以后有工作了，还我也行。”她说：“家里会给我钱呢。”我知道她家情况并不好，本科时她还享受着助学金。以她的风采，能把一份纯净坚持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啊。

这样想着我更想给她一点帮助。说：“看你导师也没有话语权，不然怎么样也应该把你往上推一把。”我想告诉她，当年她选童校长做导师，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这话太伤自尊，我没勇气说。可她不傻，她不会这样想吗?她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就是本校的招聘。可童校长的研究生孙乐乐已经放出话来，志在必得。学校今年招聘十几个学生辅导员，孙乐乐也不直接影响到她。可孙乐乐那稳坐钓鱼台的姿态，外面的招聘哪也不去，却让贺小佳感到了形势严峻。我叹气说：“有人推就是不一样。”贺小佳没有说什么，脸上很平静。这种沉默的平静既认可了我说的事实，又照应了我的颜面。我再一次提出帮她买飞机票，她拒绝了。

过一个星期我给她打电话，她说从昆明回来已经两天了。我没有问她结果，她去之前我就知道了会是什么结果。我说：“那你好好准备本校的招聘。”她说：“好的，师傅。”突然，电话那边传来一声抽泣，我把手机贴近耳朵，想听得更清楚一些，电话已经被挂断了。我打过去，不接;再打，再打，她接了。我说：“小佳你怎么了?”她说：“我没什么，师傅，我还好啊。”我说：“还是要有信心。”这话我自己听着也是那么苍白，甚至虚伪。她说：“我没有失去信心呢。”我说：“那就好，那就好。这次你好好准备，主要是面试。”她轻叹一声：“唉，面试，面试，已经面试三次了。”

我很想帮帮贺小佳。我以前的研究生，毕业两年了还在社会上做一份临时工作的有好几个，都不好意思跟我联系，教师节春节也没个问讯，我也非常理解。我帮不上忙，也没有去多想。可是贺小佳我还是想帮帮她。校领导我说不上话，学工部的部长们也不认识，我能够求的只有蒙天舒。蒙天舒副院长当了两年，又调到研究生院当副院长了。说起来还是个副处级，可工作面向全校，分量就不一样。一个教授能做成一件什么事吗?一个处长就完全不同了。人人都说，副校长的位置在向他招手，只是时间问题。童校长下了决心培养他当接班人，那他是很可能接这个班的。他什么条件都已具备，童校长主持的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参与了，排名第二，好几个资格比他老的教授都排在他后面，国家一般项目早就拿到了，论文在权威刊物发表了几篇，还获得了省里的社科一等奖。这是许多老教授争取了一辈子都没争取到的。什么叫做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为自己的事，不是被逼到绝境我不愿求人。教授报了两年，没有去找人，当然也就没有报上。一个实质性的利益，发表论文也好，拿国家项目也好，评职称评奖也好，在关键时刻没人说话，那是得不到的，不可能。这个道理我懂，一旦自己面对，那越是懂得就越有心理障碍，就像小偷，他走在人丛中，没打算下手也斜着眼睛东张西望。可这次帮贺小佳去求人，我没有很大的心理障碍，甚至有点理直气壮的意思。为什么别的研究生我都没管，这次为什么要管?我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可越是不想解释就越是要有一个解释，就像一个有强迫症的精神病患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贺小佳有点私情，这点私情像阿拉斯加的深海鱼类，一百年一万年都不会浮出水面。

蒙天舒听了我的请求，沉吟好一会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小事我就不会来求你了，我自己报教授我求过谁没有?”他说：“几年前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今天那形势就不同了，硬是不同了。这两年招聘学生辅导员，我都去做了评委，不知今年还会叫我去不?都是名校来的研究生，一个个的口才，那叫一个了得。今年形势特别严峻呢，童老板一个研究生也报了名。”我说：“孙乐乐，我知道，那历史学院不能招两个吗?”他说：“历史学院招两个，别的学院领导招呼了的，外面特别优秀的，那往哪里摆?摆不平，”他用力摇摇头，“摆不平。哪怕只是一个学生辅导员吧，那也正经是个岗位，没有一个过硬的人说一句过硬的话，那也是不行的。说白了吧，名额不够分呢。”我说：“所以求你这个过硬的人说一句过硬的话呀!说不够分，好事永远不够分。在权威刊物发文章，那名额够分?评国家项目，名额够分?评职称评奖，名额够分?正因为不够分，所以求你帮忙去抢个名额，分是分不到贺小佳头上来的，只能抢、抢、抢，抢。”

这样说着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些话居然从我口中说出来了。这让我感到了一种羞愧，想着不是为我自己，羞愧之情一闪就过去了。看看蒙天舒并没有半点惊异，就更加安心了。这样想算是人之常情，也是对现实的正常反应吧。“唉。”我叹息了一声。蒙天舒也叹息一声：“唉。”又说，“今年如果没有孙乐乐，事情可能好办一些，她是我的嫡亲师妹呢。”我突然想到，可不是吗?虽然隔了十几年，都还是童校长的弟子呢。想要他把贺小佳放到孙乐乐前面去顶，那不可能。我说：“如今你在学校有话语权了，顶两个也顶得起。”他说：“你太抬举我了，顶一个我还要以童老板的名义去顶呢。”又说，“我尽量吧。”

这个拜托不太靠谱，我不想跟贺小佳说。可她来谈论文的时候，我舌头一滑，还是说出来了。说了之后我很后悔，让她去抱有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也是一种残忍。自己为什么那么想把这件事说出来?有见不得人的心情在里面啊!我是老师，我有家有口的，这点心情只能深埋再深埋，就像加勒比海盗在荒岛上把黄金珠宝深埋再深埋。我说：“要不你给蒙老师打个电话，请他吃个饭吧!”她很为难说：“算了，师傅，这个电话我真的打不了。”我说：“那我帮你打试试。”她没说话。她去了，我坐在那里犹豫很久，一狠心还是给蒙天舒打了电话。蒙天舒说：“这个饭我真的不敢吃。学生请我，我不敢说是鸿门宴，可我真的是不敢吃。”我知道贺小佳的事基本没戏了，不，肯定是没戏了，可我不敢跟她说。让她去撞撞运气吧。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运气可撞，稍微好一点的位子，都被拼这个拼那个的人拼掉了，轮不到像贺小佳这样没有资本拼的人。说起来吧，现在已经没有世袭制度了，可睁开眼看看，世袭已经悄然形成铜墙铁壁。一个人他如果不是自己超级优秀，他真的很难突破这铜墙铁壁。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是自己手中有权多好啊!为了贺小佳，为了安安，也为了自己。

贺小佳的事情最后还是没有搞成。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淡漠的神情，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我想找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她抢在我前面说：“我知道现在没有给我这样的女孩留下什么空间，我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现在更是接受了。我心痛的是让我爸爸妈妈失望了，他们还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名校的研究生，前程远大呢，哪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岗位有这么难?”她一下没忍住，抽泣了一声，马上捂紧了嘴，把头低了下来。

我感到了心痛，非常心痛，想着自己如果有权，该多么好啊!她抬起头，顺势用手擦了一下眼睛，笑一笑说：“对不起，师傅。”看到她的泪痕，我感到了心痛，非常心痛，说：“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觉得自己的话是那么苍白。她说：“要说机会，也不是没有，现在就有一个男人想帮助我。”我说：“结了婚的男人?”她说：“是的。”我说：“很有钱?”她说：“是的。”我没有马上就跳起来反对，觉得自己简直就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反对。我说：“那是个什么人呢?搞建筑的包工头?”她说：“可能还要神气点吧，是省路桥公司的一个什么经理，国家一投就是几十上百亿呢。他说我跟他走，就帮我去注册一个公司，他们施工用的涂料生意全给我去做，只要三年，我这一辈子都不用想事了。”我说：“那你……?”她笑了说：“师傅，那你看呢?”我说：“你应该不会。”她说：“是不会。”我也笑了说：“那你是个好女孩。”她也笑了笑，有种可怜楚楚的意味。她这一笑，我忽然感到了心中有一种荡漾，身上也有一种荡漾。我觉得自己有点卑鄙，赶紧说：“那我要张一鹏给你想想办法。”就跟她讨论这种选择的可行性。我知道自己是想用这种讨论把那种卑鄙掩盖起来。

我要张一鹏给贺小佳找个好点的工作，他一口答应了说：“我有个朋友是个老板，公司也有那么大，正急着找人呢。”我说：“是你师妹呢，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岗位。”他说：“老板放心，不会差到哪里去的。”贺小佳听说是去私营公司，有点犹豫，我说：“你那辅导员的情结不要太强了，别的工作也可以试一试。”她听我的还是同意去试试。过几天我问她，去了没有?她说：“去了。”我说：“成了没有?”她说：“没成。”又说，“接待我的人说，是给老板当助理，待遇很好，只是要经常出差的，还说他们老板比较开放。这个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人?这钱我不想要。”我说：“那我要张一鹏给你找个好点的老板。”

晚上我收到贺小佳的一条信息，她说：你站立的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我想回信说，社会应该给像你这样的女孩们一个空间，让你们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我没有回信。又过了一个月，贺小佳发信息来告诉我，她在河西的培德中学找到了一个教师岗位，是校聘的。她没有说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我想起了赵平平，在心里叹息了一声，还是有点勉强地回信表示了祝贺。

49

评职称一年比一年难了。前些年学校还放得比较松，多评几个教授，就显得学校实力强大。这几年向北大清华学习，严格限制教授人数，提高了评审的标准。积压下来要报副教授的讲师，越来越多，要报教授的副教授也越来越多。教授我已经报了两年，似乎离目标越来越远了。卢校长在大会上说，从明年起，获得国家社科项目将成为报教授的必须条件。这使今年的形势更加紧张，谁都想搭上政策的末班车。

这天我在院门口碰见了陶教授，他四十多岁，是老副教授了。前几年他都没报，似乎甘于副教授终老了。我说：“今年还是报一个吧，从明年起就更难了。”这样说了，我又怕他想着我说得虚伪，谁还愿意多几个竞争对手吗?连我自己忽然也省悟到，这话有点探口气的意思，又说，“我说真的呢。”他笑了说：“你说真的我还是想着你是说真的，别人我就要想一想了。”我也笑了说：“没想到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啊。”他说：“看了这么多年，还看不懂一个人吗?”又说，“一个人他老说是真的，那说真的他真的难得有出头之日。”我说：“谢谢教导。”又说，“我报个名也是想积累一点同情分，报个五年八年，让别人觉得再不轮到，也不太好了吧。”他说：“你不错你这几年还发了几篇像样的文章，我都不知道哪里去发，也不想出那么多钱付版面费。”我想解释是师兄帮了忙，不是钱买来的，又怕他找我推荐文章，就含糊说：“我也没那么多钱。”他说：“我就不报了，没那个心情。我现在焦虑的是儿子的事，据说高考要改革了，除了语数外，其他科目放到学校考，成绩带入高考总分。儿子还有两年高考，成绩怎么办?以前有家长委员会，专门负责跟老师沟通，后来不让搞了。现在又活动起来，要我也加入一个，地下运作，大家凑钱去跟各科老师沟通，说是要为子女争一个公平。我正为这种事头疼呢。我想做个好人啊，可是我做不成这个好人啊!儿女的事，谁敢去赌?”我说：“这是谁坐在云中想出的办法?真的是云计算啊!”他说：“我这一阵子想着这件事，职称没心情报了。你今年要争取评上呢，不评上可能永远都评不上了，国家项目，你搞得到吗?”

申报国家社科项目，也是件令我心痛的事。我已经连续申报了六年，有两年通过了通讯评审，都在终评会上被打下来了。前年社科处郝处长告诉我，我的申报材料上会了，要我去找评委拜托拜托，把评委的名单都告诉了我，嘱咐我说，名单是通过内部关系搞来的，可不能外传。我把名单放在书桌上，看着发呆。名字都认识，可没有一个有交情的，求得上吗?去求蒙天舒疏通疏通吧，也开不了那个口。再说，搭信求官，那求得到吗?可是机会实在难得，以后过不了通讯评审上不了会，那怎么办?

我给大师兄打了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大师兄说：“我可以帮你去说说，但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基本上是没用的。每个评委夹袋里都是一大叠名单，那不是师兄弟，就是自己的学生，还有铁杆关系户。大家交换支持，名额分光了还不够，怎么可能轮到一个临时来打招呼的人?前几年还有几条撞上大运的漏网之鱼，现在这张网已经织得天衣无缝了。”我说：“照你这意思，我硬是搞不成这件事了。”他说：“基本上大概可以这么说。”又说，“不过你的材料硬是让人眼睛一亮，观点的创新性硬是出类拔萃，那撞破这张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那你得有别人压都压不住的优势。”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我?以前我多少还有点把学术当作精神寄托的心情，现在真的有点灰心了。”他说：“不是你一个人才有这样的心情。唉，环境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又说，“你也不要灰心，要向你那个姓蒙的同学学习学习，把各方面关系建立起来，早建立早主动，一辈子不建立，一辈子都没有主动。”我说：“我又没当官，手里没一点资源，我拿什么东西建立呢?”他说：“你不建立关系，关键时刻他凭什么帮你说话呢?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没人说话那是不行的，你看各个单位的重点学科，一般都在校长院长的那个专业。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是结合在一起的。”我说：“我就希望他们凭学术呢，我的材料报六年了，千锤百炼了，前期成果也有那么多。”他说：“凭学术，那你得有压倒性优势才行哦!再说一大堆材料，谁来得及认真看呢?还是得进人家的夹袋才行。唉，你不是我师弟，是别人我都不愿说这些话，说起来吧，这样的话不应该由我来讲。”

大师兄后来帮我说没说话，我不知道。没有评上是真的。我打算这么一直报下去，上会五次六次，也会有个同情分吧。唉，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同情，是多么可怜啊!想一想申报材料，为什么一定要上会?通讯评审就是最终的结果，不行吗?分高者得，虽然也难说公平，总会有些人连通讯评委的名单都知道，不知道也会在所属的学术圈子里广泛招呼，总会撞到几个，可那也比现在这样公平。

想到从明年起，评教授就要国家项目，我还是非常焦虑。国家项目又岂是我力所能及?那样就可能一辈子评不上了。这样想着我还是报了材料，报了之后知道历史学院今年有五个人报了，只有一个名额。五个人中有三个是历年积压下来的，除了我，另外两个，这几年都没什么成果了，也是来积累个同情分的意思。还有两个新报的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童校长的弟子肖忠祥，一个是龚院长的弟子孟子云，历史学院的少壮派，都是副教授评了五年，刚获得申报的资格。要说成果吧，我也不比谁弱，可能还强一点，可看这局面我不敢抱有希望，有点局外人看风景的意思。人事处搞资格审查，五个人都过了。开评的前几天，有消息传来，童校长由省里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而评委抽签，龚院长抽上了。本来大家都认为，一定是童校长弟子评上，这一来又有了变数。

我把情况告诉赵平平。她说：“是不是这样你就有点机会了。古人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不定就那个渔翁。”我说：“没想过，不敢想。”她说：“你今年不挣扎一下，到明年不是一盘死棋?”我说：“怎么挣扎?我去求童校长?求龚院长?他们连自己的弟子也不一定罩得住!别的学院的人，我又不认识，认识也没有用，这是认识就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吗?”她说：“认识不解决问题，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是有个熟人在人事处吗?你把评委名单探到手了，多少个评委，你准备多少份材料，我准备多少个信封。这不叫折腰，这叫公关。行政管理学院还有个公关专业呢。”我笑了说：“往脸上贴金你倒是很会贴的。”又说，“这么大方就割肉了，这是你吗?”她说：“事情来了，我什么时候怕痛舍不得下刀子?那要看什么事。”我说：“搞不得，人家都是知识分子，那东西太扎眼了。”她说：“审你的材料不辛苦吗?辛苦了不该有点辛苦费吗?你觉得信封扎眼，我们换成智能手机，苹果的。”我说：“这个老婆对我真的就有那么好哩，血不是一滴滴出，一杯杯出。”她笑了说：“我不是对你好，你别自作多情!我主要是为了安安，她爸爸当个教授，将来一定要拼爹，她勉强还有点东西拿出来拼，不然你叫她拿什么去跟别人拼?不拼吧，沦落街头她还不至于，在社会底层那是大局已定。想到这一点，我真的有做坏事的勇气了，心情是早就有了。你看现在，哪件好一点点的事，是孩子自己拼出来的?”我说：“你说的话我也不反驳，但是我读博的时候，我导师说过一句话，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你比别人优秀一大截，你还怕不公平吗?别人他能压得住你?大师兄也说，只要出类拔萃，什么网你也能够撞破。安安我们好好培养她不就得了?”

赵平平冷笑一声：“你是做爹的，不要对孩子这么残酷，要她去优秀一大截，为什么你不优秀自己一大截?她能不能优秀出这一大截我不敢说，就是能吧，我也不想逼她那么去做。她这么小，不要把她往死里逼，要逼你逼一下你自己。我想要安安做个平凡人，可是也得让她有个平凡的幸福。”我说：“你那个平凡其实不平凡，你那个平凡的幸福其实在天上。你自己没个平凡的幸福?可还是天天觉得不幸。我们安安能够保证自己那一份平凡的幸福就可以了，优秀一大截，我也没想过。”她说：“我安安保证她自己还不可以，难道还要她保证你这个当爹的?脚痒手搔得到，手痒脚搔得到吗?”又说，“要优秀一大截你先优秀个榜样让我和安安看看，现在评教授就是个机会吧。说来说去，还是要你把材料备好了，登门拜访，一家一家。我陪你去，我把眼泪准备好了，我一个一个哭给他们看。我真的哭得出，泪水蓄在泪囊中都这么多年了，那眼泪不是假的，要多少，流多久，都有!不是假的。”她鼻子一抽，泪水就奔出来了。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赵平平，也对不起女儿。我曾经承诺过要给她想要的生活，我没有做到。多少次她说，蒙天舒家的韩佳换宝马了，高娟娟去马尔代夫旅行了，还有单位同事的女儿进贵族学校了。她把这些微信点开了给我看，说：“你看看马尔代夫的风景吧，看看韩佳开着宝马笑得有多甜吧，看看贵族学校的气派吧!人啊人，不去比还觉得自己蛮幸福，一比就掉进冰窖里了。”我看了没什么感觉，就像一个人有红烧肉吃已经很满足了，人家吃海鲜，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还有住别墅的呢，还有开宾利的呢，还有为儿女在美国买了房的呢，比得完吗?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欲望无边无际，就意味着痛苦无边无际。苏东坡当年在京城当大学士，说贬就贬到黄州惠州海南岛去了，那是什么境地?他也没失去旷达，他老婆也没抱怨什么。赵平平抱怨多了，我发了几次脾气，告诉她抱怨了也没有用，改变不了什么。可这一次，也的确到了关键时刻，说生死攸关也不过分，我是不是要改变一次?就一次。

我想了几天，结论是算了。认识不认识，揣部苹果去拜访，实在是做不出。别人不接受，我难受;接受了，我更难受。那一扇扇的门，实在没勇气去敲啊。赵平平说：“我的东西准备好了，你准备好没有?”我说：“你要我准备什么?”她说：“材料啊，还有心情，对你来说主要是心情。”我说：“心情?我能准备好我十几二十年前就准备好了。”她叹口气：“那我们家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家衣食住行不少一样，实在想买辆车，不说买宝马，买个普通点的车，也不是那么买不起，今年就买，行吧?房子换套大的也不是一定换不了，今年不买车，先换房，行吧?女人的心不能太大了。”她说：“你别说衣食住行吧，都是衣食住行，那一样吗?一条牛仔裤，几十的有，几千的也有，那一样吗?宝马跟力帆，那一样吗?”我说：“肯定不一样。为了那点不一样，把自己变个不一样的人，那有乐趣吗?”她摇摇头说：“唉，算了。说起来我也不是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也理解你。我自己吧，我的美好时光都那么过去了，现在反而过不去?我自己只要有韩剧看，又在电脑上玩一下抢地主，再玩一下微信，就觉得日子也过得去了。我就是觉得安安太委屈了。”我说：“看韩剧也成了人生寄托，你也是个脑残粉啊!”她说：“人家愿意残，你怎么样?”我举起右手挥动着，说：“我自豪，我骄傲，我是脑残粉!”又伸出两根指头比画着胜利的手势，“吔!”

我没有觉得安安有那么委屈。比起自己小时候，她已经是太幸福了。这让我有了一种安心。真的像赵平平设想的那样，把所有的幸福堆在她身上，那不害了她才怪。我把这个道理讲给赵平平听，并举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事例，一个儿子十八岁了还要父母帮他洗脸，结果成了一个废物。她说：“世界上这么想的爹只有你一个，这么巧，让我安安撞上了。唉，我知道这事让你为难，那就算了。拜托阿弥陀佛，让你撞个好运吧!”

评审的那几天有很多传言，说是童校长本人虽然不在，他已经布置好了，有别的学院的评委力挺肖忠祥。可龚院长也不示弱，坚决要评孟子云。卢校长作为评委会主任，说出话来句句都在原则上，可就是没有个方向，这似乎证实了他跟童校长有裂痕的传言。龚院长毕竟在现场，又是本专业的，别人不好多说，卢校长的态度又难以捉摸，这使孟子云的行情看涨。最后又有传言，童校长从北京给几个评委打了电话，局面又有些僵持了。这些传言我甲耳朵进乙耳朵出，反正不关我的事。

投票那天我听说大家都在橙楼外面等结果，忍不住我也去了，看见很多人站在门前，孟子云和肖忠祥都在。孟子云朝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都不说什么。这样最好。说别的事吧，显得矫情，说投票吧，又怎么说?肖忠祥说：“聂教授也来了?”我忽然很惭愧，似乎自己不该抱有希望，更不该来。我说：“我打酱油哩。”他笑了说：“可不能这么说!”显得很有自信。

等到中午十二点，还没有消息。人群中有人说已经投票了，在计票，又有人说还在逐个讨论，文科只有七个名额，怎么也摆不平。等到一点钟，我饿得有点发晕，准备走了，忽然大门开了，龚院长第一个走出来。孟子云马上抢上去问结果，龚院长说：“我不知道!”气冲冲走了。孟子云呆在那里，傻了似的。肖忠祥脸上有了喜色，竭力忍着。这时耳边有人对我说：“致远，你评上了!”我说：“不要取笑!”觉得这话有点熟，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又说，“别开玩笑!”他说：“评谁都不好，不和谐，卢校长就推了你，说到底你的材料还是扎实一些。”我有点晕眩，觉得不可能，抬头望了望天，觉得更加晕眩了。这怎么可能?犹豫着我掏出手机给赵平平打电话，说：“我可能评上了。”她说：“评上什么了?”我说：“还不是那个教授。”她说：“真的?你没骗我吧?”我说：“这样的事是开玩笑的事吗?”她在那头“哇”的一声哭了，哽咽着说：“我飞天了!臭臭，我飞天了!”

我忽然听见有人号啕大哭，一看是孟子云。我想是不是要过去安慰他，正犹豫着，又有一堆人围到一处，有人告诉我是肖忠祥昏倒过去了。我从人丛中一看，果然是肖忠祥倒在地上。我马上掏出手机，打了120的急救电话。一会校医院的医生来了，120救护车也来了。我帮助医生把肖忠祥抬上救护车，准备上车护送他去三医院。忽然感到有人把我用力往下一拉，是肖忠祥的妻子，愤怒地望着我。我嚷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呆在那里，看着救护车鸣笛远去。

50

评上了教授，对我是意外之喜。可因为这个意外之喜，有人痛哭，又有人昏倒，这让我感到不安。我告诉自己，我没有欠谁的，我的确也没欠谁的，可我还是感到不安。一件更让我不安的事，就是大家都认为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卢校长有了沟通。有天有个老师说自己有件要紧的事，想跟学校主要领导汇报一下，主要领导是谁，非常含糊却又非常明确。他不说明，我也就不好点穿，只好说：“我也没有跟什么特殊人物打过什么特殊的交道。”这是实话，可他不信。他也不说不信，只是笑眯眯望着你，嘴里“嘿嘿嘿嘿”地发出不明确的声音。我也不解释，由别人怎么去想。有一天跟蒙天舒说着话，他忽然说：“致远想不到你还是通天的人呢!”“通天”让我一下想到北京，那才是天，忽然明白了，说：“卢校长我不敢说没见到过，没说过一句话是真的。”他 “嘿嘿嘿嘿”地笑。我说：“你都在职能部门搞这么久了，谁通天谁不通天你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混的?”他说：“所以啰，所以啰，有朝一日。”我说：“所以我想通也通不了的，你翘一翘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他说：“就是想不出，所以才……是吧。”我笑一笑，不再为自己洗刷，越刷越黑。

这天下楼出了学院大门，有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您是聂教授吗?”我说：“我姓聂。”她说：“那么您就是聂致远教授了?”我说：“我是聂致远。”她说：“省里这次评职称，你是评委，想请你帮帮我呀!”我记起评了教授后填过一张什么表，进了一个什么评委库，自己都忘了。我说：“我不是评委，我没接到通知，你的信息搞错了。”她怔了一下说：“可能通知还没来吧。明天就开评了。”我要走开，她说：“聂教授一定帮我说句话呀!”递给我一张纸条，写着她的名字，姓高，是华阳地区一个职业学院的老师。我把纸条塞进口袋说：“好的，好的。”她跟在我后面走，说着自己的情况，副教授申报三次了，条件越来越高了，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帮帮他们这样的弱势群体。我说：“好的，好的。”加快了步伐。她说：“能不能请聂教授吃个便饭呢?”我说：“我不是评委，你真的找错人了。”她说：“就吃个便饭吧!”我想起了“大便饭”还是“小便饭”的段子，就笑了一下，说：“便饭……我真的不是评委，你相信我，饭真的是不能吃的。就算我真的是评委，这个饭我能去吃吗?”

她飞快地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中，我本能地一下握住了，捏捏知道是一沓钱，估计是一万，说：“你犯错误了。”她笑了说：“现如今这叫什么错误?我就花这一点，人家还花好几万呢。”我说：“这是一点?你们工资那么高?”她说：“就是不高呢，高我就不急着评这个职称了。”我说：“不高你还说这是一点?弱势群体?”我把信封递给她，“拿回去吧!”她不肯接，说：“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本来应该……”我笑了说：“应该几万?你犯错误了，我不是评委。”她说：“犯错误那也交个朋友。”我说：“朋友是这样交的?你什么时候这样交到过朋友?朋友!你不要我就放地上了。”做了放地上的动作。她眼泪一下流了出来，说：“聂教授，就帮了这个忙吧!”抽泣着，掏出手帕擦着眼睛。她哭着说：“我求你发个善心收下吧，真的没有办法呢，不找几个人帮着说几句话，就被别人顶出来了，我已经被顶出来三次了，真的没办法呢，我求你啊!”泪水不停地流出来。我说：“信封拿去，你相信世界上有好人吧?”她说：“那你也相信世界上有好人，评上评不上，我绝对不会拿这个说事!”我说：“不是说事不说事的问题。你一定要相信世界上有好人。”她说：“大家都说评这个职称要花六万块钱，我把它花出去了，我心里就安了。”我说：“你多少钱一个月?”她说：“那也还是有三千呢。”我说：“三千一个月就肯花六万来评个职称?”她说：“不评怎么办，不评永远是个中级。”苦着脸望着我说：“我求求你了，求你了!实在没评上我不怪你。”我有点生气了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她说：“就是太相信人了，才三年了还没有评上呢。”我说：“万一我去了，我说万一，我会帮你说句话，但你要把这个信封拿走，你不拿走我绝对不会帮你说半句话。”她说：“真的啊，是真的吗?真的?”我说：“说了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

下午四点多钟，我真的接到了省教育厅的通知，让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去京园宾馆报到，参加省里的职称评审。通知我的人说：“这事不要到外面去说，这是纪律，也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工作不受干扰。评委是刚刚抽签出来的，名单是保密的。”我笑一声说：“你们的保密工作真得做好啊!”

文史系列参加副教授评审的评委是五个人，组长是麓城大学文学院院长。地区来的评委只有一个，是平川学院的副校长。参评的是四十七个人，要淘汰二十一个。开始我还认真看材料，文章一篇篇翻开来读。读了几篇就麻木了，根本就不记得哪篇文章是谁写的，水平如何，脑袋就像一片草地被一群野马踩了一通，遍地都是乱七八糟的马蹄印，哪里还会知道哪个脚印是哪匹马的。我说：“脑袋都糊涂了!怪不得大家向名刊投稿要找熟人，编辑他一天收几十篇稿件，脑袋都是晕的，哪里分得清谁好谁坏?有些好稿流失了，也不怪编辑。”组长说：“早几年我也是你这样看，现在有经验了，看看文章是什么级别的刊物发的就差不多了。”我找到高老师的材料，觉得还是不错的，怎么几年都评不上?看了一天，总的感觉是水平普遍不行，根本就不能跟麓城师大和麓城大学那几个重点大学比。我说：“谁要想评个职称混个日子，千万不要去什么重点大学，在这里能评个教授的，到我们那里恐怕副教授的毛都抓不到一根。”那副校长说：“那欢迎聂教授来平川学院，房子一套分给你，科研启动经费二十万，安排家属。”我说：“你们在麓城，我真的会去，别的都放在后面，安排家属真的让我心动。”

材料看了两天，对谁在哪家刊物发了什么文章，还是有了个印象，文章怎么样，那只有天知道。组长要每个人把自己觉得应该考虑的人提出来。那副校长说：“不瞒各位兄弟，我是带了任务来的，我们学院这次报了五个，请各位兄弟高抬贵手，不然兄弟我回去怎么交代?”组长也说，自己有个当年的研究生这次也报了，如果不是太差，也请照顾一下。麓城师大文学院的章教授说：“既然说到照顾，我也有三几个拜托了的，如果能照应一下，那请大家帮忙，不好交代呢。”组长说：“人情社会，大家都有难处。我们在原则的范围内考虑一下。”我说：“进入评审都是经过了人事部门资格审查的，都在原则范围之内。”组长说：“就是呢，为难呢。聂教授有什么人选没有?”我说：“我没有。可能是我第一次当评委，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吧。”我想着既然有人给我送信封，会不会有人也给他们送呢?左看右看，也不太像。大家把非评不可的几个人的材料放一边，算是定了。又把水平太差的几个人的材料放另一边，算是淘汰了。有个人被淘汰了，又被章教授把材料捞了回来，放在中间，说：“她的材料还是可以的，暂时不判死刑，算个死缓吧。”

到最后还有几个定不下来，高老师也在其中。对她我也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行就行，实在不行，那也没办法。还剩下七个，要淘汰三个。组长说：“上面催交名单了，实在定不下我们投票。痛苦呢，痛苦呢。”他感到痛苦，真的算有良心。我们这里笔那么一转弯，就是别人一辈子的命运。我说：“有什么那么痛苦，谁的材料硬点就评谁，反正也是韭菜地里拔麦子。”组长望了那副校长说：“那我们就拔?实在不行就票决。”副校长说：“我还有两个人在里面，我好不容易挤……好不容易进来当个评委还没搞定，兄弟我回去交代不了呢，各位弟兄帮帮忙。”章教授说：“说到帮忙，各位也帮帮我，死缓的那个材料也不是那么过不去，就放一条生路给她。”

大家又把材料反复看。副校长要把高老师拿出去，我说：“这个人的材料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把她拿出去太不人道了。”组长说：“是不是你什么人?是就考虑一下。”我说：“那就算是的吧，不过我真的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又淘汰两个，还要一个。副校长几次提出要淘汰高老师，章教授开始还犹豫，后来看看自己想保的那个有危险，也同意了。我说：“这个人的材料你跟其他几个比比，怎么比怎么强。不行呢。”副校长又提出把材料最好的那个淘汰，组长说：“这个人正经还在扬州大学学报发了篇文章，能保还是要尽量保。”又把五个人的材料拿来翻看，按标准非把副校长的熟人踢出去不可。他说：“平川学院五个评上四个，那一个兄弟我怎么跟他说?痛苦呢。”再次提出把高老师踢出去。我说：“你保了五个，我保一个还不行吗?”组长翻看着材料说：“有办法了。”告诉我们说，扬州大学学报那篇论文不是正刊发表的，是增刊。大家看了那本刊物，在目录上方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写了“增刊”两字。他说：“那就解决了?”副校长说：“解决了解决了!”章教授说：“解决了!”我说：“就算是增刊，那也还不算最差的。”组长说：“说绝对公正，我们也没那个水平，”他转向副校长，“是吧?”副校长连连点头说：“那是，谁也不是神仙。我们大家都是人，是吧!谁叫我们是人，是人就甩不脱那个人情。”组长说：“就这样吧。明年我不来搞这个事了，痛苦呢，痛苦呢!”

51

一不小心，大学毕业就二十年了。看清了过去的二十年，就不难想象今后的二十年，那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一辈子就是如此而已，不会有奇迹发生。

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年，这件事我自己没有想起，是许小花的电话提醒我的。她说，在国庆长周末要组织全班大聚会，凌子豪认捐十万，蒙天舒负责组织，具体事情我和她经办。我觉得她倒是很会找人的，一个有钱，一个有权。我说：“找蒙天舒人倒是找对了，如今他在学校也是一个人物了，不要说提供各种条件，童校长他都请得动，还有孟书记。”

四月底郝处长打电话来说，我今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又入围了，马上就要上会，还有童校长领衔申报的国家重大项目也上会了。他把有关评委的名单告诉我，要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我看了评委的名单非常地泄气，名字都是知道的，没一个有什么关系，大师兄今年也不在其中。有些人为了建立关系，一年几次出去开会，没有经费，自己掏钱也去。去了就紧紧跟在大人物后面，哪怕拉不上实质性关系，那也混个脸熟，关键的事情来了，总还搭得上线。可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实在是不能那样勉强自己。我对郝处长说：“这个我没办法沟通，搭不上线啊!”他说：“搭不上线那也要想一切办法搭上线，能够上会，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不要浪费了。评到一个项目，国家给十八万，学校按一比一配套，你说这是个什么概念?上会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不要浪费了。”我说：“给别人也许就没浪费。”他说：“你也要支持我的工作吧!我们这么大个学校，如果还赶不上下面的学校，脸往哪里放?校长的压力大，我的压力也大呢!”他告诉我，麓城大学已经派了人去北京了，我们学校法学院的院长也准备去北京，机票都订好了。他要我去找蒙天舒，说：“他会有办法的，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我没有去找蒙天舒。要有人帮你在评审会上说话，这不是一件小事，托个人捎句话，这点情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照应的人太多，早就做足了功夫的人也太多，不可能照应到我这里来。何况他们自己也报了重大项目，一个单位怎么可能在同一领域评上两个?赵平平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三十多万呢，你一年工资才几万?”我不想勉强自己，可我不能这么说。我说：“正因为利益太大了，所以临时抱佛脚是抱不来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她说：“这个道理你懂你平时怎么不烧香?”又说，“你都评上教授了，我也懒得着急了。以前逼一下你，那是没有办法，现在，由你吧!”我抱拳说：“拜谢开恩。”又说，“这样体谅的老婆被我找到了，我没烧过香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运气?”

唉，道理我是懂的，可一旦自己面对，我就没有办法了。这样说了，这样想了，我心里其实还是抱有一种侥幸，希望会上有人以选题和材料为依据，为我说几句话，毕竟我申报材料是一锤子一锤子砸了几年砸出来的。没有这点希望我就不会报了，虽然我也知道，这希望是多么渺茫，多么渺茫。一个人他不抱幻想他就没有希望，他抱有幻想他就总是失望。

蒙天舒打电话来说：“致远听说你也上会了?”我说：“我上会那是假的，你们上会了那是真的。”他说：“那不一定，也可能都是真的。”又说，“准备马上去北京跑一趟，童老板不方便，把线索都理好了，要我出马，我想是不是带你跑一趟?正好你也上会了。”我说：“现如今光着两只足跑那是空跑，你看这个跑吧，除了要足，还要有包包。”我说着，手指凌空写了个“跑”字。他说：“这个你不用管，都有安排。”

第二天我们买了软卧票去北京。蒙天舒去洗手间，示意我看着他的提包。他去了我捏了捏提包，里面有内容，一沓一沓的，还很丰富。蒙天舒回来了，我说：“是不是送点礼品好些，不要害人家犯错误，人家能当上评委也不容易。”他说：“现在谁还要东西?最早的时候送麓山的橘子，送英雄牌依金笔，约好到立交桥下去见面;后来送烟酒，再后来送电脑、苹果手机。现在你送这些人家还是个负担。人家是什么人?会少这个?要与时俱进嘛。”又说，“人家给你审材料不是很辛苦吗?辛苦了，收点辛苦费那是应该的，不要往腐败上面想。”我说：“现如今当个学术权威比当官还好，当官收了东西那是腐败，是高风险职业。当权威收了，那是尊重知识。”

到了北京，蒙天舒给评委打电话，都是关机。打听了才知道，评委已经住进了京西宾馆，评审过程封闭式管理，评委的手机都收上去了。蒙天舒说：“今年的动作怎么这么快?”我感到了欣慰，这至少把一部分动作慢的人挡在门外了。蒙天舒再打电话，居然有个评委的电话通了。蒙天舒说：“张教授，我是麓城师大的小蒙呢，刚刚到了北京，童校长嘱咐我，一定要特地来看看您，身体还安康吧!在外地?那我在北京专门等您吧，您这一两天就会回吧?四天?四天那我也等呀!哦，哦，哦，那就再见啊!”收了线他说：“社科处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行啊!张教授他今年不是评委。”我说：“你要再见那也慢点再见，再见那么快，太那个什么了点，还要不要下回?”他说：“他今年就到年龄了，他自己说的。”我说：“张教授是老实人，要是我，先来个含糊其辞，把你的内容收了再说。”他说：“人家是教授呢，讲诚信呢，知识分子呢。”他给童校长打电话，打完电话说：“老板说还是挨家去拜访，把材料送过去。”我说：“人都进宾馆了，材料送去谁看呢?”他说：“你送到他手上他就会看吗?能那么翻一下算是最负责任的。评委的手机被收上去了，这年头谁没有两部手机?没两部手机就没办法跟外面联系?不可能几天不跟外面联系吧?东西送到家里就等于送给本人了。”我们把材料整理了一下，把有内容的小信封塞到了大信封里。

到第一个评委家我陪蒙天舒进去了。没说几句话，把装材料的大信封丢在沙发上就出来了。评委的夫人不接材料，望都不望一眼，似乎没看见，嘴里说：“好的，我想办法跟我们家里的联系。”本来我还想把自己的材料也丢一份在旁边，见蒙天舒一句不提，就想着自己还想往里面挤，非常勉强，就没拿出来。出来蒙天舒说：“怎么你把自己的事忘记了?”我说：“你们的事是大事，我的事就不来打岔了。”他说：“那也是大事。”我说：“里面没内容，丢在那里也没有用。”到第二家我说：“我就不上去了。”蒙天舒说：“那你的事……要不你把材料给我带上去?”我说：“本来就是搭信求官的事，还能求到两个官吗?人家老婆在电话里都讲不清。”蒙天舒说：“那……那就争取明年，重点突击。”我心里好想笑，谁会把我当重点去突击?口里说：“突击就不突击了，看哪年能碰个运气?”

事情两天就做完了。材料都送了出去，也有几家当场看了，打架一样，把小信封退了回来。看得出评委出去之前交代了的。这让蒙天舒很不安心，说：“领导会说我不会做事呢。”我说：“还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了会不会退呢。”他说：“我们这么诚心，应该会给个面子吧?都是老板的朋友呢。”预订的回程火车票还要等两天。蒙天舒说：“闲着也是闲着，下雨天打孩子，那也得打，是吧?我去拜访几个人。”我说：“你的时间总是有效时间，我就待在宾馆看看球赛算了。”他去了我想，他的时间果然从来就是有效益的，没效益的事，比如学生辩论赛当评委等等，那是我这种人的事，他从不沾边。

在宾馆待着快到中午，我看电视看得憋闷，就下楼去走走，想顺便在哪里吃碗饺子。我在春天的阳光下慢慢地走，穿过天安门，看见国旗在广场上空飘。来到王府井大街，想了想，没发现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去看汽车站的路牌，想着是不是到哪个景点去玩一下?我忽然在一块去西山的车的路牌上看见了“门头村”三个字，觉得有点眼熟，马上就恍然大悟。我等公交车开过来，马上跳了上去，车上人不多，还有座位。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街景纷纷攘攘，一晃而过，一晃而过。几十年的往事都涌上心头，纷纷攘攘，一晃而过，一晃而过。我忽然一阵心酸，眼泪都涌出来了，又感到没有什么伤心的理由，就闭了眼用力把眼泪压回去。

在门头村我下了车，掏出手机看看是两点钟。这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门头村了，眼前是成片的房子，已经有了城市的意味了。我拦住一个路人问门头村在哪里，他跺一跺脚说：“这就是啊。”房子很多，路人很少，不知是都去城里上班了呢，还是根本没有住人。我沿着一条小街往里面走，想找回当年的记忆，已经找不回了。那棵老槐树当年生长在哪里?根本就没法说清楚。我问了一个卖烟酒的店家，前个十几年，这附近是不是有棵老槐树?他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根本不理解我问什么。我出了小街往回走，回到大路上，往前走了一段，再向右拐，向西山走去。走了不远是一片平整好了的土地，上面倒有一些垃圾。越过空地是一片桃林，小桃子泛着青色。一位大娘在桃树下锄草，抬起头询问地望我一眼，对我的出现似乎有些意外。我想起门头村当年是正黄旗的地方，属健锐营右翼，就问：“大娘，这里是正黄旗吗?”她指着那片房子说：“上佳锦苑。”又说，“桃子还没有熟呢。”我笑了说：“我不会摘桃子呢，我就想知道这里是不是正黄旗?”她说：“说了是上佳锦苑。”

回到大路上我往西山走去。来了一辆公交车，我上了车，就到了西山的门口。我没坐旅游车，随意地拐上一条小路往上走，走了半个多小时，不知到了哪里，四周空无一人。我找到一块岩石坐下，往山下望去，远处的城市看不清楚，近处的景物历历在目。我竭力想辨认出哪一片是门头村，却无法确定。不管怎么样，曹雪芹当年生活在我的视野之中，这是肯定的;《红楼梦》就出自眼前这片土地，这也是肯定的。敦诚赠给曹雪芹的诗中有“日望西山餐暮霞”一句，多么诗意，可他的人生又是多么凄凉。千百年的历史，在教科书中被一页一页轻轻翻过，只有回到时间细微的褶皱之中，才能体验到他人生的寸寸血泪。还有多少同道者被岁月无情地淹没了啊!而且，那些坚守者也没能改变世界，时势比人强。这是放弃的理由，又不是放弃的理由。如果是理由就没有伟大和高洁了。也许，凡俗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是文化英雄。我景仰他们，可我没有力量走近他们。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的艰难啊!当经验向我们这样来展示生活的真理，我们能够那样去生活吗?时空浩渺无涯，自我渺若微尘，在无限时空的背景之下，一个人还有必要去表达自我对世界的意义吗?好好活着，活在当下，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启示。而我，作为一个凡俗的人，又怎么能够像圣人那样超越生活经验而活着?也许，知识分子应该与众不同，他那一肚子的学问不是拿来教导别人怎么生活的。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

想一想曹雪芹当年是怎么想的吧!他没有获得现世的回报，使自己从极度的贫窘潦倒中得到解脱;也不去追求身后的名声，在时间之中刻意地隐匿了自己的身世。对一个中国文人来说，淡泊名声比淡泊富贵更难，可曹雪芹他就是这样做了。一生行迹的埋藏，是他生前做过充分思考的安排。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可曹雪芹他做出了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千古流芳的牺牲，无人见证，也无须见证。也许，认为他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是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他，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

起风了，我感到了一丝凉意。肚子“咕咕”地响了几声，我想起自己还没有吃中饭呢。我从岩石上爬起来，向山下走去。阳光在我头顶，被树林遮挡。那些从树叶的缝隙中穿过来的阳光，在我眼前形成了一束一束的光柱，似乎伸手就能握住。春天的树林中浮着泛绿的空气，闻得见那绿色的气息。我听见风在树丛的上空发出沉闷的声响，我辨不清方向，不知道这到底是南风还是北风。忽然，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音，停下来侧耳细听，那是风裹着风，在沉闷的风的中心，传来了一丝尖厉的、凄凉的锐响，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

(完)

作者：阎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