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今年四个人报副高，只有一个名额。按惯例学校要求院里排一个序报上去，为的是减轻学校评委们的压力。怎么排序由院教授委员会定。按说我应该相信这些教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可汪燕燕是童校长的弟子，如果童校长逐一给他们打电话呢?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得罪我总比得罪童校长心里轻松点吧。小蒋又告诉我说，汪燕燕已经逐个上门拜访那些教授。这让我危机感陡然上升。上升之后又回过头想，她这样做表现了她内心的焦虑，那么童校长应该是没有下决心为她办成这件事。童校长虽然是个副校长，对别人的议论还是有顾忌的，到关键时刻才会出手。

这样想着我宽心了一点，像划着小船从急流险滩进入了平缓的大江。宽心之后又觉得这宽心没有充分理由，说真的我应该相信那些教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也都是很好的人。可是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在双重压力之下，不会做出违心的选择啊。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危险，很可能又吃个哑巴亏，到头来连个倾诉的地方都没有。你在院里倾诉，你等于打那些教授的脸。到家里倾诉呢?那简直是找骂。

我想起小蒋告诉我的那件事，就到院资料室去找汪燕燕的那本书，有一次我在书架上看到过。如果真是非正式出版的，逼急了我，我也可能把这事抖落了出来，我得有个准备。走进阅览室我心里很痛苦，都是几个读书人，怎么要这样兵戎相见?搞学术不应该搞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地步。可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资源就那么多，少数牛人已经占了大头，剩下的大家都拼了命去争，你不争你就没有。

我找了很久没找到那本书，这让我更加恐慌。难道有人借走了?那不太可能，谁会借这样的书?应该是汪燕燕自己拿走了，她已经在防着这件事了。我问管理员李灿云大姐，是不是见过这样一本书?她马上说：“前两天汪老师借走了。”从汪燕燕的卡片袋里把卡片抽给我看，说：“咦，还是汪老师自己写的呢?是我们这个汪燕燕吗?”我说：“大概肯定是吧，也可能绝对不是。”

出了门我垂着头走在林荫道下，想着别人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我真的有些绝望了。要是就我自己吧，我也就算了。可一想起平平和安安，我心里就绞得痛，我多么想让她们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啊!还有蒙天舒，他都报正教授了，这也让我心里绞得痛。我把嘴唇咬得快要滴血，这样来平衡心中的那个痛。我似乎感到湿乎乎的嘴唇有点咸味，就掏出手绢在嘴唇上按了一下，没有血，那湿湿的并不是血。我又用力咬着下唇，再按一下，还是没有血。我对自己说：“也好，不然又吃个哑巴亏。”我四下张望，看着周围没人，自己也很意外地，抬起头，把嘴歪着，“哈哈哈哈”地笑了。

小蒋跟我打电话，告诉我过两天院教授委员会就要讨论排序的问题了，问我采取了什么步骤没有?我说：“我又能采取什么步骤?刚才去资料室找那本书也没有找到。”他说：“这件事你就信我的吧，这么大的事我敢去诬陷一个人?我这有一本，我送给你吧!”我觉得跟他见面有点不好，好像搞地下活动似的，就说：“你什么时候放我信箱，我过去拿。”

过了半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说，书已经放信箱了，又说，“汪燕燕在外面怎么说你，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我的学术不算学术。也许我的学术真不算学术，但是比她的学术还是要学术一点吧。在历史学院，长了一双眼睛的人都看得懂的。”他说：“哎哟!致远，有些文章那么烂，也发表在那么高档的刊物上，编辑看不懂吗?这是懂不懂的问题吗?还有，你知道她在外面怎么说你?她说你是小人呢。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她用孔子的话来说你，你没有成她的美，你就是那个反之。”我说：“前几天她还说我是君子呢，怎么突然又成了小人?说得好啊，给我勇气去回她的死信呗。如今小人都有勇气说别人是小人了。”

我到信箱拿到那本书，塞到衬衫里，溜到教研室，翻开来仔细研究。这真的不像一本正式出版的书，哪里不像，我也说不出来。我想着是不是要打个电话到北岳文艺出版社去，就说要买几十本做教材，请他们帮着印证一下。想着打了又怎么样?真是非正式出版的，我能去揭她?她不过也就是想省几万块钱罢了，也可怜呢。又想着打了总比不打好，到了关键时刻，自己还有一张牌可打。

正犹豫着，龚院长打电话来，要我去一趟。进了办公室龚院长说：“小聂，你对今年评职称有什么想法?”我说：“尽量争取评上吧。”他说：“谁都想尽量评上，名额只有一个。”他伸出右手食指晃了晃，“一个。”又晃了晃。我说：“那就看材料呗，都是专家，谁看不懂材料呢?只要瞟一眼心中就有数了。”他说：“材料是你的好一些，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资历也要兼顾一下。”我说：“汪老师资历比我多一年，但是学校的文件说了兼顾资历的问题没有?没有。”他说：“其实我是支持你的，但是你也知道，历史学院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院长说了就算数的。”我说：“谁那么有能耐，他多搞个名额给她，我不说什么。”他说：“今年的名额已经公布了，我们学院伸手，每个学院都要伸手，校长就当不成了，人事处长也当不成了。”我说：“那就只能看材料。有些人的材料，拿是拿到桌面上来了，那也可能有水分在里面。”他笑了一下，“可能，很可能。但是讨论的时候谁会说呢?皇帝的新衣，有人说吗?”

看来龚院长也知道那本书有问题，但不好说。我说：“不要说有水分，就算没有水分，那也是我的材料好一点点吧，何况那一点点是一点点吗?”他也不说那一点点是多少，摇摇头说：“我这个院长跟别的院长不一样，特别难当。”他能跟我说得这么明显，也是向我交底了。我体会到了，这些年来，他也是在走钢丝，不容易。我说：“学院的事，院长该拍板就要拍板。”他笑了说：“有这么容易，历史学院早就跨越式发展了。从我心里来说，有些局面我也还想控制一下。”又说，“比如你的事。”我说：“那我还是希望龚院长能控制一下。”他说：“那也要我能控制得了啊!有些话我在院务会上都不好讲，我讲了，马上就有人汇报上去了。教授委员会开会也是一样的。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希望你自己有个坚定的态度，让教授们都知道，如果把你牺牲了做人情，那是不行的。”我说：“我怎么让他们都知道呢?”他说：“别人是怎么去怎么的，那你也就怎么去怎么，不然还能怎么去怎么?”我说：“知道了。”又叹气说，“要我那么去怎么，好为难啊!”他说：“活着就是件为难的事。”又说，“就这两天了。票投完了，排序就定了，复议那是不可能的。”我说：“知道了。”就出来了。

龚院长暗示我去跟教授们沟通一下，这让我很为难。可是汪燕燕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如果不做，他们的情感天平往那边倾斜一点，我就没希望了。吃了亏我如果不嚷嚷，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嚷嚷呢，人家有个现成的理由在那里，资历。我如果真的被牺牲了，还真的不能嚷嚷，那不是让那些教授们丢脸吗?那下次就更成问题了。

可是我怎么去沟通呢?也学汪燕燕提点什么上门?或者送个购物卡什么的?这些事情，别人做了我没做，那大家的情感就站到别人那边去了。说真的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教授，他们大多数都教过我的，都是很好的人，也有水平，材料的好坏看得懂。可如果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我被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万一”难住了。

正犹豫着，小蒋又来电话，问我拿到那本书没有?我说拿到了。他说：“那你赶快行动啊!”我说：“万一是正式出版的呢?”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没把握我会乱说?”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院里知道的人好多，可还是要有个人把真相提到桌面上来啊!上不上桌面，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上桌面人人知道也不是个事，一定要上了桌面才算个事。”我说：“我这就打个电话去出版社澄清一下。”他说：“最后一天了，哥!快下班了，哥!”我收了线，又马上把电话打到太原，问114要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再打过去，没有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

我几乎彻夜失眠了，趴在床上不动，听见赵平平确实睡着了，才敢轻轻翻个身。好几次我想把她叫醒商量一下对策，又觉得毫无意义，她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知道。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起来了，等着到上班时间去打那个电话。赵平平去了学校，我又打电话到出版社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一直到九点多，有人接了。我说要买那本书做教材，要几十本，请她查下还有货没有，要得急。那边说尽快去查，要我下午打电话去问结果。我想着下午教授委员会就开会了，说：“我十一点再打电话来问行吗?”她答应了。十一点我再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一直打到十二点，都没人接。

我在心里恨着自己，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我有点绝望，非常绝望，觉得自己又一次被牺牲已成定局，翻盘是不可能的。只怪自己太相信自己的材料了。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你说自己的材料好又有什么用?就像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你说自己的论文好他就给你发了吗?又想到小蒋说得那么肯定，龚院长都暗示了，我就用赵平平的手机把情况发给那些教授们，又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事情非常容易，我把内容写好，要致高去转发也行啊!拿起手机我又犹豫了，万一小蒋的信息不准确呢?那我不是诬陷?就算准确，对同事下这么重的杀手，我也非常痛苦。我想着今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等明年，不就是晚一年吗?

中午一点多，小蒋打电话来，问我把汪燕燕的事揭出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不揭出来，不揭你就危险了。”我说：“万一不是那么回事呢?就算是那么回事，那她受的打击也太大了。”他说：“那就算了。”就收了线，过一分钟又打过来说：“我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是不是?”我说：“是的，是的。”他说：“那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的，是的。”到了四点多钟，龚院长发信息来说，你排第一。我想，这怎么可能?天上就算有馅饼掉，也不会砸在我怀中啊!心里对那些教授充满了感激，觉得对世事不必那么悲观，对人性也不必那么悲观。

过了一两个星期，学校开评了。我听说汪燕燕又在校评委那里活动，心里又紧张起来。她的意志这么坚强，这么执着，这么不辞劳苦又这么拉得下面子，她不赢那难道还是我赢?学校的评委跟院里的还不一样，他们不是历史专业的，对材料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因此情绪的成分就更大些。汪燕燕把他们逐个都拜到了，我呢?谁都不认识，我不输那难道还是她输?不让老实人吃亏，那让谁吃亏呢?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没有办法，要我也像汪燕燕那样去奔走，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停在原地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宣判，希望结果再一次证明对世事和人性都不必那么悲观。

对学校评委的评定过程我不了解，只知道投票就在明天了。晚饭后我在厨房洗碗，心里突然冒出“困兽犹斗”这个成语。自己怎么就这样等着，连一只困兽都不如呢?性格就是命运，也许我只配这样的命运吧?这时手机响了，我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在抹布上擦干，一看是汪燕燕打来的。她说：“聂致远，你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小人就算了，你怎么还这么卑鄙呢?”我一下火了，我忍让退，忍让退，一直在忍让退，她还说我是卑鄙小人。我说：“汪老师，你想想你自己都做过什么，我又做了什么，你还说我是小人?”我左手的食指在自己鼻子上点了一下，“我是小人?我卑鄙?”我问一声就点一下，“谁是小人谁自己清楚。”她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放到阳光下面来说，你怎么在黑暗的角落使阴?你就那么害怕阳光吗?”

我怔了一下问：“谁使了什么阴呢?我是使阴的人吗?”在鼻尖上点一下，“我?”又连点几下，“我?我?我?”她说：“那难道往校长信箱泼我的污水那还是别人泼的?他是雷锋，担心你评不上?”我马上想起了那本书的事，又想起小蒋，说：“是你那本书的事吧?我没发什么给校长。”刚说出来我又后悔了，我想证明自己是君子，事情是知道的，检举信我不会写，可她怎么会相信?她说：“是吧，是吧，你还敢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是知道的，有铁的证据!”她把铁证说出来，是我去资料室借过那本书。我说：“事情我知道，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怎么会出去说?绝对不是我，绝对绝对!”

我感到自己的表达很无力，把“绝对”说一万遍都没有用，虽然这绝对真的是那么绝对。她说：“这是一个阴谋。你不知道阴谋论的原理吗?谁受益就可以倒推他是阴谋的主使。陈水扁挨一枪擦破点皮，就选上去了，那一枪能是别人的人安排的吗?谁会去做这个好人好事?你知道你不往上面捅，那可能吗?”我说：“别人可能不可能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做人的。”她说：“做人这两个字你就不要说了，这是该你说的吗?”我说：“汪燕燕，我聂致远说的都是事实，你不相信就算了。我以人格担保那封信不是我写的。”她说：“人格这两个字你也不要说了，这也不是你该说的。你是君子?朝三暮四，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小人啊，小人!历史学院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谁不知道你那点学术是什么学术?小人啊，小人!”我说：“那我们就不要说了。”就挂了机。

我把手机塞进裤口袋，接着洗碗，心里想着，别人怎么就那么有勇气?出书的错是她犯下的，怪错人的也是她，她倒还像个道德的审判者来审判我?像这样，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这样想着，我把手中的碗用力往下一墩，一声脆响，那只碗裂成了两半。

37

我评上了副教授。学校的评审会还没有散我就知道了，是蒙天舒发信息告诉我的。好消息总是有人愿意传递。我回信问他评上没有?他说被别人挤下来了。其实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童校长今年出国考察去了，没参加评审，也就没掌控住局面。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平平。她在手机那边说：“臭臭，那我跟韩佳平起平坐了呀!”又说，“什么时候我们也买辆车，那就更平起平坐了。”我家里知道这件事也很高兴，爸爸用致高的手机打电话来，问我：“副教授相当于什么级别?”我说：“这跟级别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职称。”他说：“怎么会没有级别?县里机关一个什么人就有个什么级别，省里机关一个什么人那一定也有个什么级别吧。”唉，一个打鱼的人也这么关心级别问题。说了半天说不清，赵平平把手机抢过去说：“爹，致远他相当于处级哩。”把手机又递给我。爸爸说：“那跟我们郑县长是同级的呀!”我说：“平平他乱说的，你千万别信他的。”他说：“致高也是这样说的，你那么谦虚干什么。”又说到家里的房子太破旧了，鱼尾镇很多人都盖了新房子，我们家出了个人物，再不盖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我不做声，想着他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出点钱。他在那边咳嗽一声，是催促的意思。我也咳嗽一声，等他开口。他又咳嗽一声，我只好说：“爸爸，你不要以为副教授有多少钱，跟原来差不多。”他说：“肯定跟郑县长不能比的，没有外水，是吧?可是再怎么样也跟郑县长平级，是吧?看我家都出了跟县长平级的人物了!”我不做声，他说：“不急呢，过年以后的事。”

放了寒假我回鱼尾镇过年，赵平平说什么都不肯去，我劝了好久，她才肯去，说初三一定要回麓城，安安给她妈一个人带，不放心。进了屋，我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拿出来，妈妈看都不看，只问我怎么不把安安带回来让她抱一抱，都快一年没有抱了。爸爸看了那些东西说：“钱不买这些东西也不会馊的，放在荷包里不好点?变成砖头就更好了。”用手指一指墙。说到房子我想起准备好的那六千块钱，就示意赵平平拿出来。赵平平好像没看见，掏出手机来玩。不一会我收到她的信息，说钱在她的包里，要我去拿。我望着她笑了一下，就回信问，为什么你不去拿?你拿出来更好一些。她又回信说，那点点钱，你家会说我太厉害。我只好到里屋把钱拿了，递给爸爸。赵平平说：“这都是致远准备的，我也不知道是多少。”爸爸把钱捏了一下，也不问多少，转手交给妈妈，妈妈接过去也捏一下，不问多少，插到裤口袋里。不一会致高回来了，带着一串鱼、一大块肉，往地上一丢。我说：“买的?”他大声说：“有人客气!”这两年他紧跟范岗，范岗前年当了副镇长，去年调到县农机局当副局长了。致高半年前当了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女朋友也谈定了，就是他原来那个学校的老师。他追了好多年，女孩家不同意，他提了办公室主任，那边家长就松口了。过了年盖新房，新房盖好就结婚。我说：“你莫要别人的东西。”他指着地上说：“这点东西还算东西?别人拿给你，你不要，那别人会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收下了，那是人道主义，让他安心睡个觉。我真的不在乎，现在谁还在乎这个?”又撮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如今真要办成点事，都是这个了，米米。”

这时进来两个人，跟我打了招呼，就跟在致高后面把房子前前后后看着，比画着，讨论年后盖房的事。那两个人在我家吃中饭。妈妈把菜端上来，只有四五个菜，都是好大一钵的。吃着饭，他们说房子的事，我才知道他们一个是建材店老板，一个是小包工头，都来帮致高的忙。说了会房子，建材老板问我：“致远哥在哪里发财?”我说：“没发财，在省里教个小书。”妈妈说：“博士哩，北京的博士，首都。如今在麓城教大学。”包工头说：“北京，那了得呀!在麓城教大学，那了得呀!博士，那了得呀!”致高说：“相当于县级呢!”包工头说：“县长，那了得呀!那个财就发得大哩。”我说：“发财是你们老板的事，我们是搞文化的，不讲发财，搞文化。”可“文化”两个字并没有对他形成威慑，他说：“那不是更发财，电视里那个赵本山也是搞文化的，他有十几部奔驰呢!一天开三部!”赵平平说：“搞文化的人，有的是发财的，有的不发财的。”老板说：“不发点财那搞它干什么呢?嫂子，不会跟致远哥借钱的。”赵平平讪讪地笑笑，不再说话。老板又说，“还说搞文化，当官也是一样的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是吧，致高?”致高说：“莫乱讲呢，典型的没文化。”我还想把搞文化和发财是两回事的道理讲一讲，想着讲也白讲，就说：“这鱼汤越煮越出味了，再来一碗?”

吃完饭我把致高叫到门外，说：“你这个主任来得不容易，盖房就不要沾这些人的光了，他们也不会白白帮你。搞出什么事来，你就吃不消。”他说：“我这点事那也叫事?真的有件什么事，我想轮都轮不到。”我说：“你不要学那些人，他们将来都是会吃大亏的。”他说：“那我房子不盖了?还得盖吧?不盖岳母娘不高兴，这是承诺了的。你那几年不也是被岳母娘逼成那样?”又说，“我这个主任来得不容易，那是下了本钱的，有机会也得收回来一点吧?我没有必要对自己那么不公平，我只想为自己讨个公平回来。”他居然说得如此理直气壮。我说：“小老板赚点钱养家糊口不容易，你不要占他们的便宜。”他说：“你以为是我找他们?他们找我，找上了是我给他们面子，不信你去问他们，说致高要换一家建材店，换一个包工头，看他们会肯不?”又说，“我也想一是一，二是二，我没有那个力量呢，力薄呢，力薄呢。我们这些人靠工资活着，那就不要活了。你以为我这个主任工资有多少?力薄呢，力薄呢!”我的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到屁股后面捏了捏钱包，感受到了力薄的难堪，就叹一声，不再说话。

这天晚上，有个人提了一大袋东西来拜年，说是我们的亲戚。什么亲戚，我爸爸也搞不清楚。他解释了半天，谁也没听明白。那人说：“简单点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和聂主任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共一个爷爷的，一条根下来的。一笔写得出两个聂字?”他要致高想办法批一块宅基地，说：“搞成了谢聂主任两万块钱。”致高说：“没那么容易，你以为呢!现在是什么时候?有保护红线!”那人说：“所以要谢谢聂主任!那么三万?”致高说：“我不敢为这点钱犯错误呢!”那人说：“那就四万，四万!我实在是，实在是……”致高说：“那也只能说帮你去试一下。”

致高送他出去，我对爸爸说：“致高刚搞了个办公室主任，你提醒他别犯错误。”他说：“那我知道呢，我经常敲他一下，别抓进去了，没人送牢饭。他应该不会弄那么大，小小弄一下，那没有关系的。他刚上去，是弄得最少的。”我说：“刚当一个小主任，就盖三层楼，太惹眼了。”他说：“盖的人多了去了，老百姓家都盖了，我家怎么能不盖?你妈想这件事都想了有十几年了，致高也是想满足你妈妈一个心愿。好孩子呢。”我想告诉他，我拿不出更多的钱，可我说不出口。家里盖房，我一个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在外工作，竟只拿这一点钱，那真的不是好孩子。我说：“爸，我刚参加工作没几年，还没来得及赚钱。”他“嗯”了一声，我说：“家里那个房子每个月还要交钱给银行。”他又“嗯”了一声，我说：“去年还为妈生个孙女，也要用钱。”他还是“嗯”一声。

两人沉默了一会，我刚想找点什么话来说，爸爸说：“致远啊，到底是博士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我说：“博士又不是官。”他说：“官都不是，那读它干什么呢?读了这么多年，还读到北京去了，你妈翘着大拇指逢人遍告，”他伸出左手把大拇指翘了翘，又伸出右手翘了翘，“我和你妈还以为你会在省里当个官呢。那你以后还是要去当个官，大官小官，那都是官。”我说：“爸爸你一个渔民，怎么这么官本位?当官有那么了不起吗?”他说：“官什么位?没有那个官什么位，哪里会有好日子?没有致高这个官位，我们家能盖房子?”他捏着指头算给我听，砖头、水泥、石灰等，都是有人半买半送。我说：“危险，危险，致高这样搞很危险。”他说：“有什么危险?都是这样的。人家的东西便宜卖给我，那是人情，未必要坐牢?”

鱼尾镇的人没啥文化，看事情就这么简单，标准就是当没当官，发没发财，讲别的，他们不能理解。想一想也许应该理解他们，他们从自己的生存经验理解生活，那也没有错吧。这样想着我说：“过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太阳?以后房盖好了，在屋顶装个太阳能热水器，冬天也能免费洗澡。”爸爸说：“那个官什么位，好呢。老二没读那么多书，在镇上搞了个官什么位，老大你读那么多书，在麓城也搞个官什么位，我们聂家那就威风呢。”我说：“太阳能热水器不要烧气的，烧太阳光，省钱呢。”爸爸说：“太阳能……你妈她别的都没什么，就是想在鱼尾镇这里威风一下。”我说：“爸呢，我是做学问的人呢，没有威风的。”他说：“一点威风没有，要那个学问有什么用呢?”我望着天上说：“威风……怎么过年了还有这么好的太阳?”我闭上眼，阳光栖息在我脸上，脸上的感觉非常微妙，我不知道那是阳光的暖意呢，还是微风的寒意。

第二天家里杀翻了一口猪，在门前的坪里杀的。杀猪的人是致高叫来的。那猪一挣，站起来就跑，把接猪血的桶子踢翻了，血溢了一地。杀猪人和致高追上去，把猪摁在地上。赵平平本来很兴奋地看热闹，刀杀下去的时候捂住双眼尖叫了一声，马上就被猪的尖叫声盖住了。她看到这满地的血，又尖叫一声，跑到屋子里去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就跑出去买了三十斤鱼，叫鱼贩剖好了提回来，妈妈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让风吹着。猪一杀过年的气氛就上来了。镇上开始有人放鞭炮，又有接二连三的鞭炮响应，街上烟腾腾地呛人，通街都是红色的炮屑。

初一那天，我和赵平平起得晚。三十晚上看春晚睡得太晚，起来也没洗漱，就去给爸爸妈妈拜年。赵平平给妈一个红包，两千块钱。刷牙的时候我说：“本来说好一千，怎么翻倍了?”她说：“谁想翻倍，钱打在自己排骨里不好些吗?被你家那个致高逼起了，一千怎么拿得出手?”到了晚上又对我说：“不盖新房，这里还有半个家是你的，盖了新房，就全是那个致高的了，致远往哪里摆?明年你回来就真的是做客了。你弟媳妇那盏灯也不是那么省油的。”我说：“我们兄弟，不计较这么细。”她说：“这还是细，那什么才是粗?”我说：“盖好了父母还要住这么多年，没怎么叫我出钱，已经是体谅我了。”她轻笑说：“哼哼，那你的意思是还沾光了?”

初三那天范岗来了。致高昨天去县里给他拜了年，他是来回拜的。进了门范岗把礼物往门边一放，双手抱拳嚷着：“老同学，老同学，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我这么多年的偶像!”我也抱了抱拳说：“致高，范局长来了。”致高跑出来，双手拉着范岗的手拼命摇着，几乎要拥抱，说：“县里的大领导下基层了!体察民情!”喝着茶，范岗说：“致远有名片吧，请教一张?”我说：“没有，没有。”把手机号拨到他的手机上。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了一下，反面顶天立地列着十个头衔，农林牧渔机械文化旅游无所不包，教育局都有一个顾问的名分。我看着名片说：“全才，全才!”他说：“有几个地方是他们硬要拉我去凑个数。教育我懂什么?只有你才是专家，专家!”说一声就拍一下巴掌，“专家!”

我把名片捏在手中，礼貌似的看着，心里想：“有这么多头衔荣誉，难道是件很光荣的事?”范岗和致高谈起县里的人事关系，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如何如何，头头是道。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们真的看得很深很细，微妙之处都有精到的理解。比如他们分析一个四十出头的副县长，这次班子调整呼声很高，却还是没进常委，就是因为他太年轻。如果他这次进了常委，几乎就是下一届县长或县委书记的必然人选，否则新上来的人是降不住他的。这次没进去，说明上面没有考虑将来由他接班，也就是说，别看他年轻能干，政治前途就到此为止了。

我想着真的不能小看他们，别的本事也许没有，这个本事那他们是有的。我插话说：“范岗你爸爸这次到年龄边上了，还保住了常委的位置，那上面还是有人顶他吧!”他说：“那应该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吧!”又说，“致远你不会以为我这个年龄就当了局长，是靠我爸爸顶上去的吧?有人说我是官二代，说真的，我除了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别的资源。能力就是我唯一的资源。”我心里想：“妈的，讲得出口。当人家是傻子呀!你们这些人天生就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也只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什么时候出个科学家艺术家给人看看?”致远说：“我哥昨天还说，范局长绝对是凭自己的能力上去的，读中学就看出苗头了。”我本来想说，你们当了官，要为老百姓做几件好事，懒得说了，口里含糊地说：“天生就有升官发财的能力。”范岗没听清，把头凑过来说：“致远你说谁有能力?”我说：“你有能力，怎么看怎么觉得你有能力，前景不可限量!”他点点头说：“还有得三十年混呢，混成什么样子那不敢说，混是且有得混的。”

家里盖房子我用不上力，这让我觉得对不起父母。那几天我在家里很沉默，屋子里前前后后都浮漾着致高的声音，房子怎么盖，买什么材料，怎么送人情，都是他在嚷嚷。赵平平也不太说话，不时询问地望我一眼，我就咧着嘴冷笑一声，也不知道是笑致高的张扬，还是笑自己的无奈。

走的那天，爸爸在家门口帮我提着包，到了车站，他把包递过来的时候望着我，嘴唇动了动，发出一种含糊的声音，我没有听懂，询问地望着他。他看赵平平一眼，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更加含糊，我还是没听懂，但心里还是懂了的。他是想问明白，到底是副教授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

38

在回麓城的汽车上赵平平说：“到家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在你们家睡了这几天，我身上都痒到骨头缝里面去了，里面好多虫子!”我说：“我家有那么不安全吗?纯粹是心理作用，我住了几十年都没痒过。还是给你铺的新被子新毯子呢。”她说：“棉絮也是新的吗?里面的虫子它自己不会爬出来?现在的虫子可聪明了，哪里营养丰富它都知道，智商不低于一个博士。”又说，“明年你自己回来，我这个小媳妇能做到这个样子，那是做到岸了。”

过了一会她说：“你怎么不问我第二件事?”我说：“屎不臭，挑起臭，我是搅屎棍?”她说：“从来就把我往最坏的方面想。我想安安了。”我笑了说：“那你是贤妻良母哩。还有第三件事呢?”她也笑了一下说：“没有。”又说，“谁说没有?”我说：“不懂世界上的别人，还不懂你吗?”她说：“第三件事就是明天带点钱去步行街帮自己买两件好点的衣服。几千块钱帮致高盖房子也给了，我为什么不对自己好点?几千块钱，也没个人提一下。”我说：“家里不提是给我们面子，盖房子这么大个事，我在外面工作的人，拿几千块钱，叫别人怎么提?我就最怕他们提，他们就真的不提。好人呢。”她说：“我以前想过精彩的生活，后来不想了，想也白想。”我说：“真的不想?那我们家今后就有安定团结了。”她马上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权利想?我就是要想!我一个女老百姓不想这件事，那还想什么!看到别人还没有我漂亮，过得比我好，我心里不平衡，非常不平衡，非常强烈地不平衡。我生了安安就没有买过衣服了。这几天看到你家致高的媳妇穿得比我还好，我心里就过不去。”我说：“那明天拿一千块钱，我陪你去上街。”她说：“你看你看，一千块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劲头都出来了。现在好点的衣服，一件就是一两千的!”我说：“那是你赵平平穿的?”她说：“那为什么我就不能穿，我比别人低那么多吗?”我说：“衣服吧，第一是遮体，第二是保暖，一百的跟一千的，没有什么区别。”她说：“那除非你能证明买好衣服的人都是白痴。”我侧了头望着她说：“那未必还拿两千?”

第二天赵平平就跟高娟娟约好，上街去了。回来时提了几袋衣服，很兴奋的神情。我想着那应该都是一些便宜货，几百块钱就买一堆，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多少钱啊!”她说：“不告诉你，怕吓着你。”我说：“未必真的有两千?”她说：“不告诉你，三千。”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零，另外三个指头兰花指似的翘着，“三千多。”斜眼瞧着我，“看你眼珠子暴出来，暴出来那也是三千多。”她见我不相信，从一个袋子中拎出一件皮衣，说：“这是上次我们看的那件，过季了，三折了，心动了，买了。”

这件皮衣我还记得，春节前陪她上街，逛了好久她一件衣服也没买。看得上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我说：“你衣服够多了，买那么多往哪里放?吃饭去吧!”她说：“吃那么多往哪里拉?”当时她在这件皮衣面前待了好一会，翻来覆去找不到价格标签，就询问地望着售货小姐。售货小姐站在那里，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过去帮她把标签从口袋里找出来说：“要九百啊!”售货小姐“哧”地笑了，赵平平说：“你不懂就不要乱说。”我这才看清是九千。离开柜台赵平平说：“太势利了。”又说，“我就那么像买不起的人吗?”

今天她居然买回来了。我说：“你真的下得了手啊!以后高娟娟叫你上街，你就说你要带安安。”她说：“我真的不能跟她上街，丢不起脸。今天还是没有丢脸。”她把皮衣穿上，在镜子前走来走去说：“我知道你会说不好看，几十块钱一件的地摊货都是最好看的。”她穿着这件皮衣的确好看，有贵妇人的高雅。可是我不能说，这种高雅不是我们能追求的。我说：“还可以，还可以。”她说：“谢谢你。我还以为你会说丑得像个巫婆呢。”又问她妈，岳母说：“像有钱人家出来的。”又说，“我们平平一年买两三件这样的衣服还是应该的。”赵平平说：“我两三年买一件就可以了。

赵平平说，买了这么贵的衣服，有点对不起安安，要想办法赚回来。那几天只要我一离开书桌，她就溜到电脑前上网。我一走到跟前，她马上就跳到另一个页面上去。我说：“你不是跟谁在玩网恋吧?”她说：“胡说。”问了几次，她说： “我在开心农场偷菜呢。这是女人的游戏，男人别管。”那几天她简直痴迷了，老是待在网上，可就是不让我知道她在干什么。上网偷菜用得着这么神秘吗?

这样过了几天，我真的有点愤怒了，心里有着一些不好的想象，甚至想到她是不是又跟以前那个经理在联系?当我忍无可忍把这句话说出口，她说：“我真的要联系，我在家里联系?”又说，“难道你真的觉得世道人心这么不可靠?”我说：“那天你到底跟谁上街了?皮衣到底是谁买的?到底打了三折没有?”她说：“聂致远，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你是个男人心怀就要宽广一点。你气势如虹，其实是自卑!别人不懂你，我还不懂你吗?”

她这么一说，我心中震了一下，忽然就懂得了我自己。赵平平她懂我，太懂我了，连我自己没有懂的地方她都懂了。我说：“你这个话太伤人了。”她说：“我本来不想伤的，你那三个到底就没伤我吗?”又把电脑点到一个页面，“我就是想联系这家公司，做个生意。”我瞟了一下，的确是这几天瞟得有点眼熟的画面。我说：“懒得看哩。”我离开了。

我在厅里看了会电视，心里乱得很，就出了门下楼走走。我没有方向地乱走，就来到了大街上，晚上小商贩都出来了，占道为市。有人在高声叫卖武大郎煎饼，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来一串铁板鱿鱼。空气中弥散着香气，我用鼻子用力地吸了几下，那种油香、辣香和肉香的混合香味就经过了我的鼻子、喉咙，消失在身体某个说不明白的深处。我想着这些人赚钱，活着;活着，赚钱，其实也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生。我呢，教书，活着;活着，教书，这中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如果没有，那就是自己想得太多了，这么多年来都想得太多了;如果有，那差别又在哪里?

这一问让我感到了恐慌，难道，这么多年来，自己珍视的那些东西，都只是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虚幻?蒙天舒从来就没有这种心态，从来就明白，说，该怎么说，而做，又该怎么做。他绝对不会用一种理念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他因此轻装上阵，冲到前面去了。也许，活着，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这才是唯一的真实，哪怕由于职业的需要，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许多，那也是为了落实这唯一的真实，这也是意义和价值的尽头。这样想着我有了一种大彻大悟、思想解放的感觉，天天听见有人说思想解放，我为什么不解放一下自己呢?为了使那个唯一的真实落到实处，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又不敢做了。

赵平平说我自卑，这是真的。我平时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心中装着那么多的圣人之言，又有那么多圣人作为前行者，我踏着他们的足迹走就是了，走得不稳，那大方向是没有错的。可我为什么还要自卑?我应该从容、淡定、自信、旷达才对，可为什么还是自卑，还是撑不起自己那一片精神空间?唉，现实就是现实，不论我怎么想，钱都不会理我，权也不会理我，你不去找它，它会主动找你?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我能螳臂当车吗?我忽然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圣人，都是螳臂当车的人，他们因此都遭遇了凄凉的人生。唉，司马迁、曹雪芹，他们是来给人瞻仰的，不是来给人效仿的啊!

回去的路上，我花两块钱在铁板摊上买了一只武大郎煎饼，问：“老板，今天赚了百把两百块钱吗?”他说：“讲相声，赚几十块钱吊着一家人的命。”我说：“招学徒吗?我想报个名。”他望着我咧嘴笑了说：“讲相声，你们把书吃到肚子里去的人，还来赚这个辛苦钱?”又用手比画着，“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不是被逼到没有路走，谁会来走这条路呢?”听了这话，我忽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而且幸福，对生活应有感恩之心。咬着煎饼回到家里，我想，自己跟他最后的区别，也许就是一个辛苦，一个更辛苦?

睡觉的时候赵平平说：“我想了一个赚钱的门道，你支持我吗?”我说：“你赚钱，那如果靠得住，那猪都能上树。”就把卖煎饼人的话告诉她，“你吃得了那个苦?”她说：“我为什么要吃那个苦?他是没读书的人。”我说：“算了，算了，能有这样的日子就不错了。你小时候吃过进口奶粉?”她说：“我吃母乳，比美国奶粉都好些。”又说，“你到底支持不支持嘛!”我说：“你去考个编是正经，我支持的。”她说：“一个人撞墙都撞五次了，还有必要撞第六次?我傻呀，我?”我说：“那就好好过日子，心要安得下来。牛衣古柳卖黄瓜，那也是真正的幸福。”她“嘿嘿”地笑，说：“我不想卖黄瓜，我想开宝马。这年头谁卖黄瓜，谁开宝马?这就是蠢人和聪明人的区别。”我说：“这年头人精太多，你开宝马?你只能做那些开宝马的人的下饭菜，被别人吃了还不知怎么被吃进去的，你开宝马?”她说：“聂臭臭你不要把话说这么绝，哪天我把宝马开回来了，你别说我是偷来的。”

39

这天我回到家里，赵平平在给安安换衣服。我去厨房给岳母娘打下手，赵平平抱了安安过来，在我身边站着，也不说话。我说：“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又转到另一边站着。我说：“今天怎么了?”她就走开了。

晚上睡觉时她说：“你夹克口袋那两千块钱是我拿走了。”我这才记起院里发了两千块钱奖金。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发钱了?”她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知道了。”我说：“怪不得我一进门就站到我身边，你硬是有特异功能，闻得出钱的气味。”赵平平嘻嘻地笑，鼻子用力吸了几下说：“我的鼻子有那么灵敏吗?我就是凭感觉。”我说：“典型的见钱眼开。”她说：“钱是生命之源，谁不见钱眼开?我想钱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又说，“我在网上搜了这一二十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项目，要投资二十几万。”我说：“怎么要这么多?”她说：“人家那是有发明专利的。”

她告诉我，网上介绍了一种矫正青少年视力的新办法，有一种眼镜，每天戴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视力矫正过来。她的计划是，把那套设备买了，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把表妹找来帮她守着。她到学生中去开发市场，收六千块钱一个人，发动别班的班主任拉学生进来，拉进来一个，给一千块。我听了好笑说：“这也算高新技术?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有了。我的同学还有几个交钱试了的，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她说：“这跟以前的不同，是新技术。”从被子里爬起来穿上衣服，又催我也穿好，两人坐到了电脑前。

这套新方法是中华护眼科学会下属的亮尔公司推出的，在上面推荐的几个人都有教授身份。他们把矫正视力的物理和医学的原理演示得非常细致，并说已经有好几万中小学生因此摘下了眼镜，不信可以去问谁谁谁，公布了他们的手机号码。其中一个李教授说：“诚信是我们的诺言，也是我们的生命，人在做，天在看，不欺人，不欺天，我们郑重承诺，无效全额退款。”又有几个中小学生出来谈这种矫视镜的特殊功效，使他们收获了摘下眼镜的幸福。特别打动人的是一个中学女生，因为戴眼镜不漂亮，非常苦恼，经矫正后摘下眼镜，真是幸福万分，眼泪都流下来了。女孩形象前后对比，确实是有极大的差异。

看了这个演示，连我都有点相信了。赵平平说：“通过每个班的班主任，把学生和家长组织过来看这个演示，他们还不是抢着报名?”我说：“我别的都不说，如果真有这么神奇，国家为什么不推广?”她说：“中华护眼科学会不是国家吗?”我说：“明天我陪你去看眼科医生，挂个教授号，教授说行，你搞这个我不反对。六千块钱太暴利了点，你就三千，不然收着你怎么好意思?你是老师，教德育课呢。”她说：“我不。我要。”我说：“你是老师呢。”她说：“我就是不。我就是要。老师怎么了?老师不是人?”我说：“老师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纯粹的人。”她说：“老师纯粹就是一个人好不?有的老师把考试重点上课不讲，要学生晚上去她家补课，我还没做过这样的事。还有的看教师节家长送购物卡的大小来分配学生的座位，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我说：“有这么厚的脸皮?”她说：“这要很厚的脸皮吗?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学校要查都没法查。”我说：“这些人到底是教书育人呢，还是害人?”她说：“她管那么多?钱睡在她口袋里，这是最真实的。”我说：“这样的老师多几个，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中国还会有前途?那是王八蛋，王八蛋!”她说：“你对我这么吼干什么?”又说，“王八蛋王八蛋，哪个王八蛋又吃了亏呢?吃亏的就是我这样的人。”

赵平平想钱想得太厉害了，我没办法说服她。我希望那种方法真的有那么神奇，能够矫正视力，那收学生六千虽然多了点，但有个这么好的结果，也算说得过去。从我的理智上来说，我不相信有这么神奇，真有这么神奇，早就风靡世界了，得诺贝尔奖了。可那些演示又叫你不能不信，有科学，有权威，有范例。真的有那么大的问题，怎么会被允许在网上推广?那么多眼科医生不会出来揭露吗?

这件事赵平平跟我讨论了几天，似乎已经再也不用讨论，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到哪里去筹那么多钱。赵平平每天跟那家总部在北京的公司电话联系，把我提出的问题也都提出来了，得到的答案也是天衣无缝的。比如她问，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国家不推广?回答是，一项新技术，要完全成熟了国家才会推广。美国有几种抗癌的药，抗艾滋病的药，已经上市二十多年了，国家还没推广呢。等到国家推广的那一天，亮尔公司就是跟微软一样的，是世界性的企业了，赚钱也轮不到一般老百姓了。现在加入，每投入一万元加送一千股干股，将来就是公司的元老级股东，前景你自己去想吧，你怎么想都想不到那个辉煌是怎么样的一种辉煌。

赵平平听了这些话，兴奋得晚上都无法入眠，还要把我推醒，讨论将来有了那么多钱，该怎么花才好?她打算买别墅，买名车，买高档衣服，去埃及看斯芬克斯，送安安进贵族学校，然后留学美国。她说：“上次报纸上说，才俊贵族学校的学生照班级照，人人都戴着墨镜，怕被人认出来遭绑架，只有老师是不用戴的。我真的好担心我安安哦，万一被别人绑架了怎么办?”我说：“发神经呢。”她说：“我发神经?这个前景你以为还用很久才会到来吗?”岳母娘都被她说动了，答应把养老的八万块钱拿出来。赵平平说：“到明年这些钱就会翻几个跟头了。妈，你的钱我结婚你都没舍得拿出来的，那我算你入股啊，你看着它们翻跟头吧。”

对这样美好的前景我还是不相信，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也还抱着希望，希望真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风险，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学生的。看着赵平平疯狂筹钱，筹足了就马上要去北京，我有点着急，我劝她慢慢来，可北京那边来电话说，仪器只剩下几十套了，可能下个月就没有了，这种高科技产品生产周期很长，下一批要等明年了。这让赵平平更加快了筹钱的节奏，说：“到下一批我就当不成元老级股东了。你知道微软的原始股现在合多少钱一股?一万多!美元，美元呢，美美的呢。”嘴巴有滋有味地咂了几下，“到那天我两万多股原始股，你算算多少钱来!”她掐着指头算了一下，“我算不清，太多了，手指头都不够用，一大堆，美元呢，这床上都摆不下呢，床都会压垮的!我要睡在钱上打几个滚!”

我不能跟着疯狂，我得冷静。我这样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几十遍，就冷静了下来。天上的馅饼越大，就越不真实，也越不可能往自己怀里砸。我去市三医院挂了个眼科的教授号，对教授说，自己女儿读小学四年级，近视，她的班主任动员她交钱矫正视力。教授打量着我说：“你女儿读四年级了?那你懂事懂得早啊。”我笑了一下说：“大学刚毕业就奉子成婚了。”他说：“你千万别听那个班主任的话，没有什么好心思。你说的这件事，我这些年来耳朵都听起茧了，就不去关心了。我自己的儿子也近视，我也没办法，你说那个什么公司比我还厉害些吗?”我说：“我女儿她会爱漂亮了，不肯戴眼镜，可不戴眼镜怎么看得清黑板?成绩都降下来了，急呢。”他说：“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告诉她，现在先戴几年眼镜，十八岁以后去动个手术，那是很靠谱的。”

回到家我把教授的话告诉了赵平平，她根本听不进去，说：“人家嫉妒你发财呢。”劝说了她半天，她说：“那我也得试一试，冲着那两万原始股我也要试一试，哪天上市了，我也发个财。你没听说过，有个人买了一千块钱的深发展的原始股，压在箱底十多年都忘记了，有一天偶然发现，膨胀到几十万了。”我说：“我明天陪你去省人民医院，再问一个教授好不好?”

第二天我们去省人民医院，是个女教授。她听完赵平平的讲述就笑了，说：“真还有这么天真的人?别人发财不自己发，还拉着你一起?天真!这种方法已经有二十年了，临时提高一点视力是可以的，一停马上就反弹，所以医学界从来不推荐。”赵平平急了，说了一大堆理由跟她辩论，女教授说：“你觉得自己比我懂得还多，那你就去把这二十多万交了。”我说：“我肯定听教授的!”女教授说：“亮尔公司我听说过，去年在麓城一中门口就开了一家，现在撤掉了。没人上当了，他不撤?”

赵平平默默地跟我回家，快到家了，又说要去一中门口看看，亮尔的那家分店到底在不在?我陪她过去，在门口走了几个来回，没有找到。我说：“撤掉了怎么找得到呢?”她去问报亭的大爷，有没有这一家门面?大爷说：“怎么没有，亮尔，就在那里。”我们看过去是一家文具店。赵平平又去文具店问了，老板说：“他们骗了一中学生好多钱呢，学生的家长来找麻烦，他们就跑掉了。我把这个门面顶下来，还收了我五万块钱的转让费。好厉害呢，吃骨头的人呢。”

回到家里赵平平几天没说这件事。北京那边来电话催问，她就跑到另外一间房去接。过了几天她说：“这件事我还想搞成呢。”这太出乎我的意料。教授的话她听到了，垮掉的门面也看见了，还要搞，真不懂她怎么想的。我说：“以前只听说搞传销的人被洗脑了，现在洗到我们家里来了?”她说：“我一辈子就想做成一件事，你让我试一次。”我说：“吃骨头的人都垮了，你比他还厉害些?”她说：“我是老师，学生家长会信任我。”我说：“那你明知这个事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事，到头来一场空的事，你怎么忍心去骗，骗，”觉得这个字太重了，我马上换了一个词，“忍心去哄，哄家长?将来怎么面对学生?”她说：“不是会有效果吗?有效果我就交代了，我还保他们一辈子?”我说：“那对学生也太不公平了。”她轻笑一声：“公平?”又笑一声：“公平?有谁对我公平来?别人对我不公平，我为什么要对别人那么公平?我不是公平姐，你也不要扮演公平哥。”我说：“别人对你不公平，不是你对别人不公平的理由。这个理由如果成立，人人都可以气壮如牛地去杀人。”她说：“没有觉得需要更多的理由，有效果这个理由就够了。没编的老师我当九年了，谁给我一个公平?没有这个公平，我怎么能好好活着?一个人活在市场时代就是要好好活着，这是事情的本质。”我说：“什么时代这都是事情的本质。可是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想好好活着，就不让别人好好活着，这也是事情的本质。”她说：“我让谁不好好活着啦?他们最多就是输几千块钱，他们有钱，无所谓这点钱，他们的家长有钱呢，你不知道。”我说：“有钱你也不能挖个坑让人家跳吧?你是老师呢，还教德育课呢，不好意思呢。”她说：“贪官在大会上作反贪报告都好意思，我为什么要那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什么事都做不成了。我要生存。”唉，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我说：“下次你找别的事情做，我支持你。”她笑一笑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学生我不吃一吃，别的地方还轮得到我吃?”

讲不清道理，我就跟她讲风险。二十多万，只要打出去，就永远不会回头了。这个道理她也懂，可她还是想着那些原始股份，有一天会发大财的，并以微软为例子来说明。我说：“全世界打开电脑都是微软的系统，那它不发财?你们亮尔在麓城就一家门店都垮了，你还想跟微软比?别听那些人的发财梦，那是洗脑。”

最后岳母也感到了风险，不同意投资了，赵平平就只好算了。算了之后又跟我说想做成一件事，一辈子才能心安。我说：“能不能想办法把编制搞到手呢?你一辈子把这件事搞成了就了不起了。”她说：“深圳一个女教师，十多年没编，最后跳楼了，结果几千人都解决了。唉，麓城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跳那么一跳?”

40

前年评上副教授，本来去年就可以带研究生了。等我的硕士导师资格批下来，已经到了五月，研究生复试已经搞完，名额也都分了，我就没有带。事后我有点郁闷，本应该提出来预留一个名额给我的，不好意思提，就错过了。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这个道理我懂，也看到了太多的事例，可就是哭不出来。

今年蒙天舒通知我去参加面试，说：“今年思想史专业是八个名额，童老板还是带三个，我和齐教授每人两个，你就带一个好了。”我说：“有一个就行了，难道我还跟你老板抢名额?”面试那天童校长临时有事没有来，我们就从古代史那边请了两个教授来帮忙。

过了线参加复试的有十一个人，要淘汰三个。有个女生，刚作了自我介绍，蒙天舒就问了两个问题，很流畅就回答了。我问她：“荀子关于人性的最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她竟回答不上来。齐教授又问：“那孟子呢?”也回答不上来。齐教授的脸色有点难看，蒙天舒有点难堪地笑了笑。蒙天舒去年评上教授，今年的考试题就是他出的。齐教授说：“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你大学怎么读的?”他没说考研怎么过线的，已经是给蒙天舒面子了。另一个女生也是这样的情况。面试完，古代史两个教授打了分去了。我说：“这两个女生恐怕要淘汰、不淘汰她们又淘汰谁?”蒙天舒说，其中一个是童校长交代了要保的，另一个又是人事处肖处长的侄女，请我和齐教授笔下留情，分数打高一点，不然他不好交代。齐教授说：“这一问三不知的，怎么培养?”蒙天舒说：“培养就不辛苦你们了。”齐教授给了一个中等的分数，我跟着他也给了一个中等的分数。这样做了我心里有些别扭，想着初试占了百分之六十的权重，复试还有外语的听力和口语，还有笔试，面试只占四分之一，我这点分又只占面试的五分之一，也影响不了什么，心里稍稍安了一点。

下午录取的结果在会议室公布，那两个女生果然被录取了。研管办邓老师说：“我们录取是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的，具体的分数贴在研管办门口，大家可以去看。”有几个被淘汰的女生当场就哭了。我看那几个哭的女生，好像不是我们专业的，感到了一点安慰。安慰之后又为被淘汰的那三个考生难过，谁都是准备了一两年来考的，谁都不容易。

散会后到教研室分配导师，八个考生有六个选了童校长，一个选了蒙天舒，就是肖处长的侄女，一个男生说都可以。没有人选我和齐教授。我无所谓，最后分给我一个就行。齐教授有点难堪，说：“那我今年就不带了，反正就这么个素质。”蒙天舒说：“那怎么行?”又对考生说：“选导师是双向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按自己的想法选的。”就点了两个考生的名到齐教授名下，把那个说“都可以”的男生分给了我。有些教授带研究生都想带有资源的，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据说管理学院的梁院长每年亲自分配硕士博士，把那些来读博的处长副厅长，还有公司经理，都分到自己名下。

有两个女生长得很漂亮，我本想着能够带上其中一个就好，结果被蒙天舒留给自己和童校长了，说是早就有联系的。这也算是资源，也是一条潜规则。这让我明白，你想到的好事，别人也会想到的，养眼这点好处，也要依着话语权的大小来分配。我不明白齐教授怎么也不说一句话，蒙天舒是院长助理，可是你资格老啊!

分到我名下的那个男生叫张一鹏，去年毕业考研没考上，毕业后没去找工作，在学校周边租了房子复习一年。我把他留在教研室，说：“今天的复试你其实有点悬，因为是本校毕业的，老师都手下留情了。除了教材，你到底读过几本书没有?”他笑着说：“那些书又不考，我读它们干什么呢?”我说：“太功利主义了。”就给他开了书单，有十多本书，说：“离开学还有半年，你就把这几本书读好，写五万字的读书笔记。”他舌头伸出来停在那里，说：“五万字啊?”好像是个天文数字。我说：“算下来一天三四百字，很多吗?实在没有感想，你把书中的好段落抄几百字也行。这点书都不读，你搞什么学问?你没有搞学问的心思，你考研干什么?”

九月份开学，我问张一鹏要读书笔记。他畏畏缩缩在包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我。我翻了翻说：“这才几个字?我布置的是五万字。”他说：“老板，事情太多了。”告诉我兼了北京一家什么报纸驻麓城记者站的记者。我马上说：“你考了研就认真读书，那些不三不四的小报，你不要去掺和。”他告诉我是一家搜集商业信息的报纸，又说，“老板，我得给自己谋点生活费呢。这么大了，又是男的，怎么好意思老是啃老?”我说：“老师就是老师，什么老板!”他说：“知道了，老板。”打自己嘴一下，笑了。到第二个学期，他找了我说，自己组建了一个学生社团，叫文化促进社，希望我当顾问。我说：“怎么就不能安心读几天书?”还是同意了。本来我想招个老老实实搞学问的人，看他不是那块料，也就算了。

我有个表妹在女子大学家政系读书，这天她来麓城师大，说：“刚知道你还是我们的文化顾问呢。”我这才知道张一鹏把文化促进社推广到其他大学去了，表妹是代表女子大学来开会的，商量明天去机场迎接香港歌星黎明的事。我说：“这也是文化?你们就促进这些?”她说：“麓城的音乐盛会呢，几万人的场面，这不是文化那还有什么才是文化?读几本死书，那是过去的文化。”我说：“这些话是张一鹏教给你的吗?看我不把他的鼻子刮出血来。”她赶紧说：“我无师自通呢。”

表妹的梦想就是嫁个有钱的人。春节在家里练习淑女造型，头顶几本书，手端一杯茶，立在那里半个小时不动。前不久说要去与一个扬州在麓城做生意的商人相亲，打电话来问我扬州的市花是什么花，什么颜色，瘦西湖又有怎样的历史，等等。第二天去见面，那些关于扬州的问题她回答得太流畅了，引起了对方的疑心，问她琼花有几瓣?瘦西湖到底有多瘦?都说不上来。对方知道她对扬州的感情和向往都是刻意为之，很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我看电视台的新闻，看到了粉丝团去机场接机，张一鹏代表麓城的粉丝团致词，又看到表妹在献花时过于激动，突然晕倒了。记者很煽情地描述了这一场面。我马上打电话给表妹，问她身体怎样?她哈哈笑说：“那是表演呢，怎么你也信?”才知道很多歌星来了，都是他们去机场接机，献花和晕倒的人是轮着来的。这事由演唱会的组织者出车出钱，是最好的广告，所以记者也不能白跑那一趟。我说：“那你们到底是谁的粉丝?”她又哈哈大笑说：“那大概应该是钱的粉丝吧。”我说：“你这样笑，就不是淑女的笑法。”她又哈哈大笑说：“我在别人那里演淑女，在你这里也要演吗?”我说：“你能不能老老实实读几天书?这样演演演的能演一辈子吗?”她说：“这就是我的专业啊!再说演演演的演一辈子的人多了去了，我怎么就不能演演演的演一辈子?”又哈哈哈地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一鹏找到我说：“老板，想不想有点收获?”我说：“什么收获?”他迟疑了一下说：“就是收一点东西进来。”说着双手往怀中拢了拢，“收点东西。”我更奇怪了，问：“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就是那个……那个……钱。”我笑了说：“你收获钱，帮我?”他说：“那也不一定就不能帮。”

他告诉我，他们的公司，也就是北京的那家信息报，正在搞内部集资，准备做一笔买卖。他分到了份额，想帮我赚点钱。他说：“这点钱我在别人那里肯定也找得到，但赚头就是别人的了，我就是想帮老板赚点钱。”我说：“外面骗子打堆，你最好不要做这样的事，还是踏踏实实的好。”他说：“老板你看，如今谁是踏踏实实成功的呢?”又说，“我如果没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我也不会到老板这里来揽这个事吧!”我问他是什么生意，他说：“那是公司的商业秘密。”我听他说“商业秘密”几个字，忍不住笑了，说：“回去商量一下。”又说，“以后不要叫老板。老师就是老师。”

回去把这件事忘了。晚上睡下了，张一鹏打电话来问，说：“要搞就是这两天，机会真的难得。我怎么会拿老板的钱开玩笑?”我说：“再商量一下。”就挂了机。赵平平在蒙眬中惊醒了，坐起来说：“哪个老板的钱?有什么机会?”我说：“睡吧，睡吧，都是扯淡的事。”她说：“到底是什么钱?有什么机会?”我笑了说：“平时叫都叫不醒，要赶着去上课了还说，再睡五分钟，再睡五分钟，一听钱耳朵就比针尖还尖些，精神也上来了，简直是神经。”还是把事情告诉了她。她说：“你把这个学生的电话告诉我。”把号码存到了手机里。熄灯睡下后又摸到手机，找到了个号码，微光中看了看我，又收起来说：“算了，明天再说。”如此反复几次。我说：“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精神?神经。”她说：“我不是神经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神?”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有点诡异。赵平平跟她妈说着什么，看我过来了，马上就转到另一话题。见我奇怪地望着她，就推我说：“让我们女人说几句女人的话行不行?”过几天我见了张一鹏，忽然记起了那件事，就问：“我们家的给你打电话没有?”他说：“打了。”我说：“真的打了?”他说：“打了……两万。”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说：“能够保本就是好事，实在亏了，你跟我说，别跟她说。”他答应了，说：“老板的钱我不会拿去冒风险的，老板娘的钱就更不会了。”我看他说得那么有把握，安心了点，说：“牛皮会吹破的啊!”

过了一段时间，张一鹏在教研室来找我，说：“老板……老师，省经视台想请您去搞个讲座。”我有点意外，说：“请我?讲什么?”他说：“当然是文化方面，有讲课费的，三千。”我说：“那好啊，哪方面的文化?最好由我来定个题目，我想讲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说：“题目那边定好了，想请您讲讲绿豆文化。”我笑了说：“绿豆有什么文化?那芝麻呢?还有红豆黄豆青豆呢?”他说：“绿豆跟它们还是不同吧，绿豆养生呢。”我说：“这个我可不会讲，我没研究过绿豆。”他说：“一定请老师出山啊!古今中外关于绿豆有那么多描述，收拢收拢就可以讲一堂好课了。”我犹豫了一下，想着绿豆也不是个什么坏东西，还有三千块钱，就说：“那我去找找资料，看能不能讲。”他马上说：“我帮着老师到古书里去找找，再上网找找。”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心里有点别扭，现在什么都是文化，茶文化还说得过去，竹文化有点牵强，绿豆文化就太矫情了。我在院资料室翻找了两天，连《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都翻到了，没有找到几条支撑材料。心里觉得这个讲座怕是搞不成，这几条材料怎么支撑一种文化?

这时张一鹏给我送来了一沓材料，我翻看了一下说：“我都没找到，你怎么找到的?”他说：“请公司的人找的，要知道我们是信息公司。”我说：“那我还得一条条核实，可不能闹出笑话。”看到有些材料是现在的人写的，其中好几条来自一本叫《病是吃出来的，也能吃回去》的书，又说，“有些人说的话，我就不讲了，没权威性，更没文化。”

准备了一个星期，把绿豆往文化上生拉硬扯，写出一篇近六千字的稿子，要张一鹏拿给经视台的人看。张一鹏翻看一下说：“写得太好了，把绿豆的文化品位写出来了。”把电子稿发到经视台去了。

去经视台讲了，领了三千块钱。钱是张一鹏在回家路上给我的。我说：“他们怎么不要我签个收?”他说：“没要你签你就别签。”我有点怀疑这钱是他们公司给的，那我今天的讲座不就有点广告的意味吗?给绿豆做广告?怎么可能?我心里惴惴的，没有问，真问出一个结果，反而难堪。过几天讲座播出来，院里好些老师都看到了，调侃我说：“从此绿豆文化硬是一种文化了，绿豆文化这个命名的专利权就硬是聂教授的了。”我有点心虚地说：“是他们硬要我去讲的。”幸而没人追问“他们”到底是谁。

过了两个月，我跟赵平平去逛超市，忽然想起绿豆，就跑过去看了一下，发现绿豆已经涨到十一块钱一斤，大吃一惊，我写那个稿子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还是四块多呢，难道是因为我的讲座推上来的?那一段时间我跟任何人都不敢提“绿豆”两个字，心里惭愧得很。

又过了两个月，赵平平说：“打给你那个学生的钱打回来了。”我说：“亏了没有?”她说：“赚了。”我说：“赚了多少?”她说：“百分之七八十。”我想，那不是赚了一万多吗?哪有这么容易赚的钱?下次见到张一鹏我说：“你给老师家属的钱是不是真赚来的?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胖子充不得。”他说：“不是赚来的，我想充也充不起来呢。”吞吞吐吐一会又说，“老板，其实老板娘另外还给了我一些钱，我这次连利润一起打给她了。”我吃惊地说：“那她还另外给了你多少?”他说：“老板娘不让我说的。”我说：“你偷偷告诉我，我不告诉她。”他说：“十万。”我心里飞快算了一下，十二万，百分之七八十。那就将近十万块钱了。我的天啊，我两三年的工资!我说：“做什么生意能这么赚钱?”我马上想到了绿豆，生怕从他口里说了出来，又说，“这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下次可不敢再冒险!”

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到超市去看绿豆的价格，想着恐怕涨到十五块钱一斤了吧!一看吓了一跳，只有五块钱一斤。仔细一想，跌才是对的，钱到我口袋里来了，那货就到市场上去了，怎么会不跌呢?那段时间我最怕别人讲“绿豆”两个字，自己想想都会心跳，感到羞愧。难怪有人说，没有良心吃饱饭。有次有个同事说：“你那个绿豆现在又跌回来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啊!”马上意识到这个话说得太蠢，又说，“我讲了什么跟它的价格没有关系，我只得了一点讲课费。”他望着我微微地笑，这样的笑让我心里发虚。唉，别人也不傻，看得清其中的关系。我挣扎着笑一笑说：“我是不是被电视台的人利用了?”这话还是不对，事情不对，怎么说都不对。看着赵平平整天高兴得要飞天，我发脾气说：“爽爽爽你爽什么?有那么爽吗?”她吃惊地望着我，说：“哪来这么大的精神?怕是真的有神经吗?”

那几天学院组织教工党员为贫困学生捐款。我把这事给赵平平说了，又说，“要不我们也给学生捐点，反正是河里漂来的钱。”她研究地望着我，好一会说：“我知道张一鹏会告诉你的，他怎么忍得住?”我说：“你假想漂过来的钱没那么多，就想通了。”她说：“钱到了我的手里，你知道的，就缝到肉里面去了，拿出来肯定是要动手术。再说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赚的，我哪有那么多本钱?大部分是我妈妈的。我的学区房还差一大截哩!”

这让我想起早几个星期，赵平平叫我过去看电视，正在播麓城教育局长的谈话。今年麓城有三万多小学生毕业。其中两万多是微机派位分配中学，而另外五千多是直升。局长说：“现在要做到绝对公平，那也是困难的。”赵平平说：“我问你，将来我们安安可以划到直升的圈子里去吗?”我说：“那不敢保证。”她说：“那安安只有参加微机派位的命?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要逃脱这个命运，就要在五大名校边买一套带入学指标的学区房。这关系到安安一辈子的前途和幸福，不是开玩笑的事!”我觉得这个事真还是个事，到哪里去筹钱呢?我没办法。赵平平说：“这件事那没办法也得有办法。我自己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你说没办法，那也就算了。”我说：“说不定我们安安就抽到一个好签呢。”她说：“那五千有来头的人把好学校的坑都给蹲了，还能剩下几个坑给平头老百姓家的子女蹲?这个梦我是不敢做的。计算机它认识人，你相信吗?它会认识你聂致远吗?”这让我觉得麓城教育局实在是太可耻了，竟公开依据不同的家庭背景，把这么小的孩子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赵平平说：“实在买不起学区房，那也要准备一笔钱，过两年安安上小学了，让她去读社会上的那几个培训学校，天价啊!读了那几个学校，就有可能通过那几大名校的考试特招进去。你想通过正常的学习考进去，那是不可能的。学校考的偏题怪题，只有在培训学校才学得到，不然谁会去读?那么贵!培训学校的老师说自己会押题，年年押中，你说他们是神仙吗?”我说：“那些名校真的有这么可鄙吗?”她说：“那你说呢?难道你还想把头埋在沙中不看真实的世界?”

想到这些我说：“那还是应该捐一点。”赵平平说：“你想捐多少?”我说：“拿个五分之一怎么样?”我没有直接说两万。她身子倏地往后一缩说：“怕真的有神经吧!”又说，“你先去问书记院长捐了多少，他们捐了三万，你就捐两万，否则你就是不讲政治。你要记得你自己是谁。”想一想这真的是个问题，他们捐五百，我捐两万，我不是把他们搁火上烤吗?我打电话问院党委组织委员，捐款名单是不是要公布?他说，当然要公布。我说：“那我捐四百吧。”赵平平都知道要讲政治，我不能不讲，不然我就真的是“神经”了。

作者：阎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