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蒙天舒从麓城打电话过来，问我在京华大学情况怎样?我说：“还好。”他历数了京华大学的各种好处，特别是博士的宿舍，比北大还好。我说：“我都来有两三个月了，怎么还不如你熟悉?”他说：“去年在那里开过会，冯教授就是那次认识的。”谈起冯教授他又说了一大通轶事，有些是我都不知道的。他又说到向冯教授打电话推荐我的事情，说东北师大一个助教都考两年了，冯教授本来打算录取她的，在他的强烈推荐下，还是选择了我。这事已经对我讲过几次了，我也真的感谢他，可觉得重复那几句感谢的话挺没意思的，就不做声。他也停下来，似乎等我说。我把那些话录音似的又放了一遍，有被强迫的感觉。唉，可能是他忘记我已经谢过那么多次了吧。

第二天中午我从食堂打了饭回宿舍吃，蒙天舒又打电话来，把京华大学夸了一遍，我只好又放了一遍录音。放完以后，又觉得有点公式化，没有谢出分量和诚意，又说，“不搭帮你，那现在不可能坐在京华大学的宿舍里。”他说：“那也有点可能啊，很有点可能。”我说：“寒假回麓城了请你吃饭，你是第一功臣。”他说：“你自己第一，我最多就是个第二。”又说，“吃饭就算了，还是想要你帮个小忙，你不会不帮我吧?”我说：“那肯定的。”他笑了说：“肯定帮还是肯定不帮?”我说：“不帮我对得起谁?别叫我去抢银行。”他说：“你的硕士论文发表了没有?”我心中有了一种警惕，正想着怎么回答，他说：“我在学术网上查了，没有。”我只好说：“这两年没心情去考虑这件事。”他说：“我的博士论文写到中间卡住了，发现你的硕士论文正好可以参考一下，过渡到下一章去。反正你也没发表，不用一下是学术资源的浪费，那就借给我参考一下?我只借论王阳明的致良知那一章。”我有点难受，说：“你看到明年我大概可能也肯定要考虑论文的事了，说不定我自己还要用呢。”他说：“那是哪年哪月的事!你看看我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说：“我也只是在明年啊。”他说：“你的基础我是知道的，有什么问题?脑子一转，又一条新的思路就转出来了。我们笨点，就只能沿着一个方向想，转不出来。”我顽强地说：“我脑子哪有那么灵?那是我写了一两年写出来的。一两年啊!”我想话说到这个分上，他应该会退了吧，谁知他更顽强说：“看在哥兄弟的分上，搭手救一救哥兄弟吧。我也想绕过去，可绕不开。只好过渡一下，就过渡一下，大家都互相帮一把，有朝一日你还有什么事，哥兄弟肯定挺身而出。”他说得我没有退路了，想着也应该还他一个人情，就说：“那你拿去呗。”他说：“太谢谢你了。”又说，“我也只是搭个桥过渡一下，搭个桥呢。文字上我会做调整的。”我说：“那你搭吧。”他又把京华大学夸奖一番，收了线。

坐在床上我感到了痛，好像身上什么地方的肉被剜去了一块，那个地方就空洞洞的，释放出一种吞噬性的能量。我用饭勺把瓷碗敲得叮当响，白色的小瓷片溅在了书桌上。又双手扶着床沿，闭了眼睛盯着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软弱窝囊?生存空间是一点一点开拓，发展机会是一点一点寻找的，怎么能够拱手送人?一个男人，不开拓，不发展，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我是知道的。生活以它的现实感教育了我，今天的开拓状态，就是明天的生存状态，我不能装着不懂。难道世界的中心在他屁股下面，就不在我屁股下面吗?谁比谁傻!这样想着，我拿出手机想把电话打回去，取消刚才的承诺。刚想拨号又犹豫了。手机握在掌心发烫，像捏着一枚定时炸弹。我叹一口气，手机滑到了床上，汗津津的像在水中泡过。我仇视地盯着它，似乎犯错误的是它而不不我。我把自己恨了又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真可恨啊!我忽然扬起右手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脸上热热地痛，让我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在心中说了几百遍下不为例，对自己的空间要寸土必争，这绝对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己的一块肉就这样剜去了，被人家用来讲在市场经济时代该怎么“致良知”。人家就是这样来致良知的，我怎么办?

7

这个学期赵平平几次要我回麓城一趟，我想着要花几百块钱路费，就犹豫了。可这犹豫又不能说，有说不得的苦。一个男人被这几百块钱制约了，怎么说得出口?我就说学习紧张，走不开，反正她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熬到寒假，我坐火车回麓城。那天下午赵平平要开会，不能来接。出站的时候，我抱着一种模糊的希望，在人流之中抬着头往检票口张望，远远看见一个身影在那边一跳一跳的。我根本看不清那是谁，可我知道那就是赵平平。这是没有理由的感觉，可比什么理由都更有理由。快到检票口看见果然是她。这让我感到温馨，她是迫不及待了。我举起一只手，叫着：“平平!”她还在那里一跳一跳，举起双手欢呼：“致远，致远!”又跳得更高，很夸张的样子。出来了她扑到我身上，嘴唇在我脸上啄了几下。我轻轻推她说：“请大家看免费电影吧!”她说：“早就看到你了!密密麻麻的麻雀中有只凤凰，怎么会看不见?你没发现自己是只凤凰，你?”挽着了我的胳膊。我说：“太抒情了，太抒情了。”把腰挺了挺。

走在大街上我说：“还是麓城好，有做人的感觉。北京太大了。”北京太大了，这是我这半年最强烈的感受，生活在里面就像一勺盐溶在水里，都发现不了自己的影子。她说：“那毕业了你回麓城，我们在麓城安家。”“安家”两个字像一把锤子锤在我腰上，我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矬了一点。

到了她的宿舍，我说：“要洗个澡。”她去楼道尽头的厕所提了桶水，把电热器扔到里面。水烧好了我提到男厕所去洗，看到水槽中有秽物，非常恶心，放水冲也冲不走。想着平平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三年多了，也真是难为了她。这样的生活根本就过不去，谈什么精彩。

她到楼道去做蛋炒饭。吃着饭我说：“再怎么穷也要到附近租一个小套间，让你过一下正常人的生活。”她说：“我为什么要把租金给别人?我买一套房子不安心点吗?每个月的租金还可以放到自己口袋里来。”我说：“买房子不是我们现在能想的事情。”她说：“一个梦想，想都不敢想，那能够实现吗?”我叹气说：“怎么实现?我没钱，你没钱，你我家里都没钱。反正我家里是没有钱的，还有我。”她说：“那不会想办法?党中央都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要我想办法，我没有办法，就像想在一只麻雀的爪子上剔肉炼油，没有办法。借几百几千是可以的，几万几十万那不可能。平平说：“我妈妈催我们把证打了，我都二十六了。”我一想到领证就要安家，我心里发虚说：“这个事急不来。”她说：“我是男人我也不急。”又说，“其实我也不急，嫁不出去的问题对我不存在。我妈妈急。”我说：“老虎狮子鳄鱼我都不怕，我就怕你妈妈。”她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妈妈妖魔化?她是为我好。”我说：“那你也得等我有钱啊，钱，钱，钱。”

那些天我整天就想着钱的事情，钱，钱，钱。生活动一动就要钱，我还真不能不想。其实我也知道想也没用，就像想飞到月亮上去摘桂花，没用。可还是不能不想，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比身体的饥渴更加饥渴。这种状态让我害怕，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说到底自己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惭愧，惭愧。

我把惭愧的心情对赵平平说了，然后说：“你好歹也是学历史的，你应该懂的。”谁知她说：“你没挣到钱我也不怪你，我真那么想钱我也不找你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轻贱。可是你拿那些人来当挡箭牌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们是谁，你聂致远是谁?他们的名字刻在花岗岩上，你的名字躺在沙滩上。你看，潮水上来了，”她往床下一指，“上来了，还剩下什么?”又说，“圣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了的，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能当你也敢当?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你有几辈子去涂地?别说我当不了这圣人，就是当得了我也不当。”我说：“按你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唯利是图。”她摊开双手说：“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生存需要，你不去挣一毛钱也没人送给你。”我说：“没那么恐怖，国家每个月还补助我几百块钱呢。”她说：“那你拿这几百块钱去买房子吧。”又说，“你把我妈妈妖魔化了，又来把我妖魔化。唯利是图我会走到你跟前来吗?我不过是想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小日子。”

吵架归吵架，生活还是生活，这就是要钱、钱、钱。父母平时没负担过，过年总要孝敬个意思。亲戚的孩子要压岁钱，还有几家亲戚要去喝酒，结婚酒寿酒百日酒暖屋酒，自己不吃饭这人情都是不能缺的。家里干脆就等着我拿钱回去杀猪过年。在他们看来，儿子在北京读博士，那是在最荣耀的城市读最显赫学位，还会差这点钱?这些事我都不敢跟平平讲。口袋里两千块钱是平时对自己苛刻到极点省下来的，在外面口渴了，娃哈哈也不舍得买一瓶，忍着回宿舍喝，实在忍不住就找个厕所喝自来水。

我拿出五百块钱给平平说：“给你妈妈。”她说：“你自己去给，我不好意思给。”我又递过去一百，把剩下的钱数了数说：“家里一大摊事也要应付一下。”她看了看说：“都在这里?”我说：“都在，你知道的。”她把钱退给我，又拿出一千块钱说：“你给我妈。”我把钱拿在手里发了一会呆说：“我不要。”她说：“烦呢，叫你拿你就拿着。”我说：“那我以后……以后还给你。”她瞪着我说：“那你到底把我当作你的什么人?同事?朋友?”我苦笑一声说：“唉唉，你是女孩子，我怎么能从你手里接钱?”又说，“平平，你要相信我以后会对你好，特别特别好，还要相信我能赚到钱。”她笑了说：“特别特别多的钱?”我摇了摇头，“那可能大概应该是不可能的。”

过年我在家里不敢久待，初二清早就离开了。给妈妈说的理由是“初一崽，初二郎”，要赶到女朋友家去拜年，实际上是想躲开马上到来的人情潮。有七八场酒等着我去喝，喝不起。为这件事妈妈生了气，大舅六十的寿酒不能不喝，整生呢，二舅的暖屋酒也得喝，三层楼呢。人不在那意思也得到场，不然就太不好意思了，让她的面子往哪里放。小镇上的人穷，越穷面子就越要紧，人命关天，人情也关天，这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鱼尾镇开天辟地出了个博士，她逢人遍告，也听了多少奉承话，到了这刺刀见红的时候怎能趴下?我把钱都摊在桌子上，拿出两张红票子说：“我买张座位票回北京，其他你拿去送谁我不管。”心想幸亏平平那一千块钱没拿在身上，不然肯定也不顾后果地拿出来应急了。妈妈说：“真的都在这里?”我说：“那你看看我钱包?”她说：“北京人都这么穷?北京来，天安门来，毛主席来。”拿出两张给我，说：“毛主席那里你还是买张票睡着去吧。”犹豫了一下又拿给我两张，“给岳母娘拜个年。”看着她皱巴巴一脸苦相，我觉得自己愧为人子，愧为人子啊!我实在不忍心逃离，又实在不得不逃离，一狠心，怀着万般歉疚，离开了。

汽车开出鱼尾镇，我看着流泽湖心中有些悲哀。湖中的鱼越来越少了，鱼尾镇越来越萧条了，年轻人也都出去谋生了。父母将来怎么办?说不是我的责任那也是我的责任，不然谁来承担?靠弟弟致高?他在镇上当个小学老师，女朋友都谈不到。想着那些朋友同学，家里不用负担，还能出钱帮着买房，真的让人嫉妒。快到平平家我心情更加沉重起来，准丈母娘还有一大堆问题等我回答，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钱、钱、钱。

进了门赵平平就把一个小红包塞给我，竖起一根指头示意一千块。我瞟见她妈妈没看见，空虚地在客厅转了几圈，双手奉上说：“孙姨，拜个年，拜个小年。小小的年。”一副没志气的样子，自己看着也生气。我等着她说“安家”的问题，吃了中饭她没提，到晚上还没提，我心中松弛了一点，这一天好歹是赖过去了。

晚上陪平平上街，她说：“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她别说买房子的事，估计她是忍不住的，她居然忍住了。”我说：“你妈妈真的好仁慈啊!”她说：“忍了初二又忍初三，那不可能!”我说：“那也让我喘口气吧，自己家里那口气还没喘上来呢。”就把家里的事跟她说了。她没说话，默默走着。我说：“委屈你了，别的方面多弥补你一点。”她说：“别的方面是哪些方面?”我说：“感情。”拍一拍胸脯，“还有我自己，”在腰上捏了一下，“我自己。”她愣了一下，看看我的眼神，明白了，指头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说：“这块肉，有哪点好来?这块肉?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晚上孙姨把我和平平安排在一间房，我有点羞愧，她说：“没什么，没什么。”在房间我对平平说：“你妈妈怎么这么仁慈?”她说：“本来就这么仁慈。”我说：“我以为她防我像防贼来。”她说：“防什么?我们那点事，她不知道?”我说：“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她说：“我都没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干什么?男人呢。”又拍一拍我的胸说，“你不是说弥补我一点吗?你自己。”我用力拍着胸说：“弥补，弥补!”她瞥我一眼说：“看不得你那有气概的样子!到底是谁弥补谁?”

第二天早上就要回麓城了，孙姨还没跟我说安家的事。我感到有些意外，心中念叨着：“菩萨保佑，阿弥陀佛。”这天晚饭时我看孙姨欲言又止的神态，心里就抽搐起来，吃了饭马上拉着平平去逛街，说：“要给导师买点土特产。”逛完街又拉着她去看电影。平平说：“以为谁不知道你那里夹着什么屎橛子?”我说：“你妈妈这么仁慈，你也仁慈一点。”跷起大拇指，“哥俩好啊，母女也好啊!”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我在楼下看见三楼那间房灯还亮着，心里抽搐了一下。上楼进了屋看见孙姨端坐在沙发上，心中又抽搐了一下。孙姨把平平赶进房间，说：“小聂，跟你谈谈。”我像有罪的人，头本能地往双肩中一缩，马上又伸上来。孙姨说：“小聂啊，几号回北京?”我比画着手指说：“正月十五。”她说：“十五政府早上班了，你们是不是该去登记了?你和平平都已经那样了。”“那样”是哪样她不说，可我不能装着不懂。我说：“我和平平是久经考验，铜墙铁壁了，登记不登记我们心里都登记了。”她不高兴说：“登记不登记都登记了，那还要政府干什么?”我说：“那我们去，我能登到平平，那是一生最大的愿望。”她说：“登了以后呢?”我都不敢看她的眼神，偏了头说：“以后……以后的事能不能以后再说?我还没毕业。”她说：“现在有哪个新娘子住宿舍的?说出去好听吗?我们是普通人家，那也丢不起这个脸。亲戚会问啊，会去麓城参观的。”我说：“孙姨，那怎么办，孙姨?”她说：“你是问我吗?”我马上说：“我问自己，那怎么办?”她说：“那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这么办行吗?登记了，不办酒，等我毕业了，单位会补助几万块钱安家费，我这几年用力去赚点，首付是够了的。”心里飞快地闪了一下，没有发横财的运气，那以后十几年都被按揭套牢，没有轻松日子了。

孙姨笑了笑，伸出三个指头，“那还等三年?等三年平平就三十了。”我说：“二十九。”她马上说：“女人二十九就是三十。”又说，“到底怎么办呢?”我无赖似的低着头叹气。她说：“叹气也叹不出个办法。”我就不敢叹了。她说：“平平人材不错呢，她也有过特别好的机会，她不要，她要跟你走，我们也只好尊重她的想法。总要过得下去才好。”过得下去，这要求不高，可对我来说就是要架天梯登到顶才够得着。我说：“孙姨，我特别对不起平平，让她受委屈了，我慢慢想办法。”她说：“慢慢是多久?三年?”我说：“一年行不行?一年，就一年。”她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说：“那就只好一年。要一步到位啊，别买小户型，将来要住三代人的，还有保姆。”又说，“到时候我也出几万块钱。本来想存在那里养老的，那也再说，先帮你解决问题。”我想说这钱不能要，可又觉得不能不要，就没吭气。唉，什么叫人穷志短。

回到麓城我就和平平去登记了。从区政府出来她说：“去看看房子?”我说：“让我轻松一天不行吗?”她说：“你轻松了我就不轻松，还有我妈。”跟平平跑了一天，看了七八个楼盘。好房子真的有啊，两千出头一个平方，从北京的眼光看，这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价格。我俩边看边赞叹，幸福近在咫尺，就是拿不到，痛苦啊痛苦。我心动了说：“把你妈养老的钱拿出来，我家没有养老的钱，到大舅二舅那里去搜一两万，付个首付，按揭就慢慢还。”向售楼小姐一问政策，我没工作单位，不能办按揭，平平可以办，但她没有编制，工资又低，只能贷八万。还有十万到哪里去弄呢?

希望的火苗一下子就灭了。平平咬牙切齿说：“编制编制，编制就是我的命。学校每年一两个指标，手长的人捞走了。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十年也捞不到，一辈子二等公民，什么世道?太不公平了。生错人家了，那大概也嫁错了。一个女人一生错了这两次，精彩生活那是只能看别人去过了。”我说：“那你对我也要有点信心。北京呢，博士呢。”她说：“别跟我讲博士吧，那含金量你自己不知道?”又说，“我也不是冲着你的含金量来的。”

第二天平平又拉着我看了一天，看中了好几套。住了这么多年宿舍，看套间怎么看怎么好。有一套两室一厅特别中意，价格也合适，我们下了楼又上去，下了楼又上去，来回三次。售楼小姐说，优惠只剩最后两天了。赵平平急得跳脚说：“我硬是想买呢，等麓城跟北京一样贵了，那就真的只有看的份了。”

晚上回到宿舍，她说：“跟你说一件事。”我看她表情很严肃，就笑了说：“跟我说件事那还要宣布一下?”她很认真地说：“我说真的，我有钱。”我吃惊地说：“你有钱?多少?”她说：“说了有就有，八——万。”我跳起来说：“八万!哪来的?哪来的!”她说：“我说家里给的，朋友借的，你也只有信了。可是我不想骗你。”我说：“我知道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了。”我深吸一口气说：“你找的不是那个什么经理吗?”她说：“那个只见了三次面。”我说：“见三次面他给你八万?”她说：“你有那么好吗?”我说：“那你跟、跟、跟谁?”她说：“也是一个经理，我开始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后来才发现的，钱是他想安抚我给的。”我盯着她，不做声。她说：“有那么大的仇吗?”我说：“发现了你还跟、跟、跟他……”她说：“我说了开始我不知道。”我说：“你后来也不知道吗?”她说：“所以我跟他分掉了。”我说：“难怪你说要整理一下心情，整理一下，到那天你还没有整理完。”她说：“那是对你负责。”

一个女孩利用青春为自己的生活打个基础，说真的我能够理解，只要她不是赵平平。沉默了好久，我说：“我明天回北京了。”她说：“不是还没买票吗?这么急座位票都难买哦。”我说：“我不能站着去吗?”她说：“有那么大的仇吗?我当时身边又没有你。”她一只手蒙着双眼，把头低下去，哭了。我靠着床看着她身子一抖一抖的，心里叹了口气，叹气之后觉得自己太没志气，又叹口气说：“还哭呢，还哭呢。”她说：“一个女孩别的权利没有，哭的权利也没有吗?”就哭得更加欢畅。我说：“还哭呢，还哭呢。”她说：“我委屈我怎么不哭?”又抬起头说，“你明天真的回北京呀?”我直了脖子说：“是的。”她说：“你说要对我特别特别好，是这样特别的吗?”我低了头叹气，半天说：“还哭呢，还哭呢，还哭我真的就走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我，半天说：“那你明天要陪我去把那套房子买了。”

8

我买了座位票回北京。房子买了，我们再拿不出一千块钱。还要装修，还要买家具，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养孩子。这么现实，想一想都怕。赵平平把我的座位票退了，找熟人买了卧铺。我心疼说：“还买什么卧铺呢，坐二十个小时就到了，我又不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她说：“上次我坐到北京，脚都坐肿了，我不想让你脚肿。”我说：“脚它要肿也只肿一天，钱没有那就永远没有了。”

在火车上我一直躺着，上厕所也匆匆忙忙，赶快回来躺着，不躺就对不起那张卧铺票。以前也不是没坐过卧铺车，怎么不是这样的心情?耳朵贴着枕头，听着铁轨传来的声音就是“钱钱，钱钱，钱钱”。我心里吃了一惊，以为是错觉，坐起来再躺下去，开始还是“咔嚓，咔嚓”，一放松就变成了“钱钱，钱钱”。我在心里嘲笑自己：“这些天想钱想得太厉害了，成钱迷了，什么东西!”

回到学校我带了鱼尾镇的腊鱼、火焙鱼去看导师冯教授。冯教授在那么多想报他名下的考生中选择了我，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本来想邀前两届的师兄一起去，不知他们也带了点土特产没有，如没带就有点不好，如果高档就更有点不好，就自己去了。冯教授学问好，记忆力惊人，明朝近三百年，哪一年甚至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了如指掌。什么叫做书山学海，看看冯教授就知道了。当他的学生，想骄傲那也骄傲不起来，你把那几百本书吃到肚子里试试，看消化得了?传说他当知青时就把一本《史记》翻烂了，也不知是真是假。冯教授总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学生大部分都是有老婆孩子的，谁不想早点拿到文凭，回家团聚，安排房子，评上职称?有几个教授申报了国家课题，把自己的博士留下来帮着做，论文开题不急，答辩更不急，往后推推推。学生急得跳脚，那也没用。冯教授不打学生这个主意，尽快开题，尽快答辩，三年毕业。别的教授的学生都说我运气好。

冯教授见了我说：“听说你结婚了?”我不好意思说：“稍微登记了一下。”他嘿嘿笑说：“登记了就是结婚了，那不然怎么才算结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什么不好意思啊?”我低了头“哧哧”地笑。他说：“我这里有个相册，很不错的，你拿去夹放结婚照。”我说：“还没照呢，要几千块钱呢。”他说：“现在有这么高档了?那就少照几张，有两张墙上挂挂就不错了。”

冯教授把儿子从房间叫出来，说：“放放，叫聂大哥。”放放很有礼貌地点点头，叫了一声。冯教授说：“你去复习。”放放就回房去了。冯教授说：“他今年高考。”又说，“现在除了他的事揪心，我万事都不急。”我说：“看他那个聪明样，那是北大清华的料。”他说：“北大清华那是梦。他考文科，年级模拟考试七八次了，他离北京的重点学校怎么都差十几分，到哪里去挣这十几分?一万块钱一分我没地方出啊!”我说：“还有三四个月，怕抢不回这点分?”他说：“能抢回来早就抢回来了。”又说，“到我们这个年龄，什么都超脱了，就子女难超脱。陶渊明那么超脱的人也说，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要不我经常来辅导他一下?我教过两年中学的。”他说：“那样太麻烦你了。他们的老师其实是够好的了，够负责的了，问题是他自己!”他有点生气了。我说：“那我能做点什么吗?”他说：“做什么?怎么做?那再看吧!”离开时冯教授叫我背一箱苹果回宿舍，说：“山东老家送来的，好果子。”我急得手脚无措说：“这怎么行，那就搞反了。”他说：“哪有那么多正反?”就弯了身子去搬。我说：“您小心腰，我来，我来，看我都急得出汗了。”他说：“想得急哦!要急你不用急这箱苹果，急一下论文选题，争取三年毕业，新娘子还在麓城等你呢，你老不毕业，她就悔教夫婿觅封侯了。”

过了两三个月，这天下课后，冯教授示意我留下来一会，等同学都走了他说：“有件事……还是到我办公室去说吧。”我随他下楼到他办公室，他说：“这件事……你晚上来我家说吧。”晚饭后我去了他家，他说：“这件事……高考历史这一科的评卷又回到京华大学来了，听说没有?”我摇摇头。北京市高考的历史评卷好多年一直放在京华大学，前年出了件事，副校长刘校长女儿的试卷在评分后被翻找了出来，说那一本试卷评分标准没掌握好，经核心小组复审，都提高了分数。这事不知被谁告上去了，调查之后也没有结论，也没人受处罚，可评卷资格去年就被取消了。听说今年又回来了，我随口说：“那好啊。”心中突然一闪，想起了放放，回头向房间看了看。冯教授说：“师母带他出去散步了。”我于是说：“那我放假不急着回去，参加评卷，试一试运气。”

这话说得很含糊，又很明确。由我把事情说破，冯教授松了一口气，说：“那不好吧?”我说：“也没有那么不好吧。”他说：“那不好吧，你的新娘子还在麓城等你呢。”我说：“有个机会我也想赚点钱呢。”他说：“那不好吧。”他这样说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往深里说，我不做声。他也不做声，半天自言自语说：“那不好吧。”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打破僵局，就说：“高考阅卷我参加过两三次，其实冤死了一些人，应该去争取一个公平。”他马上说：“是冤了不少人，多少年我都是核心小组的，抽查发现错误多得很，那也没有办法，难道为几个人把十几万份卷子全部重看一遍?”我说：“所以要争取一个公平，不吃亏。”他说：“我今年要回避，就不参加了，要拜托你们了。”我说：“几位师兄师姐肯定都要参加。”掐指算了一下，“才四个人，不一定碰得到。”他说：“吴教授的弟子不能找。”我说：“那是的，吴教授平常就有点怪怪的。”我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那随你去安排。”又说，“尽量找男生，当小组联络员，取卷送卷可把卷子翻检一下，看有没有漏评的。”我说：“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就是那份卷呢?”他说：“再说，再说。”又说，“这个事不要勉强，也不能勉强。实在不行，明年就有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了，京华大学有这个资格。本校子弟应该照顾一下吧?那样只要过了一本线，就可以录取了。京华大学的分数线，历年来都比一本线要高出四五十分呢!实在不行，就晚这一年。二本学校，放放他说了他是不会去的。”我说：“那还是尽量在今年解决。”

从冯教授家出来我很高兴，平时没帮他搞研究，总有一点歉意，现在总算有机会帮导师做点什么了。快到宿舍我又有点不安，一个人成功了，那肯定会有另一个人要付出代价。说反正不认识，不知是谁，不关自己的事吧，那也是欺骗自己，总有一个人会付出代价。人家也不容易呢。回过头又想，毕竟不知道牺牲了谁，知不知道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想来想去想不清，干脆就不想。到最后我也搞不清，自己是想碰到那份卷子呢，还是不想碰到?

阅卷之前我把该做的事都做了。想着这件事本来应该是高我两届的师兄张维来做，冯教授交给了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跟张维说这事的时候，我把卷子的特点说了两遍。张维说：“是不是那几个人就由我去说，然后向老板汇报?”我还想着，虽然是师兄弟，又是老师的事，说起来还是有点为难。他愿去说，那就正好。我说：“那好，那就正好。”

古院长是这次阅卷的总负责人，兼核心组的组长。在动员会上他强调了为国选才的重大意义，强调了纪律和公平。试评开始了，秘书小贾悄悄对我说：“核心组的意思，子弟的卷子碰到了还是照顾一下，这个意思我们院里内部掌握，外面来的老师不要说。”卷子改到一半时还没有消息，我想着冯教授在急，我也很急。到第六天张维来找我，凑在我耳边说：“解决了。”我悄声说：“你发现的?”心中有一种失望。他看不出地下巴点了一下。我说：“是不是跟老板讲一声?”他说：“已经。”我心中轻松了，为放放感到高兴，大海捞针居然捞到了。高兴之后又有点遗憾，如果是自己发现的那就更好了。转念又觉得，这样也好，我能当个局外人就更好了。

暑假在家我想打电话，问放放总分多少，上一本线没有?想了想还是没问。八月初接到师母的电话，问我房子装修没有?平平有喜了没有?最后告诉我，放放已经被人民大学商学院录取了。我说：“高兴，高兴!为放放高兴，也为您和冯老师高兴。”

9

跟我同宿舍的郁明是吴教授的弟子。吴教授多年来只招女弟子，还得有个长相，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对“养眼”要求甚高。这一年终于招了个男的，就是郁明。私下有人说是吴太太发飙了，也有人说郁明是有特别背景的人。

郁明的确很特别。他是北京人，很少住在宿舍。他不像我整天泡在书中，把学术看得重似泰山。他见我经常找与曹雪芹有关的书来看，说：“数清楚曹雪芹有几根头发有什么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就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我说：“我本来对学问没什么兴趣了，在里面泡了一年多，觉得很温馨，又上瘾了。除了身体，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了。钱我也很喜欢，那还是排在后面。身体排最前面，那是没办法的，没有它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也看书，都是古玩字画钱币鉴别方面的。我说：“你那么喜欢古玩，还这么辛苦来读博士干什么?”他说：“哪个圈子内没几个博士，我顶着博士帽进去，那就是这个了，”跷起大拇指，“权威。生产力大大的，多多的。学问不变成生产力那就没有意义了。”我说：“应该说学问都变成生产力，那就没有意义了。”他说：“那拿文凭找工作评职称那也是生产力，不然京华大学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我现在出席那些鉴定会，还只能给别人提篮子，弄点小菜钱。有张文凭就不一样了。还不是为了混碗饭吃。”我说：“一定要说混饭吃，那我也得在这里混，别的地方混不出存在的感觉。”他说：“现如今还有你这么想的人，奇葩呢。”又说，“要我安心做那些死学问，除非政府给我的工资翻十倍。十倍我都懒得搞。”事实上他的确也很有钱，开一辆奥迪车在校园里跑，车上的女孩子也经常换人。

知识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人也可能选择另一种生活，这个我懂。可学问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信仰，我再怎么穷，怎么想钱，学问也是我心中的泰山。郁明的话我不能接受，可也没法反驳，不要文凭我会来京华大学吗?有一天我跟他说：“什么时候也带我去看看那些字画瓷器?”他说：“你也有想法?唉，这一行是今天有一口就吃一口，明天没那一口就吃空气。你还是搞你的学问稳当。”

这期开学他在宿舍住了几天，说：“平时我不在这里，你要提高宿舍的利用率，也要提高自己的利用率，不要浪费资源。”我说：“我又没开奥迪，请人家吃餐饭是可以的，最好还是在食堂吃。”他笑了说：“那不会有人来，哪怕你是博士。”又说，“你老板的儿子考上了人大商学院你知道不?”我说：“好像听说了一点点。”他说：“他跟我们老板的女儿高中是一个年级的，不是重点班，成绩差一个档次，怎么也考上了人大?”我说：“可能是临场发挥好吧。”他说：“没听说过他临场发挥怎么好过。”见我不接话又说，“跟我老板的女儿考到一起去了，有点什么怪啊。”我猜他听到了一点什么，也可能是吴教授要他来问，就装糊涂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嘿嘿嘿。你不知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有哪点怪。”他笑了说：“你不知道，嘿嘿嘿嘿。”本来我还想求他带我去看看那些古玩的，这样一来，就只能算了。

这天我在宿舍看王阳明的《传习录》，郁明进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说：“你记性蛮好的。”他说：“这是我唯一能背的四句。”又说，“这种书你真的能安下心来看?佩服，佩服。如今这世界上还真有把学问当回事的人。”我说：“我又不能鉴定字画，难道叫我整天看天花板?”他说：“有个创造生产力的机会，别人找我，我想让给你可能更好。”是山东一个搞印染的企业家愿出四万块钱请人写一部传记。我说：“怎么写一本传记才四万?还是企业家呢。”他说：“那你自己写本书，出版社还要收你三万呢。”我说：“能实事求是地写吗?”他说：“传记哪有那么实事求是的，何况是企业家的传记。”又说，“你觉得为难，那这单生意就给别人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谁叫我们住在一起，那不是缘分?”我说：“看着那生产力的面子，拍马屁昧了良心那拍也拍了，我不署名，署你的名。”他马上挥着双手说，“不敢掠人之美。那你就取个笔名。你同意了他安排你去青岛采访几天，预付两万。”

去了青岛一趟，回来心里很憋气。郑老板出的是六万，郁明轻轻一掐，就掐走两万。杀熟啊，下得了手啊，有这么容易赚钱的吗?想赌气不写，实在也赌不得这口气，房子还等装修呢，明年还想要孩子呢。何况郑老板人也热情，奋斗精神也还是有的。我在那台破电脑上工作了两个月，采访来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材料无限膨胀，二十万字就出来了，书名是《从一个人看一种精神——郑天明传》。校对打印稿时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我自己都搞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连我都搞不清，世界上就没有人搞得清了，包括郑老板本人。郑老板说：“看了你的书，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这让我有一种恐慌，我看了那么多历史著作，是不是看到了历史的真相?我的天啊，幸亏我不是司马迁，哦，应该说幸亏司马迁不是我。如果反正没有真相，人一辈子，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唉，不必认真，好好活着是真的。这样的想法让我对自己感到陌生。

年底的一天，郁明兴冲冲对我说：“又有一单，做不做?东北一个老板要写家族史，从他爷爷一路写下来，半个多世纪。这一次老板壮实些，这个数。”张开左手拇指食指比画了一个“八”。看到那个手势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说：“可以啊。”又说，“你怎么舍得给我?”他说：“郑老板传记的打印稿他看了，很满意，点名要你。我上次拿了点中介费，这次还拿那么一点点，大头绝对是你的。有个行规在里面，我不拿点做个样子也不好。”我说：“嗯嗯。”他说：“上次两个月进四万，这次效率会高点。行的话你们签份合同。”我说：“写个这屁还签什么合同?上次没签也很好。”他说：“签了要他预付四万，你带回去过年，那不好些?”这次要写的是在鞍山开铁矿的孟老板，还开着炼钢厂。

元旦前我去了鞍山。孟老板请我吃饭，喝的是茅台。我说：“我喝不了酒。”他马上叫司机兼秘书许小姐去车里拿拉菲红酒，自己也陪我喝红酒，说：“我小时候读书被‘文革’耽误了，没有墨水，我最崇拜的就是有墨水的人。聂老师是博士，我就更崇拜了。”许小姐说：“咱们老板上学不多，读书还是读得多的。”孟老板说：“过几年公司规模更大了，我也想做一做企业文化，聂博士如果看得起，就来公司帮帮我，把这个事搞起来，各方面肯定比别的地方要好!”我有点飘飘然了，说：“承孟老板高看!”孟老板说：“也不是高看，水平是摆在这里的，咱们没文化，谁有文化咱们还是看得懂的。”许小姐说：“咱们老板是尊重知识的典范。尊重知识绝不像有些官员停在嘴上。”孟老板说：“聂博士把那么多书吃进肚子里，有儒雅之风，咱想学那也学不来啊!”

孟老板忙，请我吃了两次饭，把我交给小许。孟老板五大三粗，小许却是一米七的个子，水葱似的，走路带风。每次车停了孟老板坐着不动，等小许下了车过去开门。我心里想，大老板真的是大老板，太有艳福了。小许开了奔驰车带我去看矿山，说：“咱们老板爷爷手里就开着了，后来是国家的了，前年咱们老板把它买回来了。”回到市里说：“别看这么热闹，这里原来是郊区，咱们老板爷爷的铁厂就在这里。”

晚上在宾馆我翻看小许给我的一大堆资料，发现了一个问题，孟老板爷爷当年的公司叫“满洲制铁”，三十年代初开始，跟日本人合作了十多年。过了两天小许来看我，说：“中午咱们老板在银水宾馆请你，这就是鞍山最好的地方了。咱们把合同签了，预付款也付了，下午我送你去车站，软卧票买好了。”她见我不做声就问：“聂老师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她笑了说：“北京二外。”我说：“那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些资料你看过没有?”她说：“知道一点。”我说：“三十年代满洲制铁那几年怎么写?”她很平静地说：“当年日本人对中国商人实行怀柔政策，让他们继续做生意，咱们老板他爷爷总不能把头往铜墙铁壁上撞吧。这个问题交给你去解决，反正是跟日本人斗争了那么多年的。”我说：“铁是能制造枪炮的啊!”她说：“咱们老板相信聂博士的智慧。”我说：“满洲制铁那么大的名气，历史资料上都有的。”她说：“你写出来就是历史资料，别的历史资料没有人去看。”又说，“历史博士写出来的不是历史，那还要什么才是历史呢?”

我伸手把那些资料翻了一下，说：“这些材料是谁整理的?”小许说：“辽宁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说：“他怎么不写?”她说：“他是东北人，不方便。”我马上对那个教授有了好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往钱眼里钻。我说：“这些材料你们老板看过没有?”她捂了嘴笑一笑说：“他没上过大学。”又说，“有些内容他知道，我也知道。”我说：“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拿给我看呢?”她说：“你反正会查到，咱们老板想把问题放在前面解决，不要签了合同，又来讨论这些问题，那大家都没意思，是不是?”又说，“可以做一点技术处理。”我说：“你们老板很自信啊。”她说：“因为他是老板，大老板。咱们老板说，历史是由强者来写的。”

小许的口吻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一种挫伤，说：“你觉得司马迁是强者吗?”她说：“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他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我说：“你的意思是你们老板他要办的事都能办成?”她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事实本身。你说现在还有大老板办不到的事吗?我是说，大老板。”我拍一拍材料说：“这些东西都在这里了，我能把历史改了吗?”她说：“历史是一块铁?是一块铁也可以把它熔化了重新铸造，要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熔化，重新铸造。咱们老板就是干这个的，你们也是干这个的。你写出来就是历史，所以要投入这么多，请聂老师这样有权威的人来写。”

见我不做声，小许说：“可以再加一点辛苦费。”伸出左手食指，“给你一个整数，其中一半今天就可以带走。这是老板主动提出来的，他自己没什么知识，但非常尊重知识，也尊重有知识的人，这种尊重不像有些人停在嘴上。”我说：“这已经是一个有震撼力的数字了。”她说：“因为有难度，才有这个数字，咱们老板他又不傻。”又说，“没有奇迹发生。”我笑了说：“许小姐的工资很可以吧?”她说：“当然可以，也可以说很可以，是一般工人的这么多倍。”她双手比画了一下，我没看懂。她说：“您怎么知道我很可以?”我说：“因为你这么有光彩，”笑了笑，“没有奇迹发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她笑了说：“是的，是的，我又不傻。”我说：“你对自己有很深的理解。”她说：“是的，是的，这是女孩的本能。我还是可以的，这我自己知道。”又说，“你这个人看起来很文雅，其实很厉害的。”我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感觉。”她说：“是的，是的，跟咱们老板学的。这我自己知道。”又说，“聂老师，我们今天需要一个结论，希望您能支持小许的工作。”我说：“让我想想。”她说：“那我去楼下等，半小时后打您的电话。”非常优雅地退了出去，在门口竖起食指示意，“小许希望得到这份合同的是您，又希望您能支持我的工作，给小许一个面子，让小许在咱们老板那里有个面子。”露出洁白的牙，朝我微微一笑。

小许去了，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呆了好一会才意识到必须马上有一个结论。这么多钱，是我一辈子没见过的，也已经跟赵平平讲了，她已经都做安排了。我不写也会有人写，又不必署真名，怕什么?许小姐又要我给她个面子，这么漂亮的女孩，自己也实在很愿意让她高兴。如果不是牵扯到那段历史，怎么吹怎么捧，也昧了良心吹了捧了。唉，既然是吹是捧，那还管它怎么吹捧?按照蒙天舒屁股中心的观点，钱是我聂致远得到就行了，这就是意义;按照郁明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自己的知识要变成钱，这才是意义。

我掏出手机给许小姐发信息，信息写好了我呼吸急促起来，胸口感到一种压迫。突然想起辽宁大学那位老师，他真的是可钦佩啊!比起来自己就是人渣了。我写了，孟老板看了会说，看了你的书，我突然发现我爷爷是个多么好的人啊!我把信息改了说，我恐怕写不好。不等自己犹豫，就发了出去。发出之后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可马上又想起赵平平，怎么交代?十万块钱没有了，也像剜去了身上什么地方的一块肉。小许那么漂亮的女孩，也让她失望了。想起她刚才的微笑，觉得特别对不起她。这样想着心情又沉重起来，有点希望小许上楼来劝我。这时小许的信息来了：咱们老板说，那就不为难你了，这么为难你也写不好。

我若有所失地躺在床上。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想着应该是许小姐打来的，一听是服务台，说已经十二点了，问我还续不续房。我马上下楼到服务台办退房手续，说：“不是说会续半天吗?”服务台小姐说：“金山矿业那边已经结账了，要续还得办个手续。”我心里骂了一声：“妈的，做得出，那么优雅的小姐她真的做得出。”办了退房手续我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希望着小许会把那张火车票送来。又想起前两天喝酒，自己都喝飘了，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简直是羞耻。等了一会突然省悟了，是自己太天真。“太现实了，太现实了。”我嚅动嘴唇唠叨着，搭车去火车站。一路上我不停看手机，希望着小许会来电话，或者发信息过来。到了火车站，收到了许小姐的信息：“聂老师，这都是老板的意思，我只能执行。您买到车票了吗?”我回信说：“买到了，谢谢惦记。”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买到一张站票，在候车室等了七个多小时，又铺张报纸在车厢连接处坐了十个小时，回到了北京。

10

回到学校我快冻僵了，人行道上的冰棱被踩得嘎嘎地响。冰棱硌着我的脚，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忽然变成了一种憎恨。我把冰棱用力踩了几脚，根本就踩不碎，倒是自己的脚痛得受不了。我飞起脚把那几块冰棱踢到路边去，嘴里嚷嚷着：“踩你老子踩不动，踢你老子也踢不动?”推开宿舍门郁明在房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郁明说：“才回来?”他这一问我知道许小姐把事情告诉他了，他没算到我排队买票和候车用去了近十个小时。他说：“车上挺辛苦的啊!”我说：“也不辛苦，我就躺在那里睡了一觉。”他说：“那我先跟朋友谈点事。”

他们在谈一幅画的真伪，那幅画很小，两个巴掌大，是齐白石画的两只虾。郁明说：“这画肯定是有点年头了，不是这几年的，是不是齐白石他本人的笔迹，不敢说，两只虾，谁画不是画?”那人说：“这么生动，好像要跳出纸面来了，除了白石老人，谁画得出?”郁明说：“谁画得出?我拿两张给你看看?”不知从哪里找出两张画，也是虾子，“这是白石后人画的，他老人家的儿子孙子弟子，还有儿子孙子弟子的儿子孙子弟子，一大堆人都在画，你看这几只虾是不是也要跳出来了?一千块一张，你拿去，你要不要?”那人说：“看这纸的成色，一看就是这几年的货。”郁明说：“所以一千块钱一张。画第一是看作者，第二才是看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原画，十亿你买得到不?现在谁画一幅，也一样生动，十万有人要吗?”那人说：“反正就是齐白石的。”又说，“至少你也不能说不是白石老人的真迹。这样好不好，你在这证书上签个字，鉴定费我增加一倍，两千。”郁明说：“三千，我这是拿自己的名声在赌。如果我确定这是赝品，三万我也不能赌，郁明现在的名声不止三万呢，不是前两年了。”那人说：“您是博士，您是博士，那就三千。”付了三千，郁明签了字。那人小心翼翼地把画夹好，放进提包走了。

我在旁边看得咋舌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赚的钱，两个字，三千块!”伸出指头比画。他说：“比搞学问好点，跟当官不能比，那真的不能比。”我说：“那是齐白石的虾吗?”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如果不是，那就是几十年前的高仿品。”我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赚的钱，两个字，三千块!”他说：“你的钱也很好赚，你怎么不赚了?”我说：“一部家族史，工作量太大了，会耽误我写论文的。”他叹息一声说：“没必要吧，你不写也会有人写，还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小许跟你联系了?”他说：“本来就是我找她的老板，拍了胸脯的。”我很歉疚地说：“唉，我害你了。”他说：“孟老板对字画有兴趣，在搞投资，是我们一个顾主，所以我直接介绍给你。没想到你还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唉，有什么意义呢?又没有人发奖状。钱它到底是钱啊!那数字睡在自己存折上跟睡别人存折上，那感觉不是一回事啊。”我说：“是的，我这个人没有用。”他说：“我还得另外找人呢。”我说：“我害你了，我这个人真的没有用。”

在火车上我就想给赵平平发信息，把事情告诉她。让她空喜一场，特别对不起她。越是这么想就越不敢发，好像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开始不那么急着去报喜表功就好了，还不是想让她高兴一下?又犹豫了一天，想打个电话把事情说得清楚点，按了号码觉得还是发信息好，电话是面对面，报个喜那是非常合适的，不好的事，还是躲在信息里比较好。

信息发出去了，解释了原因。我坐在床边等她打电话过来批判自己，心里很紧地揪着，仿佛是一根铁麻花拧在那里。虽然我也解释了，可我想她不会听我的解释，她整天想着的是钱、钱、钱。这不怪她，是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到处都需要钱来缓解。过了好久还没动静，我有些失望，批判早晚要来，还不如早点来，我也早点过关。我在头脑中搜索所有的词汇来批评自己，像一个侦察兵搜索在阴暗处潜藏的敌人，“没有用”，“意志不坚强”，“瞻前顾后”，等等。到了中午她的信息来了：你在哪里?我想难道她没收到我的信息?就回信说在宿舍。她说，回来了就好。这叫我找不着北了，说，收到我那条信息没有?她说，收到了。我说，那你还不批评我?她说，为什么要批评你，你有你的想法，不想做的事就不做呗，何况是这种事。我心中一下就松弛了。不仅是松弛，还有感动，这个老婆还是找得好，要得。

元旦过了我想着下个学期论文开题的事，记起了张维师兄上个学期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题目是《明清之际士大夫风骨及其思想渊源》，对自己有点启发，想去复印一份看看。推开他的宿舍门没有人，我就坐在桌前等。桌上电脑开着，我随意一瞥，竟是写孟老板的，刚开了头，题目是《从一个家族看一个民族的崛起之路》。我吃了一惊，马上掩了门出去。在楼下正碰见张维，躲避不及，就迎上去说：“这么冷你还往外面跑，死劲敲门宿舍里也没人。”他说：“打印论文去了，下期开学就答辩了。”我说：“就搞完了?快枪手。”他推开门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电脑关了。我停在门边说：“你出去没锁门的?早知道我也进来暖和一下，害我在外面冻了半天。有贼呢，电脑什么的一拎就走了，太大意了。”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什么事情都懒得去细想。人干吗活那么累?到最后反正是一场空，时间之中张维两个字都留不下来。我是不是心态有点老了?”我说：“没觉得你心态老，你心态跟你的脸一样，小伙子一样的，哪看得出是三十出头的人?有什么保养诀窍?交代!”他高兴地笑了说：“诀窍就是万事不上心，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话把人生写死火了。想通了心里就轻松了。”我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俗，陷到名利场里不可自拔，境界上不去。向你学习，向你学习!”借了开题报告就出来了。

回到宿舍郁明正在打电脑。我把开题报告塞进被子里，说：“早就想问你，总是忘了，孟老板那事后来找到人没有?”他转过头来说：“后悔了吧!怎么会找不到人?别说找人写个东西，要找个推磨的鬼也找得到呢。”我说：“还是你推荐的?”他说：“后悔了吧!哗啦啦的红票票飞到别人存折上去了。这就是这事唯一不同的结果。有些想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想不通呢?得开窍呢!”又说，“肯定还是我推荐的，我得把这个关系维持住。那个人你不认识。我下次再给你介绍生意，一定优先你!”

那几天我惘然若失，哗啦啦的红票票像闪电一样在自己眼前一晃，却飞到别人口袋里去了，这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有些想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郁明这话让我有很强的挫折感。有什么意义?自己不愿意做，这是理由，心灵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别的理由?没有。这算个理由吗?我把自己问住了。

寒假之前我整天想着的一件事就是钱、钱、钱。没有办法不想，一个男人，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过年。房子买了快一年，还空在那里没有装修。自己家里，平平家里，过年总要有个交代，今年本来还打算要孩子，不得不推迟了。上次那四万元的稿费，已经被平平存了定期，声明了是装修的钱，过年不能动。我此时的心情，跟农民工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过年回家要有个交代。以前觉得他们很遥远，现在觉得很近，很理解他们。

整天想着一件事，灵魂会出窍。这天突然来了灵感，曹雪芹不是卖画为生很多年吗?那么多画总会留下几张吧!万一在门头村搜罗到一张两张，那就了不得了。想到这里我特别兴奋，站起来在房间走了几个来回，恨不得马上出发。房门后面有张镜子，据说还是冯教授的开门弟子周一凡留下来的。我每次走到镜子前，就对着它扮出一个聪明的鬼脸。郁明那么聪明的人，又在圈子里混，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凑在窗前看看天色已晚，还飘着大雪。我看着雪花飘啊飘的，闭了眼觉得不是飘着白色的雪花，而是漫天的红色钞票，飘啊飘飘飘啊都向我飘了过来。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想着万一找到一张两张曹雪芹的字画，那可不是齐白石可相比的!忽又想到曹雪芹将《红楼梦》增删五次，脂砚斋也誊抄评阅五次。最后一次评阅是“己卯冬夜”，离曹雪芹壬午除夕逝世有三年。前面八十回增删五次，已有定本，后面几十回却没有写完，那怎么可能?一定有大量的手稿散失了。万一运气照应，被我找到一张，那就伟大了，这伟大那就不是钱可以丈量的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第一次感到天亮竟是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的太阳怎么像只蜗牛?我等了一会，希望有个晴天，可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我想着是不是等天晴了再去，可心里实在等不得，就戴好帽子、手套、口罩，骑单车出了校门。

刚出门单车蹭在冰棱上，摔了一跤。爬起来还想骑，感觉天太冷了，可能已经到了零下十几度，就把单车送回去，打算搭车去。我回宿舍在地图上查好路线，乘地铁来到西直门，转乘360路公交车，路上折腾一两个小时，到了门头村。下了车我找不到印象中的门头村，以为下错站了，看看站牌的确没错，问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人，他说：“这就是的。”我说：“村子呢?”他往右边一指，“往里面。”我一看是一条柏油马路。我买个烤红薯，就往里面走。

一年多没来，情况已经大变，到处是建房的工地。村头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可是树枝已经颓败。我抬头望着，又用指甲掐一掐树皮，想知道它是否还活着，没有生命的迹象。我问旁边一个小卖部的女老板：“这棵树怎么了?我上次来还是好好的。”她说：“被人下药了，有人要盖房子，园林局不让砍，就下药了，晚上用开水灌进去的。”我说：“下的什么药?”她说：“毒药，白色的粉末，谁知道什么药?”我说：“谁下的?”她说：“那还不是老板?”我说：“你怎么知道有人用开水烫它?”她说：“那都是夜里做的，谁也没看见。树根那里雪没有了，那能不是开水!它就不该生在那里，挡人家发财了。这还是去年冬天的事，到春天，败了。”我说：“有人说这棵树有点来头，我就是从北京过来看它的。”她说：“来头?没听说，这树来头没有，有年头，我打小就看它立在这。唉，挺可怜的。”我叹息几声，想着赵教授要是知道了，会怎样地心痛啊!

我走过去抚摸老槐树，继续往前走，走了好远才看见几处老房子。我敲开一扇门，一个中年女人把门打开一条缝，打量着我问：“找谁?”我说：“我是美术学院的，想买几张老一点的字画，回去学习一下。”她说：“没有。”把门关了。我又走了几十米，找到一处最破旧的房子，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大爷，很面善的。我高兴了，说：“大爷，我从西山下来，冻坏了，能不能讨口热水?”他说：“可以可以。”把我让了进去。我捂着杯子说：“手冻僵了，这么一捂又有知觉了。”他把炭火往我这边推点说：“把身子也暖和暖和。”我说：“大爷，您这房子也有点年头了吧?”他说：“可不，我结婚我爹给我盖的，快有五十年了。”我有点失望说：“你们这里最老的房子有几百年的吗?”他说：“那哪有?都盖新房了，政府正征地搞开发呢，盖的新房也要扒掉。我这就是最老的了，我儿子早想盖新房，政府不让盖了，盖了政府赔得多不是?”我看他家衣柜是老式的，说：“这衣柜有几代人了吧?”他说：“可不是?好几代人了，那时毛主席还没进北京城呢。”我说：“你家里有老一点的字画没有?我多花点钱买几张回去学习学习，说不定您家上辈塞在衣柜什么地方，您都不知道!”他说：“有啊，可我不卖!我们不缺钱，你是不是看我家房子破?”我心中一喜，要他把最旧的给我看看，他往墙上一指说：“就那，还是我结婚那年贴上去的，都多少年了!”我一看是张毛主席像。我说：“不错不错!还有更旧一点的吗?小一点也行，没有画，字也行。”他说：“那就没有了，最久的就是这张。”我说：“大爷，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个人?”他说：“行啊，我住这里都多少年了。”我说：“这个人姓曹，叫曹雪芹。”他想了想说：“不认识，我们这一带是正黄旗，姓张的多，姓白的也有，就是没有姓曹的，他爹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爹，那应该也姓曹吧。”

告别出来我决定不问了。异想天开，天它偏就不开，天没有错，错的是我，真的是想偏头了。天已经晴朗，阳光明晃晃地照在雪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这时风更大了，在耳边嗡嗡地响。我冷得发抖，把双手袖在羽绒服袖筒里，又把帽子的拉链拉紧，缩了肩在风中行走。我想着这么冷的天，当年曹雪芹是怎么过来的，可有一件棉袄一盆炭火?我想象着他坐在茅草房里，用冻得红肿的手，握着一管毛笔，在描绘从前的繁华。这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有很多道路通向富贵，至少是衣食无忧。他姑姑嫁给了镶红旗王子讷尔苏，他在北京城穷困潦倒之时，也是他动笔写《红楼梦》之时，讷尔苏的儿子，他的亲表兄福彭正当着议政大臣，他为什么不前去拜谒，要求施以援手?他为什么不去考科举以图复兴家族当年的荣华富贵?退一万步，他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才华去当个豪门清客，以保衣食无忧?这些问题，实在比人们讨论了多少年的那些问题更加重要，如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他生于何年又卒于何年?他只要对生活稍作让步，把内心的原则软化一下，就会机会多多。他为什么要对生活说不?为什么?

曹雪芹太骄傲了，内心也太强大了。他是生活在别处的人，世俗的眼光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从北京城来到西山脚下，远离了朋友和习惯的生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太穷困，在京城再也生活不下去。他有那么多机会，都放弃了，来到西山这寂寥的一隅。他唯一的儿子在贫困中病死，几个月后，他也在贫困悲伤中逝去。他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他改变了世界吗?没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吗?也没有。既然没有，他的选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唉，心灵的理由是不是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呢?清高和骄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命运，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都是如此。我是聂致远，我不是他们。这让我感到惭愧，却也感到幸运。

我为曹雪芹感到不平和痛心。这么贫窘而寂寞的一生，一个伟大心灵唯一的一生。他的清高和骄傲没有得到任何现世回报，就那样无声无息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消逝了。我忽然想起，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花了几千万英镑的婚礼，如果当年曹雪芹能有万分之一，他的命运就改变了。还有上个月，山西一个煤老板和那个女明星的婚礼也花了几千万。如果当年曹雪芹有万分之一，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如果曹雪芹能有钱给儿子治病，他儿子就不会死;他儿子不死，他也不会死那么早，还不到五十岁啊……我在寒风中流下了泪水，冰冷的脸上感到了一线温热，马上就被吹冷了，那一线温热就变成了一线刺痛。

作者：阎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