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最近尘埃落定，阎真《活着之上》进入十部提名作品之列，终评排名第六，仅差一位，被媒体称为近三十年来湖南文学离茅盾文学奖最近的一次。这个评奖结果应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次问题，而是包含着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丰富信息，也喻示湖南这几年长篇小说创作的进展、态势与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必关注《活着之上》与茅奖擦肩而过的新闻效应，对此文学界似有很多说法，好像其中有运气成分和狂欢色彩。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尤其是这么一场严肃、慎重的国奖评选，它的操作过程基本上是公平公正的，评出的作品也基本上能代表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对此评奖结果，我认为湖南文学界应不抱情绪地平静的接受，应看到这个参评结果已成为近年湖南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也是近年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面镜子。

首先，它照见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艺术的潜在发展轨迹。考察近几年创作情况，可以发现长篇小说创作出现内容和文体融合混沌的倾向，文体开始向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的精神问题靠拢，形式和内容建立了一种声息相通的默契和对应关系。小说需要表达什么现实，文体就呈现什么形态，二者达到一体化。他们不再加入某个先在的理念，不对生活内容进行思想意义提升，也不追求华丽精致的文体，而是听任文体结构和现实世界的存在结构保持一致，恢复了文体和现实在根源上的血肉联系。或者把心理现实当作现实的一部分，深入到时代的精神症候与个体的心灵世界中，通过进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个体的精神症候与广阔的社会、纵深的历史连接起来。

这种融合式的写作达到怎样的圆融程度，就意味着达到怎样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就这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来说，我以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学特征，就是致力于对生活现实和内心现实的真实书写，超越既往的社会层面和实验层面，走向文本和人本，接近生活现实，进入内心现实，实现文体和内容的深度融合。先锋作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从表现转为再现，文体尽可能妥贴地和内容结合，有意识地闯入现实主义阵营，创作了一部反映近百年中国革命理想主义一支的史诗。三部曲经历了一个从优雅、精致到粗砺、枝蔓的生活化嬗变过程。第一部《人面桃花》写民国女子陆秀米建构乌托邦的故事，叙述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第二部《山河入梦》写建国后秀米之子谭功达在梅城县延续乌托邦梦想。第三部《春尽江南》写秀米的孙子谭端午如何在当下社会维系一个诗人的精神生活。到第三部，面对庞杂纷纭、信息巨大的当下生活，格非创作惯例中的优雅话语已经难以容纳和表述了，唯有运用现实主义文学的再现特长，吸收其写实的文体因素，才能真实地把握这个时代的生活。语言呈现出纪实社会小说的粗糙面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加强。李佩甫《生命册》是一部平原上的“植物说”，记录的是黄土地上像植物一般生长出来的故事。写人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平凡而精彩地活着，带着土地的记忆，带着“风水”的痕迹，带着一种根性命运，演绎出在平原土壤的大背景牵引下的人生五味。王蒙《这边风景》写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新疆农村的生活，以一桩公社粮食盗窃案作为切入点，在层层剥开悬念的同时展开当时伊犁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与风土人情。作为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它的最大价值在于保留了一段具有原生时代氛围的历史生活，在这历史生活中保存着几十个底层维吾尔族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氛围里，作家能够把少数民族生活写得如此真实和质感，是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结果，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融合”。金宇澄的《繁花》以鲜活的俚语方言再现上海都市小资或白领阶层的生活，写男女试探、偷情勾引、争风吃醋、在一个个饭局中流转的日常生活及其微妙情趣，在温婉细腻背后藏着痛彻肺腑的悲剧。小说内容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下沉到对个体生活经验的反映，所写生活也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已扩大到人的文化生活和私密空间。苏童《黄雀记》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桩青少年案件为引线，叙写了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命运，通过写人的命运折射时代的变迁，以他熟谙的形式提供了一份江南世俗生活的标本。惯有的细节叙事和细微心理描摹，使小说显得精细、沉郁和感伤，回荡着八十年代那种杂沓迷离的生活气息。

应该说，与这些国内一线作品比，《活着之上》在表达生活现实和内心现实上并不逊色，对生活细节的描写方面有纤毫毕现之感，获得很大一批读者和专家好评。但是，茅奖评选有它一套独立自足的复杂的评价体系，优秀作品在这个体系之内要经过严格的淘洗，不一定能过关，获奖很多情况下是综合因素决定的结果，比如作家的全国性影响力和文学史地位。我以为，单个作品是否获奖确有偶然性和遗珠之憾，换句话说，把《活着之上》放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行列里面，它也是可以担当这个荣誉的。但我们不应从偶然性上去看问题，《活着之上》最终没有获奖不是某个作家的问题，这个名次恰恰说明目前湖南文学整体上还不能完全与茅奖水准相匹配。近年来，湖南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批有品质有厚度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较具实力的长篇小说创作群体，这是一个省份文学开始走向兴盛的早春气象，说明湖南文学正行进在上升的轨道，故产生《活着之上》逼近茅奖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看到，与北方省份和东南沿海省份相比，我们的整体实力和作品品质还是有距离的。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面，我们尚缺少站在中国文学前列的一线大作家和大作品，缺少格非《江南三部曲》这样史诗型的厚重之作，也缺少金宇澄《繁花》这样在文学趣味上独标一格的作品。因此，我认为应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此次湖南参评茅奖失利，不必纠缠于本土各种对评奖体制的议论，而应正视到文学差距，返身从修炼自身上下功夫。未来几年湖南文学如何争取茅奖?我认为这几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一是要保持从容自然的写作节奏。不为外在功利目标所牵引，沉潜沉静下来，尊重创作生产的基本规律，坚持自然写作和率性写作，十年磨一剑，让作品的诞生水到渠成和浑然天成。二是创作要有全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视野。湖南作家对生活的叙写很实诚，具有扎实的写实能力，但往往缺少开放的意识，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本土环境里埋头写作，是否可以倡导一种开放的辩证的本土化写作，创造一种根植于湖湘文化、同时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中国书写形式。三是还需提升创作的纯文学品质。一部分作家主要为市场而写作，缺少写作的耐心和精益求精的艺术打磨，对生活材料有堆砌无提炼，叙述上有拉长拖沓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湖南小说创作的整体品格，有必要重提经典化和纯粹性写作。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