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当下文学界很火的《平凡的世界》和《繁花》都具比照性。前者出版在1986年，后者出版在2013年，基本上处在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的一头一尾;前者写西部黄土高原的时代生活，后者写东部繁华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在书名上也具有比照性，一个是平凡，一个是繁花，放在一起很有象征意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小说语言上有明显的踪迹。

在读《平凡的世界》过程中，我发现它勾起了少年时期的学习记忆，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想了很久，才恍然明白，《平凡的世界》用的其实是一种中学语文教科书式的语言，一种平实、通俗、流畅、适合朗读和传播、带有新闻纪实特征的语言，也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话写作。比如：“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写实带抒情的描写，在写实性语言中常常嵌有明朗的意义升华，把读者带入一种崇高向上的精神状态中。“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是有喻意的，暗示后面人物的处境，即主人公孙少平要面临的困境及困境中的奋斗。从这里，我似乎也发现了《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在青年中流行的一个秘密，就是用了一种与青少年心理贴近的、特别适合他们阅读的平实的语言。但路遥的普通话写作绝不是中学生水平的，而是代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绵延近百年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着文学史的正统血脉。就长篇小说而言，上世纪三十年代，茅盾《子夜》开创社会剖析小说，就开始使用这种普通话语言，后经过延安文学写作，尤其是经过党的领袖白话文写作的示范作用，基本定型，解放后在当代文学中进行大规模的应用和发展，形成一种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语言。这种语言与现代白话文、主流文学语言、报告文学语言、新闻报道语言有着精神上的渊源关系。

这种语言与《平凡的世界》所要描写的内容也是高度匹配的。由于它的通俗性、纪实性和报道性，特别适合大规模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适合写史诗型的作品，也很符合路遥写作的初衷。路遥曾说，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所以，《平凡的世界》的普通话语言折射的是现代以来中国经典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忠实于时代生活的写实传统，包含很多大的文学命题和丰富的文学史内容，如思想启蒙、个体解放、理想主义、自我奋斗、劳工神圣、文学大众化、为人民的文艺、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价值、文学与传播等等。

但是，《繁花》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把它叫作俗文化文艺腔。现在评论界有个普遍看法，说《繁花》是用上海话写出上海味道的一个典范，采用方言和话本体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在我看来，它表面上是方言和话本体，实质上是一种文艺腔。在精神内涵上，与上海世俗化生活趣味相一致，来自百年现代文学内部的俗文化趣味一支;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为一种精致文学追求和贵族文学趣味，隐含都市小资阶层的文学消费和赏玩意图。如：“月亮露出云头，四野变亮，稻草垛更黑，眼前是密密桑田。康总觉得好笑，也感到月景尤为清艳，即便与梅瑞独处，也是无妨。康总眼里的梅瑞，待人接物，表面是矜重，其实弄烟惹雨，媚体藏风，不免感慨说，夜色真好。”全书几乎都是由这样的短小的描写与对话组成，用的是经过加工的方言，是书面的文人化的方言。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细碎的、针脚绵密的，行文如绣花似的语言，它精致，优雅，很能营造氛围，富有生活质感，蕴含言外之意。这种语言其实是小众的，需要有较高文学素养的读者才能感受到它的雅致之美，揣测出它的隐含意味。小说中大量出现的“不响”并非喻指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指向一小部分文艺青年。这种语言对应的是海派的纯文学传统，可以上溯到一百多年前《海上花列传》的沪语写作传统及更早的小说为“小道”的传统。其实，从内容看，小说中基本没有写到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小说人物阿宝是老总，沪生是律师，小毛去过国外红灯区，汪小姐是做外贸的，梅瑞有海外关系，都不是城市底层者。小说写的并非有的评论者所谓城市底层生活或市井生活，写的是都市小资或白领阶层的生活，卸掉“为人生”的意义追求，写沉醉于生活本身的享受，写他们男女试探、偷情勾引、争风吃醋、在一个个饭局中流转的日常生活及其微妙情趣。从精神建构看，小说也倾向于俗文化的虚无主义心理，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特征，拒斥主流意识形态和崇高精神建构。正如小说结尾引用《新鸳鸯蝴蝶梦》歌词：“花花世界 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颠，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那些饮食男女不想上青天，只求温柔同眠，在小说繁花似的语言背后是沉缅于个体俗世生活的人生观。

这样，从《平凡的世界》到《繁花》，我们可以看出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两个变化：一个是长篇小说细部的文学性越来越被发掘出来，作品的美学品格成为确立自身的一个重要标准，精致的小众语言与通俗的大众语言形成一个互补;二是“生活”的内涵在扩大，小说内容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下沉到对个体生活经验的反映，哪怕是当下的史诗型作品，所写生活也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已扩大到人的文化生活和私密空间。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