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疼痛

作者丨吴昕孺

 

第二十一章 天地一抹黑，路却是白的

吃过晚饭，我正准备去山上。碰见刘大伟，他问我去哪里，神秘兮兮的。我说，我交了几个朋友，去看看。刘大伟提出要一起去，我想了想，就同意了。走进半山腰的猪栏房，刘大伟看到我的几个朋友，仰着脖子哈哈大笑起来。人的笑声把猪类吓住了，它们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尽管我和它们已经很熟了，但它们依然对这种宏大的声音保持着警觉。我想，它们一定认为刘大伟是天外来客。我扯了刘大伟一把，把他拉回到地球上来，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达德中学的猪栏房里，我要刘大伟向猪槽里撒一泡尿。刘大伟不解地看着我，和猪第一次见到我时的眼神一模一样。我说，你去看望朋友，总不能空手吧。

我郑重地问他，你是不是共青团员?他点点头。我又郑重地问他，哪一年入的?他说，初三毕业前。我说，我比你早一点，我来以身作则。于是，我率先拉下裤子的拉链，掏出撒尿器。刘大伟见状，也表现得很积极，其实他那泡尿比我的悠长得多，简直是不撒不行了，还在那里卖关子!猪像过年一样，欢欣雀跃，它们一天比一天膘肥体壮，屠夫锋利的砍刀已经悬在它们头顶。这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既然如此，有一餐好吃，就应该高兴。

走出猪栏房，我们继续朝山上走去。虽然太阳早落水了，但这一向天气有转暖的趋势，并不觉得冷。一个月前，许多人穿上了毛线衣，以为今年冬天会冷得早，哪晓得好久不下雨，每天总有几个小时阳光普照，把空气烘得暖暖的。山上的杉树、枞树以及刺槐之类的灌木，白天吸足了阳光，现在正徐徐吐放。被暖意这么一逼，我们仿佛能看到寒凉躲在某棵树的后边，与我们近在咫尺。可是，隔我们更近的，是一丛有如灌木般凌乱、庞杂的嬉闹声。

我们很快看到了那个场面。

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坐在一块塑料布上，中间摆放着两个纤维袋，一个已经空了，另一个还有少量的花生。但他们的兴趣不在花生上了，而是互相掷着花生壳。掷中的与被掷中的，没掷中的与没被掷中的，都在那里亢奋地叫着。他们嗓门制造的分贝使这个小山包显得陡峭了几分，而在空中飞舞的花生壳让人想到，这是一场夹杂着愉悦与无聊的游戏。男生我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在相思酒家灌李雁君酒的那三位，女生有一个我不认识，另一个是韩小娟。

最先看到我们的应该是韩小娟，因为她正对着我们。但她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继续笑闹着;或者我们的到来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好像两只鸟从空中飞过一样。对于王子凡和刘大伟这号人物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藐视。我们仅仅在这种屈辱里待了15秒，那五双眼睛便同时扫向我们。我只看着韩小娟，我希望看到那个在长途客车里喊我上车的那个女孩，我希望看到和我在一排座位上推推搡搡的那个女孩。可是，她目光里的那种傲慢显然在告诉我，我和她不是一类人，我们不配在一起，甚至我根本不配在这个地方见到她。于是，我把目光转移开来。那三个男生站起了，拍拍屁股，朝着我们走来。我看不出他们比王子凡伟大多少，除了多几个勾引小女孩的臭钱和一脸星罗棋布的青春痘以外。

“嗬，来的大名人哒!”开口的是上次坐在李雁君右首的那厮，“叫……叫什么来着?”他指着我回头问韩小娟，指尖毫无礼貌地画着圈。

“王子凡。”韩小娟答道，喉咙略带嘶哑，花生吃多了。

“对，对。王子凡。”他又车转身，手指更加肆无忌惮地逼近，“王子凡，据说你有两项特长，一是参加作文比赛不获奖，一是英雄救美讨人嫌。就凭这两点，哥儿们都要永远记住你的大名。”

上次坐在李雁君左首的那厮看着刘大伟说：“这小子和我们是一个学校来的，也是号人物呢。高二的人都怕他。”

“高二的人怕他，未见得我们高三的也怕他。”

刘大伟冷冷地说：“你们想打架?”

“打架?我们可没这样想。不过，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哥儿们可以陪着玩玩，正好有两位女嘉宾做裁判。”

“韩小娟，我们也算得上是故人了。虽然今天他们三个请你，但我还是相信你会公正执法。”

我一边对韩小娟说话，一边顺势移到三人包围圈之外。上次坐在李雁君左首的那厮发现了我的意图，他伸开双臂，挡住我的去路。我决定先下手为强，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我只是想打掉他脸上挂着的挑衅神情。我的目的是达到了，不过，那小子迅速换成一副暴怒的面孔。我在身高和力量上都吃亏不小，只好后撤，我围着一棵枞树绕了两圈，还是不行，几次均险些被他捉拿。我看到韩小娟在鼓掌，她的嘴巴张得老大，另一个女生则笑得前仰后合。她们早已撂下裁判的职责，成了对方的啦啦队员。我一个纵步，跳到韩小娟的背后，那小子追过来，插近至韩小娟的跟前。我没有任何屏障了，他的拳头闪电般地击向我。我一矮身子，躲过第一拳。韩小娟急得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这家伙还要脸!我咬紧牙关，用力将韩小娟提着站起来，那小子的硬拳正好赶到，砸在韩小娟的“停机坪”上。

韩小娟像着了火，抱着胸脯在塑料布上打滚。纤维袋里的花生，在她身子的碾压下，滚将出来，随着她的身体和叫喊有规律地运动着。那是三个杂种，他们一阵风似地跑下了山。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刘大伟也在那边坐下了。这时，我才看见他的鼻子出血了，他一边仰着头，一边骂道：“老子决不会放过你!”上次坐在李雁君右首的那厮趁着场面混乱，朝着刘大伟的鼻子上打了一拳才跑的。我随手捋了一把杞木叶，塞进嘴里嚼烂，糊在刘大伟的鼻孔，血一会就止住了。

韩小娟还在滚。旁边那位女生说：“你们赶快送她去医院。”我问她：“你和那三个杂种是一班的吗?”她说：“打架的那两个是理科班的，我和另外一个是文科班的。她看样子被打得很重，你们赶快送她去医院。”我说：“你们复习那么紧张，还有空到山上来潇洒?”她说：“我们才不紧张呢。越是成绩好的人越紧张，像我们篮球队几个，打完明年县里的比赛、拿个毕业证，就都要被劝退回去了。我们参加高考，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她还在滚，你们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她也是篮球队的?肯定是在垃圾时间上场的板凳队员，难怪有点面熟。我说：“她自己可以滚到医院里去呵。”女生说：“是你让她挨的打。”我马上回应：“但不是我打的她。”

韩小娟终于停下来了。她也累了。她仍然躺在那块塑料布上，那块塑料布比她更辛苦，韩小娟不动了，它还在那里发出“咝咝”的呻吟。刘大伟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你笑什么?他立刻回复到以前的愤怒：“我一定要把这一拳打回来!”那女生说：“你们男孩子只晓得打架。”我说：“你们女孩子不是喜欢看男孩子打架吗?看你们刚才那样子，不打起来才怪。”女生放高了声调：“刚才要是真打起来，你们两个能赢他们三个吗?”刘大伟神气活现地说：“刚才难道没有开打吗?跑的难道是我们?”

韩小娟见没人理会她，自己坐了起来。

我对刘大伟说，我们走吧。

下山的时候，刘大伟警觉地观察着四周，他担心那三个杂种会躲在某处树林里偷袭我们。天空灰蒙蒙的，偶尔有几声寒蝉传来，还有其他一些声音。刘大伟连忙回头，原来那两个女生跟在我们后面。我问刘大伟，你会唱《国歌》吗?刘大伟说，会哼曲子，词记不全。我说，我也记不全，我们互相补充，一起唱吧，预备——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唱得很起劲，似乎享受着胜利的喜悦。我难以掩饰自己对韩小娟的报复心理，以及当这种报复意外得逞后所带来的快感。但毕竟这只是一场捡来的胜利，或者说是臆想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太得意忘形，以至于一直引吭高歌到了食堂门口。这地方晚上不常有人，偏偏这时候有人将我们的歌声拦腰截断。

“晚自习二十分钟了，你们还在这里吊嗓子!”

前面拐角处，站着一个黑色人影。如果他不出声，也许我们撞着他鼻子都不会发现他，因为他和柱子重叠在一起。我和刘大伟同时喊了一声：“吴老师。”

“干什么去了?”

“上山散散步。”

吴老师歪着脖子上下打量我们，想从我们的身体语言中找出破绽，看来让他失望了。

“快去教室吧。”末了，他说。

我们起了小跑。刚跑出十来步远，吴老师喊道：“王子凡等一等，刘大伟回教室去。”

我停下了。

吴老师走到我身边，说，我们走走吧。于是，他带着我穿过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出了校门。

天地一抹黑，路却是白的。还有一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光线，勾勒着山田村舍淡淡的轮廓。我想象不出纯粹的黑和白了，我每次感触的黑与白都是交融的，像圆圆的足球。我在白天的任何时候，哪怕是日头当顶的正午，也能闻到一缕黑夜的气息;当然，在夜晚的任何时候，哪怕是在酣沉的梦里，我也感觉自己与白天联系在一起。难受的是，尽管我模糊了昼夜的交替，但每一天对于我，却是脱节的，我不知道昨天干了什么，也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我习惯了被老师安排，习惯了跟着同学们同样的学习、生活节奏，但我不是老师“安排”中的主角，也不是学习、生活节奏的合拍者。这种不和谐使我的日子就像一根拔出泥土的甘蔗，从结巴处被一截截砍断，卖给一个好吃鬼嚼成了一团渣。每过一天，就等于丢下一团渣滓，可我未尝到一点甜味。

走了很长一段路，吴老师都没有开口。忽然，他问我冷不冷。我摇摇头。

“我知道上次作文比赛对你有影响。其实你想得太多了，这样的比赛能参加就是一种荣誉，没有失败者。”

“但我是不正常的参与者。我本来没有资格，是别有用心的人为因素让我去的。”

“你父亲可能给龚校长打了招呼，他们既然是老交情，让你去也没什么，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要真选拔的话，韩小娟也不一定去得了。”

“您没有懂我的意思。”我把父亲和龚校长的过节，以及父亲对龚校长点名要我参加作文比赛的分析，以及李雁君跟我说的有关作文比赛的内幕，一一讲给吴老师听了，只差没讲龚校长那根老是翘起的尾巴了。

吴老师一句也没插嘴，他静静地听我讲述，不时地望望我，眼睛越瞪越大，仿佛一对灯笼照着我，把我心里的话照得透亮透亮，看有哪一句是假的。我不怕，因为句句是真的。他这种习惯性的审视目光，我也习惯了，这在我是不容易的。我平时最反感老师动不动用审视的目光望着你，充满着对你的不信任，假话往往在这种目光下源源不断地产生。吴老师也是这种目光，而且有时咄咄逼人，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试图反感它，坦率地说，我没有做到。我弄不清个中缘由，我想，也许是那种目光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吧，威严，还是真诚?再问下去，我就糊涂了。但我可以跟你描绘那个东西的形状，据我所知，它圆圆的，白中带黑，像我所感知的昼夜，缓缓地移动。注意，不是流动。因为，有时它是飞的，有时是跳的，有时就像现在这样，悠悠地踱着步子。

我说完了。吴老师把视线收回去，他好像在看着他自己，然而，他是在跟我说话：

“这就是你上次说的‘过程的不正常’吧。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这个真不是真理的真，而是你所见所听所感的真。换句话说，你掏出了你的心里话，但你的分析，包括你父亲的分析，也包括李雁君的分析，都不见得是准确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种可能性，你们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过是其中一种。我说了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不要因为这次作文比赛的失利而让自己的心理走进一个死胡同。那样，你不仅没有收获，反而损失太大了。”

吴老师盯着我，我没有看他，也没有做声。他继续说：

“我反复读了你那篇作文。我觉得那是你在达德中学学习以来写得最好的一篇，即便放到那次作文比赛中，也是较好的一篇。当然，老师评作文，心里的标准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是评委，我会把你的作文列为二等奖。可见，你作了扎实的准备，也在认真比赛，并且有不错的效果。我还是那句话，希望你能明白——至少从这次作文比赛来说，你不是一个失败者。”

我看了看吴老师，这回他没有看我。他自顾自地走着，又抬起头来，望着斜斜的天空。我也跟着望去，天上渗出几颗细碎的星子。

“你来快一个学期了。这个学期只有你和李雁君两名新生，李雁君的父亲也是我的学生，我对她略有了解。所以，平时我更加注意你一些。你成绩不好，胆子大，喜欢玩恶作剧，总之，你是个难管的学生。

“但是，你很聪明，也不是毫无教养，热情和义气是你身上的闪光点。跟你说点题外话吧，我曾经特别偏爱成绩好、听话的学生，对他们寄予厚望。但，二十几年前，正是三个我最器重的学生，因为我父亲的海外关系，将我这个‘叛国投敌分子’批臭，批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虽然，我后来还是翻身了，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妻子跑了，儿子没了，所有人在我眼里都是斜的。

“深夜潜到造反派司令部，把我救出去的两个学生，成绩不好，我从没有重视过他们。其实，作为我的学生，他们身上的聪明、勇敢和义气，我完全应该早看出来，但我没有。

“重执教鞭后，我告诫自己，只要是我的学生，都不要放弃，不要有偏见。我想尽量做到这一点，又深知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我摆脱不了‘教师’这个职业加在我身上的诸多条条框框，也无法摆脱苛刻的社会评价体系。学校要成为名校，必须以升学率为准绳;老师要在岗位上立足，必得以教出成绩好的学生为本钱。死抠知识点，死抠考试细节，没有人去抠学生身上细微的亮点，没有人将学生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不扯远了。

“历史发展的图景总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不是由社会去适应个人。我认为，你完全可以把学习搞上来。虽然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但能上大学肯定是一件好事，也对得起你的父母。现在发狠，还来得及。”

吴老师转过头，望着我。可这时候我又不好意思看他了。我低着头，脚尖猛踢地上的一块石子，它骨碌碌地滚到路旁草地里去了。

 

第二十二章 梆梆鸟的叫声

我回到寝室，那一晚上没有睡着。自我读书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像这样找我谈过话，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夜晚的马路上;不是当着一大群人，而是专门和我一个人;不是批评和责骂，而是劝慰和鼓励。我之所以睡不着，并不是怀着感恩戴德的激动，而是觉得纳闷，吴老师对我的信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真的认为我很聪明，能搞好学习吗?还有，文革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是三个他最器重的学生把他弄成这个样子，又为什么是两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救了他?是为了说服我故弄玄虚，还是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到底是一种巧合呢，还是别的什么?

我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只要想通了其中一个，我都会安然入睡，甚至会做个美梦，但我没有想通任何一个。每次被迫放弃一个问题，我都要翻转身来，以图通过改变姿势去想通下一个问题。我始终就是在三尺宽的床上翻来覆去，像一条需要反复焙干的鱼，而室友们的鼾声好比炉灶里的文火。

别人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却基本上处于睡眠状态了，只是两只眼睛仍没有合得拢。起床铃疯狂地响了。郑海波在那里喊：“快，快，今天要检查。”他们一个个轰轰隆隆跑出去了，我无法把自己拉起来，还是横在床上。刘大伟过来问：“搞好了吗?”我迷糊地答道：“快好了，你先走吧。”刘大伟出去之后，寝室彻底安静下来，我很想起床，但轻易被这种安静击倒了，我听到自己轻微的鼾声。

有人扯开我的蚊帐，还要掀我的被子，被我下意识地死死摁住。好久，我的视野里才出现一个清晰的头像，特务连岩石般的面孔耸立在我面前。

你怎么还在床上?

我感冒了。

医务室开了证明吗?

昨晚才开始的，没来得及。

有什么症状，咳嗽?流鼻涕?发烧?头痛?还是……

全身没劲。

那是懒病呗!今天去医务室开证明给我，否则请你上黑板!

特务连走了。我听见他在二楼的吼叫声，高三那些开晚班的，早晨起床比较困难。据说，有的跟医务室搞好了关系，可以连续开一周病假条。医务室只有一位刘阿姨，是高三化学老师的老婆，来达德中学之前她辉煌的行医经历便是在乡下当过五年赤脚医生。跟她搞好关系的秘诀是悄悄地送她点小玩意，最好是手帕，她有收藏各式各样手帕的癖好。她家里的墙上、家具上、蚊帐上，到处贴着挂着摊着手帕，乍一进去，像是到了联合国总部。没有手帕，零食也行，家里炒的南瓜子都可以蒙混过关。

医务室在老师办公室那一栋的最西端。

吃过早饭，我到校门口的南货店买了半斤炒花生，塞进口袋里。我拍了拍，还好，不太打眼，就进了课堂。下完第一节课，我来到医务室，刘阿姨正好在跟一位女同学打针，那位女同学已经解开了裤子，坐在方凳上，露出半边雪白的屁股。门没有关，大概平时很少来人，当我站在门口时，我身体的阴影立刻笼罩了那位女同学。她回转身来，张皇地叫了一声，赶忙将裤子扯起。

刘阿姨上来绷着脸说，你也是，看见人家女孩子在这里打针，还要撞进来!

我辩解道，我没看见。

她呵斥了起来，这叫没看见?你站在这里，明明看得一清二楚，还耍赖!

我说，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要来打针，你们没关门，这能怪我吗?

刘阿姨生气了，像一头愤怒的大象：你这是什么态度!看见人家女孩子的屁股连声对不起都不说。

我也生气了，像一只愤怒的啄木鸟：我要跟谁说对不起，又不是我扒下了她的裤子。

刘阿姨跳起来，声调跟着跳得老高：好啊，你这个流氓!

这时，那个女孩系好裤子，过来了。她挽住刘阿姨的胳膊说，阿姨，别理他了。接着，她对我说，请你出去等一会，我要关门了。我退出来，她就把门关上了。

我靠着走廊间的柱子，从这里可以俯视42班教室，刘大伟、郑海波他们正在外面坪里说笑着。彭抗美老师远远地走过来，下节是英语课。她更胖了，但面色红润，步子迈得很大。

“你可以进去了。”那女孩出来了，对我说。

我又站在了医务室门口，问刘阿姨，我现在可以进来吗?她不吭声，还在生我的气。其实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人已经到了屋里。我从口袋里掏出炒花生，搁在桌上。她瞥了一眼，表情没有丝毫变化，问道，你是哪个班的?我说，我感冒了，想开张病条。她指着刚才女孩坐的方凳，坐。

我坐了上去，那上面还有些温度，让我感到暖和，情绪也好了许多。刘阿姨摸了摸我的前额，又拨开我的眼皮看看，还要我张开嘴巴，用一块竹片在里面挖了几下。我不知道这些和我得感冒有什么关系，或许正因为我没得感冒，所以就要来这么多不着边际的动作。谁都在做假。

她问，开几天?我问，你能开几天?她说，你根本没感冒，顶多开一天。我说，我只要一天。她便在一张处方纸上写了起来，一边写一边说，好像是跟我说，又好像是跟她自己说：“上个星期高三一个女生送了我两条手帕，真漂亮，是她叔叔出差从杭州带回来的，我把它们挂在我的蚊帐里面，看着它们睡觉心里那个踏实，天天做美梦，笑翻啦……我跟她开了五天。”

她把条子递到我手里，说：“我一看就知道你这花生炒得不好。”我连忙回道：“对不起，不是我炒的。”“我知道不是你炒的!这还用讲。校门口买的吧?要到镇上‘好吃再来炒货店’去买，那里的花生炒得又香又脆，味道好得你的牙齿都受不了。”

我不能再听她啰嗦，要上课了。谢了她出来，她还跟在后面警告我：“下次有女生打针的时候，你不要来。”我说：“那您得事先通知我。如果找不到我，就贴一张海报放在教学楼吧，我保证看得见。”

我最后一个跑进教室，只见彭老师正在那里发试卷。我赶紧坐在位子上，问李雁君，怎么是考试?李雁君说，彭老师上个星期就说今天要测验，你不记得了?我摸着王子凡的脑袋，有这回事吗?这一向真是云里雾里了。在我的印象中，彭老师好像说过，又好像没说过。既然大家都安心在这里做试卷，那一定是说过了。

彭老师望着我们，说：“不要讲话，请大家遵守考场纪律。小考认真，大考才能发挥出水平。”卷子发到我这儿了，彭老师站在我的桌边，又说：“这次考不好也没关系，只是摸底。”她是说给大家听的。

我最头疼英语了。教室外面传来梆梆鸟的叫声，“梆，梆梆——梆，梆梆——”我听出大概是在篮球场北边的第三棵樟树上。那棵樟树高大挺拔，是鸟的乐园。秋天，梆梆鸟见得并不多，主要是麻雀和蝉蛉子的天下。蝉蛉子只会一个劲地傻叫，集弱智和神经于一身。麻雀则喜欢争吵，喜欢吵的嗓子都不好听，这一点和人类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麻雀从不为争一粒食打架，它们最讲究“鸟权”，平时争得不可开交，一旦成为某鸟的既得利益，他鸟便不再作非分之想。有时你看到它们在打架，其实那是它们表示友好的姿态，很不好意思的是，你经常看到两只麻雀以打架的方式在调情。

也有几只黄鹂偶尔来这里举行演唱会，看得出那是一个文艺团体，兴许是走穴，待的时间不长，但唱得确实好听。它们唱的时候，麻雀们就没有谁敢班门弄斧了。蝉蛉子则不管那么多，仍一个劲地傻叫。可爱的是，它们并不因为黄鹂唱得好听，自己就不叫了;可恶的是，它们恨不得天地之间只有它们愚蠢的叫声。

梆梆鸟的声音厚重而优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它的聪明之处在于，白天不与傻蝉争风，而是晚上独自占据着一个大舞台。它叫得很节制，叫几声便停下来，待回响在夜空中荡尽，再叫起来。从暮秋进入初冬，蝉蛉、麻雀和黄鹂都较少露面，梆梆鸟就在白天出现了，但同样很节制。冬天有梆梆鸟的声音，总给人一种离春天很近的感觉。

“梆，梆梆——梆，梆梆——”

我宁愿学鸟语，也不愿学这劳什子英语。但我必须做这张卷子，这张卷子摆在我的面前，它的满分是100分。每一道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完全有机会碰上这个正确答案，不过这需要运气。我走“狗屎运”的时候，就能及格;要是手不太顺，三四十分都有可能。听梆梆鸟可能会给我带来好运，凝神定气，我竟从那单调的“梆梆”叫声中分辨出“A、B、C、D”的暗示，除了铁定知道做的，我基本上按照梆梆鸟的暗示在空格里填上答案，或者是A，或者是B，或者是C，或者是D。

我很快做完了。

想交卷，一看还没有几个人交卷，那不行，得等等。再检查一遍，没瞧出什么名堂。梆梆鸟虽然还在叫着，但在我做完最后一道题之后，就再也听不清那“梆梆”的叫声所暗示的“A、B、C、D”了。

李雁君见我呆坐在那里，以为我什么都没做，笑着摇了摇头，并将她的卷子放肆地向我这边偏过来。我只要稍一歪头，就能看到她在试卷上做的答案。她前面有好几个答案和我的不同，我便也将我的试卷使劲向她那边挪过去。过了一会，我再看她的试卷，前面那几个答案都改成和我的一样了。

这时，也许是彭抗美老师察觉出了一点动静，也许是她看见我长时间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便慢慢地向我这边移过来，站在我的桌边。她拿起我的试卷看着，让我心里非常紧张。我好像在等待审判似的。彭老师判给我一个微笑，然后把卷子放在课桌上，慢慢地走到那边巷道去了。

她在那边说：“有些同学已经做完了，请再认真检查。因为是小考，所以题目偏难，大家要有耐心，更要细心。”

我不知道她是说给全班同学听的，还是针对我说的。我更加不敢提前交卷了，装模作样地把卷子又看了一遍，外面的梆梆鸟换到了篮球场北边的第四棵，也是最后一棵樟树上，叫了几声，不知所云，旋即销声匿迹。

待我鼓足勇气交卷的时候，刚巧下课铃响。许多同学还在座位上磨磨蹭蹭，他们想趁最后机会核对一下各自的答案。所以，这一分钟，教室里全是一群性情急切、目光敏锐、头脑简单的长颈鹿，左顾右盼，首鼠两端，既想吃树上的叶子，又想嚼地上的草。这一迟疑，桌上的试卷便被身体肥胖却行动迅速的彭老师悉数收缴了去。彭老师走出教室，那边还有同学在后悔，要将第三大题第五小题的“D”改成“A”就好了!

中午，我去体育教研室找特务连。体育教研室在教学楼二楼，高三文科班的隔壁。我很少上二楼，但好像上来过，至于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事上来的，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之所以认为自己上来过，是因为我上来之后不觉得生疏。后来一想，可能还是没上来过，站在风雨走廊的稍高处，整个二楼便毫无秘密可言。我无意之中看得多了，自然不会陌生。就像在人群里经常看到某个人，当他突然和你说话时，你不会感到唐突，只是不知道他的姓名而已。

门关着。

我敲了几下。里面没有动静，特务连也许不在吧。

我正要走，鬼使神差地又敲了两下。里面传出一些声音，而后，门拉开一条缝，特务连阔大的脸嵌在门缝里。他不耐烦地喝问，什么事?我说，您不是要病假条吗?

那条门缝稍大了些。我将条子递进去，他看了一眼，问，你上过一次黑板了吧?我说，托您的福。他听了这话，大声笑起来，笑得身子往后仰。这一仰，身体便让出一条空隙，我发现教研室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她坐在一张横条排椅上。我只能看到她的侧面，加上她不停地用手梳理着自己的一头短发，肘部正好遮住了她的脸。她的蓝灰色西装是敞开的，其他的看不清楚了。

特务连把我苦心经营搞来的病假条往裤兜里一塞，说，没你的事了，走吧。我才想起为什么刘大伟总要巴结特务连，原来这家伙他妈的权力真大!

回到教室，我忍不住对李雁君说了这事。李雁君皱着眉头在那里思考。我说，别难受了，你未必晓得那个女孩是谁，晓得了也没有意义。李雁君说，我虽然不能肯定，但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低声问道，谁?

李雁君答话时一反常态地不望着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吐出这三个字：

陆林凤。

我说，对了，你这一讲那肯定是她。我觉得那女的不面生，块头大，我从侧面看，她的胸脯挺得老高，只是没办法看到她的脸。

直怕她已经没有脸了。或者，她的脸没地方可放了。

我再问，你怎么猜是陆林凤?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特务连最喜欢拍队员的腿，尤其是大腿。他老说我们的肌肉不放松，肌肉不放松就跑不动。所以，哪个投篮不进，传球不准，就罚她叉开腿站着，他上去使劲地拍，他说这是一种恢复手段。但队员们都把它当作一种惩罚。他拍陆林凤的大腿时，总要在那里捏几下，动作很隐蔽，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陆林凤好像无所谓，有几次可能是搔到痒处，她还哧哧地笑起来了。

他拍过你的大腿吗?

李雁君对我乜着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好奇。你也可以不说。

他有过这个心。那次我没投进篮，他也像吆喝其他队员一样，要我那样站着。我装作没听见，跑到场外捡起篮球又助跑投了一次，球应声入筐。他就没再吆喝了。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他拍你们的大腿，或许真是肌肉放松术呢。

天晓得。那他可以教我们自己拍呀。

教练的秘笈，不能轻易示人。你们自己拍，拍不中穴位，效果没那么好嘛。

尽讲鬼话，不跟你说啦。

吃晚饭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打转转，好像想找人。找谁呢?人人都面熟，许多我都不认识。当然，他们不一定不认识我，自从那次作文比赛揭晓以后，我算得上达德中学的“名人”了。我是注定要成名的，要是获了奖，我会成为世界级名人;没有获奖，就只能在达德中学出名了。他妈的韩小娟，自己香喷喷的，把一身瘙臭扔给我，让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直到发现隔我四五桌远的陆林凤，我才明白自己何以不停地东张西望——陆林凤穿着一件蓝灰色西装，她拿着筷子的右手突然举起，在头发上抓挠了几下，她的肘部完全遮住了她的脸。我看不清她了。

但我看清了是她。

 

第二十三章 想生一个蛋，不料下出一块石头

明天元旦，学校放假一天。

我这几天心神不定，因为拿不定主意去不去路口镇供销社门口见小芹。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小芹有没有收到我的信，这个我想问题不大，就像小芹冒冒失失地写信给我一样，我还不是收到了!二是小芹会不会赴约，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就像我收到小芹的信之后，为回信一事颇费踌躇，差点让她的信有如泥牛入海了。当然，我最终还是给她回了信;所以，我也希望她再三犹豫之后，最终还是能去。

既然我希望她最终能去，那就是说我自己也已经决定去了。不过，我在心里充分做好了她不去的准备。如果在路口镇空等一场，我就会将这一段攒集的30元钱当场一花而光，一个人点几个好菜，喝几瓶啤酒，醉了没关系，那街上没人认得王子凡，我一醉大家就都认得了，不过，那时不叫王子凡了，叫醉鬼。王子凡和醉鬼是同一个人，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但你总不可能同时看到两面的。让路口镇的人看到王子凡“醉鬼”的那一面，也算是他们的荣幸，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份荣幸。

我是在外语课上想这些事情的。

这是上午的第三堂课，不知怎么回事，上课铃响过五六分钟了，彭抗美老师还没有出现。贾孟雄出去看了两次，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于是，教室里闹哄哄的像一锅粥。有人提议贾孟雄到彭老师的办公室去找，贾孟雄迟疑了一会，还是去了。果然，他把彭抗美老师领进来了。或许是走得太急，或许是因为迟到而感到不好意思，彭老师挂着一张关公脸，堆在上面的笑一团团往下掉，把教室里的气氛弄得更加活跃。我没法再去想小芹了。

彭老师把一叠试卷放在讲台上，就是我们上次考试的卷子。她昂起头，看着大家，许多还在兴奋之中叽叽喳喳的同学自动关闭了嗓门，仿佛一座林子兀然安静下来。彭老师的脸还是通红的，不过只是微笑了，而且裹挟着一股威严，似乎在招呼我们马上从她迟到的欢乐中清醒过来。

等到大家都向彭老师的微笑看齐，彭老师开始说话了：

“早几天，我们进行了一次测验。为了让大家充分重视英语学习，考题有些偏难，分数也有些偏低，这不要紧。只要大家抓紧时间，把每周安排的英语自习课不折不扣地用在英语上，我保证你们会有看得到的进步。这次也有一些同学考得不错，像杨曼丹，获得了全班最高的82分，其次是汪凯琳，78分。我还要特别表扬一位同学，他平时英语很差，这次却考了64分，很不简单。他就是王子凡同学。不管他是扎扎实实学来的，还是狗戴帽子碰中的，都说明他比以前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这时，刘大伟在那边鼓掌，郑海波、童超几个也鼓了起来。可能是由于情绪不错，一向要求课堂纪律很严的彭老师没有不良反应，她还稍微停了停，让几片掌声过了之后，才开口接着说：

“下面，我们请王子凡同学站起来，介绍他这一段学习英语的经验，看能不能给其他平时成绩差的同学一点启示。”

我又木住了，没有料到彭老师会来这一招。我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讽刺。当我慢慢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我的尾巴有些硬梆梆地翘起，我不知道它是骄傲呢，还是不耐烦。我用手朝后面拍了拍，它却硬得更起劲。李雁君大概注意到了，在一边小声说：“别紧张!”其实我压根儿不紧张，因为我无话可说，尾巴翘起来纯粹与我无关，我从未动过翘尾巴的念头。它之所以要找个理由翘起来，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几乎把它遗忘了。任何东西都耐不住寂寞的，何况是可以翘起来的尾巴。

“你讲啊，平时如何学的，如何想的，就如何讲。”彭老师在催促我了。

我无话可讲。我歪着身子，低下头，紧抿着嘴唇，生怕有一个字从嘴里不负责任地跑出来。

外面樟树上适逢其时地响起梆梆鸟的叫声：“梆——梆梆，梆——梆梆……”我抬起头来，望着窗外，问彭老师：

“您听到梆梆鸟的叫声吗?”

彭老师说：“我上课的时候，听不到外面任何叫声。”

“但我的答案就是从梆梆鸟的叫声中得到的。”

全班大笑，以为我又在故意捣蛋。彭老师的脸色由青转红，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我知道不好了，这下得罪了彭老师，她本来还比较喜欢我的。问题是，在如何学英语这个方面，我连撒谎都不会，你教我怎么说!

彭老师叫我坐下来。她闷声闷气地把这堂课讲完了，她很少这样的，看来她的情绪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这都怪我，但我怪谁呢?我只能怪樟树上的梆梆鸟。刚想到这里，樟树上的梆梆鸟又叫了开来：“梆——梆梆，梆——梆梆……”我恼火了，一气冲到教室那边的窗前，破口大骂：“叫，叫，叫你咯尸!他妈的老子灭了你!”

梆梆鸟仿佛听懂了，真的收住了叫声。我当时没有料到，这竟是梆梆鸟在这个冬天最后的叫声。天地之间陡然变得清旷萧疏，许多事物像叶片、阳光、蚊子，都和梆梆鸟的叫声一起被删削了，只留下几张苍白的册页在风中飘舞，而后隐入深厚的云层。

我回到座位上，李雁君远远地看着我。虽然她就坐在她的位子上，但我感觉她离我远远的，她在从一个最远的角度看我。怪不得，她不认识一个急躁而压抑的王子凡。这张熟悉的面孔后面，有许多她不熟悉的东西，令她感到惊讶。

“王子凡，我有时真读你不懂。”

李雁君的语调里分明带着一种关切之情。我转过头，以一种奇特的眼神望着她，好像望着我妈。只有关心你的人才搞不懂你，其余的人很容易就懂得你了，他们不需要懂得太多，比如说，点点头、握握手，这就是懂了。

李雁君不同，她不点头，不握手，而是用眼光直视着你，表示询问、问候或者感叹。她的目光像夏天的雨，直落落的，把你内心的尘埃都溅起来。我继续用那种奇特的眼神看着她，我也读不懂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她和我妈联系在一起，她们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不想说话。梆梆鸟飞走了，那棵樟树现在已经空了，我的外语虽然及了格，但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早知道会是这样，我宁愿没有好成绩，我宁愿不被人注意，我宁愿……我想去找一找彭老师。

我敲了敲门。

“进来——”一声拉长了调子的应答。

彭老师的办公室与吴老师的办公室隔着三张门，结构是一样的，连桌子和床铺摆的位置都相同，只是彭老师的房里整洁多了，而且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彭老师一直背对着我在桌子上写着，我走到她的身边，她侧身看了看我，手却没有停下来。

“哦，是你。”

“彭老师……”

“你先坐下，我马上写完了。”

她又专注于桌上的东西去了。我看见床边有一张塑料凳子，便走了过去。可是，我把那张凳子估计得过高，结果一屁股坐下，好久还没落到实处，屁股很快就脱离了我内心的控制，被地球引力吸引得直往下坠。哗啦!我仰躺在地上，塑料凳子翻到一边，像一匹刚刚把我掀倒的野驹，得意地奋起四个蹄子。

彭老师听到响声，回过头来，看到我的狼狈样子，掩着嘴直笑。她站起身，笑得更厉害了，全身的肉抖动不已，胸部像有两头小猪在那里赛跑。我被它们吸引住了，它们跑得一样快，有一头可能是起跑慢了，所以只能在后面苦苦追赶，但它始终没有拉近过与前面那头的距离。

彭老师收住笑，上前来问道：“怎么啦，起不来了?”我试图撑起，才发觉屁股疼得很，尤其是长尾巴的那个地方，钻心地痛，有当初在风雨走廊的台阶上摔一跤长出尾巴来那么痛。

彭老师拉着我的手，没有拉起。“你个子小小的，看不出蛮有重量。”她伸出双手搂住我的两肩，想奋力把我扶起来，圆滚滚的胸脯在我的脸上摩娑着。我忍不住伸出手，将它们往中间挤，我不喜欢它们隔得那样开，要是靠拢一点，彭老师就会显得苗条些。彭老师已经把我扶起了一半，我的动作显然激怒了她，她又把我推倒在地，扑通，我长尾巴的地方再次痛得钻心。她则目欲出血，鼻孔里喷出两股火来。

“每次上课，你真的是看着我这个地方，而不是看着我的脸?”她厉声喝问。

我惊恐地回避着她的目光，否则，我的全身都会着火。

“好多任课老师说你上课最不认真，不是讲小话，就是做小动作。我还反驳过他们，说你上外语课比较认真，眼睛总是望着老师。后来，我发觉你虽然望着我，但痴痴呆呆的，不像个在认真听课的样子。我感到你的视线有问题，但不能肯定你就真的邪门了。这次你考得好，我心里一喜，以为我想错了，为了补偿你，要你向全班同学介绍经验，哪知你一出口便是歪腔。你这么小，就流氓习气，怎么得了!”

“彭老师，我、我不是流氓。”

“你刚才那动作，不是流氓是什么!老师比你大了二十几岁呢。滚，给我滚!”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滚出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彭老师那样生气呢?我的头是懵的，就像樟树上是空的，梆梆鸟已经飞走了，我再也听不到它们的叫声。

我怀着罪恶的心情走到教室门口，好像在被人押赴刑场一样，直到教室里面传来数学老师略带沙哑的声音，才恍然回过神来。那沙哑仿佛一座磨盘在艰难地碾着米。

我在门口犹疑了一会，不知道如何进去。我张望四周，发现后门是开着的，就猫着腰从那里钻了进去，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数学老师在那里“磨”得正起劲，他似乎对教室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有任何察觉。好不容易他才把那道代数例题讲解完，中间还弄错了一个环节，幸而及时更正过来，否则他得出的答案就会和教科书上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同学们都在这个间隙中轻松下来，难得看老师出一次错啊。在我们看来，老师错了这一事实证明谁都是可以出错的。得出这个结论让大家如释重负，仿佛头一回看到了错误亲切随和的面孔。

例题讲完后，数学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兴师问罪：

“上课迟到十几分钟，干什么去了?”这会儿他的嗓门竟不那么沙哑了，可能是因为问得义正词严，所以声音也亮堂得多。

“我……我肚子疼，蹲在厕所里。”

“你是想把厕所蹲出个窟窿来吧。”

教室里有人笑了。数学老师得意地托起像鸭子脑壳一样的下巴，显出的却是一副馋相。

我说：“不是。厕所里的那个窟窿早就有了，我是想把那个窟窿填满，可惜时间不够。”

“你还嘴硬，站到教室后面去!”

数学老师的脸呈现出一种猪肝色的红，很难看。我怕它继续红下去，就会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了。所以，我乖乖地离开座位，站到后面去了。我双手叉在背后，靠着墙。我唯一有点后悔的是，我把梆梆鸟骂跑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它回来。

数学老师很快就要大家做习题了。他没有叫我回座位去。整个教室，只有我和他在看着同学们做数学题。不同的是，他可以在巷道里走来走去，而我只能站在后面一动也不能动。一会儿，他走到后面来了，眯起眼睛望着我，像鸭子脑壳一样的下巴不自觉地翘起来。我瞧见他的眼镜片上脏兮兮的，好像大扫除时用湿抹布抹过的窗户玻璃。

他在我面前踱了两个来回，然后来了一个标准的立正，轻轻地问：

“我要你帮我搞些鸡蛋，这么久了还不见影子?”

“对不起，我们家鸡婆生不出蛋了。”

“哪回事?”

“没去调查。可能是它们发现蛋一生下来就被人吃掉，一气之下，不生了。”

“胡说八道!蛋本来是给人吃的呵，应该是人吃得越多，它生得越起劲。”

“下次请您去跟我家的鸡上堂课，要是效果好，生的蛋全归您。”

数学老师对我的请求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他要我回到座位上去做习题，我本来以为我会站完这堂课，那我就因祸得福，可以不做那劳什子习题了。不料，数学老师记得这件事，罚了站，习题还没逃脱，这是最划不来的。

我做得心浮气躁，那道练习题像绕口令一样缠得人死。我伸着脖子望了一眼李雁君的桌上，她也在作业本上画得一塌糊涂，看不到答案。她说，好难做，我做了三四遍，答案都不同。我问，你验算没有?她说，验算了，都不对。

我要她把那几个答案全部告诉我。她还没来得及，我就被数学老师请上了黑板。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去演算，算到第三步便卡了壳。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有耐心地看着，我在黑板上把那些复杂的数字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胡乱得出一个数字，写在算式的末尾。

数学老师对此进行评点：“王子凡同学想生一个蛋，不料下出一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教室里像炸开了锅，那种哄笑好像他们都在搬起石头向我身上砸来。我觉得今天特别倒霉。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第二十四章 不只猴子才有尾巴，猪也有呀

晚自习百无聊赖。

李雁君被教育局的车接回去了，一些同学也回家了，教室里显得空寂许多。学校规定，留在学校的同学今晚必须进行正常的自习，不得违纪。我们的屁股被学校的规定无情地钉在座位上，上身可以两边摆动，两只脚则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接上头，又分开。吴老师来看了两次，正好那两次我都没怎么动，他好像还特意关照了我几下。我装作没看见他，语文课本成了最佳掩护。

大约个把钟头没有老师巡视，离下自习也不到半个小时了。我到底忍不住将自己屁股上的钉子拔出来，走到刘大伟那里，问他，去不去寝室里玩牌。他说，好哇，硬是看不进了，不过还少了人。我说，喊上郑海波和童超。刘大伟说，郑海波胆子小，他不会去。我说，没问题，我有办法。

郑海波正伏在桌子上打瞌睡，我推醒他，说，有人找。他欠了欠身子，问，谁呀?我说，你父亲来了，在寝室里等你。郑海波纳闷了一下，他，他来干啥?便跟着我走出了教室。

四个人一进寝室，只有郑海波蒙了一头雾水。他到处找他父亲，问我是不是看错人了。我说，王子凡什么时候看错过人?你父亲我会不认识吗?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郑海波作势一掌劈过来：他妈的，占老子便宜!刘大伟一把将郑海波摁在床上说，算了，开个玩笑，来，升级!郑海波说，搞不得，要是被特务连逮住，吃不了兜着走。刘大伟说，人家过年去了，现在时兴过阳历年，你懂不懂?乡巴佬。

阵势摆开了。我提议，来点小意思吧，输了的请炒花生。

好。大家众口一词。

摸边。我和刘大伟打一对。刘大伟发牌，他将一张黑桃夹在自己的指缝，率先翻过来，正好他丢给我的是一张梅花，黑对黑，我们就联手了。哪晓得，今天刘大伟的手气差得没脾气，不过他玩鬼又的确是一把好手，经常在红桃的拖拉机里面藏着一张方块;要不，一张大王打出去了，他又拈上来抠别人的底。这样，我们也才勉强和对方打成平手。我有点急，要是我们输了，我就要花掉一些钱，明天还要去路口呢。幸好，最后一轮刘大伟时来运转，抓到一手好牌，打了郑海波和童超一个精光，把这两个傻乎乎的家伙逼到了学校南货店的门口。

已经熄了灯。我们点着蜡烛吃花生，老师们真的过年去了，宿舍楼虽然比平时少了许多人，却吵得多了。楼上高三的寝室里还不时传来一声声怪叫。我说，这些人怎么叫得比刘大伟还难听?刘大伟口里的花生还没嚼完，猛然张开口，发出一串怪叫和一股花生被嚼烂的异味。郑海波骂道，你发猪头疯啊。

郑海波一边骂，一边抬起头来，他正好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黑影。我们都望了过去，立即不自觉地站起来。特务连向里面走了几步，说，好啊，你们还在这里吃东西!刘大伟抓了一把花生递过去，乖巧地说，不好意思，今天大家都过年，来，您工作辛苦了，吃几粒，很香的。

特务连看了看刘大伟，又看了看我们，问，谁请客?

刘大伟随手指了我，是王子凡，他上次英语考得好，说了要请的。

特务连特意看了看我。我望着他笑了。他从刘大伟手里捡了几粒花生，将一粒个头大的丢进嘴里，“咯嚓”咬开，然后点点头，说，赶快睡觉，把蜡烛吹灭。便走出去了。我们都说要给刘大伟记一等功一次，刘大伟得意地一上床就打起了呼噜。

我从水房里洗完脸回来，郑海波正坐在床上解衣服。他做出一副猥亵的神态说，特务连身上有一股臊味，又好闻又让人难受。我说，不会吧，人家……郑海波截断我的话：你别不信!我刚才就站在他边上，说不出是股什么味，胃里的炒花生直往上翻，鼻子还直想凑上去。我说，你也太没用了，人家臊人家的，关你屁事!

我爬到铺上。一躺下才感到困乏极了，而且尾巴有些隐隐作痛。玩起来没有注意到它，大概从彭老师房里摔了之后一直在痛呢。

第二天，我五点钟起床，可能是因为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很早就醒来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惊动寝室里其他同志，他们拉三扯四地问起来，是一件很烦人的事。

五点钟似乎早了点，外面黑黢黢的。我约了与小芹见面的时间是11点，还有六个小时呢。这六个小时是一个巨大的峡谷，我要像只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爬过去。

我从来没觉得校门口前面那条路有那么长，长平公路在它的顶头，只若隐若现地望得见，恍惚是在遥不可及的远方。我走得很慢，一是时间本身很慢，二是风逆我而行，给我披上一层寒意，我感觉身上不太轻松。

没有这么早的班车，我就这么慢慢地走着。偶尔有货车高速驶过，先听到震耳的轰鸣声，然后是雪亮的车灯扫荡过来。我尽量靠路边站着，免得被卷进那灯光和速度里去。有一辆货车几乎与我擦身而过，我朝它肥大的屁股怒吼一声：“操你奶奶的!”

一边走，天一边渐渐地亮了，仿佛那亮是我一脚脚踩出来的。

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看到自己的家了，那五间瓦房蹲在一片树林子里。树是父亲栽的，有好多年了。家里好像没什么动静，也许还在睡觉吧，他们都不知道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而我在新年第一天的清早，过家门而不入，没有惊动我睡梦中的父母和跳蚤妹妹，因为一个毫无把握的约会。这是我今生的第一次约会。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

屋前的小路上有人走动。怕碰见熟人，我低着头，加快了步子。不久，身后一声汽车的鸣笛让我一喜，我一听就知道来的是一辆客车。这是五点整从平江开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和我是同时动身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才有在这个地点会合的可能。

转身。招手。我上了车。这里到路口只要二块五毛钱车费，而从金井上车要五元二角，很合算，节约得到的这点小便宜让我感到挺满足的。车上有十几个人，加上我还是十几个人。他们大多在睡觉，我选了靠窗的一个位置坐下。车厢里暖和得多，我也有些瞌睡了。

售票员把我拍醒，“你要在路口下吧?到了!”

我揉揉眼睛，发觉车子已经停下来了，连忙下车。客车“呜——”一溜烟跑了。我再揉揉眼睛，真的到了路口。太阳那张暧昧的笑脸继昨天挂在达德中学的大门口之后，今天又张贴在路口镇政府灰色楼房的屋顶了，和镇政府墙壁上那些喜迎元旦的标语沆瀣一气。

记得邮电局的营业柜台里有一面石英钟。我进去，看见那面钟果真还在那里为人民服务，不过，天天不停地走啊走，它苍老多了，时间应该还准吧。此钟显示，现在是九点二十分，离约会的时间还有整整一百分钟。

我在街上闲逛，找到一家熟悉的饮食店，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我就是在这里发现我的酒量的。高一放寒假的那天，我原来路口中学那个班上的好几个同学结伴走到路口镇，由一位父亲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伙计请客，在这家店子里狠狠嘬了一顿。那天我把肚子吃撑了，厕所上了无数回。吃完喝完，大家在镇上遛了一圈，然后作鸟兽散。我回到家里，父亲闻到我身上的酒气，抓了扫把就扑过来，我书包还没取下，急忙又跑出门。父亲在后面追，我在前面跑，这在我的老家不是什么新鲜事。乡亲们看着我的父亲追我，把我逮住，痛打一餐;又看着我的父亲渐渐追不上我了。如今，我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能甩开他，我反倒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我忽然立在田埂上不跑了，父亲上来，高高举起扫把，作势要扑下来，那扫把却始终没有扑下，尽管他嘴里恶狠狠地嚷着：“扑死你这个化生子!”

父亲真可怜。

我要了一碗面，坐在上次喝酒的那个位子上吃起来，仿佛周围照样坐着一群同学，在吆喝着，起哄，斗酒，骂娘。我不禁有了些激动，三下两下把一碗面干掉了，额角冒出毛毛汗来。

在街上闲逛了一圈，还是一年前的老样，除邮电局和供销社之间多了一座红砖砌的公共厕所，此外没有任何变化。我特意去了那座新公共厕所，当然我只去了“男”的那边。外面看上去才砌不久，里面却已经臭不可闻，可见利用率之高，亦足见在这里建一个公共厕所的决策是何等英明!

邮电局的石英钟再次告诉我时间，十一点差十分。

我踱着步子到了供销社门口。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好像某个节日前排练文娱节目，那现在是最后一次彩排了。

虽然是新年的第一天，路上并没有多少人，一张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发现小芹的影子。一个身着时髦的女子在马路那边和一个穿夹克的男子扭在一起，弄不清是吵架还是亲热。太阳光照着，仿佛一碗浏亮的面汤倒在他们身上。所以，当小芹出现在我跟前的时候，我感觉她的身上冒出一股面条的气味。

我不知道小芹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她肯定先看到我，一直对我诡秘地笑着，悄悄走了过来。当我看见她头上那像喇叭花一样的羊角辫时，她已经对我伸出手来。我握了一下她的手，旋即松开了。我说：“你来了。”她说：“是的，来了。”

我们一起顺着马路往前面走。小芹没有变，还是那么小巧玲珑，甚至连她身上穿的那件菊黄色毛衣外套我以前都看见过。我们并排走了好远，谁都没有再做声。我想起是我约她来的，我应该找些话说，破除这个沉闷的气氛。

“什么时候收到我信的?”

“上个星期三。”小芹果然打开了话匣子，“差点没收得到。你没有写具体班级，学校收发室最近换了一个新收发员，他不认识我，就将这封信随便丢在收发室的桌子上，和许多无人认领的信混在一起。我那天出去散步回来，路过收发室，看见两个同学在里面翻着那叠信，我心血来潮，也进去翻，结果翻到了它。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来的，我还认得你的字。”

“我们才一个学期没见面，但感觉有好久了，我都觉得你挺遥远的啦。”

“那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小芹说，“喂，我们不能老在这大马路上走，会遇见同学的。”

“去哪里呢?路口这小地方，藏了猪头就会露马脚的。哦，要不我们找家旅馆开间房，那才没有人打扰呢。”我大胆地建议。

“随你吧。”

正好我们走到一家旅馆旁边，玻璃门上写着斗大的“住宿”二字。我走进去问老板，多少钱一间房?老板说，十元钱一张床，一间房里两张床。我说，我出十五元，包间房吧。老板望着我，又看看我后面的小芹，笑着回道，那不行，这样吧，一边让一点，十八元，包你。我说，行。

老板把我们带到了楼上。我和小芹走进房里，一股浓重的霉味喜出望外地迎接着我们，我差点被那霉味推了出来，好不容易稳住脚跟。小芹上去把窗户打开，我们一个坐在一边床上，过一会，就适应了那个环境。

“王子凡，你还记得抓住我们的那个女老师和‘枪手’吗?”

“哪会不记得?一对王八蛋!”

“告诉你吧。那个女的是初中部的英语老师，她老公是我们学校总务处刘主任。她和‘枪手’真的有一腿呢。我返校后不久，有一天他们在‘枪手’房里鬼混，被刘主任带领总务处的一帮人破门而入，两个人还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女老师受不了这个羞辱，上吊自杀，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下来，现在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课都上不了啦。‘枪手’离开我们学校，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概就是你参加作文比赛前后发生的事情。”

“别提那个比赛了。”

“我知道你没获奖。我们学校贴了一张海报在礼堂里，因为我们获了一个三等奖，我看到你们学校那个获了一等奖，挺不错……”

小芹看见我的脸色变了，立即截住话头。她轻轻地说：“我很佩服你的，能参加这种比赛。”

“那有什么，人家让我去我就去呗。”

“我一直觉得你好聪明。你有一股子机灵劲，讨人喜欢。”

“聪明是空的，读不好书。”

“你太贪玩，读书没用心。如果你用心，没有做不好的。”

“真的吗?”

“我想是的。”

“唉，用不上心，没办法。小芹，你怎么想着要跟我写信的?”

“你还讲!隔了那么久才给我回信，我还以为那个王子凡不是这个王子凡呢。”

“小芹，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我问道。

“是的。”小芹坦白地说。

“那你总要有所表示啊，比如搂抱、亲嘴……”

小芹的害羞地说，“那是谈爱哩。”

我跳下床，走过去，双手捧起小芹的脸，用舌头撬开小芹的嘴巴。小芹的舌头也倏忽探进我的嘴里，像一条温暖的小蛇，搅得我全身发颤。小芹的身子也抖得厉害。小芹嘴里的薄荷香味让我受不了，我紧紧抱住小芹，整个身体都伏在了她的身上。

小芹猛地推开我，坚决地说，不行!

我问，怎么啦?

小芹哗哗哗地流泪了，好像她的两只眼睛里蓄着两汪水库。她说，王子凡，你发狠读书吧，你肯定能读好的。

我问，读书真的那么重要吗?

小芹说，读书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你不要再耽误自己了。我收到你的信后，一直拿不定主意：来，还是不来。我昨天通晚睡不着觉，最后还是决定来，来告诉你，我喜欢你;来劝你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

你有把握能考上大学?

没有。但我的成绩比以前好多了，努力了考不上是另外一回事，我不会后悔的。

沉默再次降临在我们中间。良久，小芹抬起头来，问我，这学期你好像发生了许多变化，除了参加作文比赛，还有吗?

还有……说出来你不会相信，我长了一条尾巴。

嘿嘿，王子凡你开玩笑也太离谱了吧，我又没看见你变成一只猴子!

我说了你不相信的。其实，不只猴子才有尾巴，猪也有呀。

你想变成猪是吧?傻瓜!

小芹，我是说真的，我真的长了一条尾巴，好难看。

小芹看着我那样子，的确不是开玩笑。她连忙将自己调侃的笑收进去，还漏了一些在脸上的统统转化成一种惊讶的表情。

我笑着说，如果你不信，可以验明正身。

小芹走过来，摸着我的脸，悠悠地说，我看看。

我松开皮带，俯卧在床上。小芹小心翼翼地扯开我的裤子。我闭上眼睛，想象当尾巴露出来时她的神情，是惊，是怕，还是莫明其妙的喜悦呢?

真的!这是她见到尾巴后的第一句话，说得很轻。

她的手抚摸了它几下。我感觉有些痛。她说，上面有个伤口呢，出了血，怎么回事?

我想起昨天被彭老师推倒在地的情景，当时它把它的痛传达给了我，肯定是那样擦伤的。但我没有讲出来。

小芹说，你等等。便像隐形人一样消失了。她去干什么了我不知道，我还是原样伏在床上等她。过了约摸一刻钟，我快要睡着了，她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小瓶红花油。

来，我给你搽点药。她将红花油蘸在我的伤口上，我痛得打了一个噤，她就用嘴巴不停地吹着那个地方。

过了一会，我说，好了。

她把药塞到我手里，要我带到学校里去自己搽。她说，你看不到，就用手摸，搽有点痛的地方，要是不痛了，就不要搽了。

我说，小芹，你早点回学校吧，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我也要回去了。

我和小芹走出旅馆。我到一个油炸摊子上花两块钱买了四块煎饼，我和小芹每人两块。小芹好高兴：“我最喜欢吃煎饼了!”我看着她，觉得她是那么可爱。

小芹说，我离学校近，我走回去;我先送你上车吧。

我们拦了一辆从星沙开到平江去的客车。我上去了，小芹在外面使劲扬手，喊着：“一定要好好读书啊，要给我写信啊——啊，要记得搽药啊——啊——啊——”

我也对她扬了扬手。客车开动了，小芹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也消失在小芹的视野中。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