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葵花（长篇小说）

作者丨何顿

第四章

第一节

我现在让这部小说向前迈进五年，这五年里有四年我在武汉读大学。这五年在中华大地上很重要，发生了一些观念性的变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几千年总结和遗留下来的古训，在中华大地上显然已不再起主导作用了。人们自发地修正了它的位置。确实书读多了，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并没体现出它的特殊意义。这五年，中国大地上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政治思想退位到它应该呆着的位置上去了，读书也不是中国大地上的惟一出路了。那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垃圾的劳改释放犯、无业游民和一些待业青年，如今个个干得有声有色，甚至财源滚滚。被政府用一个新名词概括为“个体户”，当然是肯定的意思。那些大学生、研究生虽然在单位上受到了欢迎，但价值却很低，所干的事情及获得的月薪，还不及某些个体户一个月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这可是一件让人心理不平衡的差别。就是这种差别，使人的观念渐渐改变了，原来读了大学也不过如此。

可以说，文化并不高的个体户，并没费什么事而且也没存什么愿望，却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从前说，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现在满不是这么回事了。大家都向钱看了。知识固然重要，可是没有钱看你怎么行事。1980年后的中国，大家深切感到钱的重要了。电风扇、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以及音响等等都涌到百货商店的柜台上来了。而这些高档商品，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几乎是空白。“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商店里，只有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不过就是几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眨眼之间，就涌出了这么多人们迫切需要的商品，让老百姓惊讶得不知从何惊讶起了。电风扇，夏天就是顶用;电视机却让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东西;电冰箱更不用说了，六月伏天可以自己做冰棒;洗衣机更是让女人们感到是一种劳动力的更新，从前要用手去使劲搓的衣服及被褥蚊帐，现在用机器代替了，自己却可以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如此等等。这些老百姓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必须用人民币去购买。人民币从哪里来呢?读书是读不来的，当然得去赚!

个体户是最先拥有这批高档消费品的。他们赚了钱，家里迅速拥有了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这些让人羡慕的商品。你不羡慕也不行。他们家里有，你们家里为什么就没有?难道他们是爹妈生的，我们就不是爹妈生的?他们的单车变成了摩托车，我们就只能骑烂单车或搭人挤人并充斥着汗臭屁臭的公共汽车?我们的命就贱些?他们就该得享受，我们就该得艰苦朴素到底?他们家的电视机里人影晃来晃去，歌舞升平，我们就只能面对着墙壁?他们家的女人洗衣服被洗衣机代替了，自己可以站在一旁嗑瓜子，我们在寒冬腊月里，就只能用两只手去洗，把手冻得通红如包子一样?他们就是人，我们就不是人?80年代初，这些问题很不平地钻进了普通老百姓的脑海。人们不再关注谁谁谁读大学了，而是议论谁谁谁发了财，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过就是四十五元钱一月，而四十五元钱什么都买不到!读书从政的路又非常遥远，是远处的风景，大多数中国人都穷怕了，而老百姓又多半都是急功近利者，都相信眼前的事实。传统的读书做官之类的思想，在大多数老百姓的脑海里扎根多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被现代工业文明毫不客气地动摇了。

1979年我上大学时，读大学还是让人羡慕的，因为那标志着你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是通向政府机关或国营单位，并且有可能当小领导的，科长的宝座在向你招手呢!我读大学出来后，社会空气转换了，好像某个单位换了领导一样，从前那个领导老是强调政治挂帅，现在这个领导提倡发展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这种主张对老百姓更贴切更实际。而最早把这种主张付诸到行动中，并且在行动中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报酬的人，便是如冯建军这样的生活在最低层的个体户。这些人起步时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而他们起步时也确实有点颤颤栗栗，但几年后，他们的腰杆被人民币撑硬了，开始令人妒忌地扬眉吐气了。这些人扬眉吐气，是一种从骨子里爆发出来的宣泄，一种报复!社会从前看他们不起，把他们视为不务正业的垃圾，现在他们就是要让你们看看，他们是多么人模人样，多么潇洒!你们的儿子或女儿读了大学又怎么样?不过是四十五或五十四(第二年五十四)元一个月，这点钱能买得起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和摩托车吗?!

第二节

我1983年大学毕业分在举目无亲的湖北省宜昌市，拿四十五元钱一月的工资，仅仅就是用工资吃饭和抽烟，干不得任何别的事了。抽烟也只能抽三毛钱左右一包的烟，再贵一点就抽不起了。我看见彩色电视机想买，看见电冰箱想买，看见摩托车想买，可是我对自己说“下辈子吧”。我的大学同学望着商店里的这些高档商品，都跟我一样望洋兴叹。他妈的，拥有这些东西，和无这些东西，人的感觉就是不同!你的一个熟人骑着摩托车从你面前高傲地奔驰过去连招呼都不跟你打时，你他妈的心情就不会很平静。人家是人，你也是人，怎么他就可以拥有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你却还跟原始社会一样用两条腿走路?他的生活进入了80年代，你的生活就只能停留在70年代初么?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心里就很有点上述的感触。那是我请假回长沙联系调动。我觉得宜昌市前后左右都没有长沙市好，置身于异地，举目无亲的恐慌感时常袭击着我的大脑。那天上午，我从一家单位出来，慢慢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等着公共汽车，心里想着一些事情。一辆红色摩托车很帅地飙到了我面前，忽地刹住了。

“何斌。”这个骑摩托车的人说，笑嘻嘻地看着我。

这个人就是冯建军。他穿着一件金黄色的夹克衫，内里一件白衬衣，打着一根鲜艳的红领带，头上自然戴着一顶钢化玻璃的红头盔，眉目很精神。他的胯下是一辆标着洋文的崭新的摩托车，叫做“铃木125”。他骑在上面神气活现到了极点。

我那一刻想，他读书的时候，哪一点比我聪明呢?身下却骑着“铁马”，我却站在街上等他妈迟迟不来的公共汽车!“你好你好。”我谦虚地打招呼说，“你搞强了。”

冯建军很开心地一笑，“好久没看见你了，”他说，“搞什么啰?”

“上班，”我说，“在这里联系调动。”

“何斌，大学毕业拿好多钱一个月?”我相信他是故意这么问，难道这个天天在生活中转来转去的人不知道一个大学生的收入?

“说出来丑。”我说。

他迅速就不问了，这证明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当时日立牌二十英寸的彩电是一千六百元一台一样。一千六百元是我三年的全部工资，那时候我已加了一级：五十四元一月。而他骑的这辆摩托车，相当于我六年里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我在一家大百货商店里，见到过这种摩托车的价格。我虽然买不起，却以一个年轻人向往占有的心理，站在旁边欣赏过。“你好过，”我坦然地说，“骑摩托车。”

我和冯建军当时相当于站在两个不同的阶梯上。在知识这个阶梯上，我站在上面，要比他足足高出一个脑壳。在钱和物质拥有方面，他站在我的上面，足足比我高出一个人。我记得我考上大学，临去武汉的前几天，在街上碰见他时，他脸上有一种谦卑，似乎我成功了，终于走向了光明，而他却滞留在黑暗地带。“你好，你考上了大学罗。”他客套的样子说，“好咧好咧，将来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里了。我羡慕你。”

我当时确实有点为自己自豪，因为我总算考上了大学。那时候我似乎登上了一条船，而这条船业己扬起了白帆，将载着我的抱负乘风破浪，驶向生活的彼岸。冯建军只是留在河这边的广大不走运的年轻人中的一员，他们只有抬起头羡慕的份。只有怨“四人帮”害他们没有好好读书的份：现在呢，社会风气变了，物质的东西替代了精神，物质的需求取代了精神的渴求。读了大学又怎么样?五年的工资，把吃喝一除，还买不起一台日立大彩电。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生活在什么环境里，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

在我们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所有的教师在讲台上都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老师目光犀利地站在讲台上盯着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他们还过着衣不遮体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啊!像美国，像台湾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方的劳动人民，他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同学们啊，你们太幸福了，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可是他们无时无刻不盼着你们去解放呢!那时候我们就非常激动地想，我们要学好本事，去解放美国，解放台湾。当年我们脑子想的就是这些。可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这些荒谬的言论便不击自破了。台湾老百姓回来探亲时，对中国大陆的生活直摇头。电视里，西方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比长沙市要漂亮，报纸上于是出现了横的比较，中国被划分为第三世界，生活水平只比亚、非、拉的某几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家稍为好一点，比美国和台湾简直是黄瓜比卵，相距太大了。于是我们这一代人深有上当受骗的冤枉感，这是谁在欺骗我们?难道仅仅是“四人帮”几个人吗?这种欺骗是愚弄人，把我们那代人当作阿斗呀。在大学里的时候，我的好几个同学为此很愤怒，还很伤心。他们不懂为什么我们的上辈人这么愚蠢不堪!纸能包住火吗?大家都觉得再不能上当受骗了。报纸上说这种东西好，我们就觉得这又是在骗人，就跟“狼来啦”的那个童话故事一样。当教室里，政治老师站在讲台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时，我们就在教室里哄笑，觉得他是在讲“狼来啦”的故事，还想骗我们。当他红着脸问我们为什么笑时，我们连与他讨论的兴趣都没有。

事实胜于雄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这代人，严格地说没有信仰，是被我们的老师害的。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在生活中没有一句可以验证。台湾人民用不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人民的月收入远在大陆之上好远。他们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口袋里就同放着一台印钞机一样，不断地有钱掏出来，令他们的亲戚五体投地并到处炫耀。美国比中国富有得多，他们的人民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老师曾经在教室里语重心长地说的那些提高我们思想觉悟的话，被我们当成了生活中的笑料。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在我们的脑海里，被我们的上辈人的胡言乱语轻易地糟蹋了。信仰共产主义成了一件不现实的事。报纸上的话没有人去思考了。毛主席曾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凡是报纸上鼓吹和电视台上宣扬的优秀事迹，我们就一概认为又是假的。我们这代人，特别抵触报纸和电视台上宣扬的优秀事迹，是与上辈人对我们的哄骗教育有着密切关系的。

有一段时间，报纸和杂志上，对我们这代人信仰的缺失作过种种思考，并且痛心疾首地说80年代的年轻人远不如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素质好，他们与雷锋相距太远了。不错，我们这代人与雷锋是有差距，但这种差距的根源却来源于上辈人适得其反的教育。千真万确。我一度并不怎么明白“适得其反”这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结果跟希望正好相反。我们上辈人都希望我们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结果呢，远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美国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用不着我们去解放，相反，比我们生活得还好出几千米远，要发狠向前赶呢。

第三节

冯建军就在发狠向前赶，刘建国和李跃进也拼命想往前赶，为此，他们顾不得那么多，开始向违法的路上跑了。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要发财，还能按部就班，等待财神爷上门施舍吗?有些人干了一笔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的什么事，就大赚了一把。又有些人干了什么事，结果也发了。过去违法乱纪的事，大家都害怕干，现在干违法乱纪的事的人渐渐多了，而且确实能让人一下富起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为钱死，鸟为食亡，就是这个道理。这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个个身上具备着“造反派”的气质，当年的造反派是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造当权派的反，现在的年轻人是造这个社会的反，与法律作对。胆子却是“文化大革命”中练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培养了这代人，不过他们不是上辈人浇灌出来的“葵花”，他们身上曾经有葵花的迹象，但现在他们不屑于做“葵花”了。他们现在是任何人的话都不相信了，他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钱!信仰和理想也随同所学的课本知识一样，一点不留地还给了教育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鼻子就跟狗的鼻子一样，在这个社会拼命嗅着，寻找有着铜臭气的地方。

冯建军终于就嗅到了。提供这种铜臭气味给他的，是渴望能成为百万富翁的王向阳。王向阳有个表弟，在省军区开车，车经常跑广州，运送一些这样那样的物资去广州，又从广州军区运一些什么东西回来。王向阳的表弟是个油条兵，自然就有违法乱纪分子找他套近乎，希望他能把洋烟从广州顺便带到长沙来。军车过关卡是不接受检查的，军车运的是军用物资，任何关卡都无权检查。这是各大小关卡都知道的道理。过年边上，王向阳穿着呢子大衣到冯建军家里拜年，两人坐在炉子前烤火时，王向阳谈到了他表弟。

“你抽这么高级的烟?”冯建军接过他的烟抽着，“这是什么牌子的烟?”

“希尔顿，”王向阳大大咧咧地说，“我表弟从广州带来的。前几天到他家去拜年，他给了几包这样的烟给我抽。这种烟抽起来好有劲的。”

那时候冯建军虽然赚了些钱，但不过是抽七毛钱一包的长沙烟或九毛钱一包的白沙烟。“这好多钱一包?”冯建军抽了几口，觉得很过瘾，便问。

“三块钱一包。”

“你表弟是做什么的，抽这么高级的烟?”

“做什么的?是省军区开车的解放军。”王向阳说，“他有什么钱?几块钱一个月的零用钱，都是他开军车，给一些个体户带烟，别人留下几条外烟给他抽。”

“军车带烟，这不犯法?”

“军车过关卡又不检查的，”王向阳说，很神气地吸口烟，“我表弟说，关卡一看见是军车就自动让路了。我表弟说，好多烟贩子都打军车的主意。因为军车安全。”

“一包希尔顿烟能赚好多钱?”

“我表弟说，在广州希尔顿卖两元四角一包。”王向阳伸长了脖子，“批发就更便宜点。我想一包希尔顿，少说也要赚五六角钱。利润不大，哪个会去冒这个险?这毕竟是冒险，跟运气赌，赌运气。下的赌注是自己。”

一包希尔顿可以赚五六角钱，那一条希尔顿就能赚五六元钱。那天晚上，王向阳走后，他睡在床上，抽着烟，眼睛盯着天花板想：我卖一包飞虹烟或大庆烟才赚两分钱，卖一条飞虹烟才赚两毛钱。我要卖三条飞虹或大庆烟，所赚的钱才是卖一包希尔顿赚的钱。他妈的，那有什么搞劲?他想不开了，他觉得便宜让人家占去了。

“赚钱要走捷径呢。”他对来玩的刘建国说，把头枕到被窝上，“现在好多走私洋烟的人，个个赚了大钱。别人卖一包希尔顿，可以赚六角钱，我卖一包大庆烟才赚两分钱，你看有什么搞劲?要赚大钱，靠老老实实做生意，一辈子都发不了大财。”

“那当然，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刘建国说。

刘建国1979年底，招工到了长沙印刷厂，当检修工。那家厂子远在长沙市南郊，骑单车要一个小时路程，坐公共汽车也要半个多小时，万水千山什么的。他每天都回家，主要是搭公共汽车，因为路程太长了。有一路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半个小时一趟，在他们厂门口有一站。不过一过下午六点，公共汽车就没了，有时候五点多钟车就不开了。但是他每天都要回家，就是借了人家的单车也要回家，尽管回到家里没任何事干，只是睡觉。刘建国对那里感觉不好，他觉得这不过是把知青点从福临公社搬到了长沙郊区，因为只要一迈出厂门便是绿茵茵的田野和山丘，还有一大片S形塘，这就跟他们知青点周围的风景一样。这便是他死活也不愿在厂里睡一晚的原因。“我想调到市内的工厂来，”他不止一次地对冯建军说，“他妈妈的，又没有这个狠。”

“那里空气好。”冯建军安慰他说。

“好他娘的鬼!我要那么好的空气做什么?”刘建国反驳说，“我又不要活一百岁，有个五十岁活就知足了，人反正是要死的，省得活在世上害崽女。”

“人反正是要死的。”冯建军重复了句，“毛主席、周总理不是一伸腿就去了?不想事的话还好些，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自由自在。”

“是的，自由自在。”刘建国赞成道，深深地出了口粗气。

刘建国因为下了班没事，就总是到冯建军家来玩，别的地方他不怎么去。常常是下了班，回到家洗个澡，就走到冯建军店里来坐了，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李跃进当然也成了一名工人，在一家电工厂，工作是在食堂的窗口里舀饭菜。这被刘建国形容为是做堂客们做的事情。李跃进也喜欢来坐，只是来得没有刘建国这么勤，这是因为李跃进这个月跟这个女孩子谈爱，下个月又跟那个女孩子谈爱。但没有一个把关系保持了三个月的。他谈了四五个女朋友了。有一个是他谈到半路上又不要了，他嫌那个姑娘长相太丑。另外几个半途而废的原因却让冯建军怀疑是他操持过急所致，或是那几个姑娘嫌李跃进不会有出息的缘故。李跃进给人的感觉，天生就是一副没有出息的苦相，一双眼睛老是阴着，看人时就把眉头一皱，并且直直地盯着你。这让别人觉得他既不礼貌，模样又不聪明。冯建军有几次提醒他改过来，“你是这样盯着人看，”冯建军说，并模仿出他盯着人看的样子，“别人又不要跟你打架。你放松点脸上的表情看?”

“我又不觉得我是这样子。”李跃进抱怨说，“你莫‘臭’我。”

“你自己当然不觉得。”冯建军说，“你原来还没有这么明显。你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望着别人，但还好一点。现在变得好恶的样子了，你不改这副样子，别人自然怕了你。你要注意，不信，你自己对着镜子看看就晓得了。”

李跃进对着镜子想修正自己的表情，但修正不过来，过了两天又回到原样子了。他总是阴着一双眼睛盯着对方，这让人感觉他心地不太善良，或感觉是一副苦命相。而女孩子是不喜欢同苦命相的男人把恋爱关系发展下去的，这也是他在爱情方面不得意的原因。

这天下午，阔别了一个星期的李跃进走进了冯建军的店子，穿着一套西装，头发却乱蓬蓬的。“你一向没来了啊?”冯建军跟他打招呼说，“没带女朋友来?”

“还女朋友，吹了。”他说，“老子摸了摸她的奶子，她说老子是流氓。你看烦躁不?谈爱不摸奶子，谈什么爱?谈空气哦?他妈的。”

彭嫦娥在一旁一笑，“你还不是太性急了!”她轻视地瞥着他，“妹子的奶子随便摸得的?你实在也这么大一个男子汉了，也应该会谈爱了吧。”

“不晓得谈咧，嫂子。”李跃进说，“我是到处碰壁。”

“这是缘分，”冯建军笑笑，“无所谓，总会有喜欢你的女人。龙配龙凤配凤，这个世界，一个萝卜一个坑，配好了的。”

“就是说这个世界反正什么事情都套好了，你是这个意思不?”李跃进侧过头来说。

“你一下又变得这么聪明了啰?”冯建军看着他，“这样明白我的意思!”

这时走来一个人买烟，彭嫦娥忙起身迎上去，刚刚把烟拿给人家，又拥来了几个在附近建房子的民工，有的买烟，有的买零食。幸福街这两年有了些新的变化，从前只是小洋房是幸福街最漂亮的。现在，幸福街建了两栋五层的居民楼，二室或三室一厅的房子。现在又准备建第三栋，就挨着小洋房建，此前这里几间破旧的平房，平房自然拆了，一些民工正在挖地基。彭嫦娥为几个民工拿东西时，李跃进忽然小声对冯建军说：“你晓得不。张小英转业回来了?”

冯建军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当他听见张小英这个名字时，他竟然脸红了。这个名字一直是隐藏在他脑子里的一个秘密，一段悲伤的初恋，代表着他初中时代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个名字从李跃进口里一说出，他当然就蓦的脸红了。这在生理学上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条件反射!这只能证明，张小英对他还有磁场，就好像一块磁铁吸住了另一块磁铁。“张小英转业回来了?”他让自己脸上的红色褪去后，小声说，看着这个把消息带给他的同学。

李跃进一笑，“我昨天在搭汽车的地方碰见了她，”他说，“我看见她没穿军装，穿着一套女式西装，就问她，她说她己经转业了，就转在幸福街办事处。”

“幸福街办事处?”冯建军不相信的形容盯着他。

“幸福街办事处，”李跃进肯定地说，“张小英对我说的。”

幸福街办事处离小洋房不远，不过是拐个弯，再往前走个几十米就到了。幸福街的第一栋五层楼的居民楼，就是建在办事处旁边，从前挤住在小洋房里的办事处张主任，当然是首批搬进新楼房的住户之一。冯建军递了支烟给李跃进，脸上却是一种回忆的表情，“你看见她，还觉得她漂亮不?”他说。

“比以前更丰润了，”李跃进说，“以前在中学时候，她瘦瘦的，我还不是很觉得她漂亮，讲明的。昨天我看见她，我真的觉得她光彩照人。”

“你看见哪个光彩照人?”彭嫦娥折过头来盯着李跃进说。

“你不认识，”李跃进说，“我们的初中同学，几年不见，越长越漂亮了。”

第四节

那天晚上，冯建军很久没有睡着。妻子彭嫦娥在十一点多钟，为最后光临的一个顾客称了一斤小花片和半斤饼干，关了板子，洗了手脚，睡到床上，撩拨他时，他说：“我今天没有那个精神。”

“怎么呢?”她侧过头，举着一双画眉眼睛瞅着他，“我想要你那样。”

“我明天和王向阳要去广州，”他想了个借口说，“广州很乱，射了精，慢点打架都没劲。这是第一次去广州搞烟，我要蓄精神。”

她同意了他的这个借口，躺在一旁迅速地走入了梦乡。

冯建军却迟迟没有入睡。十年前的那个张小英走进了他的心怀，就像我们走进了田径场准备跑步一样。他脑海里当然闪现了那个场面，他把张小英叫到他房里，很渴望得到她地抱住她，把她按在床上，就急不可待地要去亲嘴。她当年好多岁?

十六岁，她被他的举动吓坏了，且很气愤地反抗了他。为此，她把他的粗鲁举动告诉了她父亲。于是他被派出所抓去关了几天，关在黑黑的老糠屋里，睡在老糠上，与钻来跑去的老鼠为伍。这些感受在他脑子里太深了，十年过去了，这些东西仍在他脑海里很好地保存着，就仿佛有些人爱保存珍贵的日记似的。他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事情。她回来了她回来了，他对自己说，要找个机会见见她，看看她脸上的表情，看看她还记不记得我冯建军。

第二天上午，他对着镜子很认真地收拾了一番，换了两件平常不怎么穿，只是出门时才舍得穿的衣服。接着，他弯下身，寻找皮鞋刷子和鞋油。他在床铺底下找到了。他朝皮鞋上打了很多油，用刷子把鞋油揩到皮鞋的每处地方，然后就使劲刷着。刷完后，又找到彭嫦娥己不穿了的一双烂尼龙袜子，低下头很用心地擦着。

彭嫦娥觉得他有点反常，“你是要到哪里去?”她看着他说。

“下午要到广州去，”他回答道，“但是上午要和王向阳一起去有点事情。”

“到哪里去有事情?”她侧过头来问他。

“一个经常跑广州做烟生意的朋友那里，”他含糊地说，“你不认识的。”

他走了出来，街上太阳很好，这是四月的太阳，明丽中有股什么芳香，仿佛这股芳香不是树木花草散发出来的，而是太阳本身带到大地上来的。尽管他故意放慢步子，但还是很快就走到了办事处的门口。这是一张老式的门上钉着铁条子的两寸厚的木门，进门是一个院子，中间一个花坛，此时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香喷喷的，蝴蝶绕着花飞来飞去。花坛旁栽着一株枣树和一棵雪松。他走到枣树下，望着那一幢办公楼。如果李跃进没说错的话，那么张小英就坐在这幢办公楼的某间办公室里。他忽然心里很紧张，昨天晚上想好了的许多话，此刻就跟厨房里的油烟从窗口飘出去了似的，全忘记了。

“冯建军，”一个熟人同他打招呼，“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他回过神来，一笑：“等一个朋友。”

“站在这里等?要么进去坐。”那个熟人说。

“不想进去，”冯建军回答说，脸上的表情轻松了些。“抽支烟。”

他的熟人接了他的烟，点上，骂了句什么，就大步向办公楼里走去。冯建军瞧着熟人的背影一消失，马上就退了出来，走到了街上，站在街口的一株法国梧桐树下，拉开一段距离地望着办事处的那张木大门。我只是想看她一眼，看她是不是还是十年前那副天真的样子。他对心里的另一个自己说，我现在对她并没有其他想法。我既有老婆又有了女儿，她可能己有了丈夫，她己有二十六岁了，可能细伢子也有了。又有一个熟人跟他打招呼。“冯鳖，”这个熟人是喜欢在街道上瞎胡闹乱玩的，与他同龄，“站在这里晒潮气吧?”

“站在这里等一个朋友，”冯建军笑着回答他，“你好。”

“到我屋里坐不?”熟人大声说。

他没有到这个熟人家坐，他走开了，很失望地向大街上走去。他没有勇气直接去找张小英，他想象不出他看见她时，他应该怎么说话。他心里还爱着这个姑娘，她是他初中的全部岁月，是他少年时代的梦。他不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至今都深深爱恋着的姑娘。我在她眼里又算得了什么?我要多嫌点钱，发了大财，再来见她。他对自己说，在我心里即便她结了婚生了崽，仍然是一朵花，一朵永远漂亮的玫瑰!我二十六岁了，说起来己经有了个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可心里却还有一个“爱情”，一个自己读初中时候强烈爱恋着的姑娘。

他满腹心事地走进王向阳的店子里时，王向阳正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说笑，姑娘长着一双好看的水汪汪的眼睛，脸庞也很白很嫩很漂亮。姑娘姓潘，名叫冬梅。

“潘冬梅。”王向阳向他介绍说。“你好，”冯建军一笑，看着她，“这个名字好有学问啊，一朵冬天的梅花。”

潘冬梅浅浅一笑，脸红了下，瞧着冯建军。

“这是我朋友冯建军，”王向阳向潘冬梅介绍说，“贴心朋友。”

潘冬梅又一笑，将桃子脸扭向另一边，没开口说话。

冯建军觉得她或多或少有点像读初中时候的张小英，味道有点像。“冬梅小姐在哪里工作?”他说。

“她刚刚高中毕业，还没工作。”王向阳说，递了杯茶给冯建军。

“我不想要工作，”潘冬梅很温馨的样子一笑，“我妈妈想要我到她们厂里做临时工，工厂好远的，在河西银盆岭，我没去。”

冯建军斜睨着她一笑，抽口烟，低下头喝口茶，又昂起头望着一脸幸福的王向阳：王向阳脸上充满了红光，那是春天来了的光艳。“王向阳，”他让王向阳把视线落到自己脸上后又说，“我们到广州去进烟不?”

“去，当然去。”王向阳回答道，“等我和我表弟联系上了就去，崽不去。”

“一个带个两千块钱，去看看。”冯建军吐口烟，“要是好搞，我们以后就可以朝这条路上发展。我觉得要赚钱，还是要冒点险才有味。”

“那是的，要赚钱就要学毛主席那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读初中的时候，我最记得班主任说的这句话。”王向阳说，“毛主席从小就心怀大志，‘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也要心怀大‘财’!日他妈的。”

“我们也要学毛主席，干点大事，我们也是男子汉。”冯建军说，“当年毛主席搞革命，那不是犯一般的法，是要杀头的，但毛主席敢把自己的脑壳系在裤带上干，相比之下，我们太不够男子汉气概了。他妈妈的。”

两个人说了气这样的话，李跃进找来了。“我晓得你在这里。”他说。

“潘冬梅，”王向阳向他介绍说，掉过头来又向她介绍道，“这位朋友叫李跃进，我一个铁哥们，有一身武功，一掌拍下去，可以把桌子拍烂。”

季跃进对潘冬梅客气地一笑，“这位小姐很漂亮啊。”他说，瞧着潘冬梅，又折过头瞥一眼王向阳，“向阳，你有艳福吧。老子连没碰见过这样美丽的姑娘啰。”

潘冬梅瞥一眼李跃进，觉得李跃进威威武武一大堆，倒是很有点男子汉味道。“你们三个人中，就你最像个男子汉。”她评价说，“你没有漂亮姑娘喜欢，我就不信。”

“潘冬梅小姐，我真的没有。不骗你。”李跃进说。

潘冬梅一笑;“你肯定有。”

“没有呢。我活在世上没点想法，没一个姑娘作古正经爱我。”

潘冬梅瞥着他又一笑，“会有姑娘爱你的。你只是还没交这方面的运。”她说，“我保证你会有漂亮姑娘喜欢，你最具有男子汉气质。”

“那我等着这一天。”李跃进很快活的模样笑笑。

吃中饭的时候，四人走进了旁边家个体小餐馆里。餐馆不大，也没搞装修。

几个人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后，又说开了在王向阳店里说的那番话。“人活在世上，要多赚点钱，日子才会过得潇洒。”王向阳说，“做小生意发不了财。”

“人活在世上，最好玩的还是冒险。”冯建军想想说，“我总是想旧社会，那些人搞革命，一定很刺激啊。天天提着脑袋跑!”

“是的。不过我们体验这种生活不到了。”王向阳端起酒杯，“我们生在这种和平的环境里面，只能做些没出息的事情。”“你要是在旧社会搞革命，一定是叛徒。”李跃进不屑地瞪着王向阳，“你的长相就是《红灯记》里叛徒王连举的长相。”

“不见得。”王向阳不愿意在潘冬梅面前接受这样的评价，“说不定我比你还宁死不屈。我这个人的性格你并不了解。”

“人都有相的，”李跃进继续攻击他说，“你天生就是叛徒相。”

“这话不应该这样说，”冯建军见王向阳脸上有了脾气，忙帮王向阳说话，“你想想江姐看，一个女人，可她却敢于献出生命。所以说不准的。”

王向阳脸上的表情好了点，看一眼冯建军：“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谁说得准?所谓人不可貌相，你又不清白。”

吃饭的时候，三个男子汉都很殷勤地招呼着潘冬梅，因为潘冬梅的那双水汪汪的眼晴总是在这个脸上那个脸上扫来扫去。“冬梅，”李跃进不顾王向阳的脸面，叫得很亲昵说，“你吃这个菜看，味道蛮好。”他说着就用自己的筷子夹着菜往冬梅碗里放，仿佛这桌饭不是王向阳请，而是他请一样。

“冬梅，”王向阳说，“你吃肚片啰，味道还可以。”

“冬梅，”冯建军受到他俩的感染，也禁不住高兴道，“我给你敬点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潘冬梅都年轻漂亮，这是在他们眼前存在着的事实。

“冬梅，我非常喜欢你，真的。”李跃进多喝了点酒，借着酒兴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漂亮女人总好像和我没关系样的，我真的想不通。”

潘冬梅自然是很高兴地笑笑。一桌饭当然就吃得很开心，吃过饭，冯建军和李跃进便和王向阳分手了。街上太阳很迷人，四月的太阳总是想把它的温暖全部抛给大家。两人在阳光下走着，李跃进瞧着大街上来去的车辆，折过头来对冯建军说：“这个鳖王连举，现在找了个漂亮姑娘啊。”

“嗯啰。”

“老子真想日那个姑娘一下。”

“是吧?”冯建军瞅他一眼。

“狗日的，我连没有艳福。”

“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没有莫强求。”冯建军看不来他那突然萌发的爱情说，“这是命中注定，没改。”

“彭嫦娥也长得不错，”李跃进悲伤着一张脸说，“你倒好过。跟你讲老实话，我现在还没跟一个女人睡过觉。真的，我骗你不是人。”

“这有什么要紧?也没什么味。”

“你这是讲鳖话，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真的没什么味，你将来会体会到的。”

李跃进看一眼他，“我还等将来吗?老子明天就想去找女人睡觉了。”他说，“我都觉得自己这么些年彻底白活了。”

“你谈了五六个女朋友，未必没和其中一个睡过觉?”

“就是没啰，他妈的。”李跃进烦躁地一脚踢去，将地上的一块卵石踢得飞出很远，“日他妈的，我其实可以到手的，错过机会了，所以说我是自己对自己有脾气。”

冯建军笑笑，两人缓缓走到了李跃进家门口，冯建军走进去喝了杯茶，抽了支烟，又说了一气这方面的话，接着就走了出来。

第五节

冯建军和王向阳一人带两千元去广州打了个转身，这个转身开始了他们做走私烟生意的生涯。两人一人带回来了一箱希尔顿烟，当然是把烟藏到军车里偷运回来的。二十二元钱一条进的，他俩决定以三十元一条出手，这样一条希尔顿烟就可以赚八元钱。那时候，长沙市的一些大街上，已经开始兴摆烟摊子了，烟摊子里各种烟都有，主要是以国产烟为主。冯建军回来的第二天，就走到街上去询问，带着一种兴奋而又紧张的心理。“我手上有几条希尔顿烟，”他对摆烟摊子的主人说，“要不要?”

烟摊子主人当然就问价：“好多钱一包?”

“三元钱一包。三十元一条。”冯建军说，对着烟摊子主人伸出右手的三个指头。

“有少没有?”烟摊子主人说。

“没少。”

“二块八可以不?”

“三块没少。”

“二块九?”

“三块没少。”冯建军表情神秘而又傲气地昂着脸说：“我这是冒着被没收的危险，从广州搞来的走私烟，你怕这是开玩笑哦?日你的，这是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民政府没收的，搞不好一点钱就到人民政府的口袋里去了。”

“你把烟拿来看看。”烟摊子主人说。

冯建军就是这样把一条一条希尔顿烟发到烟摊子手上的，不到一个星期，五十条烟就很彻底地“走”完了。那时候长沙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均收入不过是百把元左右，工人不过是七八十元一月，大学毕业生亦如此。但长沙市的年轻人，有一种超前消费意识，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彻底用完，还要透支消费。按年轻人的工资收入，是没法抽洋烟的，但是他们偏要抽洋烟，仿佛抽洋烟就具有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格调或者说上了个档次似的。为此，他们宁可到父母家吃饭，或者到什么其他地方混口饭吃。就这么回事。

“80年代的年轻人都有点虚荣心什么的。”烟摊子主人对冯建军解释道，“有的青年哥哥实在穿得不怎么样，可一走来就是买洋烟，好像抽洋烟人就不同一样。”

冯建军笑笑：“洋烟味道浓，是不一样。”_

“你手上还有没有?”烟摊子主人问冯建军。

“没了。不过我过两天又会去广州搞烟来。”冯建军充满信心地说，“这一次我多搞点来看。我开始还以为卖不出去呢，我自己还作好了自己抽的准备。”

“现在长沙市的青年哥哥不晓得好会潇洒。”烟摊子主人说，“越年轻点的，越晓得用钱。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他妈的，要是过去，我们只舍得抽浏阳河或大庆烟。现在的这些青年哥哥，一来就是拣好烟抽。实际上，洋烟都是年轻人抽，中年人或老年人都只抽一元钱以内的国产烟。”

冯建军很高兴地笑笑，觉得自己和王向阳选择这条道赚钱，选择对了，五十条希尔顿烟随随便便赚了四百元，这可是他开南食店半年的收入呀。于是他觉得南食店没什么干头了。“明天我和王向阳到广州去，”他对彭嫦娥说，“我准备进两箱洋烟。”

彭嫦娥给他倒了杯酒，“一箱就够了。”她说，“万一烟‘走’不动，你又会急自己了，再说，走私洋烟，万一送关卡卡住了。好不抵啰?不要进两箱。”

“你不懂，”他说，“军车过关卡同走大路一样，没有人敢阻拦。”

冯建军吃过晚饭，睡了个很长的觉，十一点钟，彭嫦娥关了板子上床时，他又醒了。“好多钟了?”他一脸困意地着着她。

“十一点钟孔”她回答说。

“明明呢?”

“明明被我妹妹接回家去了。”

“她做了作业没有?”

“做了才去的。明明喜欢她小姨。”她说，“硬要去，我只好让她去。”冯建军闭上眼睛想又睡过去，但是他感到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裆里。

“今天晚上，我想要你日我。”她小声说，语调很温柔。

他睁开眼睛，看见她那双漂亮的画眉眼睛很亮地瞧着他，忽然就有股邪火从心底升起。就跟太阳从山岗那边月上来了一样。“你真的想要我日你?”他瞪着她。

她对他一笑：“我们有好久没做爱了。”

“是的，那是因为我没有心情。”他说，“现在我心情来了。”

她娇媚地一笑：“我自己不晓得怎么回事，我今天很想要你。”

“我也想要你。”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我也只有你一个男人。”

“我在广州差点同一个女人搞上了，”他说，“后来我怕惹一性病，没有搞。”

“你要是搞别的女人，我会气死去。”她撒娇道。

“那有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哎。”他说。

“你要是在外面睡女人，我就要你也戴绿帽子。”她说，很钟情地看着他。

冯建军一笑，脑子里却想象着当另一个男人的阴茎插人她裆内的那番情景，对于她来说那一定是很新鲜的。他想象那个阴茎说不定还比他的大，不觉一股激情就凝聚到了自己的龟头上，顿觉自己的小弟弟又硬又有力。“你要是让我戴了绿帽子，”他满脸英勇地说，“我会让你的胸脯从此变成平地。”

“我不怕。”她娇声说。

“你是个小淫妇。”他说，一只手在她乳房上重重地捏了把，“《水浒传》里有个杨雄，他的老婆偷和尚，却冤枉石秀想调戏她，杨雄后来弄明白事清的原因后，就把老婆拉到树林里，缚在一棵树上，用刀子取出了老婆的心。你如果害我戴绿帽子，你的下场就是杨雄老婆的下场。老婆是自己的，别人不能占有。”

“我只是逗你玩，”彭嫦娥说，眼睛发亮地斜睨着他，“我不会去和男人乱来的。”

“世上的女人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委身于海盗。”冯建军说，“这是何斌在书本上读到的话，何斌说，有个什么卵诗人说，少女手捂着胸脯，却梦见海盗去日她。”

“你信他说的，”彭嫦娥一笑，“我什么梦都不做的。”

“你肯定做过色情梦。”

“我从没做过。”

“你骗不了我，只要是女人，都梦过交。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他说，“没梦过交的女人，生理上就一定不正常。”

“我以前做过好像是这方面的梦，我不记得了。”

“做过就做过，又没有哪个责备你不应该做。”

两人一边做爱，一边说些这方面的话，当然就做得很愉快，各得其所。夫妻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是需要一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有效的调节的，我们面对的不是新风景，在老风景的基础上，总得有新的东西进入，才有新的内容产生，想象是一对老夫妻生活的润滑剂。爱情就是这样，把我们从某个地方骗到另一个地方，不过是骗来骗去的游戏。没有人可能把爱情升华到与肉体分手的程度，如果有人说有，那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伪君子，就是生理上有毛病的人。这两种人都应该被送去治疗。冯建军和彭嫦娥，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健康人，两人做完爱，相视一笑。“我今天和你过得很舒服。”他说。

“我也很舒服。”她说，对他一笑。

“我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冯建军说，“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搞过其他女人。”

“你敢去搞别的女人!”

“现在这个世界，女人应该思想解放了。”他是指她应该对丈夫有外遇可以通融。“你得色咧。”她说。

冯建军很高兴地伸个懒腰，搂着她进入了梦乡……

第六节

冯建军从广州搞了两箱走私烟回来的第二天中午，正领着一个烟摊子主人用黑塑料袋装了八条希尔顿烟，收那烟摊子主人的钱时，刘建国骑着一辆到处乱响的烂单车，气喘吁吁地来了。“日他妈的，李跃进抓起了。”他说。

冯建军折过头看着他。

刘建国脸上颇有点焦急，“你看好脑壳疼!”他说。

“什么事被抓去了?”冯建军问。

“犯卵法，”刘建国揩了下脸上的汗说，“他强奸了他女朋友，就是上次他带到你这里来的那个姑娘，你说长得不怎么样的那个。”

“他带来的多，”冯建军说，“你是说哪个?”

“他们厂里的那个，李跃进说她爸爸是医生的那个姓龙的姑娘。”

冯建军想起了有这么个姑娘。这个姑娘脸上好白，长得肥肥胖胖，一双眼睛却显得有点儿蠢气。李跃进介绍说，她爸爸是他们厂医院的医生。早几天，李跃进买了五毛钱花生米和三毛钱兰花豆，把这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带到宿舍里，让她坐在他床上吃兰花豆。这是四月的天气，太阳是那种让人觉得很有劲的太阳，正好不冷不热。姑娘姓龙，穿着一件黄色的长袖紧身棉毛衫，下身一条咖啡色的毛纺长格裤，两个奶子当然就在棉毛衫下呈现了出来，很大很诱人地呈现在李跃进眼前，恰好从窗口射进来的太阳投在她一只乳房上，因而那只藏在棉毛衫里的乳房就显得更加鼓胀诱人。黑暗使人萌生罪恶，阳光同样也使人产生罪恶的念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美的东西使人变得崇高，反过来也会使人产生新的罪恶，事物总是有两面，就如刀子有两刃。李跃进在那个上午的那一时刻，面对阳光照耀着的那只乳房，产生了动物本能的冲动。特定的环境下，当然就有特定的意识产生。倘若那天，那间单身汉宿舍里，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第三者在场，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但是那天宿舍里静悄悄的，与他同睡一间房的两个青工，参加了厂团委组织的活动，去杨开慧的家乡参观学习去了，这就使李跃进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两个同事会中途回来。故事就发生了。

“龙艳艳，”他一脸激情地看着这个姑娘，“你很美。”

龙艳艳还没蠢到真的以为自己很美的程度，“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一笑说。

“你是真正的西施，”李跃进肯定她的美丽说，“你身上什么都美，我觉得。”

龙艳艳一笑，“这是你这么看我，”她谦虚地说，“我只是一般。”

“不，你很美。”

“我只是长相一般。”她高兴道。

“你很美。”

“你真的这样看?’’龙艳艳很有点自我陶醉什么的了。

“我心里就这样看。”

她不吭声了。

“艳艳，”李跃进很激情地盯着她，“我爱你身上的一切。”

“你说什么?”她希望他还说一遍。

“我爱你身上的一切一切。”他说。

他一步走了上去，坐在床边，抓住了她肥肥的小手放到嘴边亲着。

“不会有人来，你放心。”他要她放心说，“他们去杨开慧乡参观学习去了。”_她企图推开他的手。

但是他反而更进一步了。他掀开了她的棉毛衫衣服，扯断她那只乳罩的扣子，接着，他用力扯开了姑娘的皮带扣。“让我看看你的下面。”他一脸激动地说，“我太想看看你下面了。”

龙艳艳的毛料长裙里，贴肉穿着一条蓝花布短裤。她拼命按着花短裤的裤头，“我己经让你够多了，”她不同意他的进一步举措说，“不准你再看我下面。”

“我只看一眼，”李跃进欲火己烧到了眼睛里，红红地瞪着她，“只看一眼。”

“不准看。”她死劲按着蓝花布裤头。

但没有用。李跃进动起粗来了，一用力，刺啦一声，撕烂了姑娘的花短裤，“我好幸福啊，”李跃进激动地表白说，将自己的脸伏了上去……

吃中饭时，姑娘回到家里，坐到桌旁，眼睛红红的，还有点肿(哭过脸)，这让她那个关心她的做医生的父亲很警惕。“你在哪里哭过脸?”父亲说，审视着女儿，“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姑娘不肯说，但眼睛又红红地想哭的样子。

父亲放下筷子，正正经经地盯着女儿，“你到底怎么了?”父亲坐直身子说，“你说给我听看看，啊，你说呀你!”

姑娘没有说，她难于启齿，“我心里不舒服。”她找了个这样的借口搪塞父亲。

但傍晚边上，她的疏忽使她母亲产生了高度警惕。下午，她父亲午睡起床上班去后，她走进卫生间，脱下那条被李跃进动粗时撕烂下的花短裤，用心洗着她总觉得不舒服的阴部时，她将蓝花短裤顺手挂在了门背后的钉子上。她洗了一遍，刚刚起身，又洗了一遍，仍觉得阴部不舒服，于是又洗了一遍，这才回到房里躺下睡觉。她母亲傍晚下班回来，走进厕所解手，一抬头却瞥见了挂在钉子上的撕成了两块的蓝花短裤。这是她老人家早几天，经过商店时，顺便买的一块尾子布，

亲手裁剪缝制的，一并做了三条短裤。她从这条撕烂的蓝花短裤上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坚信不使用暴力手段的话，这条短裤不会自己自动烂成这样。她焦急地拿着这条短裤，大步走进了女儿的睡房，瞪着躺在床上梦想的女儿，一脸严峻道：“小艳，这布很结实的，怎么撕成了这样?”

女儿一看见自己的花短裤，顿时满脸绯红，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

父亲走过来。当然看见了这条撕成这等惨相的蓝花布短裤。“怎么回事?”父亲说。

“老实说，我们就不打你。”母亲威胁她说，手都指到了她脸上，“不然今天晚上，你会要挨顿足打的，我只告诉你。快说。”

女儿满脸忧伤，忽然哇的一声，嘤嘤嘤哭个不停。

父亲顿时觉得这个问题一定很严重，当然就不会放过女儿的眼泪了。“你告诉爸爸看，啊?哭不解决问题。”父亲说，一脸斗志地在狭窄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你说给我听，爸爸来帮你出这口气，你说明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啊，尽哭什么?”

姑娘就说了前面的事情。姑娘的父亲一拍桌子，“这还了得!”他吼了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问题，我要告到派出所去。”他愤恨地说，脚很用劲地跺了下地面，“我要这个李跃进坐一辈子牢，坐到六十岁出来。”

“爸爸。”女儿绝望地看着他。

“现在这事你不要管了。”父亲厉声说。

“爸爸。”

“你还有脸叫爸爸?”母亲说，瞪着她，“你把我们的脸丢到厕所里去了。”

“妈妈。”

“不准你再叫妈妈。”父亲伤心地看着她，“你让爸爸妈妈都气死了，你这贱货!”

龙艳艳的父亲是个医生，当然知道要告倒李跃进就必须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女儿是遭到李跃进的强奸，而不是所谓谈爱失身。次日吃过早饭，他让女儿呆在家里不要出去，自己到厂里请了个假，大步噔噔噔地走回来，审视着还躺在床上的女儿，“起来，走，”他说，“我们去三医院，找个法医鉴定。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女儿害怕地瞥着父亲，“爸爸，我不去。”她说。

“你敢不去?”父亲说，脚坚决地跺了下地，“你可以便宜他，我不能便宜他。走。”

“爸爸，我不去医院。”

“你想死是不是?”父亲厉声说，手扬了起来，“跟我去。”

龙艳艳从小就怕她这个性格孤僻的父亲!她父亲的脑壳同别人父亲的脑壳不同，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他不认为这是谈恋爱，也不怕家丑外扬，毅然领着女儿走进了医院，找了个法医鉴定。“把裤子脱下”他勒令女儿说，“把裤子脱下，让医生检查。”

龙艳艳非常难为情地瞧着父亲，不敢脱。

“把裤子脱下，”父亲厉声说，瞪着女儿，“在医生面前什么都不丑。快点。”

龙艳艳脱下裤子，把自己的大腿展现在医生面前，紧紧夹着她的阴部。医生很为难地说：“你这让我怎么检查?你把腿张开。”

龙艳艳分开两条腿，医生很认真地觑着，拿起一个不锈钢夹子放到了她阴部上……

父女两人从医院里出来，径直走进了派出所，把法医鉴定递到了一个民警手上。“我报案。”父亲说，一脸愤然地看着民警，“我女儿被一个名叫李跃进的坏青年强奸了。”

龙艳艳满脸羞红地低着头，把脸低得不敢看民警。民警对这种事情己经习以为常，很平静地瞅着龙艳艳，“你把事情讲清楚。”民警说，“我们要做口供记录。”

龙艳艳就说了这个后来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故事，民警问她：“你们到底是谈爱的关系呢，还是李跃进引诱你到他宿舍里去强奸你?”

“他买了五毛钱五香花生米和半斤兰花豆，”她满脸绯红地小声说，“说是到他宿舍里去玩玩，我就去了。”

“你是说他是用五毛钱五香花生米和兰花豆引诱你到他宿舍里去?”

“是这么回事。”

“那你也太容易上当了。”

“我女儿不懂事。”父亲说。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

“十八岁还不懂事?”民警说，“你也太不懂事了。你们以前认识吗?”

“认识。”龙艳艳说。

“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龙艳艳就说了他们认识的过程。民警让她不断地说，做了四页口供记录，让她签了名，这才批准她回去。“你们可以回去了，”民警说，“这个案子，我们会认真处理。”

李跃进整个一天思想都跌在龙艳艳身上，具体地说，整个一天，他的思想都跌在与龙艳艳交欢的那一刻里，那种感受可不是一般的感受，不是看了场好电影的感受，也不是领导表扬了他而让他觉得光荣的感受，也不是听别人说了一件什么有趣的事情而不断展开联想的感受。那是一种体验了做爱的感受，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感受，伴随着一种使全身畅快的感觉。整个一天，他都企图找到龙艳艳，企图再体会一下这种感受。上午，他远远看见龙艳艳和她父亲出去了。中午，他守在龙艳艳家门外，只等她出来。他跟一个傻子一样站在一株雪松旁，吹着口哨，眼睛一刻也没离开龙艳艳家的门。他只看见她的父母出进，却没瞥见龙艳艳露脸。傍晚，他很不耐烦地在龙艳艳家窗前走来走去，还唱着歌，并高声说话，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引起姑娘注意。他总觉得那张窗户后面有双眼睛在盯着他，不是一般地盯着，而是深深地盯着。但他又找不到那双眼睛。他渴望那双他热爱的眼睛出来，与他一并品尝傍晚的夕阳和紫丁香的芬芳，但是爱情己经离他远去了，如一只白帆远航了似的。他非常失望地走回寝室，打算等一下再去那里寻找他的爱情时，等着他的却是两个上身穿民警制服的年轻人。

“你是李跃进?”一个民警看着走进来的他，严厉地问他说。

当时寝室里正有一桌“双百分”，几个同事在那里打牌。李跃进走进来，几个同事就一起侧过头望着他。李跃进还没意识到是来抓他的。“我是李跃进。”他说。

“李跃进，你昨天上午干了什么事。”那个负责这个案子的民警问道。

“我没干什么事，”李跃进说，但他的脸白了，他想起了龙艳艳。

“你昨天上午表现得蛮不错啊，”民警冷静地嘲讽他说，“用花生米和兰花豆把龙艳艳骗到你房里……你还不晓得你干了什么事?”

“我们是谈爱，”李跃进说，“我们真的是谈爱。”

“龙艳艳的父亲告你强奸他女儿，”那民警说，“还有法医鉴定。”

“我们真的是谈爱，”李跃进慌了，“不信你们可以问龙艳艳。真的。”

“我们不管你是真的谈爱还是假的谈爱。”那民警说，“有什么话，到派出所去再说，这个案子我们派出所已经受理了。走啰。”

“我是谈爱。”李跃进说。

“走哆。”民警说，“不要我们用手铐吧?”

另一民警走上来，不由分说，掏出手铐，咔嚓一声将李跃进双手铐在了一起。

第七节

冯建军和刘建国走进了关着李跃进的那家派出所。冯建军口袋里装着洋烟，见人就递上一支。一个民警告诉他，这个案子是由一个姓肖的民警办理，要找具体经办人才能了解这事。姓肖的民警当时不在，两人就坐在派出所的门口等着。四点多钟时，姓肖的民警抓着一个在公共汽车上扒钱的小偷，神气地走了进来：“这小杂种在公共汽车上扒钱。”肖民警对一个民警说。

“有人找你。”那个民警告诉肖民警说。

“肖民警，你好。”冯建军走上去，忙递烟给肖民警，“请抽烟。”

“我不抽烟，”肖民警瞪着冯建军和刘建国，“我不抽烟的。”

“抽一支好玩吧?”

“我不抽烟的。”肖民警看一眼冯建军，“你找我什么事?”

“问一件事情。”

“什么事?”

“问我一个朋友，”冯建军不好意思的形容说，“听他姐姐说他关到这里了。”

“姓什么着?”

“姓李，叫李跃进。”

“李跃进?”肖民警瞥一眼他们两人，“他是犯强奸罪抓进来的，这个案子是我办的。你们两位是他的什么人?”

“同学。”刘建国说。

“他犯的罪不是一般罪，”肖民警说，“现在强奸罪都判得比较重。我只告诉你们，轻则判个五六年，重则十年以上，看情节的恶劣程度量刑。”

“他们是谈爱呢，”冯建军说，“李跃进还带着那个姑娘到我家里玩过一次。”

“那就不是谈爱吧?”肖民警说，走到一只陈旧的档案柜前，找出一个牛皮纸的卷宗袋，扯出那张法医鉴定，指给他们看说：“一、受害者系成年女青年，受害者的内短裤被撕成两块;二、受害者的左大腿内侧有一处鸡蛋大的青肿处及一处一厘米宽三厘米长的红肿处;三、受害者阴部略肿：四、受害者阴道粘液化验，有男性精子。以上四条表明系暴力强奸所致。法医鉴定在这里，这又没有改的。”

“问题是他们两人确实是谈爱，”刘建国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向毛主席保证，“向毛主席保证”这句话成了许多人的口白。刘建国一急，就抛出了己多年没用过了的口白。肖民警见他说向毛主席保证，就一笑，“毛主席死了六七年了，还向他保证不是空话?”他平静地说，“我们派出所只认法医鉴定。你们找什么人都没用。”他把法医鉴定从冯建军手上拿过来，重新放进卷宗袋里，又将卷宗袋锁进档案柜。“我还有事，请你们出去吧。”

“民警同志，”冯建军说，“能不能让我们看他一面?”

“不能。”肖民警说，“案子未判以前，谁也不能见他，包括他家里人。”

“我们只看他一眼，可以不?”刘建国说。

“不行。你们不要使我违反制度。”肖民警严肃地看看他们一眼，“这是不可能的。”

冯建军见他说得如此坚决，就没有再坚持，拉着刘建国走了出来。天上阴云密布，一种要下雨了的样子。“要下雨了，”冯建军说，为关在牢房里的李跃进感到难过，“李跃进也是，谈爱谈到派出所来了。这不晓得要怎么办就好，他妈的。”

刘建国垂着头，叹口气。“这怎么搞呢?”他说，“他姐姐要我们想办法……”

冯建军打断他的话，“这有什么办法好想?”他说，“一份法医鉴定摆在那里，这叫做铁证如山。这只能怪李跃进自己太赌气了。”

刘建国瞥一眼阴沉沉的天空，没再说话。两人向街口迈去，脑海里都装着这件事情，当然就有点沉重什么的。

一天下午，刘建国下班回来，走进机械厂向自己家走去时，正碰上何斌从宜昌回来。何斌的那张瘦脸上满是灰尘，手上提着个黑皮袋子，另一只手上夹支烟。“你好，”何斌同他打招呼说，“好久没看见你了。”

“回来了啰,”刘建国一笑，愉悦的形容看着他，“宜昌好玩不?”

“好玩屁。”何斌一笑，“想调回来，还没联系好单位。调到你们厂里去?”

“我们那号鳖厂子跟知青点一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请你来你都不得来。”刘建国说，接过何斌递来的烟，“要调就要往市内调。”

“是在这里联系。”何斌说。

“告诉你，李跃进被抓起了。”刘建国点上烟后，望一眼驶过去的摩托车说，“上个星期抓起的。他女朋友的爸爸告他强奸，你看脑壳疼不?”

何斌觉得很可笑，“没有这样的事吧?”他说，不相信似的对刘建国一笑，“你吊口味的啰，哪里有什么谈爱谈成了强奸犯，而抓到派出所去了的!”

“你看我会拿这种事骗你不?你自己去想就是。”刘建国把目光收回到何斌脸上，“早几天，我还和冯建军到派出所去看他，那个民警不让我们看。”

何斌瞥一眼天，天上有一抹红云，像一匹红马在天空漫步。“这朵云好像马啊。”他对刘建国说，“你看啰。”

刘建国抬起头看了眼天上的云，“我看不像。”他说，“你晚上有事没有?”

“没事。”何斌说。

“晚上到冯建军屋里去不?”刘建国诱惑他说，“他那里有洋烟抽。”

“我还是过年的时候碰见过冯建军。”何斌说，“去看看，顺便趁火打劫看。”

晚上，刘建国洗了个澡，头发湿湿地就跑到何斌屋里，“何伯伯，”他对何斌的父亲叫了声，然后坐在沙发上等着何斌吃饭。“你们吃这么晚的饭?”

何斌说：“是啰，都回得晚。”

吃过饭，何斌丢下碗筷，同刘建国一并走了出来。天上星星密布，一弯钩月挂在远远的屋顶上。两人走出H机械厂，向冯建军的店子走来。“何斌，”刘建国说，“你读的书比我们多，你看用什么办法才能救出李跃进?”

“我不懂社会上的事情，”何斌说，“尤其是这方面的事情，我更是个白痴。”

两人步入冯建军的店子，彭嫦娥正跟女儿明明洗脸。“叫叔叔看?”刘建国说。

“叫伯伯，”何斌纠正刘建国的话说，摸了摸明明的头发。“我比冯建军大三个月，我是五月份生的，建军是八月份生的。叫伯伯。”

明明叫了何斌一声“伯伯”何斌又摸了摸明明的小脸蛋：“你明明长得越来越像你了，真的咧。”他对彭嫦娥说，“尤其是眼睛，跟你的一个样子。”

彭嫦娥娇羞的形容一笑，“大家都这么说。”她说，看一眼何斌。

何斌对她一笑，坐下后，回过头来对冯建军说：“你真有福气，女儿都这么大了，我是老婆都不晓得在哪一方。人比人急死人。”

冯建军说：“那是你眼光高，看不上一般姑娘。”

“不高不高，是我命里没有女人爱我。”何斌仰起脸说，“我没有你长得男子汉气，不引姑娘注目。你才真正好过，女儿都这么大了。”

几个人说了气这方面的话，话题便自然而然落到了李跃进身上。“李跃进闹了个笑话，”冯建军说，“你看滑稽不，他女朋友的父亲告他强奸，说起都好笑。”

何斌喝了口茶，望了眼街上的水泥杆，“这主要是李跃进脑壳太不想事了。”

他说，“这种事情，把任何人都不会出现。这只能证明他脑壳不想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刘建国说，“应该想想办法才行。”

“除非做他女朋友爸爸的工作，或者做他女朋友的工作。”何斌想了想，将满大一口烟吐到空中，瞥着他们两人说，“让她们家去派出所销案。”

“是的啊。你这鳖的脑壳到底聪明些，”冯建军说，一拍自己的脑门，“老子到底读少了书，以后我硬要抽点时间多看书才行。一个点子说不定就解决这个难题了。”

“你也莫过早地乐观了，”何斌说，“我估计她父亲既然不顾女儿的名誉，逼自己女儿到医院检查，又领着女儿到派出所报案，要促使他去派出所销案，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你们也莫高兴早了。”

“但是无论怎么说，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进攻的目标。”刘建国说，很高兴地一笑，“这两天，我和冯建军是连目标都找不到，现在总算有了进攻的对象。”

三人就开始研究如何说话，如何使李跃进女友的父亲去销案，直说到晚上十二点钟，彭嫦娥要睡觉了(她不断地打哈欠感染他们)，才分手回家。

次日上午，冯建军和何斌走进了龙医生家。龙医生不在，龙艳艳在家，她正蹲在客厅里择菜，为母亲回家炒菜做准备工作。这是一间朴实得近于寒酸的客厅，沙发是自己做的，有两处地方还露出了弹簧，茶几的油漆也剥落了。龙艳艳为他们泡了茶(开水不是很烫)，几点茶叶同蚊子一样在杯子里游着。龙艳艳认识冯建军，但不认识何斌，故拿眼睛时不时瞥一眼何斌，那是一双抵触生人的眼睛，跟兔子眼睛一样，红红的，让何斌第一眼就感觉不舒服。

“他叫何斌，”冯建军介绍给对方说，“大学生呢，你怕是我们这号瞎胡打闹的人，作古正经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和我和李跃进既是小学同学又是初中同学。”

龙艳艳自然是一副尊敬的样子一笑。

“你爸爸呢?”何斌问她。

“爸爸还没下班，不过就要下班了。”她看着他回答说。

何斌冲她淡淡一笑：“小龙姑娘今年十八岁了吧?”

“嗯罗。”她重复他的话说，“十八岁了。”

“那你高中毕业还不久吧?”

“去年高中毕业。”她说，“现在在家里待业。”

“小龙，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不?”何斌审视着她。

“什么事?”

“你和李跃进到底是谈爱呢，还是没有谈爱?”何斌扬起脸说，“你就把我们做哥哥看，说说你自己的心里话，可以不?”

龙艳艳一时脸儿羞红，“我不知道。”她说，“我不想回答你的话。”

“李跃进说他很喜欢你。”冯建军按昨天商量的内容说，“李跃进说他愿意为你坐牢，因为他是真心真意爱你。如果法院判了他刑，他刑满释放后，还会来找你。”

“李跃进对我说，他一定是前世欠了你的情。”何斌嘿嘿一笑，“他很伤心。你就不去派出所看看他?”

龙艳艳不说话，但是眼睛却羞得不知看哪里好，最后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双手上。

“我要是你，就会去看看他。”冯建军说，又点上支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们是爱情，世上爱情是最可贵的。你这是把自己的爱情丢掉呢，小龙姑娘。”

“我又没去告李跃进，”她嘀咕道，“是我爸爸强迫我去派出所的。”

何斌用胳膊轻轻碰了下冯建军，表示看到了突破口。“这就更不应该了。”何斌说，“你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女青年了，还要受你爸爸的管制，未免太不自由了，小龙。”

“你又不是八岁，那么听你爸爸的话干什么?”冯建军指出说，“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主见!像你这么大的姑娘了，恋爱还受父母管，那应该反抗。”

“我爸爸好恶的。”她说，她听到楼下有一种重重的脚步声走来，脸色都有些变，“我爸爸回来了。你们快走。”

龙医生拿钥匙拧开门，一见何斌和冯建军坐在沙发上，目光顿时就很警惕，歪着脑袋盯着。他四十几岁，两瓣脸长得不太对称，左边脸比右边脸略大些，因而一张脸总是有点往左偏。“你们是哪里的?”他很不友好地绷着脸问。

“龙叔叔，”何斌说，“我是李跃进的表哥。特意来找您问问情况。”

龙医生脸上起了两块乌云，神气就更不友好了。“请你们出去。”他说。

“我们是代表李跃进来向您和您女儿赔礼道歉的。”冯建军插话说，“我们到派出所去问了情况，也见到了李跃进。李跃进要我们代他来向您认罪。”

“我不要他向我认罪。”龙医生正颜厉色地说，歪着脸，“我只要他向法律认罪。你们不要到我家里来谈这件事，请你们出去。我不欢迎你们。”

何斌看一眼龙医生，深感这个医生的脑壳是不进油盐的，是那种思想不开窍的芋头脑壳。“我们走啰，”他对冯建军说，“走啰走啰。”

两人走到街上时，何斌接过冯建军递来的烟，“我明天回宜昌去了，你们要把龙姑娘从她父亲身边争取过来。”何斌望一眼大街那头说，“要搞得龙姑娘自己跑到派出所去销案，气死她父亲。这件事情只能在龙姑娘身上做文章。”

“要想个什么办法?把龙姑娘从她屋里骗出来就好。”冯建军说。

街上车辆行人熙熙攘攘，两人走到公共汽车停靠站旁，等了几分钟，上了一辆中巴，往来的路上而去。中巴上，两个年轻人抓着一个乡里伢子，因为那乡里份子手上拎着的鱼弄脏了一青年人的毛料裤子。那青年要打他。“要不你就赔十块钱。”青年说，把拳头举到乡里伢子脸前，做出只要乡里伢子说声不赔，这一拳就要砸到对方鼻子上的样子。

乡里伢子年龄不大，自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很害怕地看着这个拳头举到他鼻子上的城里年轻人，不知所以。“你是赔十块钱给老子，还是想挨一顿打?!”年轻人又吼道，“你这乡里鳖，快点讲!”

冯建军看着有点过意不去，帮乡里人的忙说：“老弟哎，你莫这样欺负乡里人!”冯建军看着这个青年哥哥：“莫搞得这么恶吧?”

年轻人瞪一眼冯建军：“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是不错。”冯建军说，“但我看不下去。”

“你莫看就是。”年轻人没好气地说。

“问题是我看着不舒服，朋友。”冯建军说，“别人认了错，你就算了吧?”

“不关你的事。”另一个年轻人说。

“在我面前，就关我的事。”冯建军胆量过人的模样道，“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打抱不平，朋友。我看不得你们欺负乡里人。算了吧?”

何斌也帮乡里人的腔道：“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朋友。”

那年轻人又把目光瞪着何斌，何斌继续道：“人在世上混，莫搞得这么恶吧?”

“算了算了，”冯建军说，“莫‘呷住’乡里人。”

那个揪着乡里伢子衣襟的年轻人松开了手，当然那只高举的拳头也相应放了下来。两人下中巴时，乡里伢子慌里慌张地随他俩一并下了中巴。冯建军看那乡里人一眼，见那两个年轻人没下车，就吐一口气，望一眼街那头，让过一辆急驰而过的小轿车，和何斌一起横过马路，因为做了件好事，两人心情当然就舒畅无比。

第八节

两个摆烟摊子的走进冯建军家要烟，“冯鳖，还有希尔顿烟没?”一人说。

冯建军说：“要几条?”

“三四条都可以。”摆烟摊子的说。

冯建军就从床铺底下拿出几条希尔顿烟，摆烟摊子的怕是假的，检查了下烟的包装，付款时，刘建国骑着一辆烂单车走了进来。“今天厂里下午没事做，”他说，“我就骑着单车回来了。”

彭嫦娥为刘建国泡杯茶，两个摆烟摊子的拿着烟走后，冯建军瞟着刘建国，“你满头大汗，到水龙头下洗个脸。”他说。

“懒得洗。”刘建国说。

“去洗个脸，”冯建军说，“拿我的手巾，去洗。”

刘建国就拿着冯建军递来的手巾，出门到水龙头下洗了个冷水脸，再走进来时，他笑笑说：“洗个脸到底舒服些。”

冯建军递支洋烟给他，“昨天同何斌谈了一上午，我们应该在龙姑娘身上打开缺口。”他说。“那个姑娘一点也不聪明，应该容易攻破。何斌说的。”

“那就去攻。”刘建国说，一脸严肃和焦虑，“让李跃进少坐一天牢就少受一天罪，我们是结拜兄弟，同甘共苦。”

“莫这样急吧?”冯建军想想说，“昨天去的，今天又去，不好样的。”

“明天我要上班，”刘建国说，吐一口烟，“走啰走啰，什么事情都要趁热打铁。”

两人走出来，很随意的样子在街上走着，似乎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一样。“今天的长沙市与十年前到底不一样了啊。”冯建军说，瞥一眼大街上的一栋十层楼的大厦。“十年前，我们读高中的时候，你在长沙哪里看见过一栋高楼大厦，都是四五层楼的灰不溜秋的房子。这几年变化还是很大的。”

“这种变化和我们没有关系，”刘建国不关心道。“我只关心李跃进。”

“怎么说没有关系?你是长沙市人，自然就和你有关系。”

“卵关系。”刘建国说，“要进去玩，还要准备一沓人民币。”

“不进去玩，看着也舒服。”冯建军说，“这证明社会在发展。”

两人上了辆中巴，很快就在距李跃进那家工厂不远处下了车，接着两人就径直向龙医生家走去。龙医生夫妇当然不在家，龙姑娘在，两人敲门进去时，龙姑娘手里拿本书，头发乱蓬蓬地开了门。“是你们，”她说，脸上表情很淡漠，“坐吧。”

她放下手中的书，为他俩泡了杯茶，然后就坐在一张靠椅上，又低头看书，边抬手整理自己脑门两旁的头发。“小龙姑娘，”冯建军开口道，“我们听说李跃进会判六年徒刑，他这么爱你，你真的忍心让他为你坐六年牢?”

龙艳艳低着头不说话，但己经没看书了，而是把目光盯着自己的两只穿着拖鞋的脚。

冯建军又说：“我左看右看，你实在是个善良的姑娘。人又好良心又好的姑娘。”

“我也觉得龙姑娘很善良，”刘建国说，对她轻轻一笑，“我相信你这么好的姑娘不会见死不救!小龙姑娘，李跃进是真心爱你的，他还要和你结婚呢。你爸爸太自私了，只想把你抓在身边，这是对你的将来不负责任。”

龙姑娘嘟起嘴唇说：“我真的没有害李跃进的意思，真的。”

“要是你当时不听你爸爸的话就好了，”冯建军很惋惜的样子盯着她，“你爸爸是一心想把你和李跃进分开，对你不负责任。你不晓得，李跃进很后悔做了伤害你的事，他在派出所哭了好几个晚上，眼睛都是红红肿肿的，跟水蜜桃一样。我也晓得你并不讨厌他。说句良心话，你应该去看看他。真的咧。你们是很好的一对，我看。”

“我要是去看他，我爸爸晓得了会把我赶出这个家。”龙姑娘蠢里蠢气的形容说。

“你爸爸把你赶出来还好些，你正好住到李跃进家去。”刘建国说，“李跃进的姐姐就是这样说的，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这种关系，就应该结婚。”

两人围绕着她说了很久，当然是把好话都往她身上堆，就好像我们给孩子洗澡一样，把一瓢瓢热水淋到孩子身上，洗其污迹。大约快下班的时候，两人走了出来，这主要是担心被那个脑子有问题的龙医生撞见，而引起龙医生的警惕。不想两人走到宿舍拐弯处时，恰好迎面碰上了龙医生。龙医生不认识刘建国，但认识冯建军。他立即就歪着脑壳盯着冯建军，自认为自己很重要的模样，那目光当然就是一种审视了。冯建军没有同这种目光交锋，而是装做没看见他似的大步向前面走去。

晚上九点多钟，冯建军正打算出去走走，龙姑娘一脸红肿地来了。龙姑娘曾同李跃进来过一次，来的路上走了多错路，找了三个小时，还是让她找到了。“我爸爸打我。”她进门就说，眼睛里面还挂着泪珠。

“你爸爸真的要不得，”冯建军趁机说，“太不像话了。坐坐。”

“你们前脚出门，我爸爸后脚就进来了。”她描述说，“爸爸就问我，为什么让你们进屋……还打我。我是趁爸爸到厨房里炒菜时，跑了出来。”

“你真的做得对。”冯建军赞美她说，“是要反抗，哪有那样听父母的啰!你还没吃饭吧?给你下碗面吃可以不?”

彭嫦娥就去为她下面吃，“当年我和你嫂子结婚，”他拿彭嫦娥做活生生的例子说，“她就是反抗她爸爸出来的。我们不是过得蛮好?那时候，说起来你不相信，她还只十七岁，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当时社会空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

龙姑娘就举起那双红红的眼睛看着彭嫦娥。

“爸爸妈妈的话那样听做什么?”他又说，“他们有他们的一世，你有你的一世。不要怕，我们保护你。我们是李跃进的贴心朋友，还是他的结拜哥哥。”

龙姑娘吃过面，冯建军留她在他店子里同彭嫦娥睡，自己就走出来，嘴里叼着烟，向养父冯清明家走去。

养父于五年前就“平反”回厂了，厂里安排他住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虽然住得这么近，养父却不常到养子店里来，而是独自在家弄饭吃，沉湎在往事的泥坑里默默活着。五年前，养父“平反”回来时，冯建军一度又跟彭嫦娥闹了起来，还准备离婚，然而被养父阻挡了。“你们两口子过得好好的，”养父说，“又有个好聪明的女儿，干吗闹离婚?”

冯建军也觉得闹离婚的理由不充足，也就没有坚持自己提出的离婚决定。冯建军觉得养父像一座真正的大山，沉默地接受着一切一切。“我这一世最尊敬的人，就是我养父。”他对刘建国和李跃进说，“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钦佩他。”

“你钦佩，我也钦佩你养父。”刘建国说，“我看得出，你养父是个可以忍受一切磨难的人，他这号人适合做保密工作，不会出卖同志，最适合当地下党。”

冯建军走进养父家里时，养父正坐在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爸爸，”冯建军同养父打招呼，“今天晚上，我要在你这里睡一晚。”养父瞪着他，他又说：“李跃进的女朋友被她父亲赶了出来，我让铺给她睡了。”

养父点上一支烟，望着他;“明明还好吗?”

“好，就是她不愿到你这里来。我要明明到你这里来玩，我说，明明到爷爷那里去啰，她就是不来。她觉得你这里没人玩。”

“没关系，我这里不好玩。”养父说，“我一个人，她在这里没味。”

父子两人说了一气家常话，养父就先一步睡了，冯建军却继续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直到电视荧屏上出现“再见”二字，才洗脚上床睡觉。

上午九点来钟，他醒来时，养父也不在房里了。他躺在铺上抽了支烟，很用心地吸了几口，觉得脑壳没有那么沉了，心里就想，我今天要去几个烟摊子上打个转身。爸爸一生很凄惨呢，他又想，江笑月死后，他再没近过女色了。我觉得养父像一个和尚样，变得对世上的很多事情淡漠了。一个人可以是这样活啊。他这么想着，一支烟就抽完了。他爬起床，走进厨房，拿起一个杯子，用自己右手的食指当牙刷，在嘴里捣鼓了一番，接着洗了脸，这才对着镜子整理了下发型，走出来。

太阳自然是那种四月里明媚的太阳，一年里还只有四月的太阳最迷人。整个世界都是绿油油的，气温正好不冷不热，太阳自然就迷人了。冯建军站在H机械厂宿舍区的花坛前(花坛里百花争艳斗妍，香气袭人)，瞧了眼满地的阳光，伸了个懒腰，这个懒腰把昨天晚上留在身上的疲倦都伸跑了，就好像一阵风把地上的纸屑吹跑了似的。好舒服啊，他说。世界真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因为花和太阳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他这么站了几分钟，眼睛盯着花坛里一种他叫不出名字的花，这种花在阳光下开得红艳艳的，迷人极了。当他抬起头时，他的脸刹时就跟花坛里的花一样红艳艳的了。他一抬头就看见了张小英——那个十年前招到解放军文工团跳舞的女同学!那个十年前他企图把她摁在床上亲吻却害他在派出所关了几天的女同学张小英!那一瞬间他为什么脸红?因为他还深深地爱着她(绝对是这样!)。这是一种没有完成的爱情，犹如建筑队没有砌完的一栋楼房一样。它摆在你的面前，使你一看见它，就产生了应该把这栋楼房建完的愿望。

张小英还是那么漂亮，在己经懂得女人是怎么一回事的冯建军眼里，她是更漂亮了!从前她那张脸在他记忆里，一直浮游着一种少女的稚气，此刻这张脸却是一张完全成熟的美丽的脸，就好像一只熟透了的苹果。张小英穿着一件土色的真丝绸夏衫，扎在包着屁股的牛仔裤头里，脚上双红皮鞋，那些曲线处处都是地方，整个儿太女人味了了!“张小英!”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声。

张小英当然也看见了他，当即那张长长脸就红灿灿地一笑，“你好。”她说。

“在这里碰见了你啊。”他心怦怦跳着说。

“我们来检查卫生。”她说，指了指她身后，她身后还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他们原来是来H机械厂检查卫生的。他心里想，明知故问道：“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在办事处工作，今年年初转业回来的。”她说，红润润的长脸上非常使他喜欢地一笑，一双月牙眼闪烁着光辉，“冯建军，你现在在哪里做事?”

“我在屋里，”他说，心仍然怦怦跳着，“还是以前开的那个店子。”

“个体户，”她如此说了声，“你们是赚大钱的。”

“我的日子不好过咧，”冯建军思想不由自己支配地说了句。按他的本意，他当然是想在她面前夸耀一番自己，以博得她的注视，甚至博得她的青睐。但是在她面前，他的思想是不听他大脑调摆的。“你们当干部的好舒服的啊。”他这么说。

“当干部还不如你们做个体户的。”她笑笑说。

“当干部好些，”他并不是说真心话地恭维她道，“我们是一条讨累的命。”

“有钱赚还怕累?”她格格一笑，一双月牙眼很亮地瞥着他。

这时，她的两个一并来H机械厂检查卫生的同志，叫她过去，“小张，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她的一个同事唤她说。

“就来了。”张小英对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说，“来玩啰。”接着就匆匆走了。

第九节

张小英那婀娜多姿的背影消失在一栋宿舍的后面后，冯建军那颗怦怦跳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还在有力地怦怦跳着，就仿佛有很多青蛙在他心田上高兴地蹦跳一样。我还爱她我还爱她，他心里不断地说，她更美丽了。她的乳房才是乳房，挺得很诱人。她的屁股好圆啊，到底是跳舞的，两条腿又丰满看上去又有弹性。他的心还在跳，周身的血液欢快地流动着，跟小溪在奔涌似的。一个女人可以这样美丽啊。他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加起来还抵不上她的一笑。回到店子里时，他的心还在怦怦跳，他心情很好地看着妻子和龙艳艳，“你们吃过早饭没?”他望着她们说。

“吃了。”龙艳艳说。

“你吃没有?”妻子问他。

“我等下到街上去吃两个油饼。”他说。

这时有两个人走过来买东西，妻子迎上去做生意，他觑着龙艳艳，“你只管住在我这里，”他心情蔚蓝得很，“不要怕你的爸爸妈妈，爱情就是这样，要冲破一切。”他后一句话其实是对自己说的，他又说：“我要是爱上了谁，我就什么都不怕。革命烈士方志敏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个世界没有爱情，就等于没有太阳，那不是一片黑暗?人生活在黑暗中还不如死了好。我支持你反抗你爸爸。”

龙艳艳很认真的模样听他这么说着，脸却红了。

“反正，我不喜欢父亲把子女做犯人一样地管。”冯建军又这么说了句。

他抛下她们，走到街上那家个体户饮食店里，坐下吃了两个油饼和一碗甜酒冲蛋，觉得好像还没有饱样，又加吃了两个糖油粑粑。

“我今天很高兴，”他对来玩的王向阳说，把王向阳介绍给龙姑娘认识道，“王向阳，小名王连举。”

“现在她们己经不懂得王连举的意思了。”王向阳说。

确实也是如此，1976年以后，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就再也没有在电影院或舞台上露脸了。王连举是《红灯记》里的叛徒，一个把李玉和出卖给敌人的可耻的叛徒，像龙姑娘这代“文化大革命”中还不懂事的人当然不知道王连举是谁了。“叫我向阳哥就是了。”王向阳说，望着冯建军，“我女朋友不喜欢听别人叫我王连举。你们以后当着我女朋友的面，不要叫我的小名。就叫我向阳。”

“可以，向阳，葵花朵朵向太阳。”冯建军说，“现在是应该叫你向阳了，再叫你什么王连举，也不像了。”他心情很好地叫了声;“向阳，我今天很高兴。”

“什么事情高兴?”王向阳问道。

“硬要有什么事情才能高兴?”冯建军一脸笑容说，“我就是高兴。”“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向阳说。

“这句话不是毛主席说的吧?”冯建军说，“你莫糊里糊涂地乱制造毛主席语录。”

“反正是这个意思，”向阳说，“你为什么事情高兴?”

彭嫦娥也折过头瞟着他，“什么事情使你高兴?”她问。

冯建军没回答她，而是瞅着王向阳说：“你手头的烟都‘丢’了没有?”

王向阳告诉他都“丢”了。王向阳在这里吃了中饭才走的，冯建军和他一并走出来，两人在街上走了一气，冯建军就抛下他，掉头向办事处的方向走去。

第十节

冯建军觉得一切都很美，太阳、树木、房屋建筑一切都很美。办事处的那张门很快就出现在他眼前了。这里面有我深深爱着的一个女人，他对自己说。他走进办事处的办公楼时，他的心仍然跳得很厉害，又好像有青蛙在他心坎上蹦一样。这只能证明我还爱她。他说，走了进去。“请问，张小英在哪间办公室?”他问一个年龄大点的人说。

那个人瞥他一眼，指着前面一间房子说：“这间办公室。”

冯建军走过去，只见门上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计划生育宣传办。门敞开着，房里没人。冯建军迟疑了下，还是走了进去。室内有三张办公桌，并在一起，有两张办公桌上均压着玻璃，其中一块玻璃下压着几张张小英和某某的合影照片。无疑这张就是张小英的办公桌了。冯建军低下头欣赏张小英的照片，照片上张小英的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美丽迷人。她的身材和脸蛋都是没有话说的。他心里说。这时走进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请问张小英……”他故意留着话让她回答。

“她可能还在房里午睡吧?”这女人回答说，“你到三楼她房里看看……”

他依照她说的，向楼上迈去。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双腿有点紧张，感觉到腿上的筋都直了一样。他站在楼梯的拐弯处犹豫了下，我是有老婆和孩子的男人了，他对自己不满意道，怎么好像还没谈过爱一样?实在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是去看看她，又没别的什么事。他这么说了句，勇敢地向三楼迈去。三楼显然是一些小干部住的宿舍，走廊上还摆着藕煤炉子或液化气灶、锅子及脸盆什么的。他走上三楼时，见一个年轻女人拉开房门走出来。忙迎上去问;“请问小姐，张小英住哪间房子?”

年轻女人瞥他一眼，指着最当头的房子说;“那间。”

冯建军走过去，见门上挂着一块绿花布门帘，门关着，就掀开门帘，缓缓地叩了叩门。“张小英。”他叫道。

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传了进去，但里面没有人回答。

“张小英。”他又叫了声。

里面仍没人回答。

他又叩了叩门，再叫了声，里面仍没人回答。

“那她不在。”那个着着他叩门的年轻女人回答说。

“晓得她到哪里去了吗?”

“那她可能回家去了。”年轻女人说，“你到她屋里去找，她可能在家里。”

冯建军走开了，向楼下走去，走出了办事处。他心里多少有点失望，他感到自己想见到她，却没有见到，这就意味着他们难得有相好的一天。他这么想着，走进了店里。

“你跟一个夜游神样，这里走那里走干什么?”妻子问他。

他一笑，对龙姑娘说：“晚上等建国回来后，我们再商量怎么搞。”

六点钟时，刘建国回来了。他没进自己家就走来了。他不知道龙姑娘在这里。他看见龙姑娘在这里坐着，就十分高兴。“哎呀，”他大声打招呼，“你在这里?!”

龙姑娘轻轻一笑，忙把头扭向彭嫦娥，后者正蹲在货架旁择菜。

“你几时来的?”

“昨天晚上就来了，”冯建军替她回答说，“她爸爸打她，她就跑出来了。她爸爸跟法西斯分子一样，动不动就打人。”

“你爸爸是不懂味，”刘建国说，“本来蛮好的事情，你爸爸一插手，就把你搅得稀里糊涂了。你那个爸爸应该枪毙，我是说开玩笑的话，你莫放在心上。”

龙艳艳是个很老实的姑娘，只是脸红了红，没有跟刘建国较嘴巴劲。倒是彭嫦娥不满刘建国的话而替龙姑娘帮腔说：“你这人说话好没觉悟，开口就要枪毙别人的爸爸。我看你应该枪毙，你这个脑膜炎!”

“我应该枪毙，我应该枪毙。”刘建国慌忙说，“龙姑娘你莫见怪，我这个人是一高兴，就嘴巴乱说话。呷烟，哦你们妹子又不抽烟的。”

“我讲了他是个神经，”彭嫦娥一笑，“一世不得大的神经，越活越回去了。”

彭嫦娥和龙姑娘做完饭吃，几个人就商量如何能使李跃进从派出所放出来。“龙艳艳，明天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销案，你看要得吗?”冯建军说，望着龙艳艳。

龙艳艳的脸低得看不见了，不说话。

“再拖下去，我怕案子交到法院里去就麻烦了。”冯建军说，“现在案子还在派出所里，一进法院，你再销案，我估计手续就会很多。”

龙艳艳一张脸红了。

“我保证李跃进出来后，一定和你好。”冯建军说，“别的我不保证，我保证他绝对会感激你，绝对会真心真意爱你。你要是把我当哥哥看，就请信我的话。李跃进要是出来后，敢抛弃你，我和你讲明的，我就打他你想怎么打，我就怎

么打。我发誓。”

龙艳艳不觉笑了下，那是一种带点愚蠢意味的笑容，那种笑容让冯建军想起米汤开拆的样子。有的人生下来并不蠢，但被父母骂得变蠢了。他这么想，人是骂得蠢的。“龙艳艳你表个态，好不?”他说。

龙艳艳又是那样一笑，仍低下头不说话。

“我看，季跃进这个人蛮好的。”彭嫦娥说，看着龙姑娘，“李跃进和我建军、还有建国玩得最好。我那年生我明明，街道上和我们厂里当时都不准我生，把我抓到妇幼保健院去了，李跃进和刘建国把我从医生手上抢了出来，抢到他知青点……我是躲在李跃进知青点生的明明，只没麻烦得他!李跃进这个人很讲义气，够朋友，人很不错。”

就是这番话让龙艳艳终于决定和冯建军去派出所销案，“我要想一想。”她说，又担忧道，“我怕我爸爸晓得了会打死我去。”

“我们保证你不会挨你父亲的打。”刘建国说，“你整个不回去，他怎么打你?他还晓得你躲在这里?就算他晓得了，跑来，我们也不会让他伤你一根毫毛，这你放心。”

几个人围绕这件事情翻来覆去地说了好久，主要是想方设法打消龙姑娘的顾虑，等于是替龙姑娘洗脑，把她脑海里的不安和害怕洗掉。这就好像我们拔鸡毛一样，把她的顾虑跟拔鸡毛似的一根根拔掉了。十一点钟，冯建军和刘建国走出来，向H机械厂方向走去时，刘建国笑笑说：“总算把这个蠢姑娘说服了。”“不要说她蠢，”冯建军说，“我看她对人很善良。”

第十一节

派出所的那张黑油漆大门在上午九点钟的大太阳下显得很陈旧，三个人刚刚走进去，正碰上那个处理这个案子的肖民警。肖民警手上拎着一只黑皮袋，大概是准备出去。“肖干部。”冯建军打招呼说。长沙市的年轻人都叫民警为干部，这是劳改犯流行的叫法，这种叫法传到了普通市民的嘴里，故冯建军也这么叫。

肖民警当然一眼就看见了龙艳艳，目光就十分奇怪地瞅着她。

龙艳艳脸自然是一红，但还好，总算没有掉头就走。冯建军知道肖民警不抽烟，但还是假惺惺地递一支烟过去：“请抽烟，肖干部。”

肖民警摆下手，“我不抽烟的。”他说，还是很奇怪地瞅着龙姑娘。

“我们是陪龙艳艳来销案的。”冯建军偏着头说，“小龙姑娘想来销案，但她怕来得，要我们陪她一起来。”

“销案?”肖民警警惕的样子盯一眼冯建军，又把目光落在龙艳艳脸上。

“上次她来报案，是她父亲逼的。”冯建军又说，笑笑，“她父亲不喜欢李跃进，甚至可以是这样说，恨李跃进跟他女儿谈爱。其实她和李跃进是真恋爱，不信，你可以亲自问小龙姑娘。”

肖民警盯着龙艳艳，“是真的有这事?”他盯着问，“你讲句实话看?”

他眼睛里投射出来的那种严厉的光泽使龙艳艳满脸绯红，以至她不敢说话。

“龙艳艳，你自己跟肖干部说清楚。”

“你不要插嘴，”肖干部瞥一眼说话的刘建国道。他很怀疑是他们威胁她来派出所销案的。“龙艳艳，你到我办公室来。”他对她说，又折过头对跟在龙艳艳身后的冯建军和刘建国生硬地道：“请你们不要跟来。我有话要问她。”

两人还是跟了上去，只是没跟得那么紧。龙艳艳跟随肖民警走进办公室，肖民警转过身来，把他俩拦在门外，“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不要进来。”他严肃着一张脸说，接着他把门顺手带关了。

“龙艳艳，你说实话，”肖民警审视着龙艳艳，“是不是门外的这两人逼你来的?你说实话，没关系。”

龙艳艳没吭声。

“你要说实话，”肖民警说，“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是不是他们逼你来的?”

“不是。”龙艳艳说。

“不是?你真的是自己主动来销案的?”肖民警不相信道，“你说谎吧?”

“真的不是。”龙艳艳说，“是我爸爸逼我来派出所的，李跃进并没强奸我……我我们是是谈谈谈爱，真、真的，”她脸红了。

一个民警走拢来，很不悦地瞅着他们两人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两人忙闪到一边，退到了这幢房子的门外。冯建军看一眼天，天很蓝很蓝，有一只鸟儿在高空上飞着，如一个黑点。“天气几好啊，真的可以去游泳了。”他说，递一支洋烟给刘建国，“我想游泳了。”

刘建国点上烟，很过瘾的样子吸一口，也看了眼很蓝很蓝的天空，不过他没有冯建军那么好的心情。“肖民警有蛮讨嫌啊。”他说。

“不怕罗。”冯建军大气地一笑，“只要龙艳艳照我们的脑壳转，肖民警拿我们杀血?这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真的没说错。开始，我们连没想到这一着啊。”

“我们以后是要学会用脑袋想事。”刘建国说，对着天空吐了个很肥壮的烟圈。一小时后，龙艳艳一副卸了担子的轻松相走了出来。她脸上游荡着一抹想笑又不想笑的笑容，这让她那张白白胖胖的脸显得有些滑稽，给人一种愚蠢的感觉。她本来就只有那么聪明。冯建军想，走上去关心道，“怎么样?”

龙艳艳说：“应该没事了。”说完，她脸上露出一种别扭的笑容。

“真的没事了?”刘建国问。

她脸沉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说，“反正我都按你们的意思把话讲完了。我说我爸爸不喜欢李跃进，要我这样做，我不敢违抗。现在，我觉得我和他确实是谈爱，而这种事情是感情冲动中自然发生的……我什么都说了。”

“你真聪明。”冯建军夸奖她。

“我晓得我没你们聪明。”她说，很平静地看了眼街的那头，又说，“我晓得我蠢。我是不想害人，才跟你们来派出所的。没有人对我好过，你们对我好，我也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我心里还是很明白的。”

“那你明白。”冯建军说，一脸惭愧的样子瞧着她，“说真心话，你确实是个好姑娘。如果李跃进出来后，对你不好，你只管告诉我，我保证帮你把他整治得服服帖帖的。”

龙姑娘笑了笑。三个人便往来的路上迈去。太阳依然很明媚，街两旁的树木绿油油的，在太阳下很茂盛地闪着绿光。行人都是那种满腹心事的模样来去匆匆，他们三人却很愉快，至少冯建军和刘建国很高兴，因为事情己经完成了一半，三人在饭铺里吃的饭，冯建军一高兴就请客。那是一家个体户餐馆，干干净净的，三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下，让龙艳艳点了两个菜，冯建军自己也点了两个菜，吃饭的时候，冯建军看着龙艳艳说：

“你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姑娘，真的咧。”

从冯建军的店子里出发，到派出所又到街上的这家餐馆里，龙艳艳一直如木偶一样跟着他们，这会儿，她才真正地笑了笑(笑得并不难看)，“我爸爸晓得了会打死我。”她这么说了句。

“我们不会让你挨打，”刘建国说，“你是帮你自己，也帮了我们。等李跃进出来后，我和建军帮你好好地教育教育他，让你拿根鞭子抽他一顿。”

“反正我们要你把气出在他身上，你放心。”冯建军也这么说。

第十二节

李跃进是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才放出来的，就是说他在派出所的黑房子里关了近一个月。他被剪了个光头，脸上这儿那儿出现了几颗青春疙瘩，有几颗业已破烂，流出了些许脓血。一个月的牢房生活，使他的脸变得有点倔头倔脑的样子。那天上午八点多钟，他步入鸿运商店时，惊讶的是他，高兴的是冯建军和彭嫦娥。

“你终于放出来了?”冯建军说，无比高兴地瞪着他。

李跃进惊讶的是，彭嫦娥身旁坐着他在牢房里朝思暮想，发誓出来后，一定要收拾收拾的龙艳艳。就是这个龙艳艳害他白白坐了牢啊。他那张有青春疙瘩的脸变青了，是那种要打人的青色。显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你这样瞅着龙姑娘做什么?”冯建军指出说，“你真的是睡着了不清白呢。”

龙姑娘满脸绊红，不由得低下了头。

“你晓得你是怎么出来的不?”冯建军很庄重的样子审视着李跃进说。“我只晓得我是为什么进去的。”李跃进回答说，仍瞅着龙姑娘。

“你睡了没醒呢。”冯建军看着他，“出来还不晓得是怎么出来的!跟你讲明的，肖民警说，按法医那份鉴定，至少可以判你六年徒刑。我们是拼命做小龙姑娘的思想工作，她去销案，你才出来的。不然你就被判了。你现在应该晓得你是怎么出来的了!”

李跃进脸上的怨气仿佛跟灰尘似的，被风刮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就好打扫了。他把芋头脑壳两边摆了摆，这才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目光从龙姑娘身上移开，望着冯建军。

“我和刘建国去看你好几次，”冯建军又说，“派出所都不准我们见你，把你划到送往长桥农场劳改的人里了。不是我们在龙艳艳面前帮你下了很多保证，你怕你现在坐在这里吧?你不是关在劳改农场，你就问我!”

李跃进又动了动自己的脖子，好像他的颈根疼一样。但脸上的那种生硬的青色，基本上褪尽了，就仿佛天上的乌云散开了似的。“龙艳艳为了到派山所销案，回都不敢回去了。”冯建军说，递支烟给他，“等下你们出去谈一谈，我和刘建国都向龙艳艳做了保证，保证你对她好。你要是对她不好，那就小心挨我们的打。你听见吗?”

李跃进又动了动脑壳，看了冯建军一眼。

“你表个态看?”

李跃进又动了动脑壳，却不说话。

“你这鳖，只关子一个月，就关蠢了吧?”

“好啰，建军哥，你硬要我说话做什么啰”李跃进说，“你也要我有个把事情想明白的时候，讲明的，我现在的脑壳还在黑屋子里，还没有转过弯来。”

“那就有鬼了!”冯建军批评他说，“你明明坐在这里，脑壳还在黑屋子里，你不是讲宝话!”

李跃进笑了笑，那是一种反应不很灵敏的笑容，但这就够了，未必还要他开怀大笑?冯建军想，牢房把他关蠢了一半。“小龙姑娘，你对我这样骂他没有意见吧?”冯建军看着龙艳艳开玩笑说，“你有意见我就不说了。”

龙姑娘脸一红，她瞥一眼他，把目光抛到了对面的水泥电灯杆上。

一个摆烟摊子的骑着单车走来问冯建军要烟。“冯哥，还有希尔顿烟没有?”摆烟摊子的说，忙递一支烟给冯建军抽。

冯建军一笑：“没有。过两天好不?过两天我再去广州进货。”

“屋里还有没有?”

“屋里真的没有了。”

摆烟摊子的站了气，说了几句话，走后，李跃进问他：“冯哥，我跟你做烟生意?”“你是有工作的，你不要工作了?”

“我这号样子还回得厂?”李跃进说，一脸沮丧和懊恼地垂下头，“这张脸也不要我回厂。你做烟生意，我跟你跑腿，出劳动力我有一身劳动力。跟你一起跑，遇上打架的事，我总可以打赢一个两个的。这个牛皮我不吹。”

“可以啰，我有饭吃，保证你也有饭吃。”冯建军很够义气的形容看着他。

第二天，两人就去了广州。从广州回来，李跃进带回来一种真丝绸花衬衫(拿冯建军的钱买的)，送给龙姑娘，当然就带着龙姑娘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里，确实有些事情是为了需要而虚构的，但这件事情却是真实的。没在我面前发生过，想杜撰都杜撰不出来呢。在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生活中，有些事情看上去确实像作家虚构的，但它却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倘若不是冯建军和刘建国，像铁路上的两个扳道工，拼命去把龙姑娘的思想扳过来，百般鼓励龙姑娘去销案，李跃进不判个十年八年，那才怪呢。当十月国庆节的几天假期里，我从宜昌回来，看见龙姑娘蹲在李跃进家门前择菜，我还真有点吃惊不小呢。

“何斌，”李跃进从门里探出头来说，“回来过国庆节啰?”

我是又高兴又意外，不免佩服起冯建军来，因为不是冯建军，他能在家门口和我打招呼吗?“你好你好，”我说，望一眼抬头看着我的龙姑娘，“你现在搞什么?”

“跟建军一起做洋烟生意，”李跃进一脸自豪的模样说，递一支希尔顿给我，“你还在宜昌没调回来?”

“调不动。”

“调回来算了。”李跃进说着废话，仿佛是我不愿意调回来似的。

“调不动。”我纠正他道，“不是我不想调。”

“我女朋友。”他向我介绍龙姑娘说。

“我认识她，”我说，“我还到过她家呢。还见过她爸爸。”

‘那我不知道。”他说。

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我笑笑，抽着很呛喉咙的希尔顿烟。“冯建军还好吧?”我问。

“他一直都好，”李跃进说，“晚上到他家去玩不?”

“看情况。”我回答道。

那天晚上，我和李跃进走进冯建军家时,冯冯建军不在，彭嫦娥和女儿明明在家。她正在伺候女儿洗脚上床睡觉。明明已养成了九点钟睡觉的习惯。

“明明，叫伯伯看。”我说。

“伯伯。”明明叫了我声伯伯。

“叫叔叔，”彭嫦蛾指着李跃进说，“你叔叔还没叫的。”

“叔叔。”明明又叫了声叔叔。

“建军呢?”我问彭端娥。

“不晓得，”她回答说，“他吃过饭就出去了，跟我说都没说一声。”

我和李跃进就坐在冯建军家里等，边说着话 ,当然是天南海北地乱扯,故事层出不穷。坐到十点来钟还不见冯建军回来，我和李跃进便起身告辞了。“要他到我屋里来玩。”我说，“你告诉他，我回来了。”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