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我并非虚拟上述之事，除了我爹在衡阳的岳屏公园满脸沉痛地对我回忆着此事外，我还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二期上，读到了饶少伟将军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饶少伟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现在是否还活着，不得而知，但愿他还活着，同时但愿他能读到我这篇拙作，并进行斧正。但我相信这很难，如果他还活着，恐怕是百岁老人了。百岁老人是绝对没有阅读兴趣的，即使有阅读兴趣，眼睛也不行了。饶少伟先生是第五十四师师长。他那个师，当时正在衡阳休整，只有一个团，但这个团参加了衡阳保卫战，打得很英勇。全国解放后，他干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也没去打听。不过我想他在政治表现上，一定是较上进的，这在他的这篇《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的文章里，能略知一二。我取用他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以证明我上述的故事属实：

当天上午，蒋介石的大批飞机飞临衡阳上空，轮番轰炸。遗弃在城内银行公会(大西门附近)的负伤官兵一千余人全部被炸死。被敌军集中在汽车西站附近和集中在城内湖南省银行的被俘官兵一千余人，被炸死炸伤有一二百人。周庆祥等坚持投降的借口之一，就是所谓不想丢掉这些负伤官兵，但结果却是大批负伤官兵首先蒙受了他们投降带来的灾难。事实上，方先觉等后来也只顾个人利益而进一步向敌人卑躬屈节，早把剩下来的他们所谓“共过患难”的负伤或被俘的官兵抛到脑后去了。

二○○三年我和爹在衡阳岳屏公园的衡阳抗战纪念碑旁的亭子里又一次谈起了这事。所谓又一次谈起这事，是多年前我曾同爹谈论过这事。我在爹于“文化大革命”中向镇革委会的造反派写的交代材料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抄录如下：

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其无能和腐败是令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痛心的。举例而言，衡阳保卫战打了四十七天，当时在湖南境内有很多国民党军队，有二十个军，几十万部队，虽然有些部队担任着其他城市的守卫任务，但至少也有几个军是可以调来解围的，可是就是没有军队来反日军围攻。据我听当时的军官们议论，有三个军奉蒋介石之命赶来了，在衡阳的外围游移，佯打。所谓佯打就是投入少量兵力，大部队却隔岸观火，目的是保存实力，同时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而当时担任阻击国民党军队来衡阳解救的日军，仅仅是一个师团，是来解围的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足见国民党军队当时是多么腐败。

另一例也让人寒心。我们在衡阳坚守了四十七天后，已经筋疲力尽，都道想一死了事时，却奉命向日军投降。我们被集中在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前，有三千多官兵，当时我们站都站不稳了，也很屈辱，与日本兵打了四十七天，最后落下投降的结果。这实在让我们悲哀。这时发生了令我们愤怒的事，我方飞机飞来，不是冲着有日本兵的地方扫射，而是冲着我们扫射，致使很多官兵倒在我方射来的子弹下。他们没有倒在日寇的飞机、重炮下，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机枪和刺刀下，而是倒在自己人的子弹下。在衡阳城内的一处叫大西门的地方，躺着一千多名于衡阳保卫战中负伤的官兵，他们大多被自己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死了，或被飞机上射来的子弹打死了。这令我们这些幸存者非常痛心。

我和爹在衡阳岳屏公园亭子里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爸爸，我还记得你曾经在材料中写道，你们的飞机炸死了你们很多人。”

“有这事。”

“这怎么可能呢?”我瞧一眼衡阳抗战纪念碑，“那是你们自己的飞机啊。”

“就是，就是啊。”爹的思维进入了我的思想隧道，于是满脸哀容。

我继续说：“怎么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你们的飞机干吗要炸死自己的官兵?”

“就是，就是啊，”爹说，脸上布满了迷惑不解的色泽，“天上嗡嗡嗡地，我们的飞机飞来了，好几架。我们当时站在那儿，有三千多人。飞机飞来时我们很高兴，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飞机。但马马上我们就没没没法高兴了。”爹说到这儿，脸上的肌肉古怪地抽搐着，说话也结巴起来：“因为飞飞机上的机枪手瞎瞎了眼，对着自己的弟弟兄扫扫扫射。”

“打死了人吗?”

“打打打死了好些人。我身边倒下了好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中校团长，还有一个是是长长沙伢子，叫叫程程程眼镜。”爹陷入了回忆的陷阱中，一张老朽的脸于回想往事中不住地颤抖。“那个陈团团长是个有有胆识的中校，福福建人，我我们都服服他。天天天马山战斗就是他他他指挥的。他看看着天上的飞飞飞机，突然就倒下了，一颗重机枪子弹打打打穿了他的脑脑袋。他就倒倒倒在我脚下，血血流一地。”

“他是中校?”

“中中中校，黄埔军校毕毕业的。”

“我还是没弄懂国民党的飞机为什么会朝你们开枪?”

“就就就是。”

“当时飞机上的官兵以为你们是日本兵吧?”

“也也也许是这这样。”

“后来呢?”

“后来飞机飞走后，我们又被日本兵再次集中起来，先先是把把我们赶出城，后后来把我们关关关在一处破破破损的大大院里……”爹泪水满盈，大张着嘴出气，一张皮皱皱的脸上爬满了许多痛苦的回忆，好像衣服打湿了样。

印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在俘虏们和日军头上疯狂地轰炸和扫射一番后，估计是燃料不足了，也可能是弹药用完了，于是飞飞飞走了。上空又一派宁静，衡阳城内也恢复了宁静。日本兵从地上爬起来，或者从躲藏的地方走过来，绷着脸，横端着枪，目光非常恼怒和凶猛。他们让俘虏们重新列队，他们中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拿着白铁皮制的话筒喊叫：

“集合、集合，我命令你们迅速排成队伍，离开这里。”

没负伤的官兵把负伤的官兵扶起来排队。他们流着血，忍着疼，站了起来。他们在日本兵的指挥下排成了松松散散的队伍，事实上也不叫队伍，彼此搀扶着，忍受着无以复加的饥饿，满脸屈辱地向前走着。他们都不晓得自己的前途如何，都不晓得命运将怎样安排他们。他们的身旁是绷着脸、横端着枪的日本兵，双方都是仇视的目光。

毛领子走在黄抗日一旁，此刻他已筋疲力尽，目光不是仇恨，而是孱弱。他走路都要黄抗日搀扶。毛领子说：“我不走了，我脑袋晕晕的。我就倒下，让日本兵一枪打死算了。”

“别说蠢话，毛领子。你是好样的。”

“程眼镜死了，我也死了算了，”毛领子说，“我走不动了，我没一点脚劲了。”

“你还年轻，还只十七岁。你的父母亲在家里盼着你回家呢。”

毛领子说：“我怕是回不去了。我们把他们打得狗血淋头，他们会放我们走吗?”

“这个我没有把握，”黄抗日回答，同时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但我们得努力活下去。不到最终，不要放弃。”

“再说我回去又怎么面对童大嘴和钩鼻子的爷爷奶奶和父母，”毛领子又顾虑道，“他们会觉得我是个怕死鬼。”

“他们不会这样认为。”黄抗日说。

“就算童大嘴和钩鼻子的爸爸妈妈不这样认为，也有人会这样认为，”毛领子不想活道，“我们街的人会想，为什么童大嘴和钩鼻子都死了，而我毛领子却活着?”

黄抗日批评他：“你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是跟自己过不去。”

“我很伤心。他们都死了，我连一个能到我们老师面前证明我杀了日本鬼子的同学都没有了，”毛领子觉得很没劲，“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黄抗日抬手拍死一只叮着他脖子的蚊子：“你是好样的。”

黄抗日又说：“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因为日本人还没被我们赶回老家。”

“现在我们都是日本兵的俘虏……”

黄抗日打断他道：“是俘虏也得活下去。我在常德也做过日本兵的俘虏，这没什么。”

毛领子阴着脸说：“你真的这样认为?哪怕日本人嘲笑我们蔑视我们?”

黄抗日不在乎地点点头，“嘲笑我们蔑视我们，我也这样想。”

毛领子感到失望，“那活着不是受尽侮辱吗?”

“有什么关系呢?你就那样受不得侮辱?活着总还有机会，死了就什么都完了。”

黄抗日又说：“听着，不要把面子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命只有一条。你们读书人老爱讲士可杀不可辱。我不认为那是对的，因为只要你能活着，你就还可以拿起枪为弟兄们报仇。死了，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江苏人插话道：“兄弟，我们在常德都当过日本兵的俘虏，不想活很容易，但如果你死了，就只能等别人为你报仇了。还是自己为弟兄们报仇，实在些。”

毛领子眼睛一亮：“这么说，即使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也得卧薪尝胆地活着?”

和尚肯定地说：“能活着就要活着。”

“和尚，别忘了给我超度亡灵。”毛领子说。

和尚拍一下毛领子的肩，放慢语速说：“你-不-会-死。”

这支俘虏队伍一步步向前走着，沿途看到日本人在收拾自己官兵的尸体，他们把着日本军服的尸体一具具扔到一辆辆卡车上，就像扔麻袋似的。日本人觑着这支俘虏队伍，日本人的目光既仇视又轻蔑。而这支俘虏队伍却绷着脸，不卑不亢地瞪着敌人。

国军官兵的尸体仍然躺在地上发臭。有的尸体，脑袋在一处地方，尸身却在另一处地方躺着;有的尸体没了手脚，脸上爬满蛆虫。真让人恶心。他们从自己弟兄的尸体旁经过时，都默不作声，这些尸体曾是很顽强的抵抗者，他们为抗击侵略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们被日本兵押出城，赶到一处叫西禅寺的地方。就在几个小时前，这儿也是战场，也像天马山一样打得十分激烈。坚守在西禅寺的官兵有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七百多人，全部战死了，最后一个死的是营长，他在几个日本兵围上来时拉响了九颗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轰隆一声，身体四分五裂地飞上了天，变成无数只鸟飞去，再也用不着打仗了。

西禅寺已不存在了，被日军的飞机和大炮炸成了废墟。山上的树木也七歪八倒的，那也是被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毁的。在俘虏们眼里，这儿异常凄凉，到处都是弹坑、弹壳、尸体和断垣残壁。这儿有一处塘，水全绿了，上面浮着一具具尸体，全是国军官兵尸体，业已腐烂。八月灼热的太阳蒸发着一具具尸体上的水分，使其空气奇臭无比。

“啊——”

“啊、啊——”

“啊、啊、啊——”

他们都很痛心，都为自己的弟兄流下了许多悲痛、酸涩的眼泪。

在《湖南文史资料》(湖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那本薄薄的书里，有篇署名毛国风写的文章：《我参加了衡阳保卫战》，部分内容如下：

这次守卫衡阳，持续了四十七个日日夜夜，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外电报道说，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可以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齐观。

……

战斗方酣时，我军好像没剩几个人了，但此时集中起来，却有一长队的人。有残腿的，有断臂的，有用层层纱布裹住脑袋的，也有用急救带包住耳目口鼻的，还有的用手托住自己露出肚腹的肠子，更有奄奄一息躺在地上无法起来的。这些都是保卫衡阳的勇士，都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然而这时都成了日军的阶下囚。大家面孔铁青，默默无言，没有表情，似乎在诅咒援军不力，叹息自己必死未死，又似乎在默默向亲人告别，也好像为祖国的山河破碎而感到悲痛。

我们被带到城外，爬上一座小山，这里叫西禅寺，是一座几经争夺的战场。遍地都是弹坑、弹壳，寺庙仅存一片瓦砾，山下的池塘里，浮尸无数。这些尸体虽都腐烂，难辩面目，但从服装上看，尽为我军战士，“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我沉痛地低吟着唐人的诗句，禁不住暗息洒下一串热泪。

在这座孤伶光秃的山头上，轻兵器的火力就可以控制全局。只见敌人以机枪口交叉对准我们，可能是要进行一场集体屠杀。不过，没多久四架美制飞机掠空而过，并在城区内盘旋两周后向西飞去。这时我留心观察到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也不过徒有虚名。当飞机临空时，他们一个个像兔子似地藏了起来。相反，我们这群不幸者，却原地未动。飞机飞走后不久，敌人并未开枪，我们又被吆喝着进入城内，关入湘江岸边一座残破的大院里……

四四

黄抗日他们这支饥饿不堪的俘虏队伍被关进湘江岸边那座从前是码头的大院里，这座大院非常破损，弹痕累累，千疮百孔。这里也是几经争夺的战场，日军的飞机和重炮都轰炸过这座大院，所以也是弹坑满地，但尸体被打扫干净了。日本兵尸体被日本兵收走了，国军官兵尸体被国军官兵扔到湘江边的大坑里埋葬了。被俘官兵分成了两半，一千多被俘官兵被赶进了这座大院，让他们去接受八月太阳的暴晒。

龙连长晕倒了，毛领子晕到了，黄抗日身边还有好多弟兄因体虚中暑晕倒了。黄抗日没晕倒，因为他怕他这一晕倒就再也不想醒来了。事实上有些人晕倒了就没再醒来。江苏人也没晕倒，他坐在黄抗日旁边，身体靠着黄抗日。他的一旁坐着和尚，和尚垂着头，似乎在打坐，闭眼、盘膝。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没力气了。下午，日本人领着几个俘虏拎来了一筐筐馒头，每个俘虏分发两个。黄抗日为龙连长和毛领子代领了两个。黄抗日先给龙连长两个，龙连长已成了一只饿狗，眼睛陷了下去，颧骨和颌骨都突了出来，这是饿成这样的。他接过馒头，大口大口地吃着。

毛领子晕倒被救醒后，这会儿睡了过去。黄抗日对着他脸上浇了杯水，把他刺激醒了。“我这是在哪里?”他弄不清自己在人间，还是已经到了地狱。因为阎王爷在他梦里说：“你找钩鼻子?他就在前面的那片草地上，还有童大嘴、谢娃娃、程眼镜和苏豆壳都在那里。”

他对黄抗日说：“我看见了一片开满白花的草地。”

黄抗日机械地左右望望：“开满白花的草地?”

毛领子描述说：“很漂亮的白花，好大一片。”

黄抗日告诉他：“这里没有白花。”

毛领子古怪的样子一笑说：“我知道。我是说梦里的事，我看见了童大嘴、钩鼻子、谢娃娃、程眼镜和苏豆壳，他们对我招手，我正准备过去，你把我叫醒了。”

“这是馒头，”黄抗日说，“要死也不要当饿死鬼，吃馒头。”

“馒头?”毛领子说，“我们有馒头吃?”

“对。”

毛领子拿着馒头嗅了下。“喷香的啊，”他说，咬了口，“到今天，我们有三天没吃饭了。”

“唔，别噎着，慢点吃。”

毛领子感到奇怪道：“我还活着?”他掉头看着吃着馒头的和尚：“和尚，不骗你，我刚才看见阎王爷了。”

和尚笑：“你看见的不是阎王爷，阎王你是看不见的。”

毛领子说：“我是说在梦里看见了阎王爷。”

和尚说：“阎王爷不会到你梦里来，你身上火焰那么高，他怕烧着呢。”

毛领子吃着馒头，想起童大嘴和钩鼻子，泪水便哗哗地流淌。江苏人嚼着馒头，见毛领子满脸泪水，便低声道：“兄弟，别难过，你经历的这四十七天，够你一辈子受用的。”

毛领子的脸色振作了下，但那只是内心的火苗往上蹿了下，接着又阴了下来，为自己的遭遇悲伤道：“要是以后有人晓得我成了日本人的俘虏，那多没面子呵。”

他隔了会儿又说：“我的老师会看我不起。童大嘴和钩鼻子的父母也会看我不起。”

江苏人知道毛领子是想死的，并为自己没有战死而不安，江苏人淡淡地瞥眼垂着头的龙连长、和尚和黄抗日，说：“兄弟，我们四个人，以前都是一二五师的，在常德时，我们成了第三师的官兵，假如我们当时感觉屈辱，而死在常德，我们能成为兄弟吗?”

黄抗日也觉得毛领子想得太多了，到底是年轻小伙子，动不动就把不幸或屈辱往自己身上联想，这是羞耻心作怪，便说：“面子比一条命还重要吗?再说，你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活下来的，也就不存在你说的面子问题。”

下午，黄抗日、龙连长、和尚和江苏人等官兵，被日本兵押着分头去打扫战场。衡阳城内臭烘烘的，如果不打扫，这种臭烘烘的气味就无法去除。黄抗日和江苏人所在的这一队被俘官兵两百来人，被日本兵押到了大西门。这儿遍地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全是国民党官兵的尸体，大多是身负重伤，于上午飞机轰炸时不能跑动而活活被自己的飞机炸死的。一大片，几百具，但没有几具是完整的，大多只有半边身体，不是缺了手脚，就是没了头。地上全是血、脑髓、肠子、胃和心肺及粪便。这儿的断壁残垣上既镶着弹片，又嵌着血肉——它们是炸弹爆炸时溅上去的。八月炽热的阳光照耀在这一切上，清晰可见，惨不忍睹。遭受了一天的太阳暴晒和蒸发的尸体，已迅速腐烂了。

他们将一具具臭烘烘的腐尸搬到卡车上——那是日本兵的卡车，日本兵让俘虏们将这些奇臭难闻的尸体运到城外埋掉。

“这里还有一个人没死，他还活着。”一个士兵嚷叫。

“啊、啊。”黄抗日旁边的一个弟兄忙走过去看。

一个弟兄问：“你是谁?”

另一个人说：“啊，你怎么啦?”

又一个弟兄走上去问：“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第一个弟兄说：“兄弟你是哪个团的?”

走上去看热闹的弟兄问他：“你们连长是哪个你应该晓得吧?”

另一个弟兄叹口气道：“他什么都不说，他完全吓傻了。”

第一个弟兄盯着他看了很久，不耐烦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兄弟?”

这个衣着国军少尉军服的军官却傻傻地哭着，眼泪横流，谁也不回答。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黄抗日也走过去看，发现是田矮子。他还活着，真是命大。“田国藩、田国藩、田国藩。”黄抗日兴奋地大叫。田矮子却一脸傻相地瞅着他，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似乎在拼命回想谁叫田国藩似的。黄抗日看着这个可怜的家伙，觉得有必要提醒他，让他不至于陷在迷惑的深渊里爬不上来，就加大声音说：“田国藩，我是黄抗日。”

田矮子勾着腰，缩成一团地坐着，浑身抽搐着。他已经吓傻了，流着鼻涕，像一个孩子一样咧着嘴呜呜哭着，眼泪和鼻涕流了一脸，视黄抗日、众多俘虏及日本兵而不见。他的精神崩溃了，弄不清周围的人是谁，也不晓得自己是谁了。

黄抗日失望和同情地瞪着他：“田国藩，我是黄抗日。我们要变鸟了的呀，你变雄鸟，我变母鸟，我们一起飞。”黄抗日企图勾起他的记忆。

“爹，”田矮子突然对叫他田国藩的黄抗日叫道，“爹、爹、爹爹。”

二十五岁多的黄抗日羞得满脸通红。

众俘虏官兵都笑，一边蔑视地瞧着一脸傻相的田矮子。

“你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大一个傻儿子，”江苏人走过来说，“行吧，你儿子都这么大了。”

黄抗日对江苏人说：“别开玩笑了。我是黄黄黄抗日，”他又对田矮子大声强调，“我不是你爹，晓得吗——”

“爹、爹，”田矮子不管黄抗日的声辩而把黄抗日视为爹道：“爹、爹爹，我好饿。”

“他好饿的。”一个弟兄说。

另一个弟兄说：“他还晓得饿啊。”

“饿是胃管的事情，”江苏人说，“要给他弄点吃的。”

“爹、爹爹，我要吃饭。”田矮子乞求着说。

黄抗日就这样成了田矮子的爹，田矮子一脸邋遢、真挚、贪恋地跟着他，他去哪里田矮子便跟到哪里，一步也不离开，就像他在天马山战场上跟着和尚一样。

黄抗日他们打扫完大西门战场——把一具具尸体运到郊外埋掉后，再度被日本兵押进大院时，身边就跟了这么一个叫他爹的一再说肚子饿的儿子。这个儿子不再是矮矮壮壮，而是矮矮小小，瘦得同狗崽子样。而且不再以自己是曾国藩的老乡而骄傲了，因为那块弹片把他要做曾国藩第二的志向和抱负一并削掉了，好像一把铲子将一株狗尾巴草连根铲除了似的。不但铲除了他的抱负，还把他认人的那一把脑细胞顺便也铲掉了，以至于他把黄抗日认成了他那个早已去世的爹。爹、爹、爹。”一路上，田矮子都这么嚷着。

黄抗日把人中上吊着鼻涕的田矮子领到毛领子身前，让毛领子认他，希望毛领子能唤醒田矮子的记忆，把田矮子从疯傻的境地里解救出来。

“这是谁?你还记得吗?”黄抗日用很友好的样子问田矮子。

田矮子十分陌生和惧怕的样子看着毛领子。

毛领子大叫一声：“田国藩。”

田矮子吓了一跳，忙抱紧黄抗日说：“爹、爹、爹爹。”

毛领子觑着田矮子，又疑惑地瞅着黄抗日。他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黄抗日说：“这是毛领子，你未必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爹，爹。”田矮子昂着那张瘦得同猴子一样的脸叫黄抗日，搂着黄抗日的腰不松手。

毛领子满脸诧异，“田排长，我是毛领子啊。”

田矮子望也不望毛领子一眼，而是冲黄抗日嚷叫：“爹、爹，我怕、我怕。”

和尚坐在另一处，这会儿他走拢来安慰田矮子：“别怕，他不是坏人，他是毛领子。”

黄抗日指着和尚问田矮子：“他，你认识吗?”

田矮子望着和尚，和尚对田矮子笑，田矮子却一副很害怕的样子说：“爹、爹，我怕。”

“不怕，又没人打你。他是和尚。”黄抗日对田矮子说。

毛领子很同情地看着田矮子，问黄抗日：“他怎么会叫你爹?”

“你以为是我要他叫我爹?”

“那他怎么会叫你爹?”

“我怎么晓得他怎么会叫我爹?我倒霉呵，被他叫爹了。”

“你是他的爹你就要把爹当好，”毛领子一脸认真道，“直到战争结束。”

“去你的!我才不管他呢。”

和尚摇头，黄抗日苦笑，问和尚：“和尚，这事我该怎么办?”

和尚不语，走开了。田矮子揪着黄抗日的衣服，不让他走开。“田矮子，你坐下。”黄抗日命令田矮子说，“你不坐下，爹就不要你了。”

田矮子就很听话地坐下，两只鼠眼傻呆呆地瞪着黄抗日，鼻涕在他人中上晃荡。

毛领子用怜悯的目光打量着不晓得自己姓甚名谁的田矮子，“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傻?”

“还不是被飞机扔炸弹吓的!”黄抗日估摸着说，“他本来就负了伤，突然飞机在他们面前狂轰滥炸，不受吓才怪。估计我叫他的名字时，他那一下正好想起了他亲爹，就把我当成他爹了。”

毛领子分析说：“可能你与他爹长得有几分像。”

黄抗日望眼大家，“也许吧。”

这天晚上，田矮子就蜷缩在黄抗日身旁躺着，一只手紧攥着黄抗日的衣襟，生怕他溜掉。黄抗日一翻身，就感到田矮子的手攥着他的衣襟，让他很不舒服。早晨醒来，黄抗日感觉一个人搂着他，把他搂得紧紧的。原来是田矮子搂着他，腿搁到他肚子上，压着他的肚子。黄抗日很恼火，他昨晚做一晚的噩梦，梦见一个陌生且凶悍的男人按着他打，原来是田矮子按着他。“拿开、拿开、拿开，”他恼怒道，狠劲把田矮子推开。

田矮子满脸惊惧地瞪着他，缩成一团，呜呜呜呜地哭起来。

龙连长被田矮子哭醒了，直视着黄抗日，恼火道：“你把他怎么了?”

“我没怎么他。”

龙连长很凶地瞪着黄抗日，“你没怎么他，他怎么会哭?”

黄抗日不愿意接受他这种咄咄逼人的目光，闷声闷气道：“你问我，我问谁?”

龙连长继续用那种瞧人不来的目光瞪着他，脸上既有轻蔑又遍布着责备：“他已经变傻了，我警告你，你要是欺负他，莫怪我对你下毒手。”

“你说什么?”黄抗日恼怒地瞧着龙连长。

“我说得到就做得到，”龙连长说，脸上是那种他捡了便宜的样子，“我只告诉你，你算命大的，从长沙第一次会战到第三次长沙会战，从河南到安乡到常德、又到衡阳，你都活下来了。但你的命再大，也不会大过我。下一次，你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假如我晓得我要死的话，我就要拉你陪葬。”

“你要对我下毒手?”黄抗日火了，尖声说。

“你以为我不敢?你以为我怕下毒手是啵?你晓得我是属什么的?”

“你属什么的关我屁事!”

“我属眼镜蛇，眼镜蛇是不认得人的，”这个长沙男人强调说，“我六亲不认!”

“你八亲不认也不关我事，”黄抗日愤怒道，“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要对我下毒手，你试试看?你怕我蛮怕你?在安乡，我怕你，你是营长，官比我大，弟兄们都听你的。在长沙，你是连长，我是炊事班长，你想怎么欺负我就怎么欺负我。现在，你我什么都不是，别以为还有人会听你的。”

田矮子揩了把鼻涕，又缩了下鼻涕：“爹，爹，我肚子饿饿饿了。”

“哪个是你爹?”黄抗日很恼恨田矮子，“你真是个蠢宝，走开。”

“他叫你爹，那你就是他的爹。要是他叫我爹，我就认他做崽。这是道理。”龙连长说。

“去你妈的道理。”黄抗日拒绝龙连长的理论说。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龙连长盯着黄抗日。“你是想死吧?”

“怎么?”黄抗日说，“想死又怎么样?”

黄抗日的话音未落，龙连长就狼一样地扑向他，将他扑倒，并伸手掐住他的脖子。“老子掐死你。”龙连长想一家伙送黄抗日上西天，他确实想这么干。

“爹、爹，我肚子饿了。”田矮子哭巴巴地说，一边死抱着黄抗日的一只脚不松手，害得黄抗日没法用脚踹龙连长，也没法用劲翻身。

黄抗日被身材魁梧的龙连长压在身下，压得一张猩猩脸血红。但他紧咬着牙关，硬是不求救，任对方掐着。黄抗日是不会被龙连长掐死的，这是上帝关照着他。上帝还没打算抛弃他，尽管这个儿子矮小、丑陋，长着一张不漂亮的猩猩脸，但上帝早已有了让他借一个名叫桂花的女人的肚子生一个科学家的打算，还想让他养一个脾气很大的医生和一个日后写小说的，因此还不能死。上帝见众多俘虏们都表情麻木地漠视着，都是一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就派日本兵赶来吹集合的哨子：句句句句句句。

几个日本兵全副武装地走来，一个日本兵吹着哨子，句句句句，大喊：“列队、列队!”

龙连长不可能当着日本兵的面打架，因为这很有可能被日本兵拉出去枪毙，就不解恨地松开手，对已被掐得半死的黄抗日说：“算你命大!”

黄抗日被龙连长掐得很难受，以为自己要死了，没想对方松了手，就坐起来，边捏着被龙连长掐痛了的脖子，边对龙连长傻笑了下：“嘻嘻嘻，你怎么不把我做到岸呢?那我就变成一只鸟，再也不要打仗了。”

龙连长说：“你跟我斗，我会让你变成一只乌鸦的。”

“好的、好的，变乌鸦好，”黄抗日对自己变成什么都不在乎，“只要不变成人。”

“你这个没骨气的乡巴佬。”龙连长骂他说。

“你有骨气?”黄抗日歪着脸说，“你跟我还不是一样!”

“你迟早会死在我手里的，我保证。”

黄抗日冷冷地觑着他：“无所谓。”

“我会要你无所谓的。”龙连长说。

“列队——”那个日本兵站直身体，双手贴在裤缝上，喊口令道，“列——队!”

大家依秩序站着，站了长长一线。

田矮子紧贴黄抗日站着，身体瑟瑟发抖。

“爹、爹，”田矮子扯着他的衣襟，“爹，我要屙尿了。”

黄抗日看一眼可怜兮兮的田矮子说：“莫出声，田矮子。”

“我要屙尿尿了。”

“莫出声，”他警告田矮子，“你不想死就住嘴。”

日本兵虎着脸走过来，田矮子在黄抗日身后紧张地拉着黄抗日的衣服。日本兵瞪着弓腰夹腿站在黄抗日身后的田矮子，厉声道：“你的出队!”

田矮子捂着脸，装作没看见这个日本兵。

日本兵把他拉出队伍，“立——正!”

田矮子吓得哭了，尿湿了裤子。“呜呜呜呜呜呜……爹、爹。”

“太君，”黄抗日壮着胆子向日本兵报告说，“他吓傻了。”

日本兵鄙夷地瞥一眼田矮子，走开了。

整整一天，田矮子就紧跟在黄抗日的屁股后面，而这支俘虏队伍扛着锄头和铲子，由日本兵领着去打扫岳屏山战场。岳屏山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一具一具，弥漫着冲天恶臭。他们曾经都是生龙活虎的炎黄子孙，曾经为抗击日军进攻，非常英勇地打击着敌人。俘虏们瞧着这些战死的弟兄，眼睛都红了，将愤怒和悲痛化为力量，挥汗如雨地挖着一个个大坑，把众多的尸体扔进坑里，合埋在一起。他们拉长脸，不吭一声，虔诚而又卖力地干着。黄抗日扔下一具腐尸，就默祷他的下一世变鸟，永远飞离战场。

他动了动嘴说：“希望你的下一世变成一只麻雀。”

或者嘀咕道：“但愿你变成一只不用打仗的鹦鹉。”

或者说：“你最好是变成一只会唱歌的八哥。”

毛领子在他一旁干着，每一锄头挖下去都带着一股仇恨，一边发狠地道：“我毛国风只要还活着，一定会为你们多杀小日本。”

或者：“你们安息吧，你们死得很英勇!”

江苏人一边干着，一边诅骂着日本侵略军。

和尚边干活，边不停地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日本兵站在树荫或有风的地方，为的是离恶臭远一点。他们绷着脸，抿紧嘴唇，横拿着枪，注视着这些俘虏们掩埋一具具支离破碎的腐尸。有一会儿，黄抗日从一旁的日本兵脸上猛然看到，他们的脸上不是蔑视，而是尊重，他们尊重这些英勇的中国军人，这些战死的和活着的中国军人坚守在衡阳，打得他们束手无策……

黄抗日对毛领子说：“看到吗?”

毛领子左右瞟一眼，问：“看到了什么?”

黄抗日说：“看到了尊重。”

毛领子见几个日本兵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掩埋尸体，脸上还真不是蔑视和无礼，而是肃静地伫立着，便说：“日本人瞧不起懦弱的人，但他们尊重比他们更顽强、更勇敢的人。”

黄抗日一锄头挖下去，边说：“你要是死了，就看不到这些。”

毛领子说：“是的，我要好好地活着，活到日本兵被我们打败的那一天。”

四五

我带着读者诸君随我爹去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大小战事和发生在我家的事情，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国军的顽强抵抗和游击队的英勇等等。我开的这辆火车已经进站了。我现在要回到开篇第一章(因为还有些有趣的事情需要交代)，也就是我爹哭哭啼啼要回黄家镇的那段时间。有天，我在省图书馆一姓李的朋友那儿聊天，李老弟听说我想写衡阳保卫战，就高兴，这是他从未谋个面的爷爷，就是战死在衡阳保卫战中，死时是名少校营长。他是从他父亲嘴里得知的，所以他有意无意地收罗了一些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文史资料，于是我在他手上有幸得到了几本印刷质量较好的《湖南文史资料》(精选本)，把书上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文章一一翻给我爹看，当我爹戴着老花眼镜，又举着放大镜认认真真地读完《我参加了衡阳保卫战》后，爹兴奋和肯定地说：“毛国风就是毛领子。”

“你没搞错吧，爸爸?”

“我记得毛领子就叫毛国风，”爹肯定地说，“当时我们团驻扎在长沙西郊时，有一批长郡中学的学生投笔从戎，毛领子就是其中一个。他叫毛国风，他们几个学生伢叫他毛领子。这个毛领子又勇敢又聪明，他在衡阳保卫战中负伤后，还杀了不少日本兵。”

“他当时有多大?”

“十六七岁吧。”

“那他现在也许还活着，因为从年龄上看，他最多八十岁。”

爹说：“他们当时都是些孩子，都是受到老师的鼓舞弃笔抗日的。”

“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只懂玩电脑、玩游戏。”

“就是。”爹说。

我开始为爹寻找毛领子大叔。

我在湖南出版社有好几个朋友，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史编纂工作情有独钟。这些文史资料就是他们弄出来的。我给其中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这个叫毛国风的作者的线索。我在电话里对他们说：“他是我老父亲的战友。”

一个月后——我差不多已忘记这事时，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位编这套文史资料的老编辑退休了，他昨天碰见了他，老编辑告诉他，这个叫毛国风的作者原是长沙市天心区幸福巷小学的教职工。朋友说：“你可以去幸福巷小学打听打听。”

我说：“等一下，你晓得毛国风家的电话号码吗?”

“电话?”朋友说，“我们社的老编辑说，他只在二十年前与毛国风有过联系，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之后就没联系了。”

“是死是活都不晓得?”

朋友说：“那不晓得，不过你还是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爹，爹看着我。我说：“我们是不是去找找毛国风?”

爹表示很乐意地点点头，“你安排、你安排。”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天空很晴朗，阳光万分和煦，我开着公司里最近配给我的奥迪A6轿车——公司里原打算配一辆皇冠给我，我没要，因为假如爹晓得我开的是日本车又会与我生气——带着爹去幸福巷小学寻找这个叫毛国风的国民党老兵。事先，我已经打听到了幸福巷小学的地址，所以找起来就比较顺利。幸福巷小学深居在一条老街里，校门是刚建的，贴着贵妃红花岗岩，地上还有一些施完工扔下的废水泥袋和沙子。花岗岩上镶着“天心区幸福巷小学”八个金灿灿的铜字。我把奥迪轿车停在校门外，领着爹下车，走进了幸福巷小学。我问传达室的一个中年男人：“请问，毛国风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

中年男人打量我一眼，又觑一眼我爹，爹弓腰站着，撑着拐杖，模样很谦逊。中年男人说：“他住在后面教师宿舍的三门四楼西头。”

“谢谢、谢谢、谢谢，”爹一连说了三个谢谢。

爹的眉弓一挑一挑地，这是他很高兴，因为他马上就要见到有六十多年没见面了的一个老弟兄。爹搓着手说：“啊、啊，我们走吧。”

昔日的抗日英雄毛国风老人为我和爹开了门，他问我们：“请问你们找谁?”

我说：“我们找毛国风。”

毛国风说：“我就是毛国风。”

他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个儿比我和我爹都高，很瘦，但看上去身子骨挺硬朗。他的眉毛很大两撇，搭在一双三角眼上，全白了，因而看上去更加精神。他穿着半旧不新的灰蓝色中山装，下面一条黑长裤，脚上一双毛泽东爱穿的那种黑布鞋。他满脸疑惑：“你们是?”

我闪到一边，让爹突出在他面前。爹看着他，一张生满老年斑的脸很激动，因而不但灰白的眉弓一动一动，嘴唇也一扯一扯的。“你你你还认得我吗?”

昔日的抗日英雄已经把他的战友忘记了，很抱歉的样儿摇摇头，“你是——?”

“我是黄抗日!”爹满脸激动地提醒毛国风。

毛国风瞧着我和我爹这两个陌生人，忙在脑海里搜索自称黄抗日的老人，看来他没在他记忆里查找出与这个名字能对上号的人来，说：“很抱歉，我想不起来了。”

爹见毛国风满脸疑惑、愧疚，就冷静了些，进一步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叫毛领子?”

“毛领子?啊，对啊。很多年前有人是这样叫过我，”毛领子说，重新审度我爹，你、你、你——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你——”

爹说：“我是当年四连的炊事班长。”

“老班长啊。”毛国风老人忙伸出手，握着我爹的手。

“对啊，我是老班长。”

“你真是老班长，想起来了，你是我们的班长。”

两人紧紧握着手不松，都咧开嘴笑着，摇着头。

“抱歉，抱歉，”毛领子说，“我这记性，我这记性。”

爹说：“多少年没见面了啊。”

“是啊、是啊，六十多年了啊，哈哈哈哈，坐、坐，你们坐。”

我们坐下了。

沙发是一张木沙发，沙发上垫着藤织坐垫。我们坐下时，感到屁股凉凉的。

“您怎么晓得我住在这里?”毛领子兴高采烈地问我爹。

爹指着我：“我儿子要写一本有关衡阳保卫战的书，去出版社找了些文史方面的书回来，翻看文史资料时，看到了你写的文章，就通过出版社找到了你。”

“哦，拙作、拙作，很多年前写的，请指正、请指正。”毛领子非常谦虚道。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爹说，“这诗用得好，写得好呀。”

毛领子一笑，那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感到羞赧的笑。“当时，他们不断地催我写，非要我写一篇这样的东西。见笑了、见笑了。”

我很以为然地觉得上一辈人说话都挺谦虚，这种美德我们这代人身上太少了。

后来我们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所谓实质性谈话，就是两位老人相互诉说离别六十多年的遭遇。毛领子自一九四四年衡阳保卫战后，其个人遭遇是这样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爹和江苏人、和尚逃离衡阳后，毛领子也只身逃离了衡阳，在湘潭遇上了某国民党军队，人家听说他是从衡阳逃出来的，就给了他一个排长当。从此他就在那支部队里干，直干到少校营长打止。全国解放时，他的那支部队跟随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和平起义了，他趁此机会脱下军装回了家，承担照料父母亲的责任。他因是国军和平起义军官，被上面安排进了长沙火电厂当一名工人。一九五一年他结了婚，两年后他有了一个儿子，生活本来十分幸福，可是好像有人存心不让普通老百姓过上安宁生活，一九五七年他因为一句话，成了“右派”。他只是对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说了句：“你的私心太重了——同志。”于是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罪名是他反对党的领导。这个罪名很可怕，一定下来，他就成了一条死狗子，被开除公职，判了三年劳教，因为他一度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就是他曾经是与共军厮杀不休的国军。这一年他三十岁，还很年轻，小儿子还刚出生，就因为他对专横跋扈的领导说了一句“你的私心太重了——同志”，于是就不是“同志”了。

“政治是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的。”毛领子一连说了三个很可怕。

“是啊、是啊，我也挨过整。”爹回答。

“您也挨过整?”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那里把我当叛徒整。”

毛领子说：“叛徒?”

“唉——”爹叹了口长气。

“我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关了整整一年，”我说，“造反派非要我爸交代他出卖了多少共产党，天天逼来逼去的，交代材料写了又写，还是不行。最后，我爸只好装疯，装疯呢，不装疯，那个坎就迈不过去。”

“啊——”毛领子感叹一声。

“毛叔叔您后来呢?”我问毛领子。

毛领子摇下头，又“唉”地叹口气。“我劳教了三年，回来后，被安排进土夫子队挑土。土夫子队就是挑土，那时候又没有挖土车和渣土车，都是人工挖人工运，哪里要修路挖土，哪里就有土夫子队。我挑了五年土，后来有一次挑土时闪了腰，挑不动了，就跟一个师傅学木匠，学了两年，便在外面跟人打家具，做上门功夫。‘文化大革命’倒是让我躲过去了，因为我在社会上打流，人无定所，这个月在邵阳，一两个星期后又在湘潭，下个月可能又在株洲。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单位，反倒因祸得福。”

“真是因祸得福，因祸得福啊。”爹感叹道。

“‘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恶，发挥得淋漓尽致!”毛领子说，“人性都被‘文化大革命’搞坏了，人善良、美好、助人为乐和仗义的品格，都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搅煳了，变成了锅巴，要纠正过来，要让人与人彼此信任，很难呵。”

“我爸在一九四九年前已经是共产党了，”我说，“他从衡阳逃出来后，参加了湘南游击队，既打过日本人，又打过国民党。‘文化大革命’中照样被整得呜呼哀哉。”

“‘文化大革命’是恶人革命，谁整人凶谁整人恶，谁才能爬上去，最可怕。”

“是啊，当年那些人整人都很凶很恶。”爹说。

“后来呢，毛叔叔?”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后来。

八十岁的毛老人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是深邃且洞明的，并带着一种饱经风雨的笑意：“‘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到了我现在单位的校办工厂做教学教具。当时学校里办了家教具厂，校长是我做家具时认识的。她家那房家具是我打的。她看我做家具很讲究，就欣赏我。一九七八年‘右派’帽子摘了，校长把我恢复工作的关系要来，让我成了正式职工。我脱下国民党军服后干了很多事情，风风雨雨的，就这样过来了。”

“是啊，我们这代人，就这样过来了。”爹也深有感触道。

“我这一生里干的事情很多，遇过不少有同情心的好人，也遇过一些坏人，”毛领子说，脸上是一种惋惜什么的样子，“我劳教三年出来后，在社会上打流，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遇到的好人比坏人要多得多。”

“是啊，好人毕竟比坏人多。”爹附和道。

“这也是一辈子。”

“是啊，也是一辈子。”

“一场噩梦啊，老班长。”

“唉——”爹很动情地叹息一声。

我打量着房间里，这套两室一厅房里，最有特点的是墙上有很多个镜框，框着很多张相片，大的、小的、黑白的、彩色的、两口子的、全家福的。我一时看不过来。家里都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家具，床铺、柜子和桌子都是老式的。桌子、床铺、柜子都干干净净的，地上也干干净净，足见这家的女人挺爱卫生。垫在床上的毯子，正中间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丁;一床薄被叠得有棱有角地压着枕头，灰黄色的薄被上也有一块四四方方的蓝布补丁。这都是用旧了又舍不得扔弃的东西，还证明这家主人要不就很勤俭，要不就很清贫。

“您一人住?”我试探地问他。

“不是，”老人说，望眼墙上镜框里他老婆的相片。

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镜框里有张照片，他与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女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女人满头银丝，梳得整整齐齐，着一件红绒衣，脖子上系了条白丝围巾。“您夫人呢?”

“她去跳老年舞了，”毛老人说，“她每天早晨都去跳舞，然后买点菜，回家。”

“您没和您儿子住一起?”

毛老人晃了下头：“不习惯。”毛老人说：“何必麻烦他们啊。由于我，唉，他们的工作都不好。我的大儿子还马马虎虎，小儿子现在下岗了，工厂效益不好，垮了，吃着低保，整天坐在家里，才五十岁的人，有什么办法?”

“啊，啊。”我爹说。

“唉，唉。”毛领子接连叹了两口气。

“毛叔叔，您儿子是学什么的?”我想帮他儿子一把。

“什么都没学，”老人非常痛心的样子望眼我爹，“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废了，不但害了我们，还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讲科技、讲文化了，他们恰好都没有。”

“就是、就是，”爹附和说，“‘左’的年代搞的那一套，真害人。”

我不吭声了，这样的人，公司里是不会要的，公司里需要的是有本事的人。

毛老人忽然说：“嘿，我夫人回来了。”

我回头，不见有人，也没听到声音，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老毛，来帮我提下菜，累死我了。”

毛老人出门，一眨眼领着个老妇人进来，老妇人身材匀称，着一身红衣，下身一条黑裤子，一头银发，一张脸像颗瓜子，尽管已是快八十岁的老妇人了，可看上去一点也不老态龙钟，估计是跳舞锻炼的缘故。她手里拿把大红纸扇，应该是跳扇子舞去了。一眼看去，就是个爱俏的长沙老太太。老妇人进来，对我和我爹含着一嘴笑，并点头。毛老人向她介绍我爹说：“黄老先生，当年我们参军打日本人时的炊事班长。”

爹忙起身说：“你好，怎么称呼?”

毛老人说：“她姓苏，哦，对了，老班长，您还记得苏小华吗?”

爹茫然地看着毛老人，想了几秒钟后惭愧地答：“没印象了。”

毛老人又说：“苏豆壳您还记得吗?”

爹说：“苏豆壳那有印象，日军最开始进攻衡阳时，他被炸死了。”

毛老人指着老妇人说：“她是苏豆壳的妹妹苏小妹。”

苏小妹谦虚地笑道：“还什么小妹，都老太婆了。”

爹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娃娃、程眼镜……”爹这辈人说话有涵养，没把话说尽。

我猜到了，就看着毛老人，毛老人瞟眼老伴，望着我爹说：“程眼镜在衡阳被我军自己的飞机射下来的子弹打死后，我把程眼镜口袋里写给苏小妹的信，收好。我从衡阳逃出来，走到湘潭，在湘潭给她写了封信，与程眼镜的信夹在一起，寄给了她。我在信里告诉她，她哥哥苏豆壳和程眼镜都为国捐躯了，还有谢娃娃也为国捐躯了。”

爹“哦”了声，笑。老妇人为我和我爹添茶时，毛老人接着说：“我也没想她会回信，她信中说，希望我为苏豆壳、程眼镜和谢娃娃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老妇人笑笑说：“我看了他写来的信，哥哥和哥哥的几个同学都为国捐躯了，我就写信给他，要他为我哥和程眼镜、谢娃娃多杀日本鬼子。”

“我又回了封信，说我一定会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毛老人说，脸上是那种回忆年轻时代的亢奋，“那段时间，我一没事就看她写的信，她的字写得十分娟秀，让我喜欢。后来我们部队开到雪峰山，与日本人打了一场恶仗，那时日军非要过雪峰山，我们就是不让日军过，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听说，这是中日军队打的最后一仗，日军被我们打死打伤四万多人，不比衡阳保卫战打死的日军少。日本人投降后，我回过长沙一次，只身去童大嘴、钩鼻子、谢娃娃、程眼镜和苏豆壳家一一拜访。我与老伴见了面，当时她十五岁，很美。我一看见她人，就想难怪程眼镜和谢娃娃都喜欢她。”

我看苏老太太，苏老太太听老伴津津有味地说着这些事，笑着。我从苏老太太的笑容、目光和身姿上判断，她年轻时候一定相当美，不然，战死在衡阳的年轻、俊秀的程眼镜和谢娃娃又怎么会都喜欢她?再打量墙上镜框里的相片，苏小妹年轻时果然妩媚、漂亮。苏老太太不好意思道：“那时我是个小姑娘，还什么都不懂就上了他的当。”

“哈哈哈哈，”毛老人哈哈大笑，“哦，光顾了说自己。黄老，我带您去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爹满脸愕然，举目望着毛老人。

毛老人狡黠又幽默的样子一笑：“您一定会吃惊的。”

四六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什么事情能让我爹吃惊了，但那天的的确确让我爹吃了一惊，并让他心潮起伏。

我们走出毛老人家，走到了我开的奥迪A6前，面对黑亮亮的奥迪轿车，毛老人满脸惊诧，那意思虽然没有用语言表露，但我能感觉到。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车。”

毛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我说：“您们这代人是我们这么大时，长沙市还没几辆车呢，社会发展了。”

毛老人点头，“我们老了，没多少日子好活了，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你们的呢。”我说。

毛老人笑道：“我们这一代人是给下一代人做基石的，很悲哀，但值。我们这代人把几代人的苦都吃了，让下几代人少吃点苦，这就是值。我们出生时正逢军阀混战，长身体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刚打完抗日战争，又是国共两党的战争。不打仗了吧，‘反右’又来了，接下来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反正在我们这些人头上弄一个紧箍咒……能干事的时候，‘左’的路线把我们钳制得半死不活。可以放开干的时代来了，自己又老了。”

爹说：“就是、就是啊。”

我问：“毛叔叔，怎么走?”

“不远，出这条街，再拐一条巷子就到了。”

我依他的指点，把车开到一处拐弯的口子上傍墙而停。这是老街，巷子很窄，如果把车开进去就会阻塞骑单车和骑电动车的人。我们下车，朝着这条巷子里走去，我很好奇，想看看毛老人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位老人走路步履矫健，印堂红亮，嘴里笑呵呵的。

“呵呵呵呵，没想到还能见到您。”毛老人说。

毛老人又说：“呵呵呵呵，这可是我从没想过的事啊。”

爹说：“是啊，这辈子我们还能见上面，不容易呵。”

毛老人很乐观地嘿嘿嘿嘿道：“我想得通，这是老天爷垂怜我们，没给我们权，没给我们政治地位，但让我们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界。”

爹感慨地答：“就是、就是啊。”

毛老人把我和爹领到一处歪歪斜斜的房子前，这是幢老房子，没办法考证它建于哪个年代，但看它那破旧的样子，一定有五六十年了。一张窗户卸了下来，摆着铝合金所制的柜台，食品柜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各种品牌的香烟、饮料、矿泉水和话梅、桃仁、姜之类的食品。窗口旁钉了块白底红字牌，向路人昭示：公用电话。柜台上搁着一台老式的枣红色电话。还有一只绿色的电子计时计费器搁在电话旁，让你边打电话边留意打了多少分钟。

“田老，田老，田老，来客了呵。”毛老人嚷叫。

一个个子不高、背有些弯、脸色虚胖且已完全秃顶的老人走出来。他的秃头上有几处奇形怪状的伤疤。他的眼睑很厚，在很厚的眼睑下藏着双混浊的小眼睛。他的嘴唇上方有一颗肉痣，肉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白毛。他的一只耳朵缺了三分之一那么大一块。他着一件羊毛背心，内里穿着灰长袖衬衣，衬衣的领扣和袖扣都扣得很好。他门牙缺了一颗，笑时，就呈现一个小黑洞。“毛老，您啊，”老人说，笑着，“要什么烟?”

看来毛老人经常上田老这儿买烟抽。毛老人摇头，“我今天不买烟，”毛老人说，快乐地一笑，“我跟你带了个人来，看您还认得吗?”

两个老人相望，彼此回忆着，都到记忆的老仓库里翻寻，但都没认出对方。

田老谦虚得近似卑贱地摇头，率先说：“不熟悉。”

爹也表情茫然。

“仔细想想，”毛老人提醒两老，“老战友都认不出啦?”

田老又惭愧的样子看了我爹几眼，还是想不起来。

爹也同样不知道这个田老是谁。

毛老人咧嘴笑笑，“他是炊事班长黄抗日，田老，你一点都想不起了?”

“炊事班长，你是黄抗日?”田老脸上非常激动，“黄抗日，你还活着，真太高兴了。”

爹脸上仍一派茫然，只是被他的激动弄得不知所措，“您、您是——”

“他是炊事班田副班长，”毛老人说，“田国藩。”

“田国藩，啊——”爹也很激动，把田国藩的手紧紧攥着不放。“是你、是你，这颗痣让我想起了你。你还活着，还活着呀。”

田国藩也攥着我爹的手不松，一张皱巴巴的鼠脸上绽开了众多苦涩和快乐的笑容。

我们步入田国藩老人家，坐到藤沙发上。一个老妇人过来为我们泡茶，田国藩对老妇人大声嚷叫：“都是几个老伙计、老伙计。”

爹同老妇人打招呼，老妇人只是笑，没应声。田老人解释：“她耳朵听不见。”

“哦。”爹哦了声。

“同她讲话费劲。”田老人说，边拿纸和笔写下了一句话给老妇人看。

老妇人马上“呃、呃、呃”，一张老脸上展现了笑，笑出了一口不齐整的老牙。

我从老妇人那灿烂的笑容上，隐约能捕捉到逝去的青春。她看上去比田国藩老人高一点，也条一些，剪着短发，头发都灰白了，眉毛是我们说的柳叶眉，也灰白了。脸上也如她同年人一样皱纹遍布。她着一身灰蓝色衣裤，脚上一双黑布鞋。

“您老伴?”爹问。

“我老伴。”田老人笑容可掬道。

外面有个年轻姑娘要买矿泉水，田国藩老人忙起身去做生意。随后田国藩老人又折回来坐下，三个老人闲聊了一刻多钟，爹发出感叹道：“没想到你还活着。一九四五年六月，还记得吗，那个叫槐树店的地方，我们去拔日本兵的据点?”

“记得、记得，我记得。”田老人连连点头，脸上笑容满面。“我在那儿又负了伤。”

“就是，我当时还想你可能死了。一颗日本兵的子弹打中了你胸部，那血流得吓人!”

“不是打中了胸部，”田老人用手指捅了捅左肩胛下方，“这儿，打中了这儿。要是打中了胸部，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说话了。我还能活到八十五岁吗?”

“对，对。”爹说。

“我晕了过去，当时我什么都不晓得了，”田老人回忆道，“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爹很开心，满脸愉悦，因为他心里以为早死了的人，仍活在世上，就手舞足蹈的。“我在槐树店也负了伤，子弹打在我屁股上，现在这儿还有一块疤。我们当时都以为你死了。因为日军追了过来，端着机枪扫射，想你不死也会死。所以毛老让我认你时，我根本就没往你身上想。在我对槐树店那一仗的记忆里，你已经……”

“哈哈哈哈。”毛老人大笑。

“哈哈哈哈。”田国藩老人也大笑。

田老人告诉我爹，槐树店战斗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次战事，之后他就远离战争了。他现在也不太记得他是怎么来到长沙的，因为他当时精神失常，记忆力很差。受伤的事他记得，因为那颗弹头和他脑袋瓜里的那块弹片，直到两年后才分别从他的头颅骨和肩胛骨里取出来，让他足足痛苦了两年。这种痛苦太强烈了，想抹也抹不掉。但他始终也想不起他是怎么到长沙的，也始终回忆不起他是怎么躺到手术台上的。他一直在医院养病，后来也一直在医院工作，打扫医院的卫生，成了医院的绿化工。

一九五四年他结了婚，他妻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一九五○年他妻子的亡夫因对人民政府不满被镇压了。她与亡夫生了个女儿，当时还不到两岁。他们住在一条街上，他常去看她，安慰她，很想唤起她重新生活的勇气。他整整追了她三年，三年后，他三十二岁，她二十七岁，两人结了婚，婚后生了个女儿，取名添添。添添一天天长大，成长得很健康，读小学时成绩很好，读初中成绩也十分优异，后来下乡当知青。一九七六年，她选了她满二十岁生日那天，割腕自杀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视为坏人。关于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一事，是他于解放初期主动向医院党支部交代的。他也晓得他当过游击队，但因找不到人证明他在游击队里干过，就无法让人信服。有人说就算他在游击队里干过，也只能证明他是假干革命而不是真革命。如果是真革命就该一路革命下去，所以他有可能还是革命的叛徒。有人这样一指出来，吓得他再也不敢吱声了。医院的革委会头头不再让他走进病房，怕他往革命群众的药里放毒，让他去打扫厕所。女儿自杀的消息，他是在扫厕所时知道的。医院里管知青工作的干部通知他：“你女儿自杀了。”他顿时晕倒在厕所里。他始终不相信女儿是自杀。田老人叙述这一切时很轻描淡写，但一谈到女儿脸上就不平静了，可以用那四个字概括：波涛汹涌。

“我女儿从小就是个自信心很强和性格开朗的女孩。她这样的女孩怎么可能自杀?”田老人说，一张老人斑密布的脸上，一派迷惑和气愤，“我女儿当时长得像极了她妈，很漂亮，说什么也不该自杀啊。”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属实，他起身，步入房间，拿出一本影集，看得出他很珍爱这本影集。影集装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而影集里所有的照片都被塑料薄膜保护着。照片全是黑白的(那个年代，彩色照相机还没进入中国)，他一家四口人的，或者女儿添添的单身相。从添添满周岁到小学毕业照、中学毕业照和她下乡当知青的相片全有。最后一张照片是她手撑锄头、脸望蓝天的照片，背景是水库。照片的右上角有一句话，行书体，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1975年7月7日。”

照片上田老人的女儿很漂亮还很端庄，目光却有些凄迷。也许是我知道她自杀了，就这么去理解她的眼神吧。

“您的大女儿呢?”我指着照片上一个比添添大的姑娘问田国藩老人。

田老人回答我：“她在深圳的一所中学教书。”

“哦，那她还好吧?”

“她还不错，前两年退休了。”田老人回答我。

老妇人笑着，知道我们在谈她的家人，但她由于耳背，一句也听不见，所以她只是笑，用笑来面对我们谈论的既悲伤又沉重的话题，对我们谈论她二女儿自杀的事情也报以慈祥的微笑。她听不见。

有一个年轻人在门外叫嚷买烟，田国藩老人忙屁颠屁颠地走去拿烟。他走回来后，见我爹看着他，就非常坦率地说：“我开这个小店也是没办法，我和我老伴要吃饭，我退得早，退休工资只一千零几十元钱。老伴一直是家庭妇女，就靠我这点工资。这几年物价上涨厉害，工资每次都只是象征性地加一点点，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所以就开了这个方便左邻右舍的小店，开了十多年。邻居照顾我们的生意，平均一个月有七八百元进项。”

“这很好，也找了点事情做做。”爹说。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从医院里调了出来，调到离家不远的糕点厂守传达，结果调亏了。若在医院退休，工资会高一点，可那个时候，只图方便，离家近就行，哪里能想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呵，”田老人说，“在医院里，我这把年纪的，退休工资都涨到三千元了。”

爹和毛领子老人都为田老人感到遗憾，垂下了头。

田老人见大家一时都默不作声，就拿起他珍爱的影集走进了内房。“我这一世没什么波澜。”田老人收好影集，走出来后，对我们说，脸上的那抹沉重紧随影集一并收藏起来了，灰白、虚胖且皮皱皱的鼠脸上挂着谦逊、温和的笑意。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挨了些整，但只是扫了几年厕所。我后来想，假如我于衡阳保卫战中，脑袋没被弹片打坏，也许是另一种下场。也许于后来的国共两党的战争中，被共军打死了。还好，当了几年国民党兵，打的是日本人，没跟共产党打过仗。假如跟共产党干过，那‘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会是扫厕所可以躲过去的。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爹说，“祸兮福之所倚啊，田老。”

田老人说：“黄老，您今年八十几了?”

“八十九，八十九了。”爹伸出双手，一只手做了个八字，一只手做了个九字。

“啊，那您看不出有这么大年纪。”田老人表扬我爹的外貌。

“哈哈哈哈，我一九一八年生，现在是二○○七年，还有半年就满八十九进九十岁了。”

三位老人开心地笑着。

“老了，不行了，变成老丑鬼了。”爹说。

“黄土已经埋到下巴边了，”田老人说，“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赖活在世上。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能活到今天的人，可能不多了。”

“那是、那是，”毛老人说，“像黄老，都活到快九十岁了，您是高寿中的高寿呵。”

三位老人又哈哈哈哈地笑着!

田国藩老人笑着，看着我爹突然凝重着鼠脸说：“我记得当年我们从衡阳逃出来是四个人吧?除了你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大家都叫他江苏人，另一个是和尚吧?”

“你还记得这些?”

田国藩老人笑了笑：“模模糊糊地记得一点。”

爹告诉田国藩和毛老人：“和尚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悄悄离开了白水县游击队，又去当和尚了。江苏人后来成了白水县游击队的军事顾问，与一个游击队员的妹妹结了婚，他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被来‘围剿’我们游击队的国军打死了。”

田国藩老人脸色凄迷了：“江苏人还在一九四七年就死了?”

爹答：“死、死、死了。他有个儿子，生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他儿子现在是白水县一家建筑公司的包工头，九十年代初，我见过他，长得很像江苏人，脸上是那种傲气。”

毛老人关心的是和尚：“和尚去了哪座寺庙您晓得吗?”

爹遗憾地摇头：“我要是晓得，我一定会去找他。”

田国藩老人说：“和尚是好人，我偶尔会想起和尚为阵亡官兵超度的事情。”

毛老人说：“对对对，那是天马山战场上的一道风景，以至我们当时都不怕死，想反正死了有和尚替我们超度亡灵去天国享乐，就个个都很勇敢。”

田国藩老人更正道：“你说错了，不是天国，是西方极乐世界。”

爹很高兴：“这你也记得?”

田国藩老人咧嘴大笑：“本来都忘记了，说起这些就想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出去吃饭。田老人要留我们吃饭，但我感觉要两个老人为我们做饭菜，那是很累的，而且我也不想让两位老人破费。我强烈要求他们出去吃，爹也赞同我的建议，毛老人也赞同，于是三位老人与我一道出发了。田老人的老伴不愿同往，说她等下煮碗面吃就行了，她要照看小店生意。

我突发奇想，希望三位老兵能吃上一顿好的，这也是从善待老人的角度出发。我有车，包里装着五千元钱，同时也是为爹争面子的时候。我骨子里，很想在两位老人面前为爹争一下面子。我要三个老人上车，说我带他们去一家酒店吃饭。田老人打量着黑亮亮的奥迪轿车，“嚯，”他对我爹说，“黄老，您儿子真有出息啊。”

“哪里、哪里。”爹笑着回答田老人，一时觉得脸上有光。

“你儿子在哪里当大官?”田老人问，举着一张皱巴巴的鼠脸茫然地看着我爹。

“没当官，没当官，我儿子不是当官的料。他在一家公司里当副总经理，”爹向田老人解释，“这是他们公司配给他的车。”

我驾着奥迪A6，向通程大酒店飙去。三位老人为抗击日本侵略军，都流了汗和血，我请他们吃一顿稍微高档的饭菜，也是做晚辈的我应该作出的一点“牺牲”。

通程大酒店是长沙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它的富丽堂皇，把三位老人慑住了。他们如今住于陋巷，都深居简出，拒绝外界干扰，过着简朴的日子，没想到长沙市还会有这么漂亮的大酒店。我领三位老人步入酒店的大堂时，田老人和毛老人甚至举步都有几分拘束，还东张西望，因为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走——假如我不指点的话。

“啧啧，”田老人表示惊诧地啧了两声，“这么华丽，了不起啊。”

“现在世道真是变了，”毛老人说，“六七十年代我在外面打流做木匠时，世界还没什么变化，到处都一样。如今一天一个样，今天这里建了栋高楼，明天那里又耸起一座酒店，发展很快啊。”

“就是、就是，”田老人直点头，“早一向看电视，日本人在我们长沙开了家大商场。开业的那天，热闹啊，电视里报道有十万市民争先恐后地往里挤。”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毛老人说，“我真弄不懂市政府怎么能让日本人来做生意!”

“这应该是互利互惠的，”我说，“社会发展到今天，不能是你们那样看问题了。”

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在这么漂亮的餐厅里就过餐，我的目的就是让他们饱餐一顿。我点了很多菜，还要了一瓶洋酒。我点到六个菜时，田老人说：“够了、够了，小黄。”

我点到八个菜时，毛老人说：“够了、够了。”并制止我进一步点菜，“吃不完，小黄。”

一桌饭开始了，三个老人回忆着一九四四年在衡阳的一些往事。

“还记得三四十年代唱的那首歌吗?”毛领子一脸兴致地问我爹和田老人。

“哪首歌?”爹问。

“哪首歌?”田老人问。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毛领子唱了几句，“我们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去打日本人的。”

“记得、记得，”田老人说，“我记得曲调，你们当年常唱这歌。”

“是的，我、童大嘴、钩鼻子、程眼镜、谢娃娃和苏豆壳，常在营房里唱这首歌。可惜忘记是谁作的曲了，也想不起是谁写的词，人老了。唉。”毛老人叹口气。“就是歌名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真正的老了，连一首当年很熟悉的歌的歌名都想不起来了。当年在长郡中学，大家都爱唱这首歌。没有人不唱。就是这首歌让我放弃学业，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前线。”

毛老人忽然问我爹：“你能想起这首歌名吗，黄老?”

爹想了想，说：“想不起来。”

毛老人又问田老人：“你呢，田老?”

田老也想了想，也说：“知道这首歌，就是想不起歌名。”

“我们老了。来，为老朋友聚会干杯。”毛老人号召道，脸上挂满了笑。

三位老人颤颤抖抖地举起酒杯。

碰了。喝了。

“来，为身体健康干杯。”

三位老人又颤颤抖抖地举起酒杯碰了下，喝了。

毛老人又换个话题说：“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几天里，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日本人不断向天马山阵地猛扑外，就是肚子饿，饿得只好勒紧裤带，饿得扔手榴弹都没一点力气了。”

“就是、就是，”爹答道，“当时为了减少饥饿感，只好把皮带勒得紧得不能再紧。”

“这是陈团长想的办法，他让我们都勒紧裤带，”毛老人说，“团长被我们自己的飞机射下来的子弹打死时，我们三团的几百官兵在和尚的带领下，都跪下来为团长超度亡灵，那场面，去年还到了我梦里，让我醒来后，坐在床上，老泪纵横。”

我盯着毛老人，他说完这话时，眼圈都红了，他又说：“我们当时没一个人害怕头上的飞机，个个背对天空跪着，我身边又有几个士兵倒在飞机上射来的重机枪子弹下。”

“留给我记忆最深的，至今还在我梦里重演的是八月八日的轰炸，”田老人脸上抽搐了下说，“我周围的伤员一个个都被炸死了，死在美式飞机扔下的炸弹里。”

我把目光放到田老人脸上，田老人的嘴角又抽搐了下：“我至今还常常在梦里被那次轰炸吓醒。当时我躺在那儿，忽然就有飞机朝我们俯冲，又是扫射又是扔炸弹，轰隆轰隆，一个一个的炸弹就在我周围爆炸;一个个伤员弟兄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炸得翻了个边，有的被炸得飞上了天。遍地都是爆炸声，惨叫声和尸骨落下来砸在地上的声音。很可怕很恐怖，那是我一生里经历的最恐怖的事。”

“我晓得、我晓得，”爹说，“我们被日本兵押去清理尸体残骸，到处都是自己弟兄的断肢和血肉碎片，很可怕、很可怕，至今这些可怕的场景仍在我脑海里浮现呢。”

田老人道：“是啊，真是没法忘掉。”

毛老人望着我爹和田老人说：“我这辈子里，有很多次做梦回到了衡阳保卫战，在梦里与日本兵厮杀，梦见日本兵总是打不死，打死了又有，打死了又有。”

“我也是，我也是啊，”爹说，“那段时间，我们生死与共。”

“我还常常梦见龙连长骂人，梦见龙连长一枪把那个害怕的衡阳学生兵打死在地上，”田老人龇牙咧嘴地说，鼠脸上布满了忧伤的皱纹，“我记得龙连长是名少校。”

“对，是少校。不过他于一九四九年被我游击队击毙时，是少将师长。”

“龙连长被游击队打死了?”田老人感到很吃惊。

“是的，我当时就在湘南游击队，”爹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后，他还率部向广西逃窜，正好进了我们游击队拦截的伏击圈……”

“龙连长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有几年里，我经常梦见他，”田老人说，“梦见我们在安乡、在常德、在衡阳。梦见日本侵略军向我们一次次扑来，而我们用手榴弹扔他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三个老人又一齐开心地笑着，笑得很快活。

爹问田国藩说：“我记得当年你很喜欢东北姑娘小丽，你还记得那个东北姑娘小丽吗?”

田老人满脸愕然：“东北姑娘小丽?”

爹被田老人问得呛了口：“东北姑娘小丽，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毛老人说：“我想起来了，当年在衡阳战场上，田老好像是提到过什么小丽。”

田老人满脸迷茫：“我怎么没一点印象?”

爹愣住了，反问道：“东北姑娘小丽，你真的没一点印象了?”

田老人呆板地答：“我真的没印象。”

毛老人说：“我还有印象，当年你手里经常玩着一个银手镯，睡觉时还拿在手上玩。”

爹点头：“对、对、对，是有一个银手镯。”

毛老人忽然想起来了地望着田老人说：“我之所以记得那个银手镯，是我们刚入伍在炊事班时，童大嘴早上起床，踩扁了你的银手镯，你要打他。”

田老人十分惊讶：“有这事?我怎么想不起了?”

爹觉得不应该，提醒他说：“当年你还说要把你家的田地给东北姑娘小丽继承。你还说她是住在松花江上，是在松花江长大的东北姑娘，不记得了?”

田老人拼命回忆了下，还是一脸茫然：“我真的没一点印象了。”

他们说了很多很多，我爹和毛老人企图帮田老人回忆起东北姑娘小丽，但田老人硬是没有回忆起来，一张皱纹复杂的老脸上，总是疑惑、惊愕……

四七

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在网上查毛老人唱的歌，那首歌名叫《毕业歌》，词作者是田汉，聂耳作曲。此歌是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摄于一九三四年。我把结果告诉爹，让爹以后去告诉毛老人和田老人。那天晚上，爹没法睡觉。第二天中午，一张皮皱皱的老脸上还满是困意。爹没想到田矮子还活着，也没想到毛领子还活着，他为他们激动得失眠了。我很理解爹，他打了整整十一年仗，先是打日本人，后又转为游击队打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直到一九四九年底，这个不愿意打仗且害怕战争的人才告别战争。但是这段往事却无法告别，总是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脑海深处翻腾。每当夜深人静，他进入梦乡后，他脑海里就开始打仗了，日本人来了，他得拿起武器，与那些早已牺牲或没牺牲的弟兄一并抗击日本侵略军。醒来后，他会呆呆地望着黑夜或蓝天冥想。

吃午饭时，爹忽然很认真的样子看着我说：“有两件事，我有疑点。”

我吃惊地望着爹，不知道爹有什么疑点：“您说什么疑点?”

“我仔细回忆了又回忆，田老的记忆有错，”爹严肃着脸说，“我记得那个衡阳学生兵是他亲手枪毙的，怎么他说是少校龙连长枪毙的呢?”

我看着爹说：“也许你记错了。假如是田叔叔亲手枪毙的，他应该会记得。可能是你记错了。他不可能记不住自己枪毙人的事情。这是大事情，不可能忘记。”

“就是、就是，”爹说，脸上一脸慎重，“我明明记得是他枪毙了那个衡阳学生兵，他怎么会把这事推到龙连长头上?当时他是那个衡阳学生兵的排长，那个排都是衡阳学生娃，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都只有十五六岁。我记得当时日本兵来了，他让他们集合，他们乱成一团，他火了，一枪结果了一个哭脸的士兵，这才使那些衡阳兵镇静下来。”

“后来那些衡阳学生兵怎么样了?”我问。

“后来他们都战死在天马山阵地上，”爹回忆说，“我就是搞不明白，田老怎么会说是龙连长枪毙了他那个排的一个衡阳兵?明明是他亲手枪毙的。这事我不会记错。”

我变得严肃起来，“昨天田叔叔说到这事时，您怎么没向他指出呢?”

“当时我就在想这事，想他怎么会记错。”

“毛叔叔也晓得这事吗?”

“他应该晓得。”爹说，感到不理解的形容瞅着我。

“我奇怪田老怎么会把这事记错?”爹不理解道，“还有一件事，田老怎么会一点也想不起东北姑娘小丽了?那是他当年拼命想过的女人，连毛国风都记得，他却一点也没印象了。这我有点想不明白。”

爹又问我：“是不是田老有意识回避?”

我问爹：“田老要回避什么呢?”

爹说：“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爹又说：“他为什么要对我和毛老说是龙连长枪毙了他的衡阳学生兵?是他良心不安吗?是不是他亲手枪毙的这个衡阳学生兵折磨了他几十年，致使他把这个噩梦移花接木样地接到龙连长身上了?或者是多少年里，他一直把自己干的这件事儿往龙连长身上推，一想起这事就往龙连长身上安插，一推再推，以致发生了记忆错误，自己也相信了呢?”爹停顿了下：“另外，那个东北姑娘小丽，我们这些旁观者都能想起来，田老却说他一点也不记得了。这事儿让我奇怪，也让我想不透。小毛，你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看来，爹昨晚很认真地想了一夜，难怪爹满脸迷惑、怅然、不解。我说：“爸，东北姑娘小丽，也许田老可能是真忘记了。毕竟那是个风尘女子，不值得他记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被田老打死的衡阳兵，他一定不会忘记。”

爹看着我，我继续说：“我琢磨这事曾经折磨过他，致使他六十多年后，一看见您，便向您提及此事。假如这事儿没折磨过他，他早就忘了，就像遗忘了你和毛叔叔提起的那个东北姑娘小丽一样。只是，我不懂，田老为什么会把这事推到龙连长身上，未必这样做，良心上会好过一点?”

爹说：“你说得有道理，人老了就开始检查自己的良心了。”

几天后，爹又去拜访了两位昔日的朋友。爹让我把他送到田老人居住的那条陋巷前，自己下车，一脸精神地走进去，拄着拐杖，戴一顶我妻子为他买的灰色遮阳帽。那天太阳很强烈，天气有点热。晚上八点钟，他才打的回来，脸上很兴奋。我问他问了田老那些事儿没有。爹说：“不好问啊，既然他那样说，就没必要再提那些事。”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又送爹去了田老人住的那条小巷前，让他们去叙旧。再过一个多星期，爹想他们了，我再次送爹去幸福巷小学，让爹找他们聊天。十月份，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去公司后，爹自己去找他们。中午时，我回到家，不见了爹，正郁闷，忽然家里电话响了，毛老人打电话来，说我爹和他在一起，还有田老。爹需要跟人交流，他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当然有说不完的话。那天下班，我去幸福巷小学，把爹接了回来。毛老夫妇对我爹挥手，爹也对毛老夫妇挥手，感觉几位老人分别时十分亲切。

爹在车上对我说：“他们两口子感情好。”

那是爹最后一次去找他们，之后爹就没再去找他们了。这是有关投桃报李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但它又确实是一个问题存在于老一辈人——比如我爹的心里。老一辈人讲究你来我往，所谓你来我府上拜访，我必定要抽空回访。这是一个礼貌性质的问题，我们这辈人脸皮厚，无所谓，但老一辈人很看重你来我往的交往方式。爹满腔热情地去了五次，现在应该在家里接待回访了，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下来，却不见任何回访迹象，连电话都没打来一个。爹就有些生闷气了，并努力克制着自己那番一厢情愿的情感，坚持着不去找他们聊天。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就二○○八年了，爹整天闷闷地坐着。

我知道爹想他们，便劝道：“爸爸，今天天气这么好，我送你去幸福巷小学?”

“我不去。”爹干脆地回答我。

“其实这也没什么，你想去就去。我给毛叔叔打个电话?”

“不要打，不要打。”爹摆手说。

“这真的没什么，问候一下也好么。”

“不要打，不要打，”爹发着小孩子脾气说，“我不想去了。”

“为什么不想去了?”

“他们不来，我就不去，”爹说，“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用不着走那么密。”

我说：“那你就不要再挂念他们。”

“我是不愿意想这些事。”爹下着狠心说。

我后来想，也许这个错误出在我身上。假如我那天没开车去，假如我那天没一番好心地带他们去通程大酒店吃饭，假如那天没有吃两千多元钱，而是在一个什么饭店只吃百来元的饭菜，也许就不会有隔阂或者距离。距离是我造成的，这就正所谓好心人办坏事。我把三位老人的距离拉开了，我爹的生活似乎高高在上，而田老人和毛老人生活得很平民。他们一个月只有千把元退休工资，他们的子女也没混出名堂，他们没车坐，也没进过那样的酒店，而在他们眼里，我爹似乎是常常进那样的酒店和常常坐着高级轿车出访的。

这就是距离。距离有时候产生美感，但更多的时候是产生隔膜。

我今天想，田老人和毛老人在通程大酒店的餐桌上说的那番话：我什么都没得到，也就什么都没失去。可能是有针对性的，至少也是坐在那处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有感而发。假如他们不坐在那样的餐厅里，也许就不会发出那样的感慨。也许我的猜测是错的，是一种狭隘的猜测。也许他们多少年前就有那种认识!什么都没得到，就什么都没失去。得到此，必失去彼。也许他们不愿意结交朋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失去朋友。

我这样看是很好的，我这样看就不会因为爹的不愉快而对另外两位昔日的抗日英雄产生抵触情绪，反而会更进一步去尊重这两位老人。

爹再也没去寻田老人和毛老人聊天，爹也在试图忘记他们，既然他们对爹闯入他们的生活并非那么热情，又没回访，那就淡然处之吧。爹控制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努力控制着，结果就控制出毛病来了。

“我想回黄家镇，我想回黄家镇。”爹满脸哀容地说。

“黄家镇有什么好?”我反对爹只身回老家，“当年就是老家的严主任和刘股长他们，把你逼得装疯，把妈妈逼得走投无路而投河自杀。你还要回那样的地方住?”

“我还是想回去住。”爹说，苦皱着苍老的猩猩脸。“我老了，叶落要归根啊。”

我把姐调来了，常常我姐总能镇压我爹那躁动的情绪。一是我姐是医生，其次我姐为人泼辣，而且在我爹装疯的那两年里，都是我姐操持家务，所以她有理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爹有点怕说话叫叫嚷嚷且有点凶的女儿。

“你住在小毛这里还要怎么好?什么都不要你操一点心，饭菜不要做，衣服不要洗，你住回黄家镇哪个管你?”姐训斥爹道，“你要回黄家镇住，我们就不管你了。”

爹说：“我还是想回黄家镇。”

“小毛这里就是你的家。”姐说，“你要明白!”

“我明白，我还是想住回黄家镇。”爹说，呜呜呜呜，哭了。

姐奇怪了，见爹哭了，心软了下来，“怎么啦?又没哪个打你、恶你、对你不好，你哭干什么?你以为你还是几岁?都快九十岁了。”

“呜呜呜呜我要回去，呜呜呜呜我要回去。”爹哭着说。

我和姐商量的结果是送他回去，姐对我说：“可以肯定，住不了几天，他又要回来。爸爸老了，糊涂了，真拿他没办法。”

“那你的意思是送他回黄家镇?”我问。

“爸硬要回去，你有什么办法?”姐这回没把爹的情绪镇压住，自然拿爹也没办法。姐走到爹面前，“好吧，星期天我和小毛送你回黄家镇，”姐用妥协的口气宣布说，“不过你要听话，别再吵了。”

爹老实的样子答：“我听话。”

我事先给我堂兄——伯伯黄阿狗的三儿子，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爹要回黄家镇住一阵子，让他三天内给我爹找个女佣，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我的理由是五十岁以上的女人做事认真些，比如洗衣服、洗菜、搞卫生都会细心些儿，也不会嫌老人。我说：“我要服务质量好，我愿意出一千五百元一月的保姆费。”一千五百元一月，对于居住在黄家镇的人来说，不算小数目。

堂兄沉默了下说：“你嫂子行吗?”

堂兄是指他老婆。堂嫂是一名家庭妇女，没工作。我说：“嫂子要给你们一家人做饭啊。”

“我可以自己搞饭吃。”堂兄说。

我觉得亲戚比外人更牢靠些，“那行啊。”

我们家给了一片钥匙给堂兄，那是让堂兄、堂嫂他们在每年的霉雨季节过后，到我爹家打开门窗通通风和晒晒被子、毯子和棉絮什么的。所以我和姐送爹回家时，家里的卫生已被堂兄、堂嫂打扫得干干净净，而那些被子、棉絮也晒了好几个太阳，没半点霉味了。

堂兄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

堂嫂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

爹也高兴地笑道：“回来了好，回来了好。”

晚上，我们吃了堂嫂做的饭菜，堂嫂的饭菜做得很不错，很合我爹的胃口，爹吃得很多，认为家乡的白菜就是比长沙的白菜甜一些。他吃了很多白菜，呱叽呱叽地嚼着，笑容满面。“啊，好吃，啊，真好吃。”爹赞美白菜。

我和姐面面相觑。

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就开着车走了，留下爹一人。

几天后，我打电话给爹：“还好吧，爸?”

“我还好。”爹在电话那头回答，声音朗朗的。

“没什么不适吧?身体——”身体的“体”字，我拉得很长。

“没什么不适。”声音还是朗朗的。

“小便还失禁吗，爸?”

“这几天还好，晚上不要解手。”爹回答我。

“还是要注意锻炼，多走动，走动对身体有好处。”

“是的，我最近几天跟几个离休的老人学打门球，边晒晒太阳。”

“哦，那好。您要多注意身体。晒太阳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了。”

“我会注意，”爹声音朗朗的，“你忙你的吧。”

中秋节，我和姐回黄家镇看爹，爹在黄家镇住得好，睡得香，人似乎长胖了些。吃过晚饭，爹还很精神地跟我和姐说起镇上的几个老人，说大家在一起打门球，还争输赢。“他们打不过我，”爹骄傲地说，“过去打仗，我枪法就准。哈哈哈哈，他们输了还不服气。”

爹因经常打门球，回黄家镇后，脸晒黑些了，也显健康了。

我和姐都高兴，也渐渐放心了，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一天下午，我手机响了，一看显示的电话号码，是我爹在黄家镇家的号码，我忙按下通话，“喂。”

对方是我堂嫂，她劈头盖脑地说：“小毛，你爹恐怕不行了。”

我非常吃惊：“他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啦——啊?”

“你爹今天上午打门球，滑了一跤，抬到镇医院就、就、就说不出话了，”堂嫂哽咽着说，“医、医生说，他、他、他恐怕不不不行了。”

我开着车飞奔到镇医院，爹确实不行了，躺在病床上笔挺挺的，一脸乌青——那是瘀血，闭着眼睛，气若游丝。堂兄在一旁守着，堂兄说：“你爸在打门球时滑倒了。”

我晓得门球场地，它就在爹住的那栋宿舍的一旁，球场不大，有竹篱围着，只许离、退休老人进去打门球，不许小孩进去，这是怕小孩弄坏球场。我爹居然可以在球场里摔倒，这就是命了。他住在我家里吵着要回黄家镇，像孩子一样哭哭闹闹，大概冥冥中有死神召唤他。假如他在我家住着，就不会打门球，也就不会跌倒，此刻就不会躺在黄家镇医院里大张着嘴出气。真是古人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什么的。

那天晚上，爹睁开眼睛瞥了眼我，说：“你姐呢?”

我说：“姐有手术，走不动。她过一天来。”

爹的脸上非常惆怅。

我问爹想吃什么东西，爹一天也没进食。

爹摇摇头。

我说：“跟您下碗面吧?吃一点面也许会好一些。”

爹又点点头。

堂嫂煮了碗面，我喂爹吃了几口，爹又不肯吃了，说：“好像哽在喉咙里下不去。”

“那喝口水吧?”

爹说：“那喝口水试试。”

爹喝了口水，还是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着，不愿再吃面了。爹又躺下，此前我把他扶到半躺半坐着。爹一躺下，眼睛里就流出了泪水，说：“小毛，我不想死啊。”

“您不会死，爸爸。您总是能一次次起死回生。”

“我要死了，小毛，我晓得我快死了。”

“您不会死的，您休养几天就没事了，您是猫啊，猫有九条命。”

“我逃不过的，我晓得我逃不过了。”爹神色哀怨。

爹多次从死神的怀抱里逃了出来，在历次战斗中和在后来的生活中，他都成功地逃离了死神那两只肮脏且阴毒的大手一次又一次的抓捕。在长沙的第一、二、三次会战中，在河南的大小战役中，在安乡和常德会战中及在日军的魔爪下，在衡阳保卫战中，在攻打槐树店的战斗中和在后来历时三年的国共两党的战争中，他的胆小、怕事、狡黠和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但这一次，他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接受老师的批评一样，向死神低下了他那张悲伤、善良、老实的面孔，不是假意屈服而是真的屈服了。

我姐弄了一辆救护车，把爹接回长沙她所在的医科大学的附属二医院治疗。爹在附二医院医生的精心医治和护理下，还活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满九十岁生日的那天早晨，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早晨，上帝才把他这个矮小、丑陋，经常示弱、装傻和耍滑的糟老头收走，也算是寿终正寝。那天，长沙的各宾馆和大酒店里都举办着圣诞节活动，到处都摆着披霞挂彩的圣诞树，因为一些来湖南投资的外国人要过圣诞节，于是到处都写着“圣诞快乐”。也有个别化装的圣诞老人在医院的病房里穿行，对你嚷一声：“嘿，圣诞快乐。”

我在走道上就被这么打扰了一下，那个化装成怪模怪样的圣诞老人走路大摇大摆，也许是个年轻人，也许是个快乐的老人，突然对我说：“嘿，圣诞快乐。”

大哥在德国做学术访问，所以就不能等大哥回来再安葬爹。我和姐把爹安葬在我们的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墓旁。李香桃老师死了近四十年，是在爹装疯卖傻时绝望得投河自尽的，这就是说在爹后来的四十年里，再没碰过一下女人。我自己已经五十岁了，晓得男人到了五十岁仍有些性欲，虽然不像三四十岁时那么强烈，但确实有。我爹从五十岁起，就再没碰过女人，从这一点看，爹在装疯欺骗镇上的造反派时，也害了他自己，实在有点可怜。

“可怜的老人。”我心里嘀咕。

姐却把这句话说了出来：“爸爸真可怜。”

“就是。”面对长满杂草的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墓，我也有这种深刻体会。

我忽然想起了《平安夜》那首歌。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会在安葬我爹的墓穴前突然想起这首歌，它毫无来由，却很坚决地闯入了我的脑海，那缓慢、抒情且优美的旋律在我耳畔飘扬，仿佛有人对着我的耳朵轻声唱着。这首歌有三段歌词，全文如下：

平安夜 圣善夜/万暗中 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

平安夜 圣善夜/牧羊人 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军唱哈里路亚/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 圣善夜/神子爱 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酥我主降生

二○○九年春节的一天上午十点钟，我刚刚同一些朋友打完拜年电话，放下电话还没两秒钟，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入我耳孔：“新年好，新年好。”

这个声音沙哑、苍老，让我一时愣住了。我也说：“新年好，新年好。”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那嘶哑的声音说。

我说：“彼此彼此，大家发财。”

“令尊还好吗?”这个苍老的声音问我。

我想起来了，也听出了他的声音，尽管他在长沙生活了六十多年，语音环境早改变了他说话的语调，但乡音难改这话确实不假，仔细分辨，他说话的口音里仍带一点湘乡话的尾音。他是田国藩老人。“您是田老吧?”

“是啊。毛老也在我这儿，我们向黄老拜个年。”

我心里有一股酸酸的味儿，他的电话来得太迟了：“我爸去世了。”

他没听清，问我：“黄老在家吗?”

“田叔叔，我父亲死了一个多月了。”

“死、死、死了?”田老人的声音有些战栗。

“嗯。我父亲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的。”

对方哑了。

“田叔叔，您身体还好吧?”

传声筒仍然是沉默的。

“田叔叔，您身体还好吧?”我提高声音问。

“我、我还行。”田老人声音沙哑地回答我。

“您不会有什么吧?”

“不、不会有什么。”老人说，“谢谢你关心。”

“我父亲死前还时常念叨你和毛叔叔……”

田老人打断我的话说：“谢谢令尊挂念。”

我还想说几句吉利的话，电话却挂断了，嘟、嘟、嘟。

我放下电话时颇有些感慨，同时心里也祝愿田老和毛老——两位昔日的抗日英雄——能活到一百岁，尽管如今这世界空气龌龊、污染严重，能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很少。

何顿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