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以自己的方式生长

文丨沈念

掰着指头算到今天，我在这座工厂的生活区里居住了十五年之久。工厂虽小，且偏于城市一隅，但“五脏俱全”，有城市里享受不到的格外荫凉和宁静。一直没有离开搬迁至他处，除了熟悉、习惯、经济条件所限等诸多现实因素之外，更多是因为我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在这里启程。

当某一天我在回忆写作和我之间存在的如此亲密的关系时，我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地方，投向时间的过去。

五年前，我调到报社工作，职业上脱离了这座工厂的子弟学校。我充满信心地离开，但又在许多个夜归的时刻怅惘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条林荫大道，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建筑和标志，那些属于一个人青春记忆的居所。此前，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而这个集子里收入的小说，多数就是在这里完成。

时至今日，我早出晚归，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看似步入的是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一条生活通道。但就算拿一把无比锋利的锉刀也锉不消失、割断不了与过去的联系。此前，我就在那里，像那里的一棵棵枝叶茂盛的树一样。好些次，朋友很惊讶于我依然居住在那个狭窄的环境里。我淡然一笑，很多时候，一笑就可以泯灭诸多无法解释的“存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走进了那座完全陌生的工厂。记得当时我被分派到青工楼507房与人同住，可被挡在了门外，里面已经住着的人毫不畏惧地对管青工房的领导说，老子正在恋爱，老子都31岁了!于是我得以重获一个人的空间，安排到了一楼105房，在这最先安置我的肉体和萌芽的精神之地一住就将近四年。105冬天阴冷，夏天湿热，我的门前常常有他人从楼上倾倒的废水剩饭剩菜，一片狼藉。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铁架(后来这铁架被改装成书柜)。我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与人交往。环境中的许多方面都与想象有着一定差距，我刚开始的青春生活就给纷至沓来的寂寞层层包围了。

“社会人”这个新身份把我推进这座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的工厂，推进那条林荫道上的无数黄昏里。这些黯淡的黄昏拉扯着噬咬着走在回宿舍路上的我。那些喧闹的下班人群，摩肩接踵地走着与我相反方向的归家之路。我必须琢磨的是马上要迎接的黑夜一个人要如何度过，如何解决内心被包裹的一团迷惘。那些黄昏像塞壬的盅魅歌声，搅得我迷失了原本该走的那条路。到了深夜，我独自在走廊放歌，吼崔健吼臧天朔，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后来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女宿舍楼五楼的一窗灯光。那里面住着我暗恋的一位姑娘，可时至今日，我仍未能得知她是否真正留心倾听过那从黑夜里冒出来的“青春之歌”。

也许是那些迷失的黄昏和恐惧的黑夜，让我选择了阅读和写作。只有在思索时，才完成个人对时间的抵抗，只有融进想象中的世界，才发现我其实也有颗鲜活的心。

有些人或事，虽然未曾直接地帮助你做某件事，但那些影响是细微而有力的。当时一个叫大刘的同事关照我，我们一拍即合解决了最大的吃饭问题。我们轮流买菜，一起做饭，我有一种稳定、温暖的感觉。大刘比我早进工厂七年，幼教专业毕业，在厂幼儿园的女人堆和孩子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他喜欢呼朋唤友地喝酒，我自然也乐意去跑腿，我喜欢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生活遭遇和青春故事。有一段日子，大刘陷入恋爱困难期，而我的暗恋无处表达，他的郁闷和暴躁不安更多的是引发我在深夜的吼叫，似乎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回应。其实这样的“歌声”在男青工楼此起彼伏，有时还成为集体“嚎叫”，甚至有一次一个众所周知的失恋青工推开前后窗户，播放着最大音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我和文刀刘，还有后来加入我们生活队列的同事双人徐没少去工厂附近叫万家队的郊区狭小充满异味的小录相厅看所谓的巴可电影，一块钱，一个晚上看三四部片子，乱七八糟地看，也看了不少好的文艺片，像“胭脂扣”、“阿飞正传”等。我拿自己的旧录音机换过大刘早已束之高阁的《乱世佳人》及《新概念英语》等书籍，但他把一套所谓的“鲁迅全集”秘不示人，直到如今都只是拿来诱惑我……

还有那些在酒吧听音乐的夜晚，那些外出游走的经历，那些欢乐与痛苦，那些记录柏拉图式恋爱的书信和日记，都在开始写作的时光里推着我奔跑。写作，的确是我躁动的青春和苦闷的精神找到的一个渲泄缺口。而我的青春、成长和写作，就像是互相追赶的旋风，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被厂区内成列成片的樟树、梧桐树、椿树所记录。这些属于本地最常见的树种，成了这里的老人，每一棵都长得枝繁叶茂、朝气蓬勃。即使过一两年它们被集体清枝除叶，但就是几场雨的时间，它们又欢蹦乱跳了。这些树，也陪伴了我无数的阅读和写作之夜。从它们身上，我悟到它们以植物的方式生长，我也需努力以自己的方式生长。富有生长性的写作才是有力量感和时间性的。

就像一头小兽，我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写作之道。我还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行进下去。如同这本小说集的名字所包蕴的——我每一次的写作，每一篇小说的开始，就是一次精神的远足。

(代后记)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

文丨刘恪

2003年冬天的风，贴着皮肤吹，似乎揭掉了一层胶条，拽着汗毛有些生生的痛。野草伏在山根田湾，把头倦在泥土里等待春天的视线去伸长它。我在儿时的农民朋友王与渫家，读着那个叫沈念青年的作品，题目叫《浮光掠影》，他说，扯亮它，便散发出黑色的光芒。他写了许许多多的影子，居然有声音的影子，更多的时候他不是在光明中感受影子而是在黑暗中，在雨夜里，影子成为抽象的事实，影子与光，与心灵纠结都是极为平常的，唯独与黑暗为伍是一个不易觉察的特质，因而他有了影子是角斗的后遗症。这是一种极好的艺术感觉，有敏感，有发现，是一种心灵的痪散物。最后居然来了句：沉默是今晚的盛筵。(在灵魂的深处，影子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乃思想的盛筵。)他小小文章激起了我许多联想。我很惊奇，又找着读了《穿多少巷子才能到家》好标题，一种不定性的延伸，居民隐身在巷子的某个角落时光打磨着门楣，门环成了门的酒窝，盛下时间，醉了里外人。巷子里的静，居然是墨浸宣纸，两面透。

我把书放下来，眼中似乎看到了一个少年清瘦的影子，精灵一般飞过，他也许就是我许多年寻找的故乡的后继人。我已确定了一个思路，一定找到这个青年，三五年之内推出他来应该没问题。

春节后我在岳阳市内见到他，清瘦而腼腆，有些女孩性情，大约两个小时的谈话，我便确定了日后的做法，记得那次便带他去岳阳鱼巷子观察生活，寻找这个小城久远年代的东西，包括那些石板路，旧阁楼门窗，檐瓦，及那些木质扶栏苍老的颜色。之后我给他找各种各样的书籍，大体符合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一个办法是让他回过来找到传统叙述的方法，我要他读沈从文小说，重点推荐《阿黑小史》，从基础做起，下苦功训练叙事和描人的能力。后半年我同颜家文先生策划湘军五少将(田耳、谢宗玉、马笑泉、于怀岸、沈念)，在《芙蓉》的小辑中选了中篇《加速度》和短篇《水中壁挂》。他很努力，后来又有了比较而言情绪饱满，有力量的《断指》，在《十月》刊发后引起了一些关注。这里我选择他的三个文本来谈谈其短篇小说的特点。

在当下语境里，我们来思考人们现实的命运逻辑，实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如果沿用荒诞这个词，以存在主义态度来表达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应该不会错。这个20世纪中期以前使用的概念，难道还要我们人类21世纪来再一次承受它么。从理论上讲，这种命运的历史逻辑应该结束了。可是，我们的当下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是更加糟糕。沈念的小说便是对当下这种现实命运逻辑的书写，并且通过区域化的考察，有力地指向了当下小人物的困窘。

《水中壁挂》故事背景发生在容城这个小县。许泺作为记者探访一件民间藏品汉锦。一件误认的珍品决定了一家人的命运。

这件壁挂(汉锦)是一个商品拜物寓言。我，许泺初衷是访得此物到省城转手可获高额利润。可壁挂(汉锦)的持有者金朗生并不知个中的奥秘，他的孩子金小炜已经悄然地卷入了事端的漩涡，聂虎为首的三少年已经开始争取这一件壁挂。这时壁挂成了一个核心的纽结，已然是一个象征符号。仅在于这个符号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金钱财富的，一方面是文物艺术品的。在这个文本中仅作为了商品，是商品决定了文中几个人的命运。聂虎一伙少年要掠取壁挂也是一种商业意义，当金朗生用壁挂去取换金小炜被劫的生命时他也获得了此物的金钱认识。因此，壁挂以金钱利益的象征符号便驱遣了文本中所有人物命运的逻辑归宿。

但是这个语境是反讽的，人们所争的这个象征符号是一个已抽空了内涵的符号，注意这个符号的属性决定在文物界的专家手中。专家证实了这个符号仅是一个能指，关键是这个漂浮的能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客观作用。

聂虎所需要的是彼符号而非此符号，他认为是一块破布(破布如果是真文物，但小儿不识，也许力量更大)。这才有了把人沉入水底的举动。金朗生和金小炜的命运实际决定在这个漂浮的能指符号上，故事忽略了许泺与聂虎对这一个被抽空了的符号反应，便大大地减少了心理力度。

拜物一词始用于马克思的模式，针对资本主义的物质膨胀的直接现实，该术语指宗教信奉者将所拜之物从一种物质状抽象为一种精神状，并归结为一股力量泥塑像或其他的崇拜形式，皆具有同样的力量。这种拜物指向一种过去已成为劳动产品上具有一种客观性质的标记。事实上这种物性已经具有一种社会交往的性质。因此拜物符号直接揭示的是一种人们的社会关系。许泺，聂虎，金朗生便是在这个拜物概念下展开的交往活动。这里颇有深度的是聂虎一伙少年，我们估且称之为少年犯罪，但他们犯罪已深入到心理层次。拜物仅是一个表象。我们再回头看，当下语境中金钱拜物意识已渗透到儿童心理了，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时的拜物寓言便不是一个个具体问题，或者某个区域，或代问题，而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整体问题，当然我不是指沈念的作品《水中壁挂》便是这样一个整体象征，毕竟它只是一个短篇，但该文本已经触摸到拜物的现象世界了。因此这个文本所揭示的现实语境是严峻的，也正是它展示了人们现实命运进行的过程。

《打虎上山》是写容城的一个剧团改革的故事。剧团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孙二柱和叶红旗。叶是扮演红极一时的杨子荣。他作为一种英雄象征，可在现实语境中他是反讽的。现实生活的命运展示对于叶红旗永远是悖论的，扮杨子荣获得辉煌娶了一个美女，但是一个精神失常，多年共患难的朋友孙二柱，是生活中精神的共勉者，结果把他老婆干了。剧团解散了，有一笔钱可以自由生活了，偏偏老婆吴彩莲死了，他被判了十年监牢生活。叶红旗的命运总是呈下降曲线。山穷水尽处总不柳暗花明。最后文本有两个关键，其一错判，吴彩莲失踪回来了。生活演出了一幕滑稽戏，无数苦难经历，谁人评说?那么现实所有的压力只有让个体去承受。其二叶与老公安见面，讲出自己的一个梦，一种幻觉，我有罪梦中杀了一个人，背后扼杀，然后是一辈子跪下去。这很有意思，为什么杀人是从背后扼脖子呢，这很意识形态化，英语中意识形态一词便是从背后勒人脖子的含义。那么叶红旗的命运意识形态化，是一种社会普泛现象。这个悲剧的含义是什么?是人们的普遍命运逻辑，而它的深度在于人们自身已把这种苦难意识形态化，他没有批判了，居然和老公安紧紧拥抱，苦难与专制和解了。

美国罗伯特·赖特两千年出版过一本书《非零年代》，副题为：人类命运的逻辑。他的目的在于找出人类一条好的比较理想的命运之道。采用了博弈理论的术语。指出人类命运的历史仅是一场赌博，其结果均是零和，意识中人与他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其结果是互相伤害。以一方胜利结束。而赖特设想了另一种可能非零和，意思是双方都从让利中获利，用当下语汇说，取得双赢。只是这样人类才能取得他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然后再是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共处。无疑这是一个好的、理想的逻辑设想。在考察人类历史的残酷以后来设想人类新的出路，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可是悲剧在于人类回不去了，大家都在斗杀中存在。按赖特的非零和逻辑，叶红旗与老公安是一种非零和的结局，但是这是一种悲惨的结局，因为叶红旗在无数零和中已经伤痕累累了，他终其一生再与老公安的非零和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人类与社会谁是最高的仲裁者，由谁来回答人类的公平与正义呢?

《断指》这是一篇写青年人的日常现实生活的小说，表述的是以剽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前部分是正面写剽记的丑恶行为，后部分是侧写剽记的丑恶行为，文本的目的不是展览剽记为代表的恶行。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丑恶的一种妥协。这时候陆凡这个女孩儿便有了意义。最早陆凡是以反抗者姿态出现，然最终和剽记妥协，最后是同流合污。至于陆凡有什么隐衷没有，文本中并没交代。如果这两层含义都到位，那这个文本又是写的一个悲剧故事。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命运逻辑。从内容上它具有书写意义，但没有独特新颖的表述方式，那么这样的故事与人物便会是无限重复中的一个，这便丧失了它独立存在的品格。可喜的是沈念采用了一种宿命策略。写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故事。一把刀的传奇。一个物化了的精神仇恨史。一把神奇的刀，它具有特别品格，工具性而言它是超级能量的。其次，刀有嗜血的物性。通过我的神秘感知它贴近了我的欲望意识。在文本的进行中，这把刀一直都是一个鉴赏品，直到最后，它断了剽记的指头，刀才物有所归。刀，作为一种复仇寓言。或者是欲望的切割器。文本中把刀与我的潜感觉与情绪处理得很饱满，不弃不离，一种物化了的精神象征，当最后落在剽记的断指上时，反而缩小了这把刀的拜物力量，因为刀去割断一种邪恶太正常了，几乎没有复义，张力在接触到剽记的那一刻消失了。

这把刀与博尔赫斯的《遭遇》有其互文性。共同的主题是仇恨的物化。文本完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搬迁，暗含了一个更隐晦的主题，现代邪恶应该有一个它神秘的抑制形式。主人公的刀实际只能小惩大戒，当代生活的物化也许这个作用也达不到，于是我们心中只能充满悲哀，现代人现代生活的命运逻辑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暂且划为三个方面姿态，沈练是坚守者，陆凡是摇摆者，剽记是堕落者。现实语境是邪恶占压倒力量处于主控地位，然后是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投降，最后坚守者便少之又少，这使得邪恶失去抵抗者，因此当下语境便更加疯狂。一旦人物低于他的语境，人们便成了语境的玩偶者，这注定了语境是反讽的，因此我们可见今天时代可以称之为反讽时代。

在反讽时代，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只能是以零和方式出现。因此赖特呼吁着非零年代的产生与发展。

我挑选了沈念短篇小说的三个文本，对他展示的当下语境中的人们命运逻辑进行了分析。从内涵上看，沈念业已触及了时代和人类的一些基本主题，在个别问题上也有深刻独到的展示，那为什么沈念的文本没有产生当今大多数的注意与共鸣呢?问题在，沈念文本的独特性打造不够。没有找自己一个非常切合而又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这几个文本看，他开篇切入口都有冗长拖拉之感。文本中的核心的东西过于暴露，这样容易滑向浅层，语言整体处理的调式没有贯通，仅有一些精彩的局部，简言之，他更应该注意一个艺术文本的形式独创，并且仅是他个性的独创。

尽管如此，他作为七零年代末出生的作家，已经有了难能可贵的创作实绩，若能沉潜下去，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