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的苦咖啡

这已经是我心情不好时又一次坐在“西雅图”酒吧里。酒吧躲在城市的地平线以下，从大理石阶梯走进去，光打得很少，一片幽暗。庆幸的是，心情的黯然还不至于超过这里的光线。一个人坐楼上夹层的一张桌子，桌子是要坐四个人的。今天，我无法准确地记忆起这个夜晚是怎样开始的。女孩长发飘逸地走进来，没有左顾右盼，没有跟随侍应生的指引，径直坐在了大厅的角落里。那里，和我的位置，是打个正着。我看着她，她没有抬头张望，视线是平直的，也就没能看见我看着她。她点的是一杯咖啡，是我喝过的“西雅图”咖啡，不加糖不加牛奶，苦，苦不堪言，但很多人喜欢。是否人们习惯了生活的苦，麻木了咖啡的苦。女孩一心一意地喝着咖啡，然后舒展开身体，躺在沙发上，手臂张开，动作优美，像鸟飞翔中的惬意，又像要拥抱什么。却一直没见她要拥抱的人走过来。我的位置、视角、心情都决定了我能够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猜想她的心事，猜想她看不清的面容，唯一能确定的是长发飘逸，沉在黑暗中，像四处都是她长发的缠绕。我看见，长发朝我奔袭过来，先是几丝掠过我的眼睛、耳际，再整个儿挂在我脸上。

有趣的是，在11点左右，“西雅图”主持人在说了一长串听不清楚的话后，猛然提高一个八度，宣布今夜“西雅图午夜有约”的主人是18号桌和108号桌。听到后面一个数字，我一阵惊喜。又犹豫着，还看见视野里的女孩也犹豫着，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走向大厅中心，走向“午夜有约”的奖品。主持人嘻嘻哈哈地，将我和她调侃一番，四周一片嘈杂的声音响起，有人吹口哨，有人在说话，或者是与我和她有关，但我什么也听不清，脑子里十分混乱。我和女孩是面对面地，主持人站中间。我还不敢看她的脸，只是盯住了主持人手中的红包。那是我们今晚的奖金。平时，别人拿到这奖金很高兴，也很配合地与主持人完成一段令人捧腹大笑的节目。我能感觉到主持人心中压抑着怒火，今晚是不是遇上两个傻瓜。不管他问什么，我和女孩约好了似的都是支支吾吾地答应着。今晚语言成为我们和主持人及“西雅图”之间交流的阻碍。主持人感到了自找没趣，他如释重负地完成工作使命，违心地说出最后一句话：祝二位在“西雅图”心情愉快，祝“西雅图”的所有朋友心情愉快!这时四周稀稀落落地响起了掌声，音乐也紧跟着响起。

女孩和我一先一后走出厅中心，走出众目睽睽之下。她突然转过身来，望着我，我终于看了她一眼，和想象中的美丽是相同的。我赶紧低下头。女孩向我示意，我就没有再讲客气地与她坐到了一起，两条沙发的卡座，面对面，能更近地欣赏她的美丽。虽然光线暗，但距离已消除了暗所带来的不便。意想不到的是让我们坐到一起的竟然是两百元人民币。她问我这如何分配，我说你拿着吧，下次请客时喊上我。我颇有心机地提到了下次的约会。后来，我们喝起了啤酒，居然谈拢来了。我已不太记得那晚说过的话题，似乎太多太散乱了，反正我是没话找话说，还常常把话说错了。

我们一直坐着，坐到更深的夜。“西雅图”打烊，我们才回到城市的地面。城市的灯火阑珊，天空竟洋洋洒洒地下起了雨，雨很细。女孩要我陪她走。此刻我们似乎是无话不说的朋友，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她挽着我的手，头轻轻地靠着我的肩膀，我闻到她长发上飘散的香味，是熟悉的芙蓉露的香味。我趁她变换姿势时，搂住了她的腰，能感觉到她皮肤的光滑，细腻，还有温温的热度，还有我内心压抑不住的跳动。

女孩邀我上楼。她一个人住在楼顶层。我不敢想后面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也没奢望发生什么。当房门在关闭的那一刻，她抱住我，不知所措地哭泣起来。我不知要如何安慰。她说她的心情一点都不好，当然是遇到我之前。在这个城市里她是最孤独的，这是一个常常令她伤心的城市，她喜欢躲在夜里，躲到“西雅图”的黑里，疗自己的伤口。她的言行同样地令我不知所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也紧紧地抱住她，用一种力量堵住她伤心的缺口。

今天。我也无法准确地记起那个夜晚是怎样结束的。一切都结束得太早。我回家也很早，外面下着与那夜一样的细雨，在雨里走很久，才能感觉到头发和身上的凉意。

夜总是在我渴望而又害怕的时刻降临。那个夜晚，那个她，都是虚构的，只有“西雅图”，只有那份糟糕的心情真实地存在过。她是她，我是我。或许，我的确曾经遇见过那个她，只是彼此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有一天，她也会扑倒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轻柔地哭诉伤心往事，但男人一定不是我。我站在阳台上，樟树茂盛的枝叶挡住了我的天空。我只看见凌乱的树叶，看不见晶亮而整齐的星星。我想到了很久以前记下的话：这世界上有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地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下一次地，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我也是一只没有脚的鸟，脚是虚设的装饰。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时髦的酒馆，她却走进了“西雅图”。只有坐在“西雅图”的幽暗里，面前摆一杯苦咖啡，耳边有音乐，眼睛里有人影晃动，不时有一柱一柱的光溜过身边，我的想象力才开始启动，游走，就像有那么个伤心的夜晚，有那么个她，就像现在一样。

与一棵树的相遇

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我的记忆往往是停留在一个乡村、一座普通的房子及相遇的一棵树身上。那条我只走过一个来回的乡间小路，我说我对它记忆深刻。路边栽种了些什么名字的树，是左边的比右边的要多，多八棵，路口处有一家杂货店，老板娘正在里面清扫，柜台上的亮瓶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吃食，有几个孩子就看着亮瓶上的一块块光斑流着涎水。往前走，三百米，一间红砖房子，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个又没有飘雪的冬天。我回忆起那条路、两边的房子、被车干水的小池塘里黑色的淤泥和栽在塘边的树，及所有的细节时，心中都涌起一丝丝扯不断的快乐。譬如那些树，一棵棵郁郁葱葱地长着，长好了，将来有哪户人家娶亲或出嫁，它就派上用场了，喜庆将沉静的村子唤醒了。我尤其记得一棵树，在众多的树中，它似乎一直在坚定地信守一次承诺，等待着我们相遇的这一天到来。

屋后的这棵泡桐树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一笔一画，有板有眼，是那种廉价的小刀刻的，可以看出小刀在手中用了很大的力，每刻一笔的过程缓慢，还有字里行间藏着的幼稚。女孩把我带到树前面。这是我的名字，大约是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同学刻的。她说。那年她才七岁。

具体细节，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她不说，我只有想象。那一定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她和她的同学在屋前屋后撒开腿地奔跑着。跑累了，她们就蹲在屋后边的小路上，看地上奔波的蚂蚁。其中有一个同学掏出一把随身带的小刀，她们就开始玩“分土地”的游戏。画一个正方形，将小刀用力刺进泥土里，然后画一条长线，线这边的土地归一方了。最后看谁分得的土地最多。这样的游戏谁胜谁负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她们玩得开心。游戏结束后，有一个同学拿起刀，提议在每一棵树上刻一个人的名字，名字会和树一起长大。于是他或她(我更愿想象是一个男生，只有男孩子才天生拥有对尖锐性器具的占有欲)首先在树上刻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好听，像秋天林子里鸟儿婉啭的歌声。这棵泡桐树的皮肤还很稚嫩，我们可以想象，它忍着小刀给身体带来的剧痛，甚至是绝望，承担着一种幼稚的伤害。是哪个调皮的小家伙，把我美丽的皮肤划开，我的鲜血已经在一丝一丝地往外渗。在泡桐树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了这些悲伤。

当名字刻完的时候，她的父亲出来制止了她们的行为，小树也是生命，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小树。她们惭愧地低下头，她偷偷地瞟了身旁的树一眼，在青色的树干上，她的名字刺眼地显现于跳跃的阳光下面，树上的每个字都是静谧的，也许它在树的身体里搅起了一种声音，而人却无法听见。在名字周围是湿漉漉的一片，不知是树的泪水还是血液?她的心头一颤一颤的，不知是快乐还是忧伤?

从刀子在树干上刻画的时候，名字就融入树的生命里。十几年过去了，名字一直和树一块儿生长着，和时间一起流淌，笔画之间再不是湿漉漉的了，而是结了痂一样的黑色。这棵刻着名字的树，名字是她的代号，也是树的代号。许多次，她的父亲想到了砍倒这棵泡桐树，给家里添一张桌子，一把凉椅，或者几件别的东西，可又止住了这个念头，是树干上的女儿的名字提醒着他，帮助他回忆。树也是生命，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树。

一些年前，那个名字被刻在树上的女孩来城市求学工作，起先的日子，像一棵乡下的树进入城市，离开了蔚蓝的天空，清鲜的空气，宁静的环境。站在车来人往的十字口，喧嚣的汽笛在耳膜里震动，绿色变成了五颜六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怪怪的味道，她的头有些轻飘飘，方向感顿时殆失了。但她像是一棵天生就知道挺拔才是美丽、适者生存的树，很快在城市的水泥地里开始一种新生。

有一天在梦里，她回到家乡，她的脚印浅浅深深地留在田埂上、乡间小道上，比城市里的广场更广阔的原野里多了她的呼吸，她和田间的各种植物、小路池塘边的树亲切地聚会。那些儿时的玩伴、同学大多走出去了，或者嫁了人家，也像她一样开始了城市里的漂泊，但就像一棵树无论长多高，它的根在地下一样，在她思念的一头，是无比熟悉和热爱的田野、沟渠、小桥和树。

与一棵树在冬天里相遇，让我对树有了别样的认识，似乎多年以前就有过相遇的预感，我爱上这棵长得并不出众的但刻着名字的树。树，一如既往地峥嵘地生长着。我问她是否一直恋着这棵树，她说树在她心中，永远地有了意义。在这棵树的身体里，刻着的不仅是名字，也有她的思念和记忆、领悟和希冀。

小 旅 馆

我们鱼贯而入。在小旅馆的门口。

每天的这个时刻，白日的微光逐渐被次第亮起的路灯、招牌灯散射出的或柔媚或刺眼的光芒所抵抗、遮掩的时刻，总有一些人，他们或她们，或者不间断地小住几天的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成堆，或者一窝蜂地钻出来，挤在小旅馆门口并不宽敞的水泥坪上。然后鱼。贯。而。入。

小旅馆，在这座小县城里，名气就像它的规模，一般般。称谓小旅馆，是人们的习惯，还有那的确很窄的门面。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它的位置，应该存在三种方式，桥东胜利农贸市场右侧150米。桥东陵园路171号。湘运汽车站斜对面——老张医师诊所隔壁。对于第三种表达，是因为这家诊所的招牌，白底红色行楷字的招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十分醒目。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女人，是这家诊所的常客，不一定是看病，可能是闲聊，问些生活小常识，间搭买点必用品。然后从诊所出来，走过那条四五米长的煤渣铺成的路，再走进这被称为“隔壁”的小旅馆。

小旅馆有姓有名，一个听起来有点老态龙钟而又充溢着美好气息的词语——喜临门。多年前取的名字，不知道这些年小旅馆里有多少算得上的喜事降临过。但据大家的议论，曾经几易其主的旅馆老板，一个比一个显得精瘦，油水被前面的主儿刮得越留越薄了。我曾经路过的一次，正好目睹公安的四辆警车一溜子排在小旅馆门口，车顶的红警灯忽闪忽闪的，尖利的叫嚣声吓得那些围在车站附近的无证经营小贩落荒而逃。开始大家以为是抓那些暗里出没的皮肉生意，纷纷拥挤在门口，想看见那些垂头丧气的男人和无所谓的异地女子是怎样钻进警车里的。大家想象着等待几个光溜溜或至少露点什么的身体出现，可那天的结果是一拨人一拨人换岗似的等到最后，终于看见几个警察抬着蒙着白布的担架出来，有一双脚因为担架的倾斜不慎露出而成为供人猜测的“根源”。这双脚的主人的年龄和身份在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唾沫四溅地流传。最后的怀疑对象落在一个老年男子和一个靠身体谋生的中年女子身上。一个因为过度兴奋用力过猛一个因为接客过多。关于前者用药的说法是从诊所传开的，他们证实那个老年男子曾在诊所的当街玻璃柜台里买走过壮阳之类的药物，而且“那男的一看就是常年四季在外面搞这种事的男人，只能靠药物了”。有人这么说，立刻有人顶去一句：“这事，谁不搞这事呢?”而关于中年女子的判断是，与她有过交道的人发现这个叫“阿兰”的女子神秘失踪了，就在那天下午。失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从邻省来的女子，一度孤独地靠自己养活自己，她还从邮局寄走过几笔小数额的钱。也许有人认识她，甚至有过亲密接触，但她“失踪”了，再也没在县城里出现过。倒是几年后有人说在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出口处看到过衣着光鲜的阿兰，拉扯着一西装革履的男人，一看就让人明白是还干着那营生。只要她还活着就好，诊所的老张医生叹着气说。

我第一次走进小旅馆是八岁那年。一个八岁的孩子对它的记忆保留在一些模糊的片断上。模糊，是因为八岁这样的年龄段对经历事物的记忆提取的随意性。那红色油漆新刷过后的鲜亮地面，深橘黄色的高柜台，两盆新鲜得很的假花，墙壁中间悬挂的别人赠送的玻璃框，左上角写着“开张喜庆 生意兴隆”，而框着的是那时十分畅销的迎客松图。太阳照着山岭上的一棵大松树，也照着胖中年女老板长三个下巴的笑脸上，松树展开的浓密枝叶寓示着展翅的鲲鹏。当然有关鲲鹏有关画是我父亲的朋友，那天把我从老家小镇带到县城出差的朱叔叔讲解的。那天晚上我和他挤睡在一张床上，另一张床上的客人不知为何深夜未归。朱叔叔的呼噜声响亮，在白天我见过的松树和想象中的所谓鲲鹏之间变幻，俯冲下来钻进我的耳朵里，我一直睡不进梦里。也不仅是呼噜声的原因，我想家了，想父母和家里的小床，还有对那间双人房我的新奇感一直没消退。

我仍然记得这间位于狭长走廊东头的双人房，简单的布置局限在两张床，一个木制洗脸架，两把可以坐两个我的平藤椅，一张四方桌子和一台14吋的黑白韶峰电视机上。所有的家具都是那种新的橘黄色，亮眼得很，房间里散发出油漆的气息在鼻子里干巴巴地痒。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电视机上的旋钮，雪花点一直不停地闪烁，很遗憾的是电视台没有节目。我的心情像那些雪花点样地说不清楚滋味。我的手在旋钮上用力，隔一阵隔一阵地用力，甚至我怀疑电视机坏了。可这台取自伟人故乡特征性事物的“韶峰”品牌，在当时的名气是众口相传出来的。这个词语曾经在县城以及小镇、乡村里的多少张嘴里滚来滚去，仿佛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词，而是一颗令孩子们落口水并且骄傲得不愿吞化的糖。

那个晚上的睡眠完全脱离了平常的轨道。我睁开眼睛，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射在桌椅上、电视机上、洗脸架的大牡丹花瓷盆上。一种淡淡而晶莹的白，刺眼，无所顾忌。我连忙闭上眼睛，一片静谧，揉散了呼噜声。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又在朱叔叔下床拉尿的时刻醒来，他晚上喝多了酒，进进出出上了四五趟厕所。我不作声，但他每次下床上床弄出的一丝丝响动都钻进了耳朵里。

这个在八岁孩子眼中完全是“新”的小旅馆，在我时隔十三年之后的再次进入，一切都蒙上了“旧”的色彩。旧里还张扬地显示出残破。挂玻璃框的墙上留下一个背影，换了一面早已歇息着的挂钟，也不知在这里，时间停了多久。假花不见了，柜台的位置没变，因为只有那个角落才能容得下这个大厅里唯一的庞然大物。只是柜台表面磨损得厉害，深橘黄的颜色早已脱落，多少汗津津或者做过别的事的手，在柜台上摸过来，擦过去，留在了小旅馆的记忆里。那天下午大街上的阳光灿烂，而小旅馆里显得格外萎缩黯然甚至阴沁，我的身高已经允许我往柜台里的探视自由，原来这么脏乱呀，与我八岁时的渴望与想象要差远了。笔，卷边的记录本，茶杯，计算器，过期的报纸以及更多零七八碎的小东西，都那么自然地袒露在视野里。

这一次我没在这里留宿，房子里的潮湿，地面漆的剥落，藤椅不见了，床单的不洁以及床褥摸上去的湿腻感，都构成我不留宿的借口。我看到柜台后墙壁上的小黑板用白广告粉标示的价格：五人间：五元;三人间：十元;两人间：十五元;单人间：二十五元。这是我见过的最便宜的地方了。还有我听闻里别人冠上小旅馆“鸡棚”的外号，这个道听途说的绰号取得颇为有趣。在当地人的嘴巴里，它和阴暗、潮湿、肮脏、疾病等等有关，我内心明白，这里是许多异地或本地乡下女子的活命地。她们的身体，曾在每一张床上滚动过，每一张床单，都应多少残留些她们身体里的芬芳。

我在小旅馆呆了两个多小时，是去看一个人，我找他聊天，记下一些我想要得到的事件。然后，我甩给他两包精白沙烟，在一个电话的催促下匆忙离开。

我与小旅馆的这种过客与主人的关系，让我谈不出什么它对我的影响或者别的更多内容。有许多东西，生命中注定了相遇，而“相遇”这个被我描述过多次且让我珍爱它的词汇，又一次将相遇的对象推到更多眼球前面。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县城里发生的那次较大规模的拆迁改建中，从桥东路西头朝东开拓，但恰好到小旅馆的隔壁就终止了。那间老张记小诊所搬走了，到县城北门的更大一处门面继续生意兴隆着。那些女子要买些生活用的东西，可能要远走一段路到一家小医药超市去，也许在那儿柜台也有出售。现在我们若是要对小旅馆再进行位置的描述，已经要发生改变了：胜利农贸市场背面，胜利路171号，湘运汽车站斜对面——家乐多超市的隔壁。超市在那条煤渣路上铺了水泥，到小旅馆的门口，一边很新，一边很旧。小旅馆一天到晚似乎还围着不少人，大家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因为从那里的一扇小侧门，可以插近路到新的胜利农贸市场，节约五到八分钟时间。

我去那县城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再少也还一定要回去。因为公路的新开辟，有时我会沿另一条公路横穿过县城，与小旅馆擦肩而过。也有几次，我看到小旅馆在车窗外，像一个在花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表情冷淡、静默，旁边门脸比它新炫的各种店子的喧闹声毫不在意地淹没了它。

一树悲凉

如果不是两位长者的引领，那座四合院也许一辈子都会在我的视野之外。偌大的北京城，眼睛是非常容易被花样辈出的新事物诱惑的。高大威猛的建筑像安上滚动轴似的遍地开花，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四合院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消灭。似乎只剩下这一座——悲凉四溢的四合院。

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这个旧式地名在今天只是成了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具体、标志性的位置。这从我们的寻找过程中的几度打听可以看出，被咨询者常常回答我们的不是一脸哑然就是“好像……”。我还在纳闷，我今天要去的地方，不会是一个子虚乌有之处吧?

当我们的车横过热闹、阔大的菜市口的十字路，戛然而停下时，我们的目光被粉饰一新的红院墙上的字眼——谭嗣同故居——吸引。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此前的费尽口舌却是不经意间抵达。上天在考证我们的诚心之后，把这院子推到了我们眼皮子前面。

墙壁上凹下去的五个字，让我的情绪在瞬间兴奋起来了。我站在院墙外的牌铭前，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一个失败的英雄的简短一生。这种属于门外的回顾，文字中渗透出隐藏在历史中的血与泪朝我奔袭而来，还有同行者虔诚的目光，我才突然意识到在这里我要做出的是一种仰视的姿态。

而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应诏赴京，肩负维新变法使命的谭嗣同，目光非常的清澈，当他从老家浏阳千里跋涉而至，站在那扇尚未修葺、油漆剥落的会馆门前，心情是高兴还是沉重?眼神中的坚定和锐利没有丝毫的晃动吗?留给我们的是想象。最终的结局是谭嗣同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多月后，就是这让他充满希望和斗志的京城，成了生命的终结之地。

站在宣武门外，谭嗣同有些激动。他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1865年他出生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十三岁之前没有离开过京城，青少年时代辗转湖南浏阳、甘肃兰州等地，三十三年后他又回到了会馆多云集于此的宣武旧城区。这一带从明朝起就被笼统地称为“宣南”，它包括了今粉房琉璃街、骡马市大街、菜市口西大街、教子胡同、南二环路。谭嗣同像一只鸟，在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宣南”这生命开始的地方。他走过宣武门，停在了箭楼下吊桥西侧原立着一块上书“后悔迟”的石碣前，这是给那些即将赴刑的“亡命之徒”看的，以警示他人。后来那些为变法奔波的日子，无数的夜晚和白天在菜市口一带行走的谭嗣同，他应该经常与这块石碣遭遇，以及最后从刑部大牢到斩头之处的途中，押解的囚车有意地在石碣前多停留了片刻。难道聪明的谭嗣同未曾考虑过后果吗?自己在做些什么只有他心中是最清楚的。熟视无睹的他也许从未把那三个字、血淋淋的杀人场面看进心里。

与今天的清冷气氛不同，当年这座四合院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些热血沸腾的士子们聚集在院子中央的那棵大槐树下，兴奋地迎接谭嗣同的到来。对于从家乡来的我们，红漆的门框里少了两扇木门，院落里人影都闪没了。有人轻吟一句“先生在家否”，像一把条帚拂开和落叶堆积在一起的尘嚣，院墙好像隔断了外面的嘈杂，静谧汹涌而来。这份静，符合我们的心意，毕竟喧闹不是谭嗣同的本质。他冷静地打量着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打量着那个优柔寡断的清光绪皇帝。也正是他的冷静，像一道光，扫过京城阴霾的天空。在中国历史上他绝不是扮演一个喧闹的角色。

一踏进院子，内心残存的那点兴奋意外地消遁，唯一有的是警觉。我们散开，又很快相遇。原因是这四合院太小，房子又矮又旧，院墙周围码着各式各样的杂物，挤得巷弄里的路瘦仄瘦仄的，还把对陌生者的质问冷默地写在脸上。我要寻找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一下子也迷惑起来，展现在眼前的是“年久失修、杂乱凄迷、萧瑟孤立”这些词汇和在寒风中打冷战的狗，檐头飘摇的狗尾巴草，角落里沾满灰尘的煤，低矮残旧的墙裙，门窗紧闭的小房间，还有三棵皮肤皲裂的槐树，这些都不是想象中的。可我又能说出想象中的模样吗?就是到了离开那院子多日后的今天，我似乎觉得那仍只是个梦，梦中的院子太没有物质内容可供罗列。

莫名的一些紧跟着冬天的寒风跑进我的身体里，莫名的抖动黏附上了我。1898年9月28日。41号四合院里居住的人们在这一天倾巢而出，他们把脑袋瑟缩进发白的长袍领口，同样怀着颤抖的心情，步履蹒跚地走向菜市口。这个以砍头而著名的地方，让全中国人心惊胆跳的古刑场，在这一天砍断了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这六个人的呼吸。至今位于菜市口生意兴隆的西鹤年堂就是因出售砍头时的麻醉药物而出名的药店，据说当年老板给刑场上的六君子带去了药物，可被谭嗣同领头拒绝了。谭嗣同在凛然地喷洒颅内鲜血之前，他那句临刑前的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菜市口的上空荡气回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人们私底下给他们一个称谓，在数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这个称谓被更多未能亲历现场和亲历那个时代的人记住：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作为六君子之首，他在被捕前几天，正在四合院北边的那间“莽苍苍斋”书房里奋笔疾书。9月18日，他对袁世凯的深夜拜访，其交谈过程如今埋葬在时间和消亡生命的尘土中。有人说，要逮捕谭嗣同的消息传出后，前来通风报信的人却是垂头丧气地离开的。梁启超走了，康有为走了，还有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早走了。谭嗣同决定留下来。也许在某些人眼中，变法失败，谭嗣同的鲜血白白地溅没在清朝晚年的沉沉黑夜里。谭嗣同等着慈禧的人来抓，他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不是厌倦了生命，而是深知“变法未有不流血者”的道理。“中国变法请自嗣同始”——他执意向世人展示生命可以创造的另一种价值。

如果不是遇到那个扎着围裙的妇女，残破的屋墙和紧闭的门户早让在院子里穿梭几个来回的我们对“到底住没住人”心生疑窦。其实在院落的每间屋子里，都有老百姓居住。这个五十八岁的大婶，从她八个月起就住在这座四合院里，一直住到了今天。她指着磨损厉害的石阶说这是一直保存下来的，指着那三棵槐树说，原先的五棵砍掉了两棵是因为人多要搭房，指着灰头扑脸的那间房子说，这就是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她特意强调这点，可语气里听不出骄傲。如今她住到了侧对面的矮平房里。我们问她，现在“莽苍苍斋”住的什么人?她连说了几个好像，最后也没说出准确的名字。时不时有些文物保护的人过来，今天拿走这，明天取走那。当她听我们介绍是打湖南来的时，抹了抹在冷风中冻缩得鼻尖发红的鼻子，说，你们得为湖南人的自豪呼吁呼吁，这谭嗣同故居是区级保护单位，而那康有为，就临阵脱逃的那个，却是市级的。这个级别之差，显然让这个对谭嗣同有着好感的大婶激动和郁闷不已。

我们同大婶聊谭嗣同生前死后的那段时光，她倒出来一个颇令人回味的细节。她说小时候听院子里的大爷说，谭嗣同被砍头前，深夜院子里常有一个断头鬼出没，并不瘆人，就是孤零零地在巷弄里游来荡去的。迷信的说法是这院子要犯人命了，果不其然，数日后谭嗣同被捕，继而命断菜市口。

浏阳会馆。菜市口。一个人的生所与死处竟是近在咫尺。这就是历史常常与人开的玩笑。在这院子里，我的眼睛四处搜寻新奇点的旧迹，收获几无。太普通了，近似于一个贫民窟，我听到一声叹息，是从我心里发出来，又像是从他们那里传递过来的。

同是“谭嗣同故居”，位于京城的这座现在挤挤挨挨地居住着二十来户人家的四合院，当年湖湘士子纵横时事的会馆，最后成了谭嗣同从容赴死之地。这同他浏阳老家“深三进，广五间，三栋两院一亭”的大宅院无法相比。这是叛逆的谭嗣同的悲剧之因，作为巡抚之子，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时刻惦念的是社会的改良，同那个旧时代的决裂。这注定是要有血的代价的。

在这位妇女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时，我贴近那早已经蛛网暗结尘土满梁的“莽苍苍斋”的门窗，玻璃给灰蒙住了，门缝里黑洞洞的，一无所获。

我大胆地揣测，临刑前，这位“向死而生”的英雄脑海里想着什么?他那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留到今天，依然像一排排巨浪拍打着无数后人的心怀。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的是峥嵘岁月里同那些维新志士秉烛夜谈的情景，还是赴京前夜与妻子李闰对弹“崩霆琴”、“雷残琴”的弦乐，抑或是感慨他未能及时描述的变法后中国的崭新前景。我听一位长者说专程看过现陈列于博物馆内那把“崩霆”七弦琴，两把琴都是谭嗣同亲手制作，取材于老家“大夫第”院中的一棵被雷击倒的撑天梧桐树。1898年5月深夜在浏阳北正街那座庭院式大宅内的对弹，一曲成诀别。这一曲，自然勾起无数情感丰富者的浮想。而同谭嗣同聚少离多，又知书达礼、忧国忧民的妻子李闰，翰林之女，这个后来被康、梁二人赠匾“巾帼完人” 的女人，自丈夫死后就改名“臾生”，在她的简历中有“创办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热心建育婴局、办学校等公益事业”等记载。她在浏阳的故居里度过一生，从未到过京城，“北半截胡同41号”在她心中是个伤心之地也是一团挥之不散的阴影。作为女人的李闰，谭嗣同的西辞和他人赠予她的名望又有多少用处呢?她也许需要的只是谭嗣同活在这个世界，平安地陪伴在她身边。

还有一位既是臣子又是父亲的男人，他在那些个噩耗传来的夜晚，也只能压抑心中的哀恸，站在窗外去安慰哭泣不已的媳妇。他清醒地看到也说出来：将来儿子的名望必在父亲之上。这位一生为官清廉、处世慎微的湖北巡抚，既得清朝廷恩惠又受政变牵连被革职在家，在他给儿子写的挽联“谣风便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万世，不得而知”里，我们触摸得到他内心的矛盾与痛楚，也能看到为儿子壮心未酬的超然与淡泊。

四合院没有门，没门的原因我不知道，想必并非为了彰显谭嗣同这位维新爱国、探求改良兴国的志士内心的自由精神，恐怕同大婶眼中的“区级”有关。外院墙上的红漆和白格线，浅俗得很。大婶指着左边离正门两三米的地方说，以前门在这里，前面有排瓜架，听大爷们说，谭嗣同死后，瓜架就废了。

没门也没了门房，可谭嗣同的尸体是那个姓刘的门房收回来的。刘门房和两个仆人从凄凉的刑场上，从离异的尸首堆里折腾一番，找回了“谭嗣同”，又连夜缝补好身首，借一寺院停落，第二年才被运回湖南浏阳。熟悉这一掌故的长者向大婶提出来，并询问门房是否还有后人在。大婶引我们走到进大院门左侧的房子前，示意那门房的亲戚就住在这里。

我们敲开那张挂着一块发潮旧布的纱门，房间里逼仄、凌乱，煤气味、煎药的气味、潮闷的气味，扑面而来。坐在床沿上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喘息声特别重，一见便知有病缠身，她把我们的问好和解释当作耳边风。对这里参观和调查的人，她已经熟悉和麻木了。“您住多长时间了?”“过去那门房是您什么人?”“谭嗣同您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我们接二连三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回答就像变成了自言自语。煤炉上的铁皮水壶开始低鸣并一缕缕地冒气，老太太忽然极不耐烦地抛出一句，都是这鬼地方，这破保护单位，要不然我们早拆迁搬家了。她的突然恼怒更是令我们意外，可细想，要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度过北方的冬天，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对于这个有病的老人。她发怒的原因我们能够理解，要责备的是谁呢?后来我们弄清楚了这位老太太一家是那个保全谭嗣同遗身的门房的后人。他们都是善良的人。走出这间房子，老太太的喘息声更重了，“人间烟火”在这里掺杂了许多现实的因素而变得尴尬、沉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遗留下来，让院子里所有的人彷徨，不知所措。无奈的生存境遇不仅是这里，在别处也是很多普通百姓必须真实面对的现实。

我站在一棵身体皱皱巴巴的槐树下拍照，抬头只看见光秃秃的枝干像无数细密的手伸向白蒙蒙的天空，去抓住那些生命中的虚无。一股冷风从巷子的深处飕飕地蹿过来，绕着被斑驳陆离的枝影纠缠的我，绕着院子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也一定缠绕过消失了的那些东西。突然，悲从中来，我连同脚下的土地狠狠地颤抖起来。我那些悲凉，是我自己的，还是在这个院子里生长了一百多年的?它们也许是顺着树枝和树干流下来，落到我的头顶上。我喜欢被这样的悲凉包围，又渴望这悲凉只是像我这个过客一样地来去匆匆，毕竟把悲凉抛弃给生活在院子里善良的人们，显然太不公平。

从四合院出来，弯下斜坡，前面就是眨眼之间变得开阔起来的菜市口。菜市口的十字路成了一个坐标轴，而谭嗣同故居是这坐标上绝对抹不去的一颗圆点。我仿佛看到一个身影，脚步疾速，他从对面的人流中钻出来，从菜市口顺右手往南走过几十步远，拐上路边的高坎儿，钻进那一排绿油油的瓜架，从瓜架后就可以走进他的“莽苍苍斋”——今天落寞无比的谭嗣同故居。这个身影同我擦肩而过，我们对视一眼，似乎看到一个中国文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不悔的坚定。

当我在离开的那一刻和身处异地的今夜回眸时，那座院子在脑海的大屏幕上变得格外刺眼。那一天，冬天少有的灿烂阳光打在残破的屋顶上，扑打出一束束裹着如烟往事的灰蒙蒙的光。光束里透射出的一双如锥目光，正细细地审视着四面穿梭的车流，匆匆的脚步，那些用钢筋、水泥、玻璃耸立起来的建筑，也审视着院墙内的一树树悲凉。那悲凉，丝丝缕缕，从时空中渗漏。

零碎生活

一

1999年至2001年10月。

我的生活。我的夜晚。我想起来，它们大多与以下一些名字有关——艾菲尔。西雅图。零点。城市部乐。世纪2000。天上人间。1779。维也纳。维多利亚。伍德堡。圆缘茶。假日茶。香格里拉。莱茵阁。秀玉坊。巡洋舰。黄飘带。这是些酒吧茶吧的名字。

其间我常去国际大厦底层的“西雅图”酒吧——在地面以下，一个位置有些特别的酒吧，坐，一坐就坐到12点。那是个单纯的酒吧，就喝酒，听歌，聊天。现在它变了，令人伤心地变。提供的服务多了，搬到地面上来，名字改成“西雅图休闲会所”，招牌灯异常的闪眼睛。我去得越来越少。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每次都是固定的朋友，我们话说得很少，也不玩其他游戏(纸牌、跳棋、智力玩具)，一直就听那里固定的乐队演唱。乐队名字也很特别，叫“惰性元素”，在大学里就成立了，主唱长得矮矮胖胖的。他们唱自己挑选的歌，也唱我们挑选给自己的歌。还有一个叫阿莲的女歌手，长发，声音哑哑的，像田震，后来没有原因地不见了，我问过好几个服务员，她们也是新来的，只是说去其他地方唱了。

在酒吧里总有一种感觉，强烈地缠绕着。就想这样一直坐下去——周围有人畅怀地笑，有人聚头私语，有人小声哼唱，还有人像我一样木然。脑子里不知在翻转些什么。只有想到明天要起早床上班，才在心底惊一下，说好了，12点准时走。周末才可以呆得更晚。这样就有许多次夜归的经历，累积成生活里的一些元素。像2000年的3月，天气不依不饶地阴霾着，雨一直悠悠地下，这和“西雅图”里温暖、叫人迷醉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比。每次走出来，总忍不住打两个寒噤，裹一裹衣服，思想在这一刻也被冻醒。又是夜归。走在墨黑一团的夜里，无论高兴、沮丧的心情都会无限制地被分解，不知道要蔓延到哪里，更不知道已经蔓延到哪里。一切都是不可知的，只有脚步移动，朝一个熟悉的方向。

有一次打的士。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下来，撑开伞，走到租居的那幢80年代建筑里去。我的小屋在那里。夜是无比的静谧，除了雨的声音，这个世界把身体的安静交给了夜。收伞，准备上楼。突然楼梯间角落里的一团黑影把我给震住了，带着无比恐慌的我站在原地没动。我不认识他，一个四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埋着头，蜷缩成一团，旁边放着两个旧式黑皮包，鼓鼓的胀开旧式拉链。也许是我跺脚上泥水的声音把他给惊醒了，他抬起头，面容憔悴，用茫然的眼神望着我。我们互相都怔住了似的，半分钟后，他意识到了我的担忧，挪动了一下，身体弄出的声音哗哗地响。在我怀疑他是否有不轨企图之后，我轻轻地安慰并鼓励自己从他身边走过，拐弯上楼，但我有所准备，潜意识中是一场搏斗。

后面还是夜晚。一切都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也许让人失望了，但我久不曾发生的失眠涌过来。不知道他是谁，来这里找谁;是找不着地方，还是谁不在家;或者他已选择在楼梯间的角落栖息一个晚上。这里不是很干净，可看上去这个夜晚是属于他的“温馨”之地……习惯性的疑问搅拌着头脑，不知何时才昏沉地睡去。第二天清早，我上班经过昨夜男人坐的地方只看到了一滩隐隐的湿迹，人已经走了。

就在那事发生前不久，收听过本地的一个谈话节目，讲一个陕西农民拾到一个丢弃的皮包，有一万块钱有证件有存折，他打电话给失主。包是失主被盗走的，不相信有此等人，就约了农民送到成都。农民由他弟弟、弟媳陪着到了成都，一去就被警察逮住了。直到农民掏出一万块钱，失主才感动了，受不了的。这事在办公室讨论过，都说遇上谁是失主，都会受不了。这世界还有这种人，不相信，不是自己亲历难以相信。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不就是人与人之间多了猜疑，少了诚信。回到那个雨夜，要是我让那男人进入我的房间，如果他是个善良的人，首先他不会相信我好心的邀请，还担心年轻的我对他有所图谋;如果他是个善于制造假象和别人的好心干坏事的人，我又会怎样呢?我对自己没有一时冲动将那不知来历的人引进自己家门的做法，是感到庆幸，抑或是伤感?

一个人会经历许多的雨夜。这个雨夜被记住是因为它的特殊，因为遇见一个人，一个令别人浮想联翩的人，一个在恶劣天气的夜晚无“家”可归的“弱势者”。面对夜间遇到的“弱势者”，让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更加迷失方向。因为是夜，掩住了许多只有白天才能看清的表征，添了几分伪饰和犹疑;因为是夜，所以我把自己裹紧，担心伤害白天累赘的心。

二

2002年。享受阅读带来的喜与悲。

人往往是一不小心就掉进文字的泥淖里。比如读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随笔，慢慢就被她渲泄的情感同化了。她议论着关于同学的话题，直白地说她和昔日同学已经是同也不同，学也不学了。

毕业前夕，校园里最常见的就是一伙子同学涕泪满襟，彻夜不眠，信誓旦旦地约定“年轻的朋友们，十年后相会”;你拍着我的肩，我搂着你的腰;在小酒馆里觥筹交错不醉不归。可过去七八年了，我和那些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几近杳无了。也不知是谁先冷落谁，谁先遗忘了对方，似乎有些心照不宣，似乎变得无所谓起来。思想这东西的变异指日可待，而感情的变异是叵测的。

难得有个小有成就的同学出头在去年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时间早早地定下来了，是一个节日。可临了还是有几个在这座城市里的因这忙那忙很遗憾地放弃了。来了的看上去很高兴。聚会是在一家叫“在水一方”的茶吧里举行的，名字很富幻想，环境也挺适合畅谈，也很贴切我们的心情。大家没有顾忌地叙旧，谈工作、理想与生活里的烦恼和快乐。其间，我们的说话不时被来电中断。手机“嗡嗡嗡”、“哆来咪”地此起彼伏地响起，哪个接次电话，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望着他。看着他接完电话，话也不知说哪里了，于是又变换一个话题。换了多少个话题我记不清了，这般过了两三个小时，有的人接了电话便抱歉地说无论如何得走了，有急事或者是领导催办个什么的，最后一句话像约好了似的，都是“以后电话联系”。然后是有号码的相互传给没号码的，大家的通讯本上又多了些陌生的长串长串的数字。聚会在言未了兴已无中散了。

还有一个同学没来。幸好没来，避去了尴尬。前些日子，我去一所学校参加培训学习遇见过他。那学校的硬件软件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冬天几百平米的礼堂里因为暖气开放，不感到丝毫冷意。那同学就分配在这里，听说满心想着往上爬。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联系，原想借此机会叙叙旧，岂料遇到时打个照面，寒暄几句他就行色匆匆地穿梭着，像不认识似的。听台上作报告，他大大咧咧地到主席台上端茶进水，交首接耳，显得和那些领导熟识得很。当然，我不能肯定他这种“做作”是故意摆给我看的，但他的行为里透出的骄傲和矜持是明摆着的。学习结束，我立刻走了，心中的悲意在寒风中愈吹愈浓，现境里我的那些东西怎能“高攀”上他呢?真是同也不同，学也不学了。

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即使捆绑住也还是不同的，每个人都会走自己的路，道不同不相谋，之后又是各奔东西了。我读师范时班上的五十一个同学，除了一人不明就里地离开我们外，其余的都还健健康康地生活在世界上，守着自己的“田地”，耕耘着，有的结婚生子，有的还没开花结果。在电话和网络的时代里，我又不知道怎样去拨通、连接上同学的那根线。

也许哪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一位同学，却面面相觑，对方的名字无法从记忆库里找出来，搜索引擎的结果是“查无此人”，若果真如此，真是人生一大悲事。同学在一起，就像书架上一摞书，崭新的一模一样，书进了各自的包，命运就无法言清了。同学之间说声走了，就作鸟兽散了，再聚成了一件遥远的事。同学到底是——两个人的生命在某一段时间里的短暂相遇相随，还是曾经拥有了心灵上的磨合而意味着天长地久呢?我满心希望的自然是后者。

三

2002年冬天。

雪在我们热切的目光里一直没有飘下来。

关于那只鸟是三四个月前的事了，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夜风包围的冷冬之夜，我突然回忆起那天的细节。事情发生时我以为不重要的，都涌到记忆的门口。

那天我走进教室时，感觉到了弥漫着的异样，特别是刚跨进门槛的那一步，学生们的目光似乎没来得及从某一点上移开，看得出他们努力掩饰着内心的活动，努力镇静着，可脸上有一丝孩子挂不住的紧张。我没有去想象他们的秘密，三年来彼此间的信任取代了怀疑。终于下课了，学生们一窝蜂地围上来叽叽喳喳地捧出一只鸟。他们强烈要求我帮助这只鸟，我有些犹疑可还是答应了。

鸟是一个学生在上学路上捡来的，鸟受了伤，一只脚瘸了，另一只脚站不长久，立会儿就倒下了。我给鸟找来一只废旧的纸鞋盒子，学生又拔了些草、树叶，一个学生不知从哪里给摘来些小野花，红色黄色紫色的，铺在盒子里。学生们围着说，鸟儿的家真美。

那天阳光出奇的好，用得上“灿烂”一词。整整一个上午，我放弃了办公，就琢磨着这只鸟。我看着它，它也只是看着我，我们的眼神相遇时我感到一种目光的咄咄逼人。它的眼睛虽然小，但瞳仁里能看见白色的亮点，看得到某件事物在它眼球上的影像。好几个同事不时地放下手中的活儿，过来逗一逗鸟儿。于是，鸟就东躲西藏地、瘸着一只腿在盒子里左窜右跳，有几次它很好强地使足力气蹦出了盒子，落到地上，躲在办公桌的角落里，不愿和大家见面。

整整一个上午，我放弃了办公，陪伴着这只鸟。每到课间休息时，就会有大胆的三五个学生喊报告进办公室来看鸟儿，更多的学生只能围在门口，轰散了又聚拢了。换了平日有的同事早要叫嚷这群孩子的不是了，可他们也被这只鸟吸引了。

这是只美丽的鸟，黄色的羽毛上点缀着其他颜色组合成的小点点，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四处乱瞧，闪烁着恐慌和好奇。学生们商量着取个怎样好听的名字，怎样准备中午的食物，争吵着它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或者该成立一个班级养鸟小组。这就是孩子的天性，少了成人的那份冷淡，多些纯真和善良。

下午鸟儿看起来好了不少，它精神十足地站在盒子里，虽然腿一只高一只低，可伤痕看不大出来了。喂食物的学生向我叙述着他的发现和遇到的难题，我以为它会在学生的精心照顾下渐渐地好起来，可就在放学前的那段时间里，鸟儿卧倒了，不声不响，眼神散淡，失去了光采。我猜测着鸟儿的不幸，又幻想着它能侥幸地逃脱，前后变化的迅疾让我们手足无措，只剩下默默地等待。几个学生在一旁焦急地说不出话来，望望我又望望鸟儿。鸟儿生命的脆弱最终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打击，鸟的死亡破灭了孩子们心中美丽的向往。

这鸟，至今我叫不上名字，我以为它叫黄雀，可一位同事说它是白头翁，我没法去查证。直到它死去。我亲眼看着它抽搐着，完成生命中最后一秒的悸动，传递给我心灵极大的触动。孩子们找了花园的一处埋葬了鸟，以此来安慰内心的伤感。许久以来疏忽着身边生命存在是种幸福的我，从孩子们那里——获得某种意义，关爱另外的生命也是在关爱自己。

四

2003年元旦。晚上。

手机响了，先是振动，然后是音乐。

你别再哭了，我说。

人死不能复生，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接你。这是我说的第三句话，也是在那个长达二十分钟的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我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上面说到的这三句。

这个电话与死亡有关。某个熟悉的人死了，电话告诉我一切，我讨厌电话。其实我一直很少也很害怕参加别人的葬礼，望着熟悉的面孔在黑白的影像中定格，知道他们匆匆离去后，就不再回来，开始心头压抑的气氛足以令人窒息。曾经读过一本叫《五色死亡》的散文集，里面记叙了各式各样的与死亡有关的人和事。不过他们都很遥远也被文字渲染得令人感觉死是美好的，竟然有这么多人和文字记念着。

生老病死是自然的，意外的事情难以避免，许多的出乎意料总让人手足无措地心碎。

刚刚接听完的长途电话，使得在元旦这个本应该高兴的节日添加了悲伤，简单宁静的心情顿时复杂悲痛起来。电话那头是我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他在电话里哭诉着一个噩耗，声音哽咽，仿佛什么在撕裂他的心。五天前，我在火车站送他去广东中山市，他弟弟因车祸躺在医院昏迷了两天，还没醒来。肇事司机逃走，线索几乎为零，那家台资工厂好歹出了一万多元医疗费，等待同学的一切是未卜的(弟弟的医药费、安葬事宜……)我想不出这种灾难为什么要降临在他家里，本来经济拮据的家庭因此笼罩着更多的忧伤。彼此之间实在太熟悉了，想想再见不到一张孩子似的脸，电话这头的我好几次眼泪涌出眼眶，顺着黑色的话筒柄淌下来，晶莹、滚圆，着地就碎了。

同学两次高考都是几分之差而被拒于大学门外，家庭条件差，供不起自费，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父母靠平时给镇建筑工程队做些砖瓦活挣点碎钱，弟弟初中毕业出去打工有五年了，五年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听说他干得挺有出息，当上了车间质检班班长，月薪有一千二百多元，每周六、日休息(这于靠体力打工已是不菲的待遇了)。同学和我见面后总会聊起他弟弟，现在他能够安心在家里自学电脑，动力和经济援助都来自弟弟。每月的汇款单都让他信心倍增，弟弟也以在外几年的阅历为兄长描绘着生活的美好蓝图。他还曾经谈到过一个计划，属于两兄弟的宏伟计划。可是，计划中所没有的情况出现了，—个没满二十岁、一个关心父母兄长、对未来充满希冀的生命，不经意间辗转于车轮之下，奔赴另一个世界。

哀莫大于心死。我不能形容这悲哀有多大，但我感受到它已将同学一家，连同我重重围住，缓不过气来。仿佛看见一件昂贵的玉器“砰”地落在地上，无从收拾。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死亡。从没有呼吸心跳到脑电波消失，但我束手无策。

“为什么，上天为什么不先拿走我的命。

“我的亲弟弟，再也见不到他了。”

同学的心一次次携带悲痛落向谷底，而我没有工具和材料，去修复他破碎的，被死亡的情愫缠绕得严严实实的心。这种修复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到，把悲伤、痛苦抛弃在时间的角落，然后上路。

人活着，不能因为生活中的变故而倒下，死者希冀生者的平安与辉煌，生者不能活在死者的影子里。我多么想安慰他，可那瞬间我的头脑也是闹哄哄的一片杂音，只有死亡两个字像吊在绳索上的铁环，来来回回地碰撞着。把“死亡”留给昨天。虽然活着曾经心碎，但不能心碎地活着。心碎只是生死场上的一支插曲，而不是主题歌。

对一个夏天的观察

后半夜，空气仍旧是汗黏黏的，我的睡眠同许多声音纠缠不休。

开始是一阵窸窸窣窣声，我以为是家中来了一群莽撞的老鼠。继而窸窣变成了窃窃私语，像面目不清的密谋者扎成一堆，嘴唇在翕合之间射出牙齿上的白色冷光。叫了两三声的警笛骤然停下，车顶转动的刺眼红光把牙齿的白皙映衬得更加清楚。然后听到一个女人语焉不详的尖利哭喊，哭诉好像与死亡有关。

还有另一个女人的叫，从邻居家发出，并非第一次听到，一声一声的，抑扬顿挫，虽然只是几个单音节词，但让人感觉到内容具体。我一度把这声音当作一个女人肆无忌惮的叫床。偶尔听过的几次颇令我心虚发汗，仿佛一顶不道德的帽子扣在头顶。傍晚碰到过牵着干瘦的女儿回家的她，女人无论遇到谁都会亮出一个看上去温柔的笑。这勾人的笑配上对晚上叫声的想象，令我免不了惶惑，可当我无意中得知这少妇患有奇怪的臆症时，那种勾人的美好顿时瘆人起来。于是那些引人胡思乱猜的晚上的叫喊有了明确的解释，只是一个臆症患者发作时的表征。

此外还有些什么声音?像大自然的，夏虫的啁鸣，嘹亮的蛙啼;机器的响声也不停顿，风叶开足马力鼓动着的空调加上若隐若现的水管的滴答声，像一首粗糙、蹩脚的咏叹调;附近工地上加班的打桩机砰嗵砰嗵震颤大地，呼啸而过的出租车轮急速的摩擦声像一把锉刀在心口划过;还有夜归者洗澡时下水道的喉咙发出的呜咽……

好些次，我把自己和此起彼伏的声音置放在梦的背景中。我孤独地与它们展开角力，胜负不分，可我精疲力竭。夜晚的状态因为这些声音而只能用迷迷糊糊来概括。夏天的燠热于是在希望有所改变的夜晚变本加厉。

在清晨少许的凉意中被手机的闹铃声叫醒，周围终于有了出人意料的宁谧，让闹铃格外突出。起床，洗漱，开门，关门，下楼，在时间的掐点下它们一挥而就，或是从从容容。白天也就是从上班这个极抽象而又目的性极强的字眼开始，同暮色般令人迷惘的下班一起结束。省略这种简单的“上与下”的经过。回家的路上，不可避免地又看到那些熟悉的老房子，茂密的樟树，四通八达的小道，那些围在树阴下陌生而天天在眼睛里晃动的打牌者，那些边走边吼几嗓子的收破烂者、小菜贩、修房补漏的民工，那些和我在同一时刻下班的人脸上都写着相似的疲乏……在我的脚步里向后滑退。这是一座老工厂生活区里习焉不察的场景。

收破烂的两个男人骑在三轮车上，一个五十来岁，一个二十出头。老的喊：收破烂喽。收破烂。收破烂哩。收破烂。腔调有韵。每一句停顿的间隙里，小的就会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旧空调，再拖泥带水地滑出一个长音，能收的都收啦!这像极了一对父子。在小区里流动着以收破烂为生的人不下十个，我上班时他们有的就开始吆喝着穿梭在小马路上，我下班时他们拖着三轮车里或多或少的废品仍然恋恋不舍地转悠。我从没想过去打听他们租居在哪片廉价的出租屋区，生活又是如何，就像我孰视无睹的房子前后的一棵棵树。生命力旺盛的它们隔不了两年就在冬天被割除那些粗壮的枝杈，都是些外地模样的人在砍，听说是付了钱才允许这样做的。被砍掉枝杈的冬天，每一栋楼看上去晴亮了很多，可空气中总是有股黏稠的液体流动的气味，怎么抹也抹不干净，怎么用鼻翼扇动也无济于事。那是树的伤口所散发出来的。人有伤口也会流血，也并非所有的伤口都流血。

那对父子在路的三岔口停下歇息，车厢里空荡荡的，老的递了棵烟，小的迅速掏出打火机递向老的叼烟的嘴巴。两个人说话。小的鼻音很重，像是请教：能把自己喝醉死的人，真是头次听说。这算不算奇迹?

老的说：少见多怪。

小的说：你见过醉死的人?

老的犹豫一下，摇摇头。然后两人不说话了，面目在飘散的烟雾里隐匿起来。

我知道这些人总是有议论不尽的奇怪的事情。他们走街串巷，如同城市流动的风景，聚在一堆就变成了一群传声筒的集合。我走过他们身边，听到上述几句简短的对白，拐弯，看见露天下的牌场战得正酣，而一桌散了的牌友，旁边坐着几个眉飞色舞的人。在这里，还有几家室内牌馆，每天都有固定的人，也有来去自由的人，似乎没有季节之分，日夜之分，有的是今天赢了还是输了由此生发的高兴与失悔。我有时真羡慕这群看上去快乐的人，口袋里并没有几个钱，却怡然自得，可有时也把他们这种创造简单快乐的方式看成是麻木的生活。

我多瞟了他们几眼，可没有人注意到我。做早点生意的胖女人嗑嗑巴巴地说：转钟两点多，好多人都起来看。不晓得么子事，一个晚上冒困好觉。尸体都发臭了，警察当时不知道喊的哪里人搬走了。人是他老婆发现的，哭天哭地的，拖了不晓得多久才报警。女的，前一向还在这里打炒股麻将的，输了钱就拍桌子。

戴着两只厚啤酒瓶底镜片的矮男人插了几次嘴都没插进来，听说他是这里斗地主的高手，以前有班上，现在不知是停薪留职还是从厂里买断，几乎天天混迹于此。他问：是住105的吗?坐他右手边的女人马上蹦出一句，还做了个皱眉动作：

他缩成一团，房间里到处是空酒瓶。酒气跟臭气搅在一起，难闻。

真想不到，还有人居然可以把自己醉死。

醉死?那是自杀，不会是他杀吧，那男的不像有钱的样子。

以前看到他们有个小孩，不过最近没见着。

反正厂里是经常发生这种事，稀奇古怪的。

好死不如赖活……

我听到这些议论时有意放慢脚步。他们嘈杂的声音时高时低，我想听清楚有些吃力。迎面走过的一个面熟的人，拉住我，按捺不住兴奋地告诉我，住我前面一栋的一个男的死了。他指了指那栋房子的方向。

我问是怎么死的?

他说是喝酒醉死的。

我站到那栋楼的附近时，还有三五一堆的人在议论纷纷。我非常好奇地走到105所在的单元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转悠，楼道灰尘扑扑，我发现房子的门被水泥封死了，肯定门是开在了前面阳台上。后窗是关闭的，如果不说，没有人能感觉到曾经飘浮的死亡气息。但确实是昨晚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男子，议论者的语气很坚定，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版本，这次口径一致：醉酒身亡。在电网整改重设的崭新电表箱上我找到与“105”匹配的名字，丁立民。这个名字跟随着某一时刻而消失了。

我在沉思中意识到昨夜那些虚幻地在梦里扑腾变替的声音，我发现我错了，我以为它们在梦境里，它们其实存在于已经过去的真实时间里。

男人的死与夫妻之间的争吵有关。吵完架，女的回娘家了，男的就……我没法想象得更细致，一个男人与自己的女人吵架后，男人把自己反锁在家中，喝酒，以至醉死。平时的争吵吵了就过去了，唯独这次带来了一个残酷的结果。女人做梦也怕是想不到的。当她回家发现钥匙在锁孔里失效了，就使劲地敲门、喊男人的名字，最终她破门而入看见地上蜷着一团东西，起先她错当成了一只猫。而猫脸上的奇怪表情，仿佛反复重申一句话：过去曾是你的男人，现在我已经死了。她的尖叫和泪水几乎同时开始。男人，我又思考他是个酒量大小如何的人?需要多少酒才致他死地?一瓶，十瓶，更多?是感情的这一滴酒把他推到了另一个世界，或是世俗生活?这种死亡也是消失。真像那个收破烂的年轻人所问，这算不算奇迹?

我突然记起那个满脑子怪异思考，经历了蓝色、玫瑰红、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的辉煌画家毕加索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切都是奇迹，一个人在洗澡时没有在水中溶化也是一个奇迹。

任何死亡都有动机。奇迹并不像说的如此轻巧。伤害，我想到了这个能够解释死因的词语。究竟是怎样的伤害让一个人甘愿放弃晴天烈日下的自由呼吸，奔赴冥灵的世界。

我一直想打听到更具体一些的消息，来确证我理解的动机。周围同样怀着各种猜疑心理而津津乐道的人们。第二天在办公室，我尚未启口，一个同事在半兴奋半颓废的言说中已经勾勒出一个老实的男人，下岗，在手机店专修二手手机，儿子快读小学了，妻子是个因肺病而办好内退的挡车工，爱好打牌，男人包揽家务，唯一的缺点是喝多了酒就喜欢打女人……当我正着手将她们这些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加以整理时，那位堪称热切关心世界局势的中年女同事又扯到更远的地方。美国，伊拉克，以色列。具体到又一枚汽车炸弹爆炸，武力绑架。我们的注意力也开始转移，我想象那些整日生活在恐慌之中的中东地区的老百姓，是否会想到他们的命运被几个毫无关联的人津津乐道着。

傍晚时我站在前阳台上，透过樟树叶丛去寻找那间房子，也许我和那个叫丁立民的男人哪天就在楼下交叉的马路上遇见过，他一家人在散步，聊天，眼神平和。然而在式微的天光里，一切都模糊起来。回到客厅我听到楼道响起碎乱笨重的脚步和嘈杂的说话声，从门镜里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带着两个胳肢窝里夹包的便衣，他们敲开对门邻居家松松垮垮的旧铁门，自我介绍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好几次在这片生活区里发生意外事件后，都会有警察登门拜访。这不知是例行公事还是案情有疑点。我经历过一次这种询问，相反我并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在盘问中那个入道不久的年轻警察倒把死者的某些真实状况告诉了我。于是我把房间收拣一番等待门铃的响起。我想从警察那里套出一些有关死者的内容。我有那么多疑惑，只有他们能给予准确的解答。和警察对话是进行一场智力与语言上的挑战。我开心地等待着。

没有，想不到的是警察迟迟没有敲我家的门，连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没察觉到。是临时急事还是知道枉费工夫而撤离?为什么不能多花点时间与我沟通，虽然我免不了与那些邻居们打照面，形同陌路，但可以把我的思考告诉他们。我生出一股恼恨却无处发泄。

不记得哪一天，我经过麇集在方桌上战斗的“他们”身旁时，一个玩手机的男子大声说话，像是宣告，我已经把他从电话簿上彻底删除了。他的语气听不出是悲伤还是调侃，我也无法得知那个被删掉的“他”是谁。事实所呈现的，已经消失的丁立民肯定也连同一串数字被一些人连根拔除了。

我认定这个醉酒而死的男人同一种深深的伤害有关。起源于心灵，在身体上爆发。前者决定后者依靠酒精的麻醉来极端地对待生命。

就在夏天最酷热的8月开始的日子里，在这座改制正在进行时的工厂里，工人们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一年工龄，一千两百八十元。依此类推。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把钱当股本投进新注册的公司继续工作。在领导层撰写的买断和再分配的剧本中，已经亲手编织了一颗巨大的火球。那些把青春完整地奉献给这座曾号称东南亚最大的纺织厂的女工们，情绪激动地手挽手，走上街头，堵塞了临靠工厂的一条交通要道。在炎炎烈日下，女工们打着伞，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从晚上8点到12点。没有订单，原材料涨价，纺织工厂的竞争越来越大，产品质量下滑，企业负担沉重等一系列原因，潜滋暗涨地推动一座无比红火惹人红眼的工厂的萧条期真实地降临。如果说是她们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对待国企的变革，毋宁说是刚离任的厂长留下的数字空洞加速了这种结果。亏空变成若干组大大小小的数据，水一般地蒸发了。我第一次看到数百名警察和十数辆警车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开始还有某位市领导出面要同工人协商，工人们默认这种协商，并退让出一条通车的路，只要能满足她们经济补偿多一点的要求，她们甚至甘心承担非法集会带来的后果。孰料一直等不到答复的她们像受到莫大欺骗，她们在扩大队伍，她们狠下心来进行一场对峙，带来的僵持局面令人担忧。而现场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充满愤怒的集会者和维护秩序的警察都汗如雨下，无疑都像一枚枚定时炸弹，那团点燃导火索的火焰，谁都不希望哧啦一声燃烧。后来有中年男工人也加入到静坐的队列，空气中的火药味陡然浓密起来。他们原先被强行要求在车间候命，绝对不能充当那团愤怒的火焰。任何生产都已经停止。那些曾整日咔啦、刷刷作响的机器在偌大的厂房里意外地沉默下来。

有人在传言：某女工被打了，某某和某某某因中暑发病被送到医院，某男工冲撞警察被带走了，交通堵塞行人怨声载道……这些片段似的消息在集会的五天时间里飘落，重重地压在每个在工厂生活着的人心头。大家都期盼事情有所转机，像希望在太阳的炙烤下喝上一杯冰矿泉水那般迫切。她们在私下言论中也懂得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的艰难行进，她们只是想仍然有那么一份维持温饱的工作，一直到退休，并非在人到中年时却被告知将加入到更庞大和严酷的竞争之中。她们没有任何优势，没有关系，没有学历，没有特长，随夫携子，最可怕的是年龄不再青春。对毫无丁点本钱的人，即使她们的过激行为得不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毕竟以她们的方式试过了。

旁观者都在寻思着什么?也许把这当成消暑的一种方式，或是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是拿着电话指手画脚唾沫四溅地描述，更多的旁观者能理解弱势群体的心思。这理解只会加剧一个善良、有正义感的人的悲痛、忧思。难道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她/他们开心地生活。

在这个夏天，这段属于工人们造成不可避免而又意外伤害的日子是挨着每一秒钟过完的。工厂决定暂停改制进程，勉强恢复生产，工人们轮流休假，工资以天数计算，审计组同步开展调查。那些因为在烈日的曝晒下生病，那些因为过激的言行被拘留者，成为一场看似有个结果其实又没有结果的行动中的受害者。过去的一幕，已经被夏天记录下他们既虚弱又坚强的身影。这一幕即使再短暂，也会让亲历者铭记。

那个叫丁立民的男人，是否也是被这种伤害打击的受害者呢?夫妻双双下岗(先不管什么原因)所带来的家庭经济的拮据，生活的忧愁，加上夫妻争吵时言语的粗莽，还有背后淹没的因素，扼住了他的喉咙。他咽下去的不只是低价酒的麻辣和割裂，还有不敢流露的眼泪和一个男人的自尊。

在这个城市的夏天，伤害连同酷热打击了一片人，不止是纺织厂的女工，被丈夫、父亲遗弃的母子，为自己和他人利益奔走的焦头烂额的人，也包括我。当那些平时与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人曝晒在烈日下时，一桩危险潜伏在焦躁之中抵临我的身体。

同学聚会十年一遇，选择去开发才半年多的连云山漂流，我不识水性，还听说那里山石嶙峋，惊险刺激，管理不善。那些日子我跟随电视台两位年轻能干的记者后面在城市的角落四处奔走，充当各种声音的传递者和见证者。虽然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委婉地拒绝，但我还是去了。我是带着私心去的吗?别人问我，我问自己。聚会里有位“她”与我有一段似乎美好过的插曲，这让许多知情者笑话我要抓住机会。我置之一笑。我们分散在城市里的两个点上生活，虽相距不远，却从未偶然地相遇过。缘分这个令人迷惑的词让人心灰意冷。更重要的是我们冷静地意识到，在身后都各自站着一位已同我们息息相通的人。没有意义的脱轨无非是伤害别人并给自己徒添伤痛和烦恼罢了。

回到聚会话题本身，气氛相当热烈。没人去过多考虑意外。我有些紧张，冥冥中感觉不祥，但不敢说破，只有等待。

当搭坐的皮艇从十几米的高处滑落到水中时，我就被四溅的水花打湿了眼睛。那道白光一闪即逝，我就如同坠入黑暗之中，前堵后挤的皮艇把我撞翻落水了。没有一点游泳经验的我喝了好几口水，呛住喉咙，脸色肯定变得苍白。我一只手紧紧抓住皮艇上的扣带，才没有淹死在这景色盎然的山林间。脑子里我完全乱了，她，已经不在我身边。浮上水面，场面混乱，我被拥在皮艇之间，大声喊她的名字，人影晃动，可没找到她。我的目光终于搜索到被人救到了岸边的她，因恐惧而低声抽泣着。她的安全让我焦灼的心终于踏实了。我低头看见走过的浅水区，有一股暗红的水流在脚边徘徊。当时痛并不强烈，身体却发冷抖缩，鸡皮疙瘩密密麻麻地浮在皮肤上。是她发现我受伤并叫出声来的，左脚踝内侧被石头撕裂开一道三厘米长的伤口，被水浸泡得四周发白的肉，血像春天从墙缝间渗出的水，丝丝密密。那根大动脉血管暴露在视线里，血管表面像蒙上了一层霜，一鼓一缩，我真担心它若是断裂的话，会陷入到何种处境里。隐忍着复苏的疼痛，我爬上山岸，又搭了近十分钟摩托到一个赤脚医生的家庭诊所里消毒，缝针，注射。同学们的皮艇都顺水漂下，两个小时后我才会和他们见面，只剩下她陪着我去面对身体所遭到的突如其来的伤害。有她，我拒绝了麻药，我满不在乎，我微笑着跟人说话，如果说我在这过程里变得格外的坚强，那是因为她在我身旁。其实汗珠从毛孔里奔涌出来爬满身体，我只是变成了混在其中的一颗水珠，被她攥在手心。

回城的途中，车内忽冷忽热，我心情也忽明忽暗，我沉默着抑住疼痛的流露，我不知如何去跟家人解释受伤。她坐到我身边，一声不吭，我也紧闭双唇。后来她的手指在我的膝盖上跳动，小拳头钻进我的手心，肌肤的温暖像电流一般触摸我的心灵。我们开始互相跟对方说话，挑选开心的话题，谁在讲述时，对方就是认真的听众。没有同学来干扰我们的交流。西天边，橙红的太阳通体发亮，我们把视线投到公路一边的稻田里，看那些汗流浃背的农民还在弯腰耕作，余晖镀出一个个金色的身体。车一直在奔跑，从白天跑进黑夜，而我全然不知。当黑幕已经把天地严实地笼罩，在城市灯火辉煌地映照下，我看到她目光中说不清的磁力，还有流动的清纯的情感。我们在心底已达成共识，以后不需要见面，当仰望天空时，我们会看到对方的眼睛。

我原以为这样的伤口会在一星期，顶多两星期的时间里完全恢复，没想到，它让我在家足足躺了二十四天。每一步没有搀扶的行走，就会拉扯起痛觉神经的起哄。那道弯曲丑陋的疤痕，浅浅地贴附在那里，刺激我的眼睛。我无意用过多的文字来表述个人身体历史上所遭到的最大伤害，毕竟已经过去，伤口愈合，伤口四周一层层地褪皮，又生出新的表皮。同学聚会已成往事，引出的任何感受都在这种褪与生中流逝成水。

被疼痛缠绕、躺在沙发上无以打发的时间里，做得最多的事是看碟。我喜欢那座湖上的静谧和深邃，在雾气弥漫之间恍惚游动的绿岛、小屋、树影，景色令人心旌摇荡。而那个美丽的主人公哑女把所有的语言变成了眼神，无论爱或恨。她一言不发，可她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水，鱼，小屋，偷情的人，嫖妓的人，躲难的人都暗中道出哑女的心声。哑女在影片的时间里如潮水般执著而猛烈的爱，让人心里头常无端地发紧。我始终无法忘记两个同伤害有关的场景。男警察因惧怕被捕归案，吞入鱼钩，锋利的尖钩刺穿想象的花衣，她帮他躲过搜捕并一个个取下沾满血锈味的醒目鱼钩。当哑女意识到男人将愤然离去，无助，忏悔，将鱼钩塞入下身，用力拉扯出鲜花般绽开的血朵。那些血淋淋的鱼钩对视觉的冲击竟让我肢体抽搐，白纱布覆盖下的伤口似乎在裂开，缝合的黑线已被挣脱，身体里的鬼怪精灵活蹦乱跳地钻出来。我骇得大喊，想从心里喊跑害怕，也把多日来困在家中的压抑抛散在黑夜中。

于是那些散落在《漂流欲室》中湖面之上颜色各异的小房间，成了在炙热中夜不能寐而去假想的对象。一度任欲望占有，捕捉，虐杀的人或事物，反复上演着因虐恋引发的无法挽回的伤害。这是影片虚构的伤害。那些在现实中不知不觉的层出不穷的伤害也在这个夏天的日光中肆无忌惮地流淌。

也许很多人会以各式各样的理由记住这个夏天。热浪的袭击超出往年，稀少的雨水来去匆匆，人们恨不得躲进机器制造的荫凉里永不露头，只有几条狗有气无力地哈着舌头，垃圾堆积如山西瓜皮上叮满东张西望的苍蝇。

如果没有脚伤，我会继续顶着烈日去和一张张陌生的脸交流，听他们嘴里发出的一切声音。在奔走中我已经记录下：住在花果畈附近的郊区村民，垃圾处理场就躺在他们身边，整天播散着热烘烘的臭气;上百个善良的人听信谎言，被一个道貌岸然者你几千他一万地卷走六十多万的血汗钱;患朗诺氏综合症的农村女孩，枯瘦如柴，父母在病房里唯一的表情是泪眼潸潸;更甚的是那个房地产开发商四年多来将一房多卖做得滴水不漏，还拖欠着施工队民工们的一百多万工资，如今逃之夭夭。无助，恐惧，愤怒的眼睛，太多的表情在镜头前晃过，而更多未记录的在镜头背后黯然神伤。

持续高温，热气烘托着我居住的旧楼，风扇一刻不停地转动。这些我都可以不在乎，我多么害怕那些无人说话的日子，只有让影碟机重复播放着漂亮脸孔说出的台词。即使有时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也不管。只需要有声音来证明我的存在。我还想入非非，落入水中的一幕以N种后果的方式呈现。生与死就在意念间跳跃。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在夏夜的天空有一颗星星闪亮地坠落，或者家门前一片树叶忧伤地飘下。现在我活着，我要珍惜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站在我背后的那颗爱护的心。

人，总希望留在永恒里，而我把这意外当作夏天在身体上留下的永远的纪念。

日历上的“立秋”已被翻动，看上去夏天的身躯笨重且脚步缓慢，一直走不出高温的阴影。我们无比沮丧，尤其怀念季节分明的过去。过去的不会重现，在我眼中，这个夏天显得如此漫长，充斥着不稳定、多变、意外与矛盾、焦虑与冲突、弱者的目光、底层的悲怜……如侵蚀的胶片，存留着不愿翻阅却必须面对的黑白片段。

风终于在夜间回来了。也许就像我祈祷的，秋天到了，天堂的光将降临!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