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园

作者丨马笑泉

一

我以为，要勘测中国的真相，以那些繁荣得有点畸形的大都市和准大都市为样板，十有八九会荒腔走板得厉害。而按照纯农业社会的旧思路，单在日益空虚的农村做田野调查，则未免稍稍偏离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缠绕消长融合的今日中国之主题。作为政权的行政基石，华夏大地上的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县，三百七十四个县级市，或许还要包括二百八十三个地级市，才是最能体现当今中国存在真相的所在。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也就是郡县制。就算在古代的中国，县城与州府也是民众元气最蓬勃的所在。即便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古代广大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从西门庆的清河县和宋公明的郓城县入手，显然要比贾宝玉的浮华京城和士大夫们所热情歌咏的梦幻田园靠谱得多。何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县级行政区域最集中地承载和体现了新旧文明的冲突，都市和农村的碰撞在这些地方一次次闪现令人心动的火花。任何新变化，如果被小城的人们所接受，那么这项改革至少成功了一大半。任何新事物，如果被小城的人们所厌弃，那么它只能算做是悬浮在上层的昙花，开得再艳丽，也逃不脱无根的恐慌。

对我而言，小城即家园。小城，既包括那些比乡镇大不了多少的县城(许多县城，本身就是镇，比如我的家乡L县，它的县城有另一个称呼，叫桃洪镇);也包括那些比县城大不了多少的市府所在地，比如我现在所居住的S市——它初具城市的规模和气派，但随便拐进一条小街，就可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乡镇气息，说到底，它只不过是一个用商场、公园和高尚住宅小区装扮起来的大乡镇——我甚至觉得现在的中国，本质上也不过是一个巨大无匹的乡镇。虽然它拥有北京、上海这些国际化大都市，但那不过是刚进城的民工兴致勃勃地戴上了一顶时尚品牌帽，与他鞋面上尚来得及擦去的泥土交相辉映。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嘲讽之意，相反，我热爱这个形象。因为它反映了我、你、他，以及很多人的真实存在。

在形象上，我们是离农村不远的城里人。在本质上，我们是住在城里的乡下人。这就是家园的基本真相。

二

二零零年，我二十二岁。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包分配的中专生，三年前，以一名基层中央银行小职员的身份开始了在W市这座小城孤寂悠闲的生活。一九九四年，W市由县晋级为县级市，当时它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申报为贫困县。但W市的官员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个显然更能反映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称号。贫困县的帽子立刻被眼明手快的L县拿了过去，这样，它每年就多了至少上千万的扶贫资金。而W市的市委书记(另一说为还包括所有常委)在行政级别上提升了半级。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尽管对于财政过亿都颇为困难的W市而言，每年上千万的扶贫资金弥足珍贵，但我很少听到过本地人对此有什么怨言。偶尔有咒骂两句的，脸上也是一种半嗔半喜的表情。起初我未免疑惑，不过在稍稍了解了W市的历史后，我便明白此种选择具备文化心理上的必然性。明洪武元年，此地成为W府，洪武九年，改府为州。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岷王朱楩从云南迁来，修建王府，承继十四代，历时二百七十二年.。尽管此地人民要忍受岷王利益集团的盘剥并不乏怨言，但他们还是为王城子民的身份而洋洋自得，此种自得充斥于当时的士子诗文和民间歌谣。清承明制，只是由统领三县变成了统领一县。民国二年，改州为县。但邻近几县的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之为州。解放后，析该县西北地区置新县，W市区域大幅度缩减。在邻县人民的眼中，它已风光不再，但本地人还是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州府意识”，言谈举止中总透露着一股没落王孙的傲气和不服气。那么，W市的官员不把上千万的扶贫资金放在眼里，而急切地谋求升格为县级市(在行政级别上正好相当于古代的州)，也可以说是对光辉历史的一种政治追认，大大地挽回了W市人民的面子。只要“面子”光鲜，即使“里子”破烂一点，也可以忍受。在此种观念上，明朝W州的人民和当代W市的人民，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服装在变，用具在变，建筑在变，但许多古老的观念其实从未变过，作为潜在的法则，它们仍支配着家园的运行。

应该提到W市盛行不衰的“做人情”之风，它从更广泛的方面证明了“面子法则”在民间和官场强大的支配作用。此地人民大至婚丧喜事，中至老人做寿乔迁新居，细至给自己过小生，都习惯摆酒待客。被请之人，必封红包祝贺，谓之“做人情”。红包之价，逐年看涨，只升不落。有时逢黄道吉日，一天会送出两、三个红包。单位效益差一点的人都感到吃不消，更不必说下岗工人无业游民。但再穷的家庭，也不会在做不做人情这个问题上争执，意见往往是高度统一的：哪怕是借钱，也要送礼，否则就是丢了面子。“人情人情，有来有往”，从表面上看，钱是会收回来的。但仔细分析，一则除非是办大喜事，或者是办宴之人身份贵重，收到的人情往往不抵办宴开销。二则就算送出和收回之钱等同，在延缓使用的过程中，因为物价逐月逐年上涨，造成了实际购买力的下降。所以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人情是越做越亏，又不得不做，“面子法则”压倒一切。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一法则，则会被视为“做不起人”，几乎等同于要被取消做人的资格了。无论是谁，都背负不起这一指控。人民习惯了这种负效益交往。譬如喝酒，人人皆知多喝对身体无益，但很多人喝到了胃出血还要继续喝，因为事关“面子”，不能伤了感情。在W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靠许多这样的“负效益交往”维持平衡。就算有人看清了症结所在，想跳出这种恶性循环，也难以做到，因为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在制约着他，除非他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为了“面子”，为了感情，为了和气，可以不计代价，这种做法被民间广泛认同。如果这仅止于体现在民间的交往中，那么，它至少还具有让人感叹的淳朴、温暖，体现了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的人情之美。但是，“面子法则”显然还浸透了官员们的思维，无形中支配了他们的决策。于是，法纪折于“面子”，工程效益折于“面子”，企业发展折于“面子”，甚至官员之间的斗争，也往往并非某种施政理念之争，而是“面子之争”。民众对失职官员的痛骂是可想而知的。在听到那些广泛而尖刻的指责时，我也感到过快意。但快意过后，我开始产生这样一种疑虑：这些慷慨陈辞的正义之士一旦坐上了那个位子，难道就会脱胎换骨，背离“面子法则”的支配?民间的“做人情”之风，和官场的贿赂盛行，难道就没有一点文化心理上的血缘关系?民间和官场的差异性固然值得关注，但它们的对接性也应该得到深入探讨。因为它们都是家园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如家园患上了疾病，在诊治时整体的辨证治疗，显然比单纯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有利于它的长久发展。

无须任何理论指导，在离开学校，与社会接触三年后，我在世纪之初得出了如上结论。在那一年，我还隐隐感觉到：四季似乎不那么分明了。

三

W市地处湖南西南部山区，资水上游，自然环境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都应该居中上地位。但是在二零零一年，我就听到单位里的几位老同志频频发出感叹：现在冬天不像冬天了，雪越落越薄了。但更多的人对此无动于衷，也许，他们觉得冬天暖和一点，还舒服些。必须承认，我当时对此现象，仅仅觉得有审美上的遗憾——看不到大雪飘飞、冰棱挂檐，看不到人们于寒夜围拥火盆，一边拨亮炭火一边谈狐说鬼的冬天，显然缺失了许多韵味。我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仅仅是七年之后，每年还不到夏天，连清凉了千年的偏僻山城也和北京、长沙一样陷入炎热的围攻。到这时，不仅冬天不像冬天，连春天的温润和秋天的清凉也似乎快要消失，家园只在两种感觉轮替中苦挨度日：热和冷。热是夏天大排挡中火炉般加剂量的热，冷是冻鼻涕般的、粘乎乎的冷，再也不是那种明亮、干净、让人心神爽彻的冷。而在悠长时光中酝酿和呵护了无限梦想与温情的火盆、火炉，则被空调所取代。当经济并不发达的W市到处可看见这种嗡嗡作响的东西时，它无疑已在中国取得了广泛而深入的胜利。这切合了时代发展的正确主题，也体现了家园中人民对幸福的强烈追求。但是，我们在追逐幸福的时候是赢得了更多的幸福，还是丧失了已有的幸福?或者说，我们是否在得到了“面子”幸福的同时，反而丧失了更为重要的本质幸福?如果我们确实在追逐幸福的时候丧失了幸福，那么，症结何在?是否又是因为无法摆脱的“面子法则”，还是有更为强大的法则在起作用?还是让我再次回到世纪之初，沿着W市的发展轨迹来进行追踪和考察。

家园要发展，生活要富裕，这是官场和民间的共识。在此点上，官场人士的愿望可能还更为强烈，因为这是最主要的政绩，也是他们升迁的重要保证。在世纪之初，W市的主要党政领导决定将发展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说，这个思路是切合实际的。因为W市的工业和农业都不景气，投资环境也欠佳。而作为历史文化古城，虽然在十年浩劫中饱受荼毒，但“船破还有三千钉”，那些散落于各个角落的古迹、老宅和传统作坊，依然弥漫着迷人的旧韵。那么，发展旅游业，应该于“面子”和“里子”都大有裨益。为此，我感到过兴奋。我从骨子里喜欢这座古韵氤氲的小城，希望它获得凤凰浴火后的美丽重生。

然而，迎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意想不到。

W市的资水边有一条临江小街，唤作由斯街，长约两里，通体平铺着鹅卵石，还呈现出各式花纹，其历史可上溯到明清年间。这是W市最后一条完整的鹅卵石老街。作为一个自我期许强烈的候补旅游城市，毫不疑问，这是弥足珍贵，要加以格外保护的。我喜欢在黄昏时候漫步于此，看老人们倚在木板屋前的竹椅上摇着蒲扇，看渡船在江面缓缓滑行，心情变得格外舒缓、自在。这几乎成了我在W市生活时最大的享受之一。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频繁出差，我暂时取消了古街漫步。等到我重游此地，竟发现它已被水泥无情覆盖。一瞬间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定神后，我确定所见无误，那一刻，有泪水要从内心中迸溅出来。

但老街上的人们欢快依旧。有摩托车在身后发出频繁的呼叫，对我木立在路中表示不满。

稳定了情绪后，我一路走过去，沿途询问了几个街道上的居民。我得知这条水泥路是政府出资修建，并非民间行为。但是他们都很拥护，觉得比以前好走多了，骑车也不颠簸。再就是其他地方都修了新路(水泥路)，这里要是不修，大家都觉得没面子。面对他们的一致认同，我忍不住问，以前的街那么好看，就这么铲掉，太可惜了。

好看有什么用，又当不得饭吃。

我默然无语。

这种打击仅仅是开始。

再过大半年，小城中的黄包车被明令取缔。这种车有着旧时代的风味，与小城宁静的氛围极为相配。坐在黄包车中，在大街小巷中转悠，是品味小城旧韵的最佳方式。到城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块钱。假如W市成为了旅游城市，那么，车价提升到两块、三块，我相信游客都没有意见。更重要的是，它很环保。当然，车夫们没有这个意识。他们购买这种车只是因为它价格低廉、经久耐用。而政府强行推销的出租车，以这些前下岗工人和郊区农民的购买力，只能说是可望而不可及。涉及到生存问题，车夫们愤怒了，组织起来冲击市运管所。运管所毗邻我工作的单位。当我跑出来看时，公安们已经以惊人的效率出现了。叹了口气，我折了回去——不会有什么意外的结局。

时间再推进到二零零五年，W市一项旨在振兴旅游业的大工程宣告完成：文庙大成殿维修竣工，维修费花了四千万。那时我已离开W市，但听到这个消息，精神还是为之一振。我见过的那座古朴而又不乏庄严气度的大成殿系清道光十五年所建，为重檐歇山顶庑殿式木架构建筑。那里留下了我徘徊的足迹与怀古的幽思。该年夏天，我有机会旧地重游，第一站就定在了文庙大成殿。当我兴冲冲地赶到大成殿，却发现它已面目全非。维修古迹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修旧如旧”，但我看到的是一座比原建筑高大得多的崭新殿堂。那些以上百年时光打磨成的古墙旧檐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我询问相关人士时，他们的答复是：里面的顶梁还是原来的嘛。也就是说，他们用现代砖瓦和红漆水泥柱造了一个大号假古董，覆盖了原来那个小号真古董。为了逃避指责，象征性地保留了原来的顶梁。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聪明。

真的。当我还在W市生活时，每当听到民众指责官员们愚蠢时，总觉得不以为然。有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在人际关系密集诡谲的小城，哪怕是当一个股长，都得具备相当的头脑和手段，否则，就算侥幸坐上那个位子，也会很快被拱下来。再往上走，科级，处级，那就需要更加精到的修炼。市委、政府里那些头头们，无疑个个都是人精，说他们愚蠢，只能算做是图一时痛快的泄愤之辞。退一步说，他们就算不比民众更聪明，也至少和民众保持着高度一致，因为他们都遵循家园中一条更重要的法则：直接利益法则。

所谓直接利益，也就是马上能够兑换的利益，往往也是短期利益。

鹅卵石路被改成水泥路，民众觉得出行方便，满足了他们的直接利益。本来还有更长远的利益需要考虑：那就是作为旅游景点予以保存。在这上面，官员们负有教导之责，应该向民众指出短期利益要服从长期利益。但是他们和民众一样，都是在家园的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相同的思维模式。对他们而言，直接利益最重要。不言而喻，修一条路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件事上，民众的直接利益和官员的直接利益取得了一致，所以毫无阻力地就办成了，所牺牲的就是“当不得饭吃”的“美”。而在取缔黄包车这件事上，显然，民众的直接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是，将出租车引入小城，存在巨大的利润。虽然它势将破坏小城的韵味，但官员们只认“直接利益法则”。而当民众的直接利益和官员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毫无例外，是后者压倒前者。至于将老殿堂修成了新建筑，则于民众的直接利益无损，而官员们大有好处可图，所以虽然是违背常识的荒谬之举，也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顺利实施。

我想不出别的解释。

四

自从相继提炼出“面子法则”和“直接利益法则”之后，在家园中行走、观察，我几乎“无惑”。比如说，W市除了资水，还有条穿城河，叫渠水，河床浅，水流少。试想，一条横穿整个老城区的小河，如果清澈透亮，气味纯正，非但本地居民感觉舒服，在游客的眼中，也会为小城增添别样的魅力。但是，住在两边的人们不这么想，他们只图眼前方便，垃圾、生活污水，一切家里的脏东西都往河里倾倒——“直接利益法则”就是在这样的行为中养成和体现的。它如盐入水，渗透于家园居民的神经细胞，遵循它几乎是下意识的，根本不用三令五申，时刻牢记。而当大家具备同样的行为习惯时，没有谁会认为这是可耻的，也就是说，与“面子”无关。在小城，所谓“面子”，很多时候只是他人的认同，习俗的认同，跟个人尊严、自由、权利和义务这些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概念无关。

面对穿城河所遭受的污染，大力治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官员们对此不甚热心。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直接利益就是升迁，所以他们追求立杆见影的政绩。修一条路，翻修一座大殿，让满城出现崭新的出租车，这都是很容易让上级领导看得见的政绩，是让小城走向现代化的明证。而治理一条河，非但要费极大的工夫，而且见效缓慢。费力不讨好的事，聪明的官员们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在这些事上，“面子法则”与“直接利益法则”合二为一，牢牢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所谓“面子工程”，也就是既能满足官员们的面子，让上级领导坐在小车上都能一望而知，又能满足官员们的直接利益，为他们铺平升迁之路的工程。有如此大的好处，“面子工程”焉能不在家园中踊跃上马，四处耸立?哪怕它的“里子”是用豆腐渣砌成的。

由此可见，在官员们那里，“面子法则”与“直接利益法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倒是在民众那里，有时候会造成冲突。比如为了“做人情”而勒紧裤带，比如看见邻居买了空调明明自己并不想要还是借钱买回一台，这就是“面子法则”压倒“直接利益法则”。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也在这里：前者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见利方动，呈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理性”;后者则在利益和情绪中摇摆不定，倒多少透露出人性的复杂和可爱。这也是我在家园中倾向民众的最大原因——冷冰冰的利益动物谁都不会喜欢，更何况此种利益没有责任和信仰做约束，更让人觉得恐怖。

五

无论是在W市生活的六年当中，还是调进了S市之后，一有机会，我都会回L县走走。当一个地方和你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关，终此一生，你都难以将它割舍。和W市一样，L县也站在资水上游，只不过位置稍稍靠后。它的民俗景观和自然景观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这几年也在着力发展旅游经济，应该说，成效不俗。但是，绕城而过的资水没有保护好，挖沙船猖獗横行，将曾经美丽的母亲河破坏得千疮百孔，混浊不堪。有一天，我忍不住当面向一位熟识的本地官员提出质疑：为什么不下力气整顿?

他叹了口气，说：整顿过。但是本地挖沙船停止运转，河沙就得从外地进，导致建筑成本上升，非但开发商提出抗议，修建私房的民众也不满意。挖沙船主们以此为由暗中活动，政府中便有人替他们说话。于是，禁令取消，继续开挖。

我感到一阵沮丧——横行于资水之上的哪里是挖沙船，分明是可憎可恨又坚硬无比的“直接利益法则”。

不久后，L县铲掉了沿河长达一里的老街，包括散发着悠远魅力的青石老码头，修建起了天下大同的风光带。

听到消息，我为之黯然神伤良久。我想起了那条古朴美丽的鹅卵石路。我岂能独责W市的官员和民众?当初L县的官员们选择了W市所弃的贫困县称号，我曾击节赞赏，以为是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彼此对“直接利益”的判断和选择不同罢了，本质上并无甚区别。

六

现在是二零零九年的夏天，气温之高，又达到了一个历史新标。而气温只会越来越高，因为家园里的小车越来越多——我刚从离S市只有半小时车程的S县回来。那里的朋友开着刚买的私家车，告诉我城里的小车已经多得无处摆放，而没买车的朋友们则纷纷透露在努力考驾照;空调越来越多——我也装上了，因为连夜半时分也没有丝毫清凉之意，让人无法入眠。而两个多月前，S市的资水段遭遇了前有未有的断流现象——主要是因为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已超出了江流的承载能力。越来越多的水电站，又是为了保证日益膨胀的家园正常运行。这既关乎“面子”，又关乎“直接利益”。我知道，无论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直接利益”，都有一个更堂皇的说法：追求幸福。

你难道还想阻止人民追求幸福?

我已经看到官员义正辞严的嘴脸和民众满腹狐疑的目光。

问题是什么叫幸福。如果说，幸福就是海尔牌空调宝马牌汽车和大面积复式住宅，那么所有的富裕家庭都该是充满欢声笑语。然而，我所看到的正好相反：那里是猜疑、纠纷、空虚和痛苦的渊薮。倒是许多清贫人家，让我感受到了自足之态，恬然之风。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小区内那些玩着滑板、溜着旱冰、踢着足球的孩子，和二十多年前拍烟壳纸、弹玻璃球、玩弹弓枪的我所迸发出的欢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因为他们的玩具比我那时的贵重许多而有所改变。而他们吃着两、三块钱一支的“伊利”、“蒙牛”牌冰激凌，和二十多年前我吸吮着一毛钱一支的无名牌绿豆冰棍，那种爽利的感觉也应该不相上下，甚至我的幸福感可能更强烈——因为他们天天有得吃，而那时的我，一星期才能吃上一支。由此可见，幸福本质上是主体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幸福也就是幸福感。它跟作为客体的物质有关，但绝不是永远呈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正—平—负”的关系。

当人处于基本物质匮乏的状态下，幸福感与物质丰盈度肯定成正比。比如从缺盐少油、饭不应求转变为三餐正常、有荤有素，比如从狭仄拥挤、光线昏暗的危房迁入明亮宽敞的新居，那种幸福感是极其强烈的。达到温饱之后，再向小康水平递进，在这个过程中，幸福感与物质丰盈度与也是成正比的。但是，对小康的界定，是个不能绕过去的问题。正确的定义，应该是按所在地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在衣、食、住、行方面都能满足人的正常需求而能有所余裕，就可以称之为小康了。从小康再往上走，幸福感的增强逐渐延缓，达到某一个点后，就停滞不前。到此状态，物质再丰富，幸福感已不再增强，甚至有些麻木。超过这个点，幸福感跟物质的丰盈度就会成反比关系。比如刚做生意的人，哪怕是赚了一千元，他都可能高兴半天。等资产达到一百万，赚一万元都会让他无动于衷。到了几千万，百万都让他觉得麻木。而上了亿之后，在他的感觉中，钱就只是一些数字而已，非但难以带来快乐，还会引发无穷的烦恼。再举个更贴近常人的例子：本人胃口不错，但如果哪段时间赴宴过于频繁，即便是满桌珍馐，也会了无食欲，甚至感到厌烦，这就是到了幸福感跟物质丰盈度成反比的程度。

对此，古人早就明了于心，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节欲。节欲的实质就是把幸福感始终保持在跟物质丰盈度成正比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在加法做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做减法，以保持对幸福的敏感度。李嘉诚、比尔.盖茨把钱大笔地捐献出去，其实就是在做减法。李嘉诚认为一碗沙河粉比山珍海味要好吃，证明了他保持了对幸福的敏感度。比尔.盖茨不准备给儿子留一分钱，是为了让儿子从零做起，保持感受最微小幸福的健全本性。

虽然小城中也有这样的智者，但是智者总是少数，家园中的居民，大部分是在懵然的状态下彼此簇拥着踉踉跄跄奔向所谓的“幸福”。就算他们看清了这种“幸福”会带来不幸，也不会丝毫放慢脚步。很简单，“面子法则”在驱使着他们，“直接利益法则”在驱使着他们。一个W市基层中央银行的干部，当他看到同事纷纷买车时，哪怕他觉得在小城中拥有一部车毫无用处，也会不由自主地投入买车的大潮中，因为不买就没有面子。一个L县的锰矿老板，哪怕明知他的矿场正污染着作为县城人民饮用水源的资水，他也不会放慢开采的步伐，因为不开采直接利益就会受损，而他可以喝瓶装矿泉水。再将目光放远，世界上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大企业老板，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产业正损害着大地和天空，但没有谁会做出停产之举，因为“直接利益法则”在制约着他。谁违背这一法则，谁就会被同行认为是傻瓜，而成为傻瓜又是“面子法则”所不允许的。于是，明知道现在的物质产品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新的产品还是源源不断地被研制、被开发、被生产，然后告诉人民，拥有它们，就是拥有幸福。这种被开发出来的幸福越多，本质幸福就越少，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终究会丧失幸福赖以维持的基石：清洁的空气和水、绿色的山体和四季分明的大地。

我感到不寒而栗。

七

解决的办法或许还是有的。

比如，家园中的每个人都力行“五十步主义”。在“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个传统笑话中，那个跑了五十步的逃兵沦为了千古笑柄。但是，如果说，在环保这个严酷的战场上，从终极结局来看，我们都难免成为逃兵，那么，逃五十步就是比逃一百步要好。我们现在要争的就是这五十步。是的，我也装了空调，但是，这不能成为放弃环保的理由。我难道就不可以节约一下用水，少开些空调，积极参加种树的义务劳动，绝不往河流中吐痰和丢弃废物?如果人人都少走了五十步，那么，在环保这场决定家园生死存亡的大战役中，我们反攻的胜算就会大大加强。“五十步主义”不否定你的利益，只是要求你稍稍压抑一下对“直接利益”的追求，它甚至在维护你更重要的“直接利益”——喝到干净水的利益，吃到安全食品的利益，呼吸新鲜空气的利益。“五十步主义”在根本上也不会与“面子法则”冲突，相反，它将维护你更大的面子——一个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家园，终究会让大家面上无光。

再比如，以“直接利益法则”来制约“直接利益法则”。官员最大的“直接利益”是头上的官帽，许多年来，悬在官帽上的那把达斯摩利之剑叫做GDP增长。官员们既要保证这个数字逐年增长，还要尽可能地比竞争对手增长得更快，结果导致的是有鸡的杀鸡取卵，有水的就竭泽而渔，实在资源匮乏的就弄虚作假。我在W市工作的那几年，因为单位具有代理国库的功能，每到12月31日晚上，便可见到常务副市长亲临督阵，会计国库股的柜台前更是被各单位的财务人员挤得水泄不通。全年财政收入过亿的宏大目标必须完成，这既关乎官员们的“面子”，更关乎他们的“直接利益”，而W市的实际收入始终在八、九千万之间徘徊，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同一笔一千万的拨款记入一次，拨出一次，再记入一次，拨出一次，这样，一千万在账面上就变成了两千万，行话叫“空转”。近十年来，家园的工业、农业并没有多少显著的发展，有的还呈现亏损，GDP却年年增长，这种增长背后又会有多少空转呢?这样的年年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要把GDP增长考核变为以改善自然环境和投资环境为最高考核目标，官员们受直接利益法则的驱动，自然会改变他们运用才智的方向。当然，这种目标改换有极大的阻力：一是似乎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相违背。当初邓老爷子与极左势力做斗争，生怕后人放弃发展经济，重回阶级斗争的老路，所以临行前一再叮嘱，要求坚持国策一百年不变。其实家园中的所有人都已深受其惠，思想也早已开窍，没有谁真正愿意回到那种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而当家园中的法律、税收、各项政策、治安管理一旦全部真正到位，以企业家们和商人们对直接利益的强烈追求和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以民众对个人幸福的强烈追求和所表现出的冲天干劲，GDP想不年年增长都难，与既定国策丝毫不相违背。二是要求官员们不再插手实际的经济建设，等于是没收了他们的地下金库，所将遭受的反弹力可以说是巨大无伦。此时，只有利用他们对职位升迁的强烈愿望来进行制约：想发财就请辞职办厂经商，否则就专心理政，二者绝不能有兼得之余地可商量。这样，有一批人会出局，因为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但总还有一部分人会留下，甚至更加突显，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愿意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部分官员中的精英，将和那些清醒而自觉的民众一起，携手匡正家园的走向。

也许是迂腐不堪的书生之见。也许有人会对此发出冷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谁也不能阻止已经三十一岁的我，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回顾家园在这近十年中的发展，写下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因为，我与家园血肉相连。它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它的疼痛就是我的疼痛。

古人早就精辟地概括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本文原载《天涯》2010年第1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