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

四月里的一天，何白玉把孙燕带来了，这是他到美国的最大收获。如果不是在美国，他们即使相遇，也不会相互认出来，因为无情的岁月把他们两人的面貌都磨损成老人了。两人留在各自记忆里的形象都是少年时代的形象，少年的何白玉单瘦，一个尖脑袋，一头茂密的头发和一张尖削的脸。而少女时候的孙燕十分苗条，也是一张尖脸儿。在芝加哥的中国餐馆里吃饭的孙燕却是个富态的女人，自然也老了，两人被学校和父母及公安机关强行分开时是十五六岁，再相遇时却是六十岁的人了。彼此分开四十五年，视力再好眼睛再尖，也很难认出对方是谁。但是报出姓名，又都能忆起对方的模样来，因为两人有过极懵懂极荒唐的恋爱经历，这段经历在彼此的心灵上打下了用刀都刮不掉的烙印。何白玉少年时曾经非常爱她，后又十分仇恨她及她父母，恨不得一出劳教所就把他们全家杀光。但时间是消除仇恨的最有力的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仇恨也一点点退化，好像清洁剂在清洗洗手池上的一点点污垢似的，等到他遇到她时，一点仇恨都没有了，时间已帮他穿越了仇恨的丛林，带着他步入了对青春岁月十分留恋和追忆的开阔的大草原，在这蓝天白云的茫茫草原上，有的只是对孙燕无限美好的回忆。

那天，他们没有多说话，这对旧情人也没产生依依不舍的感觉。回到纽约，何白玉休息一天后，又面对大量空虚、无聊的时间了，因为外孙女和外孙又迈进了学校，女儿、女婿也开着车上班去了。他就拿起电话打给孙燕家，两人就开始漫长的聊天，纯粹只是聊天，先聊儿女什么时候来的美国，接着聊孙儿孙女，接下来就聊各自的婚姻和家庭，何白玉很坦率地说了自己混乱的婚姻生活，说他其实对女人并不坏，一度很想再找个女人结婚，可是那几个比他年轻一大截的女人，最终都欺骗了他。“我这一世，注定是孑然一身。”他说。

孙燕告诉他，自从他俩那年出了那件荒唐事后，她转了学，读完高中，参了军，在军队里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文化大革命期间，她随丈夫“支左”回了长沙。林彪事件后，她和丈夫一起转业到长沙的一所中专。丈夫任管后勤的副校长，她成了一般干部。丈夫八十年代末患鼻癌去世了。她有一女和一儿，女儿在广州的一所大学教书。儿子早几年来了美国。她的父亲——那个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九十年代中期去世了，她母亲——也是老红军，于五年前抛下她走了。她的生活很简单，长沙是她的家，广州是女儿家，美国是儿子家，她就在这三个家穿梭，一个人，很自由。这些资料也不是一天收集的，是多次交谈中，何白玉慢慢理出来的。有天，何白玉在电话里对她说：“孙燕，你其实也不幸福。”孙燕在电话那头沉默几分钟，他喂了声，正准备挂电话，孙燕却说：“要是我们是在一个城市就好了，就可以出来吃吃饭。”何白玉说：“那是，可惜我们都被儿女所困。”

后来，他们的谈话就深入了，谈到了老师和同学，又谈各自的父母，和当年两人偷吃禁果时那种不顾后果的懵懂无知等等。谈话每天进行，有几天何白玉没打电话，他又随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外孙女去旅游了。回来后，他跟孙燕打电话，孙燕在电话那头埋怨他，说他出去旅游也不告知她一声，害得她哪里也不敢去，每天在家等他的电话，让她儿子和儿媳都笑她一听到电话响就睁大眼睛望着电话机。何白玉觉得这很严重，知道自己无意中激活了她脑袋里的某根神经，让她少女时代的情感死灰复燃了，忙说了一大堆对不起的话。又这么聊了一段时间，何白玉一天告诉孙燕，他准备回国了，“美国是我女儿和外孙外孙女的，我何白玉只属于湖南。”孙燕问他几时走，他说：“下个月。”隔一天，孙燕打电话来，说：“我也想回国。”他问：“你儿子同意你回国?”孙燕说：“做妈的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呀。”

何白玉把她的话和语气想了下，吓了一跳，心头也跟着一颤，想她不是想跟他修复多年前那段破损的初恋吧?那天晚上，他把他的生活和她联系起来过滤了遍，也没想清楚，只是觉得这个姓孙的女人如果要做他的伴侣，他也不会嫌弃，但要他去追这个自己几乎遗忘的女人，说什么也不会的。四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三，他打电话告诉孙燕，他星期六走，他女儿已替他订了飞机票。星期五，他打电话过去，想跟孙燕道个别，可是那边没人接电话。他想她是不想接他的告别电话。星期六，何娟把他送到机场，他进入安检门，步入宽大漂亮的候机室，一个富态女人坐在一隅对他笑，他大吃一惊，竟是孙燕。

何白玉向我们介绍孙燕时，这样说：“她就是孙燕，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同学。”我们都哑了，因为从我们记忆的土壤里挖出来的孙燕，是一个让全家人惊恐的刺猬。不是她，何白玉会把高中读完，不是她，何白玉会参军，追随李文华去部队锻炼。她是让何白玉在人生道路上走错第一步的人。何白玉十分无所谓，他告诉我们，这是命，在长沙生活这么多年，他们从没相遇过，跑到美国，他们倒相遇了，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情。命里注定他们要一起走完生命里最后的时光，从此，他们可以一起去美国，可以先到芝加哥，再去纽约。何白玉说，他的外孙外孙女一点也不喜欢讲德语，除了英语，他们更喜欢讲长沙话，他们把长沙话带进学校，教他们的同学讲，结果老师很高兴地打电话来，说很多学生都在跟他外孙学讲中国话。何白玉大笑地告诉我们：“那是我教的长沙话。”孙燕很文静，听他说，笑，不太爱讲话。他们走后，李佳和我倒没说什么，妈说：“要是你大哥大嫂还活着，一定会反对他们在一起。”

谁也没想到天生乐观、豁达、遇事都朝好的方面想的何白玉竟会以“烈士”的称谓终其一生。假如他自己想到了，按他那玩世不恭的性格八成会绕开，但他没想到，就没绕开。这是命，既是命运的嘲弄，又是命运的给予。他一生都拿他三叔爷爷何金石烈士做文章，没想到临了把自己也做进了烈士的行列。他这样的人也能成烈士，简直是对烈士称号的亵渎。但话说回来，烈士并非神，都是一个个普通人，比如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细想起来，何白玉这人坦率、大方、豪爽、勇敢和刚烈，有做烈士的潜质，老实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烈士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自私鬼、贪婪的人，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个懦夫、叛徒，要他用身体堵敌人的机枪口或要他手举炸药包去炸敌人的碉堡，那是断断不可能的，而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有一天当烈士的。假如是在战争年代，何白玉早就当烈士了，无须等到六十岁才获取这份殊荣，而和平年代，要当烈士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孙燕本来就是个爱漂亮的女人，与何白玉重新生活到一起后，爱漂亮的天性又回来了。她见自己体态略胖，腰宽，肚子上有赘肉，就想减肥。两人每天早晨起床，吃过早饭，去一家舞厅跳舞瘦身。这样跳了大半年，每天上午出一身汗，回家洗个澡，孙燕的体重竟降了十斤，过去爬楼有些喘气，如今虽然谈不上健步如飞，却没那么气喘了。她很高兴。何白玉也高兴，通过跳舞，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也瘦了几斤，走路也有劲了。前一向，两人去当年的一个初中同学家做客，回来居然既没乘公车，也没打的，就那么边聊天边走回家，足有十公里。两人事后都惊讶，十公里路竟被两条腿简单地解决了。“这要归功于跳舞，”孙燕说，“跳舞把人跳健康了。”何白玉笑笑说：“主要是你进入我的生活后，使我的生活变健康了。”

舞厅距何白玉的家不太远，是一栋旧厂房改造的。一楼是几家专卖家具的商家，二楼是舞厅，三楼是健身俱乐部。后来证实，火是一楼商家的女人用电炉烤孩子的衣服引发的。女人把衣服放在电烤炉上，自己就坐到街上，与另几家店铺的老板打麻将，等他们发现店里起火了，火势已经蔓延开来。家具可是最易燃的材料，一烧起来，哔哔剥剥很热闹。舞厅里的人都醉心于舞曲和舞步中，热闹的舞曲声像海浪一样在舞厅内喧嚣，没有人听到楼下的人大声嚷叫“起火了、起火了”。火冲了上来，火舌吞噬着门窗，毒烟一涌入舞厅，一批人就晕倒了。舞厅里有两百多人，大多是来健身的中、老年男女，也有年轻人，年轻人率先向舞厅大门冲去，撞倒不少惊慌的中、老年人。大家都往门口拥，门变小了，门外又有毒烟往门里灌，一些呼吸了毒烟的人就晕了过去。情急中，总算跑出来一百多人。

何白玉也跑出来了，他在跑出来的惊魂未定的人群中寻找孙燕，没看见孙燕。这时，舞厅的那张门已燃烧起来。何白玉看着燃烧的舞厅，突然他十分清晰地忆起，多年前他曾梦见过大火，还梦见自己于火海中救出七个人——成了英雄。这个梦，终于在很多年后的今天应灵了。他激动了，脱下衣服，撕下一边，放到水龙头下打湿，顾不得那么多地捂着鼻子，冲进了燃烧的舞厅。舞厅里浓烟滚滚，已看不清人的模样，他猫腰拖出一个女人，一看不是孙燕，又弓着身体冲进舞厅，又猫腰拖出一个被毒烟熏晕的人，是个中年男人。他再次冲入舞厅，又拖出来一人，一看，还不是孙燕。他又冲进火海，舞厅里充斥着火焰与黑烟，他摸到一个人，也不管男女，抓着那人的脚就往外拖，拖出来，是个老头。这时，他看见舞厅的天花板已燃烧起来，浓烟向两边翻滚。但孙燕还在里面没出来，他捂紧鼻子，果断地钻进舞厅，再去救人。他拖出第七个人时，下意识地想他已经救出七个人，再救就超出梦境了，但他还是焦急和勇敢地冲进火海，又拖出来一个晕倒在地上的女人，还不是孙燕。他一个人勇敢地救出了九个人，都不是孙燕，因为孙燕第一时间就被毒烟熏倒，葬身火海了。他狂怒地再次冲进燃烧得很旺的舞厅，且弓着身体在地上摸人时，天花板上掉下来一根梁，砸在他的头和腰上，他感觉头轰地一响，就不晓得事了。他是被赶来的消防队员从火海里拉出来的，他的衣服烧光了，屁股、背和手臂及半边脸，都被砸在他身上的带火的梁烧煳了。

何白玉死在医院里。急救车把他送进医院后，有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早在急诊室里等他了——一个是“文革”中被押到公审会上审判、后被押到马坡岭枪决的被褥厂的李书记;一个是割腕自杀的被褥厂前保卫股刘股长。医生看不见他们，但何白玉能看见他俩，他俩一直囚禁在他记忆的大牢里，由于三十多年里都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见不到阳光，脸上都长着绿霉，手和脚上也长了癣，但何白玉还是认出了他俩，因为他俩还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的那个夜晚被他喝令起床时的模样，穿的也是那天晚上的衣服——蓝灰色中山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是你们?”何白玉很惊讶。李书记只说了句：“跟我们走吧。”何白玉有点意外，怎么在他弥留之际竟会遇上这两个倒霉蛋?他甚至都没问去哪里，生平第一次温顺地答道：“好的。”他的灵魂是另一个他，也很高大和无所畏惧，下了床，跟着整死郭兴南和郭铁城后来又被他整死的李书记和刘股长走了，烧灼得十分丑陋的躯体却留在急诊室的病床上。

何白玉从火海里拖出来的被毒烟窒息的九个人，有八个人活了过来，只有那个老头因倒地后被拥挤的人踩断了脊梁骨，没再醒来。市里的领导得知这个六十岁的死者，生前先后十次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救人，当即认为这样的人应该追认为烈士。何白玉的追悼会是在殡仪馆开的，市里好几个领导都送了花圈，一领导还向何娟颁发了精美的烈士证书。何娟来了，穿一身黑长裙，带着她那个上幼儿园的小儿子——这是个性情孤僻的混血儿，表情冷淡，追悼会上，他站在他母亲一旁，目光虚无飘渺，谁也不知道这个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却长着张中国人脸的男孩脑袋里在想什么。何娟脸上没有大悲大哀，对来悼念她父亲的市里的领导和父亲救下来的八个人及八个人的家属只是轻声说“谢谢”，并伸出一只冰凉的手与他们相握。事后，她对父亲被追认为烈士一事，并没表现出欣慰，她甚至都不理解她父亲怎么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冲进火海救人!她想不明白，像父亲这样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既然已逃出火海，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他竟然战胜了恐惧!她对我们说：“我爸这样的人，想不到最后成了烈士。”这让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何秀梅对侄儿何白玉说的那句话：“你这样的人也配成为英雄?除非青山街的房屋都垮了。”青山街的旧房屋确实都拆了，连半间都没剩了。我很惊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何秀梅的话都那么灵验!

何娟带着儿子走了，高小霞开车送她母子去了机场，我们感觉她好像再不会回国了。她生母虽然还活着，但她好像不喜欢生母，更不喜欢生母一家人。她在我们家长大，对生母的感情就淡薄。她的另一面，也就是冷漠的一面，在她四十岁后，忽然抬头了。那天她生母打电话叫她去吃饭，她从生母家回来，脸色很冷淡地对我们说：“我妈也是，要我把她儿子搞到美国去，搞去干什么?我一家人够我操心的。”她说的人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然而她说这话的神态，让我们隐约想起当年何秀梅面对肖楚公那种冷若冰霜的表情。

八十二

就是在那些让我们惆怅的日子里，何五一打电话说要回来了。那一天是六月八日，从那天起，日子便放慢了，平常过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好像只过了一天。好不容易到第二天，一早起床，坐了很久却还只是八点钟。九点钟老是不来，十点钟仿佛在隔壁，中间隔了堵墙过不来。好不容易十一点了，十二点钟却赖在户外不肯进门，像一只不愿回家的大狗样拖也拖不动。下午也是这样，一觉起床，坐在客厅里打牌，打了很长时间还只三点钟，又打了好几圈牌还只四点钟，再接着玩了很一会儿，以为有六点钟了，却还只四点半。晚上那就过得更慢，平常晚上，到十点钟，只是眨眼工夫，但自从五一打电话来后，时间变呆滞了，像条老牛，半天不走一步。吃过晚饭看了很长时间电视才刚刚新闻联播，又看了很长时间电视，才勉强八点钟。李佳恨不得走上去把长针拨到十二，把短针拨到十。终于挨到十点该上床睡觉了，又都没睡意，因为上床也睡不着，就坐在客厅说话，边猜五一的儿子是像母亲多一点还是像何家的人多一点，议论个没完，一看钟还只十点一刻。在妈的催促下，各自回房后，李佳和我又睁着眼睛看天，边想时间怎么了?哪里出了差错?怎么把时速放得这么慢?

好不容易挨到七月十五日这天，为体现重视程度，李佳硬逼着我刮干净胡子。大家穿戴整洁地坐在客厅里等五一，等到十一点钟等来了电话，五一说他们一行人先去西藏，再去云南，要过十五天才能回来。李佳简直是叫道：“还要过十五天?妈早把房子给你们收拾好了，就等你带着儿子回家。”五一说：“会回家的，妈，不急，不说了。”电话挂了，丢下我们抱怨，压抑着内心的烦闷，只好再坚持十五天。

何五一步入家门时已是八月初，妈还以为来了个外国人。他长发披肩，蓄一脸络腮胡子，穿件黑背心，下身一条前后左右都是口袋的牛仔裤，脚上一双锐步旅游鞋，左手拎着小提琴盒，右手拎着个巨大的包，背上还背个大旅行袋。他还是那么精神，一副旅行家兼艺术家派头。西藏高原的太阳把他晒黑了，却让他显得更结实更孔武有力。杨娜比起五年前来我们家与何五一结婚时，有点变化，略丰腴了，她那白皙、红润、光洁的皮肤被站在纳木错湖前痴迷地盯着丈夫拉小提琴的高原的太阳，和长时间站在丽江街头更加痴迷地望着丈夫吹黑管的日头晒黑了，但是，反倒显得更加健康和年轻了。她穿着宽松的灰色无袖衫和一条不易显脏的深灰色的同样有着许多口袋的牛仔短裤，脚上也是一双旅游鞋，看上去像个还不到四十岁的妇人。两人的儿子，因长期在户外活动，皮肤早被澳大利亚的太阳晒蜕一层又一层，再晒就只能出油了，于是闪烁着不像黄种人倒像棕色人种的迷人的光泽，穿着短裤和背心，剃个光头，像只小黑熊蹿进来，一进屋招呼都不跟人打，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就这间房子那间房子查看，小大人样地摇下头，大步走到饮水机前，拿起杯子接水喝，一连喝了三大杯，把个小肚子涨得像面圆鼓。

五一和杨娜带着他们的儿子来，最高兴的莫过于李佳和妈，虽然李佳抱着孙子亲时，孙子用双手拼力抵抗这个陌生的奶奶，但李佳还是很快乐。妈手无缚鸡之力，可是吃饭时，她还是把她的重孙子搂到腿上坐着，“小牛犊，你叫什么名字，告诉老奶奶?”五一的儿子望一眼父亲和母亲，这才告诉老奶奶说：“何振兴。”他不望老奶奶而是望着他妈，边撕咬着鸡腿，接着说：“老奶奶，您就是那个将军夫人吧?”我们都笑，这让我们想起多年前郭香桃的女儿从老奶奶房里翻出她舅外公的遗像一事，仿佛何家的后代不用人教就能认出上几辈人的身份，似乎血液里就有这种认亲、辨识亲人关系的特殊遗传。“五一，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你要好好培养。”李文军说。何振兴是个调皮鬼，精力旺盛得让全家人目瞪口呆，因为他可以一个人玩到半夜，小小年龄就盯着虚情假意的韩剧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子夜都过了，五一走上去关掉电视，小家伙才嘟着嘴去睡觉。

我们以为他第二天一定会把一个上午睡光，可是他比谁都起得早，一爬起床，用不着别人动手就自己开电视机看动画片，又看家庭妇女们喜欢看的电视连续剧。杨娜告诉我们，这孩子是个精怪，她的朋友给他取了个小名——“人参娃”，因为他一天只需睡三四个小时，精力充沛得这世上没有第二个孩子能与他匹敌。他三个月时就晓得叫妈，五个月就下床走路了，一岁还不到就跟着他外公背唐诗，来之前，他和邻居家一个比他大一岁半的英国男孩在草坪上玩，把那男孩打得哇哇哭。这让李佳惊讶道：“那怎么行呀?”

杨娜在悉尼开了家仍取名维多利亚的中西餐厅，装修得十分雅致，五一每天下午五点至晚上八点钟的这段用餐时间在餐厅里拉琴或吹黑管，以此招揽顾客。当他黑管吹累了，他就拉琴，琴拉累了，就又吹黑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小姑娘给他伴奏，那姑娘的钢琴弹得也很好。仍像在广州一样，五一一拉琴，餐厅就热闹，外国女士比中国姑娘更热情，每晚都有女人送花给他，并走上来吻这个注定一辈子都被女人们喜爱的音乐家。他身上仿佛有什么特殊气味，也就有一个特殊磁场，一般人见不到，也感受不出，但喜欢他这种气味的女人却为之痴迷。有个西班牙女郎，是来澳大利亚旅游的，自从她走进餐厅，听毕五一拉琴后，就不走了，已经在悉尼住了大半年，每天都来，只要五一拉琴，她就如醉如痴的样子。这次他们出来旅游，也是为躲避那个热情得过火的西班牙女郎。“我得看紧点，”杨娜笑着说。

何五一和杨娜只在家里住了三天，他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要回去照看生意。一家人买了第四天下午四点钟飞北京的机票，再从北京飞往澳大利亚。国庆和小霞来了，准备吃完中饭送五一一家人去机场。吃饭时，李佳开瓶葡萄酒，大家举起高脚玻璃杯碰了下，一家人都沉默在离别的伤感中，伤感的气氛就拉长了，也绷紧了，好像再拉一下就会断裂似的。“五一，”李文军用他嘶哑的喉咙率先打破沉默，“你要经常回来，你爸爸妈妈和你奶奶经常念叨你。”五一就抱歉地一笑，“好的。”李文军又说：“五一，李伯伯说你一句，你应该经常打电话回来，别一走，又电话都不打一个。”五一又抱歉地一笑说：“好的。”

话题扯到何白玉身上，五一就觉得好笑道：“真没想到白玉哥成了烈士。”李文军说：“白玉是你们家最有反抗精神的，只是他生错了年代，如果早生一百年，那他是个能改变历史的人物。”我们都盯着李文军，这话有点语出惊人。我想，自从何白玉被定为烈士后，就在众人眼里升华了，身上的缺点被大家过滤了，没过滤掉的也变成了优点，所以李文军才如此肯定。他又继续美化白玉道：“何白玉天生胆量大，敢闯，在‘文革’那样的年代，你们的爷爷是‘反动军阀’，他都敢闯，假如是战争年代……”国庆同意李文军的观点说：“那是，文化大革命中，像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人，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白玉哥做人却做得理直气壮，敢带领大家闹，敢夺权，这是要有胆量。”五一接过他哥的话说：“所以白玉哥这一世，最后混个烈士当，一点也不冤屈。”五一这句话像是一句总结，大家又沉默了，空气又凝固了，于是都把目光投到何振兴身上，这男孩虎头虎脑，一边吃饭一边盯着电视，边笑，清脆悦耳的笑声打破了涌现在大家眼里的忧伤。李文军称赞道：“这孩子一副聪明相，精力又旺盛，将来怕是个要超过他老爷爷的人物。”

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五公里有一口鱼塘，鱼塘在岳麓山后山，是一杨姓农民家承包的，鱼塘里养着不少鱼，供喜欢垂钓的人钓鱼。李文军住到我家后，每逢秋天，天气晴朗时，他会独自拿着钓竿，搭车来这里钓鱼，边呼吸山林的空气。鱼塘的四周是一大片茂盛的山林，那一大片山林在阳光下没完没了地吐氧，李文军大口呼吸着氧气，感觉心肺都被打扫干净了。我也去过，但不像李文军那么勤快，李文军爱垂钓，我是偶尔为之。不过，自从李文军满八十五岁后，李佳就不准他独自出门，怕她哥路上不小心绊倒。但那天——那是何五一一家人走后的第六天，李文军说他好久没吃鱼了，他说这话时老脸上既有追忆又有向往。李佳看哥一眼，随口说：“明天我去买条鱼来吃。”李文军摆手，说他想去钓那口塘里的鱼，因为那口塘的水是雨水和山泉水，鱼的味道吃起来特别鲜美。次日一早，他把鱼杆从晾台上拿下来，坐在沙发上绕线。李佳看一眼外面说：“哥，天太热了，不要去钓鱼。”李文军把鱼竿、渔线整理好，对妹妹说：“我中午不回来吃饭。”李佳问：“你中午吃什么?”李文军已走到门口换鞋了，答：“等下路过厦门面包店，我买个面包当中饭。”妈坐在她房里说：“文军，晚上等你钓的鱼吃。”李文军答：“好。”

这一天的骄阳烤炽着长沙大地，蝉一早就在树枝上鸣唱。李文军心里高兴，路经厦门面包店时买了个面包，上了一辆开往汽车西站的公共汽车。他坐了三站，下车，向岳麓山下的那家农家乐走去。太阳很大，但走在通往半山腰路上的李文军，因呼吸着山林里吐出来的新鲜空气，一点也不觉得晒人，反倒觉得周围的山林都对他招手对他笑，像迎接贵宾样迎接他。十点钟，李文军来到了杨农民家的鱼塘前。这口塘有两个足球场大，杨农民把这口塘承包下来，在塘边撑起一把把遮阳伞，摆上折叠椅，接待来钓鱼的城里人。李文军向杨农民买些鱼食，坐到塘边，给钩子上鱼食，接着，钓竿一甩，钩着鱼食的钓钩就落进远远的水中。那天天气实在太热，又非周末，来钓鱼的人便不多。

李文军坐在这里，呼吸着山林很好的空气，有些自我陶醉。有一会儿，他迷惑了，似乎看见王玉珍坐在他对面的塘边，手捧一本杂志读着。他走过去，那边又没人，一回头，王玉珍又坐在这边的树荫下，穿着他熟悉的绿旗袍，脚上一双白凉鞋。很古怪的是，那天鱼不咬他的鱼食。下午，他换了鱼食，挪动地方，再钓。三点多钟，泡筒动了，他缓缓收线，钓上来一只乌龟。乌龟挣扎着，鼓着两只可怜的黑豆大小的眼睛看着他。他兴奋地把乌龟从鱼钩上取下，放进鱼篓，随后又给钩上食，又将鱼钩甩入水中。

傍晚，几个钓鱼的人陆续走了。他仍坐在塘边，钓竿插在土里，眼睛盯着塘。四周空荡荡的，只有一派安静、浓绿的暮色。树上已没了残阳，但还有一抹天光在树木间徘徊。他忽然看见泡筒猛地一动，沉下去了，鱼竿被拖得直响。他刚才似乎睡着了，迷糊中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塘边哭，他费了点劲，还是认出了他，这小伙子是他当团长时打死的那个逃兵。前一向的某个月明星稀之夜，这小伙子抹着泪钻到他梦里，不是来找他索命，而是乞求他打张证明，证明他不是逃兵，因为一些前国军抗日官兵到了阴间后，还是看不起他，不理他，使他在阴间遭鬼唾弃。“在阴间的这六十二年一个月零九天里，我做鬼都受欺负，”小伙子满脸悲伤，可怜极了，“您大人大量，帮帮我吧。”李文军很同情他，在梦里给他开了证明，希望他在阴间过得好一点。第二天，李文军一脸感叹地把这个梦告诉我，边摇头说：“这些湖南骡子，生前倔得要命，到了阴间，仍是一副犟脾气，真拿他们没办法。”

不曾想逃兵又从阴间跑来了，他有点生气，问：“不是给你开了证明吗?怎么又来了?”逃兵却不回答地哭泣。就在这时鱼竿响了，李文军觉得他很讨厌，懒得理他，赶紧把住鱼竿，收线。他感觉鱼的拉力很大，他怕鱼把线挣断，只好放线，接着又收线，这样收线放线地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天完全黑了，满天的星星，一弯新月悄悄爬上碧蓝的苍穹，让他兴奋。他手中的渔线已放到头了，那鱼还在拉扯。他没办法，只好绕着塘走，与那条大鱼抗争。他太注意水面了，没留神脚底下，踩个空，摔倒了，手中的鱼竿也脱手而去。他忙爬起身抓鱼竿，鱼竿被大鱼拖进水里——这根鱼竿是国庆早几年送他的，玻璃钢的，很贵。他顾不得那么多地伸手去抓鱼竿，人就进入水中。李文军很会游泳，从小就在湘江里游泳，但他太老了，又多年没下水，一下水，腿突然抽筋，人就蜷缩成一团，往下沉。这个时候那个被他当年枪毙的逃兵，畏畏缩缩地走过来牵他，帮他放弃挣扎、解除痛苦，于是李文军看见了抗战中勇猛如虎的雷连长、杜国民连长、弃笔从戎的彭营长、刘二郎营长和陈万山团长、姜小工师参谋长及杨福全军参谋长和贺新武副军长，当然还看见了我爹和我大哥。一个着国军服的士兵腼腆地让座，李文军没在意，以为是自己当预备团团长时我爹要他训练的学生兵中的一名，但当我大哥让他认这士兵是谁时，他盯着小伙子——小伙子十六七岁，嘴上的两撇八字胡十分稚嫩，实在太年轻了。他推翻众多记忆的篱笆，到很多年前的角落里搜寻了会儿，没把握地问：“你是何正韬吧?”我大哥笑了，“你还没老眼昏花啊，文军。”李文军非常惊讶，他看见站起身的我大哥，双腿十分修长，修长得像人民大会堂的立柱。

杨农民是次日一早才注意到塘边有一只鱼篓子，这才想起昨天有个姓李的老头在他手上买了鱼食钓鱼，却没看见他走。杨农民紧张了，叫了两声：“李老、李老。”没人回答他。他看见地上扔着李老头背的那只黑皮包，却没看见李老头的钓竿。他拾起鱼篓，鱼篓里有响动，是只乌龟。他把丢在椅子旁的旧黑皮包捡起来，走回他的土菜馆，对老婆说：“昨天那个李老头子来钓鱼，人没走，东西丢在地上，人和鱼竿都不见了。”他老婆说：“那老头不会出事吧?”杨农民道：“我就是担心这个。”杨农民打开李文军的黑皮包，里面有一个烟盒子大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些电话和手机号码。他看见其中一个手机号码前写着：侄儿何国庆。杨农民便打何国庆的手机，说了情况。国庆忙打我的电话说：“爸，李伯伯出大事了。”

李文军的尸体是下午四点钟自己浮上来的。当天上午及中午，几个农民坐在小舟上于塘里来来回回地打捞十几趟，什么也没捞到。那条大鱼倒是被渔网捞了上来，嘴上还挂着鱼钩，鱼钩连着钓竿。大鱼足有三十多斤，力很大，很健壮。大家分析，就是这条大鱼夺去了李老头的命。我和李佳坐在塘边，看着农民撒网，撒下去的网，捞上来的是鱼，撒网的人把鱼放掉，再捞，还是鱼。下午四点多钟，塘的西角突然浮上来一团蓝色，大家一看就明白那是一件裹着尸体的衣服。杨农民拿着渔网奔过去，一网撒向那团蓝色，几个农民跟着他收网，尸体被拖上岸，腿蜷缩着，身体呈很难看的虾状。脸上没有痛苦，泡肿了，皮肤很抻，似乎还挂着让人想不通的微笑。在我眼里，又一名长沙抗战时期的原国民党老兵就这样走了，死得出人意料，事先我和李佳都没接到死神给我们的任何暗示。

李文军的死，最伤心的莫过于李佳。李佳哭得眼睛都肿了，因为她真的没一点这方面的心理准备。这几年，两同父异母的兄妹住出了感情，年轻时这种感情并不浓，各忙各的。这几年天天吃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哥哥反倒成了弟弟。李佳很照顾她这个无子无女的哥哥。李文军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她都要管。李文军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也是她管。李文军吃多少饭吃多少肉，也被她管着。李佳总是对李文军说：“哥，肉要少吃，吃多了，对你只有坏处。”李文军会哈哈一笑。

李文军前半辈子吃的都是苦，出生时中国正军阀割据，一片混乱，那是炎黄子孙最孱弱、受欺的年代。跟着又是国内战争、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解放战争。因是前国民党少将师长，全国解放后过了几年遭人冷落的日子，接着被打成“右派”，整整二十年他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像头任人差遣、咒骂和踢打的骡子，默默承受一切。直到一九七八年，邓小平上台，推翻“文革”中大力奉行的“左”的路线，他才得以重生，找回尊严。但是，他们这辈人(包括我爹那辈人)，都是从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活过来的，曾经都拥有过荣誉，——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每次长沙会战以胜利告终时，他们都受到长沙民众的热烈欢迎，所以荣誉这东西他们见过、享受过，就看得淡。全国解放后他们也想有作为，可是在那个“左”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年代，他们的前国军身份让他们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和苦难。虽然有怨言，也说怪话，但他们那宽宏大量的心理却能消化一切。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当长沙新火车站建成和长沙第一座湘江大桥落成时，我爹、我大哥和李文军都跑去看，大哥还画了新火车站的速写，画了湘江大桥的水彩画写生——那幅湘江大桥全貌的水彩画曾在大哥的墙上贴了很多年。八十年代初，第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在长沙五一路旁竣工后，他们相邀着去看，站在那栋漂亮的高楼前笑着，久久不肯离去。这就是我爹、我大哥和李文军、贺新武、姜小工、陈万山他们，一群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的老兵，他们爱国、热忱、豪放，民族观念极强，不忍看见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敢于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他们活着和死去都只有一个心愿——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那就是希望中国富强。

2009年12月竣稿

2011年3月改定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