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

青山街一带已被拆毁得很糟糕了，街上运砖和水泥的车来来去去，不光是晚上吵闹到深夜，白天也闹腾得让住户们不堪忍受。这两年那家率先开发青山街的房地产公司建的房，卖得很好，这就让另外两家房地产公司也通过各种途径“杀”进青山街，将一栋栋旧房买下，拆毁，建一栋栋商品楼房。对门韩家，于几个月前搬走了，曾家也骂骂咧咧地搬了，刘家搬得更远，搬的地方差不多是郊区。这一切都是房地产公司闹的。如今，青山街上不但东南角、东北角、西北角有建筑工地，正街上那片房子也在拆迁，铲土车把一间间旧房屋推垮，要是不下雨，青山街上就灰尘满天。有时妈刚入睡，又被汽车喇叭声猛地惊醒。那些司机都年轻气盛，会车时互不相让，就跳下车吵架。

学校靠着山林建的四室两厅的校长楼，还在两年前就建好了，我分了一套，国庆曾带着人对那套四室两厅做了简单的装修，只是爹和老奶奶不愿离开青山街，房子就空在那里。秋天，阳光由黄变白了，一天，我说：“妈，住到我们学校的房子里去吧?”妈感到无法在尘土弥漫的青山街再住下去，同意了。我把妈的意见告诉秀梅，说：“这里实在没法住了，住到我学校去吧?”秀梅说：“你们去吧。”从前十分热闹的青山街三号，由于一个又一个的人死去，如今有些阴森了，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鬼，大白天里，突然会有一个影子飘过，仿佛是个人影，让我们不由得一怔。到了晚上，这种感觉就更明显，半夜里还似乎有说话的声音，不知是对门工地上的人说话，还是房里有鬼说话。这种幻觉多了，自己也怕起来。李佳对秀梅说：“四室两厅，你一个人可以住一间。”秀梅说：“我就在这里守屋。”搬家那天，我和李佳再次邀秀梅去我的新家住，李佳说：“秀梅，去我们那里住吧，这里实在太吵了。”秀梅脸上有些呆，那呆是伤感所致，但她那坚强的性格是不把自己害死就不罢休的，她拒绝说：“我不去，这里方便，住了一辈子住习惯了。”

何秀梅之所以不愿离开青山街三号，是她把童年、少女时代和她最美的青春岁月都丢在这条街上了，她舍不得抛弃这条街。这条街上，处处都有她的影子，她想什么时候回忆就什么时候回忆，想跟哪个时段的自己相遇就能跟哪个时段的自己相遇，甚至还可以面对面地站一会儿，与昔日里自己的倩影交谈几句。另外，她每天要上湘江边上与几名退休的女老师一起舞剑，舞完剑，还要练气功，把这些养生的功夫练完后，她才回家。随我们搬到河西，她就没法和她的几个老年朋友一起耍了。秀梅的一生很孤独，她曾经想冲破这种孤独的命运，但最终还是退回到这种命运给予的自由中。她唯一的婚姻让她很失望，无子无女，亦无牵无挂。以前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不孤独，有我们，她的雌性荷尔蒙作祟了，发虚火时我们中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她的出气筒。现在，她一个人面对夜晚，才真正有了孤寂的感觉。以前，家里有的是人手，吃饭，她只需端碗;洗衣，家里还在八十年代就有了洗衣机。现在，什么事情都要她亲自动手，不进厨房就得饿肚子，不洗衣就得穿脏衣服，不抹灰，桌上、沙发上就一层灰。所以，她练完剑和气功回家，就得把画画和练字的时间减少，干家务活。

有天，李佳实在不放心地去看她，秀梅胸前挂着围兜，手湿淋淋的，正在给自己做饭。李佳觉得她有点可怜，便关心她说：“你还是住到我们那里去吧。”秀梅听李佳这么说，眼圈都红了，但她是个不愿在逆境中屈服的女人，说：“我一个人住清静。”她这样过了大半年日子，这期间，偶尔会有也退了休的老师来拜访，她就快乐，与老同事坐在房里聊天，聊逝去的事说过去的人，把同事送出门时还不忘说一声：“没事来玩啊。”

六月里的一天早晨，何秀梅起床，觉得今天天气真好。她脱下睡衣，穿上一身白绸子衣服，再穿上白袜子和白旅游鞋，拿着银色的木柄剑，临出门时往镜子里看了眼自己——那是她当年代上体育课时买的那面镜子，对自己一笑，拿了提包和钥匙，出了门。朝霞涂在青山街新建的楼房上，黄灿灿的，涂抹在秀梅身上，让她远远看去也还有点飒爽英姿。她走出青山街，穿越书院路，来到了沿江风光带。她的老同事大多先她一步到了，见她一身白装，就表扬她：“你看上去真年轻。”何秀梅说：“都六十五岁的人了，还年轻!”另一个男退休老师说：“何校长，你现在这样子看上去最多五十岁。”何秀梅就笑，“谢谢，这里的空气真好。”接下来，他们就舞剑，慢慢舞着，步伐也是迟缓的。有人经过，看他们一眼，又走开。他们舞完剑，杨老师就拎开收录机，智能气功大师就在收录机里教这些退休老教师练智能气功，声音十分缓慢，练功者的动作自然就慢，都闭着眼睛，跟着智能气功大师的口令转动双手，边大口呼吸着河风，河风里有一点腥气，还有六月里树木和泥土的气息。练完智能气功，已是九点钟，杨老师把收录机放进背包，一行人往学校走去。

今天是学校发工资的日子，秀梅自然也走在其中。秀梅在他们中工资是最高的，有一千三百多元一月。领了工资，秀梅与杨老师同行，杨老师住在青山街前面的沙河街，两人走到沙河街，这才分手。秀梅走进饮食店，买了两个菜包子和一碗稀饭，肚子有些饿，她坐下，慢慢把稀饭喝了。随后，她去菜市场买把蕹菜、两个西红柿和几个青辣椒，还称了三两瘦肉，接着就满脸笑容地朝家里走来。走进青山街，她碰见一个很青春靓丽的女子，那女子因剃着光头，更加靓丽撩人。她情不自禁地叫道：“咦呀，你真漂亮。”漂亮女子飘渺地一笑，那笑容哪里见过样。她想起来了，当年她为躲避李文华追求而特意剃着光头，原来她遇见的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她站在街口与当年的何秀梅交谈，说自己如今吃得香、睡得好，身体没什么不适。她与年轻时候的自己分手，向家里走去时还哼着歌，并不知道会有什么不测，老天那天很忙，忙着处理别的事和关心别人去了，忘记通知她这个小人物了。

何秀梅走到门前时，又看见收废品的男人把三轮车堵着她的门。那段时间，青山街上搬家的人很多，收废品的人有好几个，这男人只是其中一个，不过他是最有耐心和在青山街上待得最久的。秀梅走到门前，这男人把车移了下，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矮瘦，满脸猥琐。秀梅一个人住时，请人把一边门用闩子固定，另边门上就安了碰锁。她从提包里掏出钥匙，开门，走进去时迟疑了下，问：“你收旧报纸吗?”老男人说：“收。”秀梅道：“那进来吧。”老男人跟着她走进院子。

爹的房间里有很多旧报纸，旧报纸都堆得挨着天花板了。还有好几大堆有关老年人与健康的杂志，这些东西已经没人要了。秀梅自己做饭吃后都是吃多少买多少，没有留给老鼠任何一点食物，老鼠们饿慌了，就气愤地啃着旧报纸和旧杂志充饥。早几天练毛笔字的纸用完了，她走进爹的房间拿旧报纸练毛笔字，看见老鼠把旧报纸和旧杂志都啃烂了，便决定将这些旧东西扫地出门。她打开爹的房间，指着旧报纸和旧杂志说：“就这些。”旧报纸和旧杂志都是一捆捆的，收废品的男人见状，拿来秤，将一捆捆报纸和一摞摞旧杂志称给秀梅看。秀梅又是个认真的人，就记数，一边算钱。这事忙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完事了。收废品的男人问她：“多少钱?”秀梅答：“一共是一百七十一元七角钱。”

收废品的男人手里有一只小计算器，他就接过秀梅记录下的数字，重新累计，一双贼眼却左瞅右瞧。他说：“结了好多葡萄啊。”葡萄枝上确实结满了葡萄。秀梅说：“去年葡萄不好，今年葡萄肯定会好。”收废品的男人问：“还有别的废品吗?”秀梅说：“没有。”收废品的男人觑着摆在客厅一角，楼梯旁的双缸洗衣机说：“这双缸洗衣机未必还有用?”秀梅说：“这不是我的，是我老弟嫂的。”收废品的男人嘻嘻一笑，问：“女士，家里就住着你一个人?”何秀梅何等清高?怎么会跟这样的男人搭讪，冷着脸说：“给钱，将这些东西拉走。”收废品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票子，十块的五块的，一概脏兮兮的。秀梅嫌这些票子上细菌太多，不愿意接，皱着眉头问：“你有一百的整票子没有?我找零钱给你。”收废品的男人就从另只口袋里掏出两张一百的。秀梅从提包里拿出她的钱包，钱包里有五张一百的和一张十元及一张两元的，不够找零。她又从提包里拿出信封，信封上写着“何校长”三个字，里面装着她这个月的工资，一千三百几十元。秀梅把钱都抽出来，拿出三十元递给收废品的男人，收废品的男人要找她一元七角钱。她嫌他手上的钱脏说：“不要找了。”等收废品的男人把旧报纸和旧杂志搬到三轮车上后，她嘭的一声关了门。

何秀梅一看钟，差不多十二点了，忙进厨房，把两个菜包子蒸热，拧开辣椒酱瓶，掰开菜包子，夹点辣椒酱放进去，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接着，她午睡。三点钟，她起床，在桌上铺开宣纸，磨好墨，开始画牡丹花。早一向她画的一张荷花，杨老师竟喜欢地要走了，说要裱好挂在墙上。何秀梅一笔一笔地画完牡丹花，休息了下，便开始择洗蕹菜、辣椒和西红柿。随后洗肉、切肉和炒肉。她把饭菜端进房间，打开电视机，边吃边看电视。她喜欢看娱乐节目，见年轻男女在电视上蹦蹦跳跳，她也开心。吃完自己做的饭菜，她把碗筷洗净放好，见电视里的节目还有意思就又坐着看下去。十点来钟，那台节目完了，她关电视机时才想起今天还没练书法。她是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今天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做，便坐到桌前，开始她今天的另一堂课，练字。在写毛笔字时，听见有什么东西重重地落到院子里，她心里一紧，汗毛都竖直了，把嗓音变粗地问道：“谁?”没人回答她。她有些害怕，不敢出去查声音的来源，紧盯着字帖，边听动静，见再没什么响动，就又埋头写字。秀梅把最后一个字写完，已是十一点多钟。她伸下懒腰，对自己满意地说“我要睡觉了”，见手上沾着墨迹，就拉开门步入厨房洗手。她洗手和解手回来，见一男人正在翻她放在木箱上的提包，忙气愤地大声道：“你干什么?”那男人回过身来，她认出来了，就是上午在她手上收废品的男人。她本能地大声道：“是你，抓贼啊——”这是何秀梅在这尘土飞扬的青山街上发出的最后的声音，这声音在那个六月的夜晚像猫叫声一样散开，消失在潮湿的雾气中。

杨老师有三天没看见何校长来舞剑和练气功，以她对何校长的了解，如果不是病了，何校长是不会缺席的。这天上午，她练完剑和气功，回到家放下收录机，就决定去青山街看看何校长。杨老师于十点三十五分走到青山街三号的大门前，她拍门时加了点力，门竟开了。杨老师走进去说：“何校长，在家吗?”杨老师没听见回答，却闻到一股什么味儿。杨老师缩下鼻子，感觉这股味儿好像死老鼠的气味。她犹豫了下，还是向何秀梅的卧室走去，门是关的，但气味更浓了。她推门，门没开，她就绕到窗前，手搭凉棚朝里看，就见一具赤裸的尸体躺在床上，两腿叉开。杨老师叫声“哎呀”，脸吓白了。

杨老师径直跑进青山街派出所。民警赶来，立即封锁现场，一边通知死者的亲人，一边对死因展开调查。我和李佳接到电话，匆匆来了。六月天气温高，肉放一个上午就会臭，何况有几天了。民警揭开床单，一股极难闻的尸臭迎面扑来，让人屏气、捂鼻。尸体已发绿，脸上像长了霉斑，嘴张着，很丑陋也很让人恶心。李佳发出一声惊悸的尖叫。我把李佳拉开，民警将床单盖上，跟着我们走到院子里。天没一丝风，民警吐出的烟，长久地驻留在头顶上空。民警说：“我们也感到意外，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被人奸杀。”我十分吃惊，好像有一只苍蝇卡在喉咙上，半天才问：“奸杀?”民警说：“凶手与死者发生了性行为。”我真的很愤怒，“这怎么可能?”民警答：“你们来之前，法医检查了，鉴定有精液从死者的性器官里流出来。”民警分析说：“罪犯是个变态的男人。”我为秀梅的一生这样结束感到悲哀，说：“请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民警吸口烟，把烟吐出来，烟在我和民警之间很缓慢地散开，民警说：“我们正在查。”

这个案子很快查出来了。街对面工地上的一个工人说：“早几天，我看见收废品的老头在死者家搬运一捆捆旧报纸和旧杂志。”民警说：“什么时间?”那工人就说了时间，那工人又说：“这三天这个收废品的老头没来。”青山街派出所的民警当然知道这个收废品的老头，他在这里收了大半年废品，没人不知道他。民警很快找到那老头，老头一看见民警向他大步走来，人就发抖，把他一带进派出所，面对着一双双锐利的眼睛，老头就哆嗦着交代了他干的恶事。他说他早就留意青山街三号只住着一个女人，那天他进去收旧报纸和旧杂志，又看见那女人的钱包里有一大沓钱，于是他起了贼心。那天晚上，他见街上没人，就攀着槐树爬了进去。他说：“我本来只是想趁她睡熟后偷她的钱，但她老是不睡，后来她去解手，我想偷了她的钱就跑，不想她回来得那么快。我被她认出来了，只好杀人灭口。”民警说：“她那么大年纪了，你还在她身上做那事，你这畜生!”收废品的老头说：“我有七年没碰女人，那天我昏了头，就在她身上瞎干。”……

何秀梅并没想到她会突然死，因为上天很绝情，事先没通知她，所以她什么都没来得及处理。她的那口樟木箱子里，装着好几百封李文华当年写给她的情书，那些书信当然都是李文华在三十多年前写的。这些信，我相信被何秀梅生前读过无数遍，有的信上还有泪痕，泪痕当然干了，但她曾经落下的一颗颗泪珠将信上的钢笔字化开了，还使另一些字的手脚长了毛。李文华将军在生活中是个严谨的人，在书信上却是个令人肉麻的男人，如果让军花读这些信，那不是给军花的脑袋里插一把钢刀?所以，我和李佳当即决定将那一樟木箱子信搬到院子里，一一烧毁。烧毁掉李文华年轻时写给何秀梅的情书，在清理何秀梅的其他遗物时，她的抽屉里还有六个日记本。日记本是那种塑料壳面上印着天安门或牛皮纸壳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老式日记本。我顺手拿起一本日记，翻开看，第一篇日记写道：

他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守着这么大的房子。我不怕，我就要住在这里，这里有我很多回忆，我一生的绝大部分光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除开跟肖楚公结婚的那几年，那几年我把自己嫁给了十分龌龊的男人。那个男人很脏，说下流话，做下流事，我真不愿意回忆他，回忆他会污染我的大脑。

日记是我们搬走后的某天写的，通篇都是抱怨的话。另一篇日记是写天气，接下来的一篇是写她今天炒的辣椒炒肉特别可口，可以与拿了特级厨师证的郭承嗣一决高低。

我丢下这个日记本，拾起另一个日记本看。这个日记本很旧，我翻开，见日记本上写着：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下去：

今天晴好，一早太阳出来了。昨天收到文华的信，他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可是我怎么能嫁给他?我是被军流氓糟蹋过的女人，我嫁给他，就要向他坦白，我可以不坦白吗?我们在信中讨论过处女一事，我曾问他看不看重处女，他说非常看重。“爱情是自私的”，这是他在信中说的话，纸写笔载。我嫁给他，他会知道我不是处女，就要问我的处女之血流在哪里了，我能瞒他吗?他是唯一一个走进我心窝窝的男人，我要是连他都隐瞒，我何秀梅还算人吗?文华说他三十岁了，他妈很急，要他快点结婚。我晓得我耽误了他，但我越是爱他越是没法向他讲述我曾经受到的凌辱。那是我心里的痛，没有人可以让我开口。

我把这篇日记翻给李佳看，李佳说：“秀梅从没对我说过这件事。”我拿起另一个日记本读，有的日记记的是工作，有的日记记的是学习和感受，还有的日记是记某某学生，我忽然看到一篇日记写道：

文华回来了。他真帅，一身军装，那么高大，没什么人可以把他比下去。他看着我时，我感觉他的目光里有爱，也有怨。我只能把爱藏在心里，爱一旦泻出来，我会崩溃。老天爷啊，我何尝不想结婚，跟着李文华去部队过另一种生活!可是我真的没法面对那件事——要知道是六个军流氓把我按在床上啊……这样可怕的事，我能对他说吗?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何秀梅身上?李文华是那么正直的人，我配他不上啊。假如他知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脏事，他还会看得起我?与其将来被他冷落，还不如我狠狠心冷落他。老天爷啊，原谅我不能接受他的爱情，原谅我吧。

我又拿起一本日记翻看，看到何秀梅在一篇日记里写道：

明天李文华和何军花要结婚了，我心如刀绞，比刀绞还要厉害。我的心彻底死了，成了一坨煤灰，再也燃烧不起来了。我爱李文华爱了整整二十四年啊。十岁那年，当我觉得女孩子应该爱一个人时，我就爱上他了。当时他爱的是家桃，那时我多么嫉妒家桃啊，每当看见他和家桃坐在一起，我心里就蹿起火苗，就要冲过去，打乱他们说话。当时我只十岁，十岁的我就晓得嫉妒了，谁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女孩子?!一个十岁的女孩子竟要跟姐姐争抢男人，说出去都会让人笑掉大牙!现在这个男人不爱我了。当我听到他要与何军花结婚的消息时，那一刻我真的想死。二十四年啊，二十四年的感情被他无情地扔掉了!“只要你不嫁人，我就绝不结婚。”这不是骗人的话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相信?我不会参加他们的婚礼，我无法面对，我要躲起来，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参加他们的婚礼!!!!!

五个惊叹号结束了这篇日记。

接下来的一篇日记写道：

不，我永远无法面对李文华和何军花的这场婚姻，家里人可以为他们高兴，我不能，虽然我的心死了，可我人还活着。我不要结婚。我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没有男人，女人照样活得好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要投身到火热的文化大革命中去，我要用革命来替代资产阶级的小情小调。

这篇日记是她给自己定的方针。

我再拿起一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的壳面也很旧，都是她七十年代写的日记。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

肖主任说他一生只爱我，因为爱我而且能天天看见我，他感到很幸福。这话有点肉麻，但是我愿意相信!我四十岁了，难道幸福真的要来了?我爱他吗?昨天晚上，当他把我抱在怀里时，我的身体在他抚摸下竟不停地颤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我其实也有性欲、也有那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每当体内那些可耻的性欲来临时，我就压抑自己，祈求上天将我身上的肮脏部分祛除掉。我知道那是动物的本能，但我是人，人怎么能被动物的本能驱使?昨天晚上，我的身体在肖楚公怀里第一次软了，软成了一条泥鳅。我想拒绝他抚摸，但我的身体做不到，我的卑贱的身体在拼命迎合他!原来人身上都有动物的一面，那一面让我那一刻身不由己，像动物一样与他交媾!

接着是几篇简单的日记，天气、工作、秋游。

她也不是天天写，看日期，有的日记相隔几天，有的日记与上一篇日记相隔一个多月。我跳过了一大掇日记，又看到一篇日记写道：

我不喜欢肖楚公说脏话，他爱说脏话，开口就骂人。他骂他儿子“我操你妈，你这狗东西”。他怎么可以在儿子面前口吐脏话?他儿子是捣蛋，是不听话，可是也不能在儿子面前大张其口地骂啊。我说他，他还瞪我。他说他从小是在一种肮脏的环境中长大，人一急，脏话就飙出口了。他在跟我做那事时，讲的还是脏话，用街上那些缺乏教养的人骂人时说的脏字，让我恶心起做这事来。我本来有激情的，顿时烟消云散，体内的血液也冷了。他形容我是天空，时而晴朗，时而多云，时而灰蒙蒙的。我说我的变化取决于他。

这篇日记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下一篇日记与上一篇日期相隔两个多月，她写道：

我真的很悲伤，我发现自己嫁给这个人是个错误，他脑袋里只装着自己，他想要我就对我十分无礼，我睡着了他也把我弄醒，不管我的感受，要我尽老婆的义务。我的义务就是让他像公狗一样爬在我身上干我?他说我性冷淡，我能热起来?我还在睡眠中，他就作践我，只管自己快乐，我真受不了，有点厌恶他……

我把这篇日记给李佳看，说：“难怪秀梅要跟肖楚公离婚，你看。”她的日记里有很多是她的学习心得，学毛主席著作的，读毛主席诗词的，中间也夹着一点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读这些日记，我觉得我二姐其实是个心理很天真的女人，幼稚得让我觉得她写日记的年龄不应该是四十几岁，而是十几岁正上中学的少女。有篇日记写她对母亲的思念，在这篇日记里她自责自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还有一篇日记是写她对父亲的认识，她在日记里说：

我父亲老了，慈祥了，脸上没有凶光了。多年前，我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脸上很少有笑。那时候，我和姐都怕父亲，不但我们怕，大哥、二哥他们也怕他。现在父亲老了，人就温和了。今天我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一头白发，一脸慈祥。原来人老了就慈祥了……

这篇日记三言两语地结束了，之后的二十几篇日记都是记些琐事，买的衣服和花的钱等等。我翻到她最后几页里写的一篇日记，读着：

今天下了一场雨，气温降了，较冷。肖楚公竟在我房里打我，我家里啊，这不是太欺负我了吗?他要我跟他回去，我不愿意，他就动手拖，我挣脱开他，他对着我胸口就是一拳，打得我那一刻天旋地转。他竟敢在我房里动手打人，我大叫了声“你滚”。玉珍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他才住手。我哭了，泪水在我脸上流淌。我听见我用尖利的声音说：“肖楚公，你听着，我一定要跟你离婚!”玉珍说：“夫妻之间，吵什么啊?”我说：“他配做我的丈夫吗?一条公狗!你滚吧。”他走了，走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以为你是仙女?你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当年被人轮奸过的女人。”这样的话他都说出口了，我彻底死了心。我是命苦，可是我命再苦，也不会把自己交给他蹂躏!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他!!!

三个惊叹号结束了这篇充满愤怒的日记，其中一个惊叹号把纸戳烂了。

我呆了，想她的秘密都在日记里藏着。李佳问我想什么，我说：“我都记不起秀梅与肖楚公在她房里吵过架。”李佳说：“吵过，秀梅不肯跟肖楚公回去，两人就在房里吵。”我脑袋空空的，想现在我们和秀梅阴阳相隔了，没想到她竟以这样的不幸结束了她好强的一生!我的眼帘里，突然出现了她那张斑斑点点的灰绿色的脸，那张脸对死亡是没有准备的，不像爹和老奶奶像下雨天等天晴样等待死亡，因而一点也不平静，就愤怒和悲惨……

七十七

何秀梅死后，青山街三号的大门便锁上了，妈也不想回青山街住，她不愿意去回忆那些曾经活着如今死了的一个个亲人。换了环境，妈伤心的记忆会淡薄些。秀梅死后，妈随我和李佳一起去了趟青山街。那天阴云密布，一走进青山街三号，妈就打个趔趄，好像有人推了她老人家一把。妈看见老奶奶和张桂花的亡灵起身迎接她，老奶奶着黑妇母装衣裳，脚上一双蓝布鞋，蓝布鞋上绣着两朵白牡丹——那是我大哥随手在鞋面上绣的;张桂花在一旁笑，也穿着黑妇母装，头发盘在脑后。妈叫了声“啊呀”，脸都白了，说：“你奶奶和张婶婶对我笑呢。”青山街三号除了我、李佳和妈，没有第四个人。我说：“妈，你这是心理作用。”妈喃喃地说：“你爹也在这里。”我为妈担心起来，妈被一个个死去的亲人缠着，满脸惶惧。回到我现在的家，妈说：“这里好，他们活着时没来过，死了就都不晓得来。”妈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

秀梅的惨死让妈自责很多天，她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爹和老奶奶，她应该把秀梅接来住，让秀梅一个人住在青山街三号，不去管她，她这个姨做得不对。我们安慰她都没用，直到李文军和王玉珍来我家玩，与我妈说话时见我妈仍一脸内疚，王玉珍开口道：“您管得了秀梅?再说秀梅是自己不愿来住，又不是你们不接，您有什么好自责的!”李文军也说：“秀梅听过谁的?她不愿意的事，谁劝都没用。这是命，秀梅命里逃不过这一劫。”经李文军和王玉珍这么一说，妈心里的疙瘩似乎才解开。

我们就这样过，妈、李佳和我，国庆和高小霞带着女儿每个星期天来打个转身，吃完晚饭，国庆的手机就会响，有人叫他去打麻将。国庆就骑上摩托车，走人。外贸公司不像以前景气，国家放宽了出口政策，有的大工厂和大公司自己拥有进出口权，无需通过外贸公司，外贸公司的生意就每况愈下，国庆于是更有时间打牌了。有个星期天，国庆一回来就爬到床上睡觉，睡到中午，高小霞叫他起床吃饭他也不吃，下午五点钟，他才起床。高小霞对李佳说：“他昨天打麻将打了一通晚。”李佳就说儿子：“麻将这东西在旧社会是社会渣滓玩的，你要少打。”国庆性格温和、坦诚，生性好朋友和爱玩，少年时候就喜欢招同学来青山街三号画画，但缺乏上进心。他见高小霞向父母告状，不高兴道：“你嘴巴真多。”高小霞说：“还不是为你好。”又一个星期天，国庆一来就满脸疲倦地爬到铺上，人也瘦了，睡到吃晚饭才起床，妈看着她这个长孙，也说起国庆来了：“你不要只想着玩。”但是没用，在跟上一辈人对抗上，他丝毫不逊色于何家的哪一个长辈或同辈。我们再说他，他星期天就不来了，派老婆和女儿来，一问，何懿便回答：“爸爸在家里睡觉。”

有天傍晚，五一出乎我们意料地敲门，李佳开的门，五一摘下墨镜，叫声“妈”，李佳兴奋道：“文兵，快出来，你看谁来了。”听李佳说话的口气，好像来的不是儿子，而是个客人。他还是那么瘦那么结实，还是那么英俊、潇洒、懒散和慵倦，一回来，还是嗜睡，早餐还是不吃，要睡到中午才起床。他不把一个上午睡干净，就不甘心。他起床，漱口洗脸完毕，一吃完中饭，电视机就变成他的了，李佳想看什么都不行。他这个台那个台地找节目看，最爱的是枪战片，其次是文艺节目，而对他妈看上瘾的台湾电视连续剧根本不屑一顾。他喜欢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于是客厅里就一片打打杀杀声，妈只好躲到卧室里去，因为这会让她想起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五一把自己看累了就又爬到床上睡觉，家里一下子又安静了，风从门外过的声音都能听见。五一还是帅得充满魔力，一双带电的黑眸子对女孩子还是极具杀伤力。在广州，为了不让太多的女孩子对生活绝望而自我毁灭，他出门得戴墨镜，好让墨镜遮住他迷人的目光，因为他在广州的女朋友温柔地提醒他“你的目光太勾人了”。五一早该结婚了却不结婚，妈一看见他就唠叨这事，李佳在饭桌上也唠叨这事，五一完全听不进去，“我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打定主意一辈子不结婚。”李佳道：“等你老了，你保证会后悔。”五一把他清瘦、英俊的脸歪向一边，轻慢地一笑，“什么都没有自由好。”李佳再说什么，他把门一关，将一米八二的身体往床上一倒，用鼾声回答他妈。五一在家住了五天，没跟任何人联系，连门也没迈出一步。那些曾经疯狂追他的女孩子，不是死了、失踪了、当尼姑和住进精神病院了，就是远嫁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男人了，次一点的也嫁给本市某男人，结婚生子、聊以自慰了。第六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走了。

转眼就六月了。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感觉时间第二次提速了。以前是老奶奶和爹、妈念叨时间过得快，现在我也感觉时间的步子变快了，似乎才过的年，眨眼就是年中。这年，我的头发脱得厉害，随便一抓，就是一把头发掉下来，老年斑也上脸了，从前只是在两鬓，现在从两鬓爬到额头上来了。望着镜子里自己这张变老的脸，想人生如梦，过起来慢，回想起来仿佛只是眨眼之间。一天上午，电话响了，一个陌生口音的男人问我：“请问您是何校长吗?”我说：“哪位?”陌生口音的男人说：“我是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想跟您谈谈。”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陌生男人说：“您大儿子何国庆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何白玉愤愤地来了。白玉忙着跟一家拆迁公司打官司。他创办并且经营十多年的酒店，被那家拆迁公司于过年后无情地捣毁了，原因是那里要扩建马路。这几年，长沙市政府在市区内扩建了好几条街，芙蓉路建成了，五一路、黄兴路也拓宽不少，现在要扩建蔡锷路。白玉的酒店不拆，蔡锷路到他酒店门前就得拐弯。旁边的店铺都拆了，只剩白玉的酒店仍孤独地突兀在街中。白玉不肯搬走，因为拆迁公司给他找的另一个门面距繁华的闹市区较远，白玉想要拆迁公司为他找一处好点的门面，不然就不搬。这样僵持了三个月，过完年，拆迁公司就叫来一车防暴队员，进行强拆。防暴队员都是些年轻的战士，只知道执行队长的命令，队长一声令下，防暴队员便把酒店的服务员和厨师一个个赶出来，跟着把酒店的桌椅掀到门外，把用身体护着酒店、打算死在酒店里、且破口大骂的何白玉粗暴地拖出酒店。铲土车就向新装修不到两年的酒店开进，只听见轰隆一声响，不锈钢玻璃门和着一面墙一起倒了，腾起一股浓烈的灰尘。何白玉气愤得声嘶力竭地骂道：“土匪啊，比土匪还土匪啊，你们欺负我们平头老百姓啊!我跟你们拼了!”

防暴队员不给何白玉拼命的机会，狠劲逮着他，边吼他道：“老东西，我警告你，你敢蛊惑民众、敢闹事，招呼我们把你关起来!”何白玉没想到自己当年威风八面，如今却被在他眼皮子底下诞生的拆迁公司的几个小青年联合防暴队来整治。他大叫：“我刚装修的酒店啊，就这么被强盗毁了，什么世道啊，这是强盗社会啊!”防暴队长听他这么嚷叫，板着脸说：“住嘴，不要在这里瞎说，小心你的脑袋搬家!”何白玉不管这些，继续叫道：“这是欺负老百姓啊，把我们老百姓不当人啊，我不活了!”他不活也得活，因为两个年轻的防暴队员揪着他的胳膊，致使他想一头撞死都不行。防暴队长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下，“不能因为你，这条路就不修了。政府要搞的工程，你挡得住?”何白玉瞪着防暴队的军官说：“政府要搞的工程却肥了所谓的拆迁公司，什么拆迁公司?就是一群地痞和流氓!”拆迁公司的人见何白玉这么说，就很凶地瞪着他，“你再说一遍!”何白玉说：“国民党时代也修路，修路都要跟店户们协商，协商不好再协商，你们呢，强拆。这就是强盗!”防暴队长说：“就你一个钉子户，就你一个人不肯拆，就你一个人挡了社会主义的路，那我们只好强拆。”白玉愤怒道：“我花五十万刚装修，我要你们补偿三十万都不肯，我这五十万装修费找谁去要?!政府拨给你们的拆迁款，你们只拿出一半来支付拆迁户，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我要上北京告你们!”防暴队长猛盯着他，“你告政府?老家伙，给你胆子去告你也找不到门。”

杨敬国和王刚强来了，这两个于“文革”中跟着何白玉闹的老猛男，见他们守护的酒店转眼成了废墟，也傻了。“强盗，这是要我们的命啊。”杨敬国叫道，“这是抢我们老百姓的饭碗啊——你们。”王刚强冲上去，逮着拆迁公司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拳揍到那男人脸上，骂道：“小杂种，我要你赔!”拆迁公司的人和防暴队的见这几个老头这么凶，又见围观的路人也帮何白玉说话，怕引起民愤，就拥上来，把三个老头揪上了车。

何白玉和杨敬国、王刚强被带到防暴队所在地，关在一间房子里。三个老男人感到世界不是他们的了，觉得不但政治欺骗了他们，如今生活又抛弃他们，就彼此觑着，恨不得再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好让他们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号召工人弟兄们去把这批新权贵打倒。晚上十点多钟，几个防暴队员把门打开，对他们说：“不是看你们年纪大了，就要关你们一个星期。”何白玉心里十分悲怆，但他没再跟这些人争辩。从他们把他揪上车使他的胳膊被扭得很痛的那一刻起，他气愤地认识到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他能吆喝的社会了。那一刻，他突然看到自己老了、没用了，在那一刻以前，他从不承认自己老。当他和杨敬国、王刚强被关在这间房子里，他们跟他一起回忆“文革”中带领工人革命军的弟兄们叱咤风云的往事，谈论李大志如今被病魔缠身、能不能活过今年还是个未知数时，他更加感到他们真的老了，再也掀不起波浪了，甚至连一丝涟漪也拨不动了，只能靠回忆来支撑自己和聊度余生。当杨敬国一脸气愤地指责防暴队“你们是代表人民政府执法，怎么可以只为少数几个人服务”，王刚强也大声说“你们是给人民政府抹黑”时，何白玉觉得说这些废话是多么滑稽可笑啊，便改变了与防暴队斗争到底的决心，拉他们走说：“算了，说这些废话没用。”

何白玉一走出防暴队就与杨敬国和王刚强分手了，他要一个人想想问题。他实在受不了两只老麻雀在他耳畔叽叽喳喳，又饿又累地走入一家粉店，吃了碗牛肉粉，这才赶到他酒店所在的街，酒店已被夷为平地，酒店的人，酒店的空调、桌椅、碗筷和锅盆等等都不见了。他悲伤和愤恨地蹲在那里，生平第一次悲叹一个人没有权又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渺小，人家想怎么治你就怎么治你，把你关起来，连申辩和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悲哀地感到，自己不认识这个社会了!前一向，有个人在他酒店里吃饭——就坐在他此刻蹲着的地方，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既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发展——人们不再饿肚子，也不会再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而担惊受怕，但也带来了垃圾，垃圾就是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准则了。精神枷锁是解除了，却也释放了人们思想里见不得阳光的贪欲——贪欲让一些人成了丧心病狂的强盗。尽管有不少人在电视、报纸上大声呼吁社会需要道德的力量来维系，但金钱这张贪婪的大嘴正蚕食着社会的良知，犹如捣碎机样把道德、伦理、信仰统统捣成了粉末。他想，这个世界变成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的世界了，所有的人开口就是钱钱钱，想的也是钱钱钱，有钱，就有人为你做事，没钱，你就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

何白玉现在又身无分文了。他对我和妈说他花五十万装修的酒店，拆迁公司只同意赔他五万元。白玉说：“他们是一群豺狼，一定给法官塞了钱，不然法官也不会一边倒。”我、李佳和妈都望着他，感觉他用个人的力量对抗这个社会是那么单薄，薄得犹如蜻蜓的翅膀，一捏就碎。他痛苦地垂下头，头顶已谢，露出灰白的头皮。我这个侄儿这些年过得风花雪月的，人就老得快，眼袋比我的还大，仿佛填充着许多怨愤和疲惫。我把接到的宏达房地产公司的电话告诉他，他说：“我就是来拿钥匙的，我要住到青山街三号去，免得房地产公司的人趁我们家没人，把房子推垮。”妈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白玉愤怒地叫嚷：“奶奶，钱把一个个人都变成恶魔了。我的酒店不就被他们用铲土车活活摧毁了?有什么不敢?!只要有人出钱就有人敢推。”我听白玉这么说，忙把钥匙给他。白玉走时说：“奶奶、叔叔，何娟又生了个儿子。”还在几年前的七月，那时老奶奶和爹还活在世上，何娟在美国就生了个女儿。两年前，她生了个儿子。现在，她又生了个儿子，这真应了她姑奶奶生前说的话：她将在美国为何家繁衍子孙，直到老死。

何白玉只在青山街三号住了一晚，这个不怕鬼的人也怕起鬼来了。因为他打开大门时，看见他爹坐在躺椅上看星星，看见老奶奶坐在客厅里望着他，还看见他姑妈何秀梅穿身白衬衣，身体一闪，不见了。他对自己说：“这都是幻影。”他上床睡下后，总感觉家里有人影晃动，还有爷爷的咳嗽声，咳、咳，分明是他爷爷在世时咳的声音，这让身材高大且自以为打得鬼死的何白玉不由得毛骨悚然。接着，他还听见姑妈叫他“白玉”的声音。他翻身下床，攥着把锈剪刀，到处看，什么人也没有。他又躺下，可是爷爷的咳嗽声又在他耳畔响起：咳、咳、咳。他一身发毛，说：“爷爷，我是您孙子何白玉。”可是咳嗽声还是在这空空荡荡的整栋房子里回响，这让何白玉真的害怕起来。第二天，他一早起来看，只是一年没住人的青山街三号，已经破败得不行了，到处挂着蛛网，到处是灰尘，到处都有老鼠撕咬的痕迹，最让他心寒的是，他曾经十分喜欢的那一大簇牡丹花居然死了，腊梅树也死了，葡萄藤上挂满蛛网。上午八点钟，他打电话给我说：“这房子真住不得人了，到处阴森森的，有鬼，干脆把房子卖了吧?”我也觉得那房子已走向衰败了，陈腐气和阴气都太重了，便说：“你代表我和奶奶跟他们谈，别卖得太低。”何白玉说：“那当然。”

青山街三号占地有三百五十平米，何白玉和何国庆成了我们与宏达房地产公司的谈判代表，谈了四个月，青山街三号最终以一百万元人民币卖给了宏达房地产公司。青山街三号的产权证上，写着“何金山”的名字，妈、我、白玉和家桃都属于这房子的直接继承人，于是宏达房地产公司聘请的律师把我们四个人都同时叫到一起，让我们在合同书上一一签名。何家桃来了，我打电话给承嗣，承嗣把他妈送上飞机，国庆到机场把他姑妈接了来。妈说：“你还是现样子，家桃。”何家桃听了这话很高兴，说：“老了老了。”家桃七十岁了，但这几年上天比较怜惜她，没让她进一步衰老，当然也没让她变年轻，还是那样子。家桃在我们家住了三天，她告诉我们，承嗣在深圳又开了两家酒店，姐弟俩都很努力。“他们姐弟啊，忙得同机器似的。”她说。

我孙女何懿长成个苗条的半大姑娘了，读初一，性格活泼、胆子大，小单车骑到街上去了，吓得高小霞疯了似的到处找。她还爱溜冰，一双溜冰鞋往脚上一套，人就不见踪影，不到傍晚，休想看见人。星期天，她一来我家就打开电视，还是爱看动画片，边快乐地格格笑着。她老奶奶问她：“何懿，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何懿想也不想地答：“当大老板。”妈是老思想，不认为当大老板有什么可取之处，便说：“大老板有什么好当的?你要把学习搞好。”何懿读的是一所普通中学，成绩在班上是前三名，老奶奶对她的重孙女寄予厚望，说：“老奶奶想看见你将来像你何娟姐姐样考上北京大学。”何懿尖声说：“我要考清华大学。”妈说：“何懿有志气。”我们都笑，她说这话的认真表情把我们逗笑了。

国庆仍在睡觉，他昨晚又打了一夜麻将，这会儿睡得正香。吃晚饭时，何懿把她父亲叫醒，国庆就一身无力地坐到桌前吃饭，我瞧着这个爱打麻将的儿子，这个儿子心里好像没装什么志向，装的都是“坨索万”，便说：“国庆，说实在的，你还年轻，就没打算的?”国庆吃着饭，看一眼我和他妈，淡淡地说：“有倒是有，我想开一家艺术工作室，就是没钱开。”李佳插话道：“那要好多钱?”国庆想下说：“注册资金少说也要三十万。”妈也不愿意她的孙子整天窝在麻将桌上打发时光，望着我说：“房子卖了，我们不是有五十万?把三十万给国庆，让他去办公司。”国庆叫道：“真的?那我从今天起再不打麻将了。”我不相信地看着他问：“你能保证?”国庆说：“当然。”

我希望国庆去大胆创业，既然中国社会已热热闹闹地走到了这一步——人人都可以大着胆子为自己谋划，那就真的只能与时俱进了，不然就会被强大的社会洪流吞没。现在的社会，留守和观望，显然是浪费生命。九十年代前，知识分子、大学生都待在单位，犹如兔子样探出头来观望，有点不敢相信，怎么转眼之间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波涛汹涌且令人兴奋的商海!一进入九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大学生都纷纷下海，在商海里拼搏。我们大学里辞职出去创业的老师，这几年里赚了好几百万的就有好几个。我对国庆说：“你要真心想创业，我和你妈，还有你奶奶都支持你。”

钱放在银行里不但不会升值，反而会一天天缩水。我把三十万给了国庆，国庆拿了钱就去工商局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名“蓝天广告艺术公司”，就是说既可以经营广告生意，又可以涉及艺术行业的业务。他还聘请了三个这几年毕业的学广告和装潢设计的大学生。国庆开始为自己打工了。国庆的脑袋其实很好使，这十多年里一直在单位上混饭吃，外贸单位不景气后，人也跟着变懒了，有活就干，没活就下棋、打牌。现在，沉睡在他体内的那头狮子被唤醒了，他血液里那股何家男儿的猛劲，仿佛湘江一夜之间暴涨几米——遗传基因让他不甘沉默，不知疲倦，充满锐气。过去，一件休闲外衣可以穿半年，高小霞要他脱下来洗，他也不理睬。衬衣脏了，高小霞要他换一件他也嫌麻烦。一双皮鞋沾满灰尘，高小霞实在看不下去，帮他擦拭，他还抱怨说：“有什么好擦的，又不是去谈恋爱。”

现在，他办了公司，要给人一种清新、朝气的感觉，人就换了个相，整天西装革履，打着漂亮的领带，每天自己擦皮鞋。还买了男士香水，出门前总要朝衣服上喷点香水——怕忘记，香水就摆在门旁的鞋柜上，穿皮鞋时就能看见。每五天，他必走进公司斜对面的美容美发店，让那个漂亮的女理发师修整一下发型。只是过了大半年，国庆就忙得家都不顾了，同他的叔爷爷当年搞革命样，人都看不见了。高小霞觉得丈夫形迹可疑，以为他又恋爱了，嫉妒心驱使她编个谎言，找校长请了假，把自己打扮成假小子或老女人，进行不体面的地下工作——盯梢，他前脚出门，她后脚紧跟，或先他一脚出门，躲在街对面的一棵法国梧桐树后，尾随着丈夫。这样紧锣密鼓地盯了一个月，她什么都没发现，这才放心地对我们说：“爸、妈，国庆是真的很忙。上海、广州那边的公司和企业都找上门来了，都相信他，请他们公司设计产品和搞宣传策划。”

七十八

七月里的一天，何五一陪他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大学同学回长沙玩。他还是那么英俊、洒脱、结实，还是戴着墨镜。他在广州的这些年里，就跟那时住在青山街一样，很多女人为他在夜总会里大打出手。那些敢爱又敢恨的女人来夜总会玩，可不是为了一些她们根本不感兴趣的所谓歌星，她们送大把大把的玫瑰花给他，为表示自己绝不需要他养活，让服务生拿一千或两千元的点歌费给他，要他站在舞台中央吹一支支含情脉脉的歌曲给她们中的某个女人听，她们在他吹黑管时摇着热情奔放的脸，一副享受的模样，真让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在最后一支歌曲吹完前悄悄离开，或者索性睡在化妆室的桌子上，免得那些要送他回家或想跟他回家的女人为他争吵，那些女人发起疯来有的竟敢为他自残。

五一一坐下来就脱掉T恤衫，胸部和胳膊上都露出一股股肌肉，他这一年在一家健身俱乐部练健美，把自己练得孔武有力，一张绷紧的脸给人的感觉就更刚毅更冷漠，仿佛与我们有着一大段无法亲近的距离。李佳打电话给国庆，国庆来了，比起他这个精瘦、目光锐利的弟弟，哥哥显得虚胖且温和一些。两人一坐下来便讨论前一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炸我南联盟使馆一事。五一说话冷淡，国庆却相当激动，在国庆的脸上，我似乎看到了我二叔的影子——那是个激情满怀的男人，而在五一的面孔上我却隐隐不安地联想到我岳父，岳父死后很多年，有次我和爹谈起他，爹说“你岳父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国庆和五一虽然相差只几岁，长相也有些像，但性格大相径庭，一个热情，一个冷漠;一个眼睛里有国家，一个眼睛里除了自己什么人都没有;一个忧国忧民，一个却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气。吃饭时，国庆冲动地说：“这个世界就是以强欺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炸我南联盟使馆，说白了，是因为中国好欺负。”五一不喜欢空谈，打个哈欠，把目光移到窗外。国庆又说：“所以我们要拼命赚钱拼命消费。”国庆不等我的思维反应过来，又强调：“只有赚了钱，消费，国家的税收增加了，才有钱买好武器、造先进武器。国家强大了，我们中国人才有面子、才能睡好觉。”五一斜着一颗脑袋瞅一眼他哥，“哥现在是生意人，生意人考虑的是赚钱，所以哥首先应想的是多赚钱。”国庆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那不只有挨打的份?国与国之间，与人一样，吵到顶就比拳头。”

我细想着国庆说的话，觉得他是对的。我们这代人脑袋里装的问题比他们多，干的事情却比他们少。我儿子这代人想的是用钱来改变自己和社会，这未免不是一条捷径。我问五一：“你现在在广州做什么?”五一懒懒地回答我：“在一家名叫维多利亚的中西餐厅里拉琴和吹黑管。”国庆问：“那有好多钱一个月?”五一说：“老板给我三万块钱一月。”国庆就为五一高兴道：“那可以啊。”五一淡淡地答：“还好啰。”

五一只在家睡了一晚，就陪他的大学同学去张家界玩，三天后的下午他回来，只在家吃餐晚饭，便坐当晚的火车去了广州。他的英俊和冷漠无情，让我和他妈都为他担忧。“五一怎么变成这样了?走时连妈和奶奶都不叫一声，拉开门就走了。”李佳问我。我也感到无奈，“他一个人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可能养成了出门进门不跟人打招呼的习惯。”李佳说：“他不结婚，老了，谁会关心一个孤寡老人?”我们一谈五一，室内的空气就变得沉闷，因为妈的脑子里总是挂着五一结婚生子一事，她好活着时瞧一眼重孙子，好到了阴曹地府向老奶奶和爹有个交代，可是五一不肯配合。独生子女的国策又限制着国庆和高小霞再生孩子，我只好把门窗大敞，让空气对流，好把我妈的老思想吹散。可从南边刮进来的风，丝毫改变不了室内凝重的空气，空气仿佛猪油一样凝固了，要加热才能化开。只有何懿来了，妈和李佳才会露出一丝笑。一个星期天，母女俩穿着皮大衣，一进门，高小霞便搓着手说：“嚯，好冷啊。”何懿也说：“爷爷，好冷的。”我忙去关窗户，窗户一关，何懿就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智力好像还停留在小学时代，没有她堂姐何娟当年读书一半发奋。李佳就有些担心，说：“何懿，你要向你堂姐学习，她在你这个年龄学习很认真。”何懿就叫道：“奶奶，今天是星期天。”李佳点头说：“奶奶知道，不过你堂姐那时候学习起来，可没有星期天。”何懿不屑于那样说：“星期天是上帝安排人休息的。”

有天一家人午睡，电话响了，是李文军打来的，说他和王玉珍刚从深圳旅游回来，今天来我家吃晚饭，一起过新千年。我和李佳面面相觑，都没弄清楚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上个月还在和国庆谈新千年，新千年眨眼就来了。自从我、李佳和妈搬到河西我所在的大学后，李文军和王玉珍来我们家就少了，一是距离远了，其次他俩经常出去旅游。今天两人要来，我和李佳忙去菜市场买菜。妈知道李文军和王玉珍要来，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还把满头白发梳抻，坐在客厅里，打算大家一起迎接新千年。

李文军和王玉珍是下午四点钟来的，李文军穿一身黑皮大衣，一手拎着一只塑料盒，一只蓝塑料盒里盛着红枣炖乌鸡，一只白塑料盒里盛着莲子、藕炖排骨。李文军说：“这都是玉珍炖的。”玉珍说，“和你们一起过新千年，姨又吃不动硬东西，怕你们来不及炖，上午就炖好了。”我妈笑，“我的牙齿早报废了，这副假牙只能吃软烂的。”厨房里，李佳在炖黑米、粟米、花生和黑豆粥，另只锅子炖鸭子，放了十根冬虫夏草。八月份，国庆和高小霞带着女儿去西藏玩，带回几两冬虫夏草。“几千块钱才一点点，比黄金还贵。”吃饭时，李佳先给王玉珍夹两根冬虫夏草，给她哥也夹两根，又给妈和我一人碗里夹两根，她自己也夹了两根。王玉珍把一根冬虫夏草放入嘴里，却嚼不烂。李佳说：“还嚼什么?吞进肚子就是了。”妈有自己的办法，找来水果刀将冬虫夏草切成几截，这才和着黑米、粟米、花生、黑豆粥一并吞入咽喉。玉珍也学我妈的，把冬虫夏草切成几截，和着稀饭咽进喉咙。饭吃到八点多钟，收拾完碗筷，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和聊天，边等着新千年的到来。荧光屏上，全国各地都在举办迎新千年的活动。

李文军欢喜地看着我妈、王玉珍和李佳，见个个气色都不错，高兴道：“我们都还健康，真是幸运。”他把头发染黑了，就满头伪造的青丝，看上去只像个六十岁的老头。李文军这几年活得很快乐，同样，他也让王玉珍活得很快乐。他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很懂得珍惜眼下的快乐时光，就成了传播快乐的天使，哪怕只是一点点好，他也能发现，并告诉王玉珍，“你看这草，多绿呀。”他说。王玉珍笑着点头。他又指着一棵树说：“你看这树，叶子真好看。”王玉珍就看那树。他又说：“玉珍，你看这水，多清啊。”王玉珍又把快乐的目光落到水上。这都是他俩外出散步或踏青时说的事。在家里，李文军也会在细节上做文章，他把桌子、椅子和窗玻璃抹得一尘不染，甚至还要王玉珍去检查门缝抹干净没有。假如王玉珍不去，他会殷勤地拥着王玉珍去，硬要她伸出手指摸门缝并表扬他。他会笑着回答：“我就是希望你能生活在干净的环境中。”妈听王玉珍这么说后，点头说：“文军懂生活，比何家的男人懂得在余生中寻找幸福。”李文军觉得自己做这一切都很值：“如果不懂得珍惜生活，不懂得珍惜每时每刻，那活着是浪费生命。”妈表扬李文军道：“文军说得好。”

文军这话听起来很轻松，想起来却凝重，因为我们哪里做到了去珍惜每时每刻啊，差不多是在浪费生命。我看一眼王玉珍，她比早两年消瘦了，脸上没有了过去的红润。她也跟李文军样把头发染黑了，但尽管如此，她脸上却没了早两年的光润，皮肤正在衰老中变干和变硬。她七十多岁了，岁月在她脸上自然就纠缠不清，而且死神已向她悄悄走近了，只是我们这些凡人不知道而已。

这时，电视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的民众都沸腾起来，等待着新旧交替的最后时刻到来，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上，倒计时牌走到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0秒时，首都的数万名群众随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高声齐呼：10、9、8、7、6、5、4、3、2、1!那一刻，窗外鞭炮声大作，我才想起我们过日子过麻木了，竟忘了买鞭炮迎接新千年。我扭头对李佳说：“我们忘了买鞭炮。”突然看见李文军紧紧攥住王玉珍的手，王玉珍见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和李文军的手上，想把手抽出来，但李文军没让。电视机里欢呼声一片。妈歪着头看荧光屏，脸上充满由衷的喜悦和惆怅。这两种表情并存于她脸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那一刻妈想到了爹，因而惆怅涌到了脸上。妈不无骄傲和伤感地说：“二十一世纪了。”妈骄傲是她没想到她活了这么长时间，妈伤感是她那辈人，很多都死了。李文军脸上挂着笑，笑得竟有些陶醉的模样说：“感谢上帝，我们平安地活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天晚上，李文军和王玉珍就睡在客房里。

白玉来看我们，八成是路过，平常他是电话都不打一个的。这些年他在外面打拼，没打拼出什么结果，脸上就多少有些郁闷。白玉是长沙市最早一批骑摩托车的，但是他没有混出来，他不是那种一心要把自己发扬光大又野心勃勃的人，他平和、懒散、好玩、勇敢和仗义，但他不愿意为什么事情狠下心来艰苦奋斗。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他是典型的我行我素者，没人能改变他，劝也劝不醒。还在多年前，当郭承嗣对我嘀咕他的事时，我曾劝他别管那几个当年跟着他闹的朋友，但他不听，他把自己当政府，接济着那几个人。那几个人也乐于受他施舍，天天坐在他酒店里等饭吃等酒喝，还要他提供一条条烟，到后来，被老婆抛弃的杨敬国索性睡到酒店里，把他的酒店当成自己的家。何白玉没有嫌弃杨敬国，心里总为自己没坐牢而他们分别坐了几年或十几年牢而感觉对不起他们，当杨敬国一脸郑重地提醒他“李大志的病可能好不了了，他死了，我们应该照顾好他女儿的生活”时，何白玉一脸义气地答“那当然”，转身便拿出一万块钱给杨敬国，让他去给李大志的老婆。早几年，王刚强猥琐着脸，吞吞吐吐地向他借钱给儿子买房子，他那天走不开，便从保险柜里拿出存折，把密码告诉王刚强，让王刚强去取三万块钱。王刚强却取了五万，他知道后，也只是打了王刚强一拳，没有过多计较，仍然同王刚强做朋友。但从那以后，何白玉再没想过要存钱，就还骑着那辆破摩托车，不像国庆，下海才几年就买了一处五室三厅两卫的大房子，又在上个月买了辆轿车。归结起来，白玉这些年的精力和钱财，大部分花在朋友和女人身上了，除了接济朋友，他见一个爱一个，只要有机会，就对身边的女人大献殷勤，如果对方接受他的殷勤，他会有更多举动，送花，送衣服，送名牌鞋。这些年里，他送给女人的手机不下十个，其目的是希望那些女人爱上他，可是没一个女人愿意跟着他一起慢慢变老，都看不得他把那几个已经“报废”的朋友视为知己，断然跟他拜拜了。

何白玉的那家酒店因修路被拆除后，他又在四方坪开了家土鸡店，这家饭店就没那家酒店气派，也没用那么多钱装修，将就着干。生意还勉强过得去。当杨敬国和王刚强又找来，围着他吃时，他索性把酒店交给这两人经营，好腾出时间、一心一意地找对象。去年，他跟一个结婚半年就离了婚的年轻女子同居，那女子比他小三十岁，他带来让我们见过，长着一双斜眼睛，嘴巴有点大，牙齿不是白的而是灰的，说话爱拿眼睛斜视别人。何白玉还真有跟她结婚相守到死的打算，还找国庆，让国庆去他家看如何重新装修房子，正在他做装修计划的节骨眼儿上，也就是上两个月，他发现她跟他请的厨师私通。厨师是个帅小伙子，身高也有一米七六，关键是人年轻。有天傍晚，何白玉去朋友家打麻将，本来是打算玩到凌晨，可还不到十点钟，其中一牌友的母亲突发心脏病，那牌友就急着往医院里赶去，何白玉自然也骑着摩托车回家。他用钥匙开门，门反锁了，拧不开。

他马上联想到曾经背叛他的小向，就大声喊门，女人隔了几分钟才来开门，一脸懒洋洋的，并不惊慌。他冲进房间，房间里倒是没人，他奔到晾台上，厨师弓腰躲在晾台上。他操起一张折叠椅砸向厨师，厨师用手臂挡了下，叫声“哎哟”，就猛地推开他，朝门外奔去。何白玉愤怒地一直追到楼下，折回来时，女人正收拾衣物。他愤恨地揪住女人的脖子，把女人顶到墙上。女人不怕地踹他下身一脚，还真踹在他下身上，他痛得叫了声，蹲到地上。女人说：“老子学过散打的，怕你吧?!”女人拿着自己的东西，走了。

何白玉的心灵上没设门，你随便就可以进去，取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都不用打招呼就走人。当年何陕北就是这样的，郭承嗣也这么干了，他的一个个朋友和后来的一个个女人大多如此，步入他的心扉，弄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一走了之。他把这事讲完后，恨道：“当时我真想把她掐死。”他很忧伤，还十分可怜，人就有点憔悴、老态。说起来，上天还算对他客气，没让他受大难、吃大苦，即使当年把他抓进去，也没对他怎么样。但岁月也没怜惜他，在他脸上留下了很多道时光流逝的印渍，这印渍就是在他额头和两边鬓角上悄悄留了不少老年斑。我说：“看开点，再找就找个年龄跟自己差距不大的，一起过日子。”白玉晃晃他那颗悲伤的头，从他干燥的嘴唇里蹦出两个长沙底层人士常说的脏字：“找卵。”

命运好像在捉弄他，当然也在捉弄每一个人。文化大革命中，何白玉何等威风?别人不敢搞女人，他敢。他也是长沙市里第一批骑摩托车的，甚至是第一个一拍胸脯就叫人抬一台彩电走进李大志家、搬一台冰箱到王刚强家、送一台洗衣机给杨敬国的大方豪爽的男人。可是这后面的十来年，不知他在哪件事上冒犯了天神，上天不再给他好运。他跟小向没有孩子，与后面的女人也没有生子。他唯一的女儿何娟，如今在美国，边做学问边养育儿女，根本无暇顾及他。在社会上打拼和折腾这么多年的何白玉，如今年龄大了，也有了落寞感。曾经在他眉宇间聚集着的火焰，熄灭了。那个何白玉是可以把厂长拎到台上揪斗，可以一铁棍把工会赵主席打成傻子，还可以把李书记和保卫股刘股长从床上提起来，勒令他们站在房中央瑟瑟发抖的。那个何白玉可以踢一支扫把给老厅长，让老厅长去打扫厕所;可以把一卷白纸扔给办公室主任，让他拿毛笔抄写他写的大字报。那个何白玉瞪你一眼，会让你寝食不安，叫你连续三个月睡不踏实，晚上听见猫叫都怕得要死。如今的何白玉，像雾中的月亮，孤零零地落在水里，扔颗小石子进去也会泛起一大片涟漪。“叔叔，何娟叫我去美国，”他说，“要我去美国教我外孙外孙女说中国话。”我笑。白玉说：“我女儿，她小时候我可从没管过。”李佳大声说：“幸亏你没管……”李佳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到堂了。

日子一天天过，春天又来了，几只雏鸟在枝桠上尖叫，扇动着翅膀。山坡上的映山红开了。星期天，何懿一来就埋头学习。她这一年长了个头，有一米六五了，但苗条得像根豆芽，脸色有些紧张，这是她想考重点中学的高中，人突然发起狠来，我们说话的声音只能放到最小，稍大一点何懿就会尖叫：“爷爷奶奶、老奶奶，声音小点。”临近中考的那个多月，何懿不来了，她不来，高小霞就得在家里做饭给她吃。何懿发狠发晚了，就没考上重点高中。国庆说，如果没考上重点高中，放在普通高中读书，何懿会把自己的前途玩掉。何懿有点男孩子性格，大大咧咧的，这么大了，有时候脸都不洗就往学校跑，属于那种晚熟型的姑娘。国庆觉得这样的姑娘容易被别人影响，加上她玩的那几个伴都把读书视为一件烦躁的事，他决定把何懿送到英国去读高中，与那几个姑娘彻底隔绝开。国庆其实是受他表姐郭香桃和表哥郭承嗣的影响，郭香桃于几年前把女儿送到美国去接受高中教育，而郭承嗣却把儿子送到了德国。国庆不甘落后，把这两年赚的钱换成英镑，毅然将女儿送上飞往英国的飞机。

有一天，李文军来借钱，脸色非常疲惫。自从他与王玉珍结婚后，他第一次一个人来。他直接从肿瘤医院来的，不幸的事情发生在王玉珍身上，她患了直肠瘤，查出来已是晚期。难怪王玉珍这两年人越来越消瘦，原来吃进肠胃的营养全部被癌细胞取走了。李文军一个人在医院里招呼王玉珍，我们要他请一个陪护，他不要。他住在医院，睡在医院，一间大病房里有四名肿瘤病患者，还有陪护和病人的亲属来来往往，当然就休息不好。妈看着满脸疲倦的李文军说：“你别把自己累垮了。”

我大哥留给王玉珍的钱都被王玉珍和李文军这十多年游山玩水地“游”掉了。李文军昨天已跟我们打了电话，李佳去银行取了三万块钱，他接了钱，说：“我们的全部积蓄都用光了。”李佳问：“会有救吗?”李文军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放弃。”李佳留他吃饭，他没吃多少，说睡眠少了，上火、牙疼。他用鸡汤泡饭，好不容易吃了半碗，放下碗筷，坐在沙发上没一分钟就打鼾了。我们看李文军，他本来就老了，陡然觉得他更老了似的。他可能有半年没染发，头上已长出寸多长的白发，稀疏的白发颓废地垂落在脑门上，眼睛周围爬满皱纹，嘴角已下垂，歪着，嘴角的皱纹都与耳根接轨了。衣服皱巴巴的，还一脸疲惫和忧伤。李佳起身，拿床薄毯轻轻盖到他身上。我小声说：“他这一向在医院里招呼玉珍，太累了。”我把电视机关了，然而不到半小时，他醒了，蓦地瞪大眼睛说：“我得去医院。”他掀掉薄毯，与我妈打声招呼，匆匆走了。

一个月后，王玉珍死了，死在省肿瘤医院。李文军悲痛不已，哭得一口气没喘过来，休克了。医生把他抢救醒，他又捶胸顿足地哭泣，抱着尸体，要跟王玉珍一起死。医生和护士都感动得流了泪，觉得这个老头太痴情了，就给他打一针镇静剂，让他昏睡，才把尸体从病房搬到停尸间。过了两天，何娟出现在医院里，身边站着个漂亮的小姑娘，还站着个很英俊的小男童。她一听说奶奶死了，就带着女儿和儿子飞来了。她女儿六岁，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却长着何家后代那种标签似的翘下巴。儿子四岁，比我们眼里任何一个小男孩都帅气，身上流着日耳曼人的血液，额头平整、宽阔，表情高贵、沉静，同他姐姐一样也是黑头发、白皮肤、蓝宝石一样的眼睛，也长着何家那种傲慢的翘下巴。他瞪着曾外祖母那张冰冻着的苍老的脸，问母亲：“妈咪，这个人是您奶奶?”何娟泪流满面，没听见儿子说话。六岁的女儿很懂事地拉弟弟衣袖一把，示意弟弟不要打搅悲伤中的母亲。何白玉反倒没有女儿悲伤，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面对母亲辞世，他表现得比较平静。

青山街三号已经拆毁了，何娟就带着女儿和儿子住在我家。妈整天盯着这一对姐弟，说这对姐弟虽是混血儿，可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像我们何家的人，脸型像，下巴更像，说话和站在一隅思考问题的样子也是何娟、何懿小时候的神态。妈常把这对姐弟搂在怀里。妈说，这个说话尖声尖气的小姑娘，有点像死去的老奶奶，额头、嘴唇、下巴都像，要不是眼睛是蓝色的，鼻子又高点的话，不就是她高祖母再世吗?姐弟俩时而讲英语，时而讲半通不通的中文，满屋子跑，桌子、沙发成了姐弟俩的跳台，有天弟弟站到椅子上，爬到衣柜上去了，准备往下跳，吓得李佳大叫着跑过去阻止。那天，国庆打量着这个胆子大得没边的小捣蛋，对白玉说：“哥，你这外孙有点像爷爷。”白玉答：“我也觉得。”何娟带着女儿和儿子住了一星期，几乎天天带着小姐俩弟出门，去见她想见的同学。随后她走了，她丈夫打电话来，说家里的老三，整天吵着要妈妈和哥哥姐姐。她来的时候已怀了第四个孩子，回美国半年后生了。她打电话来，李佳很高兴，放下电话对我说：“何娟真行，又生了个儿子。”

自从王玉珍死后，李文军就住在我家了，因为李佳怕她哥一个人住在与王玉珍生活过的家会受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事实上，李文军确实深陷在痛苦的泥塘里不能自拔，像根木头样，要他吃饭他就吃饭，要他睡觉他才睡觉。这样过了半年，李文军似乎才喘过一口气来。一天，他深深地叹口气，脸色就转好了，不再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土灰色，说：“要是我死在玉珍的前面就好了。”妈批评他：“你这是自私呢，你想死在玉珍的前面，你是要把痛苦留给玉珍?”李文军认识到自己不对就不再说这话了。

李文军住在这里，妈和李佳都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怀旧。妈回想到什么会突然问：“文军，还记得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吗?”或者问：“火烧长沙的那天晚上，多么吓人还记得吗文军?”或者说：“日本鬼子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你们把鬼子打退后，长沙的老百姓跑到街上敲锣打鼓地欢迎你们你还记得吗?”李文军回答：“记得记得，那时抗日，军民一致对外。”妈又继续回忆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次年春节，老奶奶让我和张桂花包饺子给你和胜武等几个军人吃，有这事吧?”李文军说：“有这事，那饺子好吃，包了好多肉在饺子里。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味道。”妈和李文军、我，还有李佳，整天都是说过去的事，对眼前的事情根本就不关心。我们回忆一个个人，回忆得很伤感，但正因为伤感就进一步回忆，好试试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我爹、老奶奶、爷爷、张桂花婶婶、梨花伯妈、我岳父、李雁军将军、二叔何金林、大哥何胜武、二姐何秀梅、堂弟何陕北和王玉珍，这一个个曾活着的亲人都是一本本书，一打开，都写着尖锐、复杂和隐晦的内容，又都藏着不少有趣的故事，只是三叔何金石烈士被我们回忆得较少，因为只有李文军小时候看见过他。我们每天都是同样的话题，不断重复地聊着，一点点地回忆，一点点地品尝。

七十九

出乎我们的意料，何五一带着个穿戴得十分讲究、成熟得有些过了的女人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并没老眼昏花，这女人确实不像二十多岁的姑娘。我们正愕然，不知怎么称呼她，五一却告诉我们，这是他未婚妻，他和她准备去澳大利亚。何五一的心是冷漠的——这个在十多年前的那场动乱中戴过黑纱、说过怪话、被校长严厉批评过的何家后代，心里是没有父母的，他被另一个心很野的澳籍华人杨娜勾走了——那是个祖籍广东中山的女人，可是她心里并没装着中国，而是装着跟她毫无关系的澳大利亚。多年前何五一在夜总会吹黑管的同时，也在一家演艺厅拉小提琴，打两份工。演艺厅离那家夜总会不远，何五一每天晚上八点半准时出现在演艺厅的舞台上，穿着笔挺的黑西装，戴着墨镜，站在聚光灯下拉三支小提琴曲，拉完，很礼貌地谢幕，马上赶到夜总会吹黑管。每天夜里，十二点钟以后到晚上八点半钟以前，时间都是他自己的。他可以玩到凌晨四五点钟再回房间，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往往是下午四五点钟，所以他的白天是晚上，晚上是他的白天。还在五年前，有天——那是七月里的一天，一个年轻女子请税务局的人吃饭，吃饭时税务局的一干部说：“我很喜欢去演艺厅听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拉小提琴，他可能是个瞎子，那瞎子的小提琴拉得真好。”那女子被税务干部带进那家演艺厅，于是她被五一的琴声深深迷住了。

那女子小时候也学过小提琴，只因天赋不够充足，中途放弃了。过了几天，她耳朵痒，又去听五一拉小提琴，听完后，她走出来，叫住五一，“音乐家，我叫杨娜，我希望你能上我的维多丽亚中西餐厅拉小提琴。”何五一随口答声“我考虑一下”。何五一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隔了段时日，杨娜打他的手机，问他考虑得怎样。何五一于那天下午四点钟，一身黑西装地走进维多利亚中西餐厅，把小提琴盒打开，站在搁着钢琴的台子上，拉着大家都熟悉的舒伯特的《小夜曲》。一些人坐在餐厅里喝咖啡，突然有一支舒缓的小提琴曲在餐厅里飘扬，就都把注意力投放到拉着小提琴的何五一身上。何五一穿着五公分厚的皮鞋，身高蹿到了一米八七，一身黑西装使他的身材显得修长、挺拔和傲慢。他拉完《小夜曲》，又拉另一支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这支优美的曲子从他的小提琴上泻下来，真是凄凄婉婉、如诉如泣，把很多来餐厅吃饭和喝咖啡的人都震撼了。当最后一个音符从他的琴弦上飘下来时，餐厅里破天荒地爆发一大片掌声。一个身段很漂亮的女人拿着一支玫瑰，笑盈盈走上去，送给他。何五一说：“谢谢。”那漂亮女人没说话，转身回到座位前坐下，那里还有一男一女，都望着他。何五一拉支欢快的小提琴曲，以示谢意。又一个着一身白衣服的女人拿着桌上的玫瑰花，不好意思地笑着走来，何五一回个笑，接过玫瑰，放到钢琴上。那天，他前后接了三十八朵这样的玫瑰，直到六点钟，他收好琴，杨娜才从一隅款款走来，说：“你的琴拉得真好，让我都陶醉了。”

何五一提起琴盒要走，杨娜说：“何先生，你第一次来，我请你吃饭。”何五一是从不让女人掏钱吃饭的，这么多年里，他第一次接受一个女人请他吃饭。吃饭时，何五一感觉戴着墨镜吃饭不礼貌，便摘下墨镜，放在桌边上。杨娜吃惊道：“咦呀，你不是瞎子。”何五一坦率和懊恼地说：“他们说我这双眼睛太勾人了，我只好找副墨镜遮着。”杨娜笑道：“没那么厉害吧?”何五一瞟她一眼，杨娜立即发自内心地尖叫一声：“我的天，确实太勾人了。”何五一一看杨娜的表情，就预感又遇上麻烦了。“你别这样看我，我可是很花心的。”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杨娜一笑，“我也花心呀，”她说，继续盯着他。

就跟半个世纪前，他的姑妈何秀梅为自己的美丽而苦恼样，何五一一直为自己英俊洒脱的模样郁闷了整整二十年，看来还得郁闷下去，因为他禁不住杨娜女士的恳求，答应她每天下午四点钟去维多利亚中西餐厅拉琴，但为了不让杨娜女士动心，那天他破天荒地起个早床，在去健身俱乐部的路上，特意拐弯去一处专门给老年男人剃头修面的摊子，把乌黑茂盛的头发全剃掉，刨了个光头。他不知道，半个世纪前他姑妈何秀梅为使李文华等追她的男人痛心地离去，也是把自己剃成光头。何五一并不知道上天在他身上赋予了魔力，他随便做什么都是出奇的好，拉琴、吹黑管就不用说了，即使在健身房练健身，他的力量也表现出超群的好，让那里的朋友称奇。没想到的是，他剃了光头后，更帅了，那颗光头透着超出常态的冷峻和美，闪着让女士们心颤的冷光。

一个月后，也不知是何五一的琴拉得好，还是他那颗完美无比的光头太迷人了，顾客越来越多，竟发展到要打电话预订餐位，不然就没座位了。杨娜很高兴，每天都坐在餐厅里欣赏他。有天——那是何五一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拉琴一年半后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月明星稀，空气中花香四溢，何五一吃过晚餐，坐在花坛旁抽烟，她缓缓走来，在他一旁的花台上坐下说：“何先生，我要你晚上也来拉琴，有个钢琴弹得很好的女孩子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我让她给你伴奏。”何五一说：“晚上九点到十二点是我在夜总会吹黑管的时间。”杨娜女士尽管比何五一大三岁，有丈夫和一个儿子，但这并不妨碍她想独霸何五一的决心。当她得知夜总会给他只有六千元一月时，她笑笑说：“你只准在我餐厅里拉琴和吹黑管，我给你三万元一月。”何五一真的没办法拒绝她，这个世界上，有些女人你是无法拒绝的，杨娜女士便是那种她提出什么要求，你都无法拒绝的女人，因为她不光人大方，还十分漂亮——时间这架机器在她身上出了故障，有点停滞不前，虽然事实上她比何五一大三岁，可是竟让何五一觉得她比自己小五岁。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何五一一身白西服地站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拉小提琴和吹黑管了。他的黑管也吹得十分好，在夜总会，他的黑管往往被喧闹的电子琴和同样喧闹的电吉他及强有力的架子鼓奏出的声音所吞没，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从他黑管里吹出的声音不受那些乐器干扰，就低沉、舒缓、优美，加上他那颗闪着冷光的光头和那副宽大的墨镜形成的鲜明的标志性，让女士们莫名地兴奋，让先生们莫名地忧伤。

“我已经爱上你了。”杨女士高兴得忘形道，“我要为你离婚。”何五一没说话，他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找女人结婚的。他把黑管放好，又对餐厅的男士和女士们拉起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有人竟跟着小提琴拉出的曲子哼唱，一边陶醉地摇头。就有漂亮女士走过来送花，对他笑。晚上，那个弹钢琴的女孩为他伴奏，他就很投入地拉《梁祝》。有时候他累了，弹钢琴的女孩就会弹一支欢快的钢琴曲调节气氛。这样过了十个月，维多丽亚中西餐厅的晚上，人多得成灾。杨娜高兴极了，禁不住叫道：“今天晚上你是我的。”何五一一点也不惊讶，但他没打算把自己给这个女人，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可不同意他做女人的情夫，他淡淡地说：“你要是能离婚，我可以考虑，我可不想偷偷摸摸。”说完，何五一把杨娜女士晾在马路上，骑上他早两年买的一辆铃木太子摩托车，狂奔而去。

杨娜的丈夫是广州市人，有几个在社会上玩的朋友，当他得知老婆是为那个拉小提琴和吹黑管的年轻人而要跟他离婚后，就把一个社会上的朋友约到餐厅吃饭，指着何五一对那人说：“不管用什么方法，我要他在广州消失。”那人拍胸脯说：“包在我身上。”杨娜的丈夫给了那人一万元，那人叫来两个混混，他们身上没有音乐细胞，听不出何五一的小提琴拉得有多好，也听不出何五一的黑管吹得有多棒。他们打着哈欠，等着，终于很不耐烦地等到十一点钟。他们先走出来，守在门外，看见何五一走向铃木太子，其中一个就走过去抓住摩托车的龙头。何五一借着路灯的光打量那人，见他一脸蛮相，问：“你什么事?”蛮汉说：“我们要你在广州消失。”何五一感到莫名其妙，“凭什么要我消失?”蛮汉说：“凭拳头，你明天就滚出广州。”何五一冷笑着发动摩托车，蛮汉就是一拳打过来，何五一感到眼冒金花，胯下的摩托车倒在地上，他怕汽油渗漏而弯下身扶摩托车时，矮壮汉在他腰上踹了一脚。何五一愤怒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双拉琴的手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神力，竟抓住矮壮汉的两只胳膊把矮壮汉举过头顶，掷在蛮汉身上，扶起摩托车，骑着走了。

何五一回到自己租的房间，刚坐下便接到杨娜的手机，杨娜说：“我刚听保安说有人打架，是不是你打架?”何五一说：“没错，他们要我从广州消失。”杨娜说：“谁要你从广州消失?”何五一瞧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左眼睛上有一块青色，肿了，手指一触上去就痛，说：“不知道。”杨娜问：“我能来看你吗?”何五一不想亲近她，“没必要。”他洗把脸，这才躺到床上睡觉。一觉醒来，已是中午，他到楼下的饭店吃了个盒饭，随后去健身俱乐部。他脱下衣服，拎起那一对最重的哑铃，轻轻松松地做了一百下扩胸运动，然后又举起一百二十公斤重的杠铃，一上一下地练胳膊、腿和腰部的力量。他练完健美，冲个澡，来到维多利亚中西餐厅时，杨娜见他脸肿了，很关心地问：“痛吗?”何五一说没事，杨娜说：“你今天别拉琴了。”何五一照样拉琴，照样吹黑管，把黑管的曲子吹得十分低沉、忧伤，让一些吃饭或喝咖啡的先生和女士们不断地扭头看他。他吹完黑管，又拉起凄婉的《梁祝》，以致很多顾客都停下吃喝，长久地注视他，沉迷在他拉的琴声中。等他把《梁祝》拉完，一个苗条的姑娘手捧一大把玫瑰走上来，何五一弯下身接玫瑰时，那姑娘趁机在他脸上亲了口。这情景让杨娜瞧在眼里，嫉妒得浑身发颤。十一点钟，何五一拉完圣桑的《天鹅》，把小提琴放入琴盒，准备走时，杨娜走近他，一脸妒忌道：“刚才有女孩子亲你吧?”何五一见她目光闪亮地望着他，就扭开头，“这有什么奇怪的?”他提着琴盒走出玻璃大门。

门外是十二月的天空，这个时候如果在长沙，棉袄已上身，可在亚热带的广州，穿件衬衣就行了。何五一拎着琴盒，走向他的摩托车，将车钥匙插进锁孔一拧，铃木太子发动了。他骑上摩托车朝前驶去，可是摩托车歪歪扭扭的。他下车看，摩托车的轮胎都瘪了。昨晚那三个威胁他的人又出现在眼前，迅速围住他。高个子蛮汉握根铁棍，人比昨晚更凶，说：“你还敢在维多利亚拉琴，真的不怕死?”何五一镇静地看着蛮汉说：“我的摩托车胎是不是你们扎烂的?”高个子蛮汉旨在要赶走他，嘭地一铁棍砸在摩托车的尾箱上，电胶木的尾箱顿时开裂。何五一大怒，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集聚着无穷的力量，便将摩托车拎起，摔向拔刀砍他的矮壮汉子，矮壮汉子被摩托车撞倒了。他又抡起摩托车砸向高个子蛮汉，高个子蛮汉被摩托车砸中，手中的粗铁棍掉在地上。何五一弯腰捡铁棍时，另一中等个子的壮汉对着何五一的腰一匕首捅来，匕首扎进了何五一的腰，何五一却一把揪住他的颈根，咔嚓一响，拧断了对方的脖子——这是他曾祖父遗传给他的神力，接着，他拣起粗铁棍，一铁棍砸在举着砍刀朝他砍来的高个子蛮汉的脑瓜上，高个子蛮汉连哼一声也没来得及就栽在地上，血和脑浆一并迸流。何五一看见餐厅的几个保安冲来，这才松口气，于是他感觉腰部很痛且鲜血直流，身体一软，倒在街上。

小提琴手何五一醒来的时候躺在医院里。他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一直守在他身旁的杨娜女士。“你醒了?”杨娜说，一双哭红的眼睛闪现出惊喜之光。何五一问她：“这是哪里?”杨娜说：“医院。”何五一这才想起昨晚发生的事。公安来了，让杨娜女士离开，他们告诉何五一，他打死了两个人。何五一有点难过，说：“是他们先袭击我，他们不准我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拉琴。”何五一说了很多，把整个过程详细地告诉了公安人员。公安人员一一做了记录，然后对何五一说：“你好好养伤。”

何五一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出院，去了深圳，在一家夜总会吹着黑管，仍然过着白天睡觉、晚上玩通宵的夜猫子生活。这样过了一年，一天夜晚，演出完毕，几个人走出夜总会，正打算去吃宵夜，蓦地觑见一个女人站在一隅冲他笑，原来是他差不多忘光的杨娜。她老些了，脸上没了在维多利亚中西餐厅当老板时那种光彩，有点憔悴，但衣着还是那么时尚、身材还是那么苗条好看。“是你?”他说。她没有埋怨他不辞而别，告诉他自己就住在这家酒店，他可以去她的房间坐坐。他犹豫片刻，还是去了，为自己被她找到既懊恼又高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在房间里坐下时，这么问她。她温柔地一笑，“我呀，是一家一家又一家夜总会地找，才看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何五一感到惭愧，他躺在病床上养伤时，她确实做到了关怀备至。“我离婚了。”她说，把手放到他胳膊上，“当公安局的告诉我，是我丈夫雇那几个人要杀你，我就坚决跟他离婚了。”他们像老朋友样说着话，时针指到寅时，她起身，就像老夫老妻样，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脱着一件件衣裤，脱得只剩一只精美的乳罩后，对他一笑说：“你坐一下，我去洗个澡。”

有一片刻他想起身走掉，但他留下了，听着从浴室里传来的哗哗哗的流水声，想她可是为他离的婚，她为找到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走，她会伤心的。她洗完澡走出来，身上只裹着洁白的浴巾。他走进浴室，冲个澡，再走出来时她已躺在宽大的床上，对他温存地笑。两人做爱，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疯狂的女人，他被她狂热的爱情感动和征服了。那几天，两人一放下手中的事情就做爱，有天，两人做完爱，她问他：“你爱我吗?”何五一从来没对任何一个女人说过“我爱你”，他的小姑妈曾告诫他不要轻易地对姑娘说“我爱你”，以免落下口实，被他以后又不爱的姑娘说成是爱情骗子。多年里，小姑妈生前唠唠叨叨说的其他话他都忘了，唯独这句话，他不但听了进去，而且固执地遵循着。当年他与英语老师同居时，英语老师曾三番五次地逼问他，他始终没让英语老师如愿以偿。后来他还跟几个女人有过一年或半年的同居生活，也始终不肯说“我爱你”。这一天，他看着为自己付出很多的杨娜，深切感到在他犹犹豫豫地接受她的爱情后，也爱上了她，他感谢她为他做的一切，终于将这三个字从嘴里第一次吐出来：“我爱你。”何五一把杨娜带回了家，这真是个面相十分温情、贤淑的女人。她不到一分钟就讨得了李佳的欢心，用一分半钟便赢得了我妈青睐。她说她一定要为何家生一个儿子，这就是妈喜欢她的地方，妈抓着她的手不放，像当年老奶奶抓着李佳的手样，“奶奶等着抱重孙子。”

何五一和杨娜在长沙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他不喜欢形式上的奢华，只是叫了几个高中同学和几个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就两桌人，看起来不像结婚而像家庭聚会。第二天晚上，国庆受他妈之托出现在弟弟面前，他妈忙拉着杨娜上街，借口想买件衣服让杨娜替她参谋。婆媳俩一出门，国庆就力劝五一不要去澳大利亚，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地，拥有十三亿爱玩和好面子的消费者，干什么都可以发财，机会反而比澳大利亚更多。国庆说：“这几年，我搞广告和策划，还做装修，认识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都说国内发展得很快，尤其北京、上海和深圳，比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建设得还现代。你和杨娜如果不喜欢广州和深圳，可以去北京或上海继续做餐饮生意。”五一完全听不进去，伸个懒腰给他哥，他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惯了，不习惯听从家里人劝阻或给他出主意。

五一走了，随他妻子去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签证，几天后他便在澳大利亚的天空下边散步边打手机给国庆说：“哥，这里的天空真蓝，很蓝很蓝。你应该来看看。”国庆没时间去澳大利亚看蓝天，回答五一说：“海南岛的天空也很蓝。”

八十

何五一是个脑袋里没装长沙也没装父母四海为家的人，他好像是从青山街三号的墙缝里钻出来的蛐蛐，被我们不经意中养育成人。这一点酷似他那个变成一块“烈士军属”牌钉在门上的三叔爷爷，脑袋里根本就没有亲情这根弦。何五一去澳大利亚后，仅仅就是给国庆打了个“天空很蓝”的电话，从此再没有一丝半点音讯，直到五年后，我们差不多已不去想这个无情无义的儿子，而且已下定决心打算把他忘记的那天下午四点钟，李佳午睡起床，突然接到五一的电话，说他准备和老婆带着儿子陪几个澳大利亚的朋友去西藏旅游，下个月回来。李佳听得头一阵眩晕，手中的话筒掉到地上，忙又抓起话筒，惊讶道：“五一，你有儿子了?”五一在电话里告诉他妈，他儿子三岁三个月了，一身虎劲，前世怕是只老虎。李佳放下话筒时，气都喘不过来，心闷得厉害，只好拍打着胸部，借用外力帮助心脏排忧解难，边赌气地对我道：“你们何家都是这样的种。”李佳是说五一太不像话了，连儿子出生都不告诉我们。还一层意思，就是谴责何家的人生性冷漠无情。我没有计较李佳的气话，反而笑笑说：“他能带着儿子回来看我们，已经很不错了，一个月很快的。”

真的是这样，我们都觉得时间仿佛第三次提速了，一个月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还在几年前，李文军就宣布：“现在，一年就像年轻时候过一个月样，快得很。”妈那天接过李文军的话说：“是啊，过年就像上个星期一的事，这个星期二就又要过年了。”妈这么说我也认同，因为去年过年时，国庆说的话还在耳际回响，马上又面临过年了。国庆说他在北京某大老板家，无意中看见他大伯画的牡丹花，就是那幅有两只小蝴蝶栖息在花瓣上、八十年代给昌盛画的国画。他感到十分惊讶和亲切，他大伯的画居然挂在这个即使在北京那样的超大城市，也算是很有钱的大老板家里，他呆住了。国庆告诉我们，那北京老板确实有钱，住别墅，坐宾利那种几百万一辆的高级轿车。国庆说：“那老板说，牡丹花是他花二十万从北京一家画廊里收购的。”我和妈、李文军、李佳都瞪大了惊奇得不能再惊奇的眼睛，不敢相信地望着国庆，妈以为自己听错了，“没那么贵吧?”国庆说：“奶奶，那个老板说，在香港的艺术市场上，大伯的画都是几十万港币一幅，大伯绣的老虎，都卖到五十万一幅了。”我们为自己没留几幅大哥的画懊悔不迭，同时又都为大哥高兴。妈那天沉默很久，然后说：“你大哥人死了，但你大哥创造的艺术品还生机勃勃地活在世人眼里，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啊。”去年初一的那个晚上，妈确实用了“生机勃勃”一词来赞美大哥的成就，这话似乎还在我耳畔萦绕，新的一年又来了，让我们为时间飞逝而怅然。

时间在妈身上打下了很多烙印，例如过去对爹很有吸引力的目光清澈的眼睛，已没光了，像两颗发黑的毛豆。妈年轻时，嘴里那一口平整好看的牙齿，早掉光了，只残留着一颗业已腐朽的门牙，说话时嘴是一个黑洞，那颗门牙像一颗进入黑洞的钥匙。脸上、额头上和手上都长了老人斑，就像枯树上长满菌类植物样。头发还剩几绺，全白，很稀，无法再遮挡妈的脑门。妈的身体也萎缩了。夏天里，妈洗澡也不避人了，过去那饱满得让很多负伤的军人向往的乳房，如今皮吊吊的，皱褶打裰，十分难看。屁股、腿和胳膊上，也满是枯树皮样的皱折。妈九十一岁生日似乎是上个星期三做的，九十二岁的生日于这个星期四又匆匆来了。妈的生日一过，夏天就过去了，太阳由黄转白，枫叶在山上红起来。妈的视力还行，有天天气好，妈坐在阳台上，看到山坡上的映山红开了，妈不能确定，问李文军：“那是什么啊?”李文军折回客厅，找出老花眼镜戴上，伸出头仔细瞧，判断说：“那应该是映山红。”妈惊讶道：“冬天还没过啊，就春天了?”地球升温了，不想让南方人再过寒冷的冬天，索性把南方人的冬天掐掉了。一天，李佳看日历，叫道：“啊呀，明天是妈的生日。”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惠，如果说我们这些老人只是喝了点汤，我孙女何懿、我侄外孙女小精灵和侄外孙小郭承嗣，在他们父母们的努力下，是吃了肉的。国庆早几年就把他的蓝天广告艺术公司移到了北京，因为北京的业务比长沙好。他长沙、北京两地飞，高小霞辞了职，专心替国庆管理长沙这边的公司，桌上两台电脑、三台电话，来了人她就接待。她很忙。国庆确实赚了不少钱，钱多得没地方用，就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买几处门面出租。何懿去年考上了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当年国庆之所以把女儿送往英国，是想让她去英国生猛地繁殖何家后代，因为在中国实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何懿是个大胆且顽皮的晚熟型姑娘，在国内时，她只知道玩，哪里好玩她就出现在哪里，在学校里还跟男孩子打架——据她后来回忆，她打架从没吃过亏。但在英国，她长大、长高、长漂亮了，比她妈高小霞漂亮，比她奶奶年轻时候也漂亮，一双眼睛像她曾祖母年轻时候的眼睛，双眼皮双得很美，眼角略上翘，目光就带点俏皮和嘲讽。我们把何懿发来的相片洗出来，无意中与国庆几年前拿去翻拍和冲洗、他奶奶年轻时戴船形帽、着国民党军服的相片放在一起，一家人才有这种惊喜的发现。何懿显示出了东方女性的内涵和特质，居然学会了淡然而亲切的莞尔一笑，在网上，她会对我们莞尔一笑，笑得十分青春、自信和迷人。这只有在英国女王脸上才有的笑，竟悄悄移到这个聪明伶俐的中国姑娘脸上了。遥想起来，这个一八四○年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多年后又发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把清政府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英国，现在却用他们历史悠久的学府培养和教育我孙女等一大批中国青年，这不能不让人感慨。

世界就是这样健忘和奇怪，上几辈人痛恨得要命的国家，下几辈人却十分向往——整整一百年前我义愤填膺的曾祖父为抗击八国联军，曾在何家山乡四处奔走和大声疾呼，并率领众弟兄赶赴河北，奋力与英军拼杀，结果战死在那里。他的在天之灵，若得知他的第六代玄孙女竟在英国求学，不知做何感想。不过何懿还算冷静，并未一味崇洋媚外，她在网上对她父母说“英国人没什么了不起”。国庆把何懿的话学给我们听，我们都笑了。“是要这样看，”李佳说，“不要把外国人看得那么神。”

早几天，我和李佳到国庆家，李佳要看何懿从英国发来的相片。高小霞打开电脑，正好收到何懿新发来的相片，相片上何懿穿件露肚脐的短吊衫，身材高挑匀称，一张很阳光的脸蛋上戴着副古怪的太阳镜，骄傲地昂着头;一条红短裤，露出两条修长、优美的大腿。一个身材高大的英国小伙子搂着她的腰，笑着。高小霞叫道：“妈，你看何懿，跟一个英国男人搂在一起。”李佳戴上老花眼镜看，这相片把李佳着实吓得不轻，“我的妈呀，我何懿怎么跟洋鬼子搞到一起了?”高小霞见婆婆满脸愕然，又安慰说：“妈，可能没那么严重。”

国庆回家，一身美军衣服，还戴顶美军帽，看上去像个美国大兵。李佳批评国庆说：“你这打扮，整个就是个美国鬼子，要是你那个烈士叔爷爷还活着，不把你当美国鬼子打了?”国庆笑，李佳又一脸郑重地对国庆说：“你要管管女儿，她跟洋鬼子搂在一起照相，很危险呢。”国庆当即打何懿的电话，何懿说：“照片上的人是我玩得好的大学同学，我们一起游泳时照的相。”国庆没多说话，放下电话对他妈说：“他们是大学同学，玩得好。”李佳说：“那样子不是一般的玩得好，我猜何懿是想走何娟那条路。”国庆大笑，是那种见多识广的笑，声音就洪亮、开阔，“妈，混血儿聪明。”

何白玉终于抛下身边的一切，把店子交给杨敬国和王刚强，把摩托车给了另一个人，把三室两厅的房门一锁，去了美国，在美国很起劲地教他外孙和外孙女讲长沙话。他的外孙和外孙女都相当聪明，接受能力极强，仿佛血液里有长沙话的遗传，只需点拨几下就行，不到半年，四姐弟在家里就不讲英语，都跟着他讲长沙话，弄得他们的美国爷爷和父亲一句也听不懂。何白玉非常高兴，他就是希望他外孙和外孙女的美国爷爷和父亲听不懂。又教了几个月，这几个何家的后代就都用长沙话跟他这个外公交流，问这问那。

何白玉在美国待了差不多一年，一年里，他除了教外孙外孙女讲长沙话，就是在别墅的游泳池里每天游三十个来回，然后趴在沙滩椅上沐浴着美国的阳光。全家人里，只有他吃西餐时要把辣椒浇到面包上，餐后，也只有他不喝咖啡而喝绿茶。他不看电视，因为电视里讲的都是英文，他一句话也听不懂。他让女儿买来中文报纸和中文小说，在他外孙外孙女上学时，他就坐在后院的草坪上读小说。家里佣人三个，一个黑女人做饭菜，一个越南女人打扫卫生和充当厨师的下手，还一个年龄较大的阿根廷人，他负责整饬前后花园和清除垃圾。他是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每天重复着当天该做的事。何娟三十八岁了，可是仍有着旺盛的精力，她在大学工作，是名女科学家，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笑起来声音脆脆的亮亮的。有天，何白玉感到很无聊，看着女儿说：“娟娟，爸住在这里没什么味。”何娟说：“没事，爸，下个月，孩子们一放假，我们全家出去玩。”

旅途上，何白玉觉得美国真美，美国的天空很蓝，云很白，不像长沙的天空，灰蒙蒙的。何白玉喜欢这种颜色的天空，他对女儿说：“要是长沙也有这样的天空，多好。”何娟就告诉父亲说：“爸，美国人对环保意识的培养，从小就开始了。我们中国，那些当官的，只知道搞政绩，环保意识太差了，当然看不到这样的天空。”何白玉不但觉得美国的天空好，还觉得美国的水好，拧开水龙头就直接喝水，不像国内的自来水，要烧开了才能喝。何娟说：“中国还要发展几十年，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现在，很多方面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距离。可是有些中国人和中国官员就开始自我陶醉了，以为中国可以跻身发达国家了。爸，到芝加哥了。”何娟说这话时，汽车已驶进漂亮、气派的芝加哥市。

就是那天，何白玉在芝加哥的一家外表很漂亮的中国餐馆里，遇到了一个早已从他脑海里删除的女人。汽车一驶进芝加哥市，何白玉就想吃中国菜，因为在家里和在旅途上吃西餐吃得他都想呕了。他看见一家中国餐馆，就对女儿说：“今天吃中国餐，西餐吃得我想呕了。”何娟把车开到这家中国餐馆前，何白玉跳下车，抱着最小的外孙步入餐厅。已是吃中饭的时间，餐厅里有好几桌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何白玉找个靠窗的餐桌坐下，何娟和女婿带着另外三个孩子走进来，服务员走拢来，何娟翻看菜谱，点着菜，何白玉忽然问：“请问餐厅里有辣椒没有?”服务员是个中国女孩，能听懂中国话，她拿来一瓶浏阳豆豉辣椒。何白玉大笑，“哎呀，在美国还有我们长沙的浏阳豆豉辣椒。”何娟责备地瞟一眼父亲，“别大声说话，影响了别人就餐，爸。”

但已经晚了，何白玉用长沙话叫嚷，已引起一个长相富态的女人注意，这女人与一家人坐在邻桌，那是一家五口，都是纯种中国人。那女人听见何白玉说长沙话就笑眯眯地看着何白玉。何白玉起先没注意，后用眼角的余光瞥见有人盯着他笑，就折头看了眼，那一家人都对他笑。何白玉是个懂礼貌的长沙绅士，就扬手向那家人打招呼。那家人已经吃完，富态女人走拢来问何白玉：“你们也是长沙人吧?”何白玉在美国待了大半年，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女人说长沙话，就感到格外亲切和快乐，“是啊，是长沙人。”富态的女人问何白玉：“你们住长沙哪里?”何白玉说：“你坐吧。”富态女人矜持地坐下，何白玉这才答：“天心区，你呢?”富态女人说：“我也住在天心区。贵姓啊，先生?”何白玉说：“免贵姓何。”富态女人说：“何先生好。”

菜还没上，何白玉就跟这女人聊，富态女人说她来美国是给她儿子带孙子孙女，她指着望着何白玉他们的她儿子儿媳说：“那是我的儿子和儿媳。”何白玉对富态女人的儿子和儿媳一笑。他骨子里是个爱热闹和喜欢跟人交往的人，现在遇见一家说长沙话的人，就特别愉快，说：“留个电话吧，有时候没人说话，可以打电话找你聊聊天。”富态女人面含笑容地说了她住宅的电话号码，接着用她那种年龄的声音说：“我姓孙，叫孙燕。”何白玉瞪大了眼睛，“孙孙燕?”他看着富态女人，“你你是孙孙燕?”孙燕看着他，何白玉说：“我是何白玉，我们应该是同学啊。”孙燕的眼睛也瞪大了，“我是觉得你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来，原来你是何白玉，我们可真有好多好多年没见面了，在美国遇见，真巧。”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