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

何五一于那年六月初的一天，左胳膊上戴着黑纱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一脸冷峻地默哀了三分钟。何五一教这所重点中学的高中音乐欣赏，他的这个举动一下子在学校传开，而且他还戴着黑纱在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穿行，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这让学校领导看着很刺眼，觉得他太为所欲为、太不把领导的话放在眼里了。何五一其实不热爱教书工作，时常上课迟到，开会缺席，总是有女孩子围绕着他，甚至连他教的女学生也跟他眉来眼去，这早就让校长很不高兴，且想找个由头整整他的傲脾气了。何五一家又没死人，戴着黑纱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当然是同情那些“动乱分子”，全校的老师和干部只有他戴黑纱，也只有他站在讲台上默哀三分钟。校长便在大会上批评他，何五一却很不给校长面子，霍地起身而去。这就把自己公然搁在校长的对立面了。那天，五一骑着单车回家，胳膊上戴着黑纱，吃饭时大说怪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一抹黑。爹那天的听力出奇的好，把孙儿说的怪话全听了进去，这让爹皱起雪白的眉头。吃过饭，五一准备走时，爹把他留住，“你等一下，”爹说，“爷爷跟你说些事。”五一在沙发上坐下，爹坐在他对面，看着这个英俊得让很多女孩子异想天开、让很多男青年嫉妒得要命的孙子。“爷爷经历的事情比你多，”爹这样开口道，脸色威严得不容置疑，“爷爷告诉你，中国只要一乱，老百姓就要遭殃。”何五一有些惊讶地望着爷爷，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爷爷是挨过不少整的“反动军阀”，是应该支持他的。

爷爷咳嗽一声，昂着一张头脑清晰的脸，“爷爷早年在统战部工作，研读过一些中国近、当代战争史，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结束，这一百零九年里，战争在中国就从没断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天国战争打了十几年，最后被曾国藩率湘军镇压了。接下来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甲午战争，跟着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什么列强都可以跑到中国来打一场牙祭，逼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推翻清朝政府，这些战争累计起来先后打了七十年。那七十年的外侵内扰爷爷没经历过，但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国内军阀混战，这爷爷就经历了，也打了。军阀混战期间，谁管过老百姓的死活?军阀们都想扩大地盘，对老百姓强征税，征了税就拿去买军火、扩充军队。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湖南年年发大水，洪水来了淹死人、冲毁房屋，老百姓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没人管。那时的政府，都是把老百姓当猪狗。谁为了老百姓的生活，拿钱去治理河道和修筑过防洪堤?解放后，长沙也发过几回大水，但都有政府出面治理和管，受灾的老百姓也有政府管饭、管睡，不至于露宿街头，老百姓就不感到害怕。”爹说到这里，看着何五一，“你大叔爷爷和二叔爷爷为什么放着书不读而要革命?就是饥民饿死或冻死都没人管。”爹接过妈递给他的茶杯，喝口茶，又举着一双眼睛看着何五一道：“当年的湘军军警和后来地方军阀的军警胆子都大得没边，随意抢夺老百姓的东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有枪就有一切，打死人跟打死一条狗样。那样的社会，土匪猖獗，军警像强盗一样横行街巷。后来蒋介石倡导北伐战争，大家都拥护他，可是北伐战争才进行一年，蒋介石就在国民党里大肆清党，屠杀又开始了，你老外公、老外婆就是长沙‘马日事变’的牺牲者。”妈对何五一点头，爹继续道：“结果引发了国共两党的战争和军阀再次混战，又打了好几年。国共两党的战争还没打完，日本帝国主义又侵略东三省，几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跟着又是解放战争。有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或几十年，都是打个没完没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只要一乱，吃亏受苦的总是老百姓。”爹把目光更加凝重地放在何五一脸上，“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老百姓就遭殃十年，爷爷、你大姑妈一家、你小姑妈、你爹不都在‘文革’中挨整了?你亲外公、你二叔爷爷不都是在‘文革’中被整死的?这就是乱的结果。现在这十几年，生活好些了，一些人却又闹起来，又要把中国搞乱，你跟着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起什么哄?他们懂什么?他们经历过军阀们胡作非为的混乱年代?经历过惨烈的抗日战争?你生在六十年代，不了解旧中国，不要被人利用了。有些人嘴里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不要跟那些人和事搅在一起，不然爷爷就不认你这个孙子。把黑纱摘了。”

何五一没有与爷爷讨论这些事，在他眼里，爷爷老了，固执了，思想观念也陈旧了。什么年代了?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抗日战争?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翻出来了，他听得头晕，把黑纱摘下，起身往学校赶去，因为他下午有课。然而，他走到教室前，数学老师站在走道上对他说，教务处的主任要他来上这节课。校长停了何五一的课，摆在何五一面前的是两条路，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做检讨;要不，就去守传达。何五一很失望，他觉得这个社会有些变态，什么都被校长这类鸡肠小肚的人把持着，什么都是校长这类人说了算，其他人想发言、想伸张正义都没有机会，他觉得很没劲。另外，他这两天说的一些话，明明只是跟几个关系好的老师私下说的，竟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以致校长在大会上厉声说：“有个别老师，希望天下大乱，说只有大乱，才有大治。”

何五一迷惑了，他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他想不通怎么他的好友都是些告密者?他忽然觉得在这个学校混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都是些墙倒众人推的角色。平常称兄道弟的，一旦校长要整他，这些人就马上疏远他，看见他也不敢打招呼了，好像他是一坨毒似的。他对英语老师说：“我们分手吧?”英语老师说：“为什么?”何五一把这个社会想得很坏，说：“我不喜欢这个社会，人都被扭曲了，找不到忠诚、找不到同舟共济的朋友，都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损人利己的货色。你跟着我不会有好日子过。”英语老师说：“你可以改啊。”何五一摇下头，“我不知道是谁把我说的话出卖给校长，我很反感周边的人，每一个人都使我讨厌。是谁拿我的话去校长那里讨好卖乖?我又不知道，这是我最痛苦的。”英语老师急了，流着泪说：“五一，为了我，你就低下头吧?”何五一不肯为她低头，他那敏感和高傲的性格不允许他站在全校教职工面前做检讨，更不允许他坐在传达室守门。他没跟任何人商量，于六月中旬的某天下午英语老师去上课时，在晾台上拉了首舒伯特的《小夜曲》后，把小提琴放进琴盒，拿起黑管，还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入挎包，走了。

那天晚上，英语老师走进青山街三号，来找五一，顺便想要我们做五一的工作。我和李佳、玉珍和秀梅都十分惊讶。那几天英语老师急得猴子样四处奔走和寻找，最后怀疑我们把五一藏了起来，一天凌晨两点钟突然敲门，那急躁的捶门声，吓得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忙去开门。她走进来，一脸有气的模样，也不跟我打招呼，径直奔向五一的房间。五一的房间里，床上盖着挡灰的旧布毯子，毯子上还落了点灰尘，一看就没人动过。英语老师轰然倒下，坐在地上恸哭，吓得我和李佳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一定帮她找五一。但真正得知五一的消息是一年半后，那时英语老师已失踪。她的父母已向派出所报案，同时掏钱印了几万张她的肖像，乘火车去全国各地的城镇张贴，可是毫无结果。

何白玉天生就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有创见、敢干，他要是多读点书，天知道会成为个什么人。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毅然留职停薪，与郭承嗣合伙开了家饮食店，开在蔡锷路。这几年，白玉忙得根本没时间回家走动，整天骑着一辆三轮车去菜市场采购，随后又忙着招呼客人或朋友来酒店吃饭。白玉是这样忙碌，就赚了钱。还在前两年，他就不是骑着三轮车采购了，而是骑一辆摩托车，一身黑西装，一双黑皮靴，戴一顶红头盔，这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人就威风，一摘下头盔，脸上自然是一派瞧人不来的傲慢色彩。父亲死后，他来过家里几次，坐一下，转身就不见了。那时候，长沙涌现了很多舞厅和歌厅，白玉每天晚上都跑到歌厅或舞厅里消磨时光，觉得这个社会变得好玩起来了。有一天，爹把白玉叫来，对他说：“我有个想法，你妈还不算很老，你李文军伯伯一直独身，爷爷想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你的意见呢?”白玉没想到爷爷叫他来是为这事，大声道：“好事啊，爷爷。”爹和妈听白玉这么说，一颗心总算落了下来。白玉没时间在家久坐，店里有一大堆事和人等他。那几个曾经跟着他在农业机械厂造反的弟兄——杨敬国、王刚强和李大志，这几年陆续从监狱里放出来，又回过头来找他，这些人对何白玉一点用都没有了，完全可以一脚踢开，但白玉重情重义，又赚了几个钱，就关照他们。另外，还有在歌厅里结识的美女对他翘首企盼，他拎起头盔对他妈大大咧咧地说：“妈，我祝贺你啊。”便骑上摩托车走了。

何娟考取了美国的一所很著名的大学，要去读研究生，这在家里引起了不小的欣喜和振奋。八十年代末，能去美国留学，确实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加上她考取的是那种有奖学金提供的，更是一件让她奶奶、姑奶奶和她爹挂在嘴里宣传的喜事。玉珍和秀梅亲自将孙女送到北京机场，看着青春靓丽的何娟拖着行李箱缓缓走进安检门，停下脚步，转身向她们飞吻，两个老女人都哭成了泪人儿。有两三个星期，玉珍和秀梅都跟丢了魂似的，炒菜忘了放盐，要不就放两次盐，咸得发苦，一问，玉珍说她那时在想孙女。有天李文军钓了条很肥的鲤鱼，一家人吃着他亲手做的鲤鱼时，妈对李文军说：“你和玉珍的事不要再拖了，你们俩商量一下，把这事办了吧。”

两人当然商量了，商量的结果是元旦那天结婚。十二月份下了一个月冻雨，但请柬已寄出，李文军有点担心落雨会影响人来参加他和王玉珍的婚礼。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天，天转阴了，次日一早，李文军爬起床，一束金灿灿的朝霞涂抹在窗户上，一个久违的红日羞涩地悬在远处的屋顶上，跟这个经受了多年磨难、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的老人打招呼。李文军高兴地叫了声：“老天爷成全我啊。”婚礼是在何白玉和郭承嗣开的蔡锷路酒店举行的，办了五桌，李文军把能叫来的同事都叫来喝他的喜酒，国庆和昌盛也来了。昌盛带着小叶，小叶着红皮夹克，下身着黑丝袜，一双很高的黑皮靴，大冷天里还戴墨镜，看上去十分时髦，大家盯着她，她就娇滴滴的。菜是郭承嗣亲自下厨做的，色香味俱全。

王玉珍和李文军给国庆和昌盛这一桌年轻人敬酒时，小叶矫情地冲王玉珍娇滴滴地说：“新娘子今天好漂亮呀。”王玉珍着一身红绸子衣服，衣服上绣着一朵朵芙蓉花。但王玉珍真的不漂亮了，她很高兴倒不假，先两天她把一头白发染黑了，人就年轻几岁，脸上抹了胭脂，还铺了些粉，皱纹也少些了。王玉珍给其他客人敬酒说：“惊动你们了。”李文军这辈子第一次穿新郎服，就大胆地做了一身枣红色新郎服，还特意买双棕红色皮鞋，这一身服饰看上去还真喜庆。先一天，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好看。”他就很快乐，赞美王玉珍说：“玉珍的心灵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愕然地瞪大眼睛，似乎明白李文军为何迟迟不娶女人的原因，因为在他眼里，所有的女人都不及王玉珍漂亮。

吃过喜酒，一家人向洞房走去，一步入洞房，我们都惊呆了。我估计李文军把他的全部积蓄都花在洞房里了，洞房布置得很红火，跟年轻人结婚的洞房相差无几，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浪漫。李文军买来了很多花，房子四周都摆着一簇簇红艳艳的玫瑰，这玫瑰这个季节可不是湖南本地产的，很大很红一朵，是广州那边空运来的，很贵。李文军如此舍得，足见他对王玉珍的爱是多么真挚和沸腾!不但墙上和门上贴着大红喜字，柜子、茶几和桌子上都贴着红亮亮的喜字。我妈高兴地看着李文军说：“文军，这房子布置得比年轻人的洞房还好看。”李文军就笑，笑得一张老脸山花烂漫的。王玉珍的脸上也出现了彩虹，妈望一眼国庆和高小霞说：“谁说老年人不浪漫?你们看到了吧?”

回到青山街，李佳和秀梅就开始整理王玉珍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房间。王玉珍摒弃了很多东西，旧衣旧袜，穿烂了的鞋子、用过的杯子，还有多年前留下来的报纸，都是当年的《大公报》和《湖南民报》，还有几张当年的《中央日报》，全是刊登何胜武击毙日本鬼子多少，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的事迹，报纸都发黄或糜烂了。家里人甚至都不知道王玉珍还一直保留着这些报纸。有张《中央日报》上还刊登着大哥的头像，那是大哥击落日军飞机时，《中央日报》的摄影记者为他拍的，照片上的何胜武十八岁，一张脸嫩嫩的，一脸孩子般的欢笑。秀梅拿着这张报纸看了很久，对李佳说：“那时候大哥多年轻，你看。”李佳就接过那张发黄的报纸看。爹走进去看她们收拾，又走出来，坐到椅子上，人像丢了魂。太阳照在爹脸上，爹真的很老了，两鬓上又增加了很多老年斑。大哥去世，王玉珍嫁出去，还有孙儿何五一的失踪，在爹眼里，家感觉上就很空落。我看爹，爹的脸好像旷野，十分荒芜。我说：“您没事吧?”爹答：“我没事。”

太阳一落山，就预示着这一天翻过去了。翌日又一个太阳悬在上空，我下班回家，这一天又结束了。一连出了十几个太阳，天天都是太阳高照，气温竟攀爬到摄氏二十度了，腊梅花开得比任何一年都起劲，竟满树的花。一家人就站在腊梅树前欣赏腊梅花。何国庆买了台相机，给一家人照相，秀梅站在腊梅花前，做了个舞剑的动作。何国庆把相片洗出来后，那相片看上去居然有几分妖娆。她非常喜欢这张相，让国庆拿去放大，镶在镜框里，挂到她房间的墙上。那几天，桃树争先恐后地开花，桃花一开，让人感觉春天到了。一个星期三，何家桃从深圳回来，来看爹和老奶奶，拎着一大堆东西，这是给爹的，这一份是给老奶奶的，这条裙子是给秀梅的，这件衣服是郭香桃特意为李佳买的等等。她穿着半长的绿呢子大衣，脖子上系条深蓝色丝围巾，感觉比早几年富态了。她两边住，深圳和长沙，在深圳住半年，回来再与儿子住半年。她如今生活得不错，谈吐和举止，又让人回想起年轻时的她了。“我啊，女儿和儿子都孝顺，我不要操心。”她说。

四月份，老奶奶洗澡时滑了一跤，人好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送到医院，医生见老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就要我们为老奶奶准备后事，不想老奶奶又活转过来，虽然跌伤骨头，下不了床，却能吃了，要李佳端碗绿豆汁给她吃。吃完绿豆汁，脸色就没那么死白了。过了一段时间，老奶奶能吃芒果了，吃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吃一个。从那天起，我们就不再担心老奶奶，把为老奶奶准备的寿衣寿鞋打成包，藏到楼上的大柜里。有天下午，白玉骑着摩托车，很精神地出现在我们眼里，身后跟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只有二十二三岁，脸形很宽，五官却小，感觉上脸庞就大。白玉把她介绍给一家人说：“小宋，我店里的。”我们就望着他店里的小宋。在李文军与王玉珍的婚宴上，这个小宋曾与白玉站在一起叽叽哝哝，还对我们一家人展开脸庞子笑。白玉四十多岁了，为使自己年轻一点，他每隔一天就很坚决地刮一次脸，还对着镜子拔白头发。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带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年轻女子来，一家人都不热情。秀梅哼一声，起身离开了。爹也一言不发地转身进了卧室。妈待小宋上厕所时说：“白玉，你搞什么名堂?”白玉嘻嘻一笑，“我准备和小宋结婚。”白玉早两年与向萍离了婚，他们没有孩子，只有怨恨。妈看着他问：“结什么婚?”白玉一笑，扬起脸看着从厕所里走来的小宋。小宋不漂亮，个子也不高，目光似有些不纯净。

七十二

八月里的一天，我陪爹参加了贺新武老人的葬礼。贺新武老人能活到这年八月，真是天大的奇迹。八年前，他第一次中风，在床上躺了一年，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可以扶着墙壁或椅子走动，也可以说话了。两年后，他恢复得几乎不要扶墙或椅子都可以走路，甚至都可以自己上街去买包烟了。那时我爹去他家，他高兴地起身，为我爹泡茶，说话又声音朗朗的，还背古诗给我爹听，人生自古谁无死什么的。四年前，他再次中风，这次中风并非摔倒，而是转身稍快了点。他孙子旋风一般跑进屋，拿着被湖南师范大学录取的通知书，对他说：“爷爷，我录取了，是湖南师大。”贺新武老人当时背对门，听孙子这么说，反应很快地一转身，突然就天旋地转，身体软到了地上。

这一次中风，他就再没从床上爬起来。爹听李文军说贺老又中风了，便去看他。贺老握着我爹的手，哆哆嗦嗦地说：“我不能死，我一死，这个家就完蛋了。”贺新武老人有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一家人只有他一个人有退休工资，他死了，老婆吃什么?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吃什么?真的吃西北风吗?刚刚考取大学的孙子那不要辍学?贺新武老人一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就对自己说：“贺新武，你可不能死，不是怕死，是你死不得，你必须等到孙子贺小刚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才可以死。”

贺新武老人做到了。到后来他纯粹凭意志活着，每天都在等星期天，等孙子回家，他好看着孙子跟孙子说上几句体己话。孙子一回来，他就握着孙子的手说：“你要争气。”孙子点头说：“我知道了爷爷。”第二个星期天，贺老见到孙子又要他到身边来，又一次握着孙子的手说：“你要争气。”过了两个星期，他又要说一遍。孙子提醒贺老说：“爷爷，你已经说过一百遍了。”贺老说：“爷爷知道，但爷爷还是要说，你不是混蛋，你是有着坚强意志的我贺新武的孙子。”贺新武老人始终无法忘记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大儿子自杀和二儿子变成精神病人似乎都应证了这副对联，现在他要让他的孙子改变这副对联。这便是贺老不断告诫孙子“你要争气”的真实原因。贺老凭着“我不能死我死不得”的信念，挣扎着活了整整四年，活到九十多岁。在他弥留之际，孙子大学毕业了，去一所中学报了到，贺老因没看到孙子拿工资回家，又坚持着多活了一个月。八月底，孙子去学校开会，拿回一个半月的工资，孙子回家对贺老说：“爷爷，我发工资了。”贺新武老人高兴地笑了，笑得脸上的皱纹拧到一起，慢慢凝固，握着孙子的那双皮皱皱筋暴暴的手，却松懈了。

李文军亲自主持贺新武老人的追悼会。为省钱，贺老的追悼会就在家门外开，临时搭个灵堂，灵堂里挂着贺老的遗像——这张遗像是他八年前第一次中风时匆匆准备的，因而比死去的贺老显年轻一点，贺老躺在火葬场提供的玻璃棺材里，入殓时，火葬场的化妆师为老人浓墨重彩地化了妆，因而贺老的面部红灿灿的，仿佛是洗了脸刚刚入睡。贺老太太哭得很伤心，贺老的孙子也很悲痛，贺老的儿子和儿媳妇好像没什么悲伤。儿媳妇怕精神病丈夫在追悼会上出洋相，加重了药，因而这个男人便很安分地坐在椅子上，一脸麻木。来了一些人，前姜师参谋长、陈万山团长、李营长、王连长都来了。前王连长也是个七十多的老头，第一次看见我爹，很尊敬，啪地一个立正，说：“老军长好。”爹不认识他，姜参谋长介绍说：“我们师的。”爹耳背，没听清，只说“哦哦哦”。李文军一身黑衬衣，下身一条白西裤，脚上穿着跟子很高的白皮鞋，腰杆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可能是由于王玉珍的爱情滋润，李文军变年轻了，快七十了看上去像刚退休的老头，且神采奕奕。爹夸耀李文军说：“你变年轻了。”李文军就一本正经地说：“何老，是您栽培得好。”

追悼会上除了这几个原国民党老兵，民政局还来了一个小领导，小领导在追悼会上代表民政局的领导讲了话。他的悼词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贺新武先生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对革命是有功的。”这话一说，几个原国民党军官的眼窝立即湿了，前师参谋长姜小工悲伤地流着泪说：“贺老，您可以安息了，政府说您对革命有功。”小领导致完悼词，李文军紧握着小领导的手不松，小领导就特意强调说：“这份悼词是局领导看了后同意的。”李文军连连点头，“谢谢，谢谢。”小领导走后，爹和曾经是他麾下的几个老兵聊天，爹说：“我们都还活着，是上天的恩赐。”他的那些老兵也说：“是呢，老军长。”十点钟，爹觉得自己该走了，就起身走进贺老家，掏出一千块钱给贺老太太，贺老太太不肯接，爹说：“收下。我能做的也就是这点。”贺老太太很感激地作个揖，爹走到门外又回头看眼遗像，很伤感地对我说：“又一个人走了。”先一年，爹从李文军嘴里得知，杨福全老人也去世了。

何国庆有个大学同学在广州一家酒店搞装修，叫国庆过去和他一起设计。两人忙了一段时日，有天很累，就上一家高档的夜总会放松。舞台上，有个身材颀长、着一身黑西装、吹着黑管的年轻人很像何五一，何国庆瞪大了眼睛。演出一结束，国庆就去后台找五一。何五一正把黑管往盒子里装，国庆说：“五一。”五一抬头看眼国庆，“怎么是你?”五一更帅气了，由于瘦，棱角也有了，就显得更加坚定和成熟，一张脸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也熠熠生辉，目光也很亮，还很尖，刀子一样闪着冷光。五一问：“爸妈还好吧?”国庆说：“他们都好，只是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原来你躲在这里。”国庆的同学走过来，国庆把同学介绍给五一认识，五一怠慢地点下头，又把目光放到国庆脸上说：“去我那里吧。”

五一在离夜总会不远的街巷租了套两室一厅，与另一个乐手合租，一人一间。客厅里乱丢着东西，五一掏钥匙开门，国庆走进五一的房间，只见房间里到处丢着可乐瓶、啤酒瓶和方便面盒，桌上的一只茶杯里，泡过的茶叶都长霉了。五一拿过一瓶可乐，递给国庆，国庆说：“你平时就吃方便面?”五一说：“我上午不起床，下午起床，晚上在外面吃，回来，肚子饿了，就吃碗方便面。”国庆说：“难怪你瘦了，这样下去不行的。”五一说：“还好。”国庆感到奇怪地问：“你没找新女朋友?”五一回答：“找女朋友好麻烦的，青蛙不咬人，叫起来嘈人。”国庆笑，觉得五一说得很形象。门旁有一只网袋，网袋里有几个苹果，五一弯下腰选了两个，去龙头下洗了，把一个苹果递给国庆，苹果干得皮都皱了，国庆没吃，把它放到桌边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说：“你该回家一趟。”五一一屁股坐到床上，小提琴盒也在床上，看上去他好像是抱着小提琴睡觉。

五一咬口苹果说：“夜总会没休息，天天晚上都要演出。”国庆觉得五一身上变化十分大，从前那个像孩子样快乐的五一不见了，面前的五一，是个对生活和未来都提不起情绪的五一。国庆说：“你女朋友失踪了，她父母到我们家好几次，询问你的下落。”五一说：“你是说英语老师失踪了?”国庆点下头，五一望眼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说：“我之所以来广州就是不想跟她在一起。她从小就是班干部，读大学时是团支部书记，做房事时还跟你谈工作、谈理想，我想起都好笑。”国庆见五一说话如此冷漠，批评道：“你太刻薄了，我看音乐这东西让你离生活太远了。”五一点上支烟，“音乐给了人很多空间，能让人的思想自由飞翔，穿越时空的束缚。我讨厌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国庆说：“你刚出走时，她天天来找你，还疑心我们把你藏了起来，有天晚上……”五一打断国庆的话道：“我就是受不了她疑神疑鬼的毛病，她多疑，我跟学校里的女老师说话，有的都三十多岁了，儿子都读小学了，她也吃醋，谁受得了?再有，我真的不喜欢那个校长，他只对漂亮的女老师客气，每次看见我都斜着眼睛。”五一望着国庆，“像我这种头上长着反骨的人，还怕他?”

国庆觉得五一有点把自己朝坏的方面想，笑笑，问：“你头上长反骨了?长在哪里?”五一知道哥哥在调侃他，不高兴了，坚决道：“何家的人头上都长了反骨。”国庆说：“我没长。”五一分析说：“哥，你想想我们家的那些叔爷爷们，还有比叔爷爷们更老的老爷爷们，不都是一些头上长反骨的人吗?老奶奶说，我们的爷爷十六岁就反社会了，结果投奔了军阀吴佩孚。几个叔爷爷，都是十七八岁就冲出父母的束缚去革命，想想那时候革命，不是拎着脑袋吗?没长反骨的人，敢革命?”国庆哈哈一笑，觑着弟弟，很诧异五一会这么想问题，“我不是你这样想，你也不要这样想。”又劝五一说：“现在这个社会讲安定团结，人要活得顺畅就要学会随波逐流。”五一说：“哥，我更渴望不受束缚地活着，像一只雄鹰样自由飞翔。”国庆说：“雄鹰?”五一说：“雄鹰。”国庆觉得五一的思想太超现实，学音乐的人太爱和着旋律乱想了，说：“雄鹰就别做了，做只猫头鹰吧。”

国庆从广州回来后，把他和五一见面的事跟一家人说。秀梅听后大笑道：“我就晓得五一迟早会走这条路，他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人。你们没注意，我注意了。”我看着秀梅，秀梅说：“当年你们不要他拉琴，要他搞学习，他偏要拉琴，对着干。那时候他小，没体现得这么突出。”我妈望着秀梅，秀梅又说：“他才是何家的种，桀骜不驯。放在旧社会，那不像他的几个叔爷爷样革命去了?!”我们都无语，秀梅越说越起劲道：“搭帮他文化大革命中年龄还小，要是当时他有十七八岁，那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

爹没吭声，耳背，没听清秀梅说的话。我妈却批评秀梅说：“你不要把五一说得那么吓人，他又没长三头六臂，能闹出什么事来?”秀梅见我妈反对她，就激动地叫起来：“我敢断言，五一和昌盛，都是那种羽毛上长刺的公鸟，表面上温文尔雅，凶起来是能杀人的。”我和李佳彼此望一眼，觉得秀梅这话说得十分刺耳。妈说：“你怎么把昌盛也扯进来了?”秀梅说她的感觉道：“你没看五一和昌盛的目光，都跟刀子样锋利，他们的眼睛里射出的不是目光，是刀光。”李佳听秀梅这么形容五一和昌盛，不高兴道：“没你说的那么可怕。”秀梅继续着她的话说：“承嗣的眼睛里没有刀光，生气时目光不凶、没有煞气，他身上有太多郭家的遗传。五一和昌盛却有叛逆意识。”

何秀梅真是一张超级乌鸦嘴。这个自私自利惯了、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把人都得罪光了的老女人，简直就是个巫婆，还真被她言中了。春天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昌盛的母亲一脸惶惧地出现在院子里，脸上冒着一粒粒油汗，汗是她着急急出来的。当时老奶奶坐在院子一角晒太阳，一只蝴蝶绕着她和月季花飞。爹坐在沙发上喝茶，妈在厨房里，何秀梅——这个只为自己生活的巫婆，倒是拎着木剑去湘江边上耍去了。我岳母也在，李佳陪她妈浇花，因为有几天没下雨了，院子的门大开着。昌盛妈走进来时，一家人见她脸上的表情那么凄惨，不用她开口就知道出大事了。昌盛妈说：“奶奶、李佳、伯伯，昌盛出事了。”昌盛妈急得脸都变了形，“昌盛把小叶和他同学打死了。”一家人听说打死了人，呆了。昌盛妈急道：“我晓得小叶不是个好东西，早就跟昌盛说了，昌盛硬是不听。”

昌盛妈说的是这回事。小叶与昌盛谈了几年，本来谈得很好的，可是去年昌盛的高中同学插了进来。那个同学姓张，张同学在黄兴路开了家店子，做照相器材生意，赚了钱，买了辆小车，经常和昌盛、小叶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开着车去哪里钓鱼或打鸟。昌盛只是名司机，张同学却是老板，这在小叶的心里就起了波澜。这波澜让小叶瞅张同学的眼神难免不产生变化。张同学肯定是喜欢小叶的，小叶时髦、漂亮，那笑容、那说话娇滴滴的声音对他都充满魔力。两人就有了奸情。昌盛一直蒙在鼓里，不知道小叶脚踩两只船，今天躺在昌盛怀里，明天却睡在张同学的床上。张同学后来居上，想独占小叶，要小叶与昌盛摊牌。小叶想了几天，就毅然倒向张同学，与昌盛玩失踪。一个星期里，昌盛打小叶的叩机，小叶始终不回话，打了几十次叩机，小叶仍不回话。昌盛急晕了，打张同学的电话，向张同学提及此事，张同学很淡漠。昌盛还没想到他身上去，只是问他说：“你看我该不该报案?”张同学在电话那头讪笑道：“报什么案?她不会有事的。”次日一早，昌盛步入车队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叶打叩机，但直到下午，他再打小叶的叩机时，小叶才回话，对他说“我很好”。昌盛问小叶在哪里，小叶说：“在一个朋友家里。”昌盛问：“什么朋友?”小叶说：“你认识的朋友。”昌盛问：“谁?”小叶和张同学决定跟昌盛摊牌，小叶说：“这两天我住在张明军家。”昌盛懵了，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那天晚上，昌盛到了张明军家。张明军住在街上，楼下就是他的照相器材商店，一旁便是餐馆。张明军打电话，向餐馆要了好几个菜，还要了几瓶青岛啤酒。昌盛坐在桌旁，一句话也没说，张明军也没多说话，两人埋头吃，昌盛举着啤酒瓶喝啤酒，阴着乌云密布的脸。小叶在一旁坐着，对昌盛说：“我们应该好好谈谈。”昌盛就望着她说：“谈什么?”张明军说：“我也很爱小叶，希望你把小叶让给我。”昌盛瞪着张明军说：“你闭嘴。”张明军不看昌盛，把目光放在一桌子的菜上，说：“其实我和小叶也不是一天两天，我和小叶好了大半年了。”昌盛把目光放到小叶脸上，十分愤怒，“好啊，你敢背着老子与他幽会，你这婊子。”小叶听昌盛这么说，脸白了。张明军却做出大男人的姿势道：“昌盛，如果我们不是同学，我面都不会跟你见。”昌盛怒道：“跟你这样的人做同学真玷污了‘同学’一词。”

张明军可不想在娇艳、玲珑的小叶面前示弱，他指着昌盛的脸说：“你以为你还是何公子?给我滚出去!”昌盛狠盯着张明军。墙上挂着一把日本军刀，就挂在张明军身后的墙上，是张明军从文物市场上买来挂在墙上辟邪的。张明军叫他“滚出去”之前，自己还回头看了眼军刀。张明军又指着门说：“你给我滚出去!”他不知道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他在小叶这妖艳的女人面前自大得昏了头，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口后激发的能量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昌盛霍地起身，不是往门口走，而是绕到张明军身后，拔出日本军刀，——那把军刀从刀鞘里一拔出来，寒光一闪，同时发出锐利的鸣叫声。昌盛大骂一声“去你妈的”，手起刀落，只听见“咔嚓”一声，张明军的身体还是坐着，头却滚到地上，血在砍断的脖子处汹涌地喷着。昌盛傻了眼，小叶也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身体却害怕得发抖。昌盛看着那没头的身体，没倒，手臂还在桌上搁着，脖子还在往外冒血。昌盛感到自己很蠢，为了眼前这个不贞的女人，居然犯下大罪，便恨道：“都是你这婊子。”小叶哆嗦着起身，想离开这间流满鲜血的房间，人走到了门前。昌盛说：“是你害死他的。”小叶伸手拉门，昌盛愤恨不已，吼道：“你别走。”小叶把门拉开一半，想溜出去，昌盛抓起军刀朝小叶掷去，只听见噗的一声，小叶一声惨叫，军刀穿透小叶的水蛇腰，扎在门上。

小叶是在医院死的。

这个故事充满血腥味，好像杨雄杀妻，很古代，这样的案子，如果发生在九百年前的北宋，那可能是一件惬意的事，而且发生了，还有水泊梁山可去。《水浒传》里，不但有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的故事，及时雨宋江也杀了自己的外室阎惜娇。但是，昌盛杀女友和勾引他女友的同学这事，偏偏发生在今天，而且是拿日本军刀杀的，一刀一个，痛是痛快，却罪不可恕。昌盛妈急晕了，晕在沙发上，我妈和李佳给她扯痧，把她“扯”醒了，她目光黯淡地看着我说：“我怎么对得起陕北?文兵，昌盛交错了朋友，谈的爱也是个贪图享乐的女人。你一定要设法救昌盛啊。”我知道自己没办法，但想到了昌盛的姑妈和姑父。昌盛的姑父李文华如今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这样的人说句话，也许能救下昌盛的小命。我忙打电话给军花。军花在电话那头听完我的叙述后，难过道：“哥，打死人是大事，而且是拿军刀把人家的脑袋砍下来，两条人命，这事怕办不成。”我说：“昌盛是你亲哥哥的儿子，你一定要设法救他。”军花在电话那头沉默几秒钟，我把话筒递给昌盛的母亲，昌盛妈一拿起话筒就哇的一声哭了，一脸软弱地说：“军花，你一定要救救昌盛呀……”

何昌盛像《水浒传》里的杨雄，逞一时之快，欠下了两条人命。别人也是父母所生，死者的家属天天坐在法院里哭，守着法院要结果，结果就出来了。法院判处何昌盛死刑，缓期一年执行。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没有立即执行，法院确实是看了李文华副司令员的面子，还看了昌盛爷爷的面子。李文华副司令员开始不想打电话咨询这事，他十分生气，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发生?!但事后一想，这两条人命也有错误，便打了电话，打到省军区，让军区的领导过问一下。李文华副司令员很有原则，在电话里说：“犯了哪一条就办哪一条，不能因为他有一个军区副司令员姑父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他又说：“我好像听说，那个被我侄儿杀死的人是我侄儿的同学，那就不道义，怎么可以打朋友未婚妻的主意?要是在军队，这叫破坏军婚，是绝不允许的。再说，死者怎么可以在家里挂日本军刀?那样的凶器挂在家里，也不对么，这是死者自己给罪犯提供行凶的刀具啊。我侄儿年轻，火气大……当然，责任还是在我侄儿身上。我岳父，也是我这个侄儿的爷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何金林同志平反后，很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我听他妈说，他是自己走进公安局投案自首的。话又说回来，原则是要讲的。”

李文华的这个电话把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一句话不在台面上，所以案子就拖了一年零十个月，直拖到死者的家属没那么愤慨了，死者的朋友也疲了，大家都去关心别的了，这个案子才判下来：判处何昌盛死刑，缓期一年执行。这样判，也有一定的理由，死者先对不起何昌盛，其次，刀是死者家的，不是何昌盛带去的，不是蓄谋杀人，于是可以解释为死者有不道义的行为在先，犯罪人行凶一事就情有可原。再则，就杀人的过程而论，也不是一刀又一刀，性质就没那么凶残和恶劣。还有，罪犯杀人后，并未畏罪潜逃而是主动投案自首，这与公安机关侦破的性质又不一样。案子判下来后，死者的家属没有上诉，因为人已经死了二十二个月，悲痛和愤怒被时间这无形的化学剂稀释了。

七十三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当李文军成为孤老的鳏夫，被李佳接来和我们一起住——那时我爹、老奶奶和秀梅都相继去世了——妈和我们坐在一起回忆青山街时，都说青山街的拆迁工作，其实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只不过一开始是拆除青山街的东南角，挨近劳动广场的那片房子。追溯起来，那片破旧房屋恐怕是抗战初期，长沙“文夕大火”后，烧了房子的住家临时搭建的，后来修修补补，这处墙打撑，那处墙换砖，苟延残喘地拖到了九十年代，所以它也是青山街最先被拆除的破房屋。一年后，那里竖起五栋六层楼的钢筋混凝土砖房，住进了很多人。那不是开发商搞的，而是一家单位通过区政府官员和街道办事处干部，多次与住户协调，征收了那块地建的单位宿舍，原先的青山街住户却被迁走了。拆建那边的时候，大批的汽车都是从连接着劳动广场的街口出进，对我们这边没影响。

两年后，青山街的东北角，突然就开始有人家往外搬，搬家的人对没搬家的人打拱手说“再见了”。不久拆旧房子的推土车和挖土车就轰隆轰隆地开进狭窄的青山街，房屋在这种大型机械车的推动下，纷纷倒塌，就尘土飞扬。跟着，运渣土的大卡车在青山街上马力很大地来来往往。渣土车把一堆堆瓦砾运走后，运砖、运沙、运水泥、运钢筋的大货车又跟着闹腾起来。青山街上再也没有安宁日子了，整天机械轰鸣，两天不落雨，屋檐、窗台、室内的桌子、柜子和椅子上，甚至瓶子、杯子上都会落满灰尘。秀梅和李佳只好把窗户关起来，但不顶用，那些灰尘仿佛长了能穿越门窗的翅膀，照样飞进来，落在桌子、椅子和柜子上。秀梅的桌子上搁块玻璃，只要半天不用抹布抹，尽管关着门窗，手一摸还是一层灰。秀梅有意见了，一个人跑到工地上吵，“你们建房子是你们的权利，可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就是你们不对。”工地负责人说：“抱歉抱歉。”秀梅说：“半夜一点钟了，汽车还跑来跑去，我们还要睡觉不?”工地负责人说：“那是那是，我们是抓紧施工，好早日结束影响你们生活的局面。”秀梅提议说：“能不能在街上洒洒水，不至于满街的灰尘?”工地负责人说：“请你多多包涵。”秀梅再说什么，工地负责人索性不听地走开。

有天，都凌晨三点了，还有货车从青山街驶过，抛下一连串很响的声音，那是轮胎压在碎石上、松懈的空车斗与车体碰撞的响声，这响声把睡觉容易惊醒的何秀梅从梦中一次次唤出来，让她愤恨。她扯亮灯，索性坐在桌前练写毛笔字，直到天亮。上午，她又去工地，这一次秀梅把老奶奶也拉了去，找到负责人说：“我奶奶一百一十岁了，这些天，没一个晚上睡过好觉。你们也太不顾及别人了。”负责人望着秀梅和老奶奶，“实在抱歉，白天大货车不准进市区，要晚上九点钟以后，大货车才能出入市区。”秀梅尖声说：“可是我们老百姓要睡觉啊。”老奶奶今年十月将满一百一十岁，可老奶奶头脑还非常清晰，听力也好。当然，老奶奶的模样还是老得挺厉害，头上整个没头发了，只有老人斑，眼睛也没以前尖，人要走近才能辨清是谁。最主要的是脊椎萎缩得弯了，跟什么人说话都好像是在不自觉地鞠躬。老奶奶就一副鞠躬相对工地负责人说：“我杨桂花活了一百一十岁，从没看见深更半夜还施工。”工地负责人看着满脸老人斑和皱纹的老奶奶说：“我们也不想这样，因为市政府不准白天进大货车，就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老奶奶鞠着躬说：“你们如果再这样，我就告到法院里去。”负责人笑了，觉得这个老太婆模样很滑稽，说：“好啊，您如果有精神，去告吧。”到了晚上，货车照样来来去去，一路抛撒着泥土，空车驶过去又不减速，就弄出一片嘈杂的响声，不闹到凌晨三四点钟，整个青山街就不可能安静。

那时候市政府还没设立管这些事的部门，而长沙市已成了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建，不是政府或新成立的大集团公司在建高楼大厦，就是新诞生的房地产商骗取银行的钱猛建商品楼，所以长沙市整日尘土飞扬，没有一天能看见蓝天。老奶奶和秀梅去了法院，法院的人见来者这么大年纪，就很诚恳地接待老奶奶，老奶奶鞠着躬说：“同志，你们得管管啊。”法院的人叫上区里的干部一起来了，区里的干部指着老奶奶说：“这位老人家是革命烈士的母亲，是青山街的老住户，你们建房，怎么可以影响她老人家休息呢?”工地负责人见区里干部脸色严肃得像块干硬的水泥，对我老奶奶的态度就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忙说：“老人家，从今天起，我们保证不超过十二点钟。”

那天晚上，十二点钟后，果然就没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可是仅仅只好了几天，汽车声又闹腾到深夜一点，再过几天，凌晨三点钟还有汽车凶猛地奔来驶去。有一天，韩家的女人一脸意见地对秀梅说：“我连续三天没睡好觉，汽车从门前过，叮叮哐哐一片响，真要命。”曾家的男人骂句脏话道：“这是些什么人?政府就不管的?”刘家的女人走出来凑热闹说：“何姐，你们家面子大，烈士、将军好几个，你去提提意见啊。”何秀梅说：“我都去三次了，这些人不听。”曾家女人说：“你怎么不带我们一起去?”秀梅也觉得自己孤军奋战无法达到目的，就说：“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一行人就激动地走到工地上，工地负责人老远看见他们叫叫嚷嚷地来了，慌忙躲起来。大家找不到负责人就站在工地上谩骂，有的人大声骂道：“要怪就怪我们青山街上没住市里省里的大领导，只要住那么一个，这些人也不敢是这样放肆!”韩家女人尖声骂道：“旧社会也没有半夜里施工扰民的，你们太不顾别人，只想自己发财了!”曾家男人尖声吼道：“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太没有公德心、太不讲道义了。”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骂声越来越激烈，几个青山街上长大的年轻人也跟着参与进来，他们可不是那种只动嘴不动手的人，捡起砖头就掷向窗户，只听见清脆的一声响，玻璃碎了。众人深感快慰，猛笑。

秀梅也愤怒地拾起一块砖头，砸向另一块玻璃，又把指挥部墙上的图纸撕下来，还把桌上的一台电话狠狠地摔到地上。一些人见秀梅这么干，仿佛受到这个老女人的怂恿，拿起什么东西就摔，没摔烂就用脚踩，还没踩烂又捡起来再往地上砸。最后没东西砸了就提起椅子砸桌子。椅子砸烂、桌子也砸烂了，临了就用脚踹门。曾家男人猛地一脚把门踢烂了，大家很兴奋，几个年轻人见状，就去踢旁边房子的门，门被踢开，原来两个工地负责人躲在这间房子里。曾家男人揪着其中一个姓杨的就打，姓杨的男人说：“有话好说，不要动手。”曾家男人猛地一拳打在姓杨的脸上，打得姓杨的惨叫一声。几个年轻人把两个工地负责人拖出房间，就你一拳我一脚，两个工地负责人忙抱着头说：“请你们冷静些，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不要打人。”没人打算跟他们商量，愤怒驱使青山街上的住户继续挥拳展腿。

派出所的民警赶来。青山街上的人便围着民警，七嘴八舌地诉说苦衷。从上午直说到中午，把三个民警的头都吵晕。何秀梅微笑不止，因为她惊奇地发现，原来她骨子里也是个“暴民”，在这种吵吵嚷嚷、混乱不堪的场合下，她不是害怕而是亢奋，竟像年轻小伙子样砸玻璃、撕图纸、摔电话机，并且站在那里十分起劲地叫骂、看险，这哪里是一个退休老教师干的事啊?!那天晚上，秀梅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样，第一次目光兴奋地看着李佳说：“我发现我其实也很反叛。”“你是江姐呢，可以领导革命的。”李佳说。从此，秀梅就把自己做江姐打扮，穿旗袍、外罩一件红毛衣，脖子上搭一条长长的白围巾，因为电影里的江姐就是这身打扮。仲夏了，天那么热，实在不应该穿把自己裹得紧紧的旗袍了，她仍穿着旗袍，脖子上仍搭着白围巾，直到她的同事笑她，她才把围巾取下来，打算到秋天里再系。

这年十月，老奶奶做一百一十岁生日。本来不打算做，是李文华副司令员来电话，说他和军花十月三日来，十月五日走。爹说：“你公务繁忙，不要来。”十月三日，李文华副司令员和军花还是双双来了，当然是挂军牌的轿车送他俩到青山街的。李文华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来过老奶奶的一百一十岁生日，二是给他母亲烧香。李文华副司令员也是老头一个，头发大多白了，脸上的皮肉也松弛了。何军花也年纪一大把了，因为保养得好，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的模样，不像秀梅，抬头纹都有三四条。多少年里，何秀梅只要一看见李文华，十之八九的反应是走开，把自己消失得很彻底。这一次——她第一次可以微笑地看着李文华，她不但敢看她曾经深爱着的李文华的脸，还敢面对李文华的目光了。她称赞李文华副司令员穿的质地很好的将军服说：“人穿上将军服，就是显得尊贵。”李文华副司令员看一眼何秀梅说：“秀梅，这么些年你过得怎么样?”秀梅很坦然地看着他，“当然没你司令员过得好。”李文华副司令员说：“听文兵说你退休后习起武来了?”秀梅哈哈一笑，“那是锻炼身体，我现在还画画和写字呢。”

上午十点钟，何大金穿着深灰色西装，笑容满面地走在前面，他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婿二女婿，还有两个穿得很漂亮的外孙女簇拥着他。大女婿很高大，湖北人;二女婿是大学老师，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珊珊的女儿反而大两岁，快八岁了，丽丽的女儿刚六岁。两个小女孩说话声音尖尖的，像两只迷人的大鹦鹉，走路一蹦一跳。两个小女孩还是第一次来长沙，对青山街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丽丽的女儿昂起头看着老奶奶房里老爷爷的遗像，好奇地问她母亲：“妈，这个人是谁?”丽丽捧着女儿的脸蛋亲了下，这么解释说：“这个人呀，是你老外公，是你亲外公的亲爷爷。”老爷爷死去多年，遗像尽管仍挂在老奶奶的房里，但早没人管了，镜框的油漆也有些剥落。丽丽那天很热心地拿块抹布，站到椅子上抹去了镜框上的灰。于是老爷爷的遗像又恢复元气，很欣慰地瞧着他的子孙后代。

何大金副局长离休了，在家里带外孙女。老奶奶看见他们一家人很高兴，把大金的两个外孙女搂到怀里，“大金，你兴师动众的做什么啊。”丽丽嘴快，“老奶奶，祝您寿比南山。”说完，她掏出一个红包放到老奶奶手上。珊珊也说：“老奶奶，我祝您福如东海。”也掏出一个红包递给老奶奶。老奶奶接下两个重孙女的红包，一张皱巴巴的老脸在十月和煦的阳光下笑得十分灿烂。李佳称赞大金的两个女儿说：“大金的两个女儿都懂事。丽丽，你现在搞什么事?”丽丽穿得很时髦，身上紫色的衣服一看就高档，丽丽答：“和珊珊在贵阳开了家房地产公司。”李佳道：“做房地产要很多钱吧?”珊珊说：“我们是玩银行的钱。”

李文华副司令员与何大金坐在院子里说话，阳光就照在这一对曾在一起长大的老人身上，李副司令员说：“想当年，我们在一起长大的日子，真快啊。”何大金说：“是啊，我外孙女都八岁了。”李副司令员瞟一眼大金的两个外孙女，“我们工作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何大金很尊重地看着李副司令员说：“是该享享清福了。”就在这时，李文军和王玉珍笑着出现在大家眼里。李文军穿着黑西装，打着蓝领带，人就爽朗。王玉珍穿着水红色秋衫，头发一丝不乱地盘在头上，脸色红润，看不出她快七十岁了。李文军与李文华这对堂兄弟握着手，李文军拍下李文华的肩膀道：“将军，你看上去身体还是这么硬朗。”李文华副司令员一笑，“你也不错。”秀梅尖声说：“没想到哥哥们都变虚伪了，一见面就相互吹捧。”大家听秀梅这么说，都笑。

何家桃、郭香桃，还有小范，带着小精灵和儿子一起走进院子。何家桃穿着蓝西服，内里一件白衬衣，剪着短发，染黑了，人就精神。尽管这几年吃得好、睡得好、穿得也好，可是早些年冷漠无情的岁月，还是把她年轻时那张俊俏的脸蛋损毁得像块烂抹布，想改变也改变不了。郭香桃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开始需要化妆品为她美化脸蛋了。她纹了两条细长的柳叶眉，眼影大胆地画成蓝色，脸上一定用了什么出奇制胜的美容膏，竟光滑得不像她这个年龄的皮肤，一丝皱纹都没有。郭香桃一到深圳，另一部分血液就在她身上激荡，那是她父亲那方遗传在她血管里的，四年前，她辞掉医院工作，自己开家诊所，两年前她拉两个老板入股，把诊所变成私立医院，自己当院长。她一身名牌，甚至内衣内裤也是极讲究的品牌，所用的化妆品全是法国高档货，但无论她怎么化妆，怎么穿戴，身上总有一股消毒药水味，那是医生身上特有的气味。就跟小范身上飘着饼干香一样，尽管小范已离开糖果饼干厂多年，可是那种好闻的饼干香却还滞留在她肌肤上，只要你站在距她三米内，你就能闻到她身上的饼干香，并能猜到她曾经是糖果饼干厂的职工。

小范是代表郭承嗣来参加老奶奶一百一十岁生日宴的。还在前年，郭承嗣看不惯白玉那几个当年的铁杆在酒店里白吃白喝还白拿，曾多次对白玉说，白玉不予理睬，有天，他再次提及时，白玉没好脸色地回答：“男人活在世上，不可以不讲义气。”郭承嗣很感无奈，觉得自己没法改变表哥那陈旧、腐朽的观念，还觉得对那几个人讲义气纯粹是浪费感情。他便一下狠心，把自己的家做六十万元卖掉，和小范带着儿子去了深圳，用那笔钱在深圳开了家餐馆。这一年，生意渐渐火起来，很多回头客，一到吃饭的时间，他和餐馆里的伙计忙得一个个跟打仗似的。小范抓着老奶奶的手说：“承嗣忙得实在走不开，要我做代表，代表他来祝贺您寿比南山。”何家桃帮她儿媳妇说话道：“承嗣忙得回家跟我们吃餐饭的时间都没有。”她说这话时脸上飘浮着喜悦。

李副司令员看着这个他少年时十分倾慕的女人，在何家桃身上，他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少女时候的半点倩影了，心里就一派茫然。李副司令员有很多年没看见她了，心里默算了下，说：“家桃，我最后一次看见你是一九四九年秋的一天，当时你提着一篮水果从车上下来，要我们吃芒果，那芒果黄澄澄的，你还记得吗?”何家桃回忆了气，想不起来地摇摇头。李副司令员就推了把大金说：“你记得吗?”大金忙一头推倒时间的藩篱，去记忆的丛林里寻找吃芒果的往事，他嘶了声，也想不起来了。李副司令员说：“什么记性啊你?”大金惭愧地一笑，秀梅却尖声说：“是有这事，我记得，当时大姐正怀着郭香桃。”李副司令员满意地一笑，“还是秀梅记性好。”李副司令员面对这两个他曾经相继热爱过的姊妹，尽量让自己脸上的表情变得平淡，他一副感叹岁月无情的模样说：“四十多年前，我们都只有二十几岁，多年轻啊。”秀梅的眼圈红了，说：“一九四九年时我只有十七岁。”李副司令员点下头，看着家桃和秀梅。家桃坐到国庆让给她坐的椅子上，脸色似有些怅然。大金对他老婆说：“家桃曾是李文华将军的初恋。”李副司令员听大金这么说，脸上的表情就油珠子样的飘浮不定，还迷茫。家桃却大方地笑笑，“那已经是六百年前的事了。”李副司令员有同感道：“是啊。”其实，面对他多年不见的初恋，李副司令员的心潮还是有些澎湃和感慨的，只是碍于军花和秀梅在，不得不装出一脸茫然相。“世界不是我们的了。”他大声说。

大人们说着大人们的事，院子里，小精灵、我孙女何懿和大金的两个外孙女很快就玩到一起，那么热烈、坦诚、亲密无间，好像她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似的。四个女孩围绕着葡萄藤、桃树、腊梅树、牡丹花、美人蕉、月季花打转转，旋风一般。她们蓦地从客厅穿过，跑进后院，又忽然跑过客厅，跑到前院，笑声掷满一地，跟着又呼啦一声跑进后院，笑声又从后院浪潮一般打过来。只有郭承嗣的儿子没有参与女孩子们疯跑的游戏，他捧着一本小人书看，倒不是他懂事了特别爱学习，而是他生性就是个孤僻的男孩，长得不像郭承嗣，也不像小范，而像他奶奶何家桃，性格也像他奶奶一样温顺、沉静。何家桃问孙子：“你怎么不跟姐姐们玩?”孙子头也不抬地答：“我不想玩。”

白玉骑着他那辆嘉陵70嘟嘟嘟地驶到，后椅上坐着他饭店的厨师，厨师一只手提着一个大网袋，大网袋里分别又是一个个食品袋，装着做熟了的荤菜，只要热一下就可以吃。摩托车的尾箱里还有两大袋熟食，白玉将两大袋熟食拎出来说：“今天到底是老奶奶的生日，天气真好，上天都为老奶奶做寿呢。”这天的天空十分明净，暖风习习。大厨师由李佳引到厨房里热菜时，白玉便走进从前是他父母的卧室，如今被改为内客厅的房间，见郭香桃、小范和丽丽、珊珊还有她们的丈夫及国庆、高小霞都坐在这间客厅说话，就说：“你们都坐在这里躲懒，还不去帮忙?”高小霞和丽丽忙起身去了厨房。白玉坐下，递支芙蓉王烟给丽丽的丈夫和国庆，珊珊的丈夫不抽烟。白玉问郭香桃说：“承嗣怎么没来?”郭香桃就一脸高兴地为弟弟叫苦说：“他餐馆的生意真的太好了，那人啊，每天都把他的餐馆挤得满满当当的，他搞脚手不赢。”白玉心里有一丝嫉妒，说：“那是好事啊。”小范说：“好事是好事，就是太累了。”白玉闻到小范身上的饼干香，一笑，“有钱赚还怕累?”丽丽重新走进来，“你又抽烟。”把丈夫手上的烟夺走，把烟揿灭，边说：“要戒烟就要彻底戒。”白玉说：“怎么，你抽烟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丽丽的丈夫笑笑，“我自己也想戒。”

外面客厅是他们的父母辈们说话，小客厅成了他们的天地，更小一辈的女孩子们在小精灵的带动下，在前院后院里来回穿梭。老奶奶两边坐，一会儿坐在大客厅听儿子、孙子辈们说话，一会儿又弓着身体走进小客厅听重孙辈们聊天。丽丽把老奶奶拉到身旁坐下，老奶奶就拉着丽丽的手摇着说：“看见你们一个个都好，老奶奶高兴。”

寿宴就在客厅和葡萄藤下分别摆开，三桌，老奶奶和爹妈、我岳母、李文华副司令员、何军花、李文军、王玉珍和何大金夫妇坐一桌，秀梅、家桃、我和李佳与何白玉、何国庆、郭香桃、丽丽夫妇和珊珊的丈夫以及厨师坐一桌，还一桌由高小霞、珊珊和小范掌控，四个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加上小郭承嗣围了一桌。大家边吃饭边说话，三张桌子说着不同的内容。青山街三号好久没这么热闹了，热闹得同开水沸腾样啵啵啵地叫。老奶奶满脸红光地接受着一个个晚辈敬酒，一边吃着菜。但厨师一心只为获得年轻一辈人的赞美，忽略了寿星是一百一十岁的老人，菜就没煮烂，老奶奶牙齿不好，所以菜大多吃不动，只好喝墨鱼汤、鸡汤和吃几片菜叶。爹和妈的牙齿也不行了，也吃不动大厨师做的色香味俱全的菜，但爹高兴，喝了不少酒。吃过寿宴，大家又坐在一起聊，女孩子们照样在前院后院疯跑，带来一阵阵清新和快乐的微风，小郭承嗣仍坐在椅子上看小人书。

下午四点钟，接李副司令员的车驶到门旁，李副司令员和军花就起身跟老奶奶告辞。老奶奶喝得有些醉了，坐在沙发上打盹，涎水从老奶奶的嘴角流出来，还带点酒气。老奶奶听文华说要走，就拉着李文华和军花的手道：“文华，你和军花走好。”跟着，家桃、郭香桃和小范也要走了，郭香桃的姑妈——也就是家桃的初中同学猴子，当年嫁了个外籍商人，如今回来了，要请他们一家吃晚饭。再接着李文军和王玉珍这对幸福的老人告辞了，客人就剩大金一家，丽丽、珊珊和她们的丈夫，还有她们的女儿，都坐在院子里。太阳偏西了，涂在墙上，呈橘黄色。爹坐在另一隅，看着一家人，没怎么说话，因为他的耳朵听不见人家说什么。白玉陪丽丽和珊珊说话，向他的两个堂妹打探贵阳的房地产好不好做。

吃过晚饭，大金一家人坐到八点多钟，去了街上的酒店，国庆和高小霞也带着女儿回自己的家了。家里安静了，一轮椭圆的月亮升上来，月光涂在墙上，空气里飘着一股甜菜味儿。秀梅在她房间里练写毛笔字，岳母在她房里烧香，有檀香的气味飘扬在客厅里。岳母受我大叔净空僧人的影响，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把心交给佛了，她房里搁着个黄铜的观音菩萨像，是去开福寺求的，让高僧开了光。老奶奶先去睡了，爹妈也睡了，刚才还热闹的家顷刻就剩我和李佳面对面相望。我们把话题扯到五一身上，我说：“妈要我督促五一早点结婚，好让她看见一个何姓的重孙。”

一提到五一，李佳就有很多话，说：“五一眼睛里是没有父母的，他不像国庆，国庆性格像我，有时候还会考虑父母的感受。五一像你们家的人，心冷、狠。”我觉得她八成是受秀梅那古怪思想的影响，说：“从来没一个母亲这样说儿子的。”李佳伤心道：“五一心不狠?管过我们?他出走时想过我们会为他担忧吗?电话都没一个，这孩子身上流的不是你们何家的血?早几天我给他打电话，说老奶奶生日，大家都会来，他都不回来。你爹说，五一的几个叔爷爷当年去革命时，都是这样，一走音讯全无。”李佳说这些话时，起了风，风越刮越大，把葡萄藤吹得相互扭打起来，把月亮吹没了，把乌云吹来了，还把不远工地上搅拌机搅拌水泥的声音也吹了来。院子的大门虽然关着，但丝毫阻挡不了运砖运钢筋和水泥的卡车驶过的声音撞击我们的耳膜。李佳说：“好吵的。”我说：“我们学校正在建校长楼，我要了一套，到时候我们可以躲到那里去住，青山街变成建筑工地了。”

七十四

过年的时候，被我妈称为“外星人”的何五一，突然就坐在客厅里，抽着烟，感觉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谁也没看见他进门。他可真是个外星人，是我们家族星系里抛出去的，轨迹紊乱、难寻。他有几年没回家了，一个人在广州折腾，穿着黑西装，一条笔挺的黑西裤，脚上一双头子翘翘的黑尖皮鞋，似乎是走了一夜长路，鞋面上沾满灰尘。一头乌青的长发潇洒地垂在肩上，脸色冷淡、疲惫，仿佛我们不是他的亲人而只是他的邻舍似的。他瘦了，一张脸骨头杵杵的，却给人一副成熟、练达和相当结实的男人相。老奶奶尽管目光昏聩，但费点劲，还是认出了重孙儿。老奶奶抓着五一的手说：“你瘦了。”五一一笑，把目光抛到门外，那目光有些锐利，不比刀光柔和多少。这年的长沙很冷，没下雪，但下着雨，空气里湿度很大，也就湿冷无比。广州的冬天不冷，所以他说：“好冷。”葡萄枝上结了冰锥，吊下来有几寸长。地上也有薄冰。国庆和高小霞进门时，带来一股冷风，五一在这阵冷风中打个寒噤，看着哥嫂。李佳说：“你这几年都待在广州，回来算了。”五一说：“我喜欢广州，广州人不跟你谈政治，只谈生意，不像湖南人，坐在一起谈的是国家主席、总理和副总理。”国庆说：“也不是全部，我们公司就没人谈这些。”五一不屑道：“那几年我在学校教书，我的同事坐在一起，就等于在开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会议。”高小霞不同意道：“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不谈政治。现在湖南人也跟广东人一样，谈钱谈生意了。”五一觑一眼高小霞，冷声说：“如果老师都对生意感兴趣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五一在家住了一个星期，从大年三十住到大年初六，他哪里都没去，他的高中和大学同学以为他还在广州，没跟他联系。他很能耐住寂寞，除了吃饭和看电视，就是睡觉。他是个洁身自好的孤独者，可以把一个上午睡干净，下午又可以接着睡，晚上他却睡不着了，守着电视机，这个台那个台地看，要不就坐在一隅打电话，声音懒懒的，有时也会爆发热烈的笑声。李佳对我说：“听五一说话的语气，好像对方是女的。”初四那天下午，好像知道五一回来了似的，一个姑娘着一身红呢子上衣，脚上一双黑皮靴，笑盈盈地走来。她是曾经追求五一的众多姑娘中的一个，就是当年那个与徐丽在葡萄棚下动起手来的小董。她仍没结婚，对何五一还不死心，为装嫩，还留着小姑娘那种刘海剪得齐整的包菜头，说话还故作天真无邪相。五一去广州的这几年，她来过两次，这是她第三次来。五一看见她，有些意外，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找到你了”，像老电影里地下党员联系上了一样，脸上透着喜悦的红光。五一不解道：“你怎么晓得我回来了?”小董嗲声一笑说：“心灵感应呀。”五一没让她在家里多坐，借口想出门走走把自称与他有心灵感应的小董带了出去。

一个小时后五一折回来，坐到沙发上。我问五一：“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五一说：“现在还不想结婚。”我说：“这个小董好像对你还有那种意思。”五一说：“我刚才告诉她我孩子都两岁了，老婆在广州，就是要她死心。”秀梅在她房里听见了，手上拿着毛笔，毛笔上还有墨汁。她提着那支蘸着墨汁的毛笔走来，脸色很正地说：“要谈就要谈思想品德好的，昌盛谈了个妖精，结果一辈子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五一看着他姑妈一笑，秀梅却一脸认真道：“五一，姑妈觉得你也不小了，如果遇上好的，还是早点结婚好。你可别学姑妈，一辈子一个人。”五一就笑，“姑妈，您一个人，没人烦你，过得还自在些。”秀梅坦言相告说：“没依没靠，自在什么呀。”第二天，五一走时，身为姑妈的秀梅当着大家的面送了两千块钱给五一，五一不肯接，秀梅却不容五一不接，“姑妈给你的，拿着。”五一就拿了。

五一一走，国庆和高小霞也不回来了，在他们眼里，家里暮气太重了。秀梅成了独行侠，每天舞剑、画画，忙着自己的事，穿的衣服不是运动员那种飒爽英姿的，就是银幕上江姐那身打扮。老奶奶经常坐在月季花前晒太阳，这两年没人给月季花施肥和剪枝，月季花就有点乱长，有的枝伸到了墙壁上，开的花也小了，不像从前那么艳丽;牡丹花也小了，从前一到四月份开花时很大很红一朵，极其好看，此刻四月了，花开了，却没那么红，花朵也小了。美人蕉也瘦了，以前绿叶很长很宽大一片，今年的绿叶和花瓣都窄了瘦了。只要出太阳，老奶奶便会从她的卧室里扶着墙或拄着拐杖走出来，坐到太阳下晒太阳。她如今没有任何心可操，常勾着头在阳光下打盹，涎水会从她那张老朽的嘴角淌下来。爹如今也老得不爱动，陪着老奶奶晒太阳，基本上不出门。妈也终于服老地加入这个行列，只是进入五月后，阳光炽热了，妈才坐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六月里，桃子熟了，可是只要何懿没来就没人摘了吃。桃子就在树上烂，一天晚上，有十几只桃子落在地上，蚂蚁们不知从哪里来的，怕是来了一个军的蚂蚁，成群结队地围食着桃子。李佳去工地上拎来半袋生石灰，撒在蚂蚁们路经的地方。桃子的问题还在处理中，葡萄又熟了，一串串地垂吊在葡萄藤上，也没人吃，秀梅嫌葡萄里的糖分多，怕吃多了得糖尿病。葡萄比桃子更生事，不但逗蚂蚁还逗蚊子。我和李佳就找出人字梯，剪下几大篮葡萄，分别送给韩家、曾家和刘家，留在枝上的等国庆和小霞带着何懿来消灭。秋天，我和李佳与蚂蚁展开了争夺桃树之战，那年的桃树枝上长出很多桃树油，蚂蚁们就呼啸着上树，排着长龙啃食和搬运着桃枝上凸出的一坨坨桃油，我和李佳在桃树上撒生石灰，打灭害灵，可是蚂蚁们有前赴后继的超凡能力，杀死一批又涌现一批，又杀死一批第二天又冒出一批，我和李佳又再撒生石灰和打灭害灵清剿，满以为战争结束了，过不了几天又满树的蚂蚁，好像青山街上的蚂蚁得到消息，都朝这里赶似的。直到冬天，桃树上的蚂蚁才绝迹。但次年，桃树该开花时却一个花骨朵也没长，它被我和李佳整死了，轻轻一推，从树蔸处断了。

就在我和李佳把桃树枝清除出院落的这天，上午九点多钟，躲藏了半个月的太阳，不好意思地出来了，就带点羞涩的粉红。李文军和王玉珍于这片阳光里走进来。李文军戴顶太阳帽，还戴副太阳镜，穿着黑长袖衬衣，一张脸看上去很清爽。王玉珍穿一身白西服，打把小红伞，两人挺浪漫的样子。我说：“你们蛮时尚啊。”王玉珍收了伞。李佳赞美道：“玉珍姐，你真变年轻了。”王玉珍很开心，“是文军照顾得好，我都长胖了。”

王玉珍确实胖了，脸比几年前圆了一圈，不知是抹了胭脂还是涂了油脂，脸色于五月的天空下就光泽红润。李文军跟王玉珍时常玩浪漫，经常出去旅游，北京、上海、杭州，上个月两人去了海南岛。李文军无后，白玉，还有孙女何娟都有钱，何娟博士毕业了，是家里学问最高的，与一个美国男人结了婚。去年十月，就在我和李佳奋力与蚂蚁们争夺桃树时，何娟带着那个美国男人回来了，那男人身高一米九几，金头发、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是纯种日耳曼人，祖籍在德国的莱茵河畔。美国人和何娟在一所大学共事，是个非常活跃的青年，既能讲英语，又会说德语，还能说几句中国话。何娟告诉我们，他家很有钱，父亲做汽车生意，在美国别墅都有几处。他们的假期，基本上是去世界各地旅游。

也许是知识养着她，她十分漂亮，又有知识，光润的脸蛋就透射出涵养和文化，因而变得更加美丽迷人。“你真的可以去演电影，”高小霞赞美她说。何娟淡淡一笑，带着丈夫去张家界玩，接着便去九寨沟和峨眉山旅游，还去了嵩山和武当山，又飞到云南，再折回来就是十一月了。回来也没在家闲着，领着身材高大的丈夫与初、高中同学见面、吃饭、聊天，星期一，夫妻俩走了。临行前，她用丈夫家的方式与一家人告别，拥抱这个、亲吻那个。她走后，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热议着这个带个美国男人东奔西跑的何娟，秀梅柔情地摸着侄孙女亲吻过的额头——那额头上隐约留了点侄孙女的唇膏，有点凉，说了句语惊四座的话——这个当过女校长的何秀梅很喜欢做总结，她一脸肯定地说：“你们看何娟身体多好?没看见她有累的感觉。她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也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何家子孙，将在美国繁衍何家后代，她会儿孙满堂。”既然这样，王玉珍和李文军就用不着存钱给孙女了。不出长沙，两人就去钓鱼，或打出租车去公园散步，或打出租车坐到郊区踏青。这一切，我大哥在世时没法给她。现在，她爱上了旅游，大哥留给她的十几万元，被她一点也不吝啬地花在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和住酒店及买公园门票上了。“人要晓得想，”她陶醉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李佳和我说，“我的世界变大了。”她觉得世界很美好，于是就努力想夺回一些失去的青春。化妆品也上脸了，化得不浓，但还是能感觉到，衣服一套又一套，以致医院一旁的裁缝师傅一看见她就笑。这几年，王玉珍做的春夏秋冬衫不下三十套，她没一次来青山街是穿同样的衣服，总是花色素雅、款式新颖的新衣服，让李佳看着高兴，笑她“老来俏”了。

李文军在我身旁坐下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些原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在自发地联络，想搞一个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姜小工建议我用你父亲的名义登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李文军又说：“用你父亲的名字召集，来的人会多些。”爹听不见，我把李文军说的话写在纸上给爹看，爹说：“你们登吧。”

李佳做饭时，王玉珍系上围兜与李佳一起做。李文军陪我和我爹妈坐在客厅里，岳母在房里烧香，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从岳母房里飘来。李文军瞥着在葡萄藤上跳荡的阳光，忽然说：“我这辈子浪费的光阴太多了。要是改革开放提前二十年，我可以很好地干一番。”李文军已经蛮老了，竟还有“要是改革开放提前二十年”的想法，只能说明李文军的心还没老。我很欣赏他，他不但是大哥生前唯一的朋友，也是我心里认同的好友，他有很多别人身上没有的好品质，最好的品质是豁达、乐观，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怪话。我说：“一代人是一代人的事。你和我大哥都大我十三四岁，等于大我半辈，你们和我爹那辈人就是打仗、打日本鬼子，把中国打到统一为止;我们这代人是在废墟上建新中国。新中国建到这个份上，也该轮到国庆、五一和承嗣这代人在改革开放中谋发展了。”我们说着这些，老奶奶起床了，她这段时间又犯困，时不时要爬到床上睡觉，醒来后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因为她总是做何家山村的梦，说的也是她当姑娘时候的事，有天，老奶奶突然道：“哎呀，不得了，你外婆来了。”我们都不知道老奶奶说的外婆是谁，她说完这话，张着嘴，自己都糊涂了。

李文军在《长沙晚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原国民党湖南新编第一军将于八月十五日上午在黄土岭交通学院大门前聚会，请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们见报后相互转告。原军长何金山。这则启事登在报缝中，原有三百多字，被报社编辑压缩成七十个字和四个标点符号。李文军看到这则启事后很气愤，三百多字被压缩成一句话，而且还是登在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的报缝中，却花了他一千块钱，他恨不得把那一千块钱要回来。他把报纸甩在地上，还不解恨地跺两脚，“我绞尽脑汁写的三百五十个字的启事，被这帮编辑剪成一句话，还要我一千块钱，真不是人。”

李文军写的稿子我看了，还替他改了三个字，没想到所费的脑细胞都是多余的。我说：“能让你登出来就已经是进步了，以前，这样的启事，谁敢登。”李文军说：“血战台儿庄都拍成电影公演了，这不是证明我们国民党军队抗过日么?”李文军阴着脸，嘴唇都气乌了。这一天是八月七日，是个阴天。李文军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那张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变深刻变愤恨了。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他的眼睛里有两团火，仿佛他的心在燃烧。“为什么对我们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就那么忌讳呢?”李文军生气道，“长沙的四次会战和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难道不是我们打的?”我说：“你经历了这么多，应该能想通一切。”李文军苦皱着脸道：“死了那么多人就白死了?他们的亡灵能安息?”他的思想在往事里飘，那是战火纷飞的往事，当时他才二十岁，正是那种甘洒热血的神勇的年龄。

八月十五日上午，很多原国民党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都冲着我爹来了。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的是自己搭公共汽车来的，身体差点的就坐的士，还有的是儿子或孙子辈骑摩托车或开车送来的。爹在等李文军，李文军还没到，有人却先来了，站在青山街三号门前张望和打听，有的老人还穿着原国军黄呢军服，只是军服很旧了，估计是从箱子里翻出来，见还没被虫蛀烂，就果断地穿上了。他们看见我爹着一身青衣，就激动，握着我爹的手，望着我爹那双苍老的皱纹打裰的眼睛，尊称我爹“老军长”。爹听不见，只是咧嘴笑，同他的老部下一一握手。他们当年握枪的手，都很有力，久久地握着。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爹听不见，耳朵聋了。”他们就握着我爹的手大声叫嚷“我叫某某某”，爹因听不见就一脸茫然和抱歉。李文军和姜小工一进来，他们就相互报姓名和师团番号、军职，热闹一番后，三十几个老兵拥着我爹出门，走到大街上，上了一辆辆的士。

我爹他们赶到时，黄土岭上，交通学院的大门前已站了一百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很精神，穿着衬衣或T恤衫，昂首挺胸;有的委靡不振，穿得也很随便，斜着目光浑浊的眼睛，瞪着从车上下来的我爹、李文军和姜小工。他们曾经在一起打日本鬼子，在一个连里训练、吃饭、睡觉，探讨打鬼子的心得，亲得不能再亲了，但如今老得相互都认不出了。李文军穿一件长袖黑衬衫，下身一条白裤子，染成黑色的头发打了发胶，一根根的，脸刮得很干净，看上去就精神矍铄。他向走来的老人介绍我爹说：“弟兄们，何军长来了。”那些老兵一听“何军长”来了，立即振奋地拥上来，围着我爹。有个年轻点的老人向我爹敬军礼说：“报告军长，我是湖南新编第一军二师三团三营一连一排排长，马笑天。”另一老兵见状，也不示弱地向我爹敬军礼说：“报告军长，我是一师一团二营营长刘元。”那老头见我爹只是愕然和微笑，就奇怪，李文军忙解释：“何军长耳朵不好，听不见。”那老头就哦一声。又有人向我爹报告，说他是团长某某某。李文军摇手说：“算了算了，老军长耳朵听不见，你们说什么他都不知道。”跟着又走来一些老人，他们都是看了报纸或听别人说到这事，就相邀着来的。到十一点钟，已来了两百多名原湖南新编第一军的老兵。

前师参谋长姜小工的大儿子在黄土岭上开了家粉店，取名利民粉店，就在黄土岭与金盆岭交界的路旁，五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阻击日本侵略军进犯长沙的重要阵地。那时候日军从南边包抄杀来，想攻占长沙就必须攻克黄土岭、金盆岭和雨花亭，当年这些老兵奉命坚守在这一带，一次又一次把日本鬼子打得哇哇大叫和绝望撤离。他们故地重游，感触颇深。今天的黄土岭、金盆岭和雨花亭当然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样子，到处是工厂和学校，那时候这里是山坡和树木，还有军营、工事和被飞机大炮炸松的土堆。他们在这里练兵、出操、跑步。那些生龙活虎的喊杀声、为加强体能锻炼的跑步声和怒吼的歌声，从五十多年前涌来了，潮水一般打着他们，使他们无处逃遁而感慨万千。那时他们真年轻，与日本侵略军寸土必争地拼杀，勇猛如豹，端着枪冲下山坡跟箭一样快，刺刀直插入日军的心脏。如今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连多走几步都喘不赢气了。一老兵对我爹和李文军说：“我们这代人该入土了。”爹笑，李文军却说：“我们要好好活着。”另一老兵说：“师长，我这个原国民党营长的身份，害得我一直抬不起头，刚刚觉得日子好过一点，老伴又死了。”又一老兵说：“我倒无所谓，我这国民党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把我女儿害惨了，一九六四年她被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到江永当知青，如今还留在那里。”姜小工问：“还在那里?”那老兵答：“死在那里啊。”走在李文军一旁的瘦老头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身份确实把我们的子女害得抬不起头。”姜小工说：“是啊，我儿子那时候连街办工厂都进不了。”另一当过营长的老兵点点头，“别的都无所谓，我们最对不起的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因我们吃了很多苦。”

李文军没有儿女，感受不到这种深层次的痛，见大家一谈到儿女，那种热烈的气氛顿时冷却下来，个个一脸负罪感，忙大声说：“我们都要这样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总算过去了。”一个瘦老头情绪低落地说：“永远也不会过去，我们的儿女们背着呢，他们因为我们，如今还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姜小工说：“是啊，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子女。但是老天爷让我们活到今天，是对我们的怜悯和欣赏——”他说到这里，激动了，“怜悯我们、欣赏我们，因为当年我们是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士，打日本鬼子时，我们没给中国人丢脸。”李文军对姜小工竖起大拇指，“姜小工说得好，抗日战争中，我们湖南人没丢中国人的脸。”

利民粉店容不下两百多老人，大部分老人都坐在粉店外的树荫处或路边，边等粉吃边相互诉说衷肠。利民粉店事先已准备了很多粉，下粉的师傅很勤奋地一碗碗下着。前师参谋长姜小工很兴奋地走来走去，边说：“别的我招待不起，一碗粉还是有的。”大家说：“够了，谢了。”有人要付钱给姜小工，姜小工拒绝说：“你这是不给我老脸啊。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弟兄们难得一聚，这碗粉我请了。”大家就笑，粉就吃得特香。一个老头曾经是姜参谋长当营长时的传令兵，他说：“当年我们姜营长可真是条好汉，有次他跟日本兵拼刺刀，一连捅死两个日本鬼子。”另一老兵说：“我最记得我们营长，我亲眼看见我们营长一枪一个，接连击毙七八个日本鬼子。”另一老兵猜到了，问：“你说的是何胜武营长吧?”那老兵回答：“就是何胜武营长。”姜小工说：“何胜武营长死了好几年了。”那老兵问：“他死了?”姜小工看一眼坐在远处的我爹说：“死了。”那老兵说：“前一向我还梦见过何营长。”另一老兵回忆打日本鬼子说：“我记得第一次瞄准日本鬼子时，总是打不中，日本鬼子都冲到面前来了，我才一枪把那家伙打倒。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怕日本鬼子了。”有个老兵把碗里最后一点汤也喝了，放下碗，手指着前面的山丘，“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我就守在那里，那时候这里都是山坡和树林。”又一老兵接过粉，说：“我是一九四一年的兵，家住燕子岭，我记得我们师长叫贺新武，我当过他的警卫，他对全师的官兵训话时说：‘日本鬼子是豺狼，绝不能让狗日的豺狼踏入长沙半步。’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第二次进攻长沙，硬是没有从我们师守的阵地上过。”李文军告诉贺新武的前警卫：“贺师长五年前死了。”那老兵脸色变灰了，“我这一辈子最尊敬的人是贺师长，前一向我还跟孙子说起他。”这老人八十多岁，一九四九年湖南新编第一军接受解放军改编时，他是中校副团长。

大家边吃粉边述旧，谈得很热烈。吃过粉，已是两点多钟，然而这些老兵仍依依不舍，相互倾诉，说自己的事说家里的事说过去与日本鬼子打仗的事，以致一些路人见一大群老人坐在利民粉店前叽叽咕咕，都十分吃惊，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三点多钟，一些老人才相互话别，有的老人邀请别的多年不见的老人上家里去吃晚饭和继续聊，有的要回家了，因为儿子骑着摩托车来接了。一些老人就走过来向我爹告别，握着我爹的手不放，我爹就坚持着站起身，望着他们。那些老兵对我爹大声说：“老军长，多保重。”爹听不见，只是点头，目送着一个个老部下离去。四点来钟，两百多老人走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特别敬重我爹的要等我爹走了才肯离开，他们这几个人的脸色都很坚定，表情也十分庄严，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爹倦了，一张槐树皮样皱巴巴的脸上就有很多疲惫，犹如屋上爬满枯藤。爹问李文军：“我们走吧?”李文军就去拦的士，一辆夏利的士驶到爹面前，姜小工老人忙扶我爹上车，爹探出头，伸手对他的老部下说：“你们回家吧。”那几个老人忙与老军长挥手告别。汽车很快驶到青山街三号，爹下车，从门外进来，稀薄的头发就凌乱，脸色也困倦，我上去搀扶。爹在躺椅上坐下，喝口碧螺春茶，闭上眼睛就睡着了，头歪着，嘴张开，一溜涎水从他那张皱纹重叠的嘴角淌出来。

七十五

这年十月，我岳母捧着观音菩萨像去了赣南老家。岳母这几年在我们家，工作的重点是烧香，附带给花木剪剪枝。她也有一种让人察觉不到的本领，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有二十个小时待在房里，倒不是孤僻，而是全心向佛。她如果出门，便是自己一个人搭车去开福寺找尼姑探讨佛法，获得了解答，又一个人搭车回来。她有一个弟弟在赣南老家建了栋两层楼的新屋，岳母出了两万块钱。当时建一栋农舍也就两万块钱的开销。舅舅就特意辟了间朝南的房间，接姐姐去住。岳母回到赣南老家，就产生叶落归根的思想，不打算回来了，想死后还是跟姊妹团聚好，整天在弟弟家与她的童年伙伴玩纸牌，和村里的同辈老人拉家常，安静下来就走进卧房，在观音菩萨像前烧香念佛。一天过得很充实。李佳打电话到村委，舅舅跑来接了，要我们放心，说他们几兄妹相处很好，我岳母都学会打纸牌了。

老奶奶每天一早起床，坐到院子里晒晒太阳。还只十月份，老奶奶就穿棉袄了，身体明显不如从前，手都端不起杯子了。李佳就去塑料市场给老奶奶买只很轻的塑料杯和一只塑料碗，这两年，老奶奶吃饭，嘴有些哆嗦，饭粒时常撒一地。老奶奶的记忆力也减退不少，去年何娟带着她的美国丈夫回来，老奶奶硬是想不起这个一脸浪漫的年轻女子姓甚名谁，非要我们提醒，说何娟是她重孙何白玉的女儿，她才恍然大悟的模样。爹也很糟。几年前，他只是耳朵听不见，还能管好自己的大小便，如今，他常常大小便失禁，甚至把尿拉在裤子上，自己还不知道。爹的神经也有些混乱，半夜，爹会突然爬起来穿衣，妈问爹干什么，爹一脸郑重地回答：“我忘记要开会了。”妈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看看钟?半夜十二点，开什么会?”爹就一脸茫然地重新躺下，叹口气，很快又进入战火纷飞的梦乡。

有天，爹把他多年前为不让老奶奶伤心，藏在大柜里的他三弟何金石的遗物——几件旧军服，翻出一件穿在身上，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妈从街上买水果回来，吓了一跳，看了半天才看出穿着这身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的老人是她老伴，而军服已被虫蛀烂了，尽管妈在大柜的各阶层放了不少防虫的樟脑丸，但这件军服还是没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被虫蛀了一个个洞。妈说：“快脱下来，这衣服已被虫蛀烂了。”爹低头看，袖子和衣襟确实呈现出一个个洞，这才脱下衣服，老脸上有点惭愧。妈说：“你老糊涂了。”爹反驳说：“你才糊涂，我比你付琳清醒。”妈说：“好，你清醒那我考考你，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妈说：“今天是星期二。”妈感觉爹老年痴呆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便认为用语言激活爹日渐萎缩的大脑也是一种治疗方法。第二天上午，妈考爹：“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想也不想地答：“星期六。”妈说：“今天是星期三。”隔了一天，妈再次问：“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妈说：“你只知道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五。”爹不高兴了，“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六。”次日一家人吃中饭时，妈问爹：“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妈高兴道：“你今天说对了，要表扬。”爹不屑表扬地“唔”一声。

星期天，妈一早起床，见爹站在葡萄棚下打量着葡萄藤，妈又考爹：“姓何的，今天是星期几?”爹答：“星期六。”时间在爹的眼里停止了，永远是星期六，星期天到星期五都是星期六。有个星期三，妈问爹是星期几，爹说是星期六，妈说：“姓何的，你糊涂了，今天是星期三，哪里来的那么多星期六。”爹恼了，吼道：“是星期六。”大家见爹发怒，都噤了声。吃饭时，爹突然要我们留个位子，说：“等等，你二叔还没到。”这话把我吓一跳，我说：“爹，二叔死去二三十年了。”爹好像听清了我说的话，就埋下头吃饭。爹吃得很少，吃完饭，望着大家有一会儿，突然脸色凝重地问：“我们是不是要开会了?”妈烦爹道：“开什么屁会?尽说些没名堂的话。”

爹诚惶诚恐，不像个爹而像个犯了错误的大孩子。有天吃饭时，白玉坐在爹对面，爹看着他这个长孙，一脸热情地问：“同志，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白玉就与我相视一眼，妈在纸上写“你孙子何白玉”，把纸片递给爹看，爹笑了，点头，就端起碗吃饭。老奶奶不上桌吃了，她的吃相很难看，会严重影响全家人的食欲，李佳就把饭菜装进塑料碗里，端到老奶奶的房间，放在小方桌上，任老奶奶慢慢吃。吃过饭，白玉看着我和秀梅说：“爷爷连我都记不起来了，真的老了。”秀梅说：“所以你要经常回来看爷爷。”

何白玉的生活有些凌乱。他和小向离婚后，与小宋也分手了。本来他跟小宋打算结婚的，新房都布置好了，家具也重新购置了，还买了台二十九英寸的大彩电。但小宋的母亲一看何白玉这么大年纪，就坚决反对，要上吊。何白玉可不想弄出人命来，婚就没结了。这以后，何白玉还谈过两个女友。这个过去拿女人不当一回事的何白玉，现在轮到女人拿他不当一回事了。去年，他打算跟一个姓杨的女人结婚，可是临到要结婚时，杨女人反悔了，说她的朋友都反对，说他年纪太大了。何白玉很沮丧，最让他痛苦的原因是他在杨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钱。带着杨女人上黄山、泰山、华山和恒山旅游，带着杨女人去北京、上海玩，在上海他花了很多钱为她买首饰，还带着她去了趟香港，在香港又花了几万元，可是临了杨女人又不同意结婚。我说：“你找个年龄差距不大、离过婚的女人结婚算了。”这是去年九月份的事。何白玉没听我的，最近又喜欢上在他酒店里打工的乡下妹，那妹子还只十八九岁，比他的女儿还小十来岁，所以他不敢带回家。何白玉这些年开酒店确实赚了不少钱，在离他酒店不远的热闹地带买了套三室两厅房，花了十几万元装修，原是打算跟杨女人结婚的，现在他跟那个小女孩住在一起。我们都不管他的事，因为管也是白管。

每天下午，一家人午睡，家里就很宁静，但街上却很吵，很吵的声音来自不远处的建筑工地。偶尔有一只鸟，飞落到葡萄枝上，叽叽喳喳地叫。日子一天天过，时针加快了步伐，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指针样，还只是上午九点钟，午睡醒来就是下午五点钟了。第二天，吃过早饭，仿佛还没吃中饭天就黑了，爹问：“几点钟了?”一看钟，确实是下午五点钟了。再一天也是如此，上午，妈扶着爹在院子里走了三圈，一坐下来就是傍晚了，似乎中午的那段时间被上帝取缔了。妈说：“多快啊，一天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妈说这话的时候已是四月份，由于我及时施了春肥，四月里一个牡丹花开得很艳丽的星期三的上午，一大群蝴蝶相邀着飞来，怕有几百只，使青山街三号的天空变得五彩缤纷，它们时而围着牡丹花飞，时而绕着我爹飞。四月的长沙，总是阴雨绵绵，那天出了太阳，爹就把椅子搬到能晒到太阳的牡丹花前坐下，穿着厚厚的毛衣，垂着脑袋。老奶奶撑着拐杖也颤巍巍地走出来晒太阳，也穿着厚厚的毛衣，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一抹太阳照在她衰老的脸庞上。

那天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我爹会悄无声息地死去，与往日唯一的不同就是飞来了很多蝴蝶，仿佛来与我爹告别，或是上天让它们来接我爹走。妈坐在葡萄藤下，戴副老花眼镜看报，眼睛看疲劳了，就坐在椅子上打盹。有一支竹笛声从街上飘来，不成调，断断续续的。吃中饭时，李佳走上去叫爹，一只白蝴蝶从我爹的脑门顶上飞起，摇摇晃晃犹如喝醉了样飞上天空。爹耳朵聋，李佳伸手拍爹的肩，爹的身体却朝旁边一歪，倒了。李佳大惊，忙对我大叫：“文兵，快来，爹的手冰凉的。”妈把手指放到爹的鼻孔前探索，既没进气，也没出气，鼻孔在四月的阳光下冷冰冰的，牡丹花却在一旁盛开。我九十五岁的爹，坐在四月里红灿灿的牡丹花前——那是他多年前亲手栽的，无疾而终。

李文华这次来，有军车送，但没有那么多军人陪了，不在职了，也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他和军花比大金先到。我妈看见李文华，就悲伤和感动地握着李文华的手，李文华拍着我妈的手背说：“伯母，节哀顺变。”这一天是四月里的一个阴天，太阳只是在早上现了下就不见了。两点多钟，一辆挂着深圳牌照的车停在门外，何家桃、郭香桃和郭承嗣及郭香桃的大儿子郭霆下了车，郭霆二十岁了，在郭承嗣开的酒店做事，他个头不高，矮矮壮壮，和郭承嗣轮换开车来的。郭承嗣去年在深圳的另一街区开了家大酒店，同时买了辆二手沃尔沃，他们一家人天不亮从深圳出发，开着银色的沃尔沃轿车飞奔而来。何家桃一下车就跪在棺材前哭，哭得很伤心。郭香桃和郭承嗣没哭，两姐弟与外公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白玉见郭承嗣一身笔挺的西装，一辆锃亮的沃尔沃停在院门外，走拢去拍了拍郭承嗣的肩，“发了啊你。”郭承嗣掏出软中华烟，递一支给何白玉，咧嘴笑道：“大哥抽烟。”郭承嗣胖了些，一脸生意人的精明相，再不是七十年代初那个剪个锅铲头，尖嘴猴腮说一口资兴土话、一双贼眼滴溜溜转的穷困青年了。在他脸上再找不到一点自卑和猥琐，见到的是大方、自信和能干汇集到一起产生的神采。他成了爹这支血脉里冒出来的第一个百万富翁。

何白玉简直有点嫉妒他，说：“没想到你几年工夫，就成大老板了。”郭承嗣说：“还不是大哥抬爱。”郭香桃在一旁说：“早几天我还跟承嗣说，当年不是白玉大哥留下他，写张纸条介绍他去农业机械厂学厨，他也不会干这一行。我弟有今天，真的要感谢你白玉大哥。”何白玉这人没心没肺，很好哄，随便两句话就能把身材高大的何白玉哄倒，他竟在爷爷的灵柩前大笑，这让他妈指责地横他一眼，“白玉，你发神经吧?”玉珍喝道。

三点钟，何大金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他只身来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几年后他死在贵阳，死于心脏病——那是他母亲家的遗传病。这位我爹当年的警卫营长被岁月那支无形的大军打垮了，秃了顶，背有些驼，脸上满脸的悲伤，就阴霾霾的，仿佛要下大雨了。大金见我爹的尸体已搁在火葬场送来的玻璃钢棺材里，便大叫一声“伯伯”，人就跪在棺材前。李文华对大金说：“大金，只等你看伯父最后一眼就盖棺了。”爹穿着干净的缎子寿衣，笔直地躺在棺材里，脸被火葬场的化妆师美化了，就不显得那么老，面色就安详、红润，犹如在午睡。大金看着棺材里的伯父，眼窝里的泪水扑沙沙地往外涌，哭道：“伯伯，侄儿是您养大的，您供侄儿读书，从小就教育侄儿，侄儿不孝，一天都没侍候过您，呜呜呜呜。”

五一是一早赶来的，等我发现他时，已站在我身旁。国庆和五一把大金拉开，棺材就轰然一声，盖上了。大家坐在院子里，空气十分凝重，一家人就在这种凝重的空气中呼吸和喘气。郭香桃看着棺材说：“我要搭帮外公，当年不是妈来找外公，外公又去找省领导，我现在可能还在资兴的小县城。”她说这话时满脸深情，“来的路上我想过，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就算我爸的‘右派’帽子摘了，最多是给我在资兴安排一个工作。”李文华看着脸色很好强的郭香桃，“你们当年是吃了不少苦，”他又望一眼郭承嗣，“但事物是辩证的，有时候坏事会变好事，正因为你们姐弟当年吃了那么多苦，所以就都能吃苦，能吃苦、舍得干才会有今天。”李文华又说：“不经历磨难，是做不成大事的。我常跟我的两个孩子说，不要只想着享受，拈轻怕重的人到头来都是一事无成。”大家望着李文华，郭香桃望一眼她母亲，也同意地点头说：“那倒是。”

天还是阴天，四月的气温还有点低。老奶奶仍穿着厚厚的衣裤，始终坐在棺材一旁。爹的死，恐怕对奶奶打击最大，这对母子，相处将近一个世纪，没想到先死的却是儿子。老奶奶没哭，人缩成一团坐在藤椅上，脸上的表情十分僵硬、凄婉。吃晚饭时，老奶奶和妈都不吃，我就舀两碗墨鱼汤，妈只喝几口就放下了，老奶奶一口也喝不进。李文华对老奶奶说：“您不能倒啊，老奶奶。”老奶奶说：“还什么倒不倒啊，早就是该死的人了。”

追悼会是在殡仪馆开的，规格很高，来了很多省、市领导，省长也大驾光临。省人大、省政协不但送了花圈，领导也全来了，都表情严肃地与我们握手，要我们节哀。另外，全国政协、中央民革也发来了唁电。省长的那篇悼词，听上去真有些让人不敢相信，好像我爹不但是起义将领，还是个名留青史、光明磊落的大功臣。这让我们傻了眼，仿佛是在追悼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老人，因为那篇颇为夸张的悼词里，我爹似乎不是国民党、而是多年前我党派他打进国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当然不是事实。追悼会上，另外还有一拨人，是李文军通知来的一些我爹的前部下，都是些八十岁上下的老人，来悼念他们的老军长，前后来了一百多人。他们听到扩音器里播出来的歌颂我爹的悼词时，脸上几乎都挂着肃穆的冷笑，甚至不满地小声议论起来。但是，当全体到会的人排着长龙向遗体告别时，他们却表现得相当恭敬，走到灵柩前脱帽，面对遗体深深地鞠躬。青山街上也来了很多心里一直就敬重我爹的老人，他们是自己来的，年纪大多七八十岁，少年时他们便觉得我爹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爹死了，他们就相邀着来送我爹一程。这些自愿来吊唁的老人走时对我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时，你爸爸是这个!”他们手中的大拇指都跷到天上，指着天，仿佛我爹是天。我为爹欣慰，忙代替我爹回答：“谢谢，您太过奖了。”

老奶奶是在八月里一个最热的日子里去世的。爹的死虽然不是直接导致她死的原因，却也是主要的。爹死后，老奶奶的精气神也随着儿子的去世泄了，开始说胡话，说我爹没死，是去打仗了。“他是团长，”老奶奶一脸神秘的样子说，望着我和我妈，仿佛是要向我和妈透露机密，“赵恒惕派他去打鄂军。”老奶奶的思想跌落在二三十年代。一只画眉鸟落在葡萄藤上叫，老奶奶却坐在客厅里唠叨过去，她对现在不感兴趣，今天吃什么，下一餐吃什么，她都不问，端给她，她就吃，不端给她，她也不要。有时候没人理她，她就伸出一只手摸索着走，腰勾得很厉害，像只受伤的老虾移动。老奶奶已不知冷暖了，六月份，我们都穿衬衫了，她还穿着棉袄。妈就帮老奶奶把棉袄和毛衣都脱掉，这才发现老奶奶的身体很干瘪，看上去像只老螳螂，仿佛伸手就能把老奶奶抓起来放到桌子上一样。何懿看见了，皱着眉头说：“老奶奶，您这么瘦啊?”老奶奶就对她的玄孙女说：“你老奶奶是快死的人，吃什么都不长肉。”何懿十岁，身高长到一米五了，长相既像国庆又像高小霞，圆圆的额头，长长的下巴，一双像高小霞的双眼皮眼睛，很大。老奶奶说：“何懿是个福相。”

街上声音嘈杂，汽车驶过的声音和人的叫骂声，青山街变成了长沙这片大工地上的一处小工地，整日是搭脚手架的声音和搅拌机搅拌水泥的声音。有人居然走来，问我们房子卖不卖。我说：“不卖。”那人大热天还打领带、穿长裤，实在有点装腔作势。那人掏出名片说：“我是宏达房地产公司的，如果你们卖，请您优先考虑我们宏达房地产公司。”出于礼貌，我接了名片。家里的葡萄藤上，落满灰尘，院子里也尽是灰尘，就连盛开的美人蕉和月季花瓣上也落了些灰尘。长沙成了一个尘土弥漫的世界，看不见蓝天了，天空永远是灰色的。一天，李文军和王玉珍来看老奶奶，在院子里站了五分钟，头上和肩上就落了灰尘。李佳拿条毛巾给王玉珍，王玉珍就拿毛巾打灰。老奶奶抓着王玉珍的手说：“你吃什么东西啊把你吃年轻了?”王玉珍说：“就是吃普通的饭菜。”老奶奶把王玉珍的手抓在手中，坐到客厅里，看着李文军，又开始回忆：“一九一一年，我和文兵他爷爷为逃避何家山的土匪，第一次来长沙时……”老脸上一片朦胧的热忱，就虚无飘渺的。

老奶奶等于是活着的死人，满嘴唠叨的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事，越说越远，连做姑娘时候的事也被她一件件回忆起来了。有天，老奶奶突然对我说起爹在世时从没人提及过的事：“解放那阵子，白崇禧想拉拢你爹，晓得你爹能打仗，有天把你爹叫去，要送你爹一箱黄金，你爹没敢要。你爹这人憨厚、耿直、不贪财，知道报恩，不会背叛器重他的人。昨天夜里，你爹在奶奶房里坐了很久，说他在阴间里与金林和金石团聚了。你爹告诉老奶奶说金石被锁起了，头发都白了。我问你爹，阴间里人也会老?你爹说金石在阴间造阎王爷的反。”老奶奶的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阴一句阳一句，听得我起鸡皮疙瘩。

八月份，长沙热得真像一只火炉，一家人都躲在空调房里。老奶奶不吹空调，她不觉得热，她仍然穿着绊扣的妇母装，坐在客厅里或坐在她自己房里，从老奶奶的窗户望出去，有一棵槐枝。那是生长在墙外的槐树，这两年这棵槐树又长高大了，枝叶从我们家的院墙外伸了进来。老奶奶说：“槐花可以吃，清火的。”这话当然是在阳历三四月份说的，那时槐树枝上开满一串串细小的白花。老奶奶死的那天中午，我走进她的房间，那张皱纹像蛛网一样密布的脸笑了下，笑完后老奶奶说：“文兵，给你爷爷搬张椅子，你爷爷在阴间住的地方很潮湿，患了风湿病，腿痛得厉害，要坐呢。”我知道老奶奶又在说鬼话，她又说：“文兵，你让一下，你挡了爷爷的路。”我困惑地移开一步，我身后除了墙壁，再没别的东西。李佳端着玉米粥送来，老奶奶只喝了两口就不喝了，说粥是苦的。

就是这天下午，老奶奶去世了。我死去整整三十年的爷爷克服了腿痛的毛病，从阴间赶来“接”她走了。我想老奶奶是自己要死，因为她这辈人早死光了，儿子这辈人也死光了，她觉得活着毫无意义了。那天上午，我爷爷来接她时，她没有拒绝，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亡夫。没有人为老奶奶的死流泪，老奶奶活了一百一十多岁，阳世上能活到她这个岁数的人确实不多。我打电话给国庆，还打电话给五一，他们只是“哦”了声。我问妈，是不是该打电话给李文华和何大金，妈摇头，“不要麻烦他们，前不久才来参加你爹的葬礼，告诉他们，他们不来又不好。以后再告诉他们吧。”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