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

老奶奶和爹妈都老了，我们这辈人也不小了。国庆、五一，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小青年，整日脸上笑呵呵的，说话好大一声，也不怕吵醒午睡中的老奶奶。两人都爱交友，家里来的人就都是国庆和五一的同学。国庆那时读高中，我们为国庆腾了间房，在楼上，房里挂着石膏像，摆着静物，他的几个画画的同学每天晚上都跑来画石膏像，一边画一边唱歌和说话，不到深夜十二点钟不走人。一到星期天，他们从上午画到傍晚，还要管饭吃，害得玉珍或李佳傍晚边上临时去肉店称肉。五一读初一，也好交友，还好打扮——爱好音乐的男孩都讲究形象，硬要把自己穿得干干净净才去学校。五一跟省歌舞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学了三年琴，已拉得对门曾家的哥哥都惊讶地跑来听了。他有几个喜欢音乐的同学时常来，提着小提琴或中提琴，甚至不惜把大提琴都扛来，一摆开架势就合乐，闹得青山街三号像某家剧团的后院。星期天不闹一天就不收场。这让老奶奶和张桂花毫不费力地联想到何正韬、胡麓山和张东魁，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那几个死于抗战中的后辈们也是在院子里合乐，只不过玩的是笛子、二胡、板胡一类的民乐。他们当时也是五一他们这般年纪。

这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灾年，先是周总理病逝，后是朱德委员长病逝，跟着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震死了二十几万处于睡眠中的人。人们还没有从地震的悲痛中醒过神来，九月九日，毛主席又病逝了。这让中国的老百姓一时无所适从。那些日子，长沙街上，到处都在为领袖的逝世开追悼会，哀乐充斥街头巷尾和各单位的上空。青山街广播站，每天早晨六点钟就放哀乐，一遍遍地放，哀乐犹如棒槌样不断地敲着晨睡的人们，把大家唤醒，好让一条街上的人哀悼领袖的去世。下午五点钟，哀乐又准时在广播里响起，重复播放，在每家每户的门窗上滚动，以致一条街上的人彼此见面都苦着脸，没人敢笑，因为毛主席死了。秀梅那段时间住回家了，她生气地告诉李佳说：“毛主席死了，他还要做那事，他对毛主席的爱是假爱。”秀梅说这话时表情十分生气，觉得肖楚公很虚伪，还很流氓。何秀梅在性生活上不是个热情的人，有点阴冷，常抵触丈夫不顾脸面地爬到她身上啃食。这事儿肖楚公曾在我们面前隐晦地说过，想要我们做秀梅的工作，让她尽妻子的义务。我们当然都没说，怕秀梅发脾气，因为秀梅这样的人是最不愿意别人晓得她的隐秘的。何秀梅身上的皮肉松弛了，尽管爱俏的天性让她还像年轻女孩子样打扮，但皮肤的衰老可不根据人的意志转移。声音也变老了，她的声音，过去唱《红梅赞》时又尖又清亮，歌声能冲破洗澡间的屋顶、穿透三毫米厚的窗玻璃，连坐在街口上乘凉耳背的老人都能听见。如今她说话，一听就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有点嘶，音域的扩散面也不大。

有一天，秀梅洗完澡走出来时脸上很沮丧，对玉珍和李佳说：“我发现我们都老了。”玉珍笑道：“你才发现?”秀梅说：“以前我不服老，现在不得不服老，洗澡时发现乳房下垂了，肚子上的肉也赘了，好难看的。”玉珍发出感慨说：“你停经没有?女人停了经就是做老人了。”秀梅不想具体回答这事，叹口气道：“我们这辈人完了。”

肖楚公来了，脸拉得很长，跟冬瓜样。肖楚公说：“秀梅，回去吧。”秀梅本来在客厅里坐得好好的，一看见肖楚公，脸色就淡下来，好像有阴云移动。“我要在自己家住几天。”肖楚公咧嘴说：“那是你家，这里是你娘家。”何秀梅把目光放到葡萄藤上，葡萄藤在九月里开始掉叶子了。一群小青年拥来，小提琴、中提琴、铜号、黑管摆满一桌，没几分钟，葡萄藤下就响起合乐声。五一歪着头，下巴夹着小提琴，一脸骄傲地拉起了琴。爹慌忙走出来制止孙子们合乐。五一不愿意遵守大人们所顾忌的事说：“爷爷，毛主席已经死了十几天了，追悼会都开完了。”话是这么说，五一他们还是不敢拉琴了，坐在一起说话，等爷爷一离开，他们就拉低沉、忧伤的乐曲。秀梅不理肖楚公，一脸姑奶奶相坐在院子一隅看小青年拉琴，腿上坐着在她身上撒娇撒惯了的侄孙女，直到肖楚公不悦地悄然离去，她才松一口气的模样。玉珍瞧着秀梅问：“你又跟他闹别扭?”秀梅道：“不结婚多好?男人都自以为是，以为女人离不开他们，我就是要让他认识到，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玉珍一听秀梅这么说，就清楚她与肖楚公又不和了。何娟问：“姑奶奶，什么叫附属品?”何娟读小学三年级，长得像极了她的奶奶王玉珍，瓜子脸儿，一双眼睛大而明亮，总是有问题从她红嘟嘟的嘴里飙出来。秀梅这么解释道：“附属品就是没用的东西。你长大了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懂吗?”何娟满脸憧憬地说：“姑奶奶，我要成为武则天。”秀梅开心地笑了，觉得自己讲的一个个巾帼英雄的故事在侄孙女的心田上发芽了，迟早有一天会长成大树的，就欢喜道：“好的，姑奶奶等着这一天。”

有一天，很久没来了的李文军，突然出现在门口，穿一身被太阳晒白了的旧工作服。李文军在土方队挑土，脸晒得黑黑的，胡子拉碴且有白胡子了。院子里，五一和他的几个同学正在合奏《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僧人在后院打扫院落，爹站在后院跟僧人说话，妈和张婶婶在奶奶的房间里。李文军望着我说：“毛主席死了，你是大学老师，你说中国会变吗?”我说：“变什么?”李文军神秘的样子说：“我们土方队里有个教授，搞哲学的，他说政策肯定会变。”大哥感兴趣地瞧着他，“会怎么变?”李文军的脸上有很多向往，这是一张被长期压迫在社会底层、因而变得阴郁、反抗和讥诮一切的脸，——这张脸上有很多不平，也就有很多刚毅，岁月这只巨大的苍蝇拍居然没把他拍死，也算他命硬。不知他是受谁的影响，此刻，这只超级大苍蝇一脸忧国忧民地说：“天天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社会怎么发展?”李文军的脸上确实有很多困惑，还有很多不甘，我想肯定是那个搞哲学的教授让他深入地想过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说：“文军，你是右派，可别再犯错误。”大哥看着自己新绣的一幅百鸟图，边玩着手中的老花眼镜，觑一眼拉琴的中学生，“世界是他们的了，文军。”李文军淡淡一笑，笑声平静，但表情却有些愤慨，说：“我有时候想，我真他妈的一世窝囊，好像生下来就是遭人看不起的。”李文军是大哥唯一的朋友，大哥隔了几分钟才冷冷地对李文军说：“关键是要看得起自己，别人怎么看那倒无所谓。”

就是李文军在我们家吃饭和说怪话的那天，文化大革命中在党中央盘踞很高职位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打成“四人帮”，锒铛入狱了。这无异于平地一声雷，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指示的中央首长，居然是反党集团。原来毛主席的身边隐藏着这么多坏人，让人看了报后不禁瞠目结舌!没两天，李文军又跑来，拿着报纸，兴奋地说：“胜武，我没说错吧?那个哲学教授说，中国要变了。”一家人都坐下来讨论李文军抛出的话题，表情都很严肃，也都很期待，说话却很谨慎。爹说：“文军，你最要注意，在外面不要乱猜测、乱说话。”爹望一眼我和大哥，扫一眼后院，后院里，僧人大叔正在打扫院落，“你们要学他，少出门，出门是惹祸，在家是避祸。”僧人住在青山街三号的这几年里，几乎没出过门。那天白玉也在，白玉开玩笑道：“爷爷，您不是要我们都去当和尚吧?”爹板着脸说：“爷爷要你注意自己的言行。”秀梅发表自己的看法说：“爹，‘四人帮’都粉碎了，还有什么让人怕的?”爹不再说什么，大家就议论起别的事来。

爹看着国庆的同学坐在他做的椅子上画画，看着五一的同学坐在他做的椅子上拉琴，就像死去的爷爷样，脸上透着高兴。“我的椅子做得结实，”爹说，“一辈子都坐不烂。”妈退休了，张婶婶老了，手上的力气也小了，提不动东西，妈就接过篮子，上街买菜买油了。老奶奶的牙齿不行了，妈买来陶钵，给老奶奶熬稀饭，菜也要李佳往烂里煮，这让国庆和五一很有意见，妈就解释：“老奶奶吃不得硬东西。”妈从张桂花手里一点一点地接过这个家，开始持家了，吃什么菜都由妈安排。妈成了家里的“总理”，爹、老奶奶和张桂花都不管事了。来了客，爹和老奶奶、张桂花都不出来打招呼，因为来者基本上与他们无关。老奶奶和张桂花基本上是在自己房里，如果有太阳，两个老女人便坐到院子里晒晒太阳。爹把他的木匠工具从前院挪到了后院，因为五一的同学一来，就把前院占了。爹也不是天天做木匠活，因为没人需要他做，爹是闲得慌，又有点精力过剩，自己要做。爹的手性比爷爷好，干活又细心，像学中央文件样，做出来的椅子自然比爷爷当年做的椅子扎实。爹陆续给韩家、曾家和刘家做了几张靠背椅，那几家人很感激，逢人便说这是何将军亲手做的靠背椅。

何娟是这个家庭的喜鹊，大家都喜欢她，就连国庆和五一这两个小霸王也对长大了要当穆桂英的小侄女格外友善。李佳要五一干什么事，五一赖着不动，何娟一开口，五一便会动起来。国庆也一样，何娟说：“大叔，帮我把那衣服取下来。”国庆就站起身替她取衣服。何娟很乖，能讨得任何人的欢心。班主任老师让她当班长，音乐老师要她学跳舞，美术老师想要她学画画，体育老师很用心地教她打乒乓球，每个学期都有各种各样的奖状拿回来——不像她父亲，当年跑来告她父亲状的人门都挤烂，也比小时候的家桃和秀梅讨人喜欢。她叫我妈老奶奶，虽然我妈与她事实上没任何血缘关系，但妈却喜欢她。妈对玉珍说：“你这孙女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要好生培养。”

春节来了，像个臃肿的女人捧着一大包伤感来了。老奶奶病了，发着高烧，说着胡话。家里很紧张，都静待着老奶奶身体康复。何秀梅今年春节竟是在家里过，大年三十那天，妈见何秀梅一点也没要走的意思，问她：“你不回他家过年?”何秀梅懒懒地答：“不去。”从大年初一到初三，没一个人来我们家拜年。岳母回赣南了，她哥哥的孙子年前来过长沙，岳母就想回老家看看。李佳带着国庆陪她母亲去了赣南。国庆很高兴陪妈和外婆去赣南，他背着画夹子，其目的是要画赣南的农民。何娟去她母亲家过年了。何白玉与小向的矛盾越来越深，过年这几天他都是一个人来，板着张胡子都懒得刮的脸。白玉如今在农业厅下属的一家单位，成了个一般办事员，脸上就没有从前那种不可一世的狂妄和轻佻。初三这天，大嫂见他又是一个人，便看着他说：“白玉，你跟小向只怕走不到头吧?”白玉看一眼他妈道：“有可能。”他妈说：“她过年都不来了。”白玉淡淡道：“她偷人。”这事白玉早跟我们说过，他妈正色道：“小向承认了?”白玉说：“她不承认。”秀梅讥讽道：“你这是得了报应。”白玉觑一眼姑妈，嘲讽说：“姑妈，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秀梅激动了，眼睛一瞪，身上就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姑妈哪里不好?姑妈活得堂堂正正，你说姑妈哪里不好?”白玉见他姑妈像一只发怒的母狮，忙起身说“我怕了你”，饭也不吃，夺门而逃。

初七那天，郭承嗣眼睛红红地走进院子，一来就告诉大家，他父亲郭铁城于大年初一死在床上，死前连叫三声“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脚一蹬，就看见一股白气从他父亲的脑门顶上缓缓冒出来，他妈拿枕巾去捂那冒气的脑门，但没用，那天下午他父亲就咽气了。我们听着他说，嘴里虽然没说，心里却都怪郭铁城把家桃害苦了，家桃若不是嫁给他，会受这么多苦?所以听完郭承嗣的描述，就连身为郭承嗣外公的爹，脸上都表现得出奇的冷淡。郭承嗣也因其父的缘故，吃了不少苦头。他谈过几次女友，都因他父亲是“右派”而吹了，都是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郭承嗣在长沙生活了五年，身上、脸上那种土气和见人矮三分的“右派”子女的可怜相都被长沙的时髦之风刮走了，如今他很像个长沙青年，说的也是一口长沙话，结果我们发现他其实长得很帅。一双少年时代因遭人嫌、因而目光有些怯弱和躲闪的眼睛，其实长得很漂亮，不但轮廓分明、俊逸，且炯炯有神。假如他父亲不是“右派”，他十次婚都结了。郭承嗣热衷于替他人办酒掌勺，好把菜谱上的菜实践到餐桌上，也许是童年时代的影响，他有当下人的癖好，乐意站在一旁瞧着一桌人吃他亲手炒的菜，一边听吃客表扬。郭承嗣人其实相当聪慧，又肯钻，厨艺水平很高了，什么菜经他一炒，保证味道就不一样。下午，五一的同学拥进院子，谱架支起来，几个孩子就在光秃秃的葡萄架下拉琴，琴声如水一样朝四处漫开，漫到青山街上，让一些路人不肯离去地站在门前看。大哥坐在客厅，对着窗户，一边绣老虎一边听孩子们拉琴。

这年八月中旬一个燠热的上午，爹穿着白汗衫坐在客厅里吹电风扇，一封大学录取通知单被一个满脸脏胡子的邮递员送来了，爹签的收，拆开一看，是孙儿何国庆成了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大学生。爹很高兴，他的孙辈里，竟出了两个大学生。第一个是他的外孙女郭香桃，考得很好，却进不了大学的门槛，爹亲自找人，这问题才得以解决。还在一九七七年，终止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郭香桃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但这并不能阻挡郭香桃的求知欲望，她通过初中老师，弄来全套高中课本，在家自学。去年，装着一肚子高中知识，又在县卫生局做了几年临时工的郭香桃，在资兴县考了头名。然而政审时，她的档案没大学敢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曾被大肆渲染的家庭出身的余毒还让人心悸，两个“右派”的履历表使她的前途显得尤为黯淡。一个星期三的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敲门声把全家人都吵醒了。李佳去开的门，来者是家桃。这一次她来得匆忙，也来得憔悴，满脸的怨恨和焦虑，恨不得为自己的女儿去死，只要能让女儿上大学。家桃一跨进青山街三号就哭，眼泪鼻涕甩了一客厅，让看着她哭的人不得不躲开。她哭得肩膀一抖一抖地说：“爹，这是唯一一次可以改变香桃命运的机会，不抓住，香桃这辈子真完了。”

郭香桃于三年前与资兴县的那个公安干部结了婚，生了个儿子，取名何霆，正一岁多，离不开母亲，就没来。爹一生从没求过人，但为了他外孙女的前途，爹放下清高的老脸，出面找了省里管文教的领导，碰巧省里管文教的领导是当年在长沙策划起义的一名地下党，与我爹熟，交谈中他告诉我爹，他叔叔曾是我爹的一名连长。爹很宽厚地问：“你叔叔叫什么名字?”管文教的省领导说：“我叔叔叫杜国民。”爹不用想就记得这个杜国民，杜国民身材高大，做过爹的警卫，后来爹把杜国民放到大哥的营里当连长。爹说：“你叔叔杜国民于一九四四年战死在长沙第四次会战中。”省领导当然知道，见我爹回答得不假思索，这足以证明我爹心里装着他战死多年的叔叔，就很热情地把我爹带到省教育厅，指着我爹说：“这位是当年长沙抗战时的一员虎将，后跟随程潜将军起义，曾经是省政协前副主席，他的外孙女郭香桃于恢复高考中考得很不错，想学医，你们考虑一下。”这只能证明郭香桃命好，假如她没有一个像我爹这样的外公，那两顶重如泰山的“右派”帽子，会把她压在大学门外，让她的下半辈子也要愤恨命运的不公。她被补录进湖南医学院，成了女大学生。

我大姐又重新住回青山街三号，因为她的女儿在长沙读大学，她儿子郭承嗣在农业机械厂的食堂里做临时工，而她婆婆和丈夫却于这两年相继离开了人世。她必须逃离那片凄苦的伤心之地，那里的一切，对她都是地狱!我大姐尽管才五十岁，但命运这只大手把她按在社会的最底层整整打压了二十年，让她吃足了苦受尽了难，还是把她放了，因为她太顽强了，不但没死，还把女儿和儿子带出了苦难，就连老天爷都不愿进一步打压她了。有天，她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对她竖起大拇指说：“你算厉害的，佩服。”

大姐把这个梦说给一家人听，一家人都觉得大姐肯定要苦尽甘来了。过了两天，爹看报纸，报上说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摘帽，爹把报纸给大姐看。大姐举着那张报纸看了五遍，手哆嗦着，生怕这报道是假的，疑惑满腔地问“这未必是真的”?自从一九五七年冬，大姐随公公和丈夫走进资兴县城那间狭窄、阴暗、潮湿和破败的房子起，她就在等这一天!她曾对丈夫说“会搞清的，这只是暂时的”，但她等这一天却等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里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被多少人唾弃又被多少人欺辱啊?!要知道，当年她为弄几个油米钱，织毛衣织到夤夜，而剥花生壳剥得八个手指头都起了茧——仅仅只是为了能挣点钱给香桃或承嗣买支铅笔或买个作业本。正当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被她全部埋葬时，这一天却在她意料之外突然而至。她那颗早已习惯吃苦、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喜事光顾她、因而坚如磐石的心反倒被彻底击碎了。那天晚上，半夜里青山街三号飘荡着她的哭声，她在哭自己和哭丈夫——那个在厄运的打击下惭愧地死去的男人。爹、妈和我、秀梅、玉珍都走出房间，一听是大姐房里传出的啜泣声，都感慨万千。爹说：“让她哭吧。”

伤痛的哭声直到凌晨四点钟才终止。早晨，大姐的两只眼睛肿得像两颗核桃。她没吃早饭，只是随便梳了下花白的头发，就拿着那张报纸出了门。她去被褥厂和油漆厂找领导，她公公是在被褥厂打成“右派”的，她丈夫是在油漆厂划成“右派”的，她去讨还公道。傍晚时，她回来，一双脚二十年里从来没有这么轻快过，身体也轻松了，因为背在她身上压了她整整二十年的包袱总算卸掉了。她告诉我们，被褥厂和油漆厂的干部都认真地接待她，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被褥厂的领导决定就这几天将郭宅腾出来还给她。一家人都为大姐高兴，大姐说她明天要去资兴迁户口，油漆厂答应郭承嗣顶父亲郭铁城的职。李佳买来葡萄酒，打电话把郭承嗣叫来，郭承嗣第一次以扬眉吐气的模样显身了，脸上的笑容是爽快的，说话的声音也很响亮。老奶奶拉着他的手道：“这下好了。”

从不喝酒的家桃，那天喝起酒来，母子俩喝醉了。喝醉酒后，郭承嗣竟唱起了歌，大家才发现这个每次来青山街三号都蔫着脸、坐在一隅看着大家开心的郭承嗣，原来有一副极好的歌喉，音域宽广极了，把韩家和曾家的人都震撼了，站在门前听他唱歌。一家人都为他们母子高兴。第二天母子俩去了资兴，再回来就不住青山街，搬回了阔别多年的郭宅，边忙着请人粉刷被被褥厂的职工损坏的墙壁，边整饬门窗，翻新地板，这样忙了几个月。一天，母子仨来了，脸上都飘浮着喜气。郭香桃简直就是家桃年轻时候的翻版，那笑容、表情、眼神、做派，就连秀梅也说香桃像当年的家桃，唯一不同的是口音，假如把口音也变过来的话，世界就轮回了。爹的脸上也透着喜气，说：“你们一家总算渡过苦难了。”

八月份，知了在院落外的槐树上拼命地叫，仿佛在哀叹夏天即将逝去，葡萄藤上结满了葡萄。那年的葡萄结得特别多，吃过饭一家人就坐在客厅吃葡萄，就连最爱吃葡萄的何娟也吃得不想吃了。家桃就笑，那笑容让我们的记忆从时间隧道里钻进去，隐约捕捉到她当年的一点影子。家桃说何娟：“她真像玉珍。”玉珍说：“就是调皮，成绩还是好。”秀梅插话道：“成绩要最好，不然姑奶奶不给你讲故事。”就是那几天，爹从那个满脸脏胡子的邮递员手上接了何国庆的录取通知书，家里好事连连，一桩接一桩，爹脸上就透着喜悦。这么些年里，爹总是谨慎做人，从不唱歌的爹那天竟在妈面前哼唱京戏《甘洒热血写春秋》：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李文军在我爹哼京戏时走进客厅，感到诧异，因为他从没见我爹唱过歌。李文军身上的“右派”帽子也摘了，又成了医院副院长，剪着平头，穿一件短袖白衬衣，胡子也刮了，人就精神。爹对他说：“社会变了。”李文军比我爹敏感，消息也比我爹灵通，说：“再不变也不行了，报纸上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要搞经济改革了。”傍晚，秀梅和家桃出现在门口，秀梅见她姐模样太老太土，就带着家桃去南门口的理发店把一头白发染成黑发，还修剪了下。两姊妹回来时，我们感觉家桃变年轻了。爹把国庆的录取通知书给她们两姊妹看，家桃说：“我们家又出了个大学生。”

多少年里，家桃是把自己看成郭家媳妇的，现在她完成了郭家媳妇的使命，又回归何家了。过了几天，国庆的几个同学来了，他们有的跟国庆一样考取了大学，有的名落孙山，但还是在我们家热闹了一番。白玉、香桃、承嗣也被我叫来，都为国庆考上大学举起杯庆祝。那年月考上大学，有点像古代人中了举，一家人的脸上都透着喜气。何娟说：“我也要读大学。”何娟十分聪明，一点也不像白玉，读书根本不费劲，拿回的成绩单不是一百分也是九十九分。爹非常喜欢这个重孙女，说：“我何娟就是有志气。”一家人都笑，只有白玉淡然道：“小小年龄就学会吹牛了。”何娟对她爹吐下舌头，一扭脸，走开了。白玉看着郭承嗣问：“找对象没有?”郭承嗣声音爽朗地回答道：“还没有，也不急。”家桃看着儿子说：“你不急妈急，趁妈还能动，你早点结婚，妈也好早点抱孙子。”郭承嗣无所谓地一笑，香桃特别提醒弟弟说：“要找自己喜欢的，你现在不再是右派崽子了。”

六十七

这年冬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们也感觉街上和报纸上的政治氛围不像过去那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说话就不像“文革”中那样，左瞧右看思前顾后了。过了年，下了场春雪，那场春雪化净后，改革开放的窗户竟开到了家门口。曾家是青山街上搞“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曾家有个儿子，因打群架劳改过，早两年释放出来后，一直没安排工作。有天，他突然把自己家的窗户撬下来，往横扩充半米，买来水泥和石灰，重新弄了下，用黑油漆在石灰墙上写下“青山街食品店”六个不太工整的字。他借辆板车，拖来烟酒酱油味精盐和一些食品。从此，五一上街买盐和酱油的工作，就近解决了。以前，五一得跑到书院路的向东食品店买盐，再跑到沙河街的酱园买酱油，现在无须跑了，菜还在锅里，李佳可以快走几步，把酱油买回家，继续炒菜。何娟爱吃姜和话梅，也用不着上书院路的向东食品店，就到曾家人的手上买。跟着，韩家开起了炒货店。韩家的男人一直在一家食品店工作，其工作就是炒瓜子、花生和蚕豆。先一年，他正好退休，他老伴当年一直是家庭妇女，身体又不好，吃药把家里的钱吃光了。韩家见曾家的食品店生意挺好，连街道办事处的几个干部和干部家属都上曾家买酒喝买烟抽，韩家男人便和老伴开起了炒货店。你想吃瓜子、花生、蚕豆一类的食品，径直走进韩家称几斤就是，吃完，还想吃，即使是半夜，也可以去敲韩家的门。离青山街不远的南门口、黄兴路一带也有人打街了，于盛夏里推着三轮车，三轮车上挂着衣服或鞋袜，沿街叫卖，有的青年还手握电喇叭吆喝，把行人叫到摊子前，“便宜啊便宜啊，走过路过莫错过啊。”一年前，一过晚上八点钟，南门口一带就冷清了，如今，晚上十点都过了，那一带仍热火朝天，仿佛才断黑。有天，我和李佳看完一场电影回家，对爹说：“街上还很热闹，小商小贩占据着街头巷尾叫卖。爹，看来中央真的在提倡改革开放。”爹问：“没人管?”我把目光投向院子外的曾家和韩家，“谁管他们了?”爹挠挠头皮，有头皮屑飘下来，说：“真的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秋天的一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在门前停下，何陕北下车，缓步走进来。他仍着灰色中山装——这一年，很多干部为显示自己紧跟社会形势，开始穿西装、打领带了。他还是那么胖，因胖，脸很圆，眼睑上也多了层肉，就感觉眼皮很厚。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平反昭雪了，省委准备下星期为他父亲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陕北说：“我父亲的灵魂能得到安息了。”但感觉上，陕北好像不那么欣慰，他脸上胡子没刮，目光也有些散漫、疲惫。那个精气神蓄于一身、说话颐指气使的陕北，好像只能到记忆里去找了。爹陪他坐着，他有些心不在焉，对大哥的画赞赏几句，大哥正应刘家男人的请求，给人家画牡丹花。陕北走后，爹看着陕北的背影说：“陕北人不痛快。”大哥说：“他是造反派干部，没把他拉下来，那是他父亲积的阴德。”爹见僧人在打扫后院，就知道僧人已念完经，便去告诉僧人。

这一年，在日本已是淘汰的产品，单喇叭或双喇叭收录机涌到了长沙街上，一些年轻人就穿着喇叭裤，拎着这种收录机在街上游神一般晃荡，声音拎得很大，可不是放“文革”歌曲，而是放优美的舞曲或邓丽君那甜言蜜语似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美酒加咖啡》等等。大家听惯了“文革”中杀气腾腾的歌，诸如《东风吹，战鼓擂》或《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一类，邓丽君的歌声听起来就十分轻柔、缠绵和令人动情。公共汽车上的人听着邓丽君唱：“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添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就颇有同感地彼此相望，有年轻点的人便跟着收录机哼唱。这年的长沙，已没人再唱样板戏和“文革”歌曲了，磁带突然不知从哪个渠道涌来，充斥在街头巷尾的摊子上，要长沙市民“喝完了这杯，再添点小菜”，当然让人感觉新鲜、亲切和兴奋。街还是六七十年代的街，房子也大多是六七十年代建的房子，但六七十年代里那种令人紧张、彼此防范的政治空气，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走进长沙街头时，就真的没有了。女人们不再穿单调、朴素得没有女性气息的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上身了。男人们早脱下已穿厌的假军装或蓝工作服，穿西装，很张扬的喇叭裤也出现在年轻人的腿上。一些不怕出丑的青年男女，兴致来了，将收录机往街头一放，当众快乐地搂在一起跳交谊舞，就有花花绿绿的生命的感觉，仿佛春天在大地上热情地涌动。

星期天，郭承嗣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穿着灰色喇叭裤和一件白夹克，头发烫成卷发，时髦得像长沙街头的小青年。他带了个女朋友来给他外公和舅舅、舅妈们过目，说：“小范，糖果饼干厂的。”小范长一张苹果形状的脸，小小的眼、嘴唇也小而薄，皮肤很白，长得很甜，身上似乎有饼干香味儿。家桃那天也在这里，她一见小范就喜欢，表扬说：“你们俩有夫妻相。”小范脸红了，瞟着未来的婆婆。郭承嗣欣喜地掏出飞马烟，点上，叼着。秀梅回来，看见郭承嗣穿着裤口很大的喇叭裤，皱起眉头说：“你不要穿喇叭裤。”郭承嗣说：“姨，我们厂里的年轻人都穿喇叭裤呢。”何秀梅的思想还没改过来，她还是觉得中山装和工作服好看，说：“你这身打扮不像工人，像社会上的人。”郭承嗣感到姨的思想落后了，他懒得跟姨争辩地一笑，把目光放到小范脸上，小范却看着门外。门外是金灿灿的太阳。有邓丽君的歌曲从曾家的店子里很柔情地飘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老奶奶这些日子嗜睡，吃过早饭总要睡两个小时，老奶奶听张桂花说郭承嗣带着对象来了，就起床。老奶奶抓着小范的手，仔细打量着小范说：“多年轻啊。”老奶奶老得背都弯了，穿着黑毛衣，那模样像是给小范行大礼，小范就很不好意思。

不几天，国庆也穿着喇叭裤回来了。他拿着我给的钱自己上街买的，一个背头、一个画夹子，脸上还戴副墨镜。这让秀梅想起老电影里上海滩的二流子，就又皱起眉头说：“好样子不学。”国庆懒得理他姑妈，直接进了房间。有天，何秀梅从街上回来，见何五一腿上一条浅蓝色喇叭裤，穿一件黑毛衣，修长的身材伫立在夕阳下拉着小提琴练习曲，偏着头，弓在他手腕下迅速地跳跃，那么年轻，姿势那么优美，她心里不由得赞叹一声“他真帅”。那一刻，秀梅承认她老得落伍了，思想没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元旦，一场鹅毛大雪把人们带进了心情舒畅的八十年代。早晨大嫂打开门，院子里白皑皑的，大嫂高兴地叫道：“好大的雪呀。”一家人都听见大嫂这么说，就陆续起床。国庆一见如此大的雪，背起油画箱出去画雪景了。五一背了会儿英语单词，便站在客厅里拉琴。五一这两年长个子长得快，身高竟长到一米七九，比他哥还高出两公分，脚也比国庆的大，要穿四十五码的鞋。谁也没想到五一会长得这么英俊，既不像我，也不像他妈，却把我和李佳身上的优点都掠走了，还把他奶奶年轻时候有过的美丽皆占为己有。何家的男人都是长脸，他却长一张皮肤白净的国字脸，鼻梁挺拔，嘴唇轮廓分明——少年时他这张嘴略偏大，现在这张嘴大小正好，嘴角略有点上翘，挂点微笑，且极为红润，一看就是个激情澎湃的帅小伙子。一双极漂亮的双眼皮眼睛，眼眸黑亮、目光清冽，带点凉意，又含几分柔情，还有些俏皮。这样的眼睛，看一眼女孩，对那女孩都是万劫不复的灾难，因为那女孩心里除了他，从此再不会装第二个男人了。不但他姑妈——一度拥有足足一个排的追求者的前超级美女何秀梅承认“他真帅”，就连天真、聪慧的何娟，也对所有的人宣称：她小叔叔是全世界最英俊的青年。何五一对这些赞美充耳不闻，就跟当年他姑妈何秀梅面对一个个追求者心烦样，他烦躁那么多女人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打量他，对他笑、讨好他，不收他的钱。初春的一天，他从他妈手上拿了钱去服装店买西服，服装店的女老板硬是不要他的钱，衣服白送给他，只希望他下次买衣服时再光临她的店。何五一摸着脑袋想，是不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来了?

何五一不久就明白不是共产主义来了，是他太迷人了。告诉他的是他的小提琴老师。五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拎着琴兴味盎然地去省歌舞团，首席小提琴老师脸色不怎么好看地对他说：“五一，你以后不要来了。”何五一吃惊地望着老师，不知道老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老师却醋意大发地道：“我老婆说你太危险了。”五一不懂地看着老师，老师憋了很一气，终于忍不住道出他苦恼的缘由：“我老婆说你越长越迷人，太迷人了。”何五一觉得这不是他的责任，错在他老婆心术不正，他拉琴时他老婆确实站在一隅一动不动，饭也忘了做，母老虎似的盯着他。他没打算为自己辩解。好在他的琴拉得与老师不相上下了，他决定考音乐学院，去进一步深造。

那段时间，有个女孩子经常来找他。是他的同学，叫徐丽，身材苗条，人长得要好漂亮就有好漂亮，一家人都觉得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可是五一就是不理她。她来了，五一不是低着头拉琴，就是坐在桌前看书，好像她不是来找他的。李佳说：“你同学来了，五一。”五一头也不抬，仍然干自己的事。这对徐丽的自尊心无疑是个挑战，连最不爱多事的玉珍也批评五一不该不理人，五一却说：“我又没要她来。”这话当然是徐丽走后说的。大家都觉得五一把那个女同学彻底得罪了，可是过不了几天，徐丽又出现在家门前，笑眯眯的，仿佛没发生那样的事一样。五一还是不理她，看见她，转身进了房间。徐丽愣在桃树下，脸上的笑容也在一点点凝固。就连冷若冰霜的何秀梅都看不过去，指责五一太傲慢。又过几天，徐丽又燕子一样飞落到葡萄棚下，穿着她母亲出差到上海买来的连衣裙，刘海烫成波浪，满以为五一会看她一眼，可是五一连他的房门都没迈出来。还有个女孩，长得也算漂亮，是我们街上的，只要五一站在葡萄架下拉琴，她必定站在门外看，李佳上去请，她也不敢进来。翌日，同一个时刻，五一拉琴，她又默默地站在门外盯着，只希望五一回过头望她一眼。五一从没看过她一眼。有天，李佳见这姑娘如此胆怯又如此痴情，就走上去拉她，想请她进客厅坐坐。五一听到他妈说话，停止拉琴，冷冷地叫声“妈”，那姑娘一听声音不对，冷得像冰水，自卑地逃走了。

那年四月，爹在《湖南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报道，各地于“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寺庙，正一一开始修缮。爹把这篇报道给僧人看，僧人看了，默然良久，吁一口长气说：“我该回寺院了。”僧人大叔在我们家后院自我修行的这十年里，家里人都在变老，唯独他一点也没变，似乎比十年前他一身破袈裟步入青山街三号时还年轻几岁。他面色和善，满脸红光，皱纹不但没加深，反倒浅些了似的。这十年的时光把国庆和五一变成了精壮的青年，把何娟变成了聪明伶俐的少女，把我妈和大哥、大嫂变成了老年人，唯独在我僧人大叔身上，时间似乎不但没往前走，反而还向后退了两步。爹劝僧人弟弟留下说：“寺庙你就别去了。”僧人凝神默想了下，指着报纸上所写的某某寺院说：“我就是这座寺院的住持。”爹懊恼道：“我真不该把这份报纸拿给你看。”僧人没说话，继续打扫后院。

那天晚上，僧人大叔似乎睡得很早。第二天，他该做斋饭的时候，居然没有动静，爹走上去敲门，门是虚掩的，一推开，桌上只留了张便条，用毛笔写道：“老僧走了，勿念。”没有第二句话。爹看房里，僧人经常捧读的几本经书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僧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是半夜还是凌晨。其实爹是留了心的，但僧人走得太悄无声息了，以致爹连一丝动静也没听见。那段时间，爹开始呈现耳背的征兆了，你说话得加大音量，不然爹听不清楚。爹把这张便条给老奶奶看，老奶奶攥着僧人留的便条，漠然地点头说：“随他去吧。”

当天上午，爹打电话告诉了侄儿大金，大金在电话那头答：“知道了。”我大叔净空僧人在我们家住的这十年，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尽管他的围棋下得好，象棋也下得十分出色，但那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且后来也没人找他下棋了。自从他早几年先后五次把那个满心欢喜地跑来学棋的八段高手下得汗流浃背后，就连好学和好胜之心兼而有之的李文军，也不找僧人下棋了，因为结果是预先知晓的，下棋只是朝着那个不可更改的结果再一次旅行而已。僧人的存在和消失，对我们家没什么影响，因为没人找他下棋后，他便把自己摆在不惹人注目的位置，一旦你注意他，他会起身，从你眼里消失。爹妈把他的“禅房”留到第二年夏天，断定他不会再回来，就又把这间房变成杂屋，爹把新做的椅子放进去，又把家里不用又舍不得扔弃的东西堆放到这间房里。

八月里一个与去年和前年同样燠热的日子，知了一早在葡萄枝上叫，把一家人叫醒了。老奶奶爬起床，坐到客厅里有过堂风的地方，念叨着什么。太阳十分明亮地照在院子里，墙壁也被太阳照得耀眼。上午九点钟，那个曾经给何国庆送录取通知书的一脸脏胡子的邮递员又笑呵呵地来了，叫道：“何五一签收。”五一当时还躺在床上，听到邮递员叫他的名字，一蹦就起床了，还穿着背心和短裤。五一签了名，邮递员退出去后，五一撕开信封，是武汉音乐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老奶奶笑了，笑得嘴呈现着一个黑洞。老奶奶嘴里的牙齿掉得差不多了，嘴瘪了。“我们家又出了个大学生。”老奶奶说着，手握成高兴的拳头，使劲一挥，“桂花，给五一泡杯茶。”五一不好意思道：“老奶奶，你搞反了。”老奶奶说：“你是大学生了啊。”妈走出来看五一的录取通知书，说：“武汉音乐学院是个好大学。”听妈的口气，好像妈在武汉音乐学院上过学，其实妈连武汉音乐学院在武汉的哪一方也不知道。张桂花还真的给五一这个晚辈倒了杯凉茶，端给五一喝。这是她在我们家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天，张桂花婶婶很高兴，仿佛是她的孙儿考取大学，对于这个在我们家生活了一辈子的河南女人来说，五一不但是她的孙子，还是个世人公认的美男子。所以她为这个美男子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兴高采烈，就决定上街去买五一爱吃的菜。张桂花在我们家做了多年厨师兼采买，当然晓得五一从小就爱吃红辣椒炒火焙鱼。她很欢喜地换上一件蓝绸子短袖衫，穿上一双鞋底的齿纹磨得很光的黑胶底布鞋，去菜市场买火焙鱼，好让我大嫂或李佳炒一盘香喷喷的火焙鱼给五一吃。她出门时，大家正为五一考取大学而高兴，等到老奶奶嘶哑着喉咙叫她，才发现张桂花婶婶早不在家了。中午到了，还不见她回来。一家人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她的身影，吃饭时就给她留了些菜。下午天热得不行，没有人出门，爹也只在后院锯了半个小时木头就热得坐在客厅里喘气。

傍晚，等太阳一离开地面，李佳就往前后院子的地上泼井水，井水比自来水凉些。夏天天黑得晚，七点钟了，天上还有一抹余晖。张桂花仍没回来，一家人都有点急，饭菜做好了，都等着张桂花婶婶回家吃饭。“她能去哪里呢?”老奶奶问。这时，就见一个年轻男人骑着单车飞奔而来，大声问：“这里是何家吗?”爹答：“是何家。”年轻男人说：“一个叫张桂花的女人摔了一跤，现在在三医院。她醒了，医院要我通知你们一声。”

张桂花婶婶是一个星期后死的，她死亡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都不清楚。我和妈、李佳赶到时，张婶婶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妈握着张桂花的手，她的手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却十分冰凉，这让妈一惊。张桂花说：“我不小心，溜了一跤，害你们担心了。”张桂花婶婶虽然有一个兵团司令的儿子，但这并不妨碍她是个十分自谦的女人，一生里总是替别人着想，生怕自己的不是给别人带来麻烦。妈说：“你没回来，真让我们担心你。”张桂花看着我和李佳说：“五一考取大学，我想起五一喜欢吃火焙鱼，就去买火焙鱼……”我和李佳都很感动，五一考上大学关她什么事啊?可是她却比我们做父母的更放在心上。李佳说：“谢谢你关心五一。”张桂花摔下去时身体朝后一仰，地上有块麻石，颈椎落下时砸在麻石边上，断了。她从昏迷中醒来时，叫痛，医生给她打了局部麻药。张桂花只是清醒了那一次，说了那些她想说的话，之后就一直处在昏迷中。颈椎断了，胸腔的血就无法输送到大脑，头部就严重缺氧，致使她深度昏迷。医生尽管做了全力抢救，一个星期后她还是死了。那天上午，大嫂吃过早饭去替换军花，军花告诉大嫂，她婆婆死了，具体死亡时间医生也不能确定，也许是凌晨两三点钟，也许是四五点钟，早晨医生来给她婆婆打点滴时，尸体已僵硬了。

李文华带着两个孩子来了，一个读高中，一个今年进初中。儿子越长越像何军花，一个翘下巴，我们家的种，让老奶奶想起这孩子的外公何金林;女儿却像李文华小时候，很高，很瘦。李文华是兵团司令，有两名腰挎手枪的警卫跟着。李司令员的脸上有很多悲伤，因此很严肃。尸体安放在医院的停尸间，医院见来了个这么大的官，院长都来了，陪着李司令员去停尸间。停尸间的气温比外面低许多，就有一种阴森感。李司令员默默地看着尸体，由于是在冰柜里储存着，尸体的脸上打了层薄霜。他的儿子和女儿只是走拢来看一眼遗体，就表示惊异地退开了。这两个孩子与他们的奶奶没在一起生活，就没多少感情。接着，李司令员和何军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我家，何军花泪流满面，李司令员没哭，李司令员看着老奶奶说：“老奶奶，给您添麻烦了。”老奶奶见是李文华，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眼窝里都是浑浊的泪水。李文华很顾全大局的样子说：“老奶奶，您身体要紧。”老奶奶说：“文华啊，我没想到你妈会比老奶奶先走。”爹陪他们坐，一句话也没说。李文华司令也老了，鬓角上添了些白发，一张脸变宽了，脸上的皱纹也较明显，眼睑增厚了，目光既严厉又平和。安葬完他母亲，李文华与何军花就来清理他母亲的遗物，把他母亲穿过的衣服、鞋袜统统从老奶奶房里清出来，拿到后院焚烧。忙完这些事，李文华就看着大哥画老虎，说：“大哥，你的画越画越好。”这可是李文华说的第一句与他母亲无关的话，证明他的心已从悲伤的泥塘里爬了出来。李文华的儿子和女儿也一直盯着我大哥画画。

老奶奶坐在一隅，张桂花的死仿佛把老奶奶压矮了，她好像比玄孙女何娟都矮一个头了。老奶奶真的很老了，即使在炎热的八月，她也穿着长袖青布衫，足见她身上的阳气越来越少。李文华一家人在我们家吃的中饭，为此我把郭承嗣叫来炒菜，郭承嗣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个曾经爱过他母亲、差点成了他父亲的李司令员，结果蛋烧煳了，猪脚也炖得太烂，肉都从骨头上掉了下来。郭承嗣就一脸惭愧，仿佛对不起揣在口袋里的厨师证样。门外停着两辆挂着军牌的小车，李司令员的两名警卫就站在车旁，李司令员一家人分别上了两辆车，李司令员揿下车窗玻璃，对我爹妈挥下手，车便朝前驶去。一条街上的人，因为驶来一辆那个年代里很打眼的红旗牌轿车，又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到青山街三号。

张桂花的死让一家人沉默了好几个星期，就连眼里从没老人、被很多女孩私下评为长沙市最帅的靓哥何五一，也停止了拉琴，他没想到张桂花奶奶是为他去买他爱吃的火焙鱼而不小心摔倒的，从此何五一再没吃过火焙鱼，也不让他妈和他伯妈再做这道菜。九月份，他背着小提琴走了。那些天，来我们家为他饯行的姑娘不下十个，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身上都飘着让人心醉的香气，说是来送行，实际是盼着跟他约会。五一觉得这太荒唐了，他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去了学校。

傍晚和星期天就没有优美的琴声了，也没有女孩子像蝴蝶一样飞来叮五一这朵盛开的雄牡丹，大家一时都不适应。这天下午李文军着一身黑西装、打一根紫色领带、脸刮得干干净净地领着两个老人，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院子门前，随他来的两个老人都有七八十岁，一个姓贺，一个姓姜。姓贺的是当年湖南新编第一军副军长贺新武，姓姜的是李文军的师参谋长姜小工。李文军一进门便对我爹说：“何老，看你还认识这两位吗?”爹就盯着他俩，爹勉强认出了贺新武副军长，没认出姜小工。李文军说：“姜小工师参谋长。”前参谋长姜小工紧握着我爹的手，脸上就很多感触，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说：“老军长，没想到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姜小工师参谋长一九五七年也被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湘阴。也是早两年才得以平反，平反也就是退休。贺副军长八十出头了，曾在南宁一家工厂任副职，六十年代初他退休了，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还是把这个老人卷进了浪潮。在造反派夺权的斗争中，他被厂里的造反派打得休克，醒来后又被另一造反派组织打得休克，再醒来，又被第三个造反派组织打得休克。他之所以没被打死，实在是身体太硬朗了，这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练武。他熬过来了，一九七三年，当全国各地开批斗会一类的活动相应减少后，他这个国民党起义将领打了个恳请回湖南老家的报告，就逃回了湖南。这几年，贺老头喜欢骑着单车，拿根钓竿到乡下的野塘边钓鱼，戴顶烂草帽，带点零食，一坐就是一天。早一向，李文军也拿根钓竿上塘边钓野鱼，俩人相望一眼，觉得哪里见过又相望一眼，贺老头谨慎的样子走拢来问李文军：“你是不是姓李?”李文军说：“你是贺新武副军长吧?”贺老头说：“我是。”贺新武拿着烂草帽摇，告诉李文军：“你的师参谋长姜小工就住在我现在住的那条街上。”他们见面了，为彼此失去的岁月和友谊落泪，并且都把自己喝醉了。

他们相邀来了，提着酒和囟菜，来看我爹和会我大哥。他们喝着酒，回忆当年打日本鬼子的事情。这些年里，他们天各一方，由于都是前国民党军人，在那种“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得要命的年代，都怕相互联系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猜忌，就各过各的生活，断了联系。这两年，“文革”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被改革开放的浪潮冲淡了，这些曾经被各机关、单位或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视为牛鬼蛇神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人，就想出来走动走动，吐几口憋在心里的晦气。贺副军长回忆当年说：“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一天走七八十里路还背着枪枝弹药，那时候可真年轻。”爹也回忆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我们可没给中国军队丢脸。”姜参谋长说：“就是，日本鬼子第三次进攻长沙时我们营守在金盆岭，日本鬼子冲上来就被我们打下去，又冲上来又被我们打下去。日本鬼子很恼火，没想到遇上我们这些倔头倔脑的湖南骡子，前进的步伐就停滞了，哈哈哈哈。”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打开记忆的仓库大门，翻寻多年里都不曾回想的一件件事情，天在他们回忆中暗了，天老爷见他们都还活着，也笑了。那是一个闪电，使昏暗的客厅忽然一亮。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来了，又带来两个从前我爹麾下的军官。一个是少校营长，姓李;一个是中校团长陈万山。爹看见陈万山十分激动。爹紧握着陈万山的手说：“你还活着?”陈万山咧开大嘴笑，“老军长，我没那么容易死。”陈万山打量我爹说，“我一直想来找您，但这些年，不敢来找您，您以前是省政协副主席，我怕给您添麻烦。”爹感叹说：“大家都怕啊，左的思想像一座大山，把我们隔绝了。”几个人哈哈大笑。陈万山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脚被打瘸，走路一拐一拐的。陈万山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军人在‘文革’中，天天挨斗，身前挂一块‘历史反革命’的牌子，除了挨斗，就是扫地、拖垃圾和挖防空洞。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跟老鼠样，天天就是握把锄头挖洞。”李营长接过话说：“我的单位是中专学校，‘文革’中，那些造反派左得没名堂，天天揪着我游街，一边走还要我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罪该万死’。”姜小工参谋长说：“我们单位批斗我时，给我剃个阴阳头，不但胸前挂‘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背上还挂一块‘国民党军统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的牌子。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有的人还向我身上扔东西，我魂都被吓得飞上了天。”李文军感叹道：“我们这些人真要搭帮邓小平，没有邓小平，我们今天都不敢见面，都跟老鼠样躲着不敢相互联系。”爹看着他们，他们当年在他手下打日本鬼子时，个个都是勇敢的战士，都不怕死。爹开导他们说：“我们这些事都不算什么，我们尽管都挨了整，可都活下来了。彭德怀、贺龙，都是共产党的开国功臣啊，元帅，统领千军万马的，却被整死了。我二弟，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省委常委、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整死了。比起他们来，我们这些国民党‘历史反革命’，还算幸运的啊。”

我爹他们这样的人在当年那种高压政治控制的社会里，活得很扭曲，也活得很顽强，他们就像角落里的蒺藜，尽管不被阳光照耀，仍然孤独、凄凉地不声不响地活着。到了八十年代，青山街三号便常有老军人来访。这些老军人年纪都大了，拄着拐杖或乘着人力车来寻他们的老军长。有天，一个老人站在青山街三号前，半天不动，既不进来也不走地张望，一脸的迟疑和探询。那是个星期天，我看见了，转身进爹的房间说：“外面站个老头，怕又是您的老部下。”那是中午，爹已躺下，又重新穿上衣服，迈出房间，望着那老人。那老人看起来有八十岁，着一身干净的蓝衣服，一张脸爬满衰老的皱纹，两只眼睛像两颗烂话梅，眼袋很明显地装满疲惫。爹想不起他是谁，“您是——?”老人说：“我是杨福全，您老是何军长?”爹真的很高兴，因为就在早几天爹曾梦见这个人。爹道：“进来、进来。”杨福全拄着拐杖迈进我家，身体颤颤的，那是老朋友相会激动得发抖。“您老现在在哪里啊?”爹问。杨福全答：“我退役后，回了常德。”爹说：“记起来了，您是常德人。”前国民党军参谋长杨福全站在葡萄架下，咧开乌色的嘴唇一笑，“您记性好啊，还记得我是常德人。”

杨福全在我家住了五天，他是特意来长沙找我爹等前国民党老兵的，他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还感觉社会对他们这些人平和了，就忍不住要出来访友。五天里，他有说不完的话和倒不完的苦水，说他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伙造反派强奸致死，他儿子因去找那几个人报仇被判十年徒刑，直到去年才释放出来。又说，‘文革’中县里镇压一批现行反革命时，差点把他也镇压了，已经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刑场上只待枪决了，临了被当时的军代表救了。军代表问县里的造反派说：“这个老头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县里的造反派说：“他姓杨，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大官，少将军参谋长，是个历史反革命。”军代表问：“他怎么没在镇压反革命时枪毙?”县里的造反派说：“他参加过湖南的和平起义。”军代表大惊道：“怎么可以枪毙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他就这样捡回了一条老命。五天里，贺新武和姜小工天天来看杨福全，李文军又把陈万山团长叫了来。老奶奶高兴得要命，这些人老奶奶全认识。老奶奶与他们一起回忆战争年代，这些老军人都佩服老奶奶的记忆力。老奶奶说：“一九一九年，你俩和赵振武团长第一次来我家时，都还是二十岁的小伙子。”杨福全和贺新武听毕，眼睛都潮了，此刻他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九一九年，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杨福全说：“何奶奶，您记性真好。”老奶奶说：“我看见你们，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杨福全要走了，爹还想留他住，杨福全说他得回去，他带的治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药吃完了，这样的药不吃不行的。爹送杨福全到公共汽车站，这是五月里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空气清新，阳光和煦。杨福全握着我爹的手，一张深受摧残因而五官都变萎缩了的脸上，表情相当凝重地说：“今生今世能和你见上一面，我已足矣。”爹听他这么说，眼泪迅速盈满眼眶，说：“有机会我还想上你那里看看。”杨福全老人握着我爹的手不松道：“你一定要来。”公共汽车来了又去了，又来又去了，两人站在公共汽车的站牌下足有一个半小时，依依话别却又迟迟不肯分手。妈见爹老不回来，便叫我去找，我走到两位老人面前时，杨福全老人抱歉地一笑，这才上车，并站在公共汽车上向我爹挥手，爹站在马路上也向他挥手。爹默默地注视着汽车驶去的方向，目光是空洞和忧郁的。爹清楚也许这辈子两人是最后一次见面，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一别，未免不是永别。我陪爹转回家时，爹想起战争时代的杨福全说：“他年轻时很勇敢，多次负伤，打日本鬼子时他那个师总是抢着打最艰苦的仗，老天爷是有眼的，他没死是上天眷恋他、留他。”

就是那段时间，我这个百事不闻的一般知识分子，提副院长了。我自己都没想到“官帽”会飞到我头上。学校里，原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是靠造反上来的，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他是造反上来的，在“文革”中整过另一些知识分子，老师中意见很大，便下了他，让我顶。我在“文革”中没参与派性争斗，因身为“反动军阀”的儿子，被造反的大学生揪上台批斗过几次，没想到这成了我升迁的资本。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分管学校的教学。院办公室安排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接送我上下班，从此我就不用骑单车或挤公共汽车了。

六十八

前湖南新编第一军少将副军长贺新武老人有午睡醒来泡杯茶，边喝茶边看报的习惯。贺新武老人再没钱也订了份《湖南日报》，每天看，以便了解社会动向。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喝口茶，坐到椅子上，读到一篇《中国政府严重抗议日本篡改侵华历史》的报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官员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指出日本文部省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使日本人民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这是对日本人民的愚弄，是对中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挑衅和威胁等等。贺新武老人看完这篇报道，气得把手中的茶杯掷到地上，茶杯摔碎，滚热的茶水流到了老伴的脚前。老伴很少看见贺老发这么大的气，惊诧道：“怎么啦你发这么大的火?”贺老挥着拳骂道：“日本鬼子竟然要篡改侵华历史，我要操他祖宗十八代。”贺老生气地走出来，走到前国军上校师参谋长姜小工家，姜小工正用铁丝绑一把快散架的椅子。贺老把报纸扔给他看。姜小工放下活，笑眯眯地戴上老花眼镜看报，看得脸色变青了，气愤地骂道：“真不要脸，这些日本鬼子!”姜小工换上一件出客时才舍得穿的灰色中山装，出门时不忘拿块抹布抹下黑皮鞋，两位老人就气愤地走到街上。姜小工走到一处公用电话前，拨了李文军办公室的电话，说：“我和贺老去看老军长，你有时间去吗?”李文军是个无牵无挂的热心人，自然在电话那头说：“好啊。”

我爹也有看报的习惯，也订了《湖南日报》。爹正坐在竹躺椅上看报，思想却飞到了长沙的四次会战上。他的大儿子何胜武已先他一步看了报，这会儿正一声不吭地坐在窗前凝望着苍穹冥想，脑海里战火纷纭、炮声隆隆。天热，院外的两株槐树，枝繁叶茂的，蝉在那两棵槐树上死叫，不知是欢快还是烦躁。天色阴沉，有乌云在上苍游荡。贺老和姜小工来时，大哥正在回忆的泥泞里打滚，他看见被日本兵打伤的国军官兵，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的战壕里哀号。他听到来自一九四四年的口琴声，那是战死在他身边的传令兵生前吹的。那口琴声穿越时间隧道，凄婉地飘来，让他的耳膜阵阵刺痛。贺老嘴都气乌了，一进门就说：“何老，看今天的《湖南日报》没有?”爹手上拿着的就是当天的《湖南日报》。贺老很激动，脸上的皱纹都有点波澜壮阔了，说：“这些狗娘养的日本鬼子，竟要篡改历史，真是太无耻了。”姜小工说：“老军长，贺老沿途骂着日本鬼子，骂得公共汽车上的人都盯着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大哥冷哼道：“骂有什么用?”

大哥很严肃地坐在椅子上，抽着烟，他的双腿就是被日本鬼子的迫击炮弹炸没的。姜小工激动道：“日本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爹摇头说：“我们中国人吃日本人的亏最多，惭愧啊。”贺老说：“就是，在中国作威作福最多的就是日本人。明朝中叶出了个抗倭名将戚继光，倭寇就是日本鬼子。”李文军来了，也看了报，自然很气愤。他一进来就说：“我担心真要把历史篡改了，再过几十年，后人就忘记了。而我们当年是不是打过日本鬼子，也会被我们的后代怀疑。”他没有后代，但他却不愿意中国的下几代人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长沙四次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雪峰山会战，难道是在日本打的?不都是在我们湖南境内打吗?日本人真他妈的太无耻!”

那天晚上，他们在我家吃晚饭，吃过晚饭他们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边回忆着一个个于抗日战争中阵亡或后来失去了联系的人。说出一个，几个人就共同回忆，又说出一个，几个人又围绕着这个名字回忆这个人的一些生活细节。到后来，几个老人唱起岳飞的词《满江红》。这词最先是贺老开始低声哼唱的，贺老其实嗓音不错，乐感也好，他为自己的不得志而哼唱这首歌，用哼歌来安抚内心的不平。姜小工马上把音量扩大，昂头唱着。爹不会唱歌，但不妨碍爹跟着哼唱。他们年轻时都是背诵着岳飞的《满江红》，拿起枪，去打日本鬼子的。大哥和李文军也加入进来，于是沙哑、低沉、破旧的歌喉于这天晚上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悲壮的《满江红》，歌声从青山街三号的院子里飞出去，在静寂的街上飘飞。月亮很圆，悬在青山街的上空，月光泻进院子，泻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里淤积着许多痛苦，在这个平常的夜晚，他们抒发着心中的苦闷!若干年里，他们奋力打日本侵略军的功绩被人忽略了，这让他们悲愤，这便是他们于那个晚上唱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词《满江红》的原因。

当歌声戛然而止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有月光沐浴着几位老人。还有他们的心跳声，怦怦怦，似乎在叩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可以这样?突然一只蛐蛐叫起来，院落的旮旮旯旯里，一些蛐蛐又此起彼伏地唱起它们的歌来了。贺新武老人在蛐蛐的叫声中说：“有了今晚的相聚，我贺新武死也值矣。”姜小工说：“不对，贺老，把我们这些前国民党人视为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我们更要好好地活着。”李文军赞成道：“我们是要好好地活着，倒看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何国庆大学毕业，分到外贸的一家单位搞包装设计。这个工作是他高中女同学的父亲让外贸的人事干部去学校争取的。他的高中女同学高小霞于同年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分在某中专教书。高小霞的父亲在外经委，是名知识分子干部，毕业前夕，何国庆找高小霞的父亲，希望能到外贸部门工作。于是他被外贸局点名分到外贸某单位。何国庆一副不修边幅的打扮，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蓄着胡子。我要他把胡子剃掉，把头发剪短，他不干。他买了辆凤凰牌单车，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时常带一两个人，害得他妈又得奔入厨房加菜。吃过饭，他和他的朋友就霸占着客厅，架着二郎腿，海阔天空地神聊，或听收录机里放出的舞曲，在水磨石地上学跳交谊舞，直闹到深夜。他们是新一代人。

何五一又长高三公分，身材更修长，也更英俊了，小提琴往下巴下一夹，优美、欢快的琴声便从他的下巴下飞扬出来。暑假里，青山街三号的每天傍晚都会有琴声飘扬，就见一个穿一条浅灰色喇叭裤和着一件海魂衫或黑背心的帅小伙，沉迷在自己拉出的琴声中。他一回来，姑娘们就又像蝴蝶样纷纷飞来。他不理她们，站在窗前拉琴，一双睫毛很长因而漂亮极了的黑眸透亮的眼睛，不是闭着便是盯着未来。那些姑娘只好掉过头来，拼命讨好李佳和玉珍，与李佳和玉珍谈人生和理想，只要何五一不把她们赶走就万事大吉。结果那个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死心的徐丽跟别的姑娘发生了谩骂和争吵，与其中一姑娘打起架来，害得秀梅也负了伤。因为打斗中吃了点亏的那姑娘情急中抓起茶杯，但掷向徐丽的杯子没砸中徐丽的脸，却砸在劝架的秀梅肩上，青了一块。

一个星期后那一块还是青的，可见那姑娘下手很重。一个星期三，有五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不约而同地来找五一，五一刚午休起床，没理她们。她们在院子里相互嘲讽，尽其能事地大说风凉话，结果又吵起架来。李佳、玉珍和秀梅见几个姑娘连脏话都说出口了，忙一齐出面调解，五一却谁也不理地逃之夭夭。李佳叹口气说：“你啊，真是麻烦，惹得这么多姑娘为你争风吃醋?”五一说：“妈，这能怪我吗?我一个也没理，是她们自己跑来的。”直到学校开学，五一走了几天了，还有姑娘羞涩着脸来问“何五一在家吗”。秀梅抚着伤痛的肩，评价五一说：“我这个侄儿太帅了，害得这些追他的姑娘连脸面都不要了。”

十一月，我买了台飞利浦彩电。之所以买它是为了看亚运会。那是第九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运动员获得金牌六十一块，首次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日本获五十七块金牌，居亚运会第二。有两天，当中国的金牌只比日本的多一块时，赛场内外的气氛竟十分紧张。那两天，爹比家里任何一名成员都严肃和紧张，天天和妈守着电视机看，盯着一个个中国运动员，盼望他们能为国争光。十二月四日，亚运会结束，爹松了口气，满脸兴奋地对我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日本人骂我们中国人东亚病夫，看不起中国人。这一次，中国运动员很争气，拿了金牌第一。全家都要喝酒庆祝。”何国庆那天在家，也在电视上看亚运会，他看一眼爷爷，见爷爷满脸红光，就说：“爷爷您这么高兴，那我去买酒。”

那天晚上，爹喝醉了。爹不胜酒力，但这天，爹一上桌就端杯，建议全家人为中国的亚运健儿干杯。爹说：“为我们中国运动员取得的胜利干杯。”一家人就都举杯，爹说：“爷爷想起了你二伯伯，在抗日战争中，你二伯伯战死在常德。你要记住你二伯伯的名字，他叫何正韬。”爹说到这里，望眼国庆，“这杯酒，爷爷敬你二伯伯，爷爷要告诉他，中国健儿打败了日本。”爹说着，把杯中的半杯酒泼到地上。这时李文军大步走来说：“贺老中风了。”爹醉眼迷糊地望着李文军，李文军说：“中国人背了几十年‘东亚病夫’的黑锅，这一次亚运会，中国运动员的金牌比日本人多四块，贺老一高兴就倒在地上中风了，现在我们医院救治。”爹道：“那我要去看看他。”爹瞧着李文军说：“文军，来了，就喝杯酒。”李文军端起酒杯，与我爹碰杯，并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爹一杯又一杯的酒入肚，自然就酩酊大醉，哇的一声，吐了，把刚才吃进肚子的食物和酒，尽数呕出来。

爹睡了一天，第二天还很乏力就又睡一天，第三天，爹感觉精神些了，去医院前上街买盒燕窝和一瓶麦乳精，还买串香蕉拎在手上。爹赶到医院时贺老已出院，不是自己走的，是贺老的熟人借用医院的担架抬走的。贺老没钱住院，嚷着要走，医生不再坚持，放他出院了。爹去了贺老家。爹没想到贺老住的地方那么差，一条陋巷，一个断垣残壁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几户人家，一看就是那种没文化的下苦力的市民，满口脏话。贺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建了公馆，五十年代，扩建马路，贺老的公馆挡了道，拆了。贺老现在住的房子是前后两间，他和老伴住前面这间，儿子和媳妇住后面那间，再后面挨着厨房和水沟搭个棚，仅仅只能摆张小床，睡着贺老的孙子。

贺老躺在床上，脸肿了，嘴歪着，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贺老看见进来的是我爹，十分感动，哆嗦着说不出话。爹望着这位抗日战争中率部把日本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英雄，如今这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惨状，心里很不是滋味。爹说：“贺老，您别动。”贺老的儿媳妇五十多岁，比他儿子还大几岁，身体也很差，她爬起床，披着棉袄为我爹泡茶。爹小心地接过茶杯。贺老的床上挂着旧蚊帐;一旁的墙上有只镜框，框着很多相片，贺老年轻时候的照片也有一张，是他骑在一匹战马上昂着头的相片。相片早已发黄，但相片上的贺老英姿勃勃的。另一边墙上有一幅字，写着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落款贺新武，是贺老自己的墨宝。贺老书没读多少，但天生能写一手好字，书写得遒劲有力，这表明贺老是个性格刚烈、勇猛、且有韧性的人。爹说：“亚运会确实让我们这些老家伙高兴。”贺老伸出颤巍巍的手，做个六和一的手势。爹懂。贺老的老伴买菜回来了，衣着朴素，却整洁，她就是贺新武当年当团长时，把琵琶弹到贺新武心里的杨红。爹看着她，她当然不是爹记忆里那个漂亮、妖艳的小红了，笑时露出一口腐朽的老牙，脸上的皱纹比丝瓜筋还多。

贺老的儿子一直坐在门外晒太阳，他是贺老的小儿子。贺老的大儿子于“文革”初期的武斗中被打死了。小儿子也受了刺激，冬天里被当地的红卫兵小将剥光衣服用皮带抽，事后还要他跪下，冲着他的头撒尿。于是他成了个精神病患者，什么人他都害怕，所以什么人瞅着他他都恐惧，要靠西药才能压住他脑海里的妖魔，否则他就躲在角落里什么人都怕见。爹被贺老强留下来吃中饭，吃饭前，贺老的孙子回来了，他个子不高，脸上倒充满朝气，放下书包说：“哎呀，有肉吃。”爹从贺老孙子这句话里探出，贺老家一定生活拮据。说话中，爹从贺老的老伴嘴里得知，贺老家只有贺老一个人有退休工资，老伴一直是家庭妇女，儿子患了精神病，一直没工作，还要用贺老的工资买药吃。儿媳妇是南宁市郊的菜农，跟着贺老一家人来到长沙，也没工作。贺老是一家人的顶梁柱，贺老一倒，这一家人就完蛋了。爹离开贺老家时，将口袋里的一百几十元钱全部留在贺老手中，贺老不肯接，嘴哆嗦着却说不出话。爹坚决道：“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留着。”贺老就抓着我爹的手，贺老的手热乎乎的，这个抗日战争中如钢铁一般坚定和勇敢的男人，落泪了……

何秀梅与肖楚公离婚了。两人拖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离了。婚后，秀梅觉得肖楚公很猥琐，还很抠，两人上街，买菜总是她掏钱，两人进商店给他的儿子和女儿买衣服，也是秀梅掏钱。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半个月就掏完了，秀梅又拿着存折去银行取一百元备在身上，可是没到一个月又花光了。秀梅尽量不去思考得失地过了一年半这样的日子，她存折上的两千元钱只剩下八百，有一千二百元就这么花掉了，花在这个男人的家里。有天秀梅忽然想，怎么处处都是她掏钱?儿子是她生的?女儿是她生的?这样一想，她心里就有了疙瘩，加上肖楚公的儿子又不听话，她说他时还对她横眼睛，说“我不要你管”。秀梅那颗火热的心就凉了，那种过家庭生活的热情也渐渐消退。她又开始存钱，不再在丈夫面前显大方，也不再给对她横眼睛的男孩和对她噘嘴的女孩买东西了。“凭什么要对他的两个孩子好?”她冷漠地想，“这两个孩子都大了，带不亲的，不必要在他们身上花冤枉钱。”这样又过了两年，直到毛主席逝世的那个夜晚，肖楚公爬到她身上，她不同意他就扯她的胸衣，剥她的短裤，企图蛮干。这让她强烈地回忆起十七岁时被那伙军流氓强暴的情景，就愤怒地给他一耳光，将他用力推开，“肖楚公，你太无耻了。”肖楚公被她激怒了，也不含糊地回她一耳光，吼道：“你有什么了不起?嫁给我时又不是一朵鲜花，老实说，我受不了你这臭小姐脾气。”

何秀梅很后悔自己把那事告诉他，致使他觉得她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一辈子从不说脏话的何秀梅气得骂了声“我操”!就愤怒和委屈地捂着脸哭了。肖楚公再挨近她时，就厌恶地吼叫：“走开。”第二天，她拿着几件换洗衣服住回了青山街。后来，她还住过去两次，一次坚持住了三个月，也想与肖楚公过一辈子算了。另一次，她只住了一个半月。但这两次她都没让肖楚公碰她的身体，尽管肖楚公想碰得要命，甚至还在她床边苦苦哀求地跪了大半个晚上，她硬是没满足他。这次回来，她叫辆三轮车，把她的箱子和衣服都运回青山街三号，不几天，她又把镜子、衣架、她使用的脸盆和红塑料桶及她喝茶的杯子都统统拎了回来。她把这些东西放下时，直起腰，不急不慢地揩下额头上的汗，宣布说：“我准备跟肖楚公离婚。”这是五年前五月里的事，从这一天开始，她就再也没离开过青山街三号，直到她死。

何秀梅坚决要离婚，但她并不是因另有相好而急于离婚，她不急，吃得香、睡得好。她又回学校当校长了，每天就是学校和家两处地方，偶尔会有同学或同事聚会，那她会回得晚点，这样的时候不多。家里人都不敢说她，因为她一旦把决定做出来，就会朝着那个目的地旅行，你说她，她会掉头咬你，就跟一只刚生崽的母狗，你敢挪动它的孩子，它会咬人。她知道肖楚公会找她离婚，她对我们说：“我还不清楚肖楚公是什么人?一只老公狗。”她说这话时，一脸的鄙夷。她等了整整五年，五年后的初夏，肖楚公在她的意料中缓步来了，戴一顶白太阳帽，穿着蓝色T恤衫和白西式短裤，手里拿着离婚协议书，进门就对何秀梅说：“你看看吧，同意就在协议上签字。”

这一年何秀梅五十一岁，无子无女，又成了单身女人。脸型于这几年里悄悄有些改变，变短了，牙齿的颗粒变大了，有一颗还故意气她似的凸出来，眼睛却凹下去，眼角有了鱼尾纹，头上也有了让她心酸的白发。这让我们想起她母亲，那个葬在何家山村的女人，只是她比她母亲火气大，所以没人敢惹她，就连家里最不怕事的猛将、早些年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如今把干部身份丢了而有些玩世不恭的何白玉，也成熟了，学会绕开她走了。“姑妈，我怕你。”假如他说的话惹恼了她，就赶快这么说。秀梅纯粹是碍于何娟的面子，才放过了侄儿的不敬。秀梅把整个心都放在她侄孙女身上，一门心思教育何娟如何做人，什么人可以理什么人不要理，还对何娟说你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女人。

何家桃的女儿，好像一心要以她姨为榜样，也像她姨一样离了婚。事实上她当年嫁给何公安，有一半是为自己和母亲在资兴县找个靠山，因为“狗崽子”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找有权欺负别人的人，何公安就是这样的人。正当她打算就这样过一辈子时，全国恢复高考，她考了，通过她外公找人，步入了大学的殿堂。进入大学后，郭香桃原打算好好求学，然后再回资兴工作，但不久，她被一个与她遭遇相仿的同学吸引了。那同学叫陈刚，是个瘦削、清高的大龄青年，脾性与香桃有点对味。头两年，两人一句话也没说过，第三年郭香桃被推选为系里的学生干部，而陈刚同学却被选为班长，于是有了接触。有天，两人商量工作之余，谈起各自的家庭，感觉经历真是惊人的相似。陈刚也有个“右派”父亲，他外公也是湖南和平解放的起义将领之一，是陈明仁将军的麾下。他爷爷也是个资本家，不同的是没像郭香桃的爷爷被打成“右派”。他也有个弟弟，与郭承嗣一样大，也是厨师。“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都不觉一笑。

后来，两人热烈地讨论着爱情和婚姻，陈刚说：“爱情是可以冲破婚姻锁链的。”郭香桃若有所想地歪着头问：“你真的这样认为?”陈刚点头，“《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不就冲破了婚姻的束缚吗?假如你的婚姻不幸，难道你要守着一辈子的不幸?”郭香桃问他：“你找到自己相爱的人了吗?”陈刚认真地看着她说：“我在等一个人。”身为学生干部、几年来一颗心只是摆在学习上、从来都心无旁骛的郭香桃，突然心跳加快了，“等谁?”陈刚把目光放在她红润润的脸上，看着她俊俏的鼻子和轮廓鲜明、线条性感的嘴唇，这样看了一分钟，最后把火热的目光凝聚在她的眼眸上，“我在等你，你是我的林道静。”尽管郭香桃已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尽管有无数根无形却有力的道德麻绳拉着和绑着美丽、迷人的她，不让她有半点情感外泄，但当她听到陈刚这么说，心海上还是刮起台风，并掀起了甜蜜的巨浪，“等我?别开玩笑了。”陈刚继续用火热的目光盯着她，“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

郭香桃大学一毕业就与丈夫离了婚，不久，她把陈刚带进青山街三号。这是个话不多的青年，脸上的笑容带一点苦味，像铁观音的茶味，但这不妨碍郭香桃深爱着他，也不妨碍他深爱着郭香桃。两人都分在长沙的一家医院工作，陈刚是外科医生，郭香桃是内科医生。这年六月，两人结了婚，婚礼上有个七岁的男孩，说一口资兴话，他是郭香桃的儿子，户口已转到长沙，与他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大姐何家桃又一次当起了母亲，不过她这一次是为养育外孙而费心费力，给外孙洗衣做饭，早晨送外孙去学校读书，中午和下午又去学校门前接外孙。长沙不像资兴，县城里车辆少，小孩子在马路上画房子跳房子也不会有多大危险，但长沙街上，一分钟不知要经过多少辆汽车和摩托车，她生怕外孙一不小心就出交通事故。大姐来我们家少了，这是她外孙夺走了她的许多光阴。

十月份，我大儿子何国庆与高小霞也结婚了。国庆的单位条件比较好，建了新楼，分到一套两室一厅房，就把他和高小霞的新房安排在新楼里，去过没有老人唠叨的两人世界。家里没有国庆和高小霞来来去去，一下子冷清不少。一天，何陕北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好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脸上有很多忧郁，那些忧郁像雾一样在他的胖脸上飘着。他感到自己这个官要做到头了，因为外省一些于文化大革命中爬到副省级的干部纷纷倒了。这些不好的消息从各个渠道，不管他愿不愿意听地传到他耳朵里，让他如坐针毡，甚至通宵失眠。就是在那个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何陕北既可以说是“造反起家的人”，也可以算“打砸抢”分子，因为他曾率领红旗军干过一系列“打砸抢”的事。何陕北倒霉得其实算最晚的，很多靠造反上去的干部于早几年都纷纷落马了。何陕北如果没有一个老革命父亲，恐怕早在一九七三年中央整顿“打砸抢”分子时就被“整顿”了，就算当时保住了，在后来陆续清理“文革”中靠整人上来的干部时，也会被清理掉。何陕北之所以没被清理是省里的某老干部保他，那老干部与他父亲是好友，还在江西赣南时就在一起工作。他对何金林很有感情，所以他说：“对何陕北同志，我们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但那老干部离休后，从外省调来的新领导一翻何陕北的材料，吓一跳，“这不正是中央要求我们清理的‘三种人’吗?”

终于，工作组的同志走进他家，绷着脸说：“何陕北，跟我们走吧。”何陕北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这一天在他做梦都想应该快来了的恐惧中，到底还是来了。这一天也就是他单独到我家来看老奶奶和我爹的一个月零三天后。那天他霉着一张脸来找我爹讨主意，爹劝他变被动为主动，向组织上打报告，把自己的官职辞掉，免得被组织上拉下来不好看。何陕北同意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写、还在酝酿报告要怎么写才不失体面时，党组织却先一步找上他，向这个在“文革”中一步登天的人摊牌了。当时他和儿子正在客厅里看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儿子看得很起劲，他却心不在焉。忽然有人敲门，他起身开门，打算客气地接待这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却不跟他讲客气，其中一人绷着面孔说明来意后，他明白这一去没有一年半载是回不来的，便对儿子说：“昌盛，照顾好你妈。”

这是何陕北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大半年后的一天晚上，何陕北闻讯他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他的脸挂不住了。撤去副省长一职本就让他惶然，还要判十年刑，他将来如何面对亲戚、朋友和过去的同仁?在他身上，除了我们家给予他的勇敢和坚韧，还有常德女人遗传给他的脸面。他母亲邓皎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何陕北的面子观念比他母亲更强烈、更严重!当了十多年受人尊敬、说话有人听的副省级领导，把他当脆弱了。他红着脸，却轻蔑地对代表组织向他宣布决定的那人说：“你们真做得出。”那人说：“你不要记恨我。”他发出一阵狂笑，觉得自己的笑声没有给自己丢脸，便喝道：“你滚吧。”当整个世界进入睡眠后，他龇牙咧嘴地把被单撕成布条，结成绳。房间的天花板上安着台电风扇，他把布绳绕到钩着电风扇座子的钢筋上，把头伸进绳套，吊死在囚禁他长达半年的房间里。他的死相很难看，眼珠愤怒地凸出来，舌头整个都伸到了嘴外。

六十九

还在七十年代末，我大哥画画和湘绣的名气就日益壮大，来要他画的人或求他绣老虎和马的人越来越多，成了民间知名度很大的画师和湘绣艺人。早几年来我们家的人，除国庆和五一的同学，来得最多的是找大哥买画或买绣品的人。这些人，我们大多都不认识，都是慕名来的，很尊重我大哥，指名要绣的东西，放下订金，打个很客气的拱手，就江湖人式样地走人。一进入八十年代，来求我大哥画画或湘绣的人更多了，一拨一拨的，有时候一天要接待三四拨。六七十年代，人们都关心政治去了，觉得湘绣啊画啊都是资产阶级的小情小调，不值得人珍爱。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政治不再在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毛主席像也不是每家必挂的画像，小情小调的画或湘绣就进入平常百姓家了。大哥这几十年，画了无数的画，也绣了无数的绣品，散布在亲戚、熟人、朋友和他们的亲戚、熟人、朋友的家里，一抬头就能看见，一看见就觉得好，于是就有人慕名来讨画或绣品，大家都以能弄到何胜武的画或绣品为荣。他们走来，用不好意思的眼神盯着我们说：“请问何胜武老师是不是住在这里?”大哥何胜武连一天老师都没当过，但来的人都尊称他老师，大哥知道来者是来求画或讨湘绣的，便不动声色地道：“我是何胜武。”

最开始有人向大哥索画，大哥都不收钱，也画得很认真，渐渐地求画的人越来越多，不收钱还要贴纸笔费，玉珍有意见，大哥就收纸笔钱，让要画的人随便给。要画的人，有的给十块，有的给五块，大方的人给二十块。还有的人，一开口就要几幅，既要大哥画老虎，又要大哥画梅花，还要大哥画牡丹花。大哥就有点迷茫，那人马上威武着自己的脸说：“我给钱。”大哥人残了几十年，可是“高傲”没残，骨子里那股蔑视一切的劲儿就是针对贪婪者而存在的。他不喜欢这样的人，蔑视地问：“五十块钱一幅你也要?”那人说：“要。”五十块钱在八十年代初，等于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何五一那年大学毕业，分到一所重点中学教音乐，工资只有四十五元一月。大哥就没什么话说了，奇怪地剜那人一眼。

大哥深居简出，并不知道他的名气已大到那种程度。有人索取他的画送省、市领导，边介绍我大哥说：“何胜武的作品，他目前是湖南省画国画画得最好的，尤其他画的老虎和狮子，香港人和台湾人都出很高的价买呢。”或者是这样介绍我大哥：“这是何胜武大师画的老虎，他现在是湖南最有名的画家，连中央美院的教授看了都赞不绝口，我好不容易才找关系要了一幅。”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在民间已有这么大的名气，都视大哥的成就而不见。

至于大哥的湘绣品，早两年就被一个香港商人包了。那香港商人半年来一次长沙，目的就是来收我大哥的湘绣品，五百元一幅，小一点的，比如说只是绣一朵荷花和几片荷叶的绣品，也是三百元一幅，至于香港商人把我大哥绣的湘绣拿到香港是以多少钱一幅出售的，他从来也没说过。他是个矮胖的香港人，皮肤黑黑的，嘴皮薄薄的，脸上却笑眯眯的。他把大哥绣成的绣品数了数，便从包里掏出五十元一沓的人民币，一一数给我大哥大嫂看。临走时，他对我大哥说：“下次我来，希望您能多绣几幅老虎，您绣的老虎在香港特别走俏。”大哥望着香港商人，香港商人又道：“以后，您绣的老虎和狮子，我出八百块钱一幅。”香港商人走后，大嫂说：“没想到胜武还这么能赚钱。”大哥不看重钱，钱对于他就是一张纸，他淡淡道：“钱就是一张纸，我这样子，要钱干什么?”

大哥每天一针一线地绣着老虎，原来只是白天干这个活，现在晚上也忙碌起来。房里，过去是一支四十瓦的灯泡，为使眼睛能看见一针一线，换成一百瓦，大哥坐在轮椅上绣着，神色十分专注。有时候李文军西装革履地来访，大哥也只是跟李文军打声招呼，棋也不下，又埋头绣老虎。李文军就在一旁看大哥绣。大哥说：“文军，桌上有烟。”李文军就点上支烟，走出来跟我们说话。我告诉李文军：“一个香港商人包了大哥的绣品。”李文军大笑，“好啊，这证明胜武奋斗出名堂来了，我为胜武高兴。”大哥在房里不冷不热地说：“没什么好高兴的，人都累死。”大哥的脑海里简直找不到“拒绝”一词。他是残疾人，人家来找他，想要他的画或湘绣，他由衷喜悦，认为这是人家看得起他何胜武。

何五一原本分到剧团，那也是他渴望的。但大学毕业后，为躲避一个找上门来的武汉姑娘的追求，向他妈要了一千块钱，和两个同学去山西和山东玩，玩了将近一个月，回来时，那个名额被另一个大学生占了，剧团不需要小提琴手了，分配办便把何五一改分到一所重点中学教音乐——当时大学毕业生还是包分配的，这让五一十分没劲，他生平第一次对那个武汉姑娘吼道：“就是你，滚。”就是这句看上去很平常的话，却让那个爱得他要死的武汉姑娘跳湘江自杀了。

还在他进大三那年暑假，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尾随着他走进青山街三号，她是学舞蹈的，不高不矮，有一副绝好的像大提琴样的身材，就连当时还对五一不死心的徐丽看见了都嫉妒得眼冒绿光。她姓郑，干部子女，母亲是中学老师，还是个独生女，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脸上是那种让人感觉舒适的、文静、甜美的笑容。不要说李佳和玉珍了，就连一向高看五一的秀梅也觉得这个郑姑娘很配五一。秀梅把五一叫到她房里说：“五一，这个姑娘，我看可以，身材、长相都不错，看上去家教也好。”五一说：“我对她没感觉。”何秀梅的脸严肃了，“那你怎么把她带回家?”五一大声叫冤说：“姑妈，是她自己买了火车票，说到长沙找亲戚，一路跟来的。”五一说这话时，他伯妈玉珍也在，玉珍忙走过去关门，因为郑姑娘就坐在客厅里。玉珍生怕郑姑娘听见姑侄俩对话，放低声音问五一：“那你打算怎么办?”五一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回答：“伯妈，这和我没一点关系。”

但是，一家人不得不接待这个郑姑娘。总不能让五一的女同学去睡招待所，说出去也不好听，于是让郑姑娘与何娟睡。郑姑娘就只好屈尊找辈分上比她小一辈、年龄上比她小四岁的何娟说体己话，想通过她向何五一传递爱情信息，打动天生一副铁石心肠的何五一。何娟深受感动并决定帮这个“姐姐”。早晨醒来，吃面时，她对五一说：“叔叔，我真的觉得她要得。”五一当然不会听侄女的，一个人出去了，三天没回来。

郑姑娘知趣地走了。可是寒假她又来了，过年边上来的，拎了很多礼物，红帽子是送何娟的，棉毛裤是送李佳的，还分别送秀梅和玉珍一人一双尼龙袜，还有一条灰色羊毛围巾是送老奶奶的。全家人都觉得她既懂事又有教养，都以为她和五一好上了。她来时五一不在家，直到天黑五一才回来，一见她坐在客厅里，与一家人打得火热，愣住了。我们从五一那一愣的表情便知晓他俩的关系并没决定下来。五一只是与她打声招呼，便冷着一张帅气的面孔进了房间。这个时候，玉珍对郑姑娘表现出极度的同情，拉着她的手，婉转道：“你是个好妹子，将来一定会找到幸福的，别在何五一身上浪费时间了。”

可是郑姑娘不这样认为，她相信那句古训：工夫不负有心人。她在我们家住了几天，照样与何娟睡一张床，她不跟来找五一的别的姑娘拌嘴，相反，她心机很深，很热情地接待那些姑娘，像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们也不好戳穿，任她与来找五一的姑娘周旋。其中一个便是徐丽，她一看见郑姑娘都住我们家了，与何娟手牵手一起出门，一路笑着，眼睛里立即盈满泪水，从此她再也没出现在我们家了。还有一个姑娘，脸皮比徐丽的厚、胆子也比徐丽大，硬要何五一亲口告诉她，这个姓郑的是不是他女朋友。何五一深知这姑娘不但刁蛮而且霸道，如果他说不是，她会对郑姑娘大打出手。五一说：“是的。”那姑娘比徐丽有自制力，没当着我们的面流泪，说：“那我祝贺你。”可是傍晚，李佳去街上买小菜时却看见她还蹲在马路边上，哭得泪人儿似的。李佳好劝歹劝，说了一大堆好话，那姑娘才捂着哭肿的眼睛离开。过年的时候，五一瞪一眼郑姑娘，“你还不回去?”郑姑娘脸都白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李佳当面批评五一，五一却做出她不走那就他走的架势。郑姑娘强忍着不哭，慌忙去收拾东西，走了。那个年过得很不愉快，五一甚至都没在家里，因为他不希望成为众矢之的。

五一进大四的暑假，郑姑娘没来，寒假也没来，一家人总算放了心，虽然都记得郑姑娘却也在忘记郑姑娘。可是大家还没把她忘干净，她又出现在青山街三号，再一次表现出对何五一穷追不舍的决心。何五一真的怕她了，感到自己被她缠身了，面对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一早就爬起床打扫卫生，为被七月里的太阳晒得蔫着脑袋的牡丹和月季花浇水，还为老奶奶梳头，帮何娟洗鞋子，帮李佳择菜，酽然把自己视为这个家庭的成员。有一天，何五一见她竟从他妈手中夺过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一脸积极地去洗，他把妈拉进房间，向他妈索要一千块钱，消失了。他回来已是八月中旬，郑姑娘竟还住在他家。那天他没发火，也没用正眼望郑姑娘。第二天，他去省歌舞团报到，人家告诉他，一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手，先他半个月来报到了，不需要他了。他骑着单车去省分配办，希望能把他分配到另一个剧团，可是别的剧团都不需要拉小提琴的，省分配办的干部便把他改分到一所重点中学教音乐。何五一拿着改派单，阴着脸回到家，郑姑娘忙不识时务地对他笑，他却把一肚子火发到她的笑脸上，吼道：“就是你，滚。”

那段时间，似乎总有一个着白衣的女人在家里走动，不但晚上是这样，仿佛白天也有一个白衣女人飘逸地穿堂而过。有天半夜，秀梅起床上厕所，看见一个白衣女人站在后院里九月的夜空下，身姿像一把大提琴，秀梅认出来了，她是跳湘江自杀的郑姑娘。第二天，秀梅一脸严肃地对五一说：“你应该为小郑做点什么，不然她的阴魂会缠你一辈子。”何五一那段时间也深深自责，情绪低落，不愿多语地说：“好吧。”大哥凭记忆用一支3B的铅笔画了张郑姑娘的肖像，何五一买来黑相框，还买来一大把香和纸钱，就在客厅里面对着郑姑娘的肖像默默地祭奠这个为他而死的姑娘。由于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想引起街坊们注意，李佳就把大门关了。何五一祭悼了九天，九天后，简朴的祭坛拆了，何五一也瘦些了，但精神了，缠着他让他萎靡不振的那股阴柔之气消逝了。

李佳和秀梅都看到五一身上具有极强的毁灭性，同时找五一谈话，要他找一个女朋友，决定下来，以免更多的姑娘为他发生悲剧。何五一竟无所谓的样子答应了。不久，他带了个长相平平的姑娘走进青山街三号，“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他对他妈和秀梅介绍说。当第二个星期天，他再次带着英语老师回来时，我们才估摸这英语老师八成是他选定下来的女朋友。寒假来了，英语老师却没跟着来，我们问他，他懒得回答地坐在客厅里吹黑管。老奶奶不认识黑管，问：“这是什么东西?”五一回答老奶奶：“黑管，西方的乐器。”老奶奶从五一的身上回忆起当年何正韬吹的竹笛声，说：“黑管的声音比竹笛的声音沙哑些。”大哥也觉得这黑管的声音过于沙哑了，问五一：“你这黑管是哪里的?”五一说：“学校里的一支破黑管。黑管好贵的，我买得起?”大哥微微一笑，“大伯送一支黑管给你。”五一就望着大伯，“好的黑管要五六千块钱一支呢。”大哥望五一一眼，“大伯送你一支五六千元的黑管。”

黑管当然就买来了，五一亲自去挑的，一个很漂亮的盒子装着支锃亮的黑管。五一执着黑管，站在三月里迷人的阳光下，腮帮子鼓鼓地吹了气，对他大伯赞美这支黑管说：“这支黑管的音质真好。”五一吹着他从新华书店买来的黑管练习曲，跟着就吹一支支歌曲。五一在音乐上极有天赋，仿佛生来就是搞音乐的，只几个月，他吹出的曲子就十分动听了。有时候，月光下，五一吹着抒情的老歌，吹得爹妈都迷惑地彼此相望，仿佛又回到了抗战年代。爹眯着眼睛问妈：“这是哪一年啊?”妈脸上竟也生出些怅然，“月亮多美啊，金山。”爹的心咚地一响，抠抠头皮说：“五一的黑管吹得人伤感。”

秋天于伤感中来了。白露一过，老奶奶一吃完晚饭，妈就要老奶奶加衣，不然老奶奶就会感冒。“老奶奶，”妈拿着秋衫给老奶奶说，“穿上。”老奶奶加好衣，就搬把椅子坐到院子里，驼背靠着椅背，仰望天空。天空蓝蓝的，月亮挂在天上，她的玄孙女何娟却在房里发奋读书，为明年考上好大学而废寝忘食。玉珍总是在半夜时分，泡上一杯热咖啡，给努力中的孙女提神。如今的何娟，心里没再装着武则天或穆桂英，装的是考取名牌大学的梦。一天晚上，老奶奶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一辆轿车驶到门前，何昌盛一身灰色西装地下车，一根黑领带系在脖子上，笑着。他带来一个女孩，女孩穿得很时髦，头发卷成波浪，一张脸尖尖的白白的。昌盛前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父亲自杀了，省委大院里的人见他可怜，就把他招进省政府机关学开车。昌盛走到老奶奶身前，“老奶奶、伯爷爷、伯奶奶，这是小叶，我女朋友。”小叶便对望着她的一个个老人笑。昌盛说：“今天没事，就带小叶来玩。”昌盛对小叶说：“我老奶奶一百零几岁了。”小叶就露出惊讶的表情，“咦呀，我是第一次遇见您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老奶奶不好意思道：“吓着你了。”

何昌盛不只是来看老奶奶的，他是来向他大伯要画的。一个小时前，他替一个厅长把一箱苹果拎进家，见厅长的客厅里挂着他大伯画的一幅牡丹，就笑道：“这是我大伯画的。”厅长觑一眼昌盛，动了动脑筋，问：“你能找你大伯讨一幅老虎吗?要下山虎。”昌盛觉得这不是问题，马上开着车来了。大哥房里通明透亮，大哥正在绣老虎，弓着因长期缺乏运动而变得虚胖的身体，昌盛带着女朋友走进去，亲热地叫声：“大伯伯。”大哥放下活儿，看着这个堂侄儿。堂侄儿笑得很亲热，边打量他大伯房里的四壁，从前墙上到处都挂着他大伯的画和绣品，如今四壁空空，只有一张毛主席像了。昌盛说：“大伯伯，您墙上的画呢?”大伯伯淡淡一笑，“都被人要走了。”昌盛就提出要求说：“大伯，您给我画一幅老虎吧，我们厅长想要。”我大哥不会拒绝这个堂侄儿提出的要求，“我给你画。”

只是过了几天，昌盛又来要画。他大伯一笑，“没问题。”昌盛高兴地在我们家吃过晚饭，带着小叶走了。大哥又为昌盛画了幅老虎。昌盛取走的第三天，又来了，车在门前刹得一叫。那天五一在家，正在院子里吹黑管，曲子是很抒情的老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五一哥，你什么时候吹起黑管来了?”五一把黑管从嘴边移开，“怎么啦?”昌盛竖起大拇指道：“你的黑管吹得真好听。”那是个星期天，老奶奶和爹妈都坐在院子一隅晒太阳，昌盛走拢去与老奶奶和他伯爷爷伯奶奶打招呼，随后他走到葡萄藤下，大哥正在葡萄藤下绣老虎，因为香港商人早两天来信，要我大哥绣十幅形态各异的老虎，他十二月份来取。“大伯伯，咦呀，这老虎绣得好活的。”昌盛赞美说，看着他大伯绣得差不多了的老虎。昌盛不是来玩的，对他大伯说：“大伯，您还得跟我画一幅老虎，我们车队队长要，他开了口，我不好拒绝。”他大伯笑了下，“我给你画。”

下个月，昌盛又来了，仍然是那身浅灰色西装，一坐下来就直奔主题说：“大伯，我们机关事务局副局长，今天突然对我笑，他问起您，他说他特别喜欢您画的老虎。”他大伯正在客厅里抓紧绣香港商人需要的老虎，忙得连抬头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头也不抬地答：“好的，绣完这幅老虎，就给你画。”昌盛嘻嘻笑道：“大伯，还有的人向我索要您的画，我都没答应。大伯，您不晓得您现在好大的名气呢。”大哥只是笑笑，继续绣老虎。那天下着雨，天变冷了，昌盛走后，大嫂看着大哥绣老虎的后爪问：“还没绣完?”大哥头也没时间抬，“快了。”吃过晚饭，大哥又一头砸到绷子上，绣着老虎的脚趾。过了两天，昌盛来要画，大哥已为昌盛画好老虎，昌盛看着，又对大伯说：“大伯，您给我画一幅牡丹吧，我们车队里一个与我玩得最好的朋友，下个星期结婚，找我，想要您画的画。”大哥看着昌盛嘿嘿一笑，“好的。”昌盛去后院上厕所时，大嫂嘟着嘴说：“这昌盛，拿了你的画去搞外交啊。”大哥严厉地剜一眼大嫂，“不要说这种话，他现在是孤儿寡母，我们不帮他，谁帮?”大哥说完，就铺开笔墨，略微构思了下，便画起了牡丹花。大嫂在一旁招呼着，画了两个多小时，一幅桌面大的很热闹很富贵的牡丹图便跃然纸上，有两只蝴蝶分别画在两朵盛开的牡丹花上。昌盛说：“一只雄蝴蝶，一只雌蝴蝶，正好是结婚的主题。”

昌盛拿着老虎图和牡丹画，匆匆而去。大哥却感到很累地躺下，有一会儿，大哥感觉眼睛发黑，还感觉头晕。大哥躺下后，大嫂就拿热毛巾给大哥热敷，只是躺了十几分钟，大嫂医院里的一名医生背着手，一步一笑地走来，还带着两个与他一样笑眯眯的男人。大嫂热情地接待他们，大哥也支起身体接待。医生带来的两个男人竟不经大哥同意地私自走进大哥的房间，看大哥绣的一幅幅形态各异的老虎，边小声议论。医生介绍这两个男人说：“李总、王总。王总是台湾商人，一来长沙，就到处打听您，王总对您仰慕已久。”台湾商人王总忙对我大哥笑，大哥只是淡淡地回个笑。台湾商人是个中年男人，一身黑西装，一条花领带，脚上一双尖翘的皮鞋。台湾商人用普通话说：“何先生，您的绣品，我几年前就在台湾的一个朋友家看见过。”又一脸佩服地道：“您绣的老虎，每一幅都生动活泼，好像能从布上跳下来。我要买您绣的老虎，我全买下。”大嫂说：“这是香港商人订的货。”台湾商人就一脸遗憾，隔了会儿，他用试探的口气说：“能不能匀几幅卖给我?”大哥不好拒绝第一次来向他索绣品的台湾商人，“那你挑两幅老虎吧。”

台湾商人忙和李总步入大哥的房间选老虎，墙上挂着八幅老虎图，都是大哥一笔笔地画在硬缎上，然后一针一线绣下的。两人在八幅老虎图前犹豫了很久，因为在两人眼里幅幅都好。挑了两幅后，台湾商人又一脸恳切道：“何先生，能不能再卖一幅给我?我实在太喜欢了。”大哥说：“那你再挑一幅吧。”台湾商人和李总又在另外六幅老虎图前左看右看，最后挑了幅下山虎。台湾商人扔下九千块钱，说：“我半年后再来，我要十幅老虎绣品，还要十幅牡丹湘绣，都三千块钱一幅，您看可以吗?”大哥和大嫂都瞪大了眼睛。

何家桃带着郭香桃与郭承嗣两姐弟及两姐弟的夫与妻，还有香桃的儿子和郭承嗣三个月大的儿子，于大年初一来拜年。白玉也来了，国庆、高小霞、何五一也在，还有那个英语老师，家里就空前的热闹。老奶奶说：“我真高兴，家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老奶奶是个好热闹的人，见家里这么多人，连午觉也不睡了，坐在客厅里强打精神听晚辈们一个个说自己单位上的事。老奶奶一旁坐着郭香桃，郭香桃怀孕了，脸上生出些红斑，看来她又要当母亲了。小范在奶孩子，坐在一旁笑看着一大家人。尽管小范当了母亲，在休产假，可身上仍飘着饼干香。那年月，从糖果饼干厂走出来的女工，都是她身上这种香味儿。

这种热闹忙坏了玉珍、家桃和李佳，三个女人如今可以说是老女人了，却要为一大家人做饭菜。从前在锅灶前站两个小时也不腰痛，如今站二十分钟腰就往下坠，要找椅子坐。吃过中饭，从不睡午觉的玉珍却趴在床上了，李佳也告退地回到房里，家桃坚持着抵挡一阵，到底还是没经受住疲劳这支大军的攻击，也躺到秀梅的床上睡了。秀梅却坐在客厅的一隅与英语老师私聊，觉得有必要提醒英语老师：“我这个侄儿是朵雄玫瑰，逗女孩子喜欢，你啊，一定要看紧他。”英语老师自信地一笑，“我不怕。”秀梅意识到英语老师还不晓得五一身上的爱情杀伤力有多么强大，又说：“你如果不把他管好，会后悔的。”英语老师天真地说：“我们互不干涉。”秀梅似乎从英语老师那张扁平的脸上看见了她未来悲惨的命运，就不愿再说什么地起身走开了。四点多钟，李佳、玉珍和家桃相继起床，又开始做一家人的饭菜。吃饭时，爹说：“看到你们生活得都好，我心也安了。”

饭桌的另一端，何白玉却对自己的生活极不满意，这种在单位上不死不活的生活，让他产生了另一些想法。前一向他和一个同事喝酒，说他想经商。那同事马上说“我舅舅有几间贴着马路的房子准备出租”。如今做生意的人十分红火，白玉是个弄潮儿，不甘心这么平淡地活着，就起了这份心。他去看了，觉得把那几间房子打通，开家饮食店会有生意。他瞧着郭承嗣说：“承嗣，你和我都学过厨师，干脆我们留职停薪，出来开个饮食店?”郭承嗣也不喜欢油漆厂的一切，他甚至很讨厌闻油漆气味。他对白玉提的建议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曾经苦钻过湘菜，说：“只要你留职停薪，我保证跟着你留职停薪。”

郭承嗣早就想改变自己可悲的命运了，他三十岁了，简直还一无所有。郭宅距油漆厂几条街，他要穿过黄兴路和蔡锷路，这两条街每天都在变化。早几年，简直是一夜之间，两条街都变成了商店，这让他心里有一股暗流涌动，那股奔涌的暗流是他父亲那方遗传的。只因他的工作来之不易，他才按兵不动，并非他性格好，实实在在是他不知道这改革开放是不是一个圈套，就像当年打“右派”，先鼓励民众“大鸣大放”，然后再收网。他天天看报，买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可是中国两张最权威的大报。他读着每一篇文章，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以免理解偏差，时常读到子夜。有天，小范醒来，一看钟，都凌晨四点了，“你还没睡?”郭承嗣昂起颈椎已低疼的头，看着小范说：“我在想，中央真的允许老百姓致富?”小范觉得丈夫问得奇怪：“你怎么啦?”郭承嗣想起死去的爷爷和父亲，又问小范：“上面不是骗我们吧?”小范的父亲不是“右派”，不是在惊恐中长大的，生长的环境充满欢乐、就没丈夫那么多顾虑，说：“骗你个头呢，你以为还是文化大革命!”郭承嗣瞪着身体飘着饼干香的小范说：“我想出来干个体户。”这是去年二月里一个星期天凌晨四点钟说的话，郭承嗣又耐心观察、眺望和等待了将近一年，而这一年他被街上欣欣向荣的景象刺激得真有点眼花缭乱。这天晚上——这是距大年初一第十五天的元宵节的晚上，郭承嗣终于动心地对他妈说：“妈，我决定和白玉哥一起开家饮食店。”他妈看着他，他又说：“我一走进油漆厂就想起爸爸受的委屈，就寒心。我研读过很多报纸，我发现中央是真的搞‘改革开放’。白玉哥也说，这是个机会，抓住了就能赚钱。”

对于何家桃来说，儿子是她的心肝肉。前些年，就是她压着儿子，不让他出来干个体户，每当儿子有这方面的思想，她就像救火队员样，对着儿子这颗发热的头颅浇上一瓢冷水，灭掉他发家致富的念头。但另一方面，何家桃又很不甘心她们一家人被人欺压多年的多舛的命运!何家桃也看到改革开放让很多贫贱的小市民成了个体户，富了，买了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现在又换成了彩电，冰箱也搬进了客厅。这让何家桃既羡慕又辛酸，因为郭家可是当年长沙市最富的几家人之一呀，难道郭家就这样沉寂下去?像一根死藤上的几只小南瓜、再不可能长大地慢慢枯死?她惆怅、茫然，整整一个星期都食不知味，想她压着儿子不让他干个体户是不是个错误?她尽管五十多岁，头发大多白了，看上去比同龄女人都显老，可是她的思想却比同龄的女人更坚强、更活跃、更上进，且比谁都希望打一场翻身仗。在那些早已逝去的悲惨的日子里，郭铁城天天都是一副乞求别人宽宥的可怜相，害得她不得不与郭铁城兑换位置，把自己变成男人，去呵护被命运之神击溃的丈夫，且如母狼样保护她的女儿和儿子。这些可怕的往事，不但没消亡，反而于这些年里变得更清晰了，让她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使她夜不能寐。她了解儿子，儿子像她，肯学，有韧性有耐力有闯劲，不是他父亲那种怕事的德性。她想了三天，终于下决心地对儿子说：“妈支持你和白玉留职停薪。”

七十

我当爷爷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确实老了，很多事情干起来都力不从心，疲劳也容易上身了。过去，骑着单车去学校，上完课，又骑着单车回家，没一点疲劳感。现在，开几个小时会回家，就要睡一觉。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和爹一起打瞌睡。李佳也老了，那个从前让许多男人动心的李佳，已是个黄脸婆。有时候，我和李佳会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半天不说话，因为要说的话都在脸上。老奶奶得知她又添了个玄孙女，很高兴，“好啊，又是一个北大生。”

先一年，何娟考上北京大学，扛着行李走了。从不动感情、心如磐石的何秀梅竟哭了，这让玉珍和我妈都十分意外，没想到秀梅竟对她这个侄孙女如此感情充沛。其实大家都错了，在这个家里，带何娟最多的是姑奶奶何秀梅，何秀梅用心良苦地给何娟讲了那么多巾帼英雄的故事，并非信口雌黄，实际上是为培养何娟能有远大的理想。她几乎是把何娟当女儿看，虽然辈分上她是何娟的姑奶奶。她带何娟睡，牺牲午休给这个侄孙女讲武则天、穆桂英、花木兰和王昭君等等女中豪杰的故事，不厌其烦地讲，直到侄孙女读高中，才把自己摆回到姑奶奶的位置，等着看她打造的结果。结果比她意料的还要好，她既高兴又伤心地哭了。“我是哭自己，”她对大嫂说，“何娟读大学了，好快啊，我都到快退休的年龄了。”

有一天，国庆一个人回来，脸上颇有些疲倦。这一天的阳光很好，老奶奶、爹妈和大哥分别坐在坪上晒太阳。大家都看见了他满脸疲倦，连视力已下降的老奶奶也看出来了，并表示惊讶道：“哎呀，国庆你这是累的呀。”其实并非是因照顾孕妇和刚出生的女儿而把国庆累成这样，实际情况是他打麻将连续打了三天三晚，再也没精神应付其他事，就跑回家睡觉。大哥笑道：“伯伯恭喜你做爸爸了。”爹问国庆：“你给你女儿取了什么名?”国庆答：“我给女儿取了个单名，叫何懿。”爹不认识这个字，国庆就写个“懿”字。老奶奶问：“我的玄孙女呢?”国庆回答老奶奶：“在小霞家，要等您玄孙女满月，才能带出门。”

满了月，国庆和高小霞就抱着女儿来了。那已是十一月份，那天天气比先几天暖和，但国庆和小霞怕女儿感冒，就毛衣、风衣地裹着。妈接过孩子，将遮风的帽子揭开，就见一张红喷喷的小脸蛋儿安详地睡着。妈把脸凑到重孙女脸上，深吻着重孙女。重孙女被她老奶奶吻醒，见面前一张陌生和苍老的面孔，惊悸地哭起来，哭声很稚嫩，但很亮。妈说：“这孩子声音尖，将来怕是个歌唱家。”小霞接过女儿，哄着。老奶奶犹如一只大虾样走来说：“啊呀，我玄孙女来了。”小霞就把女儿递给老奶奶看。老奶奶居然能接住玄孙女，搂着玄孙女笑。玄孙女见一张老古董似的面孔冲她笑，又愤然哭了。老奶奶称赞玄孙女说：“这哭声多响亮啊。”小霞怕女儿从老奶奶手中掉下来，忙接过女儿，解开衣扣，将发胀的奶头塞进女儿的嘴。老奶奶又走近小霞看她玄孙女吸奶，玄孙女竟斜着眼睛瞟老奶奶。老奶奶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个红包，红包里备了一千块钱，递给小霞说：“这是老奶奶的一点心意。”说毕，老奶奶笑得脸上的皱纹跟蛛网一样颤抖。

大姐那天也不请自来，碰上李佳和我给孙女做满月饭，大姐就去对门曾家店里买个小红包，塞两百块钱进去，打给何懿。小霞不肯接，大姐却说：“我现在有钱用，承嗣和白玉开的饭店生意好得很，上个月，一人赚了两万块钱呢。”我们既惊讶又高兴，白玉和承嗣自从停薪留职开饭店后，都很久没来了。爹、大哥、玉珍最开始还担心他们，没想到他们还争气，今年一人买辆摩托车，骑着满街跑。那个年代骑摩托车，就标志你有钱。家桃身上的衣服也有变化，都是好料子，款式也新颖。又过一个月，大姐又来了，有点炫耀的意思，脖子上戴着金项链，手腕上戴着亮闪闪的金手镯。她把金项链和金手镯展示给老奶奶看，“都是承嗣买的，”大姐说，“我要他不要给娘买，把钱留着，他不听呢。”听上去是批评，可是大姐的脸上却流淌着幸福的光彩。老奶奶拍着孙女的手背说：“好啊，你儿子孝顺。”

那天下午，郭香桃两口子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来辞行。两人办了调动手续，调深圳的一家医院。郭香桃由于被爱情的蜜汁浸泡着，看上去就年轻，脸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光溜溜的，好像还不到三十岁的样儿。她的女儿——真是一对智慧男女的爱情结晶——是个聪明可爱的小精灵，她一从她父亲的胳膊上下来，就笑着走进老奶奶的卧室，东翻西找，竟从大柜的底层找出了当年老奶奶请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画师对着何正韬初中毕业相画的遗像，“老奶奶，这是我舅外公吧?”谁都没有跟这个小姑娘说起过她的舅外公，她舅外公早在一九四三年于常德会战时战死了，家里，不要说我们，就连老奶奶自己都把她这个孙儿忘光了。老奶奶疑惑道：“他是你舅外公?让老奶奶看看。”遗像上的何正韬只有十五岁，一双稚嫩的眼睛、两片稚嫩的嘴，鼻子怎么看也有点歪——是那个行伍出身的蹩脚画师的手艺还没到堂，画歪的，甚至连我爹都记不起这个十五岁、人中上画着两撇生硬的八字胡的男孩是谁了，问：“这人是谁?”小女孩告诉她老外公说：“老外公，他是我舅外公。”

郭香桃有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不光是丈夫陈刚带给她的——他还真是个很爱她并把爱付诸行动上的男人，还有女儿也带给了她。谁都说她女儿是绝顶聪明的小精灵，小小年龄就懂得心疼母亲、分辨是非、关心她爷爷、奶奶和外婆。每次去外婆家看外婆和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她都要问母亲：“妈咪，今天我们带什么礼物给外婆和哥哥?”她甚至会提醒母亲：“妈咪，外婆牙齿不好，吃不动苹果，外婆只吃得动香蕉。”对于郭香桃来说，女儿是上天赐给她最好的礼物。“我决定将来让陈琳玉当演员，”吃饭的时候郭香桃看着她女儿陈琳玉说，“做别的事情都太累了，教书累、当医生也累，一到深圳，我就打算买台钢琴给她弹，让她学钢琴。”郭香桃是那种人，认准什么事就一干到底的。这一点十分像家桃，当年家桃认准她父亲，就一个人与全家人抗争，把自己关在房里大半年不出门，用自我禁锢的自虐方式表达对爱情的坚贞不屈，足见其人是多么坚韧又多么顽固不化。正是家桃的韧性和顽固不化，培养了郭香桃姐弟俩，使其姐弟俩也充满韧性，能在逆境中生长，犹如马齿苋，在严重缺乏养分的岩石上也能见缝插针地逮住一点点灰尘生根、长大。他们一家人走后，爹对我说：“看着你大姐一家人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爹高兴啊。”

何懿是我和李佳的第一个孙女，李佳看得重，何懿满周岁后，李佳硬是要国庆和高小霞住回青山街，并特意请了个小保姆。妈早退休了，闲在家里，时间就变成大量的空。国庆和小霞就两头住，青山街住几天，自己的家住几天。何懿在我们家就由我妈带。家里有个走路踉踉跄跄的何懿，又热闹了几分。这年寒假，何娟回来时好像一股春风刮进来，她长得十分高挑、漂亮，简直是一个大美女，衣着也十分洋气。何娟读书很争气，成绩是年级前三名，随便坐在什么地方都好像有一束光照耀着她，让她光彩夺目。她妈来看她，——小刘早又结婚，给她生了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何娟对她母亲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她的眼里最重要的是奶奶，还有姑奶奶，她妈的比重在她心里反倒轻一些。这从她拿着奶奶给她的钱上街，回来时除给自己买衣服，便是给奶奶和姑奶奶买衣服便能看出来。有天，何娟买条洋毛围巾给姑奶奶，姑奶奶幸福地笑道：“何娟晓得疼姑奶奶呢。”

何秀梅已退休，退休后的何秀梅爱上了舞剑，整天握着一柄木剑，在葡萄藤下慢舞。木剑漆着银色漆，剑柄上系着红绸子。她不甘寂寞，与几个退休的女老师每天一早上湘江边舞剑，舞完剑，又跟一个老男人练智能气功，把峨眉剑法和智能气功练完，回到家一般都是上午十点钟。回家后，自己泡一杯菊花茶，加一勺白砂糖，不急于坐下，而是站在客厅里慢慢喝着。喝完菊花茶，她又在葡萄藤下温习一遍剑法。练完这遍剑，她还有事情要干，忙走进卧室练毛笔字。桌上永远铺着宣纸和笔墨，还有国画颜色，这都是大哥房里现成的东西。她受大哥影响，喜欢上画画了，每天午睡起床，洗一把脸，就站在桌前画梅花，因为她觉得梅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傲气的花，同她一样傲视一切。落款会写上：何秀梅作于某年某月某日。不到半年，这样的字画已在她房里挂满四壁。她请大哥指点，大哥就告诉她怎样画梅花，怎么画梅枝。大哥随便画两笔，秀梅都佩服得不得了，“你画得真好，大哥，难怪昌盛三天两头跑来找你要画。”大嫂说：“你别提昌盛了，他在你大哥手上少说要了二十幅画，拿去搞外交，一张纸钱都没付。”大哥一笑说：“要是我的画能给昌盛带来好运，也是好事。”大哥说完这话，就摇着轮椅去自己房间绣观音菩萨。

半年前，台湾商人向我大哥订了二十幅观音菩萨在莲花上打坐的绣像，大哥自然就没日没夜地在硬缎上画和绣，因为香港商人也要观音菩萨绣像，说香港那边很多有钱的太太都信佛，肯花大价钱买。大哥是在这种没日没夜地绣观音菩萨像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秒。

大哥死的先天晚上，梦见了爷爷，爷爷在他梦里告诉他，要他把一只公鸡的头剁掉，把血洒在他房里。他问为什么，爷爷在梦里说：“你照着做就是。”醒来后，这个梦仍十分清晰，大哥感到奇怪地跟大嫂说了这个梦。大嫂说：“这你也信?”大嫂不是个迷信的女人，她是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既没有救世主，也没有鬼神。再说，大嫂几年前也曾梦见过爷爷和棺材，还陆续梦见过她死去多年的父亲和母亲，梦过后，并没有任何不祥的事情发生。她起床，没把大哥的话放在心上，忙着为一家人煮稀饭。厨房里有液化气灶，也有煤灶，煮稀饭就用煤灶。平常煤灶里留的火都是燃的，只需拔掉煤灶盖，煤就燃上来了。

那天大嫂拔掉煤灶盖，淘米时，没听见炊壶有动静。平常大嫂淘米时，在煤灶上掇了一夜的炊壶会叫，大嫂就用炊壶里快开的水煮稀饭。大嫂淘好米，伸手摸下炊壶，炊壶冰凉的，就知道昨晚留的煤火灭了。大嫂夹团藕煤到液化气灶上烧，隔几分钟，藕煤烧红了，她把烧红的藕煤夹进煤灶，再添上一坨藕煤，掇上锅子，就去买包子。大嫂买包子回来，见丈夫起床了，说：“你还睡一下。”大哥说：“昌盛今天要来拿牡丹图，我还没跟他画。”天完全亮了，有一抹朝霞涂抹在门窗上，色彩强烈，是个令人高兴的好天气。

一家人吃过早饭，大哥就在自己房里铺开纸笔，埋着头在案板上画着牡丹花。何懿走过去看伯爷爷画画，大哥在侄孙女头上摸摸，又埋头画着。一个上午被他画完，吃完中饭，他又画了一个多小时，倦了，就坐在椅子上打盹。忽然人就从轮椅上栽到地上，嘭的一声。当时一家人都在午觉，屋里屋外充满催人入眠的氤氲空气。唯独我孙女没睡，听见响声，走拢去看。大哥挣扎着坐起，并没感觉有什么异常。大嫂那天中午去湘绣大楼买硬缎，因为大哥还有两幅观音菩萨像没绣，家里没硬缎了。大嫂回来，见大哥额头上有个肿块，乌色。大嫂说：“怎么了你?”大哥淡淡道：“中午在椅子上打盹，栽了下来。”大嫂忽然想起大哥早上说的那个梦，脸色紧张了，“那我去买只公鸡，把它的头剁了。”大哥咧嘴说：“我没事。”大哥看着大嫂买来的硬缎，忙着与大嫂把硬缎上到绷子上。大哥在绷子上画了几笔，突然说：“我头有点痛。”大嫂相信大哥的梦是预兆了，家里只有几只生蛋的母鸡，就决定去南门口菜市场买只公鸡。她走到菜市场上专门卖鸡的地方，都没公鸡卖，天近黄昏了，她折回来说：“菜市场上连一只公鸡都没有。”

大哥是那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想这点痛就叫苦那算什么男人?他一想起台湾商人下个月月初就要来，便爬起床，坐到绷子前，开始画观音菩萨在莲花上打坐的绣像。晚上，昌盛来拿牡丹图，大哥只是对昌盛一笑，又继续画观音菩萨像。其时，他头痛得汗都出来了，可他强忍着。突然，他感觉自己看不见了，视线一下子模糊起来，就叫大嫂：“玉珍，我看不见了，你在哪里?”他手上的画笔掉到地上，拼命揉着眼睛，一边恐惧地叫道：“我看不见了，痛痛痛，好痛的，我看不见了。”一家人都紧张不堪，都拥上来望他。昌盛是来拿画的，开着小车，忙说：“大伯，我送你去医院。”大哥害怕地点头，眼睛看不见让他十分恐惧。昌盛把他大伯背到背上，我和大嫂都挤进汽车，昌盛开着车向医院飙去。大哥一进医院就没再出来，一照片子，头部血管破裂，血管里涌出的血压坏了视网神经。一开颅，涌出来一股淤血和鲜血，止也止不住，就那么流血而亡。

大哥是累死的，假如他不那么发狠地画画和湘绣，再活十年是没问题的。但他太有责任心又太霸蛮了，讲究信誉是他做人的准则，接下什么活就一定要完成。这种一点也不怜惜自己的人，当然会累死。大嫂很伤心，呜呜呜哭着。昌盛也哭了，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大伯。老奶奶和爹都没哭，估计是人老了，泪腺已干了，但两位老人都很悲痛。哭得最伤心最动情的是李文军。李文军是大哥生前挚友，也是大哥一生里唯一的好友。两人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后来一起投军，一起打日本鬼子。这么多年里也只有两人走得最密，如今一个死了，另一个自然就无比悲伤。他趴在尸体上，捧着尸体冰凉的脸，一双眼睛老泪横流。

大哥死后，台湾商人和香港商人都相继来了。台湾商人是大哥死后的第十天来的，他在我大哥的遗像下狠狠地磕了三个头，没多说话，把我大哥绣的二十幅观音菩萨在莲花上打坐的绣像带走了，付了六万块钱。香港商人是十二月中旬来的，他不但收了我大哥所有的绣品，还把我大哥于五六十年代画的水彩写生画和随手勾的白描花卉都统统收走了。那些画都躺在我大哥的床下和柜顶上，已沉睡很多年，有的纸张都黄了或边都糜烂了，他不嫌，都要，留下了八万块钱。大嫂整天发呆，目光涣散，吃饭也不香。过了两个月，大嫂缓过气来了。妈很同情大嫂，背着大嫂说：“玉珍嫁到何家，吃了一辈子苦。”爹说：“那是。”妈看着凄冷的天空说：“文军一直单身，你懂我的意思吗?”妈把左右两手的大拇指竖起来动了动。爹懂了，“你跟玉珍说吧。”春节时，大哥已死去四个月了，家里因大哥去世而悲伤的气氛也被过春节冲淡了，妈觉得可以提这事了。一天下午，妈说：“玉珍，姨跟你商量个事。”大嫂就望着妈，妈开口道：“姨觉得你应该找一个老伴。”大嫂摇头，“退回去三十年，我会考虑。现在我根本不会朝这方面想。”妈说：“我知道你不会朝这方面想，但姨要替你朝这方面想。文军看上去身体还硬朗，我觉得你们俩合适。”大嫂惊异地看着我妈说：“姨，我不会再嫁人了。”妈亮出底牌说：“大年初一，文军来拜年，我和你爹背着你跟文军说了这事，文军没提出反对意见。”大嫂生气道：“姨，你跟爹怎么可以这样?!”

这事就没有再提。大哥死后，李文军仍常来我家。他喜欢钓鱼，一来，手里总拎着一条鱼，把鱼拎进厨房，开膛破肚，烧成鱼汤，一家人就喝着他烧的鱼汤。李文军知道王玉珍不同意后，对我妈说：“真的没关系。”他跟没事人样，看见王玉珍还是笑，还是说话。但细心人还是能看出他有一点小变化，他原来马虎得不行，现在每次来都穿得很讲究：西装、领带、笔挺的毛料裤，皮鞋擦得锃亮的。最主要的是，脸刮得干干净净。从前，李文军的脸上，胡子很少刮干净过。李文军把胡子一刮，人就年轻十岁，脸上光鲜鲜红润润的。李文军前几年退休了，一个人住着医院的一套两室一厅，自己洗衣自己做饭，打成“右派”后他在社会上闯荡，什么都愿意低下头学，就烧得一手好饭菜。李文军烧的鱼汤受到全家人的赞美，尤其老奶奶，可以整整喝下一大碗，喝得嚯啰嚯啰响，这让一家人都高兴。

通常情况下，吃过饭，李文军会找我爹下象棋，他让一车，时常还把我爹下得“大败”。李文军与我爹下棋的目的是帮助我爹用脑，以免我爹患爷爷那种脑痴呆。爹的听力，于这两年更下降了，如果你不对着爹的耳朵大喊大叫，爹就不晓得你在说什么。爹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头白得没有一根黑发，却没秃顶。这天，爹剪了发，修了脸，与李文军下象棋。棋下到吃晚饭时，李文军与我爹才罢手。爹要喝酒，李文军就陪爹喝，一桌饭就慢慢地吃到了八点钟。月亮升上来，就挂在远处的屋顶上，圆圆的一个，玉盘似的。这是五月的天气，不热，院子外的几棵槐树长满了绿叶，空气中飘着树木的芬芳。有蛐蛐的叫声从墙缝里传来。爹把目光从天上收回，说：“你和玉珍的事……”爹说话的声音很大，李文军望一眼王玉珍的房门，那门可是敞着的，忙打断我爹说：“我尊重玉珍的意见。”次日一早，爹起床，见王玉珍在厨房忙，想起来道：“玉珍，你跟文军把婚事办了吧?”王玉珍的脸竟红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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