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作者丨铁流 纪红建

第四章 老兵 老兵

有不少老兵，身体里还残留着战场上的弹片。六七十年过去了，尽管那些弹片已经和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了，但他们永远也不后悔，而是乐观、坦然地面对生活，用生命抒写着一个老兵的质朴与高尚……

永不生锈的弹片

在革命老区村村庄庄走访中，我们发现，现在依然健在的建国前老党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兵。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解放军，也有从国民党军中起义和投诚过来成为解放军的，他们先是跟着国民党军打解放军，后来跟着解放军打跑了国民党军;有普通战士，也有班长、排长、连长，还有营长、团长;有步枪手、机枪手、爆破手、突击队员，也有首长身边的通信员，以及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助理员。

无论何种身份，也不论何个岗位，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都在战火纷飞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都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全国解放后，他们都没有争名夺利，而是回到故乡，退居乡野，在田间“默默”耕耘。

有不少老兵，身体里还残留着战场上的弹片。六七十年过去了，尽管那些弹片已经永远地和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了，但他们永远也不后悔，而是乐观、坦然地面对生活，用一生不变的信念，抒写着一个老兵的质朴与高尚。

住莒县城阳街道东关三街的老兵董永明，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

董永明，88岁，大个头，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用董永明老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还行，没啥毛病，耳朵也不聋，看报纸好样的。他8岁跟着父亲上大连，12岁丧父当童工，14岁回到故乡莒县，19岁当兵，可谓历经苦难。他最开始参加的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但后来，他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在三次负伤后回到老家做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当年去当兵，其实不是董永明的本意。1946年秋参军运动时，他正在城阳的华翔织布厂当工人。一天，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说你庄里叫你家走。董永明问，叫俺家走干什么?经理说，俺不知道。虽然经理没说，但董永明估摸着，十有八九是叫他参军。他在大连工厂干过，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知道当兵可不是胡闹的。老六团打莒县县城的时候，抬出那么多官兵的尸体，大家都见着了呀!想不去，但不成，庄里硬是要他去。他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没了，一个弟弟年龄还小，母亲啥也不懂，大爷他们各过各的了。不仅没人替他在庄上说句话，就连打个商量的人都没有。那些硬茬子难缠，不但小孩不同意去，老的也不同意去。董永明心里憋着气，心里骂道，你们这些狗杂种，就看俺家没人，很悬乎(指没本事)，俺就当给你们看看。

一气之下，董永明跑去当兵了，没有告诉庄里，自己去的。当时，台儿庄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是郝鹏举的部队，驻扎在中楼一带，董永明就跑到了这支队伍上。董永明想，这支部队虽是国民党的，但起义了，起义后跟着共产党，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钱。上那儿吧，又是解放区，起码有颗好枪，还能保护自己，要知道打莒县县城那会，老六团有多少枪打不响啊，不要说打敌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为了到这支部队当兵，他先找到了他的一个叔。他叔经常上那个部队剃头，他叔给他上新兵连报了个名，几天后，董永明就穿着棉衣上了部队。

董永明跟着这支部队，一路南下到了江苏一带。但是由于当时政局复杂，部队在江苏一带出现了分歧。董永明告诉我们说，1947年阳历年的那天晚上，这个部队上就有动静了，又和国民党联系上了，有叛变的了。俺看这个事不好，急的不行，心想，这该怎么弄?没有治，穿着军装了，你能怎么弄?结果这个部队还是叛变了，再次投靠国民党，向南拉，解放军就围着打。这个部队的总头头郝鹏举，被解放军逮着后，就不听信了。这个部队被解放军截下后，俺以为会要解决他们，他们是老国民党部队的嘛，但共产党对他们真的很宽容，不但没有解决他们，还对他们很好。解放军跟他们谈话，你愿意在这里干?还是愿意回家?愿意在这里干，就好好干;愿意回家，给你写上介绍信，还给路费。俺也有什么说什么，开始俺也想过开小差，夜里拎着包袱角抖擞抖擞，想家走。但一看共产党的政策真好，俺也改变了主意。当时解放军的人也找俺谈话，俺不怕，俺又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汉奸，俺本来就是冲着共产党来当兵的，谁会想到这个部队起义投了共产党后来又叛变了呢。俺把事实说了，并表态说，俺跟着解放军干。解放军的人说，中。说了以后就把俺编到班里去了，俺记得是二连二班，是陈毅的部队，华东野战军11纵队。接下来，俺跟着班里打仗，天天打。打来打去，俺觉得，数着新五军难打，国民党的新五军都是美式装备，真的难打。

二班大部分战士没上过学，不识字，但董永明上过几天学，识几个字，就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董永明说：俺还一直在观察一个现象，打仗那么紧张，连队的党员还总是抽空开党员会，也不知道他们坐在一起说些什么，鼓捣些什么。后来连队看着俺打仗、办事、说话各方面怪好，就找俺谈话。连队干部问俺，想家吗?俺说，不想家是哄人的，想家，但家不去(回不去)，俺们现在还在南方，咱等全国解放了就家去，就有家了。连队干部又问俺，你看共产党怎么样?俺说，共产党怪好，交枪不杀，还优待俘虏，天底下哪有这般好的军队呀。再一个，解放军进门就叫大爷大娘的，不仅不打骂老百姓，还帮老百姓做事，老百姓当然拥护。国民党军进门除了打就是骂，还要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受群众的拥护。俺看着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多了，这非胜利不可。俺又问连队干部：你们整天开党员会鼓捣些什么?连队干部说，你问那个干什么?俺说，俺寻思参加不中?连队干部说，你参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俺说，俺家走家不去，俺看这个样，俺也参加共产党，但得给俺一个好待遇。连队干部问，你要什么待遇?俺说，万一俺牺牲了，给俺办个烈属证，写封信给地方上照顾照顾俺娘，俺娘和俺兄弟在家里苦得了不得。连队干部很快就将董永明的真实想法跟连首长汇报了，连首长同意了。

董永明说，俺是1947年春天入的党，就在前线的交通沟里填的表。俺虽然是那样和连队干部说的，但表上不是那么填的，哪能那么填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中国，都写的几句好听的。三个月后，俺就转正了。

那时候没别的，就光打仗，天天打，白天打，黑夜打。牺牲的太厉害了，许多战士，连长还没来得及认识他，就牺牲了，补上来一批新兵，没几天，又牺牲了。有时候不光连长不认识，就是一个班的战友，都没来得及认识，就牺牲了。新兵不撑打，老兵撑打。新兵悬乎，没有经验，枪一响，腿就吓软了，怎么还能和敌人打呢，光等着挨枪子吧。老兵有经验，敌人打不了他，他能打人家，伤亡也小得多。俺想通了，在战场上，反正死活都一样，想通了，也就不怕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三个月就算得上老兵了，俺一当就几年，你说算不算老兵?俺亏着(幸运)有一棵好枪。那是一支步枪，意大利造的，六七成新，打六五(日本机枪)特好使，也不后座也不振，指哪儿打哪儿，使的很顺手。那支枪还是俺从郝鹏举的部队带过来的。具体打了多少敌人，俺没统计过，但只要出手，十有八九就能命中目标。

但战火无情，再出色的枪手也难免受伤。董永明说，俺受过三次伤。第一次受伤是在攻打盐城附近一个小范围的战役中，大概是在1948年春天，那时候俺已经当班长了。本来俺寻思撤退，不和他们打了，只是戳鼓戳鼓(挑逗)，但领导说，还得继续打。于是，把他们戳鼓火了。敌人守在庄里，俺们在野坡里向前进。俺正趴在那里打枪，听着“吐噜”一下。仗打多了，俺就听出来了，那是来炮弹了。于是俺赶紧对战友们说，卧倒，赶紧趴下。刚说完，炮弹“啪”就响了。虽然趴下了，但炮弹就落在俺们附近，炮弹皮还是给俺裂(打)上了。但俺就是命大，不该死，只伤着俺右侧肋骨部位，并没伤着骨头。俺身上当时带着一百发子弹，是那支意大利步枪的子弹。子弹就这么斜斜着，围着俺的腰捆了一圈。子弹挡住了炮弹皮，要不然就进去了，俺要感谢这圈子弹，要不也被祸害了。俺下了火线，在医院住了几天，马上就回到连队。这是头一伤。

董永明的第二次受伤是腿，右腿，是在李堡战役中受的伤。那天晚上，董永明所在的部队向李堡开进，后来前进受阻。这时，连长找到董永明说，董班长，你是咱连队的老兵，有经验，你组织一支突击队，先攻入城内，掩护大部队进攻吧。董永明心里明白，选入突击队，就是意味着牺牲。但他没有犹豫，果断地说，中，连长，你给几个人给俺。连长说，人不能多，人多目标大，顶多只能三个。董永明说，俺有个要求。连长说，说吧。董永明说，给俺找两个大个儿的。连长说，中。两个大个很快就来了，都是新兵，不是连长不给老兵，连队大部分老兵都牺牲了。大个新兵问董永明，董班长，突击队怎么弄?董永明极具耐心地说，就是爬围墙先进到敌人的阵地。两个大个有点紧张。一个大个道：俺爹说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明明就是先去送死呀!董永明说，你们不用害怕，听俺的没错，俺弄过。俺在前头，你们在俺后边，俺先进到敌人里面，你们跟在后边。俺在前头，敌人要打也是先打俺，还打着你们了?随后，他带着两个大个强搭起便桥，并第一个爬上了架在碉堡的梯子，顺利进入敌人的腹地。

董永明自己的讲述更为精彩。他说，到了下半夜两点来钟，就开始总攻了。俺们突击队先摸了上去，俺爬到靠近城墙的那个头上一看，一个碉堡里头有一挺机枪朝外打。敌人打了一梭子，它没动着俺，俺觉得奇怪，猜想是不是敌人的那挺机枪出了毛病。俺向两个大个交代说，等着俺上了梯子，爬到俺这个头和这个城墙一样高时，你们两个就使劲向里撇手榴弹。手榴弹一响，俺就进去，你们跟着进去就行。敌人又打了一梭子，没动着俺，也没乖着两个大个，都没动着，好好的。俺就上了梯子，等俺快到墙顶时，俺就使两腿盘在梯子上，端着枪就打。敌人知道俺们上来人了，就用刺刀插，俺就抡起枪抵挡。俺这时急了，冲着两个大个说，你们两个家伙还楞着干啥呢，不是跟你们说了，俺快爬到城墙时，朝里撇手榴弹吗?赶紧往里撇手榴弹!一个大个说：我一紧张，忘记扔了。大个边说着马上撇进一个，一爆炸，俺一翻身就上去了。接着，两个大个都过去了。俺一进去，就占领那个碉堡了。为什么呢?因为手榴弹一响，碉堡里的敌人就不撑了，死的死，跑的跑。但占了这个碉堡，敌人还有更大的碉堡，那个更大的碉堡在人家院里，他们有机枪堵着，还不断撇下手榴弹来。俺们也向敌人撇手榴弹，但动不着他们。你们想想看，人家是守，咱们是攻，人家地熟，俺们不熟，攻和守不一样，守只要蹲在这里，你来俺就打。俺们进不去，向前也走不动，发展不开，被卡在这里了。当时俺们连队都跟着攻进来了，连长也来到了那个碉堡里。俺着急啊，于是就对连长说，连长，发展不动，不好办，时间不小了，你下个命令，把这个地方找几个人豁开它，豁出条路吧。很快，几把小铁锨就像小老虎似的，一会儿就把城墙掘出条路来。俺再准备进攻那个大碉堡时，人家撇下手榴弹来，炸着俺腿了。

最终因为乱我力量悬殊，敌人的那个大碉堡一直没攻下，加之天明了，上级最后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董永明说，天明了，部队一会儿就撤退了，俺腿被炸伤了，走不动，俺还被困在城里头呢。俺看看没法治了，就爬上墙顶，“咕噜咕噜”往下滚，滚到城墙下面的那个沟里。好险，刚滚下去没一会儿，敌人就上来了，上了俺们开始占领的那个碉堡。俺还在城墙下边那个沟里，这怎么治?趟水，只有趟水了。俺薅了把草，放在头顶上，然后蹲了下去，水到嘴脖。俺在草的掩护下，随着那个水移动，下去二十来米，是一个拐弯，敌人看不到了。阿弥陀佛，这回死不在你们手里了。

俺那个连撤下去后，都集中在南边的三间大堂屋里。在这里，连队开始清点人数。连长问道，董永明咋没见?是不是牺牲了?有战友说，董班长还有，没牺牲，他炸腿了，俺见着他来。连长说，还不赶紧去找。谁去?前边是敌人，谁敢啊!这时一个大个子站了出来，是俺老乡，他说，俺去。说完，他就往俺这边跑。他顺着那个沟找俺，俺隔老远就看着他了。俺就咋呼，他跑过来，把俺背下去的。俺那个老乡叫什么名子，忘了，是大个子，麻子脸，细高挑。

说到这里，董永明话锋一转说，说起了《驼铃》这首歌。董永明说，前两年俺跟老马(马成俊)说，俺还没见过俺上电视的录像。老马说，俺给你治(做)个光盘。俺对他说，老马，俺对你还有个要求。他说，什么要求?提吧!俺说，把那光盘上给俺刻上《驼铃》这首歌曲。开始，我们以为他是年纪大了，思维出现了问题，语无伦次地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董永明说，《驼铃》是电影《带手铐的旅客》插曲，可说到俺心里头了，头一句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俺这首歌啊，是给俺那个大个子老乡刻的。这个老乡，这个战友，比俺亲兄弟还亲，亲兄弟还有纠纷，战友没有纠纷，他是俺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啊。

董永明说，俺这个兄弟把俺背下去后，就在那三间堂屋里，医生给俺解开裤腿，把伤口里的一些污血放了出来，又给俺包扎好。这个时候，暖过劲来了，俺一阵阵地冷呀，战友们就给俺烤棉花柴(一种植物)。稍暖和点后，战友们又找担架把俺抬了下去，送到了华东野战军的医院。那时共产党的医院条件差呀，没有仪器，里面有没有弹片不知道啊，怎么办?医生就使铁丝投俺的伤口，顺着窟窿往里投，试试多么深，有弹片没，一投，里头就“嘎嘣嘎嘣”响。一个军医说，里头还有铁，得拿出来，医生就给俺慢慢捣股，最后算是把铁捣出来了。后来俺复员回家，在县医院里换证，人家说你伤哪儿了，俺说伤着腿了，人家说给你透视透视。透视之后，人家说，你腿里还有块炮弹皮在里头。俺说，俺不知道。人家说，在部队上怎么不拿出来?俺说，部队哪有仪器，当年不是弄出几块来了吗，怎么现今还有?这块炮弹片隐蔽的深，都长到了骨头里了。

即便如此，董永明也没有因此而告别战场，经过简单的治疗后，他又参加了淮海战役。董永明说，打兵就是要打仗的，不打仗，要你当兵干什么，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们看俺的左手，指头一样长，是吧!中间三个指头的连接骨都碎了!这是在淮海战身中被打的，这是俺第三次受伤，在野坡里。当时国民党军在庄里头，俺们围着打。到了晌午后，国民党军撑不住了，就跑出来了。领导下了个命令，要断了敌人的路，逮活的。俺当时在野坡里南北交通沟里，接到命令后，俺立即爬出交通沟，嘎伙着一起断(追)敌人。俺班里有个小青年，十六七岁，不大高，南方人，小蛮子，也是从国民党军里俘虏过来的。当时俺都从交通沟里爬上来了，准备向东跑，去断敌人。正跑着，小蛮子咋呼俺，班长，俺个子矮，上不来。俺又跑回去，先把俺的枪给他，他攥紧枪托，俺抓住另有头，接着俺在上面一拽，他就上来了。俺一转弯向东跑，他也转弯向东跑。跑着跑着，听到“啪”的一声，俺回头一看，小蛮子栽下了。俺过去一看，额头上挨了一枪，死了。小蛮子死了，但战斗还得继续啊，俺见活生生的战友在俺眼皮底下说没就没了，俺心里疼得慌呀，俺摸了摸小蛮子的脸，继续朝前追。正跑着，俺一激灵，好像被子弹打着了。俺一摸腚，腚怪粘，俺以为打着腚了。再一看，怎么滴答血。哦，打手了!这怎么治?俺提溜着枪，一头栽进那个交通沟里去了。刚趴下，国民党的炮弹就落下了来。俺一下子晕了过去。现在想想，当年俺如果不是那一蹿，俺也跟着小蛮子走了。这次战役，俺虽然受了伤，背包也丢了，但俺还发了财，拾了个背包，国民党军的，比俺解放军的好多了，里面还有条美国毯子。

再次受伤的董永明被送到华东野战军十四医院后，医生一看，手中的骨头都劈成这样了，着急地说，这还了得，赶紧把左手掌拉(锯掉)了吧。董永明一听要把他的手给拉了，立即说，拉去不行，留着好看。医生说，留着也是多余，如果感染，问题会更严重，弄不好要命。董永明说，多余就多余，俺还留着。医生说，现在医疗技术不行，非拉不可，拉了一个星期就好了，就可以出院了。董永明说，俺是坚决不同意，可医生非要拉，俺看不行，就跑了出去，藏了五天。我们问，怎么藏的?藏在病房里吗?董永明说，那时哪有病房，医院就在庄户人家。早晨起来，俺吃了饭，揣上两个馍馍，俺就走了，上了河边。河草很深，俺就蹲在那里，饿了就吃口馍馍，日头落下，俺就回来了。俺问其他人，医生来找俺没有?人家说，怎么没有，人家找得着急呢。俺躲了五天，五天没换药，也没感染，你们说怪不怪。躲了五天，俺不躲了，不稀管了。医生一看，也没感染，就给俺换了药，也不强行拉了。好了后，俺左手残废了，但只残废了半年。为什么呢?俺知道，要是长期不动，这个左手就死了，俺每天使热火烫，硬是把几个指头掰开了。那个疼啊!疼得直掉泪，比上前线打仗还难受。但最后俺还是胜利了，不仅不疼了，而且指头还能活动了，就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

董永明说，俺伤好了后，刚好这个医院办公室缺人，就把俺留下了。在这里，俺认识了俺老伴，她叫杨秀芬，是个护士。她老家是莱阳的，1945年当兵的，1948年入的党。当兵之前在识字班，当时她看着人家当兵走了，也从家里嘎伙着也跑了。这时全国解放了，蒋介石上了台湾，全中国没有敌人了，用不了那么多兵了，毛主席就下了一个命令，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时，医院领导让不识字的站一排，负伤的站一排，有病的站一排，思想不好的站一排，思想好的站一排，人才站一排。不识字的，负伤的，有病的，思想不好的，你们家走吧!思想好的，有才的，这些再安排吧!俺和俺老伴，俺是伤员，她也不识字，捡到一块儿了，家走了。俺打一当兵就想家走，当时在战场，不具备那个条件，俺没死在外头就是发财了，就阿弥陀佛了。回到家，俺母亲还有，俺兄弟还有，都高兴。为什么?人家说，当八路军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的跑，没回的路，怎么董永明还领了个娘们家去。人家都不信，东乡那边都有来俺家看的，一看是不差。

1949年底，董永明带着媳妇回到了莒县老家。第二年秋天，他就当上了庄里的支部书记。那时，庄里一穷二白，他发动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背着煎饼去开会，管水不管菜。不要说荤菜，就连蔬菜都少。用清水煮上白菜，挖上一勺子盐，这就算吃上菜了。董永明说，俺干书记干到1953年就不干了。不干也是闹别扭不干的，本来当村干部就分文没有，也没补贴，还得背着自己家的煎饼开会，完不成任务还不行。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一些人不实事求是。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由工作队负责。这些工作队是哪些人组成的呢?是从积极的学生和青年中调上来的，训练以后，就扛着公社的大旗到俺们庄指导工作。那些小年轻挺横，说，俺是上级派来的，你们应该怎么着怎么着，不讲理，也不讲实际。怎么说他们不讲理呢?当时俺是支部书记，也种了八分黄豆。但他们要俺卖二百斤黄豆，起个带头作用，粮食统购统销嘛。俺一听就气，说，种一亩才打二百来斤，还要碰上丰收年，更何况俺家已经吃了一冬了，上哪弄二百斤黄豆去。那些小年轻说，不卖不行，不卖俺们就上党委汇报去。俺说，你们不实事求是，不讲理，你们上党委汇报去吧，俺这个人死都不怕，还怕这个。没想到，党委的人也跟着这个小年轻一起糊涂，第二天党委一说俺，俺一气之下就不干了，君子口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们说，那时靠天吃饭，下雨多收斤，不下雨少收斤，没有科学，也没有肥，就是锅底下烧点灰，倒上点尿，这就是肥，那么大块地，这点肥根本就尝不着味儿。

不干书记了，董永明又在大队当起保管来。董永明说，俺大队里那个保管，接他父亲的班去了，没人干了，支部商议，要俺干。俺说，不干行不。支部说，不干不行，你是党员，上过战场，还当过支书，你不干谁干。俺说，不干不行，那俺就干，不过俺有一个要求，任何人不准打俺手里一分钱的主意，大队里开支要有窝有地方，没有证明不签上字，俺就不开支，就是你当书记的，来拿一毛钱也不行。支部说，中。俺说，那中就干。一干就干了七年。

董永明告诉我们，他同意干保管还有另一层因素。他说，在当时，不管干部还是群众，都是靠挣工分吃饭，为什么当干部的你小锅子不吱啦(吃好东西)就不吃饭呢，你小锅子吱啦，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你月发工资五千，你一月开支一万，你那五千哪儿来的?这样怎么能让老百姓信服?这样怎么能树起共产党的威信?你们说对不对?

俺当时跟信用社打好交道了，说，这个存折，除了俺来存钱提钱，其他人都不行，就是书记来了也不行。钱是大队的，是群众共有的，如果是私利，书记来了也别想拿一分钱。你要敢瞪眼，俺就不干了。但最后还是短款180块。我们问，那是怎么回事?董永明说，俺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找出来，俺是日清月结居然还出现这么个事。那个钱，后来俺又寻思，是用在那个化肥上了。俺搁上钱买来，叫队里分了，他们下了账，俺没下账。就出了这么个事。但那时候180块钱也算狠了。再说，俺对人家严，人家对俺严也是对的，一视同仁嘛。当时，大队里也欠俺的钱，支书硬逼着大队欠俺的那个钱割账，割了账还剩下。俺没跟书记计较，俺没管好，俺认这个账。俺家那时劳力多，俺三个儿子一个闺女，都挣工公了，俺上坡，老嫲嫲也上坡，俺四个孩子都上坡。

我们又问，大娘那个组织关系是怎么回事?董永明说，唉，别说了。当年是打算去把组织关系转过来的。她家是莱阳，来到俺家后，俺家族里有三个老汉是党员，加上俺四个，连个干活的娘们都没有。俺娘就说，别去转了，你们都开些什么会，还得上旮旯子开。再加上她家是烟台地区，咱是临沂地区，不好转。这两个事合在一起就扔下了。后来俺一个兄弟媳妇，人家是老党员，有补贴，俺媳妇没有。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找呀，叫俺去找。俺说，算了吧。俺知道，六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是自动脱党了。不管多少，都别想了，就这么着吧。有人也说，大娘这个情况特殊，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她脱党也有客观原因，再找找也许还行。董永明说，不行，不行，这是政策，特殊情况能改变政策?那还了得。你们说，是不是那么个事?俺那么样，你再那么样，他再那么样，都不按规矩办，怎么弄?还有没有党纪国法?这是个理，你得讲理;这更是党纪，你得守纪。即使给的话，也没面子，你们说是不是那么个事?我们一再强调说，大娘是老革命嘛!董永明坚决地说，这个中!

辞别董永明，我们又访老革命孙柱。孙柱是陵阳镇杨家址坊村人，年龄比董永明大，94岁，个头不比董永明小，性格和董永明一样耿直，腰板还挺直，聪耳明目，吃起饭来还跟年轻人一样快。他当过八路军，参加过莒县战役、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可谓是南征北战，身经百战，屡建战功。

孙柱最开始参加的是马营。为什么选择参加这支游击队伍呢?孙柱说，那时日本鬼子来到莒县，人们看到日本鬼子就吓得慌，不仅不敢对抗，就连头也不敢抬。俺看着不治了，参加抗日队伍去吧，省得害怕，俺就这么想的。俺大概是秋天去的，去的时候谷子那么高了，还没挂穗子。那时马营还没有军装，头两年俺们就穿着便装。冬天穿上棉袄，很普通的棉袄，蓝色、红色的都有，穿着不冷就行呗!去了就扛上了枪，这么高的小枪，开始参加一些小型战役，阻击敌人，打游击嘛。那时候马营力量还不大，一条破枪几个子弹，也就吓唬吓唬鬼子，他们出来扫荡的时候去堵堵他们，让他们知道咱还有人，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后来马营编到滨海军分区，成了团了，那就真正打仗了。

马营那个队伍，有不少是地主出身，而且都是大主，可人家还是参加了共产党，像马骅、马醒悟他们都是共产党。马营威望很高，一方面组织抗日，一方面对群众好，受到群众的拥护。俺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大道理，光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服务的，解放穷人的。咱是贫农，俺能不维护共产党吗。所以他们叫俺怎么干，俺就怎么干，死心踏地地跟着他们干。俺当时觉得排长怪好的，人家学习好，人也好。最后正式成立正式队伍后，他又当了连长。后来他介绍俺入党，俺觉得很好，就很积极地参加了。可惜这个连长在寨里河家后的那个小庄里打仗时牺牲了，当时俺还难受了好些天。

我们问孙柱，大爷，您当了几年兵?孙柱说，连来带去的，从1938年到1952年，共14年，1952年转业回来的，刚在朝鲜打完了美国鬼子。我们说，你在部队当过连长，那可是一线指挥官呀!孙柱一笑说：了了(很小)的小官，就是个兵头。

解放莒县，攻打县城时，六团是主力。孙柱没参加这次战斗，至今，他还觉得遗憾。孙柱说，怪遗憾的，那时俺正在受训呢。学什么呢?开始咱团里没有重机枪，后来来了一挺，叫马克沁重机枪。俺那时正当班长，上边来命令说，叫俺去学习，俺刚去没多久，老六团就打莒县的鬼子了，俺着急呀，想回来一起上前线。但上头不让，说人家四团五团都有重机枪了，六团还没有，你要呆在那里好好学习，把技术学好了，再来好好打鬼子。归队后，团里就成立了重机枪连，俺当第一任班长，后来成立重机枪排，俺又到了重机枪排，再后来成立重机枪连，又到了重机枪连。俺虽然没文化吧，但咱忠实，玩重机枪的技术还中，首长就一直让我管着重机枪。

机枪手，一直是孙柱不变的身份。当战士时，是重机枪手;当班长时，是机枪班班长;当排长时，是重机枪排排长;当连长时，是机枪连连长。我们问，您在部队时也是神枪手吧?孙柱笑了笑，谦虚地说，咱称不上神枪手，反正打重机枪八九不离十，具体打死多少鬼子，那个咱看不着，反正敌人攻击一个地方，咱只要有一挺重机枪，敌人就别想着从那个地方上来。

伤疤，是战争和历史给他的留念。那是四战四平时留下的，头是被弹片炸的，胳膊和腿是枪打的，身体里还有多少块碎弹片，他自己说不清，谁也说不清。孙柱说，1947年7月的那次四平战役时，俺带着全连战士往上冲，在离敌碉堡不远处，遇到了射击，像雨点一样的射击。俺还没来得及趴下，就射到俺身上了，俺一看，左胳膊和腿都流血了。当时情况紧急，俺又是连长，根本顾不上包扎，俺爬起来，带着全连继续向前冲，终于攻下了四平。

全国解放后，他却离开了部队，光荣退伍。我们有点不解，一连之长，怎么就退伍回乡了呢?孙柱说，因为残废!那时候叫退役转业嘛，不光俺这样的，再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一样，俺那一帮营级干部好几个，一起转业的。再说咱们这些干部年纪大了，也不能适应那个时候的战争了。

回到家时，孙柱已经是31岁的大龄青年了。但战功显赫的他，很快就赢得了姑娘的芳心，组建了家庭。随后，他带头参加互助合作组，与乡亲们同劳作，抓生产。孙柱说，刚回家时，咱还帮助搞副业搞什么营生，比较听上级的。以后慢慢叫俺当干部什么的，叫当当就是了，当了几次干部，当过支部副书记，副社长，也干过保管，但没当好。我们问，为什么?孙柱说，咱没那个脾气，当兵的脾气和那些人不一样，拉不上呱，当了几年就下来了。开始还行，到了公社，到了合作社后，一些当干部的手就不大老实了，吃公家的，喝公家的，咱看着就恶心。实在是看不惯，咱就跟他们拍桌子。咱听共产党的教育，贪污、腐败、浪费、胡花，咱们一样都不能干，要不然跟他们搭不上块?俺跟他们吵，吵了也白搭，人家越弄越厉害。俺心里不服，不服有什么用，慢慢退缩，不当干部就是了，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反腐败反的很厉害嘛!习近平这领导真不孬，有些大的干部拿下不少，说办就办，这很好。但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人啊，只怕拿下的也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苍蝇和蚊子都得拿，不拿不行啊，再不拿，俺们就要亡党亡国了。当年烈士的血也白白流了。你说说，现在生活好了，咋就都不务正业了呢?!咋就没有精气神了呢?咋就一门心思想着享受了呢?!俺现在有时也喜欢看神话剧，看着看着俺就想，什么时候那些烈士一夜之间都活该多好，把贪官污吏杀个干净!将来俺到了那边，俺去集合他们!

说完这些，孙柱抚着他那长白的胡须，对着未来，若有所思。

在莒县桑园镇解家沟村，我们见到了解世忠老人，他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虽然当兵比孙柱晚，但也是身经百战。老人掀开帽子，指了指头上。我们看到，老人的头上有一个疤痕。老人的三儿子解学光说，这是俺父亲参加淮海战役受的伤，左眼被炸瞎，头上还留着一块弹片，现在压迫着神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又一个有故事的老兵!

解世忠当兵入党与媳妇马立有很大关系。1946年春，解世忠在乡邻的介绍下，与马立相识并订婚。马立受父亲和哥哥、姐姐的影响，思想开明，追求进步，在与解世忠相识之前就加入了党组织。1946年秋，解世忠在未婚妻马立的鼓励下，参加了解放军。

解学光说，以前，俺父亲和俺舅在一起喝酒就拉打仗的事，还拉入党的事。看电视，他只看战争片，旁的他不看。他刚当兵时，年龄比较小，就在首长身边当通信员，送信什么的，过河的时候，还得拽着马的尾巴过河。直到他现在还不吃绿豆丸子，一说起绿豆丸子，他就恶心，就想吐。为什么?俺父亲说，一次，炊事班送上的绿豆丸子全是血，溅到上面的血，都是牺牲战友的血，但因为太饿了，也就吃下肚了。再后来，寻思起来，就觉得不对劲，感到非常难受。

俺父亲前后两次受伤，前轻后重。第一次受伤是在济南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武器先进啊，火力凶猛，战斗也非常残酷激烈。俺父亲与战友正向前冲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了。俺父亲用手一摸，满头的血。当时战争激烈，打红了眼，谁都不想下火线呀。卫生员只对俺父亲进行了简单包扎，他又向前冲了。就这事，后来连长还对他进行了表扬，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算是火线入党吧。第二次受伤是在淮海战役中。俺父亲说，当时他与战友正拦截敌人，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谁知道，混战中，一颗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俺父亲离爆炸的手榴弹很近，他额头一下子炸开了，左眼也被炸瞎了，左脸颊血肉模糊，头上、身上全都是血。俺父亲当场就在尸体堆上昏死了过去。俺父亲后来告诉俺说，国民党军跟日本鬼子一样没有人性啊，他们居然对解放军伤员挨个拿刺刀捅，一刀不行，就再补刀，一直捅到不能动弹为止。幸亏他昏死了过去，要不也被敌人捅死了。后来他被战友们救下，送到了医院，这才保住了这条命。

解世忠在前线奋勇作战，解家沟村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怕死，早就从部队逃回来了，说不定藏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解世忠早就死了，连尸骨都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解世忠不是在辗转作战，就是在医院治伤，根本就没时间与家人通信。

解世忠是家中的老幺，父母常年得不到他的消息，既挂念又担心，加之流言四起，心情抑郁，不久就相继离世，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解学光说，俺听别人说，那时候俺爷爷奶奶都在，每天傍晚，俺奶奶都会在村口张望，唤着俺父亲回来。只要下雨，俺奶奶就会哭，她觉得，那是老天同情她的泪水。可惜，俺父亲回来时，俺爷爷奶奶都没了，俺父亲哭得泪汪汪的。

1950年，解世忠带着残疾的身体，退伍回乡了。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解世忠背着背包，风尘仆仆地向着自己熟悉的村庄走来。天气晴朗，春风也暖洋洋的，牛羊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看着熟悉的村庄，听着彼此起伏的牛羊声，解世忠的眼窝子湿润了。刚到村口，一个年轻的女人就迎了上来，解世忠脚步慢了，紧接着又快步走了起来，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马立啊!两人走近了，都停了下来，互相注视着对方，马立很久才道：很多人都说，你回不来了，成烈士了，俺不信，俺天天都在村口等你，俺想，终有一天会把你等来的，这不遇上了。马立含羞一笑，泪水一下子落了下来。谢世忠说：俺活得好好的，回来了，好好的回来了!

虽然解世忠的身体残疾了，但他的未婚妻马立没有食言，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刚回家时，他担任村青年书记，负责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互助组时期，他又担任大队组织委员、治安主任。为解决缺水问题，他带头修水库。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土方搞建设全靠人工，100多斤的夯，靠4个人轮番打。解世忠负过伤，气力无几，但每次他都咬牙硬撑，有一次晕倒在地，额头都磕破了。有些年轻人怕累，想着法子偷懒。带头的叫解担子，每次临着他了，不是说自己肚子疼，就是头晕眼花。解担子的父亲追着儿子就打，边打边骂：俺让你懒驴上磨屎尿多，俺让你懒驴上磨屎尿多!你还有没有良心，人家老英雄拼了命修水库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父老兄弟?解担子很是惭愧，对一帮弟兄说：咱们要是再偷奸耍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解世忠!

计划生育政策下来后，村里一些妇女不响应，妇女主任王三英磨破了嘴皮，还有不少人不同意结扎。这天，王三英干脆把全村育龄妇女集合起来开会，她清了清嗓子道：姐妹们，咱们得响应国家号召呀!不能松着裤腰带尽着生呀!王三英话音未落，就有女人接上了茬：三英，你这是干啥?你老汉也让你生，可你身子生锈了，生不出孩子来了吧。自己不下蛋了，还不让俺们下蛋了，刚听国家的，到时谁给俺养老送终?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你先去把村干部的裤裆都扎紧了!王三英气得满脸透红，大声道：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多了更要命，俺不干这个主人了还不行?不干了!就这样，王三英撂了挑子。

于是，村支书找到解世忠说：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你出马试试?解世忠有些为难，道：俺打仗行，干什么也不愁，可这老娘们的事俺恐怕不行。解世忠虽这样说，可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他知道，村里刘素英最难缠，只要她结扎了，其他人就好办了。可解世忠和刘素英没说上几句话，刘素英就跳着脚开骂了：正人先正己，你老婆还在下蛋，咋就先让俺结扎?有本事先让你老婆停了。解世忠道：俺老婆再生符合政策。刘素英道：这俺不管，只要村里的女人都还下蛋，那俺也找窝趴着。解世忠不再言语，回到家动员妻子结扎，妻子马立说：俺支持你，俺干脆就做了绝育手术!从今以后再不生了。

解学光说，本来俺母亲是可以不做的，可为了计划生育，她带了头。父亲对俺们弟兄几个说得最多的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兢兢业业地干，遵纪守法，不贪图享受。现在俺们家，三代人中，有12个党员，三代人都有当兵的。俺们兄弟四个都是党员，俺大哥原来在油田上干，现在退休了;俺二哥是当老师的;俺弟弟跟俺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俺是当兵出身的。那时，俺父亲和俺大舅喝了酒就爱拉(说话)，拉部队上的事。那时候俺小，就觉得当兵太好了，大了俺就萌生了当兵的想法。到1977年够年龄了，庄里一吆喝，俺就报名去了。俺父亲很同意，说去吧，当兵不孬，锻炼人。俺在部队入了党，当了班长。后来，俺退伍回来了。俺在部队是干汽车修理的，想在城里开个门头重操旧业。但这时，俺庄里的老支书记找到俺父亲，说一个生产队没有队长，非让俺干。俺父亲没有犹豫，立即就不让俺去县城了，让俺当生产队队长。后来俺又干过民兵连长、治安主任，还干过两届村主任，一届村支部书记。俺两个儿子，小儿子跟俺一样，选择了当兵。他当兵，是俺的主张。是汶川大地震的那年去的，刚好19岁。俺对小儿子说，你爷爷当兵，俺也当兵，俺们两代都有当兵的了，就你们这代没有。当兵很好，能锻炼人，如果现在让俺去，俺还想去。听俺这么一说，俺小儿子同意了，就穿着军装上了部队。他当的是武警兵，在泰安。退伍后，一直在县城的一个厂子里干。虽然俺们都没啥大出息，但都没有给俺老父亲丢脸。

没有房梁的房子

在莒县走访中，除了老党员、老兵呈现给我们的沧桑和坚韧，还有就是老村老房，特别是那些年代相对久远的建筑。这些建筑，哪怕是残垣断壁，甚至只是一个遗址或是痕迹，都会传递给我们历史的芬芳，以及顽强的生命气息。而注入这些建筑芬芳与气息的，正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耕耘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我们途经桑园镇的柏庄，始建于明洪武二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古村落占地约190余亩，房屋大都由当地产的红砂岩石头垒砌而成，错落有致，最早的红石院落已有200余年。几条石街和红石小巷串起了石村的历史，村内一条小河自东北蜿蜒流过，出西南入村西袁公河，小河上建有石拱小桥4座。在村中一隅，有一盘盘石碾石磨，石堆石臼，真是无处不石。更让我们心生敬意的是，这里曾留下鲜明的红色烙印。1938年10月，中共鲁东南特委进驻柏庄;1939年5月，中共莒县县委随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移驻柏庄;1947年秋至1948年春，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三大银行之一的北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前身)曾在柏庄驻扎印钞。

同样吸引我们的，还有位于碁山镇边远山区的天城寨。天城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在九顶莲花山环绕之中。村中的房屋多由石头垒成，四周的山岭上曾有十里长的石墙，将村子围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寨”。走进寨子，随处可见的是一排排石头院墙。一位守山的老人告诉我们，虽然村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但跟百年前相比，村貌并没有多大变化，房屋还是原来的房屋，唯一改变的就是村里的路，由以前的土路变成了现在的硬化路。这里是莒县抗战时期最偏僻、最贫穷、最艰苦的地方，也是抵抗日本鬼子的一道坚固防线。我们看到，这些曾经庇佑着村民安全的石头城墙，如今大都是残垣断壁，却仍旧默默的伫立在这里。

……

一座座房屋，一座座小桥，一段段石墙，虽然简陋，虽然粗糙，却一直在默默地坚持着，用自己的脊梁扛起那堆积如山的岁月。

在天城寨村，我们遇到了刘太源的两个儿子，刘平西和刘平现。兄弟俩个头都不高，黝黑的皮肤，泥土般的质朴。

刘太源，天城寨村人，1925年生人，2012年去世。他当过兵，还是干部。在烽火年代，他随军南征北战，可谓战功赫赫。当全国解放了，人民过上和平的生活了，他却选择了回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贫穷故乡。当年刘太源说要回老家时，战友都非常惊奇和不解，对他说：你打仗打傻了呀?这马上要享福了，马上就能找个城里的媳妇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当农民?还要去找那个小脚的农村女人?刘太源道：俺想家了，农村娘们怎么了?农村娘们会疼人，会过日子!

刘平西，是刘太源的大儿子，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告诉我们，他三姊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家里祖辈四代都有当兵的，他二大爷是当兵的，他父亲是当兵的，他自己当兵，他儿子当兵。刘平西说，他父亲刘太源当兵之前就入党了，1944年入的。他选择入党有两个原因，一是穷日子过够了，想跟着共产党，把地主打倒，摆脱贫穷;二是他母亲叫日本鬼子打了，无缘无故，日本鬼子的猖獗，让他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找那狗日的鬼子报仇雪恨。入党后，他当过区团委副书记，干过青救会会长，还当选为县参议员。刘平西说，俺父亲那时候是单线联系，大都是晚上出去活动。从天城寨走到峰山区，走近路虽然只有十二三里，但都是山路，而且还是石头路，非常难走，但俺父亲还是天天出去，下山上山，上山下山，来回就没停过。

刘平西说，俺父亲是1946年10月去当的兵。当兵前就与俺母亲结婚了，但刚结婚没多久，还没有孩子。俺母亲叫陈红梅。俺父亲不是区里的干部吗，他响应号召，动员了20多个青年参军支前，最后把自己也动员出去了。他带着一个排到了部队，直接就当上排长了。到部队没多久，就参加了孟良崮战役。俺父亲那时常说，打得最艰苦的就是孟良崮战役。晚上行军时，背着背包和枪，一边行军一边打着瞌睡，走着走着鞋子掉了都不知道。那时候，没啥可吃的，能尝点肉腥味就不得了了。开始他们渴望吃到这些好东西，但吃了后他们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吃了肉了，或是吃了水饺了，第二天肯定有仗打。俺父亲动员去的那20多个人，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也有在部队混好了的，当上了领导，团级师级的都有。俺父亲在这场战役中受了伤，当时在徐州住院，俺二大爷还去看过他。全国解放后，他们部队又到了上海，说是准备解放台湾。在那里，他们连台语都学了，后来来了个命令，说不解放台湾了，去抗美援朝，他们部队又立即赶往东北。抗美援朝的战争也打得很艰苦。俺记得俺父亲说过这么一个事，一次战后颁奖，他没有得到奖，他立下军令状，三天之内必须拿到军功章。果然，三后天，他拿到了一个军功章，还有喜报。军功章和喜报现在还在俺这儿呢。随后，刘平西给我们拿出了他父亲的军功章和喜报，还有1956年4月荣获的解放军奖章一枚。

抗美援朝后，刘太源随部队来到北京。说起父亲到达北京后的情况，刘平西特别兴奋。他说，俺父亲随部队到北京后，俺母亲也随军了，就在北京五棵松，属空军工程兵部队。俺是在北京出生的，1956年，俺在北京的疫苗接种本还留着呢。刘平西说，当时跟俺们生活在一个院子的，都留在北京，当上大官了，有的甚至都当上军级干部了。俺家有个姓刘的邻居，人家就干到了军级，人家儿子现在都在中央和总参干，官还不小呢。可俺父亲在1958年选择了复员回家，他要是不回的话，至少也是个团级师级的，说不好还能弄个军级呢。只可惜俺父亲回来了，要不……

刘平西表情有点无奈，而坐在一旁的刘平现则显得有些愤怒了。刘平现说，俺父亲太直了，太忠了，能过苦日子，但不会享受好日子。你看他回来，这罪受的，唉，没法说了。

之后便是片刻的沉寂。

有不解，有埋怨，有愤怒，也有无奈，但最终还是默默的接受了现实，他们谁也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定。

刘平西拿出了他父亲复员的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军人证明书(军直字第3638号)”如此写道：刘太源同志系山东省莒县碁山公社天成寨人，于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在5502地指挥部供营科任助理员职务，现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特准予复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58年3月26日。)

刘平西说，父亲复员时是中尉。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俺还是理解他。为什么?第一个，军委号召部队干部都要到农村和基层去工作，回乡建设农村，是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大背景，作为一个党员，父亲必须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是随大流，服从大局。第二个，实话说，父亲离开部队时，部队还是有安排的，叫他到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工厂当领导，他没去。第三个，俺爷爷那时候年龄大了，俺父亲一直想着回家照顾老人，尽点孝道，所以就选择回老家。第四个，父亲回到老家后，确确实实为咱庄里做了许许多多好事，俺们生活在农村就知道，一个村庄如果没有这样几个村干部，是很难发展好的。

放弃军官身份和干部待遇，放弃在北京优越的条件和生活，刘太源回到了老家，回到了贫困无比的老家，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用刘平西的话说就是：俺父亲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你在北京当的是京官，谁都得高看一眼，你现在到农村当农民，还是个鸟都不落的穷山沟沟里，谁认你呀。当时就有亲戚骂他，人家天天盼着能够走出天城寨，闯大了，对俺们有点帮助，你倒好，去哪里不好，非得回到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山窝里。这里啥也没有，满山的石头，你回来吃石头吧!刘平西说，俺们天城寨，在莒县属穷地了，四周是山，脚下也尽是石头，耕地很少，没条像样的路，更没有水，历来就是靠天吃饭。俺父亲倒好，回到家，看到天城寨的人饿得浮肿，他把部队发给自己的三百块钱安家费都分给了乡亲们。

刘平西说，俺父回来就当了村干部，经常组织民兵训练，还在瞭望哨上站岗巡逻。那个年代经常会有台湾或是美国的飞机到咱们上空侦察情况，临沂军分区就把电话架到俺们南山上，只要值班民兵发现敌机，就立即向军区报告。一次，来了一架敌机，雷达都没发现，结果让正在值班的父亲发现了。他抓起电话，就向军分区汇报，军分区立即通知附近各地的部队，最终将敌机击落了。

1966年，组织上决定让刘太源主持村内工作。山区，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在这之前，庄里吃水困难，要到三里路远的地方挑水吃。因为挑水的时候都是光着脚走到水塘子里提水，人家就笑天城寨的人，“寨子庄，不怕脏，洗脚水，下面汤”。刘平西说，俺们小时候口干了，舍不得喝水缸里的水，都是跑到山下的水塘里直接喝。

天城寨苦，苦在环境，山高路远，满山的石头;天城寨苦，更苦在没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谈何发展，谈何过好日子。刘太源的心更苦，他为天城寨村民过苦日子而苦闷，他为解决天城寨的用水问题而冥思苦想。他先是找到县水利局，把天城寨的现实情况向局长进行了汇报。局长很同情，说，俺是水利局长，只要莒县有人喝不上水，那就是俺们的失职啊。第二天，局长就派出最精干的技术员上了天城寨。技术员从进天城寨的口子，一直找到山顶，整整找了一年多，打井7眼，但大部分是干井，个别有水，但水质不好，不能饮用。

怎么办?闸塘坝，建水库!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在刘太源脑海里冒出。村里人听说刘太源要闸坝修水库，一下子炸了锅。有的说：看他能的，都要上天了!有的道：人家水利局的人都没搞出个名堂来，他能整出个景来?!一个老翁摸了摸他的额头说：你没发热吧?刘太源摇摇头：没有呀!老翁火了：没有你咋这么干?天寨门是上天给的，你闸坝修水库动了龙脉咋办?祖宗传下来的章程不能说变就变!那老汉在刘太源家说教了半天，最后气咻咻地走了。

刘太源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后说动了大多数，他带着劳力，吃住在水库，没机械就用镐刨，没车辆就肩背人扛，硬是在三面环山的山寨中，修建了关山沟水库、天成寨东门水库、庙子沟水库。同时还闸塘坝3座，打大口井1座，整修渠道1100余米，实现了田有水浇，解决了水的问题，创造了“青石板上能养鱼”的神话。刘平西说，俺庄的水库建上后，还养上了鱼，大的都有上十斤，还拿到大集体上集上卖。人家问，这鱼哪地方养的?俺庄上人说，是天城寨养的。人家说，鱼不得在水里吗，你们都没有水喝，上哪儿养的鱼?他们不信。

闸了塘坝，建了水库，刘太源又带领群众大搞整地改土，全村拧成一股绳，起石头，垒坝墙。过年了，也不停歇，刘太源道：同志们，咱使劲干，干到腊月二十九;吃顿包子，初一开会初二下手。他们硬是在石头堆里整出粮田200余亩。天城寨土地贫瘠，种上庄稼了，刘太源又怕它们营养不良，又四处找肥料。刘平西告诉我们说，俺们庄这个路不行啊，全是石头，但为了不饿坏庄稼，每天从山下挑粪上山。就是庄里任何牲蓄的粪便，俺父亲都不放过，每天天不明，他就背个篓子来拾粪。

老靠肩挑不行啊，得修路。刘太源又动员庄里的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在石山上修路。没有机械，完全靠人，靠人的顽强与意志力。刘平西说，俺们庄子当时有一个东门和一个西门，原先上山后挑谷子什么的，就是从西门那个地方，只有一条小路，崎岖不平，小推车都走不了。从那里到山后有三里路，俺们那时候去挑谷子，一个壮劳力一早晨也就能挑一趟谷子，身体差的根本没这个力气。俺父亲会规划，这时他脑子里又盘算修路了。光组织俺庄里的男女老少还不管用，为什么?要修路，得先把石头炸开，俺父亲知道，这是个技术活，他到县里先拉来了一支专家队，勘探了几日，定好了线路，就开始炸石头了。紧接着男女老少齐动员，齐劳动，花了一年时间才扒开那趟路。你们想想看，在石头山上修路有多难吧!这条路修好后，不仅小车能走，就连手扶拖拉机也能走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土地少、荒山多的情况下，刘太源又发动群众大搞封山育林，自己育苗，下雨就栽。一棵棵，一片片，松柏、核桃、枣树、栗子、苹果、花椒等各种树木，从石头缝里冒出头，长成了一片片林海。刘平西说，那时俺庄里山上，山头上全部栽上了片松、马尾松，中间栽上花椒，绿化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后来，临沂军分区的谭子仁司令，到咱天城寨视察，一看，山上那么多那么蜜的松树拱都拱不进去，非常惊讶。谭司令说了句话，至今还在天城寨流传着：天城寨封山造林搞得好，基本上达到白天不见日光、晚上不见灯光，是碁山的小沂源。因为绿化搞得好，俺庄在1980年被山东省政府授予“林业生产先进单位”，俺父亲也被评为“全省林业生产先进工作者”。

俺父亲工作干得好，还当上了山东省人大代表。说着，刘平西又拿出了一叠厚厚的发黄的资料。都是关于农村关于基层关于百姓的提案。我们一一翻阅着，刘平西说，俺父亲所提的建议案425号《关于解决山区缺水案》和515号《关于帮助农村老复员军人改善经济生活案》被省政府采纳了，对于推进农村整山治水和改善农村老复员军人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俺父亲这人太忠诚，太耿直了，那时候，他是省人大代表，还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说话还是管些用的。但他光给别人说话，从不给自己家人说话。说到父亲的清廉，刘平西直摇头。刘平现也对父亲不满，他说，俺哥哥当年成绩相当优秀，是碁山第一届高中生。俺父亲也爱才，说现在的高中生，就是旧社会的秀才，要好好利用起来。他把一些人推荐进了大学，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招工直接进了厂当工人，唯独把俺哥送到了部队。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他推荐谁上谁就可以上，但他总是把好事留给人家，把困难留给自己。你看人家现在都退休了，吃香的喝辣的。俺哥呢，当了六年兵，在部队也入了党，退伍回来后，继续当农民修理地球，更可气的是，俺父亲又把俺哥的孩子送出去当了兵，也是在部队上入的党，回来后还是修地球。这都怪他呀!当了十三年兵，都是军官了，还进了北京，还硬是回来当农民。要不，俺们家也许能出个人物呢，再差起码也不当农民了。

刘平现说，俺们那时候也有想法，但有想法也没治，俺父亲就是那种思想，一根筋。就拿俺来说吧!俺是1981年上碁山公社水利站干临时工，当时转正或转干，都还不是那么难，俺父亲和县委书记熟得很。人家都说，刘书记，只要你张张口，孩子的工作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俺也跟他提了这事，没想到还被他训了一顿，说只想着自己，共产党的干部还怎么当。后来，乡里成立乡村建设办公室，县里叫建委，省里叫建设厅，成立这个办公室，又急需一批懂农村工作的年轻人。人家都托领导打招呼，走后门，就俺父亲坚决不干。

还有更气人的呢?刘平现说，俺父亲光跑着庄里的工作了，家里什么建设也没搞。他住的是老房子，你们可能都不相信，还是清朝末期的时候俺爷爷建的，三间。俺父亲出生在这里，当兵复员后又住这里，俺和俺哥哥和妹妹都在这里出生。俺小的时候，俺母亲常年有病。当时穷啊，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钱治病呀。思来想去，俺父亲最终决定把大门卖了，把屋顶的梁拉掉卖了。门和梁，都是好木料做的，是当时俺家里最值钱的物品了。实际上卖掉梁的钱很了了(很少)，但没办法呀!墙都是石头垒的，拆了墙也没用啊，俺们那里遍地是石头，谁买呀!当时有人劝他别锯梁，找组织上帮帮忙，不就解决了吗，可他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咬着牙锯断了。

我们问，您父亲的老房子还在吗?刘平现说，在啊，就在后面。我们跟着刘平现来到了这座破落的院子。石头垒的墙，麦秆子和草盖的顶，房顶的横梁被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较粗的钢筋，三四米长。人去屋空的院子，破落而寂静。

但我们站在这里却感慨万分。刘太源入党是为了什么?不是当官，也不是发财，更不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取利益，而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谁不想把自己的“窝”做得舒舒适适的?谁又不想让自己过得体体面面的?

离开刘太源那破旧的故居回望之时，我们发现，那低矮的门槛山写着“天城寨057”。哦，“天城寨057”，这不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故居吗!

眼睛看不见了还有心

在四川省彭州市大宝镇宝山村，有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他叫贾正方，是这个村原党委书记。1966年，在国家某地质队工作的他因公致残;这年12月，他执意带着几近失明的双眼回到宝山村。回到宝山村的第二天早晨，贾正方就冒着严寒扛着锄头下了地。半个世纪以来，双目几近失明的他，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带领宝山村村民，把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建设成为一个桃花园。也因此，贾正方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科察金’”。

在沂蒙革命老区，在莒县，也不泛“保尔·科察金”式的人物。胡玉亭就是个典型。

胡玉亭是莒县夏庄镇胡家孟堰村人，个头中等，仁慈善良。幼年时，由于家庭贫困，加之又是家中老大，不仅不能上学，还要放牛、拾粪，整天饿得晕乎乎的。1947年，庄里动员青年参军支前，历经苦难的胡玉亭，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来到华东野战军鲁中纵队第四十七师当兵。

他当兵时间不长，从1947年10月入伍算到1949年初退伍回家，才14个月。但他参加的战斗多，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8次，几乎天天在打仗。就在这14个月中，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还火线入了党，当上了班长、副排长。

他是在淮海战役中负伤的。那是1948年冬的一天，当时已是副排长的胡玉亭接到上级命令，叫他带领战士趁黑夜去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去的时候，一切顺利;回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了他们前面。危险时刻，胡玉亭大喊：“卧倒!”并顺势把身前的战友摁倒在自己怀里。“砰!”炮弹响了，胡玉亭当场被炸晕，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经过医院抢救，命保住了，但一个炮弹皮把他的左眼刺穿了，左眼当时失明，胸部也残留了一块弹片。胡玉亭的二儿子胡京珂告诉我们说，俺父亲后来说，当时部队上的领导还是想把他眼睛治好，但根本没有医院条件，最后只好派俺父亲的两个战友把他护送到家。送到家后，俺父亲的右眼看上去像好的一样，可因为受左眼神经的牵连，他又没有到医院去看，慢慢地，右眼也失明了。

胡京珂说，那时俺父亲的右眼还能打(看)一点路，他干活非常出力，并且总是带头干。再一个，俺父亲那个头脑特好，尤其是记性，不说有点过目不忘吧，反正记性特别好。最主要的是，俺父亲有一颗积极健康的心，一切往前看，过去那些伤神的，提起来心酸的，他都埋在心里。这很重要。俺庄里的一些老人曾对俺说，你父亲可不容易了，刚回家时，啥也没有，关键身体也不行，可他从来不抱怨，从来不说自己有啥困难，更不向组织伸手。俺父亲刚从部队回来时，全国还没解放，当时俺母亲刚过来，最艰难的一个事就是没房子。俺爷爷奶奶日子也过得很清贫，啥也没有，不能指望个啥。当时庄上分给俺父亲那么一块薄地，连根草都不长，可很平整，人家说你盖房子吧，反正上面啥也没有。说干就干，一穷二白的干。俺父亲，俺舅，还有当庄的兄弟帮扶着，推土、打墙、砌石头。俺听说有一家俺叫老爷爷老奶奶的，他们没有后代，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宽敞，俺父亲和母亲就借住在他们家的一个东屋。手里一无所有，俺父亲硬是盖起了三间屋来。

刚回家那几年，胡玉亭还担任胡家孟堰村党支部书记。但几年后，他主动不干书记了。胡玉亭向组织提出说，俺眼睛不治(行)了，就像个瞎子一样，啥也看不见了，干书记出去开会多，不方便。你就说上夏庄党委开个会吧，没人领着俺去，俺还去不了，让人领着俺去，又得耽误一个劳力，多浪费呀。俺干个副书记就行，干副书记一样干工作，有什么事，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俺不会打折扣。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干副书记，且一干就是38年。

胡京珂说，当时俺们村的书记叫胡玉瑞，也有一个眼瞎了，而俺父亲双目失明，所以当时夏庄有个笑话，说“胡家孟堰是两个书记一个眼”。很难想象，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要在庄里带领群众开展工作。但胡玉亭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心，一切都能做好。

眼睛失明了，可以用心学习。每次支部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时，胡玉亭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只要遇着没听懂，或是没听清的，他总会要打断一下，说，麻烦把刚才那句再念一下。很多人听文件，是左耳进右耳出，但他在听完后要不断地回味反思。另外一个重要学习的途径，便是听收音机。胡玉亭说：俺眼瞎了，可耳朵根子还活。那时候，收音机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了，胡玉亭肯定没钱买。他一个堂兄在温州市机电公司当党委书记，堂兄自己掏腰包让厂里的技术员做了一台收音机，送给堂弟。虽然外形笨拙，但结实，质量好。只要收音机一开，不光胡玉亭学习，庄里的一些人也去听。

眼睛失明了，他依然到能调解家庭矛盾纠纷。靠什么?心!胡京珂说，从俺家到支部，大约离着200米吧，每次俺父亲都是自己来回，来去自如。每次支部开会，到得最早的，总是俺父亲。只要听哪里吵闹打架，或是哪家闹矛盾了，他很快就能找到事发地点，进行调解。有人问他怎么能有这本事?他道，只要你心能想着老百姓，你就能做到，村里的小路哪里有个拐角，哪里有块石头，到谁家有几步远，过几个胡同，俺都摸得门清，为这俺挨了不少摔打呢!

俺父亲处理问题从不武断，不全面客观的了解清楚，绝对不下结论。这还不算什么。俺们这个庄子三百多户人家，俺父亲大部分都能摸着上谁家去。俺小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俺父亲很了不起。他要不是用心记，能达到这个程度?当然，也有付出代价的时候。比如路上有石块，或是掉了别的东西，正常人都闪过去了，但俺父亲就经常碰着了;有时拐墙角拐早了，拐急了，碰到鼻子了。虽然是些小事，但俺们看了怪心疼的。也闹了不少笑话。比方说，这家子和那家子门挨上块儿，俺父亲就经常走错了。他一进门，人家以为俺父亲是上他家，一说话不对称呼，俺父亲赶紧说，不是上你们家，说他是上谁谁谁家，人家再把他送到那家去。

胡玉亭双目失明了，但心是灵的，手是巧的。胡京珂说，俺父亲干活很出力，而且手很巧，搓绳子、打滚子、编褶子、打床笆子这些活，他都干得既快又好，谁看了都会惊讶。打床笆子的技术性更强，技术不好的打不平整，打出来硌人。俺父亲打得特别平整，睡在上面非常舒坦。不论是搓绳子、打滚子，还是勒札子、编褶子、打床笆子，在俺们庄，正常人没有比得上俺父亲的，速度比不上，质量更比不上。就像《劝学》上说的一样，他就是用心专。他有耐心，再一个，他又细心。

这还算不了什么，他还用心刨岭，整山治水。这不仅需要心，更需要情，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感情。

上个世纪70年代，农村还十分贫穷，村民几乎都填不饱肚子。当时胡玉亭一心想着如何发展庄里的经济，让群众都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怎么办?庄里地处丘陵，除了地就是岭。胡玉亭决定整山治水，改造自然，发展农村经济。胡家孟堰村有个岭，叫走马岭，历来是个不毛之地。几百年前，这个地方曾经有骑兵驻扎过，被称之为走马岭，一直沿用到现在。胡玉亭觉得，这个荒了数百年的岭，光秃秃地不长东西，放那里挺可惜的。再说，没有植被，也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胡玉亭他们决定从治理走马岭开始，先平整土地，再刨鱼鳞坑儿，然后再栽上金银花。为什么叫鱼鳞坑儿呢?因为满岭上刨的都是，就像鱼身上长的鳞一样。这里为什么是不毛之地?因为满山的石头，树木无法扎根。要让树木在这里成长，不仅费力，还要讲究科学。群众用镐头刨开石头，刨成一个坑儿后，再把石头放到坑里两三年，让它风化成半土半石的状态，再栽上树或者其他经济作物，就能生长了。

那段时间，胡玉亮每天在群众的搀扶下，来到走马岭，双手抢镐，摸着刨岭，刨石头。双眼失明，能刨得动石头?用什么刨?用心刨!

胡京珂回忆说，俺记得治理走马岭时，热火朝天，俺父亲都不捎饭，人家捎着饭吃，他就坚持吃两顿。他就拿着那个洋镐，邻居领着说，你在这个地方吧，他就在这个地方刨坑儿。他刨了以后呢，别人用铁锨铲出来，刨好后再堆上石头。当时是秋末冬初，天还不很冷，干热了，他就把袄脱了，光着脊梁干。

也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刨鱼鳞坑的时候，别人跟他交代在这里刨后，就走了，忙他们的去了。胡玉亭就在那儿刨，有时刨了半天不能用。为什么?这个坑点本来在这里，结果别人走了，没人看着，最后他刨到那边去了，那个地方根本不需要刨坑，刨错了。胡玉亭累得要死，邻居气得要死。胡京珂说，其实那时候晚上有人去俺家说过，说大叔你别干了，你是伤残军人，你出那个力干什么?你不干，大队里一样给你标工。但俺父亲说，俺家小孩多，全家吃平均，国家就已经照顾了嘛，不干对不起国家和群众呀!

大干、苦干三年后，胡玉亭他们不仅把走马岭治理出来了，就连二道岭也整治出来了，总共200亩梯田。岭整治出来了，也栽上了金银花，但又面临一个灌溉问题。胡玉亭他们一商量，又决定修两座中型水库。胡京珂说，为了修水库，俺们村老少齐上阵，有的抬土，有的推土，有的打夯。俺父亲打夯，他抬着夯，跟着人家，边走边打。

通过整山治水，全村60%的土地，旱能灌、涝能排，全村每年增收粮食3万余斤，解决了村民吃不饱饭的大问题。更让人欣喜的是，走马岭和二道岭绿了，长满了美丽的金银花。胡京珂说，大概是1970年，俺那时已经当老师了，因为村里劳力都收麦子去了，俺就领着学生去采金银花。那时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呀!学生们摘得兴高采烈的，丰收了，俺们心里喜极了，俺们从来就没见过这丰收的模样啊，能不喜吗!那时真的很了不起!

胡家孟堰村从一个落后村、贫困村，成为莒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典型，这其中凝聚了胡玉亭的心血和情感。胡京珂还告诉我们，俺们兄弟姊妹六个，有五个党员，俺们受到老父亲最大的益处，就是言传身教、忠厚传家。他一直教育俺，不管你们在哪里干，千万千万别走歪路，要忠诚，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要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到现在，俺们兄弟姊妹谈起来，回忆起来，没想着受俺父亲一次骂一次打。俺父亲从不去胡说八道，你做错了，他批评你，从头到尾把那个前因后果给你讲明白，你错在哪个地方了，以后应该怎么做。俺父亲这么一说，就觉得比打你两下子还深刻似的。

是啊，眼睛看不见了，怕什么呢?心看得更远呀!

一把扫帚，一个粪篓

夏庄戚家坡的老兵孙振喜，大高个，已白发苍苍。他1927年生人，弟兄四个，排行老二。选择当兵，与他大哥孙振盛的影响有关。大哥是哪年入党的，孙振喜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知道，是打日本鬼子时入的党。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大哥是共产党，只知道他是庄里的民兵连长，总是带着村里的民兵和弟兄几个，跟鬼子干仗。用孙振喜话说，就是那时候不认识事，光想着当兵打鬼子了。

孙振喜去当兵时，没告诉他大哥，更没敢告诉父母。为什么?那时参加八路军队伍，若是被鬼子汉奸知道了，是要连累家人的。那天晚上，孙振喜和赵永明，以及另外三名热血青年，来到村边的小树林里，悄悄商量一番后，决定去当八路军。

1945年2月的一天，孙振喜他们五个青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戚家坡。白天走的，骑着毛驴，没有戴大红花，更没有敲锣打鼓，旁人只知道他们一起外出寻活干去了。一路骑了两个小时，骑到了李家抱虎，就被北海军区的人接走了。

那时战事紧张，他们一到部队，就换上军装，扛着枪，上了战场。来不及锻炼，也来不及研究，只能在战斗中锻炼和研究。不久后，孙振喜入了党，还当上了警务连班长。

对于每场战争，孙振喜历历在目。

孙振喜说，俺们刚当兵就上了战场，许多战友相互之间还不熟悉就死了。那时，死个人，就像杀只鸡那么简单，有的扑棱几下就死了。最开始打的是泊里，大概是俺当兵十多天后打的。那时俺是连部通信员，主要是送信、送情报，传达命令。俺那时还不大会打枪，但铁手榴弹会放，反正一钩上弦就是。但一到战场，所有的都会了，不会也得尝试着弄呀，你不打敌人，敌人就会把你给干了，你死我活啊!在战场上，观察地形和利用地形，非常重要。首先你得观察是什么地形，地形好你才趴，不好不能趴，不好不仅容易暴露目标，还容易被敌人的枪炮打到。俺们庄的一个牺牲了，他找的地形不太好，还经常露头看人家，结果叫人家一枪就打死了。敌人用篓子、柜子、橱垒式的碉堡，上边盖上土，这样子弹打不透。碉堡里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咱这边一个人一个人地传炸药，你传我，我传你。很快，药一放，鬼子和汉奸就跑了。那场战斗打得很苦，俺们班十多个战士，死了7个，还有3个受伤的。那时候很苦，当兵吃不上喝不上的，幸亏俺们都年幼，也不怕使(累)得慌，一天百十里路，说走就走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走一步也愁得慌，过期作废了。打济宁，没打开。人员伤的厉害，亏俺那时调开了，调到团部去了，没调的话早毁了。俺那个营被敌人包围了三层，打完仗后，就没大有人了，只剩一二十个。情报说敌人有二三万人，实际上只有7千多人。7千多人也了不得呀!

打淮海战役时，更艰难，更激烈。孙振喜说，咱们解放军围困着国民党军打，就是不断挤，不断缩小范围，越挤地方越小。挤挤挤，到以后，他们不仅地方越来越小了，就连吃的也没得了，到后来国民党使飞机投食品，有时都降到俺们这边来了。再后来，国民党军的那些人都说，别打了，快投降吧，他们就投降了。虽然俺们取得了胜利，但俺们的伤亡也很大。但俺们那时候想，你既然当兵了，也许就有这么一天，这话一点都不夸张，俺们那时一起出去的十个，经过淮海战役时，就只剩两个了，俺是其中一个，大部分都毁了。

还有一次押送俘虏，是淮海战役期间的事。当时，俺是团里警卫排长，俺接到命令，要押送500多个俘虏。俺虽然不怕，可不紧张是假的，但紧张也得干。俺下命令，架起三挺机枪，跟在队伍的边上，其他人都带着匣子枪，子弹上膛。只要有响动，不要请示，就直接开枪。刚走不远，有老百姓说，你们的俘虏把俺们的面弄走了。这还了得，敢拿老百姓的东西。俺命令，叫前面的队伍停下，查查，拿了百姓面的全都放下。一查，俘虏都把面给放下了。那时候战争苦，都吃净了。把俘虏送到新兵团后，新兵团的政委俺认得。他问俺，路上有造反的没有?俺说，没有，挺乖!人家到那里以后，俺就安排着叫那些人吃饭。看看能服役的，年幼的，把人家补充到解放军队伍里;年纪大的，就安排叫他家走。共产党这个政策很好。

我们问孙振喜，战争期间是否回过家?他说，不光战争期间没回过家，就是解放后也没回过家，也就是说，当了八年兵，中间没回过一次家。我们问，那是为什么?他说，一是战争紧张，没有时间回家;二是考虑家人的安危。我们问他想不想家?他说，说不想，那是在说假话。俺姐姐原先在蓬布城(莒南)，当时打莱芜，俺从她家门口经过。俺只看了看，不敢进去。那时候乱，家里只要有一个当兵的，鬼子汉奸就会盯着。有些当兵的来家看看，家就失火了，亲人也被毁了;有些当兵的回家，还在半路上，就让人家给拾掇了。俺再苦，也没想着家回，俺不能让俺父亲和兄弟姐妹给鬼子毁了。俺就在部队好好训练，好好打仗，特别是要训练好。俺那时有三支枪，一支六轮子(左轮手枪)，一钩不响，再钩那个就响了;一支20响的匣子枪，一钩就是三发。还有一支枪，忘记是什么型号了。俺那时打的怪准，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年龄大了，好报销(死)的时候了。

淮海战役后，孙振喜又参观了渡江战役。接着，又跟着首长上了浙江，到过绍兴、宁波、舟山群岛等地。孙振喜说，俺们打到江南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怪可恶的，他们跑到台湾后，还想反攻大陆。对人民不好，还想再来统治，太可恶了。现在美国在世界不是也想当老大吗，哪儿都要管。但共产党就不一样，不称霸，这个政策好，到以后咱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了，也不会欺负人，不管国家大小和强弱，一视同仁。最可恶的还是日本，你看那个安倍也怪可恶，日本打了中国，给中国造成这么大伤害，还不悔改。

在孙振喜看来，和平年代“糖衣炮弹”的攻击，一点也不比战场上的真枪实弹逊色。他说：有段时间，俺们的部队就驻扎在舟山群岛，这里离宁波有120里路，怪富裕的，也很浮华。海里用机帆船走着，海蜇这么大一个个的。俺们部队刚到这儿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和教育，比如三反五反，学习国际形势、时事等。刚胜利，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很多女的长得都怪俊的，可你寻思女色就坏了。一些年轻的漂亮的女的都喜欢跟着营级干部、团级干部，甚至师级干部。那些干部打了一二十年仗了，没找过女的，一见到年轻的漂亮女的，喜得不得了。说实在的，俺看着也喜欢，可他们不知道，那些女的很多是特务，她们的目的，就是暗着拾掇共产党，想用糖衣炮弹，把共产党弄倒，结果真有被毁了的。俺们抱虎村那个姓张的，是个营长，俺认得。他说了个媳妇，长得很漂亮，也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还是个护士。结婚没多久，那个张营长的文件就被盗了，这可要了命了。一查，是他那年轻媳妇盗走了，那年轻媳妇是个特务，这不就毁了。

我们问孙振喜，当时有没有女特务拉拢你?他说，俺才不上那个当呢，遇到那年轻娇艳女子，开始俺还看两眼，后来俺都不正眼看，你只要搭几句话，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那时俺跟着团长，团长是首长，思想不正不行，不正就毁了。不光女色，什么事都得立场稳定，别胡作非为，不走正路，人就完了。现在和平年代，国家建设这建设那，有些人就经不起社会考验，毁了。现在新闻上不是说了吗，一些高官，甚至国家领导人，革命那么长时间了，不仅贪了不少钱，还贪色。为什么?就是自己没有坚定的信心，就是不走正路，经受不住诱惑。你说他们有吃的有喝的，国家和人民待他们业不错，不好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出力，却净干些贪钱、贪色的事，要都像他们这样，咱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

不久后，孙振喜被送到杭州上军大学习。本来这是件好事，意味着提拔。但刚上三个月，他就因为胃病住院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军委提出，部队要下放120万，减轻人民的负责。孙振喜说，俺当时看着一些营级干部、团级干部都家走，俺也决定家走。除了有这个政策外，最主要的还是俺身体不行。当时部队也要俺上杭州公安局，管着一二十人，俺没去。为什么?我们有点惊讶。孙振喜说，身体不行了，回家以后，还开刀了，你们看俺这，净是骨头。我们问孙振喜，你在部队出生入死七八年，吃了那么多苦，还差点丢了命，就这样回来了，后不后悔?孙振喜果断地说，不后悔。后啥悔呀，没横(死)在外头就怪好了。我们又问，你要是不回，留在部队，或是上杭州公安，可能当领导了。孙振喜很平静地笑了笑，说，也没想着当个什么，真的。

1952年，孙振喜退伍回乡后不久，就当上了村支书。但只当了两年。孙振喜说，开刀开的，俺让给旁人了。虽然没当书记，但工作并没减少，他依然干了20多年的支委，当了10多年的村保管员，一心放在工作上。最初那几年，他带领群众整山治水，在马坡岭山整治荒山野岭3000多亩;修的水库、水渠能灌溉良田上万亩，在林业队时，义务植树造林100多亩。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老人特爱干净，把自己的院子和院外的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问才知道，自打回乡后，孙振喜老人一直坚持为村里打扫卫生，这已成为了老人的习惯。当我们发出赞叹时，孙振喜却非常谦虚。他说，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扫了了了的时候。在部队时，不都要搞卫生吗，既要搞营房卫生，有时还要帮老百姓搞卫生。回到家后，俺这习惯没丢，看到哪里该捣鼓的就捣鼓捣鼓，方便自己，也方便旁人吧!是闲工夫就扫扫，不闲就不扫，现在扫不了了，上坡上不了了，只能扫扫家门口了。这不是个事，不值得一提。孙振喜喜欢听收音机，关心国事。他说，现在社会风气在一步步地转变，党和政府以后对待老年人，会更好。你看现在六十岁以上的，还发工资，有困难的，还低保。

我们问孙振喜，平时跟着哪个孩子过?他说，俺谁也不跟，不连累旁人，自己能办点饭吃就行，俺胃割了一多半去了，吃不了多少。我们又问，大爷，你这个胃不好，后来没去找过组织和政府吗?他说，俺没找，包括俺这个屋叫翻盖，俺也没同意，都快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还翻盖什么呀?不给国家添麻烦了。很多领导来了就问俺有什么困难，俺说没有困难。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照顾得这么周到，哪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呢。

对于自己的功劳，孙振喜总是避而不谈。我们又来到老人的二儿子孙启全家了找素材。孙启全说，俺父亲很严肃，从不开玩笑的，对子女要求也特别严格。他为庄上扫街扫了一辈子，天天把街道扫得溜滑。开始俺们兄弟几个有点反感，把自家院子打扫干净就行了，村里的马路，用不着你打扫，你这是睡觉枕着扁担，想得宽!但俺父亲听了就朝俺们吹胡子瞪眼的，把俺们训了一顿，说小兔崽子们你们自己不干，还不让老子干呀!街道干净了走在上面也舒畅呀!都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哪能行啊!你看看，说说他吧，他还有很多理，到最后俺们干脆就不说他了，任他去吧!这样他多少也是运动，对身体也好。这两年身体差了不少，他才没上街扫地的。俺父亲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就平平凡凡当了一辈子农民，但对俺们兄弟几个的教育，从没放松。打小开始，他就教育俺们，反正别往家里偷营生，干什么都不能让旁人说闲话。

孙启全的老婆赵修红说，俺公公心眼很好使，对儿女很好，也很公平，从不拖累儿女。他有时候不好受，赶不了集了，俺们就回家问，爸爸，你想吃点什么，俺们给你买。他说，什么也不要。但俺们还是买了。送了过去，他说买得太多，给小孩拿去一些。前些年，过冬的时候，俺说，爸爸，给你买个炉子吧。他说，不用，不用，烧点柴火就行。俺当时想，不行，他不要也要给他买。于是，俺就偷着给他买上，并给他安上了。然后送了几小车果子皮让他烧。几天后，他告诉俺说，这炉子真好，一下就烧开了水，屋里也暖和和的。没多久，果子皮快烧完了，他又跟俺说，方便时，还得弄几小车来。有好的条件，谁不会享受呢?你们说对吧。他不去享受，一说明他节约，二说明他克制。俺公公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还是革命军人，现在一年政府能补贴八千多块钱。他一到过年，就把这些钱分给儿女们。不管你是老大，还是老夭，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不管你要，还是不要，他都要给，五个子女，都要分，不会多分，也不会少给。

告别时，孙振喜说啥也要送送我们，他笑呵呵地道：现今日子好了，俺什么都满足了，就等着死了。说完，孙振喜放声大笑。他儿子道：老头子，你咋这样说?好好活，活个一百多岁。孙振喜笑了笑道：你这龟儿子，我那不成驴了呀?!

老兵孙振喜的故事，并不算惊险，也算不上曲折，但不知为何，这种质朴而高尚的品质，却总是撞击着我们同样曾为军人的心灵。看着老兵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道别，我们心怀崇敬，挺直腰杆，向这位抗战老兵，敬下庄严的军礼。

孙振喜义务扫地，而碁山镇纪家坪村的纪松然，却是一位总爱背着粪篓子捡篓的老兵。

在农家小院里见到纪松然的时候，他正坐在暖暖的阳光下吸烟，缕缕细烟，不在在他沧桑的面庞前飘过。听说我们的来意，他笑了，道：俺可没有什么好采的，咱们拉拉呱还中，多少年了啊，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年轻人现在不愿意听这些了，可咱们不能忘本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们不能刚给年轻人灌输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要不人的思想就乱了，那朝那代，都是先从思想开始乱的。

纪松然吸了口烟，咳嗽几声接着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点进攻咱山东，共产党就动员参军，咱们得誓死保卫家乡啊。听到这个消息，俺就跟俺母亲说，妈，俺得去当兵。俺母亲想了想，同意了。俺知道，她有点不舍，俺父亲没得早，家里也只有弟兄三个，属俺小。

1946年10月，俺就和俺们村的杨大虎子他们一起当兵去了。当兵没多久，俺就被补充到老部队，投入战斗中去了。俺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渡江、上海等战役。在战斗中入了党。是一个姓田的指导员介绍俺入的党。俺不会写字，是连队支部的人替俺填的表，填入党动机时，那人问俺：为什么入党?俺道：为了能吃饱饭呀!那人噗嗤就笑了：就不能有个更好点的动机吗?俺摸摸后脑勺：为了能找上老婆呀!那人笑的更响。俺觉得这样填可能还不行，就突然想起临当兵时支部书记跟俺说的话，参军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这时俺就对填表的战友说：为了搬走三座大山!后来，俺听了指导员讲的一些课，俺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在党小组会上，连队干部叫俺表态，俺这回就会说了，俺就说，俺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参加共产党的，俺一定跟着部队好好干下去，俺一定跟着共产党好好干下去，不怕困难，不怕辛劳，更不怕死。

俺是在淮海战役中受的伤。当时俺们在屋子里，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打来炮弹，炮弹就在俺身边爆炸了，当时就炸的不省人事了，耳朵聋了将近两个月，最后通过治疗，康复了。当时部队对俺说，你是伤员，可以选择回家。要是俺思想不好的话，就直接来家了。俺对领导说，国家还没解放，俺要继续打仗。

打完淮海战役，纪松然又渡江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纪松然又随部队奔赴朝鲜，成为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纪松然说：俺们先是从上海到山东滕县住了几天，武装了武装，换上棉衣，然后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一直到辽宁清原。在那里，俺们住了三天，发了皮毛子、大皮衣、皮鞋，然后上了丹东。快到前线了，虽然有点畏惧，但内心并不害怕，毛主席不是说美国是纸老虎吗，俺们那时真没有感觉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当时甚至还有领导对俺们说，打美国佬不会很久，一双鞋子穿不完就可以胜利回国了。

现在想来，纪松然还是觉得有点轻敌了，人家美国佬装备好呀。

纪松然说：俺当时在团部通信班当班长，专门送信。刚到朝鲜那会，口粮运不上去，俺们七天没吃营生。饿了，就“噶叽”(啃)几个地豆子，还有生大豆。这东西生吃多了不行，老是放屁，接二连三的，控制不住啊。敌人的飞机怪厉害的，飞得很低，白天不光见人才打，见了烟也打，晚上见了光更厉害，有时候运送粮食的车刚到半道，就叫敌人飞机给打趴窝了。后来粮食是怎么运上去的呢?设上防空哨。比如这个庄里设一个防空哨，枪一响，就知道来了敌人，来了飞机。这个庄枪一响，那个庄听着了，也放上一枪，这个运粮食的司机在半道听着了，就把车灯闭上，等飞机走了以后再开灯。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把粮食运上去。

后来，纪松然上了团警卫连，主要是保卫首长，如果打仗激烈了，也得拿(派)上去，但一般情况不拿。纪松然：俺那个团死得可惨了，一个团基本上没有了，如果俺不是保卫首长，俺也早就毁了。

在朝鲜待了两年，纪松然就回国了，因为有伤。纪松然说，俺坐火车一直坐到张店，在张店疗了一段时间伤，就上了一个海岛，在那里搞海防工事。这个事要保密，不能讲，复员家走后，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讲。不久后，上级有指示，老兵愿意回家就回家，不愿意回家就回部队。俺在部队干了九年，蒋介石打跑了，美国佬打退了，俺就选择了复员回家。

纪松然是1954年复员回的老家，1958年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就当了纪家坪村支部书记。

纪松然当书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建青峰岭水库。建青峰岭水库难，但最难的还不是建水库，而是移民，纪家坪有700多户群众需要整体搬迁。很多人不想走，不想挪窝，有的人说，死也死在这里了。

纪松然说，首先是搬迁难。当时不少群众对建青峰岭水库不理解，故土难移，要搬离生活了上百年的老宅子，还要把好地给淹了，方便自己的少，而更多地给其他村的人造福，凭什么?俺们就通过召开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小组会、家庭会，不断的做工作，讲道理，讲感情。闸水库的目的，主要为了攒水为下游浇稻田，多打粮对国家有贡献。这样做，既是为了方便自己，也是方便他人，这是国家的需要，俺们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全局观念。再就是建房难。俺们这个庄子大，你想一下子搬上去，不可能，办不到，必须得一批一批的。俺们就把要搬迁的安排住到不搬迁的家中，从庄西头开始挨着往东住，房子多的塞上三户五户，房子少的塞上一户两户。

纪家坪村现任支部书记纪西仁告诉我们说，修建青峰岭水库，应该说是整个纪家坪村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原来俺们庄有一千多亩地，都是平原，都是好地，修了水库后，都淹到水库里了，剩下的只有山地和丘陵了。但方便了下游的闫庄镇、洛河镇，那时候一直可以浇到临沂郯城。

接着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整地改土。纪松然说，村东的800多亩土地长期内涝，一到夏天涨洪水，只能种穇子，种别的就涝死了。但那个穇子是很不好的粮食，人吃那个很了了(很少)。你们说到了秋天收割怎么收?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拿着桌子踩着去割，你们说都涝到什么程度了。俺就想着挖沟排水，摆脱内涝，提高产量。上头挖三米宽，下头挖七米宽，上窄下宽。挖了一千一百来米，从北头一直到谢家庄的路下边。有了排水沟，内涝就解决了。当时挖排水沟也有斗争啊，有的发牢骚，有的不同意，还有人说，这又不是修飞机跑道，一个渠道还修得那么宽，典型的形式主义。是缎子上绣花，自找麻烦!俺就不断地给他们做工作，说这是为了多打粮，不是搞形式。到了第二年，那800多亩地不涝了，之前玉米亩产只有五六百斤，现在达到了千数斤，高粱是低产作物，亩产也达到了400斤左右。这下大家高兴了，有的说纪松然不是瞎咧咧，有的说俺们村也是大树上挂喇叭，声传到外边去了。

再下来就是造林。纪松然说，造林就是封山。咱村西山岭，原来都是一片荒山，俺看着太可惜了，何不整理出来呢。实际上，这个岭原来是有树的。大跃进的时候都杀光了。俺就带着乡亲们栽树，栽大杨树，还有马毛松、片松，以及洋槐树。那时莒县一中有加拿大杨树，人家岔出那个树枝子，支援给咱。于是，俺们推着小车，一趟趟培上，从山下培到山顶。它们活了以后，很快就长大了，那个荒岭就成了一片树林子。当时县里领导来了，俺领着到处参观。领导说，这个林子真密稠，就是来个师也能藏得住。

山封了后，还得解决水的问题。纪松然说，俺们一下子建了三座水库，一座叫庙子沟水库，一座叫饮牛汪水库，一座叫阎王鼻子水库。还搞了扬水站。光搞建设不行啊，集体经济也要发展啊，群众要过上好日子，必须手头有钱啊。于是，俺们又发展起油坊、暖房、缝纫社和弹棉花厂等副业。俺们还在全乡第一个购买了一台140柴油机，还购进了3台拖拉机。之后，又从沂水引电入村，用上了电灯，也让群众看上了电视。在乡里，俺们村是接电最早的。当时群众呼声很高，但资金缺乏，怎么办?俺一是找乡领导，二是到信用社贷点款。资金筹集好后，俺们把电线杆架好了，把电线也拉上了。最不好挖的是河沿里，俺们挖了两个杆子。为什么?那个沙不好挖，一挖就淌，一挖就淌。最后想了个办法，用过去打机井的那个推磨推，再弄上水泥包着。那天晚上俺在那里待到一点多，俺累的都调了向，往家走，却走了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迷糊，结果上了天宝。俺们不光给自己干，还帮助兄弟大队。小南珠海，这个庄不大，也穷，只有三台脱粒机，每到打麦场，俺们就去支援他们。去人，还带着机子，也不要代价，给他们打完再回来。

就是这么一个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英雄，有一个背粪篓捡粪的习惯。纪家后人纪西仁告诉我们说，自打懂事开始，就看到俺三爷爷背上总是背个粪篓子，没事的时候，他就捡粪。捡了以后，就倒在生产队里的粪池子里。不要代价，也不要工分，就是一种习惯。即使后来不当书记了，三爷爷的习惯依然没变，天不亮就背着粪篓子村前村后地转悠。直到前几年，他确实行动不便了，才把那个背了几十年的粪篓挂到墙上。

一把扫帚，一个粪篓，也是老兵良好的习惯。但这种习惯，却是一种品质、境界、修养、胸怀。

俺没被她拉下水

电影《红日》的故事，发生在孟良崮战场，在李全关于孟良崮战场的记忆中。

老兵李全，是陵阳镇方家址坊村人。虽然已经九旬高龄，行动迟缓，但一开口说话，我们就感受到了，他依然机灵活泼，热血沸腾。电影《红日》中那个活泼可爱的通讯员李全和现实中的李全慢慢叠合在了一起。

李全去当兵时21岁，解放战争刚刚展开。他兄弟四个，他是家中老大，他提出要去当兵时，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李全说，俺父亲思想太顽固了，他就是不同意让俺去当兵。为什么呢?庄里那些地主、富农戳弄(添油加醋的意思)他，你怎么还敢叫你儿子去当兵?那不是去送死吗?就是不死也得缺胳膊少腿的，回来也是个废人!俺父亲背后就说俺，你不能去，他们都说，你去当兵就有可能回不来了。俺说，俺想当兵，非去不可。就俺父亲反对。俺母亲早没了，估计她要在世，也会反对。

李全的老伴叫史孝荣，比李全小八岁。李全当兵走时，她还是个13岁的小丫头。她插话说，那时候打一仗，牺牲一片，谁敢去当兵?俺老汉是跟着俺三哥一起去的，俺三哥第一个报的名，他叫史孝全。俺三哥去了没过年就牺牲了。我们问，是不是大爷当兵走的时候，你们就订婚了。史孝荣说，那时候俺还是耍(玩)孩子，哪知道那些事呀，不过俺也当上识字班队长了。当年组织识字班的时候，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得叫俺当个官。他们说，你就当识字班队长吧。于是，俺就带着识字班，四处斗地主什么的。

李全说，俺是跟着三哥史孝全一块去当的兵，俺们都在二纵六师，却不在一个团，俺在十八团，他在十七团。也不止俺们俩，咱庄当时走了十好几，后来死了三个。庄里把俺们送到区上，区上把俺们送到县里。人家部队带队的就在县里。到了县里，部队带队的就管着俺了。一到部队，就把俺们这些新兵编上连，编上排，编上班了。

俺怎么当上通迅员的呢?俺没参军的时候，就在县大队上，给朱大队长当通讯员，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打汉奸。刚到部队一登记，人家问，你在家都干过什么?俺就把这个事说了。人家一看，你在家既然当过通讯员，就别编到排里班里去了吧，直接在连部当通讯员吧。当时俺们连队有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江西人等，说话都和咱不一样。俺一去，他们就管俺叫“侉子”，就是说你最土了，说俺们说话、吃饭都和人家不一样。咱说俺出去耍耍，就有战友喜开了，都喜了，怎么还叫耍耍呢?你们山东人够土的，说话、拉呱都很土。现在还是那样，俺还是说出去耍耍，人家叫溜达溜达。不光说话、拉呱，他们看着咱就土。他们说大米干饭好吃，俺说是煎饼，高粱煎饼好吃。他们说，怪不得你是山东人。那个煎饼他们是吃不了，说太干，戳得厉害。一般找个什么家什啦，咱就不一样了，咱说找个盖顶。他们就说，什么叫盖顶?俺说，这么团团着，不叫个盖顶?他们说，哎呀，怎么叫个盖顶呢?一说，他们就喜。他们一喜，就把咱喜羞了。人家人多，俺能不羞吗?到了晚上，俺说俺要困觉。他们又说，怎么叫困觉?俺解释说，晚上歇下不就叫困觉。他们说，那叫睡觉。俺说，俺那里就叫困觉。他们一听，又喜得不得了。但这样高兴的时候太少，后来大家都参加战斗了，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更多的是泪水，现在回想起来，都怪想他们的。俺现在真盼着他们再取笑俺，说俺土。可活生生地都一下子没了。俺有个广东的战友，叫王开明，早晨还跟俺开玩笑，中午就中弹牺牲了，俺趴在他身上哭个不停，边哭边摇晃着他的身子边喊：王开明，你起来，你快起来呀!快起来说俺土，说俺是个大土蛋呀!

俺是1947年4月入的党。当时连长和指导员问俺说，小李，你看着共产党有个什么前途?俺说，共产党打遍天下，老百姓拥护，非胜利不行。他们问，你看着共产党还行吧?俺说，怎么不行呢?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老打胜仗。他们说，你看着共产党行，你愿意加入共产党不?俺说，俺愿意，但那不得你们同意呀。他们说，你只要愿意，俺就和你拉呱拉呱。俺说，你们不让俺加入共产党，俺也得听从领导不是。他们说，那就好，你好好干，听从领导，听从指挥。不久后，副指导员拿出个表来，他写叫咱说。俺没上过学，不会写字。那时俺家里穷得治不了，还捞能着上学?副指导员一边填表，一边问俺。他问，你说说你加入产党的目的是什么?俺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有的吃有的住。副指导员说，那还行。接着他又问，还有什么?俺说，俺在部队要听从领导指挥，艰苦奋斗，哪里有困难，俺就上哪儿去干。副指导员又说，不错，你说的这些还都在理，你既然有这么个决心了，表我就给你填上了，再等两个月就转正了，那时你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现在还不是，没有权利选举。俺就说，指导员，咱这么近面，就在你眼前里，哪里有不够的地方，你们及时地指导俺。副指导员说，光指导你还不行，你得干，你不干还行?工作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俺说，指导员，你就看俺的实际行动吧!

先打的郝鹏举，李全说。郝鹏举先投降到了咱们这边，也在咱县里住着。但这狗日的反复无常，一颗狼子野心未改。陈毅是把他看透了，知道他不稳定。到了1946年秋天，他跟陈毅提出要求说，他要去打国民党。其实他不是去打国民党，而是去投国民党。陈毅说，那你去吧。咱东南有一个连云港，就把他指派那里去。没想到，半个月后，郝鹏举就叛变了，投靠了国民党，咱这边就决定去把他消灭掉。当时俺们在郯城西南上住，郝鹏举的部队在离俺们一百好几十里路的地方，并且分散住在了四十来个庄子里。咱们按照上级下达的时间，包围了这些村庄，这个团包围这个庄，那个团包围那个庄。咱们一收“网”，一个人也没逮着。为什么没逮着呢?咱打仗的时候，都是白布子绑在右胳膊上，这是咱的暗号。郝鹏举部队的军装都是咱给发的，他们也绑白布子了，和咱一样，咱不知道哪是自己人，哪是敌人。打了一阵子，俺们光看庄里有向北跑的，向南跑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庄，几乎家家有小炮楼，俺们围攻的那家小炮楼在大门口西里，怎么打?火力先掩护，俺们几个人几下子就冲到了炮楼底下，紧接着在一根大杆子头上，绑上一包炸药，一用力就戳到了炮楼的窗户眼里了。轰隆一声响，就把这个炮楼炸倒了。炸倒了，咱就不管那么多了，就往里冲。进去一看，没人，难道跑了。这时，一个班长说要到茅厕解手。一进茅厕，发现里头有三个人。这个班长立即把手放到了扳机上，张嘴说了暗号，这三人的暗号与咱的不一样，肯定是郝鹏举的人。这个班长说，缴枪不杀。他们立即跪下了。这个班长就说，好好好，起来。这三个国民党军就起来了，把枪搁下。共产党的政策是交枪不杀。咱部队这时又下了新通知，白布别绑在右胳膊上了，改绑左胳膊了。这次把郝鹏举部队全部歼灭了。

接着在苏北打了涟水战役。李全说，涟水打得也挺激烈的，当时俺给连长当通讯员。一次，连长叫俺，小李。俺说，咋?连长!连长立即就嫌吼俺，都是革命战士了，不能说咋咋的。俺立即说，有。连长说，你去和营部联系联系。俺说，好!但连长，营部在哪里?连长又嫌吼俺。他说，你自己找，我怎么知道在哪里。那是俺第一次给连长当通讯员，俺啥也不懂，但慢慢就懂了。

我们问李全，电影《红日》中的那个叫石东根的连长，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个连长。李全笑着说，是的，连长是那个连长，李全也是这个李全。俺那时啥也不懂，就那么傻乎乎的跟着连长跑。俺虽傻，但啥也不怕，连长叫俺上哪俺就上哪。

说到这里，李全好像想到了什么，一下子笑了，他说，前几年，山东卫视一直在俺们这里搞建国前老党员的节目，叫俺到省里录电视，开始把俺吓了一跳，为啥?当时是省电视台的那个人领着俺进去的，俺一看，那个地板尽些水，锃明。俺对电视台的人说，怎么那么些水呀。电视台的人说，大爷，那不是水，是地板。俺说，地板怎么还锃明?电视台的人说，现在高科技，说了您也不懂得，您小心点。那时俺儿跟着，他就告诉俺儿，好好扶着大爷，要不然他会摔倒的。俺到那个台上一看，俺的个娘呀，一眼望不到边，那么高，那么远。俺说，这真吓人，比打仗还吓人。扮演《红日》里的那个连长也来了，他叫杨在葆，还有两个电视专家，中间安上一个桌子，他们坐在边上。省里的电视专家对俺说，大爷，你好好拿出劲来，就像当年当兵的那个劲头，你得说话。他们不叫俺小李，叫俺大爷。俺说，当兵的时候俺二十来岁，现在快九十了，哪有那么多劲。电视专家说，您就使劲说就行了，您上去以后，头一句就说“老兵李全来了”。俺对电视专家说，不能那么着说，人外有人，说俺老，下边还有比俺老的呢。电视专家硬说，没有了，这儿就属您老，您就按俺说的说吧。俺说，好。一想不对，俺不是当兵的吗?就改口说，是。俺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的。

说着说着，李全拍了一下脑门，道：俺是不是拉呱拉远了?咱是不是还拉打仗的事?我们笑了。李全又接着拉打仗的事了。他说，打下涟水后，俺就叫营里扒去了，还是当通讯员，给营长当。那个孟良崮也很陡，打得可辛苦了!打了七天了，临末了这一天，再不把敌人消灭，国民党新五军就来增援了。这时，上边来了命令，早晨八点必须把孟良崮拿下。俺这个部队从孟良崮的西北角爬上去，很陡，很难爬，俺们一手抓着植物，另一手也抓着植物，就像爬梯子似的爬上去。俺跟着营长。他指挥着，叫大家快上、快上。俺在营长前面，俺先往上爬的。蹬到那个平台，向后一看，妈呀，不能看，看了头就晕。这时，俺再往下一看，往上爬的营长正往后仰。不得了了，要摔下去还得了，俺马上伸手把他用力一拽，就拽了过来。营长大高个，不轻，俺使大劲才把他拽上来的。上来后，营长说，小李。俺说，咋，营长。营长说，我亏着你了。俺说，俺的任务不就是保护你呀，你还说亏着俺，你不能这么说，营长。营长说，我亏着你，我要是倒下去，不就完了，不就报销了吗?那个山那么陡，要倒下去，真的就完了。这个战斗一结束，就召开了全营大会，营长提名，叫俺的大号，说俺救了他，不是俺救他，他早就死了，他宣布俺立一等功。营长一说，下边那些人就“哗哗”地拍啪(鼓掌)。还有奖品，奖了一条国民党的毯子，很新，可把俺喜死了。

打完孟良崮后，接着就是淮海战役。李全说，淮海战役临末，打碾庄的时候，俺就负伤了。当时俺们营是突击营，其中一个排作为尖刀排，受命攻打城外一个炮楼。战斗非常惨烈，炮楼打下来了，部队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这时，营长对俺说，小李。俺说，到。营长说，赶紧去通知尖刀排撤下来。路上要经过一个火力交叉点，有十几米的地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机枪声就跟过年放鞭炮一样，俺跟个壁虎似的趴着走。到火力交叉点时，俺身子完全贴在地上，把枪夹在两腿中间，趁着枪声停歇的间隙，迅速滚过这十几米。到那一看，那个排还有六人，都伤了。俺大声喊道，营长命令撤退，俺和这六人趴上块(意思是趴在一起)，就趴在一截土墙下边。这时，落下一个炮弹，把俺们炸翻了。两个当场就炸趴下了，俺听着“哼哼哼”几声，那就倒气了，不一会就死了。俺左大腿炸了个窟窿，血直往外涌，就像条小河一样，左手也不能动弹了。俺左手大拇指到现在还不能动，左大腿里面到现在还留有弹片。这里要是一动一蹭着，浑身就疼。医生说，是伤着神经了。

李全说，俺受伤以后，他们把俺弄到庄里的一个屋子里，营里的卫生所在那儿。营卫生所当时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问道，你怎么的?俺说，俺腿伤了。卫生所的人说，哪里?俺说，大腿。卫生所的人用剪子把俺的棉裤剪了，一豁豁到这里，棉裤就不管用了。他使手那么一按，一按着了，他就不松手了，接着把剪子一搁，上提包里捞出一个绷带，然后一一缠在俺伤口上。缠上以后，他就对俺说，行了，在这儿等着吧。俺等了半天，也没有人管俺，那几个抬担架的人思想一般，当官的跟着他们，他们还多抬趟，当官的不跟着，他们就踢踢这个，踢踢那个。俺躺大那里，俺对他们说，来抬俺。他们还是不来抬俺。俺就想了个招，俺不说话了，就躺在那里，装死。这时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到俺边上了。俺两手一下子就揽住了他的腿，一揽着他，他吓得差点仰倒。他说，你这是咋的?俺还当你死了呢!吓得俺魂都没了。俺说，你抬俺。他说，抬你就是了，你这是咋?俺说，俺不这样，你们不抬俺，俺都看着了。他说，好好好，你松手。俺松了手，但还拽着他的裤子。他说，你还拽着俺的裤子干吗?俺说，你们要再走了呢!他说，不会的。于是他们就把俺放上担架，抬了下来。俺要不是那么揽着他们，也许死了他们也不抬。不过，这是俺这么想的，人家也许没这样想呢。抬下来以后，他们把俺搁那个庄里，也是俺部队的医院。刚到这个庄里，敌人的飞机就贴着屋顶来了，“哼”一下子来了，“哼”一下子去了，炸弹带枪的一齐上。这时，又接到上头命令，快点转移，转下去。谁能走，就快点走，不走，没有活路。医院的负责人过来，对俺说，你能走吗?俺说，俺不能走。医院的负责人说，那怎么治?俺说，死了就死了吧，先救能走的!医院的负责人说，哪能活活让敌人炸死呢。过了没一会儿，医院又找了些小毛驴。有个人，五十来岁，牵着小毛驴来了。医院的人把俺抱着说，你上去。俺一上去，就感觉要掉下来。为什么?腿疼。牵驴的人说，你揽着俺。俺就揽着他的脖子，身子靠在他身上。他就撵着驴快点走。可把这个老乡累坏了，一路上驴也喘，他也喘，要不怎么说军民是一家人，他再累，硬是没吭一声，俺到现在都忘不了他，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人民，忘记了老百姓呀!就这样驮了十里来路，才有正式的担架。是老百姓的担架把俺抬下来的，住了一段时间院，俺才好的。好了以后，俺试着还行，就归队了。这是俺第一次负伤。后来俺又负了两次伤，第二次好后，俺也归队了。最后一次不治(行)了，医生说，你不能回队了。俺说，前两次都回队了，这次咋就不行。医生说，前两次是前两次，情况不同，伤情不一。1950年初，俺退伍了。

俺来家了，回到了方家址坊村。当时，俺这个村叫空白村。我们很好奇，问李全，什么是空白村?他说，没有共产党员就叫空白村。俺乡里一听说俺回来了，领导还亲自来找俺。乡领导说，你转业来了。俺说，嗯。乡领导说，那更好，咱庄里没有共产党员，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转业来，你快在这庄里负责吧。俺说，行，但俺什么也不懂得。乡领导说，不懂没关系，没事就学习学习，要不了半年，你就学会了。于是，方家址坊村党支部成立了，支部就俺一个人。于是，乡里开会就叫俺去，有什么事就叫俺在庄里布置布置，张罗张罗。

我们问，支部就是你一个人，庄里的工作怎么开展呀?李全说，那没治啊，一个人也得干，再说，不还有群众吗?党员主要是带头，带好头，大量工作还是要群众来干，群众才是主要的，你们说是吧!刚开始，叫小农经济，地各是各的，也各干各的。后来，上旁来了指示，叫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俺当时虽然年轻，但毕竟上过战场，也是党员，在庄里威信怪高，俺说怎么办，大家伙都拥护。俺就对群众说，上旁来了指示，要搞互助合作，改变穷面貌。如果不搞互助合作，咱穷的就没有治，没法办，你想种地都没有;如果搞互助合作呢，咱有地种了，也有活干了，更有饭吃了。俺这么一说，大家就嘎伙着报名，参加合作社。俺们庄一百多户，头一下子就有44户参加，搞起一个合作社来。乡里当时把俺们庄作为典型了，他们开全乡大会，宣布方家址坊村搞起合作社来了，并对其他庄的书记说，你们看看，你们怎么捣鼓的，人家都能办，你们怎么就办不了?搞起互助合作社来，接着俺们又统购统销。

一个人的支部，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在那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李全就代表着这个村庄的党组织。党组织战斗堡垒强不强，取决于李全的个人信念和工作能力。李全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建国那会，“成分”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成分。俺们庄里有好几户是富农，其中有户姓方的也是富农。一天早上，你大娘一早去赶集，上了城，俺就在家里睡觉，还没起床，门也没关严。正睡着，有人进到俺家了。俺一看，这不是方家儿媳妇吗。方家儿媳妇长得也不丑，怪漂亮，年纪比俺大了了，顶多三十。俺说，你咋进来了呢?方家儿媳妇说，俺来找你有个事。俺说，有什么事?有事，你父亲不就办了?你来干什么?方家儿媳妇说，各人办各人的。当时俺躺在那里还没起来，她就上俺床前，坐一个凳子上，和俺拉呱拉呱。拉了一会，她又上床沿坐着。俺就躺着，她就坐着。突然，她拍俺一把，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起来?俺说，俺昨天上乡上开会回来晚了，打盹了。她把手放到了俺被子上。俺急忙说，你把手拉开，坐下面去。她说，坐你边上，好和你拉呱呀。她是笑着说的，说的时候，手又放到了被子上。她说，李书记，俺寻思找你拉拉，把俺的成分给俺改变改变。俺一听就来火，说，成分定住了，谁也不能改，改了俺就不能活了，不能改。方家儿媳妇倒不急，她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书记，不是你说了算吗，你说俺是俺就是，你说俺不是俺就不是。说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来，说要俺买点营生。俺说，俺不要，你这五块钱就是颗炸弹，俺要了这五块钱，俺的头就长不住了。方家儿媳妇说，拿着吧，没那么严重，只要你不说俺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俺说，说了不要就不要，你赶紧给俺走，她又塞给俺好几次，后来，她看着俺怪结实的，再也不塞了。再后来，她把手伸进了俺被窝，嘴里还说大哥的身体真壮实呀!看样子她要往里钻，俺一下子急了，可俺浑身光溜溜地又不能坐起来，俺就两眼一瞪，大声道：你这个骚娘们，还想拉革命干部下水呀!你看错了，看走眼了，俺李全刀枪不入，再不走有你好看的!那娘们害怕了，低声嘟囔几句：真是个不吃腥的公猫!方家儿媳妇最后被俺撵走了。俺是过硬的，俺没有被拉下水!那娘们一走，俺就起来洗了洗脸，刚洗完，你大娘就回来了。俺吃过早饭，就上了刘家址坊，县公安局上的一个姓赵的，在那儿蹲点。俺到那儿一说，赵公安就问俺，你要着那五块钱了吗?俺说，俺没要，那怎么能要呢。赵公安说，亏着你没要，你要了那五块钱，最轻把你撤职，再就是查你，如果还有问题，就法办你。

李全说着说着，一边的老伴史孝荣坐不住了，拿起脚下的扫把就摔打起来。李全瞪了她一眼道：俺在这里和同志谈工作，你又摔扫把又撇嘴的干啥?史孝荣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膝盖上：你这个老东西，没想到你当年还闹了这一出，你怎么不早和俺说?咹!那娘们当年要钻你被窝你怎么不让她钻?你是不是后悔了?都老了老了，还好意思跟外人说?还要不要你这张老脸皮了?俺都替你羞得慌!

李全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口了，嘿嘿两声连忙道：俺当年没说是怕你生气呀。看俺这嘴，还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啥呀?这不讨人嫌嘛?!不说了，不说了。

1956年初，李全就没干书记了。干什么去了?响应号召，去东北开荒了。李全说，俺第一个报名，在俺的带动下，俺们庄里一下子就有二十多个报名的。没几天，俺带队到了东北。俺们到了那里才知道，别说是个庄，连个人也没有，更没有房子。俺们就使竹竿，交叉着搭起一个棚子，这就是俺们的房子。来了雪，被也挡不住，得使劲压着，不然连被也刮走了。俺在那待的时间不长，就待了二十来天，就待不住了。原来俺那个腿不是受过伤了么，在东北一冻，疼得走不了路了。当地人把俺送到了县医院，天天打针，打了两个来月，没看出好来。那个县叫甘南县，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打听，甘南没人能治。没办法，他们只得给俺办上手续，送临沂了。那时候，咱这里还没日照，咱就直接从临沂拿着手续，上咱县里，就回到家了。虽然俺腿疼，但还得吃饭，还得养家糊口呢，所以工作不能停。他们叫俺继续留在村委，配合新书记搞好村里的工作，后来又叫俺上林业上去当队长。俺说，行，有事干就行。以后，俺就干着庄稼活，干了一辈子。

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

他小矮个儿，还瘦瘦的，但却是个能打仗、擅打仗的老兵。

这个老兵叫许世彬，莒县城阳街道大许庄村人。我们来到大许庄村时，老兵已经过世三年了。可大家一提起这个老兵，就眉飞色舞，敬佩不已。

许世彬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他是老三。那时，由于家里穷，他父母就像其他不少庄户人家一样，带着五个孩子闯了东北。后来，日本鬼子侵略了东北，他们回到了老家。带着五个孩子去的，回来的时候，却少了一个，少了老大。怎么少的?传言很多。有的说是在东北撞上了氓流，有的说参加了抗日联军叫日本鬼子给杀了，反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确切的信儿。回到老家，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依然是贫穷，依然是被地主欺负。为了活命，兄弟几个只得去卖壮丁。先是老三被卖了壮丁，老三走了，家里还是没吃的，老四又不得不卖了壮丁。老四没有逃脱军人战死沙场的命运，但老三，即许世彬，却创造了战争奇迹。他从抗日战争打到抗美援朝，打了16年仗，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了三百多次，除了耳朵被震聋，居然没挨过一枪一弹。遗憾的是，兄弟俩自从踏进战场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许衍收也觉得不可思议，不仅是奇迹，更有点神奇和悬乎。许衍收是许世彬最小的孩子，上头还有三个姐姐，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今年49岁，他出生时，父亲已经从部队回来10年了。打小，许衍宝就爱听父亲讲故事，讲打仗的故事，听一遍还不行，还要两遍三遍的听，听得他热血沸腾，烂熟于胸。于是，许衍宝向我们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时，是那样绘声绘色，滔滔不绝。

许衍收说，俺父亲一生最爱的就是打仗，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也打过美国鬼子，扎扎实实打了16年仗，除了耳朵被震聋，身上居然没让子弹蹭过，就连跳弹皮子也没蹦着。俺父亲自己聋，老是怕别人听不着，所以他说话也像打仗似的，吼的脸红脖子粗的，俺父亲还和俺讲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还是假。他说，当时他与一个战友，一个坐这块石头上，一个坐那块石头上，抱着枪，拉着呱。拉着拉着，落下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俩中间。但没响，是颗“臭弹”，要不就完蛋了。俺父亲当兵16年，在中国战场上立个人战功7次，在朝鲜战场上立战功7次，一共立了14次战功。俺父亲话不多，有点沉默寡言，老了什么都不爱，就爱说战场上的故事，更是把他那些个勋章看得跟命根子一样重要，他一生淡泊名利，对钱看得很淡，最不喜欢的就是当官。他虽然不喜欢当官，却爱仗义直言，看到当官的做得不对，他敢发言，敢提建议，不怕得罪人。

1940年，人家地主用一布袋子粮食，把俺父亲卖了壮丁。俺父亲先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也是抗战，打日本鬼子。那时人很迷信，他看着日本鬼子每个人身上挂了个小铜佛，镀金的，就以为有了那个铜佛就可以得到平安。一次，他们炸毁了日本鬼子一辆火车，他冲上去就把那个火车司机身上的那个小铜佛拽下来藏了起来。以后只要一打仗，他就会把那个小铜佛像装在布袋里。有了这个小铜佛像，他感觉得到了神灵的保佑，向鬼了阵地冲锋时，光听着子弹从耳朵、脚底下飞，就是打不着他。每次打完仗，他都要把小铜佛像拿出来看一看。一看，小铜佛像浑身是“汗”(热气)，他就小心地给它擦“汗”。后来，投奔共产党部队，他便把这个小铜佛像交了公。俺父亲是1945年投诚到八路军队伍的。为什么要投诚?俺父亲看着他那个国民党部队政策太刺毛(差)了，十分不满，就决定离开。

那天，许世彬弄了一支步枪，几个手榴弹，一二百发子弹，悄悄地离开国民党部队，往八路军部队跑，是山东军区独立旅。跑出来的时候，他还穿着国民党军的衣服。“要是被国民党军逮着就毁了!”想到这，许世彬有点着急了。正着急时，他看到一个老百姓在那儿锄地。许世彬对那个老百姓说，大爷，俺跟你把衣裳换了吧!那个老百姓说，俺不要，俺不敢要，你那样的衣裳，俺要是穿着，就毁了。许世彬说，大爷，对不起了，你不换不行，你非得穿上，要不然俺就跑不了了。许世彬逼着那个老百姓把衣裳换了，然后抱着枪，背着手榴弹跑了。到1949年的时候，山东军区独立旅编入了陈毅的部队，即27军81师22团。

许衍收说，俺父亲参加淮海战役的情况，俺想不着了，但他打上海和参加抗美援朝的情况，俺听得最多，印象最深。炸坦克、送炸药包、放手榴弹，他都非常厉害。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解放上海的战役。敌人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许多前去爆破的战友都牺牲了，战斗一时陷入僵局。许衍收说，当时国民党军占领着那条大街，他们不允许老百姓灭灯，更不允许供电公司停电。因为有灯照着，能看清楚情况呗。虽然俺父亲他们离碉堡只有50多米，但只要你炸不开这个碉堡，就白搭。派人去爆破，都是有去无回，50多米的街道上，牺牲的人铺的满地都是。这时，俺父亲站了出来，对连长说，连长，你别再派人了，俺去。俺父亲小矮个儿，排在队伍的最后边。连长说，你快别提前上去送死了，轮着你还早。俺父亲说，不，俺去。连长说，许世彬，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看。俺父亲说，连长，你想想看，前边抱炸药包去炸碉堡的，都是抱着五十六斤的炸药往上冲，很沉，加上街上的灯都很亮，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人家使机枪，你能撑住呀?你看，死了多少战友。你下个命令，要咱们全连的人把所有的裹腿布全解下来，再接起来，结成一根长绳子，拴在俺腰上，等到俺跑到碉堡附近，敌人打不着的时候，再把炸药用绳子拉过来。连长一听，一拍脑袋说，好办法啊，许世彬。绳子接好后，俺父亲把一头的绳子往腰上一拴，另一头由战友拉好，待俺父亲快到碉堡后，再拴上炸药。

这个时候，俺父亲猛地往前一跑，跑出十多米，“啪”地就趴下了。开始敌人还不知道咋回事，没反应过来，等到敌人机枪扫射的时候，他已经趴到死尸堆里了，没扫着。过了好一会，等到碉堡里的敌人没啥动静了，俺父亲又突然往前跑，又是几十米。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趴到了碉堡下面的死角处。战友已经把炸药拴好了，他就在那儿一把把地拽，三拽两拽就过去了。虽然俺父亲机巧、灵活，但把炸药包拽过去后，他没有点燃就跑，而是等到炸药包快响的时候，他“呼”地就蹿了出去，接着炸药包也响了。你提前跑的话，人家还照样打他。他就是算着那个时间了。正是用这个办法，俺父亲成功炸掉了敌人的那个碉堡，不仅荣立了二等功，还火线加入共产党，破例放了他七天假，允许他在上海转转。

1951年，许世彬又跟随部队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许衍收说，这年5月，在朝鲜新兴里战役中，俺父亲所在的部队叫敌人打哗啦了，打散了。他带领的那个班也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就领着这个班往回撤，得回去找部队呀，打散了嘛。他这个班，还跟着一个朝鲜的翻译官，是个朝鲜人，跟着他们一块往回撤。正走在路上，听着不远处有人喊“救命”“增援”，是用朝鲜语在喊。喊话的是朝鲜的一个女炮兵连，因为当时朝鲜男的基本很少了，这是由女大学生组成的一个连，他们没有战斗经验，被美军的几辆装甲车包围了。朝鲜女炮兵连打得相当狼狈，随时都可能被消灭。她们看着附近有志愿军，才吆喝“增援”的。俺父亲说，那咱得增援。战友一听，就生气。他们说，咱的部队已经打散了，本身咱就是逃兵，你碰着打仗的，你又去增援，那不是找死吗?谁增援咱?再说，咱身上武器弹药就剩这么点，你怎么打?俺父亲说，你们不打可以，但你们要把身上所有剩下的武器弹药给俺放下，放下后，你们往前走，在安全的地方等着俺。最后，战友们卸下武器，交给了俺父亲，走了。俺父亲自己肩上扛着一种无后坐力的炮，那个炮腿也没有了，光剩下筒子，支也支不下了，每放上一发炮弹，都要夹在胳肢窝里开炮。他就提溜着这些炮弹，拿着这个炮筒子，往朝鲜女炮兵连那里靠。到了一定的射程范围内，他放上一发炮弹，就开火了，俺父亲有这本事，也不用什么镜子瞄，就打中了，敌人损耗了一辆战车。第二发炮弹，又打中了。接着第三发，第四发，第五发，第六发，都打中了。俺父亲是他们团里有名的神炮手，几乎是百发百中。敌人发现这边火力很猛，就调过火力对付他。但当他们把火力调过来时，俺父亲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些女炮兵趁机撤了。这个时候，俺父亲班的那些人想想不对，怎么能把班长扔到那里不管了呢，都是战友呀!他们又调头跑了回来，跑着跑着，就看到了俺父亲。战友说，你还活着呀?寻思着你回不来了。在这个时候，朝鲜的那些女炮兵也过来了，说，救命恩人，你们属于哪个部队的，得说说。当时俺父亲还说，说那个干什么，俺也没觉得是怎么回事，咱各人走各人的，俺们还要找部队呢。人家说，那不行。俺父亲这个班里不是还跟着一个朝鲜的翻译官吗，他就站出来说，是某某某部队的，他如实说了。俺父亲他们找上部队以后，待了一个月，人家朝鲜的一个文工团就来俺父亲部队慰问了，还给俺父亲带了一枚朝鲜的勋章，说是要亲眼见到这个中国英雄。当时俺父亲在前线，部队里通知他，说你得回去，人家朝鲜人民军来了一个慰问团，要求见你。你说俺父亲怎么说?他说，俺不去，那个还慰问什么?咱当兵不就是来打仗的吗，还用得着慰问?俺天天在外面打仗，光慰问都慰问不过来呀!但部队里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人家说不是那么回事，你救了人家那么多人，人家必须亲自感谢你。俺父亲说，你让他们慰问就行了，俺不回。部队里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人家还得给你钱和勋章呢。俺父亲说，钱不要，勋章可以收下，你们帮俺收一下吧。部队里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不行啊，人家必须亲自找到你，亲自给你颁奖。俺父亲说，好吧，那俺就回。俺父亲回来后，光把荣誉接下了，钱没要。他说，部队管吃管穿，不需要用钱，要钱干什么用，不要钱。荣誉是勋章，金日成勋章。那个勋章有一个副本，副本上盖着金日成与康良玉的手戳，康良玉是当时朝鲜国防部的部长。后来，一些领导拿起金日成勋章一看，就知道这个营生来之不易，不是谁想有就可以有的，旁的纪念章，只要参加了战争的都有一个，唯独这个勋章不是随便人人都有的。就是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挣到这个勋章的极少极少，没有一定的代价肯定挣不到。

许世彬炮打得准，不仅全团有名，全师也是响当当的，只要有重大任务，师长都会直接点他的名。许衍收说，一次，俺父亲部队前边有一个碉堡，阻止了志愿军前行的道路，死了很多人，炮兵用钢炮去打，都打不了。这是朝鲜的什么战役，俺想不着了，反正它那个山叫“阎王鼻子”。这个地方就像一个鼻梁似的，两旁都是无底深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顶，美国鬼子就在山顶上建了很坚固的碉堡，里面安了很多架机枪，不停地往外扫，上多少死多少。咱志愿军攻了很长时间，死的人也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条小路都没法走了，都是尸体，要往上走，得往两边扒拉着尸体才能往上走。

俺父亲本身就是炮兵，攻破碉堡这样的任务，属于步兵干的。但他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他要上。人家不让他上，是炮连里不允许的，说冲锋这一块不该咱事的。俺父亲急得直砸拳头，拳头砸在石头上，鲜血直流。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损失的人太多了，不能再拖了，上级也有了指示，再拿不下的话，就要受军法处分了。于是，师部派人上炮兵营来，问谁叫许世彬。连长指着俺父亲说，他就是许世彬。师部的人说，就是他，师长点的名。俺父亲就去了。一到那里，师部的人就问他，要多少人配合他。俺父亲看了看后，说，人去多了也得搁(牺牲)上，没法走，俺自己就可以了。于是，他背着一个无后坐力炮，向前冲。那个炮是中间开炮，后头喷火，杀伤力很强，专门打坦克的。战友用炮火掩护了一段距离后，他就从尸体空里往前爬。一个人的目标小，再加上旁的地方还有正面和敌人攻击的，所以敌人的注意力也没那么集中。爬着爬着，就爬得很近了，但他再也不敢往前爬了，再往前爬，可能就被发现了，就毁了。再说，远了还怕打不准呢，打不准，那他也回不来了。俺父亲连着发了三发炮弹，都是从机枪眼里打进去的，那碉堡当场就炸翻个了。咱们的部队也吹起了冲锋号，发起了攻击。这次俺父亲又立了一个二等功。

又一次，俺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炸掉一座桥。还是俺父亲上去的，最后桥炸了，可俺父亲也被爆炸的气浪冲了出去，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了。一醒来，他就问护士，俺怎么躺在这里了?俺的战友呢?桥炸掉没有?美国鬼子消灭没有?护士说，你顺利完成任务了。俺父亲刚看着护士张嘴，就是听不到她说啥，这下俺父亲知道自己耳朵被震聋了，治了不到两天，他就闹着要回前线。医生说，不行，你不仅耳朵震聋了，还震成了脑震荡，绝对不可能再上战场了。这次，俺父亲被鉴定为二等一级残疾。在医院休养期间，由于前方战斗很紧张，兵员还是很缺，部队领导动员伤好的人员，尽量再回前线打仗，不能参战的，都要回国，也不用待在医院里了。俺父亲第一个报名，他说，俺报名。领导一找医生了解，医生说，他不可能回去参战了，只能回家，他脑震荡，是脑子的问题，什么时候犯也不知道，那个不能除根，再说他耳朵也不好使了。俺父亲不干，生气地说，俺感觉很好，谁说俺不能打仗了，再说，俺回去干什么，俺家里还不知道有没有人呢，俺出来当兵就是打仗的，俺不打仗，旁的没活干，俺必须回去。部队领导也没办法，最后说，你硬想回去打仗，你就回吧。于是，俺父亲又回到了前线。

俺父亲虽然耳朵不好使了，但他还是眼明手快，非常敏捷。一次，俺父亲所在的师，有一个团被美国鬼子包围了，基本上都牺牲了，师长想去救这个团，却想不出办法来，也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这时，俺父亲来到了指挥部，他对师长说，俺去，俺有办法。师长说，你有什么办法?俺父亲说，你就给俺组织七八十个人，多了俺不要，就要七八十个，但必须挑军事素质好的，能爬山的。师长说，尽着你挑吧，团以下的尽着你挑，不管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还是战士。俺父亲说这些时，俺还不太理解，不可能人家当官的尽你去挑。但俺父亲说，那个时候了，不看官大官小了，只分军事素质的高低，军事素质不好，你官再大，去了也是送死。俺父亲组织了七十多个人，由他统一指挥。他们从后山崖上拽着绳子攀了上去。美国鬼子觉得身后是峭壁悬崖，志愿军上不来，不可能上来，除非他们长了翅膀。但他们就是上来了，七十多个人，一上去，就朝美军开了火，天降神兵，那美军一下子炸了锅，咱们的人趁机就突围了。

或许有人会问，许世彬战功显赫，组织上怎么没提他当干部呢?其实不是组织上没提他，是他不干。许衍收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说你父亲那么会打仗，怎么没混个一官半职的呢?俺父亲在部队期间，组织上多次要提他当干部，他都不干。他说，俺除了会打仗，其他什么都不会。俺父亲没上过学，小时候家里穷成那样了，哪有钱读书呀，一个字也不认得，后期认得一部分字，那也是在部队里学的。不打仗的时候，连队要组织上课，就叫他上去讲打仗的故事。连队干部还说，要提干当干部，你光会打仗还不行，你还得有口才，还得会上课。俺父亲一听要讲就头疼，他对连队干部说，俺没上过学，俺不会拉(说)，俺不当干部。一次，在朝鲜战场上，部队领导非要提他当干部，他不干，腰里绑上手榴弹，跑到山上去了，说你们要俺当干部，俺就把自己炸死。后来，连长骑马去追上他，把他弄回来。连长说，你为什么这个样?你打仗都没死，非要把自己炸死，亏不亏啊。俺父亲说，你们非逼俺当干部，俺干不了干部，俺不当干部，俺只要能打仗就行了。连长说，好吧，你打你的仗，不叫你当干部了。俺父亲真是把当官看得很淡，俺曾经说他，你战场上代理过排长、连长、营长，怎么就当不了干部，他说：关键时刻那可不一样，正打着指挥员牺牲了，俺就得马上补缺，那没得说的，可平时俺就不行了。

1955年，许世彬复员。他是有战功的人，有战功，部队当然不会忘记了，准备把他分配到青岛市纺织厂。在当时，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单位，可他却主动放弃了。他说，俺当了16年兵，天天是吹号出操，吹号开饭，吹号睡觉，再去上厂子，还是吹号上班，吹号下班，俺治不了了，俺要回家，回家种地。现在国家穷，俺回家后，绝对不向国家伸手要钱。部队领导说，你打了这么多仗，立了这么多功，不安排个工作就亏了。俺父亲说，亏什么呀，俺没搭上命，就喜得不得了了。于是他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

许衍收说，俺父亲是18岁出去的，回来时35岁了。开始俺奶奶都不认识他了，就问他：你是谁家的儿啊?俺父亲抹了把眼泪道，娘啊，俺是您的儿呀?俺奶奶一下子就愣住了，俺的儿?俺瞅瞅是不是俺的儿，你可别哄俺。俺奶奶近前细细端详，可不是吗，就是俺的儿。俺奶奶抱着俺父亲一下子就哭了，儿呀，俺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你这些年咋就不吱一声呢?可把俺心苦坏了。

俺父亲这么大了，还光棍一条，家里急，他也急，开始俺父亲寻思着，自己年龄大了，怕是找不着媳妇了。让俺父亲没想到的是，他回到家，还有一个28岁的黄花大闺女在等着他呢，那就是俺母亲。俺母亲比俺父亲高，长得也不赖，刚见面的时候，俺父亲对她说，俺耳朵震聋了，如今这两个耳朵就是个摆设，用处不大了。俺娘说，你是为了革命聋的，俺不嫌弃。一来二去，俺父亲就和俺娘就结婚了。这一辈子，她就与俺父亲拉得来。

俺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振聋了耳朵，是二等一级残疾，按当时国家政策，每年可补助160块钱。可俺父亲就是不去领，他说，咱国家穷，俺当兵不是为了享受，俺不占国家便宜。复员回来的头十年，俺父亲硬是没上民政上落实，更没支(领)钱。

回到家乡，许世彬就投入到农村建设之中。两年后，他就当上了大许庄村支部书记。坐在我们面前的许家进，今年70岁，在大许庄村有些威望，哪家有红白喜事，都是他主事。他告诉我们说，许世彬当支部书记时，他还是个小学生，但对那时的情景却记忆深刻。他说，在许世彬的带领下，1957年村里搞初级社转高级社，1958年正式转高级社，接着搞大兵团作战，吃食堂。也就是这个时候，许世彬开始带领群众修水库，先是修的峤山水库，后来又参与仕阳水库建设。在仕阳水库拦河坝底清淤时，正好是腊月里，刮着东北风，飘着雪花，谁也不敢下。许世彬当时就穿着一条棉裤，也没有春秋裤，袜子也没得穿。他把裤腿一挽，把鞋一扔，说，这点冷比俺在朝鲜战场时差远了。说完，他就“呼腾”下去了。看着他下去了，旁的民工也都跟着下去了，就像下饺子一样。把水库修起后，他就在俺庄兼任食堂主任，当时村村办食堂，村民家里都不开伙了，全吃大锅饭，那些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很多人饿得不行了，上级好歹救济了那么一点地瓜干子，就在食堂里磨了，弄成糊涂汤，一个人几勺子，那么分着。

许家进说，俺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许世彬父亲饿得不治了，但还有口气儿，他张着口说，给俺点营生喝吧。这时，许世彬正在食堂给大家分食物，有人跑来告诉他，你爹快不治了，你赶紧从食堂里拿点东西给他吃吧。许世彬说，那不行，这个得挨号，大家都饿得弯了腰，得轮着来，不能搞特殊化。等到挨着他时，还剩下半碗粥，他还没端到家，他父亲就咽了气。许世彬这个人，耿直到了极点，不管什么你得挨号，不能特殊。大概过了个把月吧，许世彬的母亲也去世了，也是饿死的。

许家进说，许世彬处事公正，办事认真，这在咱庄是出了名的。1963年，村民吴立诚和程国庆为宅基地闹纠纷。吴立诚想把许世彬叫他家里去，管他个酒，叫他帮帮他，处理的时候向着他。吴立诚知道，要说叫许世彬上他家喝酒，那他肯定不去。吴立诚就哄许世彬说，俺家一个锁毁了，俺也不会扎鼓(修)，你上俺家给扎鼓扎鼓吧。许世彬说，中。许世彬一到吴立诚家，吴立诚就叫他吃烟。许世彬说，俺不吃，直问，你那个锁在哪里，俺给你扎鼓扎鼓。吴立诚说，俺没锁。许世彬说，没有锁!那你叫俺来干什么?吴立诚说，俺叫你来喝个酒。许世彬说，这个酒俺能喝吗?俺绝对不喝户里的酒，点滴酒俺也不能喝。后来许世彬公平公正地处理了这起纠纷。1964年冬天，俺们庄上修小干渠。当时拉了不少石头和石灰堆在那里，怕被人偷，得找人看呀。天那么冷，谁愿意看呀。许世彬就自己弄了个小屋，顶上搭上个破布，白天黑夜的守着，一直到把那个渠道修得严严实实的。最后，膝盖都冻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1966年，一场斗争风暴袭来，许世彬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他不仅被造反派夺了权，还被打为反革命，以前的荣誉待遇全部取消，就连他那个二等一级残疾也被取消了。许世彬不好争功夺利的，你们不叫俺当书记，俺不当就是了，俺当俺的群众。当时大队里买了台柴油磨面机，大队领导叫他领着开机子，他就领着开机子，一点怨言也没有。不只夺权这么简单，还要挨斗，低头弓腰。他从不辩解，叫他检讨他就检讨。虽然他整天被批斗，但在大队里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被批斗完后，他还加班给大队磨面。这种性格，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截然相反。许衍收说，那时候造反派天天要批斗俺父亲。俺还记得几句：许世彬学了新党章，敢向私自来开枪。被批斗后，还要他上台表演节目。我们问，被批斗了，他还有心思上台演吗?许衍宝说，有!因为是演打仗的，一提打仗的事，俺父亲就来劲了。他一上台就说，俺今天给大家献个节目，演个摸岗，摸岗就是在朝鲜战场上摸美国鬼子的岗。他演的这个节目很长，把在部队上摸爬滚打演绝了。那时候也没有水泥地面，就在那土台子上演，演的时间还很长。俺们村里那个二层楼，他拴上绳放在下来，自己捋着那个绳，头朝下，顺着绳“嗖”就下来了。你们说他军事素质有多好，离开部队都十多年了，还一点都不含糊。他在演摸岗时，照样使腚匍匐前进。两只手不护(触)地，两只腿也不护地，使腚走，能走四五十米远。实际上不是走，而是蹦，使腚蹦。摸岗是他自己编的，快板书是别人给编的。不光这些，俺们村的烟囱得20米高，他能拽着八号铁丝上烟囱顶。50多岁了，单杠还耍得突突的(很好)。许家进也说，那期间，俺庄对他确实不公平，人家立了那么多功，还去毁人家。我们问，怎么毁的?许家进说，把他各种荣誉证收上去后，说是给去换证，结果给你瞎(丢)了，找不着了。其实领着人家去找就对了，但他们就是不找，一压再压，把人家拍了泥里还不算，还得把他淹死才好。那几年，俺就那么寻思，许世彬一生的简历，俺能写一篇长篇小说来。俺是年纪大了，头脑不治了，俺要是三四十岁，俺绝对给他写写。

许衍收说，后来全部摘帽嘛，反革命不是反革命了。俺父亲摘了帽以后，就准备找回原来的荣誉，但所有的证件都没有了，被人家给毁了。到民政部门一打听，人家说，不能随便办，得有依据，没有依据，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呀。当时俺父亲手里也不是完全没有证据，部队里发的一些荣誉奖章，他还保存着，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有一个部队发的证书，上面写着“许世彬同志在朝鲜战场因被炮振聋耳朵被评为二等一级残废，每年160万元(现在的160元)”。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据，但这个事就是落实不了。最后问来问去，人家说，需要部队的证明，还得原部队的。只要有部队的手续，一切好说，没有部队的手续呢，你就是联合国的证明也白搭。

于是，许世彬就开始找自己的老部队27军。许衍收说，俺父亲去找老部队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他把打仗和战争荣誉当成了自己的命根子。大概是1985年冬天，俺那时也就十八九，见老父亲走路都困难了，就陪他去找老部队，俺们先到了北京。说来也巧了，在北京碰到了一个老革命。按理说，俺们破衣乱衫的没人会注意咱，可俺父亲胸前挂了一排的军功章啊。那老革命端详了几眼，就和俺们就搭了话，一来二去原来他和俺父亲是一个部队的，他说，咱们军在石家庄，你到那里去吧。看到娘家有了下落，俺老父亲激动地直抹眼泪。俺们是半夜到的石家庄，俺们不知道怎么走，就在候车室待着。人家看俺们不是候车的，不允许俺们待，把俺们往外撵。撵出来后，俺们不知道上哪儿?大半夜的上哪儿呀!咱又不认识人，冬天又那么冷，所以俺们就在车站门口转悠。俺们背着包，还背着在家烙上的干火烧，就和要饭的似的。正转悠着，一个警察一看俺父亲带着那么些营生，就问，老同志，怎么回事，半夜三更的不找地方住下，怎么在这里?俺就说，没地方去。俺就把情况向他说了说，那个警察说，你们马上上候车室暖和暖和，外面怪冷的。到了天明，七点以前，俺们就上了大街去找。咱不知道东西南北，上哪儿找呀，就向人家打听。有人说，27军就和石家庄烈士陵园斜对面，你们先找烈士陵园吧，找到烈士陵园就找到27军了。俺们在街上转悠，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问道老百姓吧，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说的话咱听不懂，语言不通，俺就问道一个交通警察。那个交通警察比划着，叫咱向左拐或向右拐，说了以后，咱还是找不着方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那个交通警察也挺好的，看俺们啥也不知道，干脆就领了俺们一段路。快到烈士陵园的时候，他指着前方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到烈士陵园了。一到烈士陵园，就看到对面一个大门，相当宏伟。一看，挂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司令部政治部”。找着了，找着了，俺大声跟俺父亲说。看着牌子，俺父亲没有吱声，可那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滴。俺就说，可找着家了，咱应该高兴啊。俺老父亲紧紧攥着俺的手，像孩子一样用力点了点头。到了大门口，咱不懂得，以为往里进就是。当时俺父亲腿肿了，拄着拐，俺就架着他走，可站岗的不让进，问道，干什么的?俺没见过这架势，不知道怎么说，说了半天山东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这时，俺想到了父亲带来的功劳簿，这是他唯一的部队发的原始证件。俺就把这个证件递上去，并用山东普通话说，俺要进去。站岗的说，你们进去找谁?俺说，找谁咱叫不出名来，反正是找领导。俺又想，不行，得摸大的说。俺顿了一下，接着说，找军长。站岗的说，你找军长，你认得他吗?俺说，俺是不认得，但俺父亲认得，他是军长的老战友。看站岗的在翻俺给他的小本本，俺说，俺给你找。咱太熟了嘛，一下就翻出那页，上头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政治部”，盖着大戳子。站岗的看了后，就对俺说，你们上传达室来。传达室有电话，也有一排椅子，还生着炉子，很暖和。那个站岗的说，你们在这儿坐一坐，我给你们联系。那站岗地说着，电话立即就打到了政治部，说有个山东莒县的老兵，是首长的战友，但具体又说不出首长的名字。电话那边说，叫他们进来吧!

接着，那个站岗的，跟另一个站岗的打了个招呼，就把俺们送了进去。进到院里一看，那个院子大呀，一望还望不到头，那个宏伟劲儿。咱都没法形容了，你说咱一个农村娃，哪见过这般光景，整个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站岗地说，军事重地，不能乱看，俺一听，赶忙收回眼光。一条水泥路，很宽，很直。里边那个大楼，就和现在的城市似的。到了政治部以后，那间屋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处长，叫什么名字咱也没问。里面有两张沙发，他们两人一人坐了一张，俺们去了以后，他们就站了起来，把沙发让给俺爷俩。他们坐到椅子上后，问道俺们是什么事。俺就说，你们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可以问俺，问俺父亲没用，他有脑震荡，耳朵很聋。老部队真是好，不管什么事，咱只要一说，不等说完，人家都能听明白。他们也问得很详细，每件事都问。最后，那个处长问道俺，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明白?俺说，俺从小到大，天天就在俺父亲身边，天天听，就记着了。当时俺们还捎了一个材料，是俺父亲写的，上面从排长到团长，写了一大串领导的名字，都是俺父亲当兵时的领导，那个处长看了材料有些吃惊，说名单里有几位领导都成了军里和军区的首长了。他接着说，你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在战场上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地方上还那么对待你怎么能行，我们听了也心寒。这个事，我们完全负责，会原原本本地向领导汇报，给你写证明，争取尽快办好。说完，那个处长把俺父亲所有的材料和证件都拿上，上楼向领导汇报了。将近一个小时后，那个处长下来了，对俺们说，我们这里给你们开两封信，这个小信封装着的，你们捎回去，交给县民政局;这个大信封装着的，就不用你们捎了，我们部队直接交给临沂军分区，由他们负责处理，不该你们的事，也不需要过问。那个处长真好，还对俺们说，老兵回部队了，一定要在这里转两天。俺说，俺们还是家去等处理结果吧。那个处长说，也好，那就在招待所吃顿饭吧。在饭堂里，当兵的听说来了老革命，立马就围上来了。他们问长问短，问俺父亲打了哪些仗，打仗的情况如何。最后出来一个领导，对当兵的说，你们这样对老革命太不尊敬了，先叫他吃饭。那些当兵的就远远地看着，议论着，赞叹着。吃过饭，部队还用吉普车把俺们送到火车站上。那是俺第一次坐小车，可能也是俺一生唯一一次坐军车了，神气得很啊!说来也怪，俺老父亲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脑瓜子也灵光了，也会说笑了，他拍着俺肩膀说：你小子算是跟俺沾光了!

荣誉落实了，俺父亲可喜坏了。他也变得更大方了，经常买上烟和酒，和村里那些老汉分着吃。老汉、老嫲嫲，谁要是穷，他还会给上十块五块的。俺父亲那人特别好收买，你打他一耳光，再和他赔个不是，他会认为你照样是好人。那些年整他的那些老汉，看到俺父亲政策落实了，都过来赔理道歉。俺父亲看着他们的生活不行，还给他们送钱，每次都是三块五块的。俺父亲落实政策后，得到的钱并不多，当时一年也就三五百块钱。他都分了，一分都没剩下。实际上，俺父亲也是瞎操心，他自己吃煎饼吃饱了，就觉得生活很好了，实际上人家日子早吃上饺子了，生活早就比他好多了。

200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偷光顾了许世彬家。老许醒来时面前已是一片狼藉，这时他急了，第一反应不是去看自己钱还在不在，而是心急火燎地去看他那一堆宝贝奖章。当发现20多枚荣誉奖章全被小偷洗劫一空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老娘们一样痛哭起来。他自语自语道：没想到一个小偷竟然端了一个侦察兵的老窝，奶奶，这要是搁在当年，老子还能让你摸了岗?!老许用青春和鲜血换来的荣誉奖章没了，他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一样，被小偷偷走了。对他来说，那是个伤痛的秋天。那个秋天的伤痛，一直伴着他到2012年4月去世。临走时，他还跟儿子念叨，你小子好好打听着，跟俺找回来。儿子安慰他：您还惦记这些营生干啥呀?又不值钱，老许气的直翻白眼：奶奶的熊!金子银子跟它也没法比，那是老子一辈子的念想!记住，等老子死了，你也一代一代给俺传下去，要不俺回来找你算账!儿子道，爹，你快别说了，俺都瘆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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