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作者丨铁流 纪红建

第三章 生命的珍藏

王京理说，以前大都不知道，只有一个组的才知道，俺跟俺嫂子是一个组的，俺只知道她是党员。后来身份公开了，俺们这个岭上三户半人家居然有18个党员。

庞文菊婆婆气得直骂：这个媳妇真不着调了，大喜的日子找不到人了，这算啥?其实庞文菊是被屋后几声“大嫂子”的叫声引走了。那是他们党小组开会的暗号。

……

三户半人家，18个党员

这是一个春日的上午，我们冒着绵绵细雨，驱车再次赶往小店镇的前山头渊村。车窗外，杨柳青青，烟雨蒙蒙，前山渊头村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宁静。我们慢慢知道，这是个出了名的红色村、堡垒村。战争年代就有“铜邦铁底凤凰山，枪炮火药山头渊”的美称。我们二进前山渊头村，是为了在历史的褶皱里寻觅更多的故事。我们得知，该村在建国前入党的党员就有84名，先后有146名优秀青年参军卫国，有十余名有志青年在战争年代为国捐躯，成为远近闻名的“军人村”。

我们来到了前山头渊村一个叫小东岭的地方。在一排又一排普通的庄户人家中，有一户简陋得令人心酸。这是老党员王京理的家，他个头高大，一头白发，虽九十高龄，可精神矍铄。

“大爷，您感觉现在日子过得咋样?”我们问。

“嗨，日子好着呢!国家对俺很大的帮助，给俺买养老保险，又给俺褥子，又给俺被子。”王京理老人说。

“您参加革命，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应该享受啊!”我们说。

“那有什么呀，俺不是党员吗，那些都是党员应该做的啊!再说俺们入党，可不是为了享受的，俺们党如果是为了享受，那不早就完蛋了吗?”王京理老人说。

王京理老人陷入了回忆，那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道道像沟壑一样，这里面该盛着多少往事啊，他抽了几口烟，那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了，我们好像已经嗅到了硝烟的味道。他咳嗽几声，像是定了定调子，随后便开口了：别看俺现在小东岭一带住了三四十户人家，但七十年之前，这里只住了三户半人家。为什么叫三户半人家?俺们本地姓王的三家一直住在这里，于姓人家是刚搬到岭上不久的，所以只算半家。当时小东岭上全是树，大树，高大的槐树，很茂密，遮天蔽日的，俺们三户半人家是看山看林的。虽然这里没有横山那边地势险要，但这里并不是平地，是个山岭，还有那么多高大的槐树，很好掩护。鬼子从东边进来，俺们可以往西边跑，鬼子从南边进来，俺们可以往北边跑。俺们不仅可以躲避鬼子，还可以跟鬼子捉迷藏，捉弄鬼子，把他们一个个累得像个龟孙子一样，张着大嘴直出气，俺们看了真解气。不光俺们地势和树林很好作掩护，俺们这三户半人家的口特别紧，外边的人到了俺们这边，住了半年，庄下边的人都不知道。后来，岭上栽了枣树，枣树跟槐树不能在一块，大枣树跟槐树的花一串粉就生病，后来槐树得了枣树疯，就砍掉了。可惜了那片林子呀，战争年底它可没少立功，现在要是留着怪好的，也是个念想呀。

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较好的群众基础，小东岭很快成为了八路军信息传达的枢纽，王京理家也就成了八路军的情报站。有段时间，小东岭住了八路军的一个营，他们就在墙根铺着玉米秸秆睡觉。不但不骚扰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这让14岁的少年王京理有点不解，人家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国民党和汉奸部队也是四处抢夺，这八路军咋这么好，老是向着咱老百姓。虽然他还年幼，但已经有了善恶是非的观念。特别让他敬佩的是程参谋长，总是那么稳重、勇敢，最让他羡慕的是，他腰间总是别着手枪，甚是神气。程参谋长叫程勇，是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六团的参谋长。当时他经常住在王京理家，一个中年，一个少年，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王京理老人说，当时不要说是共产党员了，只要发现谁家有八路，日本鬼子和汉奸都不会放过，一律枪毙呀。当时俺们真的没管这么多，天天保持警惕，睡觉都想睁着一直眼，想归想，咱哪有那本事，俺们要是发现有鬼子和汉奸来了，就会躲到树林里去。他们一走，俺就回。鬼子扫荡的时候，百姓都藏到俺们这儿。有个叫白沭的，是个八路军。一次，白沭回到老家官庄，被当地的汉奸知道了，打听到了住址，汉奸晚上就摸了过去，把白沭给围住了，声称要逮白沭。白沭一看事情不妙，往手心里吐了几口唾沫就准备战斗。他们先是肉搏战，俩人扭打在一起，打来打去，不分胜负。这时汉奸准备掏他的金钩子钢枪了，被白沭发现了。白沭没有大枪有短枪，是把手枪，他手脚更快，在汉奸掏枪的功夫，一扣手机板机，就把汉奸打死了。这个汉奸有几个兄弟，当天晚上，这个汉奸的四个兄弟就摸到了白沭的家里。白沭是八路，他知道，待在家里等于等死，他想到了俺小东岭。于是，在汉奸的四个兄弟到他家之前，他和他哥哥就已经趁着夜色来到了小东岭。来到俺这儿，俺们就把他们兄弟俩藏了起来，程参谋长也知道这事，俺给他们送饭吃，其他人都不知道。白沭跟他哥哥在岭上住了三天，躲过了追杀。后来解放了，白沭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在官庄的村民大会上，白沭当着那个汉奸的几个兄弟说，俺就是白沭，是俺把你们的兄弟打死了，你们如果觉得有仇就来报吧!告诉你们，你们没有那个胆量。那几个兄弟直点头，他们不点头能行吗?咱共产党的天下了呀!

那时，王玉璞的儿子王德荣在县城开了个小药铺，专卖洋药。因为他在城里有人，对外说开药铺，其实是八路军的情报站。他是站长。俺这里也是八路军的情报站。两站之间经常要互送情报。送情报的时候，以沭河为界，那边是夏庄的敌占区，他们不想让俺们过去，俺们这边是八路军活动的地方，咱不想让他们过来。一次俺们村来了个卖洋油的，俺们一看不像。为啥?俺们发现他裤腿露出了日本鬼子的军装，他外面穿的是白棉布裤子，其实里面穿的是军装。还有，俺们发现他卖的洋油是假的。俺们往洋油里放上一根鸡毛，鸡毛没沉底，明显是假洋油，真洋油是会沉底的。发现这两个问题后，俺们感觉这个人不真，是个坏分子，不是好玩意儿。别看俺年纪小，可警惕性一点都不低，俺就赶紧报告了八路军。当这个人到李官庄时，被八路军逮捕了。经审问，他是个汉奸，是探听情报的，怎么审问也不说实话。你看看，汉奸也有嘴硬的，也有勇敢的，后来八路军火了，一枪就把他撂倒了，根本就没翻个(挣扎)，子弹是从眉心进去的，从后脑勺出来的。

当时老程(程参谋长)经常住在俺家，也经常叫俺送情报。老程跟俺说，把情报写下后，揉成黄豆粒大小的纸团，然后放在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间。老程说，千万不能放在口袋里，鬼子真要翻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把手放在嘴边装作擦嘴的样子，放到嘴里咽下去，进了肚子里就保险了。

一天晚上，俺们睡下了，王德荣安排人从城里送来字条。老程立即打开，字条上写着：“明天去夏庄送太太，一挺机枪，一门小钢炮，一个排，早上八点左右就到陵墩附近，你们酌情处理。”随后，老程对俺说，小王，你赶快去叫王家山。王家山以前在六团四连做伙夫，老程专门把他带来做党的工作。俺拔腿就跑，跑着跑着，还真遇上鬼子了，不多，就两个。他们大摇大摆在路上走，枪刺上还挂着鸡，那鸡是活的，直叫唤，两个鬼子听鸡叫唤，都高兴地大笑，嘴里喊着什么米西米西的。俺从房后一出来就遇上了，当时街上没人，俺又走得急，就引起了他们的怀疑，端着枪就朝着俺叫，呜哩哇啦，也不知他们叫唤个啥。俺心想，就怕遇上鬼，偏偏鬼降临了，俺把那个小纸团塞进了嘴里，眼一闭就咽到了肚子里，反正俺已经把情报都记到心里去了，可刚咽下去不行呐，要是被抓住了，情报就送不出去了呀。死是小事，任务是大事，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俺故意吓得哇哇大哭起来。那鬼子见俺哭了，一时愣住了，俺哭声更大了，接着慢慢转过身来，慢慢走了几步，紧接着撒开脚丫子就跑。鬼子反映过来，就撵俺，先打了几枪，有一颗子弹从俺裤裆穿过去了，真险，要是把俺那东西敲掉了，俺不就成了太监了。说到这里，老人一阵大笑：要是敲掉了，也没今天这一大家子人了。说完又笑。打岔了，俺还接着讲，俺跑得快呀，村里有名的兔子腿，没一会功夫，就听不到鬼子的声音了。不过，可能是他们都带着只鸡，又见俺是个小孩子，就不再撵俺了。一会功夫，俺见到了王家山，俺急急对他说，家山哥，家山哥，来了情报，你快起来，快送去吧。家山哥一听有情报，立即翻身起床，拿着字条就往四连跑。第二天一早，四连就在陵墩茶棚的棉槐树设下了下伏击。当伪军行走到跟前时，四连突然冒了出来，敌人的枪枪还没有落肩，还没来得及反抗，就束手就擒了，活捉了三十来个人。都是些伪军，老程没有枪毙他们。老程对俘虏说，你们当兵也好，回家也好，都行，如果要当兵就在这儿当兵，当八路军，要回去，就每个发六块钱路费。最后，留下了四五个人，其余的都走了，每人发了六块钱路费。里面还有个太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怪俊的，是夏庄的，汉奸的媳妇，她一声不吭，她说她还得回夏庄呢。她身上有很多金银首饰，明晃晃的，但没有谁敢摘，老程管得很严，说咱八路军不能抢俘虏的东西。老程也不敢把太太送到夏庄，于是就给汉奸写信说了这个事，内容咱不知道。俺只知道，俺们的人把太太送到了西辛庄，夏庄那边派了一个庄户人，推了一辆车，把太太推回夏庄去了。你看八路军多仁义，要是小鬼子呀，见这太太水灵灵的，像根鲜黄瓜似的，一掐就出水，还能留着她?早就扑腾上来了。听说这件事对汉奸教育很大，咱是怎么胜利的?现在来看，咱们就是靠这些点点滴滴积攒的。

俺们不光送情报，还参加打鬼子。那时打石井，没人敢去。有人跟王凤杰说，带那两个小孩去吧，这两个小子胆大又机灵，于是王凤杰带上俺和王德焕去打石井。路上有熟人问王凤杰，你领着两个小孩干什么?王凤杰说，打鬼子。俺们没有丝毫的畏惧，还冲着问话的人笑。问话的人道：能行吗?身上的乳臭还没褪尽呢。王凤杰道：你别这样说，说不定你还不如他。到了那里以后，人家说给你一个毛巾，绑在左胳膊上，口令是“青叶”。王凤杰对他们说，给他们每人两个手榴弹，四捆玉米秸秆，一人一支枪，两盒火柴。王凤杰又告诉俺们说，把手榴弹放进玉米秸秆里边，你们就拿着这些武器站岗放哨。马布岭那边有据点，如果鬼子真来了，你们就点上玉米秸秆，然后就向南跑。俺们站岗放哨一直到石井战斗结束，在那里住了一天后，才回来的。

上莱阳出夫支前那一趟，俺们抬的是“软抬子”(担架，中间是水龙布，两边是竹竿)。俺们年纪小，没抬过“软抬子”，他们就让俺们先演练。抬着往前跑，试试能不能抬出去，还有就是熟悉地形，练了两天，人家说，没说的，很好!那天打高密，俺们抬着“软抬子”就往战场上跑，一路上子弹嗖嗖地，手榴弹就像西瓜地里的西瓜，满地都是，说不上怎么着就在身边爆炸了，说实话，开始也怕，心里打小鼓一样，后来红眼了，一点都不怕了，前边一喊“快过来，担架”，俺们就接着跑过去抬伤员和尸体。一看，俺的个娘呀，有一亩地那么大，全是伤人和死人。这里离战场很近，子弹像下雨似的，从头皮上呼呼地飞，那些死了的，俺们就把他抬到不远处，用白洋布一裹，就地埋了，再插上一个随身带的小牌子，把死者的大号(名字)写上。那个八路军首长见死了这么多人，眼泪哗哗的，看样子心疼坏了，对俺们连声说：坑挖的好一些，要让这些烈士们躺着舒服点。俺们累得快倒下了，但俺们没有偷工减料，尽量挖深点，挖宽点，还要一人一坑。开始俺们有些人不理解，说实话，俺也不太理解，战斗这么激烈，炮弹噼里啪啦的，你还要说把坑往深里和宽里挖，苦点累点不算啥，可多危险啊，也耗时呀。但俺后来理解了，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对烈士的尊重啊。你想想，一个个年纪轻轻地就没命了，还不知吃饱饭了没有，俺们看着也怪心疼的，泪也一把一把地流。后来那个首长派人来说：刚才首长见死了这么多战友，有些激动，叫咱们把坑挖得好一点，这样对老乡们不安全，首长说了，先草草埋了，将来胜利了再说。俺们这回(这次)都坚决不同意，将来胜利了说不定就找不到坟头了，俺们在保证安全情况下还要把烈士安顿好。俺们这些在党的人，一个个都很能干，担架抬地飞跑，有党的命令，还有抬不动的?谁不也怕死!那些还活的，俺们用药水一处理，马上转移到后方。在战场上，俺们出夫的，与战斗人员没有两样，吃同样的饭菜，发同样的东西。发菜金，发烟钱，发茶缸，发小茶碗，还一人一床毯子，一个背包，甚至还发了牙膏、牙刷。共产党这点怪好的，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哪像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净想着自己了，吃要好的，喝要好的，这还不算，还整天心思着找小蜜，这要搁在过去，早就把他们突突了。还能留着他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

老程的部队缺武器和子弹，他还叫俺去帮八路军弄武器，俺没想那么多，说弄就弄。不知老程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知道俺家在北乡里有一门亲戚，在敌占区当官。那是俺表兄，姨家的儿子。已是秋天，开始下霜了。老程问俺，这庄里谁能做小买卖。俺说，俺大哥能做。老程说，你快叫他来。俺就把俺大哥叫来。老程对俺大哥说，你去做点小买卖行不?本钱我们出。俺大哥说，俺有哮喘病，一到秋天就发病，要是到了冬天，俺都下不来炕呢，俺不能去，俺来回跑不了。俺生气了：哥，你怎么能这样呢?就不能坚持点?俺哥翻翻白眼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走这么远的路，俺还不死到外头了?老程哑口无言。老程又问谁还能做小买卖，俺想了想说，俺们这岭上就这三户半人家，不多了，倒是李官庄俺姐夫来逢海可以做小买卖。老程一听说，你快去叫他。俺说，他家穷，没本钱。老程说，不用本钱，你叫他快来就行。小东岭离李官庄有二里路，俺一口气跑到俺姐家，又一口气与俺姐夫跑了回来。老程说，来逢海，你给我们做点小买卖行不行?俺姐夫来逢海说，俺没本钱。老程说，我们给你准备本钱，你敢不敢去?俺姐夫开始有点犹豫，俺就瞪了他一眼说：打鬼子的事，人人都得上急(积极)，你现在还能做点买卖，以后鬼子多了，说不定连你命都没了。姐夫，你一定要去。俺姐夫点点头道：有本钱俺就敢去。老程说，我给你本钱，明天逢店子集，你明早早点起来。第二天一早，老程就把木车子绑上线杆子，再把褥子和蓑衣放在车上，还有吃的地瓜秧、豆沫子。老程说，你们装作家里有喜事，推着车子，带着褥子和蓑衣来接一个年龄大的亲戚，把敌人唬过去。俺们吃了摊煎饼，老程又拿钱给俺姐夫，说，实报实销，花多少都没关系，只要办了这事就行。那时穷，吃都困难，俺姐夫就说，只要给吃的就行，赚不赚钱无所谓。

俺们推着车子走了四五十里路，来到俺姨家。俺姨说，外甥，咱们这七八年不见面了吧?俺点点头。俺姨说，你们是八路军地盘，俺们是汉奸地盘，八路军人吃人，共产共妻，你怎么敢来这里?让汉奸看着可不得了。俺说，你别听汉奸胡说八道，八路军可不像他们胡诌的，都好着呢!俺们来赶店子集，把车子放你家。俺姨不信，问俺，你们到底来干什么?俺说，俺们来赶集，来买两块版纸。俺姨说，在店子集买一块得多花三块钱，俺们都到东关买去。俺没见到姨父，俺就问，俺姨父呢?俺姨说，你姨父和你大表兄都赶集去了，俺和你去吧。到了集上后，俺姨一指说，你姨父在路东，你表哥在路西。俺姨父是筒子脾气(直脾气)，俺一见到他，他就对俺说，你怎么敢来的?你来干什么?俺说，俺们来买版纸。正聊着，有汉奸开始注视着俺了，他们走了过来，对俺进行盘查。俺姨父对那些人说，你们瞎折腾什么，这是俺外甥，你们不能动他，就算俺外甥真是八路军，你们也不敢动他，更何况他不是。那些汉奸知道俺姨父有后台，都陪了个不是，笑笑走了。随后，俺姨父对俺大表兄说，叫你二弟赶紧回来。俺们回到俺姨家才一会儿，俺二表兄就带着人来了，大表兄也把版纸带回来了。二表兄对手下随从说，你们先出去吧。二表兄对俺说，你们弄这些东西犯法呀，要是暴露了可是要掉脑袋的。然后，他又问俺们，你们能跟八路军接上头吗?俺说能。俺姨父从草垛底下掀出一个包裹，里边有两板子弹，他都给了俺。俺说俺们现在还没那么多钱，俺姨父说，只要接上头了，钱就丢不了。俺说，俺推着版纸和子弹不敢走，到借庄有盘查的，一个团驻扎在那里，有一千多号人呢。俺二表兄说，那怎么办?他想了想，把他手下叫了过来，跟他们交待几句，说是俺姨那边要娶儿媳妇，俺表弟是来接俺娘的，跟站岗的说说。俺二表兄问俺到底送到哪里。俺说，得送到前小河村前、后小河村后。他说那行。于是，两个汉奸一前一后，把俺们送到了前小河村前、后小河村后。碰到站岗的，他们说，这是来叫亲戚的，亲戚病了，不去了，怕你们查着，特意让俺来跟你们说说。这样，俺们就过来了。回来时，老程在高墩子岭上正焦急地等着呢。听到俺们木车子“吱吱”作响地回来了，他兴奋了，满采笑容地问俺们，怎么样?买来了没有?俺说，买来了，不只买了版纸，还弄了别的，两板子弹。老程说，没想到你们还弄了这个回来，真不善(真不赖)。第二天，俺姐夫又帮着把子弹送到了狮子口。到后来，老程干脆给俺姐夫配了一辆自行车，便于运送子弹。那些年，俺来来回回给队伍上搞了不少子弹呢。老程直表扬俺。

俺是1944年入党的，那年18岁。俺的入党介绍人是王继尧，他也是王玉璞的入党介绍人。当时王继尧对俺说，兄弟，你看着共产党好吗?俺就说好。他问：怎么好法?俺说：对老百姓有疼有热的，不像那些坏蛋，脸上没有个笑模样。王继尧说，参加共产党，你敢吗?俺说，这个组织对咱庄户人很好，这个组织的人又是帮助咱们扫院子又挑水，一针一线也不拿，给他们口水吧，还说谢谢!别的队伍除了打就是骂，要吃要喝，碰什么吃什么，俺跟着这个好组织干。王继尧说，好，那你别的团体你都别参加，就参加共产党。俺说，行。没有写入党志愿书，也没有按手印，就是一句话的事。以前谁是党员大都不知道，只有一个组的才知道，俺跟嫂子一个组后，俺这才知道她是党员。后来身份公开了，俺们这个岭上三户半人家居然有18个党员。俺家有六个党员，俺叔王克俭，俺婶子朱氏，俺大嫂来氏，俺二哥王京相，俺二嫂王氏，加上俺;王洪柱家有三个党员，王洪柱，王洪柱的儿媳妇杨氏，还有王洪元;王德余家有五个党员，王德余、王德俊、王加美、王连三，还有王加美的媳妇;于家有四个党员，于兴远与他媳妇王氏，还有于炳顺与他媳妇。为啥俺们这里党员多?这与俺们这里人实诚、义气、口风紧有关。庄下边的人到岭上住上半年，他们都还不知道呢，咱们岭上的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其他17人都已经走了，就剩下俺了。再过几年，俺就跟他们会合了，一起拉拉呱，说道说道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怪好的。

建国后，王京理当过社长，也当过队长，但都是农民，都不曾离开过土地。互助合作社时，他带头在村里组织互助组。这时有很多人想不通，不肯交出田地。王京理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就带头把家中的2亩多田地交了出来，还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工作，号召大家加入互助组。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小组是全村第一个互助组。

王京理咳嗽一声道：战争年代咱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和平年代咱们更能行!

在王京理家后面有条小路，是小东岭一带30多户人家出门的必经之路。由于这条路地处山坡，每到下雨都会被雨水冲坏一部分。王京理自从搬到这里居住开始，加固这条小路便成了他的“必修”工作。这不是什么大工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王老一干便是40多年，如今已是九十高龄的他依然这样干着。

离开王京理老人家时，我们一直回望着小东岭。这个没了茂盛树林的山岭，并不富有，甚至可以说依然贫穷。但这里却又是富有的，他们的精神与灵魂，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

离开小东岭时，雨已停，天空云开雾散，放眼望去，野外被阳光映照的格外清新，我们马不停蹄，直奔夏庄镇。夏庄此名是有由来的，据考始迁祖于明永乐年间迁莒北汀水，二世祖开，分三支，住夏庄，中马坡。相传，原村建于岭下，邻村称其“下庄”。清大水毁村，幸存者移居岭上，时值盛夏，改为夏庄。夏庄镇坐落在莒县最南端，素有莒县“南大门”之称，地处莒南、沂南、莒县、临沂、日照三县两市交界处。

在夏庄镇前辛庄村，我们巧遇了赵桂英老人，老人 86岁。本来我们是采访其他老党员的，赵桂英笑笑道：俺也是老党员，也是建国前的。俺先跟你们拉拉吧，故事多着呢。旁边的一老妪道：赵桂英也能比一比当年的穆桂英。我们求之不得，连声说好，跟着老人进了她家的院门。

赵桂英老人坐下就开了话匣子，她说：俺父亲是党员，俺是革命家庭。俺父亲叫赵宗全，他要是活着的话，今年得一百多岁了。俺家穷，是困难户，俺父亲给地主做长工。俺们家里，算俺父亲入党最早，他入党那年，鬼子在夏庄，地下党就在俺家住着。一次为送一名地下党员，俺父亲与俺姨父两人就串通了串通，得商量着怎么办呀。俺姨父在南边接，俺父亲在北边送，装作给俺姥姥上坟，才把地下党员送过去。就那年俺父亲入党了，但当时俺们都不知道，包括俺娘，以后解放了，他拿出信来看看，才知道他入党最早。

俺入党前在俺娘家北汀水干识字班队长，15岁就开始干队长了，俺兄弟赵洪福是儿童团团长。来了当兵的(八路军)，俺们就缝那些手套，做衣裳，做鞋，烙煎饼，先是把任务分派下去，派不下去了，俺就拿回家去，俺家娘们多。俺家姊妹四个，俺前边有一个大姐，一个二姐，俺是老三，俺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俺妈妈那时候年轻，心灵手巧，做活做的也快。俺们姊妹四个跟着俺娘，晚上点着煤油灯一起干，有时都能干到天亮呢，那煎饼烙了多少，摞起来得一人高，可不得了呀，把俺这些娘们都累趴下了。

俺堂二哥叫赵长信，今年死的，整整一百岁。那时他是民兵，到处巡岗。民兵在俺二哥那里玩儿，在那弄着枪玩儿，俺说俺打打枪试试，正说笑着，俺就扣了扳机，没想到枪堂里压着子弹呀，啪地一声就响了，俺那个娘呀，把俺吓得一下子坐倒了，把那些男人喜得。以后再也不敢打枪了，俺就是拿着木棍跟鬼子干。一次，国民党军下南，俺堂二哥嘎伙着去逮活的，俺带着菜刀也跟着去了，后来他抓了一个，俺也没落下，也抓了一个，俺二哥笑俺：你胆子真够大的，以后谁敢娶你?打泊里时，突然碰到敌人的火力，俺堂二哥喊着口号，叫俺们都趴着向下滚，牺牲了一个民兵。后来逮活的时候，又牺牲了一个。那时北汀水的民兵都上了报纸，是《大众日报》。

俺是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入的党。俺把俺堂二哥拉俺入党的事跟俺父亲说了。俺父亲说，你二哥叫你干你就跟着好好干，心里知道就行，别对外说。俺说，行。俺后来才知道，俺堂二哥入党是俺父亲发展的，他们是一条线上的。难怪他叫俺好好跟着俺堂二哥干哩。入了党，会就多了，有时晚上开会去了，就没有到识字班学习。第二天，识字班姐妹问俺，昨天晚上哪儿了。俺就说，俺家里有事，晚上没出来。

1949年解放了，俺们村党员开会，俺们家几乎都来了。人家说，你们家怎么那么多党员?俺们也不知道啊!一家人开始都知不道谁是。俺父亲是党员，俺堂二哥是党员，俺大姐赵贵菊是党员，俺二姐赵贵秀是党员，俺兄弟赵洪福是党员，俺兄弟媳妇李兴翠也是党员。俺们一家都喜极了。后来俺问俺爹俺娘怎么不是?俺爹笑着说：你娘也够条件，可组织说了，家里都是党员不行，怎么也得留个看门的，照顾家务的。俺家都过着共产党的日子，谁要跟共产党过不去，俺就跟谁急。

那时候没办法啊，只能发展可靠的人，怕暴露目标，暴露了不得了，庄里坏人多，被汉奸抓去，那是要砍头的。那时候俺们是三个人一组，就这三人互相知道，旁人谁都不知道。一开会就是这三个人。俺堂二哥赵长信，俺，还人薛文美，俺们三人一个组。薛文美后来创大了，在烟台当了妇女主任。

解放后，俺嫁到了前辛庄，是俺堂二哥介绍的，俺老头子也是党员，当时在做乡长。俺出嫁时，是拿着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来的。庄里的书记看俺是党员，叫俺干妇女委员，干委员就干呗，一干就是十五六年。都干些什么呢?领着妇女干活，下坡扒地。不是老领着妇女出去干活吗?俺那老公公就生气，他怪顽固的。他一看到俺去开会，领着妇女干活，就会骂俺婆婆，说一个妇道人家像什么话，整天有事没事的胡窜窜，这儿那儿地开会，还要不要家，还管不管孩子了。俺公公一说，俺婆婆也觉得不像话，俺一回来就不给好脸色。俺那老头就嫌他妈，说，你知道什么事，她在庄里领导妇女干活，这是好事，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不，你去领着妇女们干活?俺老头这么一说，俺婆婆就不说话了。

俺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大儿子当兵，当了六年，没了。他刨土，叫土砸死了。那时候修火车道要打地洞的，俺大儿子当的就是打地洞的兵(工程兵)，活着的话，也该六十多了。三儿子也当过兵，当了五年，退伍回来了。他们去当兵时，俺都很支持。俺们过了共产党的日子，去为党做点事，应该的。

“大娘，你这身体很好啊!”我们说。

赵桂英笑着说，好个啥呀，眼看不着了，耳朵也聋了，想为党做点事吧，也有心无力了，可俺心里还向着党，没有力气干了，就在精神上支持。现在一些人，说国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俺看他们这是别有用心，俺要是见了他们，就理论理论，怎么这不好那不好了?纯粹是日子好了把他们惯的，要是他们生在抗战时期，俺看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现今，俺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三高，没治了，也不治了。在医院里和护士聊天，俺说俺发财了。护士问俺，干什么发财了?俺说，三高了呀，那护士都笑开了，笑得前仰后合的。儿孙们想让俺住城里去，俺不想去，上几年关在他们那楼上差点给闷死了，在家里俺还能溜达溜达，还能种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啊!刚才俺看到你们车子了，知道是上面来人了。你们一来俺就喜，快跑来看看。

与赵桂英老人道别时，她非得把我们送到村口，远远地还在微笑着挥手。

子弹贴着俺头皮飞

在中国，花木兰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其忠孝节义，代父从军击败入侵民族而流传千古。

在莒县长岭镇荆家村，我们见到了一位“花木兰”。

这位“花木兰”姓王，叫王秀娥，出生于寨里河乡下麻峪子村，九十一岁高龄了，与外刚内柔的赵桂英老人截然不同的是，王秀娥老人外柔内刚，骨子里透着一种刚烈，她爱打枪，敢杀敌。

我们来到王秀娥老人家时，她家门上一把锁。一打听，才知道是她感冒了，大儿媳妇带她到村诊所看病去了。但后来听说家里来了客人，还是作家，她就跟大媳妇说，咱吊针不打了，赶紧回家。看儿媳有点犹豫，老人一下子拔掉了自己的针头。

见到王秀娥老人时，她还不停地流着鼻涕。我们刚一张口向她问候，大娘就说，俺只听得懂土话，死活听不懂普通话，你们说土话吧。大娘大儿媳只得在一旁当起翻译。我们说，今天风大，在屋里说吧。大娘手一摆，满不在乎地说，俺不怕冷，就在外面吧。我们问，大娘，您是1924年出生的吧?大娘说，不知道，俺忘了。我们问，您今年多大了?大娘说，九十一了，俺是二月生人。我们问，您哪年干识字班队长的。大娘说，那俺记不得了，十五六开始干的。我们问，那您哪年加入共产党的。大娘说，俺记不得了，十九岁时，是庄里的支部书记叫俺入党的，他叫王英池，早死了。我们问，入党时王英池王书记怎么跟您说的?大娘说，怎么跟俺说的，忘了，俺就知道共产党光干好事，俺能不入吗?叫俺干什么都得干。我们问，您入党时填表时，入党志愿怎么写的?大娘说，忘了，早忘了，人家给填的，俺不识字。我们问，谁给填的?大娘说，王英池。您父母是不是党员?大娘说，俺父母都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大娘说，俺不知道了,您什么时候上招贤。大娘说，俺不知道了，只知道入了党俺就上了招贤，是组织叫俺去的……

一番对话后，我们发现，年岁已高的王秀娥老人表面看记忆力已经衰退，但她忘记的只是具象的时间，而对于具体的故事，许多细节，特别是打鬼子的细节，记忆都非常精准，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这，正是我们所想要的。

王秀娥老人用毛巾擦了擦鼻涕说，入党后俺就听从组织安排，到了招贤，区公所在那里，主要负责各救会工作，其实啥都干，来了鬼了打，来了汉奸特务也打。当时俺很厉害，枪和手榴弹都能使唤，俺身上别着枪，也别着手榴弹。我们问，当时怎么练习打枪的?大娘说，没练习，打枪用不着练习，撇上就打，弄上火就打。扔手榴弹最容易，把弦一拉，往外一扔，“轰”的一声就炸开了。俺们白天站岗放哨，送情报，晚上破坏公路，剪电话线，让鬼子不得安生。一次，鬼子摸黑来捂窝子(抓人)，俺们都放上子弹了。当时，俺是领头的，大小也算个首长吧，俺对民兵说，鬼子来了，俺说打，你们就快打，进门咱就打。后来鬼子还没进门，叫区公所的部队打了增援，被打走了。俺父母都是党员，一次鬼子从俺村路过，俺大大(父亲)在路边装瞎汉(盲人)，摸着拾柴火。一个汉奸过去问，听说这里有个识字班队长，能耐不小，枪也打得准，还有个老汉，有没有这回事?把他们叫过来，跟俺们走一趟。俺娘上跟前说，俺家闺女还小，什么都干不了，也干不了识字班，这里是有个老汉，但这个老汉又聋又瞎，你领着他能干什么。要不俺娘这么一说，俺大大差点叫鬼子弄走了。

八路军前方打仗牺牲大，得有青年参军补充啊，俺们就动员青年参军。在动员会上，俺对他们说，狗日的鬼子这样祸害咱中国人，咱不打能行吗?如果不团结起来抵抗，会有更多的人被祸害呀。咱们只有上前方把鬼子打倒了，咱就胜利了，胜利了咱家就安宁了，咱就能回家享福了，说不上媳妇的也能结婚了。很多青年都纷纷报名，积极得很!但有些个别青年不愿意，说前方打仗不仅会有流血牺牲，就连粮食都没有，吃都吃不饱。俺就说，不把狗日的鬼子打跑，哪能吃饱肚子，有粮食了吃得饱了，还叫你去打什么鬼子。动员会是在堂房里开的，堂房里有些大缸。一个青年，够年龄了，不想去当兵，起来把头往缸上撞，撞碎了，直淌血。当时有人害怕了，说要不就放过他算了。俺说，怕什么，他撞缸也没用，就是撞死了也得找个篓子抬他去，也得完成任务。俺把枪都拔出来了，说，谁也别跑，谁跑俺就使枪打。后来这些青年都去当兵了，一个也没逃回来，有的立了战功，有的后来还当上了干部，人就这样，开始怕，慢慢就勇敢起来了。后来上级说俺完成任务很快很好，俺说，前线打得那么激烈，这事犹豫不得，不快哪行。

一次，村里召开一个民兵会。俺是党员，又是个干部，俺就在台上讲话。俺说，咱民兵平时不脱离生产，除农忙季节外，还要经常抽出一定时间出操上课。俺们要随时都能够和敌人单独作战，能执行破路、割电线、站岗、放哨，也经常参加担架队支前。俺正说着，枪响了，一颗子弹贴着俺头皮飞过，俺觉得头皮上热乎乎的，一摸，一手的血，俺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有个民兵说，是俺的枪走火了。俺当时觉得苗头不对，但不能打草惊蛇，就说，走了火，不要急。他们给俺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开会。后来，俺们查出，那个枪走火的民兵是个汉奸。他领了鬼子的任务，专门要杀俺的，这还了得，让他留在队伍里还不祸害更多的人，俺们就把他绑上给毙了。俺娘听说鬼子要谋害俺，哭得不行了，说，闺女呀，俗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咱们就不当那只鸟了好不好?俺道：都不当那只鸟，咱中国人就被他们这些坏蛋祸害了。干什么都有带头的!俺娘不听俺嚷嚷呀，把俺锁在家里，俺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俺娘没法子了，又抱着俺哭了半天，说，你这是上帝派来要俺命的呀!

在招贤工作时，俺住在梁春生家，她是识字班大队长，三十多岁的少妇，工作做得相当好。一天，她对俺说，妹妹啊，你做地下工作做得好，性格直爽，人不孬，对俺也不赖，你走吧!俺说，咋的啦?她说，你快走吧，要不你性命危险了。俺说，大姐，咋回事啦?俺不能走啊，你得跟俺说啊!她说，你没真心的话俺还不能和你说，有真心俺才能和你说的。俺说，真心是怎么着?她在那儿扒果子，她说，俺嚼个果子仁给你吃，如果你吃就是真心，俺就和你说。她扒了果子，放在嘴里嚼了嚼，又吐在手里让俺吃，为了求到真话，俺吃了。这时她就说，俺知道了一个秘密，梁小伍在北旁当汉奸头，他偷偷抄录了一份共产党员的名单，来了通知要祸害你，你再不走性命就险了。俺知道后，一口气跑到了咱莒县，又到了县委。那时没有汽车，就是自己走。俺把县委的人都喊去了招贤，找到了梁小伍家。梁小伍不在家，他媳妇在家，白胖胖的一个人。开始什么都不说，嘴很硬的，俺们把她绑住，往梁上滑了三次，她就招架不住了。她说，名单就藏在梁头上了，你们拿着吧。俺们拿着名单一看，俺的姓名也在上头，都写好了几时几时杀俺。

随后，俺与县委的人又把梁小伍等汉奸全部抓了，押往陵阳。途中，后面有鬼子在追，枪声越来越近了。一个汉奸知道他们的援兵越来越近了，就说自己肚子疼走不动了。押送俘虏是俺负责的呀，俺们如果不快点往前赶，被鬼子追上了，他们不仅要把汉奸救走，得祸害俺们啊。俺对那个汉奸说，要想活命，就老实点，快点走，不走就枪毙了你。他还是不走。俺就跟民兵说，把他弄下来。最后，俺把他弄沟里去，一枪刺把他给祸害了。其他汉奸看到俺们祸害了这个汉奸，就都老老实实赶路了，没被鬼子给追上。俺们押着汉奸走了整整一天，脚都磨出血来，脱下鞋子一看，里面全被染红了。鬼子的枪跟着打，你不快跑不就毁了吗?回来的时候，俺的脚走不动了，俺找着俺大大，俺大大使(用)个驴子把俺送到招贤去了。

在招贤，俺打十九岁一直干到二十五岁，直到全国解放。当时组织上叫俺南下，俺也想去，但俺那脚又肿又疼，没有车，连头驴都没有，俺咋去，没法子，俺只得回家了。回到家，俺年龄也不小了，得找个婆家了。俺大大和长岭镇荆家村的荆子是好朋友。荆子也是荆家村的党员干部。他跟俺大大说，把闺女退到俺村来吧，这村里有个不错的小伙子。正月说的，紧接着定了日子，面都没见过，五月小麦抽穗的时候就嫁过来了。俺老汉不是党员，什么都不是。嫁过来后，俺也气得慌，一般个头，长得了了(很一般)，寻思过不想跟他过了，可不中呀。那时候不像现在，说离婚就离婚，说不要就不要了。刚开始的时候，俺都不愿意和他一块困觉，他知道俺的厉害，就一声也不吭，后来俺想想，都婚配在一起了，不和人在一起困觉也说不过去呀。天天你看俺，俺看你的，慢慢也就顺眼了。

俺不是党员吗，庄里的干部就让俺干妇女主任，一干就是35年，没住(停)下。养了五个闺女两个儿。那时候没吃的没用的，还得四处拾柴火烧，没有被子，都是盖蚊帐，蚊帐上还有虱子。孩子再多，再困难，工作还得干呀。什么都得干，庄里头的事，庄外头的事，上级安排的事，下旁需要做的事，都得干，整天没住下。不生气得干，生气也得干，不累得干，累也得干。但干计划生育还是得罪人了。一次俺出去开会了，一个村民去偷俺家的树，这个人对俺进行计划生育怀恨在心。他偷树时叫俺老汉(丈夫)碰着了，俺老汉阻止，他反而砸了俺老汉一顿，砸的俺老汉屎都拉裤子上去了，然后就跑了。俺回家一看，伤得不轻，就拉上他去了县里，县医院说，他们这里不行，治不了了，赶紧上沂水吧，俺又上了沂水，刚到沂水俺老汉就死了。临走时他拉着俺的手说：孩他娘，你当年是个神枪手，又是个英雄，这辈子你能跟着俺过日子，俺满心知足了，刚结婚那会，俺能在梦里笑醒呢，往后你别太累了，也别太直了。说完就走了。眼睛睁地大大的。俺过去一直把他当块木头待，没承想俺老汉能说出这番话来，俺的心像化了一样，泪水止不住地流呀。这人呀，在的时候你觉不出什么来，不在了你又觉得稀罕了。这事惊动了公安局，后来就把那个村民给处理了，给俺家赔了二百块钱。老汉都死了，咱还能说什么，都是干计划生育得罪人家了，这样的事，俺一般不爱说。

丈夫无辜而亡，是王秀娥老人一生的痛，说到这一段，她戛然而止，说话的欲望像潮水一般退去了，她不再言语，双眼显得很茫然。小院一时静了下来，墙角处的迎春花盛开了，在温暖的春风中摇曳着。

王秀娥老人的大儿媳妇李瑞珍打破了沉默，她理了一下额前散乱的头发说：虽然俺婆婆那时干计划生育得罪了不少人，但人家更多的是感谢。她这人人性格直爽，还有点爆脾气，但心好，能替人着想，还心甘情愿地帮助村里的困难户，村民纠纷她也跑去调解，喜欢管闲事呗。村里有一个村民家特别困难，他老婆生第三个儿子时难产，从太阳刚出一直到天擦黑都没生出来。俺婆婆听说后就跑到了他家里，这娘们已经奄奄一息了。俺婆婆一看，这还了得，人都这样了，连个接生婆都没有。她一问，人家找了一天都没找到接生婆。俺婆婆一听转身就跑，挨家挨户敲门打听接生婆去谁家接生了，终于打听到接生婆在虢家村李家。俺婆婆赶到李家时，人家孩子也刚落地。俺婆婆二话没说，拉起接生婆就跑。不是走得急吗，接生婆把脚给扭伤了。俺婆婆找来一辆推车，求车主给推着，把接生婆快速送到了荆家村。最终，母子平安，但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采访完了，她问我们，王秀娥老人问这么多到底要干啥?我们说，要为老党员写本书，记录你们打鬼子干事业的故事。她说，俺眼不好，耳不好，腿也不好了，不中用了，快死了，费这个劲干啥呀?!现在组织拿俺相当不错了，过年的时候，日照来的人给俺送了一床棉被，还有一千块钱。原先吃个地瓜皮子煎饼都没有，现在日子很好了，生活不孬了，什么吃的都有。就是胃口不行，吃不进去了，吃馍馍，一顿也就吃一小块。

说到这，王秀娥老人笑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一种自我满足的笑。

山上有野狼，山下有鬼子

抗战时期，八路军开展了以“前横山、后横山，一溜崮西青山前”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无论多么普通的庄户人家，都与抗战紧密相连，家家都有着一个个椎心泣血般的故事。只是，他们都悄悄地将那些血染的往事藏在了心底。

我们来到了莒县小店镇前横山村，前横山村位于小店镇驻地东南5公里处，已有数百年历史。据《小店镇志》载：明朝洪武二年，有张、王两姓从江苏省海东县十八村来居，于横山之阳立村，名横山前，1930年更名为前横山，一度是八路军的堡垒村、放心村。此处，守，有险可据;退，有隐蔽处可藏。在这个村，住着一位当年被八路军称为“横山母亲”的老人，名为崔立芬。崔立芬老人年龄虽九十有余，可身体还算硬朗，精神头儿也足。我们是二次来访，与上次相差不过10余日，可老人对我们全没了印象，倒是看到那个随行的女孩时，老人笑吟吟地一把抓住她的手，问寒问暖，亲热地说个不停：闺女，你前些日子来过，俺可稀罕你了。老人的儿子道：俺娘对额头上有“刘海”的女的特别在意，见一眼就能记住人家，当年住在俺家的女八路一个个都有“刘海”，现今成了俺娘一个念想。崔立芬老人突然道：那女八路就像眼前这闺女一样，怪俊的。一晃几十年了，俺想那些姐妹呀!

儿子一句话，打开了崔立芬老人的记忆和心扉!不!这不只是崔立芬老人一个人的历史，而是她一家子的历史，是横山的历史，更是那个时代咱中国人的历史。

崔立芬1924年出生，娘家是陡山的，从小家境贫苦，在她心目中，共产党、八路军和老百姓就是一家人，他们是自己的亲人，比亲人还亲的亲人。

1942年，就在抗日最为艰难的时候，18岁的崔立芬出嫁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顶花轿从山中小路上出现了，颤悠悠的，唢呐声响彻云霄，花轿在鞭炮声中进了前横山村，落到了一家农户的门前。那鞭炮声很大，也很烈，一时压过了唢呐声。娶媳妇是农家人的喜庆事，大人小孩都围了上来看，抢喜糖，夺栗子，热热闹闹，一片噪杂。这时就有两个女人走到轿子旁，她们伸出手，一左一右，把崔立芬从轿子里搀了出来。这两个女人，是专门搀扶新娘入院门，进洞房的，在农村被称为“架过门”。崔立芬立在那里，头上是红盖头，身上是红红的衣裤，脚上是红红的鞋子，在红红的朝阳里，崔立芬浑身上下红的耀眼，红的光彩照人，架过门搀着新娘没走几步，前面就有一个盆子，里面冒着一串串火苗，火红火红的，其中一个“架过门”道，要抄(迈过的意思)火盆子了，新娘迈过火盆子，意味着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唢呐声把崔立芬送进了院门，在主婚人引领下，新娘和新郎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拜毕，架过门把崔立芬送进洞房，她刚坐到床上，“架过门”就开始往床上撒栗子、花生，还有铜钱，嘴里还念念有词：一把栗子一把枣，大的领着小的跑。一把栗子一把钱，大的领着小的玩。旁边的人响应道，多子多福呀!“架过门”又撒了把栗子、糖，嘴里又念道，一把栗子一把糖，辈辈出个状元郎。旁边的人又响应道：出大官喽!崔立芬终忍不住，噗嗤笑了。“架过门”嗔道，这孩子，笑啥?

崔立芬是从革命的大本营嫁到了穷乡僻壤之地——横山。无论是前横山、后横山，还是崮西，四处都是山，大山给他们的是贫穷。崔立芬所嫁到的前横山村，甚至可以用穷山恶水来形容。说到地，大都是山地，没几块像样的田地，四处除了地瓜和花生，基本都不种别的，也种不了别的。当时吃的主要也是地瓜干，因为吃不饱，他们就在地瓜干里搀上磨碎的花生壳烙煎饼吃，即使这样，也仍然吃不饱。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都穷成这样子了，鬼子依然不放过，该抢的抢，该烧的烧，该杀的杀。

一次，鬼子来扫荡，把庄里的鸡猪都吃了个精光。婆婆家的八只老母鸡、四头猪，杀得光光的。不光杀，鬼子还用他们家的锅煮着吃。鬼子把猪皮扒下来扔在一边，他们不吃猪皮，光吃肉。走的时候，鬼子看到锅里有煮肉后留下的油，怕庄里的百姓吃，就往锅里拉泡屎，撒泡尿，鬼子不仅烧杀抢掠，更是奸淫无道。鬼子专门找青头发盖的，要黑“刘海”头发的，鬼子知道那是闺女，是没出嫁的黄花大姑娘。很多姑娘为了不被鬼子抢走，一早起来就把头发弄白，或者是包点白布，扎起来，把自己打扮成老奶奶。

大山虽然给了他们贫穷，却赋予了他们纯朴、勤劳，以及山一样的坚毅。1938年2月，日本鬼子占领莒城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就来到这个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共产党和八路军一是看中了这里独特地里优势，二是这里百姓的纯朴、勤劳和坚毅。这里群众基础好，罗荣桓、谷牧、萧华都在这边打过游击，他们利用山作为屏障，与鬼子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鬼子一来，他们就钻进山沟沟，鬼子一走，他们钻出山沟沟，想法设法打击鬼子。

崔立芬的家院子东边，再隔一个院子，就是八路军的兵工厂。横山的八路军的迫击炮弹壳、手榴弹壳等，都在这里制造，这也是后来的徐州重工的前身。离崔立芬家不远处，还有一个兵工厂，专门制造捷克式轻机枪的。平时可以听到枪声，兵工厂的人一梭子子弹打出去，要是能比较准确的命中目标就及格，命不中就再改造。这样的地方自然成了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鬼子们成天寻思着如何把这里给毁了。兵工厂离崔立芬家咫尺之遥，无异于在家附近安了定时炸弹。一是兵工厂容易走火爆炸，二是日本鬼子的炮弹不时对准着这里轰。这么大的危险，崔立芬她们居然萌生过搬离这里的想法，他们整天想的，是如何与鬼子周旋、斗争。

在前横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叫王涛的老人。70多年前，王涛还是女八路，花一样的年华，当时她任莒县县妇委会的书记，也是妇救会会长。在烽火年代，她与崔立芬是生死之交，知心的好姐妹。20多年前那个春天，当春风又绿横山时节，她又魂归横山，骨灰撒到了横山之上，并立碑以志。崔立芬老人说，她还没嫁到前横山村时，王涛就在这里闹革命了。

王涛应该是1941年来到横山的。为了支援八路军打鬼子，她天天组织妇女缝军衣、做军鞋、烙煎饼。崔立芬老人道：王涛真的很可怜，她不敢睡在庄里，怕被汉奸捂了窝子，只能在山头上睡。现在俺想起来，还揪心呢。

当年一个叫段琪的女同志，原来跟着王涛干，后被分配到莒南去了，过了不长时间，被汉奸逮去杀害了。

关于王涛在横山的革命岁月，其长女申远英、长子申远杰曾经有着这样的描述：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9个年头了，每当打开相册或接触到遗物的时候，母亲慈祥可亲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坚强、勤奋、善良、无私的女性。长期的革命战争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造就了她坚韧不拔性格和冷静处事的能力。我们从小在她的关爱和呵护下成长，她的优秀品质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们，逐步成为我们兄弟姐妹的立身之道、做人之本。母亲一生的奋斗业绩和乐观、宽容、严以律己的行为举止，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早在母亲上中学的时候，日寇侵华，国家和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置国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母亲曾和我们讲过，当时时局非常混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很多青年都在徘徊而不知所措，有的女青年投进了条件较好、军饷较多的国民党军队;有的女青年当了国民党的官太太。但母亲却在学校进步教师(后来知道是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很早就树立了投身革命、拯救中华民族的志向，并付诸行动。由于战乱，学校已无法上课，为追求真理，她告别了双亲，离开了家门，去寻求救国的道路。经过几番周折，她终于找到了八路军。这里虽然生活很艰苦，但部队风气正派，纪律严明，她坚定地参加了八路军，并于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41年，母亲于山东抗大分校学习结束后，就被分配到莒县县委工作，在这期间她先后担任过妇委委员、县委会妇女书记、分区委员、县群委会委员、县妇救会会长。直到1946年10月才调离莒县到山东省粮食局工作。正是在这短暂的6年中，她自己的闪光年华奉献给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乡亲也无私地向他们捧出了全部亲情和爱心。

母亲很少和我们提起她过去战斗的经历，但莒县的前横山、后横山的故事确是我们听到她讲的最多的，那里不仅因为是我们姐弟的出生地，是她最早工作过的地方。同时，还有和她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还有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掩护过革命同志，使她魂牵梦想的父老乡亲，还有她闪光的战斗历程留下的足迹。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山东的莒县是敌我争夺的拉锯地区，斗争更是激烈和残酷，敌人以百倍的疯狂作最后的挣扎。母亲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从人力和物资方面支援八路军抗日，巩固和发展滨海抗日根据地，与日寇展开顽强的斗争。她与战友们翻山越岭，走街串户，日夜穿梭于日、伪、顽的严格控制的夹缝之中。为了避开锋芒与敌人周旋，母亲他们经常出没于山林荒野。当敌人封山时，炊断粮绝，只好以野菜充饥。鞋底被磨穿了，有时就剩下一个盖儿(鞋面)。一双脚打起泡、继而出血、最后变成坚硬的老茧。艰苦的斗争生活对学生出身的母亲来讲既是对她革命意志的锻炼，又是对她革命坚定性的考验。由于当时敌我双方拉锯战，母亲时常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既要掌握准确情报，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又要做好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清除汉奸，保护群众和部队。他们经常与敌人擦肩而过，然而每次也都是群众掩护了母亲，她们把她扮成一位村妇，换上破烂的衣服，梳上假发髻，将灰涂在脸上。为了不让敌人看到她那双大脚(当时只有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不裹脚)，就蹲在草地上装做割草的样子，多次骗过了鬼子。可能是母亲经历的这些危险场面太多了，在这极其紧要的关头，总能沉着冷静地应付，使鬼子看不出一点破绽，从而保全了自己。

有一次母亲因长期在阴湿的环境里工作，身上长的疥疮已经溃烂，领导决定将她与另一位同志安排在一老乡的家中隐蔽，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听得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警觉的母亲从声音传来的方向和喧闹的状况，预感到情况不好，急忙叫上同志，收拾好简便的行装，在老乡的指点下，忍着身上的病痛，从后墙翻了出去，向着山上拼命地奔跑。母亲的判断果然没错，日伪军叫嚣着要抓“共匪”。后来母亲才知道，老乡为拖延时间，曾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她们上山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敌人在老乡家找不到人，便在叛徒的怂恿下向山里追击。奔跑的母亲身上的疮面在剧烈的磨擦下，又是脓又是血顺着衣服往下流，疼痛难忍。山下几十个伪军已向她们逼近，敌人边追赶，边向山上开枪，还不时地狂叫着“别跑了，快投降吧”。子弹从母亲她们的耳边飞过，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但她们全然不顾，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不能让敌人抓住”。重病的母亲在战友的帮助下，伴随着射向她们的子弹，拼命地向山上爬。为了轻装，她们扔掉身边所有的衣物，并机智地向上高喊：“山上的同志们，敌人来了!”可能是敌人听到了母亲的喊叫，以为山上真有八路军，所以停止了追赶，并退了回去。真是太惊险了，后来母亲说起这事，总是开玩笑地说：“子弹好象长了眼，不打八路军，老天都在保佑好人呀!”

母亲经常告诫我们说：“你们是生在莒县，养在莒县，是莒县人民养育了你们，千万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由于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与共的斗争生活，使母亲和莒县老百姓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非常时期，在敌人的多次残酷大扫荡中，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形势下，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徒出卖的危险，是根据地的群众保护了母亲，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所以平时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根据地老区的群众的保护，你妈这把骨头现在还不知埋在哪里呢，你们也不会有今天。”每当听到母亲这话时，我们都能感受到她对老区人民的感激怀念之情。

崔立芬嫁到了前横山村一户不一般的人家。

首先是婆婆不一般。婆婆叫杜怀兰，1897年出生于莒县慕家官庄。18岁，她和崔立芬一般大的时候，从慕家官庄嫁到了前横山村，丈夫蒋廷成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庄户人。1941年后，日本鬼子对横山抗日革命根据地频繁进行疯狂扫荡。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很多村都成立了妇救会、农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杜怀兰从小就聪明伶俐、性格豪爽，看到鬼子的烧杀抢掠，她气不过，就决心紧跟共产党走，参加到抗日队伍中去。杜怀兰工作热情高、干事能力强，组织就任命她担任前横山村妇救会长。前横山村地处四面环山的偏僻山坳，与外界联系少，妇女的思想封建落后，刚担任妇救会长的杜怀兰，家人没有一个支持的，公婆更不让她出头露面。婆婆开始还指桑骂槐，边撵着家里鸡边骂道：你这该杀的，俺给你吃给你喝，你还不好好在家里趴窝下蛋，看俺过年不杀了你。见儿媳妇还是天天向外跑，就挑明了道：你一个女人家，东家走西家窜，整天混在男人堆了，不像样，不像话!杜怀兰道：鬼子已打到俺们家门口了，对俺们又烧又抢!要是在家等着鬼子来杀俺们，还不如俺们抱起团来杀鬼子，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一来二去，家人被她说服了，纷纷表示支持抗日。做通了家人的工作，她先动员自己的儿媳崔立芬、嫂子参加妇救会，又走门串户动员全村的妇女加入妇救会。妇救会刚开始组织妇女学唱歌、学文化、放裹脚、控诉日军的种种罪行，后来号召全村妇女团结起来，为抗日支前做贡献。

为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杜怀兰提出省吃简用，村民吃的是磨碎的瓜干和花生壳混合粮，再就是到野外挖野菜充饥，把省下的粮食送给自己的队伍。根据地妇救会还担负着给党组织和八路军做干粮的任务。每次领来粮食，杜怀兰和儿媳等人就把粮食分到各户，先将浸泡的瓜干切成碎片，再推着石磨将碎片碾成糊子，摊到烧热的鏊子上，烙出一张张干脆清香的煎饼。杜怀兰的丈夫患有痨病，不能干推磨等重体力活，为按时完成任务，她在夜里鸡叫头遍时(凌晨三点)就叫醒儿子蒋瑞余和崔立芬起床，推磨、烙煎饼。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到1943年期间，她带领全村妇救会为部队烙煎饼30万斤，逢军衣2000件，做军鞋1000余双。

不光这些，还送情报。为及时传递抗日情报，在当时没有电台联络的情况下，只能靠情报点人员联络。为不引起敌人注意，抗日情报点设在杜怀兰家里，由13岁的二女儿蒋瑞美担当情报员，以上山打柴或挖野菜作掩护递送情报。由于情报及时，鬼子数次扫荡，抗日队伍都能提前转移。

横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破坏了鬼子的电话线，恼羞成怒的鬼子直向前横山村扑来。杜怀兰得到情报，就迈着小脚立即组织乡亲们向东边的山沟里转移，一路上不知摔倒多少次，跌的她鼻青脸肿的，幸好转移及时，乡亲们没有被鬼子抓住。过了一夜，乡亲们饥饿难忍，有的想回家。杜怀兰为了乡亲们的安全，又让自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蒋瑞田先下山打探消息，乡亲们急了，有的说：你咋让一个毛孩子去?俺们是干什么的?有个老头道：前横山村的男人都死了吗?让一个毛孩子替咱们去送死。男人们被说得脸红了，都纷纷要求前往。杜怀兰大声道：她人小目标小，鬼子不起疑心，就让她去!其他人还争，杜怀兰板起脸来道：俺是干部，就是死俺也要死在前头!

蒋瑞田刚到山下，也不知道是鬼子发现了她，还是鬼子故意放空枪，一发子弹打在蒋瑞田戴的草帽上，她随枪声倒在地下，幸好没有受伤。过了很长时间，看到鬼子走了以后，她才通知乡亲们回村。

这以后，前方补充兵员，为了动员参军，杜怀兰先发动自己的亲人。婆家的四弟蒋廷义参加了八路军“老四团”，五弟蒋廷文也参加了抗日队伍，儿子蒋瑞余先在莒城战役、孟良崮战役、临朐战役支前，又随大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冒着敌人的炮火运送伤员，丈夫和其他子女也都参加了抗日活动。

崔立芬的丈夫蒋瑞余也不一般。他比崔立芬大一岁。由于父亲和哥哥都病重在身，他便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家里穷，没有收入来源，他每天都要到深山砍柴，再背到小店集市上去卖，卖点钱再买点细粮回家给妹妹们吃。更为重要的是，受母亲影响，他也积极投入到了抗日之中。为保家卫国，蒋瑞余多次找到组织，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组织上看他家庭的状况，就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但他不气馁，他对母亲说：没有加入八路军，俺也一样参加抗战，一样打狗日的鬼子和汉奸。杜怀兰道：咱们家病的病，上前线的上前线，你走了还真不行，在后方也一样!

1941年5月一个黄昏，鬼子的一架飞机在横山附近投了一颗炸弹，一名八路军送信返回途中被炸伤，敌机转身一翅膀飞到了前横山村子中间的“东围子”，又扔下了一枚炸弹，当场就有一个村民被炸翻在地。蒋瑞余当时挑着两捆干柴往家赶，老远就听到呻吟声，蒋瑞余很机警，放下担子抽出腰间的砍刀就摸了过去。近了，他见一个八路军伤员躺在沟里，就一下子跳了下去，那个战士，右腿被炸伤了，血淋淋的，看到蒋瑞余，他有气无力地道：老乡，救我。蒋瑞余道：俺就是救你的，你别说话。说着，蒋瑞余从衣服上割下一块布，几下就扎住了战士的伤口。然后蒋瑞余又道：你先等等，俺到附近的村里叫个人。蒋瑞余说完拔腿就跑。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叫庄子忠的村民，俩人用担架抬着伤员转移。

他们从后横山、一溜崮西找，从傍晚找到第二天天亮，终于打听到八路军后方医院在横山南面的慕家官庄。这名伤员由于救治及时，伤好的快，痊愈后就回到了战场上。

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蒋瑞余正在家里劈柴。突然听到庄北边响起了枪声，枪声由远而近，不久就有一个八路军跑进家门。八路军说，大哥，鬼子正追我，麻烦您把我藏起来，好吗?他道：别说见外话，快藏起来!刚把八路军藏在了南屋的柴草堆里。一个配指挥刀、拿手枪的鬼子军官和两个端枪的鬼子就闯了进来，嘴里连声大叫，八路的有?!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蒋瑞余大声说，八路的没有!鬼子军官上前抓住蒋瑞余的衣襟，怒视着他吼道，说谎的不要，敢藏八路的，死了死子的有!蒋瑞余连连摆手摇头，一个日军大怒，一枪刺在了蒋瑞余的腿上，蒋瑞余的腿登时血流如注。那军官又把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大声吼道：八路的有没有?!蒋瑞余疼得汗如雨下，他摇了摇头：八路的没有。那军官随后和另外两个鬼子到处搜索，没有搜到，就转身走了。蒋瑞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一年秋日，蒋瑞余正在横山山前的北岭上锄地，母亲杜怀兰来送饭刚到地头。远处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将瑞余道：好像是“八亩地”那边的，杜怀兰说：别急，先看看动静在说。枪声越来越近，接着山沟里跑上来两个八路军，看见他就喊：同志，后面的鬼子正追赶我们。蒋瑞余说：这里山林密布，顺着这条山沟往西跑!俺给你们带路!蒋瑞余看了一眼母亲，杜怀兰急急地说：甭惦记俺，快走，俺拖鬼子一会。时间不长，日军就追上来了，见杜怀兰正低头锄地，一个汉奸张口道：看到八路了吗?杜怀兰顾自忙着，一声不吭，那汉奸一脚把杜怀兰踹倒在地上。杜怀兰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比划着手势，一边啊啊着，那汉奸见状骂道：他妈的，遇上了个哑巴。日军见前面是一片密密林子，不再追赶，放了一排枪后，走了。1944年11月，蒋瑞余参加了解放莒城的战斗;3年以后，又参加了“临朐战役”支前队伍;1948年冬，他告别一家老小，参加了淮海战役运送伤员的担架队。

“大娘，您讲讲您跟王涛儿子的故事吧!”

听我们问起孟林，崔立芬老人浑浊的双眼一下亮了，脸上的表情也活跃起来，她板着指头道：燕云那个儿，就是孟林，燕云是他的小名，俺叫惯了。现在他也是老头了，不能叫小名了。孟林也不是他的真名，是化名。孟林那个儿到俺家是1943年，是俺大女儿媛媛出生的那年。几月记不大着了，那天大概是黄昏，俺婆婆悄悄地带着一对年轻的两口子(夫妻)来到俺家。男的长得高高大大的，怪俊的，女的长得不咋地，比俺矮，挺胖的，还一脸麻子。女的抱着个孩子，孩子脸色很黄，穿了一个小褂，身上还有虱子。那女的俺一看就是个好人，满脸笑容，面很善。俺婆婆小声对俺说，这位是县妇委会王涛王书记，诸城人，跟王尽美是一个村的。这孩子是王书记的，刚满月，王书记要忙县妇委会和县妇救会的事，要打游击，经常露宿山头、忍饥受冻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奶水喂孩子，想找个有奶水的妇女带孩子，你不正奶着孩子吗。王涛看了看俺，问俺家孩子多大了，俺说，快半岁了。王涛问俺奶水够不够，俺说，够，还有流出的呢。记得王涛当时想领着俺走，跟着她一起去养孟林，俺婆婆不让去，俺婆婆说，你天天东跑西窜地，孩子跟着受罪，放在俺这里孩子舒坦，你就放心吧，有俺孙女吃的，就有你儿子吃的，大不了俺孙女不吃，也得让你儿子肚子饱。王涛人真好啊，她说，放在这里养也行，只是给你家添麻烦了。俺婆婆说，没啥问题，俺们一定会把孩子养好。当时王涛就把孩子留给了俺，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满脸的泪花。他男人就拍拍她的肩膀，意思是别难过了。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她能不难过吗，出了门俺就听这王涛哭得呜呜的。晚上，俺婆婆悄悄对俺说，这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孩子，你要好好养着，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不能跟人家说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孩子，一定要说是自己亲生的，要不就会被鬼子和汉奸祸害了，不光孩子被祸害了，俺们也会遭杀身之祸啊。俺点点头。婆婆又道：记住，八路军的孩子永远是第一的，遇上事先保八路军的孩子。

俺老汉心眼也好，天天琢磨着怎么养好这孩子。可俺前横山村坡陡地薄，俺家里就那么点薄地，一年打不了几粒粮食。咋办?再饿也不能饿了孩子。为了让俺奶水多些，一家老小就吃那些混合粮，给俺吃得稍微细点，那细的就是纯地瓜干，是地瓜干和花生壳磨碎了的粮。可俺的奶水还是支撑不了媛媛和孟林，俺老汉大公无私啊，他要俺先顾孟林，再喂自己的孩子。他对俺说，孟林是共产党的孩子，俺们不能让他饿肚子，那样俺们良心会过不去。孟林刚送来时脸色暗黄，瘦弱多病，而俺家媛媛面带红润，活泼健壮。大概两三个月后，孟林的身体慢慢强壮起来了，脸色也好看多了，可俺媛媛因为营养不良一步步消瘦。俺先让孟林吃奶时，俺家媛媛就在一边饿得哇哇叫，她哭一声，俺的心就揪一下，哭一声，就揪一下，俺心那个疼呀就没法说了。等临着俺的孩子吃了，奶水就一点没有了，她拼命地吸，就是吸不到，吸一口，哭一声，俺的眼泪留个不停呀。一天早上，俺喂了孟林后，再去抱床上媛媛，发现她不哭不喊了。俺紧张了，一把就把媛媛抱到怀里，可她不张口了，俺急了，就把奶头往她嘴里塞，可怎么塞她都不回张开了。俺就叫俺老汉和婆婆，他们过来一看，孩子已经不行了。俺那孩子着实可怜啊!孩子死后，俺哭了好几天，但有什么办法呢?媛媛死了，俺没了别的牵挂，俺就一门心思养孟林了，俺的奶水就能全部给她了。这是党交给俺的任务，俺得好好照顾啊，要比亲生儿子还要照顾得好才行啊!

崔立芬老人回忆到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她抹了一把泪水道：俺那个可怜的媛媛要是活到现在，也有一大帮子后代了，老了，就越来越想她了。有些日子，俺老做梦，媛媛就站在俺面前哭，哭着要奶喝，俺那个高兴呀，俺一把把她搂进怀里，说：娘有奶了，娘有奶了，快吃吧，快吃吧!醒来什么也没有了，俺心里空空的，空空的呀!俺那个孩呀，你在那边别怨你娘呀!

痛失爱女的崔立芬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孟林身上。

平静了很长时间，崔立芬老人接着说，孟林一天天大了，光吃奶不行了，得吃米面了，可俺家没有呀。俺娘家条件稍好些，俺就跑到娘家要点米面来喂孩子。回娘家要翻过东山岭、双倍山、穆家山口、龙潭谷，还要跨过五龙山。二十几里的山路，山高路陡的，俺不是裹了脚吗，走一趟得要一整天，何况怀里还抱着孩子，后边背着米面，又是小脚，可遭罪了。

崔立芬老人说，那时她最怕的就是鬼子和野狼，山上有野狼，山下有鬼子，那些狗日的都没人性，时刻马虎不得。俺晚上搂着孟林睡觉。为什么?怕被鬼子祸害了，怕被野狼叼走了。那时野狼很多，白天在树林里，不太出来，光躲在草丛里。俺们白天上山干农活，一个人没有敢出去的，都是几个人嘎伙着一块出去干活，一组一组的去，一个队一个队的去。晚上山上的狼都出来了，双眼泛着绿光，叫得哼哼的。谁还敢出去，天不黑就关上门了，小孩更不敢叫他们出去了。野狼要进庄里也难，俺们庄有四个门，厚厚的，实实的，围墙也高，别说野狼，就是一般的汉奸、土匪也进不来。直到新社会了，横山一带还有野狼出没。

那个时候家里穷，小褥子很薄，孟林三天两头就尿湿了它。只有一个小褥子，没有换的，怎么办?俺就把孟林挪到干的地方睡，俺把湿的地方用块破布盖着，俺就睡在上面，怕孩子着凉了，着凉了会发烧。

那时，鬼子来扫荡是常有的事。但鬼子在人少的时候，也不敢随便进村，他们也怕，怕八路军。一次，一小股鬼子来扫荡，没敢进村，就把机关枪支在西岭上，见人就打，连着打死四个。鬼子来扫荡，崔立芬就把孟林揣在怀里迈开小脚就往外跑，一直跑到大胡岭山后边的山沟里躲藏。在那个年代，三寸金莲，细小，美丽，但却跑不动，还容易摔跤。每次都是心惊胆战。他们就那样趴在山沟里一动不动，待鬼子远离村子了，他们才敢回来。崔立芬老人清晰地记得，她抚养小孟林期间，共躲鬼子8次，其中夜间4次，白天4次。

崔立芬老人说，一天深夜，俺带着孟林睡着了。俺老汉使劲把俺摇醒，大声说，外面有人在喊，鬼子来了，快向东山跑!俺老汉用木棍背起瓜干煎饼，俺抱着孟林，就向外跑。天黑看不清地面，一路上树木又多，俺们磕磕绊绊的。山上野狼的嚎叫声一阵紧一阵的，怪吓人的。突然，俺们看见前边有只狼，眼睛放着亮光，俺老汉一面紧握木棍，准备和野狼拼命。幸好，野狼掉头跑了，俺们才顺利转移到山上。

第二天晚上也不安顿，鬼子又来了。俺抱起孟林，跟着乡亲没命地向大胡岭山沟里跑。俺们跑到半路时，才发现鬼子早已占领了大胡岭山，噼噼啪啪地向俺们开了枪。前面的人又调向跑，看到他们调头，俺也调头，跟着他们向东山跑。枪声越来越近，孟林吓得不行，哭个不停。当时有人对俺说，你抱的孩子哭声能听老远，引来了鬼子，大家跟着倒霉，别跟着俺们了。还有人说，那又不是你的孩子，活命要紧，赶快扔了吧。甚至有人威胁俺说，崔立芬，你要想跟着俺们跑，就得扔掉这孩子，要想抱着孩子，就得离开俺们。可能俺当时急了，就把小孩放在了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准备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跑。可刚一走，就听到了小孩哇哇大哭声。俺想，俺这是怎么了?俺不能这样做呀，就是死了也要死在一起。俺又跑了回来，从山洞里抱起孟林，一边哄着他别哭，一边单独找了个山沟藏着。后面是鬼子的枪声，山上是野狼的嚎叫，俺还看到不远处有绿光，那是狼的眼睛发的光。当时俺能不紧张吗，心都快跳出来了呀。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握一块石头，准备和野狼拼命。孟林这孩子命大，没有被鬼子赶上，也没被野狼吃掉。

孟林一天天长大了，有人对俺说，你光养着人家的孩子，自己怎么不再生一个呢。俺当时也想，自己怎么就不生一个呢。俺婆婆也大公无私，她当时对俺说，立芬，这几年你就别想着要孩子，这年月，既没吃的，也没穿的，生了不一定养得活呀，再说咱们先紧着顾八路军的孩子吧，他们命都挂在裤腰带上，今天活的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命就没了，咱得为烈士留下血脉呀!先把孟林养好吧。待把鬼子赶出咱中国后，孟林也该回到他父母身边了，到时要孩子也不迟。俺婆婆一说，俺就流泪，俺也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呀，特别特别的想。后来，直到孟林离开俺家后一年，俺才有了自己的大儿子。

孟林这孩子也调皮，但很听话。俺在家干活，都是等他睡着再干活。他睡的时候，俺就快干，他一醒，俺就看着他。俺一出门，就得捎上他，寸步不离。俺从来没有打过他，他光妈妈、妈妈地叫着，一边叫一边往俺身上爬，俺哪下得了手打他吗。养了几年，王涛来看了十多次。她要打鬼子，忙啊，哪有时间来，她也不敢勤来，让鬼子汉奸知道了，还不把她抓了撕了。她来，也是在晚上，看一下就走，眼里含着泪，怕被人告密，被鬼子和汉奸抓走。

鬼子打跑了，投降了，日子也渐渐好过了，孟林也越来越可爱了，可俺都差点忘了他是王涛的儿子了。1947年，孟林整四岁，虚五岁，孩子已经懂事了，有时还能帮俺做点小事了。有时想到王涛可能会把孩子接走，俺就呆呆地站在那里流泪，俺就揪心。孟林这孩子懂事啊，他看到俺流泪，就跑过来问俺，娘，你咋哭了呢?俺对孟林说，你舍得离开娘吗?孟林说，娘对俺最好，俺不舍得。孟林这么一说，俺哭得更凶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孟林这孩子心地善良，看到俺哭，他也跟着哭，边哭边用小手给俺擦眼泪，边哭边说：娘，你可别不要俺了，俺长大了给娘买好吃的。孟林把俺当成了他亲娘，俺把他当成了亲生的儿，母子连心呀!俺走到哪都说这孩子是俺亲生的，他也一直以为他就是俺亲生的。只要他一出门，俺就跟着，怕人家打他，也怕被狼吃了。那时候，不这样不行啊。人家要是发现孟林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孩子，要是被汉奸弄去的话，就会被祸害了啊。

1947年，正好八月十五中秋节，还是个上午，俺记得清清的，俺为啥记得这样清楚?是俺那个儿走得那天呀!俺孟林的大爷申作武来了，牵着头小毛驴。他是受王涛委托来接孟林回家的。俺一看到申作武，泪水就止不住了，话也不会说了。孟林说，娘，你又哭什么?俺说，儿啊，你不是娘的亲儿，你是共产党的儿，是八路军的儿，这是你大爷，他要接你回家了。孟林扯着俺的衣角说，俺不是共产党的儿，也不是八路军的儿，俺是娘的儿，俺哪儿也不去，俺就跟着娘。

他是俺一口奶一口奶养大的，是俺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他身上哪里有个小疙瘩俺都记得清清的。俺着实舍不得啊，俺连夜为孟林做了新衣裳，烙上了孟林最爱吃的小米煎饼，煮上了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人家都说中秋是团圆月，可俺那晚是伤心夜，天上的星星在流泪，月亮也在流泪。第二天一早，孟林大爷就想带着孟林回家，孟林紧紧地抱着俺大腿，撕都撕不开。孟林说，娘呀，你怎么不要俺了?俺哪里也不去!俺说，傻孩子，听话，你马上就能见到你的亲爹娘了。孟林哭着说，你骗俺，你就是俺亲娘。俺不走，俺不走。俺又说，儿啊，你是娘的儿，可你得跟着他走，想娘的时候再回来。孟林说，俺不走，俺不离开娘。最后没法子了，俺只得跟着，孟林的大爷牵着毛驴，俺抱着孟林骑在上头。毛驴走了多久，俺就哭了多久，孟林也哭了多久。20多公里的山路，走了两天一宿。就这样把孟林送到日照的响水河村。到了地方了，孟林怕俺走，一步也不离。可俺也得回去了，就是不舍得也要回去了。孟林看俺要走，又一下抱住了俺，俺们想把孟林强撕开，可孟林把俺抱得死死的，就像黏住了一样，怎么也撕不开。孟林大声地叫着“娘，娘”，撕心裂肺的，叫得俺们心都碎了。孟林的大爷眼泪都跟着往下滴。俺紧紧抱着孟林，说，俺不走了，娘不走了。俺陪着孟林在响水河住了好几天，也好让他熟悉熟悉，适应适应。好几次，俺要走，孟林都拽着俺不让走，边哭边叫娘。住了几天后，俺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打算等他睡着了后俺再走，这天早上俺看到孩子还在睡梦中，就一狠心，流着泪离开了孟林。但俺舍不得，没走出几步，俺又回来看了看睡梦中的孟林，这样来回倒腾了好几趟，眼泪哗哗的。孟林的大爷用毛驴把俺送到东边的山根后，给俺深深鞠了个躬，就牵着毛驴回去了。后来俺听说，孟林一觉醒来找不着娘了，哭了好几天。俺回来后也哭了好几天。

说到这，崔立芬老人沟壑般的脸上，早已满是泪水。

解放后，王涛在北京工作，先后在国家财经部、商业部等部委任职，虽然远离了横山，可她的心一直没有离开过横山。她一直思念着曾经战斗过的横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思念着养育孟林的养母崔立芬。她在病重时，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前横山、后横山，一溜崮西青山前”。临终时，王涛留下遗言，把自己的骨灰洒向横山，她要和横山这片革命根据地在一起，她要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她要重温老区乡亲的深情厚谊。这是她最后的选择，也是最终的选择。儿女们遵照她的遗愿，经组织安排，于1993年清明节，把王涛的骨灰撒入了横山。为纪念这位抗日女英雄，乡亲们留取了部分骨灰埋葬在横山，并为其立碑。在碑文上写到：“抗战时期她同这里的乡亲们生死与共，建立了她一生最怀念的感情”，从此群山与她相伴，乡亲们与她相伴，她将在这片带有深厚情感的沂蒙群山中得以安眠!

孟林长大后，在国家化工部工作，始终不忘横山母亲，不忘养育之恩。

崔立芬老人的小儿子蒋学杰告诉我们说，上个世纪70年代，他大哥在济南军区当兵，经常会到北京学习开会，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家与孟林又联系得多了起来。孟林不再叫孟林了，叫申远杰了，家就在前门那个地方。孟林不仅给他母亲写信，还往这儿捎糖、捎收音机、按摩机、被单，再后来以寄钱为主。俺母亲一看到孟林写来的信，寄来的东西，就感动，就掉泪。他每隔几年都来，2005年，孟林来过一次。他六十多了，退休了。2013年又来过一次，应该是在秋天。2005年那次孟林来的时候，他先上山看了他母亲的墓碑，然后到俺家与俺父母一起吃的饭。孟林拉着俺母亲的手说，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天天和我说，要好好孝顺你妈妈，你妈妈对你很好，有养育之恩。王涛所说的这个妈妈，就是俺母亲。以前每年底孟林寄六百，去年寄了一千。俺母亲也经常说，俺养的那个儿子拿着俺很好。每当说起这些时，俺母亲总是笑得很开心，很灿烂。

王涛儿子在横山之行后，有段这样的描述：

1994年我们到莒县祭奠母亲时曾到过前横山，看望哺养我们多年的养母崔立芬和她的家人。养母指着院旁边仍保留下来的一间又矮小又破旧，人都要弯腰才能进去的简陋小房子，深情地讲：“当年你父母出没无常，经常在深夜人不知鬼不觉地来了，看望了你们姐弟后，早上天不亮又悄悄地走了。这间小屋就是他们常来住的地方，保留到现在就是想念你们呀!”鱼儿离不开水，禾苗离不开土。母亲的故事讲的并不多，然而她对莒县的牵挂却让我们无时无刻不深有感受。从我们懂事以后，就更感到莒县在母亲心目中的份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变迁，越来越变得强烈。从母亲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念着“前横山、后横山”的话语中，我们不仅知道了它，而且也知道了它和母亲以及我们姐弟割舍不断的联系。我们长大以后，尤其在母亲病重向我们交代后事时，一再强调，死后要将她的骨灰撒在莒县横山。我们追溯她讲述的往事，尤其回忆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还是莒县的乡亲们，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母亲那段光辉的历史，又一次对她实施了有效保护。我们才开始理解母亲与莒县这片土地和莒县人民的深情厚谊，是无法用语言所能形容的。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多少使母亲难以忘怀的鱼水情。由于身体的原因，母亲带着未能回老区看看的遗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然而莒县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她，他们怀着和当年一样的深情，将母亲安葬在群山环抱的横山之上，青松与她相伴，群山与她相伴，大地与她相伴，乡亲们与她相伴，母亲的英灵在这片热土的拥抱中得到长眠。母亲去世后我们曾两次去莒县，更亲身感受到这里人民的质朴和热情。我们到了前横山，村里乡亲奔走相告，全村的乡亲都到养母家看我们。老年人拉着我们的手讲述过去的经历，有的老大妈仔细端详着我，总要找回当年小燕云(我的乳名)的影子。长者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往事，年轻人倚门静听，小孩子欢天喜地跑来跑去，村里热闹非常，真象过年一样。我深深地被此景所感动，一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强忍着泪水，动情地望着大家。临别时全村的老乡将我们送到村口，难分难舍地目送着汽车缓缓远去。

崔立芬老人晚年常对人念叨：“俺就是党员，王涛说的。当时她叫俺入党，谁知道办了没有，反正当时王涛说俺是党员。是不是党员不重要，关键要干党员干的事。”

“那时发展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王涛离开横山后，俺们这个庄党组织负责人变化也很频繁，俺母亲没有找过党组织，党组织也没找过她。后来因为没有入党的手续，也就没有认定为党员。实际上俺二姑蒋瑞梅当年当情报员时，也加入了党组织，也是因为没有留下具体的手续，没有被认定为党员，但她同样无怨无悔。”蒋学杰说。

“事实党员”——突然，我们想到给崔立芬老人安个这样的名称!

建国后，虽然崔立芬老人没有像其他党员那样当个村干部之类的，但她却鼓励她的儿孙好好干，有的参军，有的加入党组织。她四个儿子，有三个是党员，其中有两个儿子参军，后来她把孙子也送到了部队，并入了党。

在革命老区采访时，我们发现，在战争环境下，八路军领导干部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托付给沂蒙妈妈代为抚养的事例有很多很多。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孩子，不少奶娘像崔立芬这样献出了自己亲生孩子的小生命，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们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为八路军喂养孩子啊!岂止沂蒙山区，在太行山区，这样的奶娘同样四处皆是。当年，左权将军在太行山的麻田村住了一年多。他在写给延安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多次说到太行奶娘为保护八路军孩子而作出的牺牲。开国中将张南生的儿子张雁之在《我的母亲林纫篱在太行》一文中就曾这样写道：“由于根据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后代，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照顾、保护，我们这些八路军的后代才有今天。这就是军民鱼水情，这就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根基。老百姓生活都很苦，粮食极度缺乏，采树叶煮汤喝，在玉米面里加上观音土，有时只吃观音土做的饼子，饼吃起来非常牙碜，吃了就闹肚子。”

是啊!在极度艰苦的环境里冒着杀头之险，豁出身家性命为八路军喂养孩子，革命老区的奶娘们付出的，不仅仅是乳汁，是血，是汗，是泪，更是生命!

这才是大写的母爱!

这个媳妇真不着调

中国传统礼教中，对于女性的要求比较苛刻，其中所谓的“三从”、“四德”就是女性立身的根本。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份，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所谓的“四德”是指：德、言、容、工，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言”，要有知识修养，言辞恰当，语言得体;其次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最后是“工”，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似乎是古时候为妇女设立的道德标准，也是古时男性选择妻子的标准。然而，这对于大多都在建国前入党的女党员来说，则无疑成了这种美德的“背离者”。

庞文菊老人就是这群“背离者”中的一个。老人已经87岁了，高高的个头，腰杆挺得甭直，也还没拄拐，思维敏捷，记忆清晰，70年的风雨沧桑后，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铁姑娘的身影。

庞文菊打小很会做营生，加之个高、漂亮，是庄里有名的俊女子，也是青年男子爱慕的对象，所以十来岁媒人就抢着给她说婆婆家。她是17岁那年从夏庄庞家垛庄村嫁到杨家官庄村的，她老汉叫杨增义，与她同岁，是老汉他姨当的媒人。

打小，庞文菊就跟着姐姐在姥姥家生活。姥姥家在西汪疃，那里经常有八路军过往。而庞文菊自从懂事起，就不想被旧的条条框框束缚了手脚和思想，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吸收和接纳新的思想。只要八路军一来，特别是女八路一来，她就就喜得了不得，把脚上的裹布抖搂开，天天跟着跑，帮着她们做这个做那个，还围着她们问这问那。看到这情况，姥姥生气了，就吼她，说一个女孩子家，不老老实实呆在家，老跟着人家往外跑，这像什么话，这样下去，不野了才邪。可庞文菊哪听，全把姥姥的话当作耳边风了。姥姥没辙，只得把庞文菊姐姐送走，她以为姐姐走了，妹妹也会跟着走。但庞文菊还不走，非赖在姥姥家不走。她不光老爱跟着女八路，还在这里参加了识字班，当上了指导员，站在桌子上打起拍子，引着识字班的姐妹唱歌。八路军的滨海教导团曾在村里住着，部队离开时，她还带打着拍子，带着大家唱着歌去送。她在姥姥那个村的识字班接受了45天的训练，不光学了知识，还在剧团上唱戏，姥姥气得不行，说，你这闺女上了几天识字班，来家就管不了了，最好赶紧找个婆家，断了这个邪念。

庞文菊说给杨增义时，她婆婆喜得不得了，逢人便说，这闺女不错，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材有身材，五官长得真不赖，还文文静静，知书达理。俺家增义真要娶了她，那真是俺老杨家上辈子修来的福份哩。但这也只是她婆婆简单地见过两次面后的初步印象，她并不知道，这个准儿媳妇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杨增义并不知道，婆婆更不知道，庞文菊正在向党组织靠拢了。还在姥姥村识子班时，就已经有人给他介绍入党了，只是因为年龄不够，一直没有办理组织关系。在她即将就要嫁给杨增义时，她就已经在入党申请表上摁手印了，举起拳头宣过誓了。她与老汉还未入洞房，她的组织关系就已经到了杨家官庄村。

1946年春，庞文菊与杨增义结婚了。结婚那天晚上，作为新娘，按理说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呆在家，过洞房花烛夜。就在杨增义的一帮兄弟准备大闹新房之时，新娘却不见了踪影。这可急坏了杨家的亲戚朋友。难道是生气跑回娘家了?他们派人跑到庞文菊娘家找，娘家人说，文菊没回娘家呀!他们又跑到庞文菊最喜欢去的姥姥家，还是没有。庞文菊婆婆更是气得直骂：这个媳妇真不着调了，结婚日子居然找不到人。庞文菊的娘家人也不示弱，口口声声地说，文菊已经嫁到了你们杨家，她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们也逃脱不了干系。其实庞文菊是被屋后几声“大嫂子”的叫声引走了。那是他们党小组开会的暗号。听到暗号后，她立即跑到早先约好的地点秘密开会去了。丈夫和婆婆与亲戚朋友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她却躲在那里静静地开着会。等到她开完会回来时，新房的喜庆全没了，只有冷清，只有叹息，只有怨气，只有指责。

嫁到杨家没几天，庞文菊还当上了村妇救会会长。随后的日子，这个曾经因为娶了一位漂亮文静的儿媳妇而喜得合不拢嘴的婆婆，才真正领教了她的不着调。人家媳妇天天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干活、带孩子，而庞文菊则三天两头的往外面跑，不光白天往外跑，晚上也往外跑，有时折腾到十一二点才回来。更让婆婆不安的是，她也不知道这个儿媳妇整天到底在忙乎些啥。不光她感觉不自在，就连邻居也看不惯了，说你家那媳妇忒不着调了，整天不干家务，不带孩子，尽在外面玩。还带着识字班东家进，西家出。婆婆急了，整天吼，说你这个媳妇也真不着调了，妇道人家，整天不着家，算哪门子事。婆婆还到处广播，在村里四处嚷嚷：识字班，八字班，有事没事的胡窜窜。你们东家跑，西家逛，就是一群不下蛋的鸡。庞文菊火了，大声道，俺刚结婚，你咋就知道俺不下蛋?你等着看吧，俺要给杨家下一筐子蛋!婆婆又气又急，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边哭边喊，俺杨家这辈子造得啥孽哟，咋就摊上了你这么个女人!

让婆婆更没想到的是，这个不着调的儿媳妇，还把自己的儿子给带“坏”了。看到丈夫没读过书，她鼓励他多读书，于是他在结婚后还上了两年学，还是上的县学。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县学的老师要留下他，但婆婆死活不同意。这不怨婆婆，在庞文菊丈夫9岁时，她老汉就没了爹，一个弱女子拉扯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着实不易。

看着前线打仗吃紧，庞文菊又对丈夫说，你娘就一个儿，当不了兵，就去支援前线吧!丈夫虽然话不多，但识大体，更识大局，觉得媳妇的话有理，也就没多说，背着母亲，悄悄加入了支前大军。婆婆听说后，难过的嚎啕大哭，指着庞文菊的鼻子开了炮：你这个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你这是要当寡妇，断俺的后呀!庞文菊道：都怕死，人人都得死，不出去革命，谁也没有好日子过!

丈夫出夫支前表现相当好，送物资，抬伤员，什么都干。前线仗打得紧张，庞文菊在后方干得劲头十足。这可把婆婆急坏了，自打儿子上了前线，她的脸上就没见过笑容，天天祈祷着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子能够平安回来。那次淮海战役支前，丈夫推着小推车出去四个多月，也不见信儿，婆婆在家里像癫了似的，东家跑，西家转，急的像个陀螺转。看着婆婆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像，她心里也非常悲伤。一到深夜，这个“铁姑娘”就悄悄在被窝里抹泪。后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再不久后，丈夫也完整无缺地推着小车回来了。一家人喜极而泣，紧紧拥抱在一起。

丈夫出夫支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挣得了一块“光荣牌”。他，仅仅只是当时淮海战役中543万支前民工中的一个。“一条扁担两头弯，千里遥远来支前。一头挑的是白面，一头挑的是炮弹。白面送给同志吃，送上炮弹打坏蛋。”当年，如果从空中俯瞰淮海战场，一定会发现我军阵地后面，人流源源车流滚滚。在千里运输线上他们组成一支亘古罕见的支前大军，如同一条条沸腾不息的血脉，日夜不停向前方输送着的保障战争的给养。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在56天的时间里，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55.5万人。斯大林闻讯后在记事本上赞叹：“奇迹，真是奇迹!”这可能就是对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著名论断的经典诠释。

杨增义的出色表现，一同前行的村干部和邻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家不到两天，他就被叫到了村支部，支书叫他入党。庞文菊当时是支部委员，作为妻子，为了避嫌，她没有表态，其他成员一致举手同意。大家让杨增义表决心，他吭哧了半天道：都是俺家文菊教育有方。大家听了都笑。文菊脸红了，瞪了丈夫一眼：你咋说这个呀?咱们都是党教育的。杨增义点点头道：对，对!俺要好好干，不给党丢脸。文菊见丈夫入党了，她打心眼里高兴。

庞文菊老人告诉我们说，虽然婆婆整天吼俺，但她心眼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孙子照顾得好好的。特别是公开党员身份后，俺更是得到了婆婆的大力支持。庞文菊五个儿子，个个都是婆婆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正因为有了婆婆的支持，她才能放手干村上的工作。她当过村里的副书记、副社长，整天带着社员地里干活，什么活都干过，干什么都跑在前头干，女人当男人使。他们种过棉花，种过红高粱，还有大豆和红薯，搞得红红火火的，一下子成了县里和地区的典型，就连云南那边都有人来参观过。

在庞文菊他们的带领下，杨家官庄成为了红旗单位，她也被评为山东省的三八红旗手，还奖了一个大保温杯。庞文菊老人在村里干了一辈子，挣了不知道多少个奖状，但这次她印象最为深刻。庞文菊自豪地告诉我们：奖大保温杯那次，是去临沂颁的奖，俺与村妇女主任王兆英一块去的，一个区里才去一个半个的，俺们村就去了俩，可把俺们高兴坏了。

当村干部，事多，会也多。由于孩子多，那时不论上哪儿开会，庞文菊都会背着最小的孩子去。上莒县开会，她总是步行去，背着一床小被，还背着个孩子，要从早晨走到晌午。来到县里，她把孩子往托儿所一搁，找个人看着，就开会去了。会一般要开几个小时，一直开到天黑。领导们看天色已晚，见她又带着个孩子，还要走几十里路，就不让她走。但庞文菊很倔强，也很刚强，再晚也要回家。当她背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时，往往都公鸡打鸣了。

“那么多的大红花!”我们指着老人柜子上挂的大红花，有些惊讶。我们想起幼儿园奖励给小朋友的大红花。

老人一看到大红花，脸上就笑开了花，她说：“那些大红花是在夏庄开会挣的，老党员开会挣的，只要一开会党组织就会给俺发大红花。只要通知老党员开会，俺都会去，生病感冒了俺也得去，从不落下。”

歌声里的回忆

革命战争年代，诞生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歌曲。有的慷慨激昂、豪情万丈，有的悲壮而忧伤，还有的乡土气息浓郁，带着一股清清的田野之气等等。

家住莒县小店镇邵家垛庄村的张凤臻老人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的歌者。从少女时代，到耄耋之年，革命歌曲从未离开过她的口，红色的信仰始终在她的内心燃烧。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

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

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

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

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

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

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

半夜就起身，回来落日头，

地主鞭子，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

可怜我这放牛娃，向谁呼救。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永远跟党闹革命，

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刚一走进那简陋朴实的院子，张凤臻老人就在爽朗的笑声中，高声唱起了朗朗上口的红色革命歌曲《不忘阶级苦》。

张凤臻老人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当年俺们入党打鬼子、干革命的理由。俺父亲叫张福亭，是古迹崖村人，佃户出身，给地主种地，受穷，还受欺负。在这种情况下，俺父亲入了党，干上了革命，后来俺哥哥也当兵牺牲了，婆婆家的小叔子也当兵阵亡了，算是革命家庭吧。俺们家里，父亲入党最早，应该是在1940年之前。但当时除了他自己，俺们家里没有其他人知道。当时，入党这个事，上不传爹娘，下不传妻子，就是自己知道，谁也不能说，打死也不说!

随后，张凤臻老人介绍起自己的身世来。她说，俺今年正好九十，二月的生日，一点虚岁都没有。打很小的时候，俺就喜欢哼歌，俺就爱哼歌。俺17岁那年干上了共产党，还不够年龄呢，俺是正月初七入的党，阳历是二月了。俺小姑娘一个，他们怎么会让俺入党呢?当时俺经常给农救会的人送情报，俺父母不仅不反对，还很支持。当时俺父亲跟俺说，庄里下来的事没错，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天，庄里农救会主席唐文东跟俺说，小凤，共产党是一个好部门，加入这个部门吧。俺父亲不是说过吗，庄里下来的事没错，于是俺就说，好，俺就加入这个部门吧。随后，唐文东和陈福德给俺当了介绍人。那时有人写了入党申请书，但俺不会。俺上了两年识字班后，鬼子进中国就乱套了，没有学校了，俺没上好学，不会写。当时俺那入党申请书和表都是唐文东主席代笔给俺填的，俺只是在一旁看着。主席写完一些，他就问俺，你同意吗，有意见没有。俺就说，同意，没啥意见。最后就是按手印，用中指按的手印。主席说得用这个中指按，这是手指的中心，表示真心真意，也表示忠心。主席还说了，加入党组织的事儿，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要好好干，不怕事，也不闹事。后来开会的时候，俺与另外两名党员分为一组。俺们三人，摔破一个瓦盆，每人拿一块，如果能对上，就说明是一组的。还有暗号，学猫叫，也学狗叫。听到屋后有三声猫叫声，就知道组织上要开会了，俺就跟着出去开会。俺们这些党员都是一些老黄牛，都是实实在在干事的人，很老实，很勤奋，一开始都不知道谁是党员，后来解放一公开才知道那么多人是党员。加入党组织后，俺的主要工作就是送情报。

说到这，张凤臻老人道：俺再给你们唱一个。说着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眼里泛出了泪花：

九一八，血痕尚未干，

东四省，山河尚未还。

海可枯，石可烂,

国耻一日未雪,

国民责任未完。

老人告诉我们，这是《九一八》。歌不长，但唱起来很带劲。接着老人又唱了起来：

起来，东方被压迫的民族，

起来，全中国的人民，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做一次英勇的抗争。

谁愿意天天受人欺凌!

说什么维护东亚和平，

我们失掉了东四省!

说什么退让和容忍，

我们的华北被占领!

我们的国土已经丧尽!

起来，全中国的人民!

准备着最后的牺牲!

建立坚强的民族阵线，

做一次决死的斗争!

要生存就得要把命拼!

同胞们，起来，起来!

别怕他敌人逞凶狠，

我们有四万万条生命。

快擂起抗日的战鼓，

把枪口一齐对准敌人，

把敌人赶出中国去，

把大好河山重新整顿……

我们问老人这首歌的名字，老人擦了擦脸上的泪花说，俺光刚记得唱，歌名想不着了。我们后来查到，这首歌叫《民族革命战争进行曲》。刚唱完，老人又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当时流传在齐鲁大地的《游击队队歌》：

团结兵农工，猛向敌人冲，

我们誓死保卫山东，

为了家乡土地大众，

拼头颅热血，誓作民族解放的英雄。

服从命令指挥，整齐纪律阵容。

本队创造抗战奇功，

艰苦地去挽回全国的危局，

去粉碎敌人的幻梦。

看我们的家乡在被敌人蹂躏，

全中国的领土在被敌人掠夺和轰炸。

我们要掀起杀敌的长虹，

发动各地民众，扩大游击战争。

搏最后成功，

要歼灭暴敌，埋葬日本帝国主义，

造就中国的幸福大同。

保卫山东，杀!

张凤臻加入党组织后，到外面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接头，送情报，几乎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夏庄镇那儿，有座山叫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座庙叫岭子墩，在敌占区。凤凰山下有条河，鬼子就在河那边，鬼子的行动，站在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张凤臻经常上那儿打探情报，当然不能随便上那儿。首先必须向组织报告，她的组织便是民兵连长、队长，还有村支部书记。其次必须打扮打扮，毕竟她是个小姑娘，如果不打扮，年轻的没出嫁的闺女都留前瓦儿(刘海)，被鬼子碰上了，那就正是他们想要的“花姑娘”，肯定逃不脱鬼子的魔掌。她扎上老妈妈的头发，穿上老妈妈的破旧衣服，在脸上抹点黑，挎着篮子，篮子里放上纸和香。然后，像老妈妈一样缓慢地往庙里走，假装去烧香。山上的道士同样对鬼子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告诉张凤臻说，你不用害怕，大胆在这里观察，鬼子只敢从河那边往这打枪，但不敢过河，他们力量不够，打枪是吓唬咱的。

张凤臻不仅打探情报，还参加民兵的训练和打鬼子。她参加的那个组，共六人，四男，两女，组长是张有传。没有任务的时候，组长就会带着队员们跑步、练操、打枪。那次，她们到古迹崖村北路口设岗站岗。一行四人，她和识字班姐妹张凤兰，还有两个男民兵，是张永贵、张永传。突然，他们在岗上看到古迹崖边上的河边冒出一个人来。为了摸清这个人的底细，防止打草惊蛇，他们决定暂时离开路口隐蔽，躲起来仔细观察来人的举动。他们看到，来人约莫30来岁，穿了一身褪了色的“黄皮”，赤着脚丫，双脚沾满泥，一看就不像个正经的庄稼人。开始，他们以为这个人是日本鬼子。当他走到路口时，他们就冲了上去，有的挺起红缨枪，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攥紧拳头。那个人一看这架势，立即就慌了神。

张凤臻老人说，那人一开口，俺们就知道，他不是鬼子，是汉奸。然后，俺们开始盘问。那汉奸说，俺家是临沂的，在县城伪军大队当兵。俺们问，怎么不在那里了?他说俺想家了，就在前天夜里借城门站岗之机逃出城。他还说，有人跟俺说，八路军这边优待俘虏，也有人跟俺说，八路军让俘虏喝凉水之后再踩出来，再喝再踩出来，来回折腾。俺们说，那都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八路军不干那些没良心的事。俺们问他带出了些什么东西?那汉奸吱吱唔唔，有些犹豫。俺们也没客气，立即就把大刀架到了他脖子上。那汉奸被吓出了冷汗，很快就招了。他说，从城里逃出来时，他拿了一个包，包里有手榴弹，来到古迹崖村时，看到有查岗的，就把手榴弹给扔了。看着他那心虚的样子，俺们知道他还有事没交代，进一步审问。他交代了，不仅有手榴弹，还有一支四鼻捷克式钢枪，1个子弹袋，98发子弹，枪给埋在匣石岭马尾松林的一个石塘里，子弹埋在高粱地里。俺们没有打他，想想看，俺们都是中国人，俺们要打他干啥。俺们把他送到小店区公所去了，给他办上手续，让他回家了，还给了他一点路费钱，那汉奸千恩万谢，连声说：共产党真是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后来，俺们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奖了手榴弹、毛巾、钢笔，在山疃村开的表彰会。再后来，鬼子被打跑了，手榴弹也没啥用了，俺就把奖的手榴弹送到大队里去了。

张凤臻老人在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好像在讲述一个久远的与己无关的故事，平实、客观，远不像有些资料所写，充满悬念，而又无比惊险。说着，说着，张凤臻开口又唱了起来。

忽听门外打了个大炮响，

八路同志着了忙，

各人找战场，

打死鬼子不知多和少，

“吧咯吧咯”打的手提式，

“嘁哧咔嚓”一溜机关枪，

打死鬼子不知多和少，

拾掇拾掇装车箱，

拉到临沂找了个县大院，

泼上汽油熬成灰，

日本毁了鬼儿，

平地里挖上沟，

跑汽车不能走，

天上飞机缺了汽油。

张凤臻老人说，这歌名，她想不着了，着实想不着了，打死也想不着了，但这歌词，她忘不掉，到死也忘不掉。

入党之后，张凤臻老人打探过情报，打过鬼子，斗过地主恶霸，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青年参军。为了动员青年参军，张凤臻他们想了不少点子。最“绝”的一个点子就是像侦探一样，利用夜色悄悄爬到人家院里，听人家谈话，根据人家谈话的内容，第二天再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人家做工作。张凤臻老人说，白天开完动员会后，晚上俺们就去偷听人家两口子谈话，看是想去还是不想去。不走正门，是爬过墙来，滚到窗户根下，侧着身子，贴着窗户偷听。如果听他们说打算去，第二天天一明，就赶紧把这家的青年叫到对不来，一直做他的工作，趁热打铁，不能松手，一直到让他骑上大马戴上大红花去当兵为止。要是一松手，他就有可能改变主意，不去参军了。党分配的工作不能迟疑，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俺成功动员俺庄里的三个青年去当兵了，也爬了三次墙。再说那时候墙不高，小姑娘也好爬，更何况还有战友托着呢。不是一个人，有几个民兵，反正都是青年团的，动员参军一个人还不行。俺庄里张有旺、张有乾，第三个忘了名字，只记得姓唐，算张有乾最不容易。俺爬到墙根听了，他爹他妈都同意他去当兵。第二天一早，俺们把张有乾叫到队部，问他想不想去当兵，他说不想去。俺们说，你父母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想去?张有乾说，当兵打仗会死人。俺一看他那孬样就生气，俺说，组织叫你去干你就得去干，把鬼子打出中国去，咱就享福了。张有乾后来还是去当兵了，还入了党，立了功，成了战斗英雄呢。他埋怨不埋怨俺，俺不知道，他没找俺说过，俺从来也没去问过。

说到这，张凤臻老人又微笑着唱起了《劝郎当兵》：

哭到一更里，

天气黑咕咚，

奴劝丈夫赶快去当兵，

当兵可是最光荣。

哭到二更里，

半夜子时多，

翻来覆去小为奴睡不着，

愁着蒋军打不了。

哭到三更里，

惊鸡也乱叫，

翻来覆去小为奴睡不着，

愁着蒋军打不了。

哭到四更里，

奴盼天明，

奴送丈夫赶快上兵营，

奴盼丈夫赶快上前线，

就怕前线有困难。

哭到五更里，

天大明，

奴送丈夫赶快上兵营，

当兵可是最光荣，

当兵可是最光荣。

在张凤臻老人嘹亮的歌声中，我们眼前浮现出革命战争年代，父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参军、兄弟争参军的动人场面。

解放前，张凤臻忙支前，一直没有时间找婆家。不是没人给她介绍，而是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把鬼子打跑，不把蒋军打败，俺哪有心思找婆家哟。其实她心里也挺着急的。1949年，新中国刚一成立，已经是24岁大姑娘的她就迫不及待地从古迹崖村嫁到了邵家垛庄村。她老汉是党员，还是村干部，联防主任，南下打过枣庄。但张凤臻老人告诉我们，刚开始，俺对老头不中意，俺老头是1942年入的党，比俺还晚一年，不是这个原因不中意，而是没看中他这个人。当时是村支书王振松介绍的，相当于组织上安排的，俺虽然没看中人，但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将就着就把婚给结了。俺是步行来的，古迹崖村的识字班来唱着歌来送俺，邵家垛庄村识字班唱着歌来迎俺。

新世界，新中华，

建立一个新国家，

为民结婚真正好，

实行民主新办法，

不擦粉不戴花，

轿夫鼓乐不用他。

会坐车会骑马，

省着浪费把钱花，

现在经济真困难，

一个就当俩使唤，

准备着吃准备着穿，

准备着穿衣不困难。

现在办法多么好，

男女客都不要，

过门领红废除了，

独立营青抗先，

妇救会来识字班，

咱们欢送多美言，

不要过去老封建，

识字班送识字班扭，

一气儿送到大门口。

打着锣敲着鼓，

送到你家享大福。

张凤臻老人又幸福地唱起了结婚的歌曲。

建国了，翻身了，该享受了，但张凤臻又把心思用在了家乡建设上。她嫁到邵家垛庄村不到两个月，就当上了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退休。她热心肠，除了照顾好自己的父母，还经常帮助村里的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王德胜年老体弱，张凤臻一有空就去照料她，老人地里的蔬菜种植、锄草、打农药、收菜等活计，她都一股脑儿地包了下来。一次，老人患了重病，张凤臻和家人将他送到卫生院，在病床前陪了个多月。当时就有人对张凤臻说，她又是你的亲人，何必瞎操心!张凤臻说，真扔下他不管，他心里是个啥滋味?将心比心，谁都有个老的时候。几十年来，她就这样一如既往地照顾老人，她就这样帮助着村里的群众。在采访中我们也听到了村里群众的赞美之词：老人实在，办事实诚，为村里做了很大的贡献。

为村里和群众付出多了，也就亏欠了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张凤臻老人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在孩子们小的时候，由于张凤臻老人把大部分精心放在了村上，对他们的照顾和教育也就少了。到现在她二闺女还老埋怨老母亲，说她就知道带着村里的妇女开会干活，自己的孩子就好像不是亲生的一样。

说归说，最终儿孙们还是理解了张凤臻老人的良苦用心。虽然现在她的儿孙们大都在农村，过着平淡朴实的生活，但却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虽然离开邵家垛庄村有些时日了，但张凤臻老人那革命的歌声还在我们的耳边荡漾着，久久地，久久地……

白云一样的圣洁

在莒县烈士陵园，我们找到了薛仕勇烈士的墓碑。就是他，让一个乡间女人等候、守望了整整一生。

这个女人名叫闵瑞香，莒县夏庄镇北上村人。

夏庄镇在莒县以南，是莒县建国前老党员最多的乡镇。一个小小的地方，曾有400余人之多。北上村建立党组织尤为早，建国前老党员甚多。1941年初，16岁闵瑞香就加入了党组织，成了村里的妇救会会长;两个哥哥闵现明、闵现亮入党则更早，兄弟二人抬着担架支过前，随着妹夫薛仕勇部队穿越过炮火硝烟。闵家一门三个建国前老党员。

在莒县“建国前老党员本色纪念馆”里，有一帧闵瑞香和哥哥的大幅合影照，照片里的闵瑞香和哥哥并立在乡间的绿荫下，身后是陈旧的老屋。耄耋之年的闵瑞香，身材消瘦干薄，那头蓬松的斑发如寒冬里的一把枯草，这是小城摄影师马成俊给老人留在世上的唯一的一张大幅照片。人们从她那沧桑的面庞上，能依稀看到她少女时代的清秀模样。那一次，她见摄影师要给自己拍照，就急急走进房里，老人出来的时候，凌乱的白发顺了，身上的粗衣旧衫也整齐了，面对着镜头，老人的眼角还掠过了一丝久违的羞涩。

年轻时的闵瑞香，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俊妹子，那时候，村里的媳妇常和她说笑：要是在前些年，你得到宫里去当娘娘。闵瑞香咯咯一笑：俺可没有这个命，还是你去吧!

闵瑞香格外喜欢这张照片，在这之前，她只照过一次相，那还是办身份证用。闵瑞香把照片放在床头上，每次都看上几眼，每一次看后，老人都怔怔立在那里很久，很久。

闵瑞香的哥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临终紧紧拉着她的手道：老妹子，当年你可不是这般模样呀!能说会笑，风风火火的。可因为俺这妹夫，你魂也没了，魄也散了，不会笑，也不会说了。俺劝过你多少回，回回你都应着，可就是放不下。这辈子真苦了你哇!

当年村里人谁不知道，那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闵瑞香在这里不知等候守望了多少次。从槐花飘香的时节，到枝头凝霜的寒冬;从一个满头青丝的少女，到一个枯发的老妪。老槐树见证了这个乡村女人一辈子的痴情。

闵瑞香当年是在老槐树底下和新婚的丈夫分手的。

1945年初冬的一个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北里村就响起了阵阵喜庆的唢呐声，在乡亲们的欢呼声，19岁的妇救会会长闵瑞香和17岁的薛仕勇进了洞房。

新婚的第二天，闵瑞香就早早起床送郎参军，薛仕勇依依不舍，临走还抹了几把泪，闵瑞香笑道：咋这么没出息?等全国解放了，咱就能过个安稳的好日子了。俺是妇救会会长，咱们不带头参军咋去动员别人?

闵瑞香的两个党员哥哥也随军支前，这时背着破旧的行李赶了过来，闵瑞香招呼一声，扭身给薛仕勇整了整衣领，低声道：时候不早了，该上路了。

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几个人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一阵阵沉闷声。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闵瑞香的大哥道：妹子，别送了，回去吧。

闵瑞香站住了，低下头一时没能说出话来，抬起头时，眼圈已经红了。三个男人沉默了一会，说声走，就都迈开步启程了。闵瑞香挥挥手，就像那个时候千千万万送郎参军的女人一样，向着远处薛仕勇的背影喊道：俺等你立功回来!喊声一下子哽住了，闵瑞香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在雪地里。

多少年后，闵瑞香每每跟女儿薛会英说起这一幕，都拍着自己的胸脯道：你爹你舅舅没走多远，俺就一阵阵揪心，三个亲人一起上了战场，那子弹可不长眼，说毁眨眼就毁了，从那个早晨，俺的心就被他们带走了，带的远远的，远远的!

闵瑞香和薛仕勇是一个村的，抗战初期，北上庄就有了党组织。闵家和薛家皆是积极分子，正是这样让异姓两家走到了一起，薛仕勇的父亲薛茂秀初为庄长，后这幅重担落到了闵瑞香肩上。薛家一贫如洗，闵家日子好些，闵瑞香每每有好吃的，都给薛仕勇送去，日久生情，两个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结亲之前，闵瑞香就动员薛仕勇参军上前线，婆婆一听就急红了眼：俺们薛家就看他这个独苗，连个姐妹都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去!

闵瑞香道：这年月，怎么着都是个死，还不如出去革命去!

别看闵瑞香年纪轻，可在村里说话响当当的，婆婆最后还是依了她。

战争年代，北上庄是出了名的支前村，在闵瑞香动员下，家家纳鞋底，户户缝军鞋。纳鞋底需要麻绳，闵瑞香在自己的腿上不知搓了多少根麻绳，膝盖至脚面，磨出得伤痕到老了还清晰可见。

薛仕勇在前线表现出色，参军没几个月就入了党，很快就当了班长、排长。1949年11月，当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不久，薛仕勇连同闵瑞香的两个支前哥哥回到了家乡，这是薛仕勇参军打仗后第一次和闵瑞香团聚。那一夜，整个北上庄格外的宁静，好像不忍心打扰这对久未相见的夫妻一样。

第二天，薛仕勇离开家乡，随着部队到了东北。

1951年的初夏，队伍上来人了，从车上抬下一个一米左右长的盒子，一行人刚走进村子不久，就传来了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

村里人很快都知道，薛仕勇牺牲了，队伍上的人来送尸体了。

闵瑞香的大哥刚打开盒子，一下子就哭出了声：这么小的盒子，咋能装下妹夫的尸体?看样子尸体不囫囵了。

闵瑞香擦了把泪水，见长盒子里有白布裹着，哭道：说啥俺也要看看他的模样。

闵现亮解开几层也没看到什么，大哥挥挥手：别解了，里面说不定就是条胳膊腿的。

闵瑞香不信，用手摸摸，再捏捏，觉得里面没什么，闵瑞香哭得更响。

这一年，闵瑞香26岁，薛仕勇年仅24岁。

也就是这一年秋天，闵瑞香生下了她和薛仕勇唯一的一个孩子。这是薛仕勇回来那个夜晚孕育的生命，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闵瑞香特地给女儿起名为：薛会英。女儿的名字和丈夫的名字最后一字组合是：英勇。一个名字蕴含了闵瑞香无尽的回想和思念。

闵瑞香是村干部，一心都在村务上，上边每年给烈士的补贴，她几乎拿出一大半用在了村里，谁家急用钱，她也毫不含糊。在外她风风火火，回到家中她多是伴着一盏煤油灯枯坐到深夜，眼泪流了一夜又一夜。贫寒家庭诸事多。会英小时候体弱多病，常深更半夜抽风，闵瑞香渡过了一个个煎熬难捱的日子。

闵瑞香孤儿寡母，身后还有一个羸弱的婆婆，家庭重担都在她在肩上，两个哥哥虽偶尔会伸出援手，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闵瑞香是裹脚，为了像男人一样立地，她放开了裹脚，这在当年被视为大逆不道，闵瑞香唯恐被人发现受耻笑，只得小心翼翼，脚比以前大了，她不敢换大码的鞋，每天奔波下来，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夏天在自己地里干活，她有时就把鞋脱掉，见有人从地头走过，她就急忙把脚藏进土里，后被村里长舌妇发现，满村里广播，闵瑞香以后干脆不再藏躲，任由大家去说。

闵瑞香当村干部在村里得罪过一些人。一天，闵瑞香回家路上突然听到旁边的小巷里正有女人说笑，村里的长舌妇挑着嗓门嚷道：这女人毒着呢!薛仕勇当年刚结婚被窝还没焐热，她就把男人送到了战场上，要是换了俺可不舍的，亲都亲不够呢!闵瑞香听了，几步就冲了过去：你又在这里嚼舌头?!那女人见了，扭头就跑，其他几个女人七嘴八舌地叫道：瑞香，上去打她，上去打她!闵瑞香站在那里很久没动，泪水夺眶而出。

回到家中，闵瑞香气还没顺过来，会英又哭着跑了回来，一进门就冲着闵瑞香喊叫：有个小孩骂俺是野种，说俺没爹，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母女二人抱头痛哭。

闵瑞香的婆婆薛母一声长叹，这些年，老人终日以泪洗面，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身体也每况愈下，双手关节弯曲的厉害，一日三餐都是瑞香喂饭。薛母扶着床头颤巍巍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双腿抖动着一下子跪在地上：会英她娘哇，俺给你跪下了!你再不答应俺，俺就死在你面前!

闵瑞香见了，一把推开会英：娘，你这是咋了?你快起来，你这是要折煞你得儿媳妇呀!闵瑞香说着就去拉婆婆起来，薛母不听，用力跪在那里，瑞香噗通一声跪在了婆婆面前。薛母哭道：闺女，你已经对得起仕勇，对得起这个家，对得起俺这个老婆子了，从前些年俺就劝你出嫁，你就是不听，看你瘦的都像个虾皮子了。闺女呀!你还年轻，薛家不能把你毁了呀!你要是再不找个人家，俺往后就不吃不喝，饿死算了。闵瑞香扑进婆婆怀里，一声娘，哭得肠断肝裂。

很快就有媒人上门了提亲了。村里王三婆唱到：前村有个40出头的男人，老婆也走了祖辈是木匠，十里八村数得着的富，粮食存了几大缸，天天走街串巷给人家做家具，吃香的喝辣的，人家不图别的，就看上了你家瑞香。

薛母连声道好，闵瑞香见过这男人，也有心同意，就提了个条件，男方要倒插门，如不同意就带婆婆到男方家。王三婆很快就来回复：男方有心同意，要上门看看。没出几日，那男人来了，看了几眼薛母，皱了几下眉头，走了，这以后，再没下文。

村里有一光棍，叫朱兆富，兆富，兆富，可与富无缘，家里穷得叮当响。村里曾有人想给他和瑞香撮合，有人白眼一翻道：瑞香对穷不挑剔，可朱兆富那长相她肯定看不上，别去碰钉子了!

闵瑞香从来没想过和朱兆富走在一起，可有一天她对婆婆说要嫁给朱兆富，薛母当时就哽咽了：闺女，俺心里明镜似，俺知道你不甘心，说千道万你还是为了俺这个死老婆子呀!

就这样，朱兆富搬到了闵瑞香家。可是，朱兆富陪伴瑞香没有多少年，就患病撒手而去。

闵瑞香真是欲哭无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闵瑞香莫名其妙地收到了北京寄来的一包礼品。她和女儿会英左思右想也没想出北京有一门亲戚。这时会英突然道：过去你不是怀疑过俺爹的事吗?他是不是没死?

闵瑞香一时无语，末了道：这念头也就一闪，都过去了。

会英说，顺着寄东西地址就能找着，仔细一看，竟没有寄件地址。

会英这时已经在小城供销社上班，每每有姐妹的父亲来看她们，会英心里都会升起一股对父爱的强烈渴望，她觉得父亲没有牺牲，父亲没有牺牲的话，那当年肯定就当陈世美了。会英给民政部写信，给军委写信，信中是字字情，句句泪。

有那么一天，他被一个神秘的人从单位叫走了。在小城的一家宾馆，她见到了几个陌生人，为首的问了会英一些家庭情况，临走，还给了会英一些钱。

会英觉得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她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她觉得自己醒了，也认定了父亲还在这个世界上。她回家告诉了母亲，闵瑞香浑浊的双眼一下子亮了，就像当年她送郎参军时的眼睛一样的亮。

时隔不长，会英被一辆车接到了济南，在济南一家部队宾馆的房间，她见到了一位老者。会英口直心快道：你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问着问着，会英就把这位老者当成了父亲，怨恨、委屈、伤心一股脑的从心底涌了出来：俺爹要是活着，也像你这样大年纪，俺就觉得他没有牺牲，他还活着，他在外逍遥了，可你知道俺娘俺姥姥俺奶奶是怎么过来的吗?俺奶奶想儿哭瞎了眼睛，她瘫痪在床，是俺娘一把尿一把屎给她送终的。俺娘这一生算是苦透了，他天天到村口去等，去望，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呀!谁想俺爹喜新厌旧，忘恩负义!

那老者开始落泪，继而发出了哭声，等平静了一会，那老者说：孩子，我相信你爸爸绝不是那种人，绝不是!你要相信他!

……

就像一盏添了油的灯又明亮起来一样，闵瑞香心底又燃起了希望，她在等待，就像当年在等待他从战场上归来一样。晚年闵瑞香日子过得清苦，破旧的房子也摇摇欲坠，女婿看不过，就道：俺推你到乡里去，怎么也得让组织给你修修这个破房子。

闵瑞香把拐杖往地上猛地一戳，大声道：你敢!俺一个快闭眼的人了，还去给组织添麻烦干啥?!

后来乡里要出钱给修，又被闵瑞香拦了回去。

2008年的冬天，闵瑞香一病不起，她望着窗外的白雪反复念叨着：那一年，俺就是这样的日子把他送走的。弥留之际她又不时大喊：鬼子要到了，你们快带乡亲们转移，俺带民兵掩护，快跑，快跑哇!

一日，闵瑞香忽地睁开眼睛对会英道：闺女，俺走了后，在俺坟旁留个空地，将来把你爹和俺埋在一起!老人走后，眼睛没有闭上，两滴浑浊的泪水挂在眼角上。

会英在母亲的枕头下发现了一双鞋垫，这是闵瑞香晚年一针一线缝的，上面绣着莲花和一对鸳鸯，还有八个红色的字：永结同心，革命到底!会英叫了声娘，把鞋垫紧紧贴在心口上。

后来据说，薛仕勇参军没几年就调到了特务连，任连长，后又经过特训班培训后去了敌工部，与他一同入伍的战友对他后来的历史了解几乎为零。

历史有时是无法推测的。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