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作者丨铁流 纪红建

第二章 选择的代价

王玉璞对亲属说，磨转千遭脐不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条路咱们走定了，休听闲言碎语!在王玉璞的影响下，他家有10人加入了共产党员，9人在外面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有2个牺牲，1人失踪。而原本富有的他，因为参加革命变得一贫如洗。后来他不幸中弹牺牲，要下葬，此时的家里穷的连口薄皮棺材也买不起，是小店村一个亲戚，主动把自己的棺材借给他使用。

磨转千遭脐不动

莒县烈士陵园，位于县城以南数十里的蟠龙山上。1944年夏初，在蟠龙山附近发生了一场战斗，我方有数名指战员牺牲，后直接掩埋于蟠龙山上;1945年，莒县人民政府依此修建了烈士陵园。在这不足50亩的土地上，长眠着3549名英烈，仅无名烈士就有501名。有的碑上刻着“教导员烈士之墓”、“连长烈士之墓”，更多的则是“无名烈士之墓”。前些年，烈士陵园破败不堪，里面乱石杂草。在国家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前夕，陵园已经修缮一新，那些散葬在民间的烈士大都迁至于此。新刻的墓碑整整齐齐，当年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竟以这种方式立在这里，我们心中无不肃然。莒县民政局局长来永超沉重地说：不给烈士修一处好的住所，我们就无法面对这些先人!

他姓王，叫王玉璞。在烈士陵园，有一座专门为他而立的纪念塔，塔上有题词说：为人民忠仆，乃祖国长城。塔碑很高，高得任何人都得仰视。不，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了塔碑上，更是刻进了浩瀚的历史记忆中，那是一种用鲜血与生命的刻写。在苍松翠柏掩映下，高耸肃立纪念塔，宛如他生前那“叛逆”、爱国、侠义、勇敢的性格，似乎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王玉璞黑红脸色，一般个身，身体粗实强壮。他出生的小店镇前山头渊村，位于小店镇驻地西北7.5公里处，沭河东岸。王氏明洪武初年从海东十八村之当路村(今日照涛雒)迁此立村，因在后山头渊前，故名前山头渊村，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这里民风纯朴， 500多年来并未诞生过什么重要人物，都是朴实的庄稼人。虽说朴实、平凡，但在家与国的选择上，在国家面临危险之时，这里的百姓都毫不含糊，皆以大局为重，他们知道，有国才有家，无国家难在。后来，在王继尧、王玉璞等人的影响下，这个村革命氛围浓厚，为新中国的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统计，前山头渊村建国前老中共党员84名，在莒县所有村庄中居第一。

在乡邻眼里，王玉璞是一个十足的“叛逆”青年。打小开始，他就与他的四个哥哥性格不同，自幼好学，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有理想有抱负，想事做事从不中规中矩。于是，亲戚朋友都说他潮(方言：傻)。他有个诨名，叫五秃，不是真的秃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都剪辫子，刚开始村里人谁也不剪，就他，第一个“咔嚓咔嚓”把辫子剪掉了。他爹气坏了，一个劲骂他。但他却跟赖皮一样，依然我行我素。王玉璞练得一身好功夫，谁也不能拿他怎么着。他的本家，今年90岁的王乾五老人回忆说，王玉璞的刀法很好，骑马跑着跑着，把刀一亮，一块石头就能砍成两半。此话虽有点过，但王玉璞的确了得!

王玉璞的祖父和他的父亲曾一度贫穷，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了数年，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也遭受了很多欺凌。后来，王玉璞兄弟五个都能给地主打长工，挣几个铜钱了。再后来，他的父亲带着他们兄弟五个开始创业，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他们开始是种地、开药铺，后来又开始经营酒坊、染坊、油坊，由于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所以起了一个堂号——福兴东。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兄弟勤勤恳恳种地，公公道道经商，讲诚信，重质量，货真价实。王乾五老人说，福兴东的酒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至今都忘不了。因为王玉璞和他的哥哥们都饱尝过被压迫被剥削的滋味，所以从没霸占人家的一寸土地，也不曾欺凌过任何人。王乾五老人说，文革时前山头渊村开忆苦思甜大会时，让左清三上台揭发福兴东的人，他在会上说，俺那时给福兴东干过活，可人家是麦子煎饼就白鳞鱼，现在没有那好事了，要有俺还去干。弄的全场人哈哈大笑。他们赶紧把他送下台去。

哥哥们都知道守着家业，囤积财富，过着“丽服有晖、良马既闲”的安逸生活，可王玉璞却“毫不珍惜”，“挥霍无度”。很多人都叫他“败家子”，王玉璞哈哈一笑道：俺没嫖没赌，俺的钱散给了穷人。俺就愿意当这样的败家子!旧社会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不识字，人称睁眼瞎。他看到村里有很多穷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孩子上不起学，就自己在村里办起了一所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没教室就腾出自家的14间房子当教室，还自己花钱请教师，给学生买课本，置教具。农闲时就办冬学，学生不分男女都去上学。有钱的人家交点学费，没钱分文不收。这些学生后来都能打算盘，读书，写信了，再也不是睁眼瞎了。当时的莒县县长姓周，他亲自下去到前山头渊村巡视，对王玉璞大加赞赏。周县长回去不久，就奖励给学校一套洋鼓洋号。当时村里有一个叫尹存的人，会烙烧饼，但没有粮食，王玉璞就给他些麦子磨成面粉烙烧饼，让他赶集下乡，换几个铜钱维持生活。尹存的儿子叫尹次芬，经常吃住在王玉璞家，王玉璞很喜欢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后来，尹次芬上了学，入了党，后来还参加了革命，南下去了上海，解放后他曾任杨浦区人民法院院长。王玉璞接济的穷孩子不只是他一个，逢年过节，王玉璞就去打听谁家吃不上水饺，吃不上的他就给送去。一次，哥哥送给王玉璞一件棉衣，他送给了烈士家属，而他，直到牺牲也没穿上像样的棉袄。

91岁的王相兴，建国前老党员，是王玉璞的老部下。说起老领导，他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他说，俺们这个年纪的人，一般家庭是上不起学的，穷人家，一条囫囵裤子都没有，怎么能有钱进学堂?可俺为什么认字?就是受了他的惠，俺们这个村的小学，很早就办起来了，大概是1922年办的。当时，这可了不得啊，周围十几个庄的人都来俺们庄上学，他都不收学费，还给好学生发奖。一年得出1000多大洋呢!他提倡男女同校，自己闺女呀、侄女呀，统统不让裹脚，都送到学校里上学。冬天了，他就开冬学，这个庄里谁有愿意学字的，可随时来学认字。

王家分家时，王玉璞分到了染坊。但这个染坊没有成为他的摇钱树，而成了他抗日武装的天堂。他倡导成立大刀会，充当“太平洋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他把旗子一拉，周围几十里的村庄都一齐响应，择日竖起杏黄旗，会众带着大刀、长矛、洋枪土炮，齐集山头渊村西南的凤凰山，显示声威。当时远近到处流传：铜帮铁底凤凰山，枪炮火药山头渊。地主土匪闻风而惧，哪敢还来骚扰。染坊成了大刀会的训练场地，很多人在这里排队练基本刺杀姿势，一个动作要立很长时间，很多人体力不支。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玉璞更是挺身而出。很快，他就被共产党组织发现，发展为共产党员。入党后他更“疯狂”了，在本村办起了武术训练班，不仅对学员传授武艺，还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他们组织起来，跟随共产党翻身求解放。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好好做染坊的生意，竟然无偿为抗日武装队伍染军装，更有意思的是，还在染坊内设了个铁匠炉，专门为抗日武装打造“鬼头刀”。

王乾五老人说，俺那时年纪还小，才十来岁，俺经常去看热闹。他们打制大砍刀，在那里磨刀，他还上辛庄找了一个叫陈维山的老师，教武术。教耍花枪、三节棍，也练打，这个墙一蹦上去了，那个从墙头上飞下来了。他大哥看着这个“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又愤怒，又摇头叹气，说他尽胡摆摆，自己有正业不做，不知道聚财，就知道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个社会穷人那么多，哪管得过来呀。

还有更“疯狂”的。对于抗日义举，他总是倾尽全力的支持，不打任何折扣。只要需要，家里的粮食就全部拿出来。粮食没了，就卖上几亩地，再转换成粮食送到部队。仅一次，他就捐给八路军7000块银圆。枪支更是多次捐献，一次10支8支不止。最多的一次向八路军捐献枪支24支，子弹近万发。他还把八路军兵站设在自己村里，号召全家人热情接待，过往人员有时一次2000多口人，吃喝等全由他家负责。在村外有个地方叫北沙岭子，那里有他家的几间草房。周围是树林子，前方只要有伤病员，他就转送到家来养伤，就藏在这里。伤员痊愈后，他还每人发2块银元作为归队路费。葛庄战斗中八路军伤亡很大，一部分伤员没来得及转移，他听说后带人连夜赶过去，把50多名伤员全部抢救出来，安排在家里，前后院的屋子住的满满的。他又把北沙岭子几间草房也安排上了伤员，还在村外、村头、村里安排上最可靠的家人站岗放哨。伤员们住在他家从来没出现过不安全的事，一有风声就马上转移，他不惜重金为伤员四处买好药。那时最好的营养就是面粉和鸡蛋。他立下家规，这两样东西家里的大人小孩一口都不准吃，全都省给伤病员。不仅如此，他还要老婆和儿媳给伤员端屎端尿，拆洗缝补。为了支援抗日前线，家里的上百亩土地被他变卖得寥寥无几，最后只剩下一处染坊，还在苦苦支撑着为八路军的制衣厂染布。可他依然毫不吝惜，依然从自家拿钱去青岛化工染料厂给部队买最好的染料。他哥哥骂他傻，有些乡邻也在背后讥笑他。但他不以为然，他说：国将不保，何谈有家?有一次他哥实在捺不住了，当面训斥他，王玉璞一掌打过去，他哥哥连连后退了数步，从此不敢再有言语。

他不光“败家”，还不会“享福”。王相兴老人说，为了抗日，投了钱和财也就罢了，人家说“破财消灾”，王玉璞连性命都无所谓。1939年秋天，王玉璞发起成立了自卫常备队，自己当大队长。他与战士们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打起仗来又一马当先、身先士卒。他好抽烟，但为了省钱给部队上用，他连一口旱烟也舍不得买，住在野外时就在黄豆地里捡点叶子(晒干的)当烟抽，地里没有，就在山上摘松塔，连松子砸碎了代烟抽。他和战士们一样吃的是穇子煎饼，糁子皮厚米小面少，很难吃、卷不成个，像糠，是最差的粗粮。没菜就吃地瓜秧子，少加点豆渣，喝的是山沟的水，河里的水，哪里有热水喝呀!当时一个从山头渊村领出来的新兵，家里生活比较富裕，到部队上一看连穇子煎饼都吃不上，就说，咱们去看看五哥当官的都吃什么，过去一看，王玉璞两手捧着穇子煎饼就着盐粒子吃，他们一句怨言也没有了，什么也没的说了。王玉璞还对他说，有烟叶子抽吗?这个人身上揣着，边拿边说：五哥，这样的苦你也受得了。你可是吃香喝辣的茬(人)呀!王玉璞一笑道：天降大任，这点苦算啥?当时大家看着他那么辛苦疲劳，就想着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他坚决不同意。不到四个月，常备队就奉命整编为八路军山纵九支队一大队，王玉璞当大队长。为了保证部队给养，他又跑回村里，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田产抵押，甚至还要向其他富农借支，充做军需。王玉璞的妻子王赵氏找到大哥哭诉：大哥，咱爹身体不好，俺没敢惊动他老人家。玉璞又回来了，他要把全家的家底都要搭上!这还不算，还到处借钱，你快去阻拦一下吧!大哥气得直跺脚：这头犟驴，他能受管?管管他就尥蹶子，还出手打人。王赵氏噗通跪在地上：大哥，俺革命也从不落后，可日子得过呀，再怎么着他也得给家里留点吃的喝的吧?你要再不出面，俺就去死。王玉璞大哥长叹一声，拉起弟妹。他叫上几个弟弟，围住了王玉璞，大哥破口大骂：王玉璞，你这个败家子，近日你就是把俺打死，俺也要管你!几个弟弟也随声应和，他们知道玉璞的脾气，一时还不敢近前。王玉璞虎眼一瞪，双目凌厉，两道浓眉几乎都立了起来，他呼啸一声，拍着胸脯道：你们今天谁敢阻拦，别怪俺拳头无情!大哥见了，一下子泄了气，小弟呀!俺们王家对共产党没二心，全家老小几乎都跟着你革命了，你还要怎么样?说什么也得给自己留口饭吃吧?你呀!你呀!你真是天下少找呀!俺们王家怎么出了你这个东西呀!说着一拍大腿蹲在地上，连声叹气。其他几个兄弟见大哥未怒先衰，也都一声不语。赵氏含泪道：哪有你这样革命的，咱们的日子怎么过?你让全家喝西北风去?!玉璞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王赵氏道：俺们家钱也出了，力气也出了，还不够?王玉璞大手一挥：这算什么?真到了紧要关头，俺还要把命献上!妻子闻听此言，大恸!

王玉璞此时虽年过半百，但随部队转战南北从不服老。他的部队既聪明又灵活，老打胜仗，鬼子想干点什么，他们都能及时有效破坏掉，总能坏了他们的“好事”。还不时偷袭一下鬼子，或是埋几个地雷，每次行动，总要死伤几个，弄得鬼子提心吊胆、草木皆兵。但这让鬼子气急败坏，甚至对他、他的家乡和他的部队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进行打击和破坏。王乾五老人说，自打王玉璞成立常备队后，在半年时间里，俺们村就遭到鬼子7次洗劫。鸡鸭被吃光，衣物被抢光。鬼子抓不到常备队员，就对他们的家属施以酷刑，逼令召回亲人，有的还被折磨致死。那段日子，一到天黑，村里的青壮年就都到村外的山沟和树林里过夜了，剩下老小在家，也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王玉璞一家更是每天东藏西躲。最毒的一次是1945年5月24日的那次。鬼子袭击俺们村，放火烧毁房屋1100多间，树木被砍光，鸡犬牲畜被抢杀烧光，还抓走抗日军属多人。那次，王家的“福兴东”以及王玉璞的染坊被鬼子的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于是，一个原本富有的大户王家，就这样变得一贫如洗了，他不是“败家子”，谁是“败家子”?关键是，他还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其他亲属都拉上了危险的“贼船”。他动员他媳妇他儿女他侄女他儿媳他侄媳等人，全都参加革命。王相兴老人回忆说，当时地方上有些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富家青年女子参加革命活动，在外抛头露面，有失体统。但王玉璞却不这样认为，他对亲属说：磨转千遭脐不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条路咱们走定了，休听闲言碎语!在王玉璞的影响下，他家有10人加入了共产党员，9人在外面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有2个牺牲，1人失踪。

媳妇叫王赵氏，莒县西南夏庄赵信之女，是县民主参议员、共产党员，在王玉璞的影响下，革命热情日渐高涨，她与王玉璞同甘共同、志同道合。抗日那会，丈夫、儿子、女儿、儿媳都忙于打鬼子，她就成了最稳固的大后方。家里一切事项基本由王赵氏操持：伺候伤病员，接收情报，接待地下党、兵站、过往八路军干部战士等。儿子，名德荣，字新亭，1918年出生于前山头渊村。他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就加入了党组织。先后任莒县老八区和山纵二旅六团党的地下情报站联络员、站长，莒县医救会会长等职。女儿王涌，1920年11月出生，1938年2月加入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莒县山头渊村妇救会长、莒县七区动委会宣传员等职。儿媳妇叫孙秀兰，比儿子还大一岁，也是小店人，娘家脉住墩村。17岁时与王德荣结为伉俪。婚前，她在娘家的两个哥哥——大哥孙连福、二哥孙连庆和两个嫂子都是共产党员，耳闻目染，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婚后，又在其公婆和丈夫的影响和支持下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动员妇女放脚、为八路军做军鞋、缝军衣、护理伤病员，有时受组织派遣到日照等地送情报，曾在路上遭遇日本鬼子的搜查，幸被当地百姓掩护，躲过了捕杀;也曾在山岭被野狼追赶，险些丧命，但从未畏惧退缩。嫁到王家的第四个年头，她也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王玉璞当然知道，既然是革命，既然是打鬼子，这不仅要付出钱财，青春汗水，还要付出生命。1941年8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孙焕彩部队到横山一带骚扰，抢掠老百姓的牲口和粮食，其中，有个村庄刚集中了一批军粮，还没来得及交给八路军，为了保证粮食不落入对方手里，他立即带领县大队，县公安局的十几个人去阻击敌人。此时，他已经是莒中行署主任了，有部下劝他，你别去了，这件事交给俺们年轻人去办吧!他坚持要去，怕这些战士没有战斗经验。谁知，他带着队伍到了前横山村就和敌人交上火，敌我势力悬殊，王玉璞对大家道：俺们只要顶上一个时辰，军粮就会被安全转移的。敌人见对面是小股人马，且火力也弱，就开始猛扑猛打。此时天已近中午，王玉璞估计时间到了，就指挥大家撤离，他大声吼道：俺和警卫员把敌人引开，你们马上撤!战士们不同意，让他先撤。王玉璞急了，举起枪就朝向了自己的太阳穴：你们这是让俺死在你们面前是不是?马上撤，要不俺就先解决了自己。战士们含泪离去。王玉璞和警卫员小孙同骑上一匹马边打边撤，那马冲到一片草丛时，王玉璞一下把小孙推了下去：马上隐蔽起来。王玉璞打马飞奔，敌人的骑兵队料定此人是个官，一窝蜂地追了上来。几声枪响，王玉璞和战马受伤了，那马一声嘶鸣，差点栽倒沟里。王玉璞摇晃了几下，趴在了马背上，那马通人性，见几步远有片小树林，就走了进去，最后倒地而亡，王玉璞也摔在了地下，奄奄一息。敌人顺着血迹进了树林，慢慢围了上来，王玉璞吃力地开了一枪，前边的兵应声倒地，其他兵骂咧咧的，对着王玉璞一阵乱射，一个兵见王玉璞已经气息全无，就道：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大官。正说着，远处又响起了枪声，几个兵骑上马急急走了。王玉璞后被几个农民抬回了村里的染坊，这时王家穷的竟拿不出钱买一口棺材。人们正议论着，有几个壮汉抬来了一口棺材，后边紧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边走边喊：不能让烈士就这样走了呀，不能让烈士就这样走了呀，俺的命不值钱，就用俺这把老骨头的棺材吧!老者是邻村人，听到这个消息一阵捶胸顿足：老天呐!你怎么把一个大好人收走了呀?!于是，老人叫几个年轻人，把棺材抬了过来。

棺材有了，准备入殓时，村里一个老妪道：别让他穿着单衣走了呀，到了那边会挨冷的。王家此时也拿不出件棉衣，王玉璞的大哥放声大哭：小弟呀，这些年这个家让你折腾什么都没有了，如今你走了连件棉衣都没有呀。村里一青年道：俺家里有件大衣，就是破一点，让五哥穿着走吧，说完就急急回家拿去了。王玉璞出殡那天，他84岁的老父亲颤颤微微地来到这里哭喊着：“俺的儿啊，你为国牺牲是值得的!”

王玉璞牺牲了，滨海区党政军干部战士听到这个消息都万分悲痛，很多和他情同父子的小战士们失声痛哭，都咬牙发誓：一定多打敌军为老营长报仇雪恨!滨海区党委领导，各界人士在金墩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与会者人山人海。王玉璞遗体是夜晚葬的，没敢放在祖坟，怕敌人来挖，就葬在了树林里偏僻处，后迁到蟠龙山烈士陵园。

王乾五老人回忆的有些伤感，他停下了，转过头，久久凝望着窗外。外面春意浓浓，小院里已是满目翠绿，他平静了一会，转过脸来，又道：他这一辈子给了穷人多少衣裳呀!可出殡时，就穿着别人的大衣走了，可怜呐!俺这一辈子不敢去想，可又时时想起，一想到这一幕，俺的心就撕扯地疼，疼呀!老人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浊泪落下来，流到了眼角深深的皱纹里。

王玉璞把自己的家人拉上革命道路，他想到了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被人活埋了，不是日本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居然是自己人，并且他的老婆、儿媳都跟着一起遭殃。如果九泉之下的他知道这个噩耗，一定会骑着马，拿着刀，朝诬陷者、错案审判者砍来，让他们人头落地。虽然这只是个误会。

原来，王玉璞的儿子本是莒县地下情报站站长，却在1947年秋天遭诬陷被非法关押，并在这年中秋之夜被组织当成特务和汉奸，在沙滩上活埋了，年仅二十九岁。他儿子成了“特务”和“汉奸”，也苦了王玉璞老婆和儿媳。他老婆王赵氏，因儿子王德荣被错杀后受株连，被强制出党。后来，连入党的档案都无法找到。最终，这个革命一辈子的女人，因饥寒交迫、丧子之痛，患病离世。儿媳孙秀兰，在她丈夫被定为“特务”和“汉奸”后，也被强行开除党籍，之后历经苦难与沧桑，直到1986年7月16日，中共莒县县委对她丈夫的错案平反后，才恢复了她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虽历尽坎坷，但她对党始终忠贞不渝，临终仍谆谆教导子女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为国家多做贡献。

我们看到了中共莒县县委1986年6月7日的一个迟来的决定：

王德荣字新亭，于一九一八年生于莒县小店镇前山头渊村，是我县著名烈士王玉璞之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莒县老八区和山纵二旅六团党的地下情报站联络员、站长，莒县医救会会长等职。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军溃败南窜，犯我故里。我军民与敌激战之时，王德荣因遭诬陷被非法关押，亟于中秋节夜密谋将其杀害，年仅二十九岁。对此错案，县委组织经调查证实：王德荣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历史清白。他秉承父志，抗日救国。遵照党的指示，隐身谍报工作，并以行医作掩护深入敌区，为我军购买药品和枪支。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积极完成任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根据中央有关文件，一九八六年六月七日，中共莒县县委决定：对王德荣同志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凡受诛连被错误处理的亲属一律平反。

为扬清涤浊，正本清源，勒碑于此，公示县委平反决定，彰哭其志，铭记其德，彪炳千秋。

若是看到莒县县委的这个决定，九泉之下的英雄王玉璞，一定会含泪微笑!

烈士的子孙们

在战争年代，可谓是村村有英烈，户户有英雄。

张家泥沟子村在莒县城西，离小城5公里有余，在历史上，张家泥沟子原本称泥沟子。据《重修莒志·舆地志》载：水清乡泥沟子庄。清康熙年间，张氏迁此定村。村中有沟多淤泥，取名泥沟子。后来，因与其它村重名，又村人多姓张，故更名为张家泥沟子。

当年的张家泥沟子，是名符其实的“水清乡”，四面被清水河环绕，水流，或舒缓或急。村里的壮汉李永贞是1937年4月间离开家乡的，他1915年出生，走的时候才22岁，那时节，房前屋后的槐花都盛开了，整个小村都弥漫着一股股清香。

正是人间四月天，柳绿花红，村南头的那片果林，桃花灼灼，开成了一片花海。这天中午，李永贞的父亲李洪恩正在田间忙碌，温暖的春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翻地的间隙，他不时向村口张望几眼。这个时候，按以往的日子，儿子应该给来他送饭了，太阳要落山了，他也没见到儿子的踪影。李洪恩急急回到村里，一家人从傍晚枯坐到天亮，也没等到李永贞回来。几天后，村里那个在东山乞讨的少年张喜和，急急来到李家，他告诉李洪恩：李永贞当兵了。李洪恩怔了怔，少年用手指比划了一下道：当的是八路军。李洪恩的妻子李刘氏哮喘，听到这消息，嘴巴张的大大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抻了一下脖子，整个人咳成了一团。

张家泥沟子李姓无几，根在沂南县水由村，数年前一位年轻人见生活无望，便起了个背井离乡的念头，他用挑子挑着两幼子投亲到张家泥沟子落户，后两子成家立业各立门户，繁衍后人。李洪恩念过私塾，算是乡村知识分子，懂道理识大体，谁家有口舌是非，都请他出面调解。李洪恩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到年关，左邻右舍都来请你他写春联，且分文不取。

李洪恩听了张喜和的话，反倒平静下来：由他去吧。也算是出去找条生路!说这话时，李永贞已经是山东滨海军分区6团的一名战士了。

直到今天，李家的后人都不知道李永贞当年参军的念头从何而来，有的说是在家生计无望，出去寻活路了。李永贞21岁成婚，娶罗氏为妻，李罗氏产下一子没几个月，就抱病而亡。当时，李永贞抱着幼子到婶子家串门，嘴上常挂着这样一句话：家里过不下去了，大不了俺当兵去!他说这话时，一只手揽着孩子，一只手比划成打枪的样子。说到兴头上，他还单手把儿子举过头顶。婶子见状，慌成了一团：快放下，快放下!他的婶子晚年之所以记忆深刻，是李永贞把孩子举过头顶时的样子。她怕摔了孩子。也许就是这一幕，婶子牢牢的储存在记忆里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李永贞早就是党里的人了。村里有一郭姓，算是大户人家，有良田数顷，郭家见李洪恩为人厚道、秉直，就把几亩地交由他耕种。郭家儿子名为郭有邻，193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时年才16岁，1938年8月，中共莒县县委成立，郭有邻为县委书记，在这之前，郭有邻曾担任过“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政委。郭有邻时回村里时，李永贞常伴左右，李洪恩联想起儿子平日里种种神秘，便由此断定：儿子此去定与郭有邻有关。

李永贞有一妹一弟，弟弟与他的儿子一般大，皆由母亲抚养，母亲奶水无几，两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李洪恩对媳妇说：他在外当兵，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先保下他这个根吧!李刘氏含泪点了点头，全力喂养孙子。不久，李洪恩的幼子就夭折了。

李永贞身高五尺有余，孔武有力，腿脚灵活，有几下功夫，因作战勇猛，很快就当上了特务排排长。李永贞所在的队伍，大都在莒县东山一带活动。东山离张家泥沟子村并不遥远，也就有数十里之遥，李永贞在山区六年，因战事频繁，从未回过家中，一些杂事都是靠地下交通员张喜活往来传递口信。1940年10月，李永贞思念儿子心切，张喜和见状道：俺到村里给你背来!没出几日，张喜活果然背着李永贞3岁的儿子来了，李永贞惊喜交加，接过儿子就紧紧抱在怀里了，嘴里连声道：想死俺了，可想死俺了。张喜和晚年对李家后人讲：那李永贞也是个堂堂铁汉子，可见了自己的儿子，也是满眼的泪呀!可惜他这条汉子了，就那样活活地淌血淌死了，要是现在这医疗条件，他保证死不了，那也许当大官了!

1942年底，家人托人又给他在邻村说了一厢媳妇，姑娘姓于，定于来年春天行礼完婚。1943年初春，李永贞让张喜活捎来口信，说队伍上忙，让于氏到东山完婚。于氏自小没出过远门，想想队伍上又那么多男人，羞于在大庭广众下露面，就没有答应，李永贞只得说那就再等等。这时的李永贞，已经是开国少将王建青麾下的一名排长了。

这一个“等字”，让于氏躲过了“寡妇”的厄运。就在过礼前没几日的那个上午，张喜和又急急走进了李洪恩家的小院。李洪恩见张喜和面含悲戚，不禁心中一沉，他打起精神问道：今天咋这么早就来了?这时张喜和的泪水已经涌出了眼眶，他抹了把泪道：俺大哥死了!今早上的事。

李洪恩伸手扶着墙角，摇晃了几下身子，最后还是瘫坐在了地上。李刘氏喊了声“俺的儿呀”就昏厥了过去，张喜和跑上前掐了几下她的人中，她缓过劲来，随后就是一阵凄厉的哭声和揪心的咳嗽。

后来听张喜和叙述，天刚朦胧亮，李永贞率几名战士追赶几个逃窜的日军，被一颗手雷炸翻在地。张喜和晚年常对李家后人念叨：胯骨炸裂了，血就像泉水一样向往涌，这人呀都是靠血水养着，流干了，人自然也就没命了。他才28岁呀，说没就没了。张喜和每说到这里，总是长叹一声后道：可怜人呐!

李姓家族几个后生跟着张喜和急急向东山赶去，夕阳西下时才赶到目的地。山脚下的平地上，尸体一排排的，惨不忍睹，来认领尸体的乡亲陆续赶到了，那哭声不时响了起来，撕心一般。夕阳的余晖，把半边天染的血红血红，天地间都弥漫着一股悲伤。有个战士把李姓家族的人引到一具尸体旁道：这就是李永贞同志。李永贞衣衫褴褛，高大的身躯直直地躺在那里，裤子上布满了一片片血污，身旁的草地上是一滩滩凝固的血，小草和一些野花都被血染红了。一个年轻的战士跪在那里正给李永贞整理衣帽，手轻轻地，一丝不苟，嘴里反复念叨着：大哥，你就要结婚了呀，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兄弟还要去喝你的喜酒啊!随后就是一阵低沉地哭声。张喜和对李姓家族后人说：他叫左勤，是永贞大哥的生死兄弟。李姓家族的人见此情景，都双目含泪，一片唏嘘。

李永贞的遗体要抬回张家泥沟子。因为是敌占区，白天有危险，只能晚上行动。从东山到张家泥沟子村，要经过数个村子，每个村的党组织都出了数个壮汉抬棺材，一个村接一个村，棺材到了张家泥沟子时，天已经大亮了。李家人见了，哭声一片。李刘氏哭倒在地：俺那个儿啊!当年你走的时候可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呀，怎么说没就没了哇，你以后让你那个没爹没娘的儿怎么过呀!丧子之痛让李洪恩泣不成声，他道：让孩子见他爹最后一面吧!李永贞6岁的儿子被年轻的姑姑抱到了棺材前，孩子看了一眼，哇地一声就哭了。

一个小小的村庄，当年有数位年轻人参加了革命，有两位马革裹尸。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与李永贞同村同年生同为滨海军分区6团排长的张存余，牺牲在了临县沂南青驼寺。

在李永贞血洒战场不久，政府送来了100斤红高粱，算作抚恤。那袋红高粱，李家人视为永贞再生，被珍藏在一个老式椴木柜子里，饥寒日子，全家宁以野菜度日，也没舍得动一粒粮食，李洪恩怕高粱受潮，常拿出来晾晒，不敢有稍许马虎。这年遇上灾荒，再无其它充饥，李洪恩见全家上下饥肠辘辘，体力难支，孙子也饿得哇哇大哭，就从柜子里抱出了那袋高粱。他轻轻拿一把托在手心里，反复端详着，抚摸着，像端详和抚摸着自己即将远去的至亲骨肉。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一缕缕照了进来，落在李洪恩的身上，那高粱从他指缝里一粒粒滑落下来，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彤彤，像一个个有生命的小精灵。在李洪恩的心目中，这粒粒饱满的红高粱，浸泡着儿子的血，是儿子的血凝成的啊。李洪恩望着窗外，长叹一声：咱们饿死了就饿死了，可不能没了他那根独苗呀!一袋红高粱救了一家老小。可自此，李洪恩变得郁郁寡欢。李永贞的儿子名为李世远，一路磕磕绊绊长大成人。男大当婚，在一个喜庆的日子，他迎娶了庄疃村的姑娘周桂英。爆竹声中，李洪恩长长吁了口气，就像一头终于耕完了地的疲惫老牛。在一个黯然的黄昏，李洪恩倒下了，他望着立在床前的孙子，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按说，俺这身子骨，早就应该走了，有你俺才一口气撑到了现在，要不，俺怎么去见你那个早死的爹呀。现今，撑不住了，再也撑不住了。李洪恩反复念叨着，气息渐弱，最后声息全无。

李世远和周桂英育有四子一女，日子过得艰辛而凄惶。在孩子的眼里，李世远就是一座沉默的山，他的沉默来自他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李世远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姑姑人到中年也病重而去，只有他形影单只孑然一身。那个年代，每个家庭大都人丁兴旺，谁有困难，皆是一呼百应，谁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皆有亲人左右安慰。农村就是一个家族社会，左邻右舍，枝枝蔓蔓，都是血脉相连，家家户户，都有几条齐刷刷的汉子。李世远一树独枝，孤掌难鸣，在村里自然免不了受些挤兑，可他要强好胜，骨子里涌动着一股父辈的血性。有一次，在村西的土围子上，村里一壮汉挑衅，你来我往，最后二人扭在了一起，李世远一声吼，抱起对手就摔倒在地上，那壮汉惊叫着，像碾子一样滚下了土围子。李世远拍了拍胸脯：俺要是兄弟爷们多，你还敢这么扎煞?!

李家的日子过得很窘迫，时常无粮断炊，几个孩子一年四季的穿戴都是破衣乱衫，妻子周桂英见状就不时念叨：老的要是不死在了战场上，咱们现今还能单门独户?说什么日子也比现今强，你去找找政府，伸伸手拉咱们一把吧。李世远沉默不语，有时烦了双眼一瞪，大声吼道：说什么俺也不能拿着老的去换咱们的舒坦!

当年李永贞就葬在村东头，每年清明时节，都有附近村庄的学生列队凭吊。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农村掀起了平坟运动，烈士的坟冢也没能幸免。村里动员后，李世远到坟前烧了厚厚一摞纸钱，冬日的寒风凛冽刺骨，迎着冷风，他在坟前枯坐了整整一个上午。他抽着用废纸卷成的旱烟，一支连着一支，末了，他拿起了铁锨，一锨下去，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眶，最后一滴滴地落在冰冷的坟茔上。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李世远把两个儿子陆续送到了军营，有邻居后来对他的儿子讲：你当兵走的那天，老人在坟地里坐了很久。其实，坟茔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这片地成了水稻田，在某年的一个夏日，稻田水尽后，地里塌陷了一个小洞，露出棺木一角，李永贞的坟茔这才找到，李世远喜极而泣，跪在泥地里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磕的满脸泥水。李永贞的坟茔又平地立了起来，只是没有学生再来扫墓、凭吊。

李永贞长眠在此数十年，没有立碑，更没有墓志铭，他的坟冢就像田间那些普通的坟头一样，几乎无人知道它是一座烈士之墓，里面长眠着一个曾经血染疆场年轻的生命。

2011年5月，民政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之一要求在2014年10月前把散葬烈士墓迁移到烈士陵园。时隔不久，李永贞和那些散葬于民间的无名烈士，终于在革命烈士陵园有了一席之地，他们有了墓碑，墓碑上有他们的英名。对烈士们来说，这算不算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然，比起烈士陵园中那些真正的无名烈士，他们也许好多了。

平民李世远没有等到这一天，李世远晚年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疾病。吞咽日渐困难，最后骨瘦如柴，不能言语，儿女每次把饭端到他房里时，他都示意他们出去，态度异常坚决。要强的李世远不想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吃饭时的痛苦模样。在子女面前，他从来不谈及自己的父亲，孩子们有时问起，李世远都三言两语搪塞过去，他在孩子面前从没流过一滴泪水，可每有本族辈分高的人来看他，哪怕比他小几十岁，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尽管他晚年子孙满堂，可在他内心深处，他渴望一种爱，一种他从没得到过父爱。2008年5月12日，就是汶川大地震那一天，李世远闭上了眼睛，后被安葬到了父亲的身边。李世远和他的父亲团聚了，也最终有了父爱，尽管这是迟来的父爱!多少年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淤积在心中的话太多了，在父亲面前他可以尽情地说了，他也能尽情地流泪了。

三个儿子交给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往往是以牺牲自我利益甚至生命和家庭为代价。这似乎是不可逃脱的历史规律和宿命。伟人毛泽东在追求革命过程中，就有六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北京密云县有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正是因为邓玉芬这样壮烈的事迹，她被密云人民誉为“当代佘太君”。

在莒县，在沂蒙，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样的现象更是普遍的存在。丈夫加入了党组织，干革命去了，媳妇既要支前、抚养儿女，还要种庄稼，更要面对敌人的报复。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整天东躲西藏，担惊受怕，过着颠肺流离的生活。许多妻儿，苦苦等待，还没有等到赶走日本鬼子，还没有等到解放，却等到了丈夫或是父亲牺牲的噩耗。

曹吉亭就是这样一位“不合格”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

其实，25岁之前的曹吉亭一直在努力地当着合格的丈夫和称职的父亲。他出身农民，5岁丧父，13岁丧母。无疑，他的童年和少年是苦难的。他只读了四年私塾，就被迫在家放牛。母亲去世后，他就跟着二伯过，16岁就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20岁，他就结婚了，随后三个儿子相继出生。虽然祖上给他留下了几亩地，但那是薄田，靠天吃饭，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养家糊口，年轻的肩膀就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担，除了自家种地，他还给地主家打短工、扎觅汉(当长工)。

他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甚至是个踏踏实实的扎觅汉，但他又是个不一般的农民。高个，浑实，尊老爱幼，充满正义感。脾气略微暴躁，但却不失稳重。6岁那年的一天，他随母赶集，见一土豪骑马过市，横冲直闯，用马鞭抽打路人。虽然年幼，但他却对此情此景愤懑不平。他问母亲，挨打的人为啥不还手呢?母亲说，骑马的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打了人，咱平民百姓哪敢还手呢?这件事就像一颗正义的种子，种子在了他的心上。年幼的他想，若是练一身过硬的武功，就能抑强扶弱了。他所在的长岭前坡子村有个武术学校，农闲他就常跑到那里去操练拳脚。他读书勤奋，常受到私塾老师表扬;他练武刻苦，加之身体灵巧，练得一身好功夫，总是受到乡邻喝彩。他还喜欢听鼓词，有次他听了说鼓词的讲双靴呼延灼抵御外侮的故事，听得他心潮澎湃，双拳紧握，恨不得自己回到历史的现场，提起武器，帮助呼延灼一起对抗敌人。他觉得自己的功夫还差得远，还得学。他家族里有个叫“三机匠”的人，会一手铁鞭功夫，他就整天跟在这个人后面，缠着他。“三机匠”见他决心大，能吃苦，还有恒心，就把铁鞭功夫教给了他。他还喜欢玩弹弓，只要树上落了麻雀，很少能过他的弹丸。练武，锻炼了他的筋骨，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更为重要的是，剥削与压榨并没有让这个朴实的农民无原则无底线地逆来顺受，他的脑海中渐渐开始有了“穷人翻身救解放”的思想。

正是这种人生和思想的积累，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让他彻底醒悟。当党组织需要他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紧握拳头，心里喃喃道，如果再不抗日，咱中国就要灭亡，为了民族利益，俺们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党组织。当时，他已经有三个儿子了，可以说是拖家带口。加入了党组织，不仅意味着奉献，还意味着牺牲，当共产党员有被砍头的危险。从小家的角度出发，他的选择是残忍的，是对妻儿极不负责任的。但他深知，砸不烂旧世界就没好日子过，就得受人欺凌!他不仅当了共产党，还当上了联络员，并把自己家当成了联络站。他在家开了个小杂货铺，表面上做着卖火柴、酱油、醋等物品的买卖，实则是以开小杂货铺为名开展联络活动。

1937年的那个冬季，他就悄悄发展党员四十来个，这些发展的党员，要么有文化、有觉悟，脑子好使，要么就是穷得叮当响，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如前坡子村就有曹文卿、孙凤臻、曹建肯、曹建民、曹建爵、曹建顶、曹建础、曹文奇、曹文栋等人，后坡子村就有李鹤亭、庄鹏一、曹建彩、曹文悌、庄金元等人，都是他发展入党的。

1938年2月，日本鬼子占领莒城。鬼子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曹吉亭气愤不已，拿出一把七星宝刀，暴跳如雷地朝桌子砍去，并骂道，看俺不砍死你们这帮狗日的。

妻子见他手起刀落，好端端的桌子登时去了一角，就心疼地嘟哝了一句：这家穷的就剩下这张桌子，它妨碍你什么了，你非得要砍一刀。

曹吉亭双目圆睁，大声道：俺气不过了!

一天夜里，大家又齐聚在小杂货铺里谈论时局。

“现在日本鬼子都打到咱们家门口来了，真是无法无天了。作为中国人，咱们连做人的尊严都没了，还谈什么自由、事业、未来，那都是瞎掰。现在，咱们大家只有团结一切力量，武装起来，才能救亡图存，解民倒悬。”曹明楼是党员，又算得上村里的知识分子，他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分析。

“团结起来，打死狗日的鬼子。”

“日本鬼子都骑到俺头上拉屎了，再不团结起来抵抗，俺们还是中国人吗?”

……

“吉亭，咱们还能只管锄地吗?”曹明楼激动地问曹吉亭。

曹吉亭忿然而起，拧紧双眉，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咱们拿起枪来干吧!”

“对，咱们一起干!”大家一致赞同。

“咱们明天就参加民众抗敌自卫队，打鬼子去，不去的是孬种。”曹吉亭站了起来，高大的身体，此时像山一样伟岸。

“来，来，来，咱们现在就喝壮行酒。”曹明楼也站了起来说。

大家纷纷站了起来，把碗倒得满满的。

“兄弟们，要是愿意一起参加队伍打鬼子的，咱们就把这碗酒给干了。”曹吉亭端起酒来，高声说道。

“叮当!叮当!”

“咕嘟!咕嘟!”

青年们的情绪被点燃了，夜已深，但毫无睡意。他们激昂地筹划着第二天参加队伍的事情。

第二天清早，三个儿子还在睡梦中，曹吉亭便向媳妇作简单的交代。他说，媳妇，俺参加八路军去了，家里和孩子顾不上了，一切都靠你了。还有，俺当八路军的事，一定不能让人家知道，人家问，你就说俺闯关东去了。媳妇有些不舍，但还是很支持，她强忍着泪说，你去当你的八路军吧，你走吧，家里和孩子不用操心，俺会管好的。随后，他便消失在晨光中。

就是这个清晨，前坡子村的曹吉亭带着曹明楼、褚新农、褚启东等十几个汉子离开家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一夜之间，村里少了十几位壮汉，让村子里的男男女女猜测了半天。

自此，曹吉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后担任班长、排长、指导员、县大队副政委、滨海军区独立三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过石井、石沟崖、赵家岭等大大小小数以十次的战役战斗。他作战勇敢，为抗日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他的选择，他在战场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的。按理说，父亲是家里的一片天，是家的主心骨、顶梁柱。但身为父亲的曹吉亭，他没有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更没有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反而成了家里危险的定时炸弹。他奔赴革命道路之时，他的大儿子曹根培已经5岁，父亲离家的身影，在他的脑海中开始有模糊的印象了。

2015年3月20日下午，我们在莒县县城原物资局的老宿舍找到了曹根培家。没有任何高档家具和电器，但却非常整洁，特别是书房里成堆的书籍，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家庭精神的富有。虽已82岁高龄，可他依然身体硬朗，记忆力超强，关于父亲的往事，历历在目。

曹根培说，俺父亲自1938年走向抗日前方后，天天忙于战事，几乎不顾家。家中的生活更加贫困，他不但不给俺家里点资助，反而经常从家里要钱，要衣服。有时警卫员用的钱也都是从俺家中拿的。钱，多由伯父曹建华送给俺父亲，有时也会由八路军代捎。那时部队条件差，俺父亲有时不得不向俺母亲要个女式小衬衣，作为内衣套在身上御寒。一次，有个战友发现了这个秘密，就笑他：曹吉亭呀，你咋穿女人的衣裳?嫂子的吧?想嫂子了?俺父亲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笑道，可不胡说，穿在身上暖和。你看看，那时候革命有多苦呀!

一天，俺娘对俺说，家里揭不开锅了，你快上东北湖看看咱那稷子熟了没有。当时下着小雨，家里没有蓑衣，也不像现在有雨衣、雨伞，或者是塑料袋。那时候啥也没有，俺去了，冒着雨跑去的。去了以后，一看，傻眼了，稷子还不熟。俺跑南头看看，不熟，跑北头看看，也不熟。这可咋办?父亲不在家，三兄弟，就数俺大，俺大，也就那么点点大，俺父亲后来牺牲时俺也才十三虚岁，你说俺当时能有多大。父亲走后，俺家是有地也没人种，种了，也没有好收成。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家，肚子饿的咕噜咕噜直叫呢!俺使劲地找啊找啊，突然发现对面路边有发黄的稷子。俺兴奋地跑了过去，好像那片黄的又没了。这怎么回事?俺摸着头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个粪底盘，俺跟着母亲推着车子把粪先倒在了这个地方，然后再散向其它地方的。这里粪足，营养丰富，稷子长得快，也熟得早。俺就把那片发黄的稷子拔了下来，采了那么一小扎儿就跑了回来。

回来了，怎么办?俺拿着那扎稷子在当门(指房间里)那儿用鞋搓了搓，又用簸箕簸了簸。磨又那么大，没人帮俺娘推磨，俺就上了。小雨下得很密，像花针，密密地斜织着，俺全身湿透了。但顾不了那么多，俺就推，使出吃奶的劲来推。俺娘一手抱着三弟，一手添着稷子。俺不知道推了多久，只知道推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磨好稷子，俺对俺娘说，娘，咱烙煎饼吧!俺娘说，烙煎饼行，咱没柴火。那时，凡是家里男人没当八路军的，柴火就多得很，只要家里男人当了八路军，就没人管了，也就没有柴火。不但没人管，还会被人嫌，被人抓。俺家没柴火，隔壁婶子大娘家有柴火，成堆成堆的柴火，咱不好意思去要呀。俺愁得站在门口往院子里看，雨下大了，哗哗的。俺家屋是草屋，木头和草多，那不就是柴火吗?俺肚子饿得咕咕叫，容不得多想了，俺拿着铁锨站在下面朝屋檐边捅了三下。哗啦哗啦，木头砸了下来，茅草掉了下来。俺抱着柴火，跑进屋去，对俺娘说，娘，咱有柴火了，咱有柴火了。俺娘也顾不得了那么多，点燃柴火，就烙起煎饼来。

“这就是八路军家属享的福!”讲到这，曹根培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微笑。

抗战时期俺们莒县大旱了几年，粮食欠收，俺家就靠吃糠和野菜度日。像什么刺儿菜、曲曲菜、车前子、苦菜子，还有各种树叶，现在孩子都叫不上名儿的许多野菜和树叶，俺小时候都吃过。一次，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俺母亲只得忍痛把家中两中老母鸡卖掉一只，换了一个花生饼。花生饼不大，四张饥饿的嘴张开，三下两下就能吃完。俺母亲只能一天切一点，当肉腥，掺上野菜度荒。一天，俺娘对俺说，咱没的吃了，你上坡里去挖个野菜，看看什么样的好吃。俺跑到坡上一看，刺儿菜、曲曲菜早被人挖光光了，俺就只得挖那些孬一点的苦菜子。挖回来后，俺又用锅把野菜煮了煮。煮好后，发现没盐了。咱们离海近，主要吃海盐。鬼子把沿海封起来了，你捞不着弄盐。这怎么治(办)?俺只得拿了个碗，跑到一个姓褚的人家。俺叫她二嫂子，俺说，二嫂子，俺家做饭没盐了，你们能不能把咸菜缸里的咸菜汁给俺点。她说行，使个碗舀上。俺就端着给俺娘。俺说，吃饭咱少搁点，咱多吃几天。看俺这么一说，俺娘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怕俺难受，她就忍着没哭出声来。到了晚上，俺娘以为俺都睡了，又哭，哭了整整一夜，俺其实也没睡着，俺是在装睡。就这样，俺家度了七天荒。还有一年春天，俺娘把拌有砒霜的高粮种用纸包好，过了很多日子，用水泡了几天。其实根本不能吃了，但她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最后磨了面子，还是烙了几个煎饼吃了。接着就是俺全家中毒，幸亏地下党支部的领导带医生抢救及时，俺全家才免去一场灾难。

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喝酒吃肉的，俺们家只有野菜。俺娘也没办法，男人在外面当八路，自己光拉扯三个孩子都累得不像样子了，哪还能弄到钱。俺小时候压根就不知道月饼是啥味。一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人家都吃月饼，俺家啥也没有。俺娘就对俺说，你父亲没在家，你看看咱那地瓜熟了没有。俺家有块地叫南窑前，三分地，种的地瓜。俺到了那里，找那秧子好的，刚裂缝的。扒扒看看，才和小手指头那么大，不舍得。再找那一边的扒扒看看，还是小手指头那么大，还是不舍得。再扒，找到和大拇指头那么大的，就扒了出来。这地瓜就是俺们过中秋最好的食物了。年年那样，所以俺都不知道月饼是啥味。到了过年，俺们都大眼瞪小眼，啥好吃的也没有呀!你说俺娘怎么跟俺说，俺娘先是苦笑一下道：乖孩子，人家过年咱过年，人家割肉咱不馋。

有一年，俺家高粱熟了没人收。俺娘急得没办法，哭着回娘家求援。俺娘本来脚小行走困难，又遇上大雨天气，身上被雨淋透了。到了娘家村边，河里又发了大水。俺娘冻得直打冷颤，幸亏发现河边涯有个渡河的人，用大盆把俺娘渡过去。她一见到俺姥姥，便泣不成声，并要求俺舅舅帮一帮。俺舅舅也埋怨说，都过了些什么日子，啥时才熬到头呀!当舅舅跟着俺娘来到俺家高粱地里时，竟发现地里好好的高梁一夜之间被人偷了个净光。俺娘哭哑了嗓子，流干了眼泪。

曹根培说到这里，双眼里闪着浑浊的泪水!

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更难的是，当时参加党组织，参加八路军是秘密的，不敢和亲戚朋友说，一旦暴露，便有掉头的危险。曹根培家不仅少衣缺食，还担惊受怕，甚至要时常躲鬼子。

曹根培说，由于俺父亲常在外打仗，极少回家，俺二弟曹际明还不认识俺父亲，俺娘怕他年龄小，对外讲实话，说漏嘴。每次俺父亲晚上回家时，俺娘就对俺二弟说，这是你二舅。俺二弟就傻傻地叫了声“二舅”，俺爹逮着他就亲，胡子扎地他乱窜，等俺爹走了，俺弟就说：以后别让俺舅来了，他的胡子扎人。俺娘听了就心酸的落泪呀。

一天，俺大娘家一个小孩，叫幸儿，比俺大一岁。因为与俺争石头，他火了，就说：你爸爸当八路军去了。叫俺娘听着了。俺的个天啦，这还了得!俺娘急忙跑了出来，把幸儿拉进屋，对他说，幸儿，婶给你煮两个鸡蛋，以后千万不能乱说了，你四叔没当八路，是去闯关东去了。

俺父亲当八路军的事后来还是暴露了。怎么暴露的呢?俺一个亲戚跟着俺父亲当八路军，八路军没得吃，穷啊，还苦，他干不了。于是，他从八路军部队里带上枪上陵阳，投靠伪军赵团。汉奸团长对俺那个亲戚说，你来投俺，真的还是假的?俺那个亲戚说，真的，真的。汉奸团长说，你是假的，八路军很少有叛变的。俺那个亲戚说，俺都拿了枪来了，还能假得了。汉奸团长说，枪不能代表你的真心，你要是抓来八路军的骨干，就说明你是真的。于是，俺那个亲戚就带着一帮子汉奸去抓俺父亲。汉奸团才百十个人，俺父亲所在的八路军团光一个独立营就有三百多号人，汉奸根本就打不过八路军。他们打不过八路军，抓不到俺父亲，就跑到俺家抓俺们，你说这个小兔崽子狠不狠?俺娘听到消息后，就带着俺们躲了起来。俺那个叛徒亲戚真是属狗的，鼻子灵着呢，哪里有味就往哪钻，他又带着汉奸去抓俺姥姥，他知道俺姥姥哪个庄的。那个叛徒亲戚跟俺姥姥说，你把你闺女、女婿叫出来，你不叫来俺就杀了你。俺姥姥说，你们带那么多兵，扛着枪都找不着，俺上哪儿去找，俺一个老嬷嬷，脚那么点(小脚)，走也走不了，俺上哪儿去找。那个叛徒亲戚说，不找就杀，杀你们还不像杀头猪一样简单。俺姥姥说，看你能的!怎么着咱们也是亲戚，你就不怕伤天理?再说啦，杀俺也没有办法。俺姥姥穷啊，卖馍馍，好不容易攒钱买头大驴，那汉奸见了大驴，就学驴嗷嗷地叫了几声，可能是把自己逗乐了，嘎嘎地笑个不听，最后牵驴子就走了。俺姥姥撵着追，她小脚跑不快，一走一扎煞，一走一扎煞，那汉奸亲戚在前边笑地嘎嘎的，嘴里还说道，我要放屁了，你赶上来吧!这狗娘养的，你说气人不气人?临走的时候，汉奸还说，限你们半个月送多少银元，不送的话，就杀你们全家。那时俺四个舅，就三亩薄地，俺姥姥吓得把地卖了，把银元送了去，这才算完。这就是跟俺父亲做亲戚的“好处”，受的那个罪。为防止被鬼子和汉奸抓，俺也不敢姓曹了，不断更换姓，姓过项，姓过虢，姓过褚，姓过穆，还姓过孙。

那时候，鬼子经常来“扫荡”，特别是1942年更厉害。一天，俺娘对俺说，你上胡同里看看，人家今晚躲鬼子上哪儿了。俺就在后头看看，看人家夹着蓑衣，领着老婆孩子走了。看人家走得差不多了，俺就跟在后面，看着上哪儿了。人家上狼窝涧沟了。于是，俺兔子似的跑回来，领着俺娘和俺弟跟着去了。俺看人家在那里很好，就学人家，也拾些小石头，铺在地上，沟里的水从石头空里过。咱小，趴在石头上就睡着了。晚上俺起来小便，发现绝大部分人不见了。俺急了，他们都上哪儿了?俺问一个老汉，他们躲鬼子又上哪儿去了。老汉说，上哪儿?人家看你们来了，看你们睡了，都走了。俺知道了，人家知道俺父亲是党员是八路军，怕受牵连，躲着俺。后来，俺就改了。人家躲在那个地方，俺就在他们躲的附近，找个树丛，或是找个庄稼地，趴在那里。你们没试过那味儿，上边没得盖，还有露水，下边没得铺，还潮湿，起来时浑身紧，紧得慌，那个难受呀。

“鬼子快来了!大家快跑呀!”一次，邻居们突然叫喊起来。曹根培说俺娘拉着咱们兄弟四个就跑，往庄东头跑。那时俺四弟出生了，才几个月大，俺娘就抱在手里。庄东头小河沟涯，刚发过大水，河两边还有淤泥。俺娘脚小，抱着四弟，领着俺三兄弟，拼命往前跑。四弟哇哇大哭，哭得俺娘既紧张又害怕，走小河沟涯时，寻思着一步迈过去。谁承想一脚踩到淤泥上，滑倒了，四弟被甩出去了，甩得远远地，一下子没有哭声。俺娘哪顾得了多看呀，抱起四弟继续跑，跑到张家林的一棵松树下藏着。这时俺娘才想起给四弟喂奶，一看，发现四弟早就咽了气。俺娘悲痛欲绝，边哭边骂狗日的日本鬼子，害死了俺可怜的孩子。那一天，村里一个老大爷火了，气的胡子直撅撅，他拍打着自己胸脯指着俺娘说：乡亲们呐，他男人是当土匪了还是当强盗了?咱们这样躲着她娘几个，都只顾跑自己的路，这样对吗?他男人是打鬼子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们大家伙吗?咱们都摸摸自己的心口窝，还有良心没?乡亲们都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很多人就围过来安慰俺娘。后来，慢慢地俺发现，乡亲们再躲鬼子，就喊上俺们了，有时还替俺娘抱抱孩子。

四弟死后，俺父亲就把俺送到滨海军区抗日小学。他对地下党组织说，俺四个儿子摔死一个，鬼子老去抄俺的家，俺得留一个出来，留出一个儿子别让鬼子杀净了。俺娘开始不同意，说俺太小，舍不得。俺父亲说，孩子迟早是要离开这个家的，晚离开不如早离开。让他学习文化知识，接受新思想，培养自己的独立生存的能力，有什么不好?再说，起码滨海抗小安全，鬼子捞不着杀。这么一说，俺娘点头了，含着泪。于是，俺在地下党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来到了滨海抗小。

俺第一个老师是尉晋生，他是一位革命者。他除教俺们文化外，还经常给咱们讲一些革命道理、革命故事，教育咱们，咱们是中国人，咱们的国家是个苦难的国家，正在遭到外敌的侵略，咱们应该团结起来，振兴咱们的国家。有时候，老师组织高年级学生，与八路军或是民兵一起上敌占区扒路、割电线等。有时，他也让俺们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配合贴标语，如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等等。

由于日本鬼子实行大扫荡，俺们在滨海抗小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一天，俺父亲来到了滨海抗小。他们先在庄陇田校长屋里拉呱。俺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个同学把俺叫出来的，说是你爸爸来了。俺一看，两个警卫员，三匹马子，还有好几把盒子枪，很威武的样儿。俺父亲把俺叫去，问俺，你有什么困难吗?俺说，什么?俺父亲强调说，你有什么困难吗?困难是什么?俺当时还真不明白这个词是啥意思。看俺还没反应过来，俺父亲又说，你有什么需要俺办的事没有?俺说，爹，你也是庄稼人，咋当了兵说话就拽开了呢?俺父亲笑笑，道：在队伍上就这样，要不人家听不懂呀。俺点了点头道：没有事，俺在这里吃饱了，已经很好了。当时正值寒冬腊月，下着雪。俺站在雪地里，好冷，脚趾都从鞋子的窟窿里露了出来，两只鞋都是前面一个大窟窿，后面一个大窟窿。没穿袜子，不是不穿，而是根本就没有。俺又补了句，俺鞋毁了，也没鞋也没有袜了。俺父亲上掏下掏，下掏上掏，左掏右掏，右掏左掏，从里掏到外，摸遍了口袋，也一文钱也没掏出来。堂堂的八路军政委，骑着马，戴着枪，校长就在面前，很没面子。俺看他偷偷地问警卫员，一个警卫员也是掏掏掏，啥也没掏出来。另一个警卫员是山西的，姓左，他算是掏出来了，北海币一毛钱，有一个角还被烧了。俺父亲说，给你，去修修鞋。随后，俺上集上去修了修鞋。

说到这，曹根培叹息了起来。他说，现在咱在这儿说，俺父亲当时堂堂一个政委，还有两个警卫员，身上居然没有带一文钱。你看看现在咱们有些个贪官，人家送给他的钱得论吨。俺不知道一吨到底有多少，但知道肯定要用汽车拉。俺父亲从1938年到1945年，八九年抗战，什么也没弄着，最后搭上命算完了。昨天俺看电视上一广告，一位老人站在鸭绿江边，说他父亲从那里上的桥，过的鸭绿江，再也没回来。看到这，俺就想到了俺父亲，眼泪“哗”地就出来了。

曹根培说，说到这里，俺先说一个人，他叫王建青，山东省新泰市人，是开国少将。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好像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战时，就当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后来是营政治教导员，又当了第四支队特务大队政治教导员，山东纵队第二旅六团政治委员，再后来还干过咱莒县县委书记，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到了解放战争，人家就是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就是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七十七师师长。到了新中国，在华东军区司令部当人民武装部第一副部长，副军长、军参谋长，后成了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是个大首长，俺父亲就是他的老部下。俺后来听王大爷说，1945年年初，延安来人了，来选择干部。他们走访群众，群众说俺父亲在干部战士中的威望很高，打仗勇敢，和党一条心。延安方面决定把俺父亲调到山东军区政治部任职，师职干部。后来，调令都已经来了，警卫员张子山甚至都已经为俺父亲准备好了行装。可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突变，日本鬼子重新占领了莒县县城，从城里到了东关，又从东关到了王家山、新旺等地，后来就驻扎下来了。于是，俺父亲在会上跟其他领导商量，俺现在不能走，坚决打胜新旺这一仗再走。他跟同志们讲，他已经全部掌握了敌情，熟悉了部队，熟悉了地形，要坚决留下来参加战斗。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俺父亲就中炮弹了。当时还没牺牲，从新旺抬到中楼街的时候，王大爷赶过去了。他问俺父亲，老曹，你怎么样啊?俺父亲说，俺不治了，新旺怎么样了?王大爷说，新旺快拔下来了。他问他有啥要求。俺父亲说，俺没有要求了，一个是要尽快把新旺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再就是俺还有三个儿子，都还小，就交给党了!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将来好好干，都要成为共产党员。说到这，俺父亲就牺牲了。房间里很静，房外偶有两声鸡鸣，坐在那里的曹根培说说着，一下子哽住了，含在眼里的泪水控制不住了，吧嗒吧嗒落了下来，一颗一颗地滴在他的腿上。很久他才道：王大爷比俺父亲小一岁，是山东新泰人，当年他当莒县独立营政委时，俺父亲是副政委。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情谊深厚。俺父亲牺牲后，他还专门写诗悼念：革命军人志若刚，出生入死几创伤。新旺激战血流尽，留得芳名千古扬。

父亲牺牲时，俺才十二三岁。当时俺娘叫俺，说你父亲叫鬼子打死了，你快回家吧。俺跟回家时，俺门口一个场，在场的东北角上，摆着一口棺材。一些八路军战士在那儿看着棺材，那时候城里还有鬼子。为了不被鬼子发现，驻在小岭的八路军派了一个排在老林里砌坟，第二天就葬了。反正埋葬了不多日子，就在咱小店乡严家崮西召开了俺父亲的追悼会。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地委、行署的领导，以及莒县的那些文人、名人去了不少，到了几千人呢。当时马骅抱着俺失声痛哭，他和俺爹也是好兄弟，就一口一个兄弟地叫着，连声说着：兄弟，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走了呢?!不久后大家都忙于和国民党军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俺父亲没了，家里受老罪了。但好在党组织一直没有忘记俺娘和俺兄弟仨。不仅把俺们兄弟几个送到滨海烈士学校读书，历任县长马骅、王子谦、薛翰亭等还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来俺家看望俺们，俺们真的很感动。

到了1973年，县民政局局长王贵芬找到俺，说你父亲抗战打鬼子起了带头作用，中央有通知，说是分散的烈士要集中，俺们县的烈士集中到蟠龙山，你得把你父亲起出来火化，再上蟠龙山。俺问俺娘，把俺父亲烧了，行吗。俺娘说，组织叫办，咱办就是了。于是，俺们兄弟几个就把俺父亲又扒出来，火化后，送上了蟠龙山。当时俺娘说，儿啊，俺死了，俺不上老林(祖坟)，俺从小你姥姥就不管俺，俺要上了老林，老婆婆少婆婆都管着俺，俺不叫她们管。你好好想着，看俺上哪儿好。俺说，娘，你不上老林，那你上哪儿?俺娘说，俺就上蟠龙山找你父亲去。俺说，娘，你不是烈士，人家不要你。俺娘想了想说，那俺上东岭吧。东岭，在庄东边，是个岭。俺娘一辈子这么辛苦，俺肯定得依着她。于是，俺总是装着看地，在岭上走了若干趟，最后定了个地方。

2000年，俺娘走了，感冒后引起重病走的，92岁。给俺娘砌坟的时候，支部书记说，你砌两间，给你父亲写个牌位，和你娘作个伴儿。俺一想，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砌了两间坟。随后，俺弟兄几个又上民政局写申请，说上蟠龙山要俺父亲的一点点骨灰，和俺娘葬一起。俺娘受一辈子活罪，不容易!民政局说，行。这样，俺又买棺材，买衣裳，让俺娘和父亲葬在了一起。

对于小家，对于狭义的家庭现实情况来说，曹吉亭确实是一位“不合格”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可他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传承和弘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留给了自己孩子永恒的财富。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是孩子们发挥潜能、创造财富的不竭源泉。我们了解到，曹吉亭的三个儿子，五个孙子五个孙女，个个根正苗好，忠于职守，忠于事业，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或许，这就是对当年那些英勇的革命者最好的回馈吧。

尽管烈士的后人都很平凡。

孩子没了哭声

母亲是个伟大而可敬的称呼。

每个人都经过母亲的怀胎十月来到世上。从孕育小生命开始，母亲的责任便显得如此沉重，她肩负着生命的成长和延续。当母亲一般也不难。只要是女性，且身体健康，就能如愿当上母亲。孩子可是母亲的“心头肉”呀!哪个母亲又不爱着、宠着自己的孩子呢?贤良淑德、心灵手巧、美丽能干、无所不会、任劳任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心灵手巧、和蔼可亲、贤良淑德、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无微不至、舐犊情深、孟母三迁、母爱如山等等，无论多少词语，都无法完整描述和表达伟大的母亲。

有一种爱，是世间最无私的爱;有一种付出，是世间最真诚的付出;有一种关怀，是世间最永久的关怀，这便是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母亲的爱是无声的;母亲的爱是细腻的;母亲的爱是伟大的;母亲的爱是恒久的。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在他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母亲尼洛夫娜，就是一位伟大而宽厚的母亲。她像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一样，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丈夫死后，当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母亲也在儿子以及他的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在“沼地戈比”事件以后，母亲为了搭救儿子出狱，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五一游行时，儿子巴维尔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在武装警察面前英勇不屈。这使母亲进一步懂得了真理的力量，也使她更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巴维尔再次被捕后，她搬到城里，和革命者住在一起，坚决担负起革命工作，完全献身给共产党。她常装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巴维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及斗争更进一步提高了母亲的觉悟。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的演说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母亲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在被捕时，她庄严地宣称：“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这样的母亲，历史便给她们加了一个定语——革命的。在咱中国，这样的母亲也是无处不在。那些在革命战争时期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女党员、妇救会主任、女堡垒户、女防特锄奸模范和女生产模范等，至今仍有许多生活在农村。她们都经历了战争的苦痛，她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她们都是革命的母亲。

抗战时期，后横山村就有这样一户普通人家，无论是妯娌，还是兄弟，他们都上下一条心，为保证《大众日报》正常印刷，为保卫八路军的安全，与鬼子斗智斗勇，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后来几个妯娌被誉之为“横山母亲”，兄弟二人被誉之为“《大众日报》卫士”。

后横山村，地处莒县小店镇。这个小山村，坐落在横山的山坳里，山高涧深，交通闭塞，便于隐蔽和转移。除了地理位置好，最主要的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比如这个村子紧挨后横山山崖的地方，有一户张姓人家。这户人家有四个儿子，五个闺女，闺女都已经出嫁了，四个儿子，除了老二没有入党外，其他三兄弟都是党员，地下党员。老三叫张树贵，大高个，性格豪爽。

张树贵的儿子叫张彦华，今年72岁。见到他时，他正在横山脚下帮小儿子弄养鸡大棚。张彦华个头不高，话也不多，是个朴实的老头。

张彦华张大爷告诉我们，虽然那时俺年纪小，但俺家里的事，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俺父亲可能是1938年入党的，介绍人是王善发。俺大爷入党还早，他对俺父亲和俺四叔影响都很大。后来，俺四叔参加了八路军，是在部队入的党。再后来，俺四叔成了一等残废，头上被打了七颗子弹，你想想，就那么个小脑袋，硬生生地挨了这么多子弹，真是挺惨的。

俺家与《大众日报》的缘份是从1941年开始的。这年夏天，鬼子头目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什么“蚕食”和“扫荡”，实施残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久后，鬼子就发动了对沂蒙山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扫荡”。那些狗日的鬼子，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还放什么毒气，进行细菌战。在那些狗日的鬼子眼里，咱们中国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啊，狗日的鬼子只要见到村庄就烧，见到中国人就杀。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啊!连普通老百姓都这样，更不要说跟鬼子较劲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了。

听俺父亲说，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的一个上级领导把他和村里的另两个地下党员叫了过去。上级领导对俺父亲说，张树贵，现在鬼子又开始“扫荡”了，情况紧急，八路军机关都得往山区转移了。俺父亲点着头。他知道现在形势严峻。上级领导又问，《大众日报》，看过吧!俺父亲一听《大众日报》，就来劲了，说，看过，看过,宣传抗日的，很鼓舞人心，俺们都抢着看。上级领导说，《大众日报》创办两年多来，规模不断扩大，人员逐渐增多，印数不断增加，影响越来越大。这对宣传咱们党的政策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现在他们开始注意上这张报纸了，他们把大众日报社列为重点破坏和扫荡的目标之一。现在《大众日报》处境很危险，需要大家帮忙出力。俺父亲立即说，有什么需要俺们做的，请组织吩咐就是。上级领导点了点头后说，今天要交给你们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听他这么一说，俺父亲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把盯着上级领导。上级领导说，组织决定把《大众日报》转移到咱们后横山来，这里山势纵横起伏，山深林密，便于隐蔽。油印机、纸张等刻印材料藏到村后的山洞里，平常就在山洞里写、刻、油印。你们的家都在横山下边，方便隐藏，报社人员就分散住到你们家里。你们不仅要自己参与，还要发动群众参与。要把群众的工作做到位，严守保密纪律。你们的主要任务是，轮流为报社站岗放哨，担负起后勤和安全保卫工作。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完成任务?俺父亲大咧咧地说，没问题，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上级领导说，你们是没问题，可能保证你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没问题吗?俺父亲他们又互相看了一下，表态说，没问题。上级领导说，那好，过两天报社人员就会骡子驮上设备材料转移到这里。咱们分头行动，做好准备工作，最主要的先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

随后，张树贵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分头行动了。张彦华说，俺家虽然离山崖边最近，适合八路军行动，但俺父亲那时兄弟多，房子小，还破旧，八路军来了怎么住?但再难也得办啊，俺父亲说，八路军打鬼子是大事，家里事再大都是小事，都可以自己克服呀!当天晚上，俺父亲就召集起俺大爷、俺二大爷和俺四叔，以及俺大娘、俺二大娘与俺娘说起这个事来。那时俺四叔还未成家呢。俺父亲说，八路军是好人，是替百姓打鬼子的，那《大众日报》是八路军办的报纸，是宣传抗日的。听上级领导说，别看这么张纸片片，也能顶上千军万马的。如今，《大众日报》印刷所要转移到俺们村来，俺们不仅要保卫他们，保证报纸的正常印刷，还有腾房子给他们住，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从现今开始，你们一个个要脑瓜子灵点，小眼睛都要瞪大了，这事是要紧的大事，谁也马虎不得!

俺父亲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俺二大爷。俺奶奶虽然不是党员，但她老人家基本上会依着自己儿子。那时俺父亲虽然还不知道俺大爷是党员，但俺父亲知道，俺大爷思想进步，很多事，几乎都是心有灵犀。俺四叔虽然年轻，但几乎与俺父亲一条心。三个妯娌就更不用说了，关系处理得就像亲姐妹，对于男人的选择她们是言听计从。俺大娘，娘家穷得揭不开锅，从小就吃苦受累，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虽然她小时候因为营养不良，长得矮小，但她吃苦耐劳，性格刚烈。当时她三儿子刚刚出生几个月。俺二大娘，个头比俺大娘高大，但性格温和，质朴善良。俺娘的个头，与俺大娘的个头差不多，性格与俺二娘的差不多，温和而善良。俺父亲最担心的就是俺二大爷，怕他有不同意见。

俺二大爷问，多少人?

俺父亲说，二哥，大概有三四个。

俺二大爷问，住多久?

俺父亲说，没说。

俺二大爷问，住哪?

俺父亲说，俺打算把小西屋的物品收拾收拾，让他们就住那里。

俺二大爷说，老三，八路军打鬼子，俺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支持。不仅支持，俺们看到鬼子也要上前去打。虽然咱家人多、房子小，但给八路军腾房子，咱也没得说，应该的。可老三你想过没有，俺们家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十好几号人，要是鬼子来“扫荡”，俺们家可就遭罪了。

俺二大爷这么一说，俺父亲一下子就语塞了。

这时俺大爷说话了，他说，老二说得在理，在家里藏八路，就等于在家里安了个大火药筒子。这确实对俺家不利，但日本鬼子可不这样认为啊，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八路，他们来了就“三光”。抵抗是“扫荡”，不抵抗还是“扫荡”。

俺四叔说，三哥，你就不要多想了，俺们兄弟和俺嫂嫂们一起，齐心协力打那狗日的鬼子吧!

俺奶奶也说，日本鬼子比恶狼还凶，你不打他，他也会来咬你的。

俺二大爷说，俺并不是怕鬼子，只是担心俺家里的老人孩子。既然大家都表了态，俺也没啥说的。

家庭会议召开后，这个朴实贫穷的家庭一时变得躁动起来，警惕性也高了起来，晚上只要听到风吹草动，都能把他们惊醒。男人们为迎接报社的到来，开始寻找和布置山洞;女人们开始布置起小西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好让八路军住得舒适点。

张彦华说，没多久，在俺父亲他们帮助下，报社印刷所人员将拆卸装箱的印刷设备，藏在了村东南巨石林立的大山沟狼石涧里，将油印机、纸张等刻印材料藏到村后的山洞内。印刷所的人员，在分销处负责人老黄的带领下，不分白昼，轮班在洞中写、刻、油印，坚持出报，然后由交通员化装成做生意的商人，分送到根据地军民手中。

自从报社来后，俺父亲和其他党员，就组织民兵，不分昼夜地为他们站岗放哨。白天要保证报社的正常工作，晚上还要保证报社人员人身安全。虽然当时有交通员负责分送报纸，但遇到特殊困难，如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如果让对这里情况不熟的交通员去送，很容易被敌人识破，那危险就大发了。一次，报纸印出来了，可前面敌人派重兵封锁了。报纸不能及时送出去，这可急坏了负责人老黄，在那里一个劲地转圈，这时，俺父亲就站了出来，他对老黄说，黄同志，你别转圈了，让俺去，俺在这里土生土长，对这里的情况熟悉，能够随机应变。你说俺父亲想了一个什么办法?他把报纸全部放在煎饼里，装作给亲戚家送煎饼的，每张煎饼夹一张，就这样，连续挑了三担报纸过了鬼子的封锁线，算是把报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报社没有铅块了，又让老黄发愁了。俺父亲他们又是二话没说，一行几人，装成赶集的，在敌占区买了40公斤铅块，趁着暮色，把铅块弄了回来。老黄笑了，洞里的机器又叫了起来。

俺父亲他们不光站岗放哨，送报纸，买材料，还负责给报社买子弹。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的工作人员，既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也是八路军，他们能写能说能做，还能打枪。但他们忙啊，哪有时候去弄子弹呀。俺父亲又站了出来。当时，俺大舅给国民党57军干壮丁，俺父亲找到了他，要他想想办法弄点武器和子弹。俺大舅摸了摸头皮，三摸两摸，就想出了个注意，最后他拐走了57军200多颗子弹和一杠枪。那时都穷啊，俺大舅家也穷，不要钱，就要粮食，八路军用一些高粱就把这杠枪和200多颗子弹换回来了。俺父亲不光要负责给八路军弄武器，还要负责给他们藏武器和军装。藏在家里还不行，鬼子会用刺刀到处刺，不留死角，什么都能查出来。俺父亲就把武器和子弹藏到山洞里，都是非常隐蔽的山洞，放进后，先在上面放上一层又一层的石头，最后再在外面铺上一层土，土上再铺上草木。鬼子来搜过几次，除了搜出高粱谷子之外，其他啥也没搜出来。

俺父亲他们这些大男人在外忙得不行，俺娘她们这些屋里的女人也没闲着。最开始，俺家来了几个八路军伤员，那是《大众日报》在转移过程中受伤的工作人员。俺娘她们几个妯娌，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八路军吃，轮流着照顾。八路军伤员很坚强，伤势稍好，他们就回到了战场上。后来，来了一帮女八路，四五个，就住在俺家。俺娘她们可高兴啦!大的叫姐姐，小的叫妹妹，都以姐妹相称。俺娘她们又拿出自己穿过的破烂衣裳让女兵换上，最后把女兵的军装藏到山洞里去。要是感觉还是不像山里女人，俺娘她们就往女兵衣服上抹土，把她们的头发弄乱，再往头上和脸上抹点灰尘。

再后来，俺家来了一个男八路，身体瘦长的大高个，别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他领来个年轻漂亮的女干部，长得秀气，挺着个大肚子。当时上级领导跟俺父亲交代，不仅要保障女八路的饮食，还要保证她的安全，更要保证她顺利分娩。上级领导没说男八路姓啥，也没说女八路姓啥，更没说他们的职务。但俺娘却不在意，她觉得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城里女人漂亮、可爱，非常喜欢她。于是，她主动承担起这个任务，每天给女八路做好吃的，女八路有什么不舒服了，她就负责求医问药。俺娘还从女八路那里学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不久后，俺家院子里又响起了孩子的哭声。女八路生了，顺产，生了个闺女，就在小西屋。俺娘高兴坏了，她笑着向俺奶奶和婶婶她们打招呼，高兴而小声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千金，一定跟她娘一样，将来是个漂亮丫头。俺父亲和俺大爷、俺二大爷他们虽然不敢迈进小西屋看看，但也高兴得不得了，掩饰不住脸上的笑容。

让俺娘没想到的是，女八路生下孩子不出三天，就搁下襁褓中的闺女走了。俺那善良的娘有点想不通，这个女八路有知识，又有文化，长得也漂漂亮亮的，怎么就这么狠心呢。那时俺二哥才几个月大，还在吃奶。俺娘抱着女八路的闺女，让她吃着自己的奶，不仅让她吃，还让她先吃，俺二哥反倒经常被饿得哇哇大哭。孩子哭是常有的事，有时俺娘看着孩子哭得伤心，俺娘也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哄着，一边骂着说，闺女啊，也不知道你那个狠心的娘干什么天大的事去了，居然连月子都不坐了，就这样扔下你不管了。俺娘不知道呀，其实当时好多闹革命的共产党人，都是在长征路上、战争途中生的孩子。她们要打鬼子，要打游击，哪有时间带啊!生完孩子就跟上队伍走了，毛主席的老婆贺子珍、贺龙元帅的老婆蹇先任不就是在打游击时和长征路上生过小孩子吗?大概是两三个月后，男八路和女八路回来了，都穿着军装，很威武的样子。女八路从俺娘怀里抱过孩子时，孩子哇哇大哭起来，那女八路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你想想，生下来就走了，能不想吗?看着孩子哭，俺娘也哭，哭得眼睛都红肿了。男八路就过来安慰俺娘，那女八路抹抹眼泪也来安慰，俺娘道：大妹子，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你咋说走就走了呢?那母鸡下了个蛋还咯嗒咯嗒叫几声呢，可你拍拍腚就走了。那女八路听了，泪又一下子淌了下来。后来，他们给俺家钱。俺娘不要，只知道哭。直到多年后，上面下来人调查，俺们才知道，当年的男八路是徐向前，女八路是他老婆，那个小孩是徐向前的闺女。

当时咱后横山村群众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鬼子只知道俺们这里有八路，但他们并不知道《大众日报》就是在俺们村里的山洞里印刷发出去的。俺们群众也渐渐知道了《大众日报》的重要性，他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绞尽脑汁，极力去保护。

1941年9月13日，那是《大众日报》来俺村才两个月的样子，鬼子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听俺娘说，那次鬼子来得可多了，日本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共有三四百人，从西边的县城过来的，黑压压的一片，更那蝗虫一般。鬼子出动的消息传到俺村后，俺父亲立即通知了《大众日报》，然后组织村里的民兵掩护报社人员埋藏机器，转移设备。这个时候，俺全家，包括俺娘俺奶奶俺婶俺大哥他们都忙碌起来了。

俺奶奶对俺大哥张彦存说，孙子，俺家的马和骡子还放在碾台沟了，你赶紧去看看，看能不能牵走藏到山里去，别让鬼子给牵走了。

俺大哥快速跑向碾台沟，但他光顾着俺家的马和骡子了，忘记了鬼子进村了。跑着跑着，突然从前面飞来一声吆喝。俺大哥停下来，定眼一看，妈呀，一大堆鬼子，个个呲牙咧嘴的，嘴里也不知道他们呜哩哇啦些啥，俺大哥他准备往回跑，但迟了，鬼子的枪已经对准他了，没办法，他只能被鬼子逮起来了。俺大哥被抓起来后，鬼子把他吊在了村里的那棵老槐树上，用鞭子抽打。鬼子很会折腾人，他们把干鞭子沾上水来抽，那样抽一下是一下的，可厉害了，俺哥哥一会功夫就被抽的皮开肉绽的，他们逼他讲出八路军的下落。俺大哥说，俺不知道什么是八路。鬼子再抽，俺大哥强忍着泪水说，俺真的不知道啥是八路。鬼子看俺大哥还是个小孩，后来也就没有再拷问他，要是年龄再大一点，那命就搁在那里了。

鬼子要来时，俺大娘正在为报社人员烙煎饼。俺大娘是烙煎饼的高手，滚烫的鏊子前，她一边往鏊底续草，一边舀起一勺糊子倒在鏊子边，随即拿起篾片，挽花似地将糊子在鏊上一圈圈地往前赶。“滋滋”声响过后，一张像蝉翼一样薄的煎饼就成型了。稍事烘烤后，她就用篾片在鏊子边将煎饼挑起一小角，双手猛地一揭，顺势往身边一带，一张香喷喷的煎饼就落在了篦子上了。俺大娘煎饼有三大特点：火烧得好，煎饼摊得匀，揭得完整。

听说鬼子来了，俺大娘立即警惕起来。她想，这烫手的煎饼是给俺八路军烙的，可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她把煎饼用包袱卷了，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烙好的一摞煎饼，就往村前的黄豆地里跑。她是个小脚，得很瘦小，跑着跑着就摔倒了，那孩子被摔得哇哇的叫唤，远处有人就喊，那娘们，你快把包袱扔掉了吧!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舍得那点财?俺大娘心里想，死了俺也不扔，俺还得留着给八路吃呢。后来，她把煎饼稳稳地埋好后，又立即往村外跑。刚到村前，敌人从对面气势汹汹地过来了。俺大娘只得抱着孩子往家里跑。

鬼子很快就跟着俺大娘来到俺家，他们拿着刺刀四处乱刺。找来找去，既没找到八路，也没找到好用的好吃的。这可把鬼子气坏了，他们就找俺大娘出气。

一个汉奸凶巴巴地说，把所有好吃的通通拿出来。

俺大娘很沉稳地说，没有，俺家三天两头的饿肚子，锅都揭不开，哪有什么吃的!

汉奸说，你撒谎，没吃的，你家还养着孩子呢!你家不仅有好吃的，还收留了八路，是不是?不能撒谎。

俺大娘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俺连八路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没有见过八路!再说，穷人就不养孩子了?富有富养的办法，穷有穷养的门道。

汉奸说，你胡说，有人说你们家就藏了八路。

俺大娘说，你们不是查了吗，俺家哪里藏了八路呀!

“啪!”看到俺大娘还在辩说，一个鬼子一枪托，把俺大娘打倒在地。俺大娘生怕摔倒了孩子，紧紧地抱着孩子，用自己的右手和头护着孩子的头。

汉奸说，说不说?

俺大娘说，俺不知道!

这时，汉奸一把从俺大娘怀里抢过孩子，举到空中说，说不说，不说就摔死他。

俺大娘被汉奸的举动吓懵了，很久没有出声。

汉奸以为俺大娘屈服了，对她说，娘们，赶紧说，只要说出八路的下落，说出八路军报社的下落，你的孩子就有救了。

俺大娘半晌回过神后，流着泪说了句，俺真的不知道。

其实，那《大众日报》社就在俺大娘嘴边上，她告诉了鬼子就没事了，可她就硬硬地说不知道。

俺大娘的这句话彻底把鬼子激怒了，一个鬼子从那个汉奸手里抓过孩子，举过头顶，最后往炕上摔去。只听“呯!”的一声，那孩子的哭声一下子就停了。俺大娘大叫一声昏死了过去。

等俺大娘醒来时，她身上已经湿透了，是鬼子用冷水把她泼醒的。当时本村的虢夫远被鬼子逼迫负责从井里往上提水，他故意放慢提水的速度，拖延时间。鬼子也不傻呀，他们看出了门道，一枪托子捣在虢夫远的鼻梁上，这一下，把虢夫远的鼻梁都捣歪了，那血哗哗地留个不停。后来听他说，鬼子用冷水把俺大娘泼醒后，又把她吊起来施刑，灌凉水，再用脚踩出来，把她折磨得死几次昏死过去。鬼子一直从晌午折腾到太阳偏西，俺大娘还是那句话：俺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最后，鬼子只得在村里放了一把火，扫兴而归。

鬼子一走，八路军安全了，《大众日报》保住了，但俺大娘的孩子危险了。她的孩子不会哭了，不能动了，只有两个眼珠子时不时转一下。母子连心，俺大娘哪能不急啊，她抱着孩子想往县城医院跑，可那里全是鬼子，哪敢啊。她只得跑到邻村的一个小诊所，但医生把了把脉后，摇着头对俺大娘说，妹子，孩子快不行了。俺大娘哭着把孩子抱回到家，她看孩子这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两天后，俺大娘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了。

第二年，《大众日报》就从俺村转移到其他村去了。

那孩子可成了俺大娘一辈子的伤心事，想起来就她就哭，可她却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人，那次受刑，她的气管还落下病根，她也没向组织上提出过什么要求。后来组织上说起这些事，要给她些帮助，她摇摇头坚决不同意，她说：那年月，谁家没为革命出过力呀?谁家没搭上过性命呀?都向组织提条件，那组织上能顾的过来?国家有国家的难处呢。

一直到2000年，俺大娘一直过着朴实艰苦的生活。

……

张彦华的讲述很平淡，断断续续，不连贯，甚至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但这些并不重要，也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横山母亲”、“《大众日报》卫士”的敬意!

张树贵一家子誓死保卫《大众日报》的事迹，仅仅只是当时横山革命老区群众的一个缩影。当时，整个横山地区是有名的“红区”，当地有“前横山，后横山，八路来了住不完”的顺口溜。八路军在这里驻得稳，待着放心。在革命老区采访时，我们还听说，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诞生的《大众日报》，由于战事频繁，报社被迫不断转移，从1939年1月1日创刊至1947年10月19日，报社机关设在临沂地区境内的8年零10个月又19天，就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先后辗转于临沂的9个县计30余个村庄。不论条件多么恶劣，印刷出报从未中断，即便因特殊情况不能铅印时，他们就出石头印、油印报或书页式小报。

为何《大众日报》能够顽强生存，薪火相传?

大众报人既是办报队，也是战斗队，在反扫荡的时候，报社组织了游击大队，一是为了保卫报社，二是发动群众反扫荡。当时，他们和敌人遭遇是常有的事。1941年10月，日军调集了5万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11月下旬，《大众日报》第一战时新闻小组被迫转移，11月30日拂晓，走到大青山时，不料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新闻小组在战斗中被冲散了，30多位同志除个别人突围外，其他的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壮烈的“大青山突围”，同时也是《大众日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牺牲。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社有530余名干部、职工在工作和战斗中英勇捐躯，这在中国报业史上至世界报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其次应归功于沂蒙山革命老区群众的巨大贡献。据史料记载，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共有160多位沂蒙乡亲为了帮助报社埋机器、藏纸张、掩护伤员而壮烈牺牲。他们中间有老人，有孕妇，也有未成年的孩子。报纸从印刷发送到设备保存，报社干部职工从生活起居到战斗转移无不得到群众的倾力支援。据说，《大众日报》创立时，报社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报纸都无处可印。报社印刷厂所在的沂水县云头峪村最新的房子就属牛庆禄家，牛庆禄三个月前刚刚盖了新房，娶了媳妇，新房子小夫妻才住上不到百天，村女救会主任陈忠芳找到牛庆禄的新媳妇刘茂菊：八路军为了打鬼子，把印刷所设在咱村，需要房子装机器……一听是为了打鬼子，刘茂菊二话没说，马上张罗，与丈夫一起和公婆挤在一间屋里。当年每隔三天就风尘仆仆地挑担送报，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将报纸送到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发往全省各地及大江南北和革命圣地延安的，不是别人，也是群众。由于根据地缺乏物资，油墨、纸张、铅字等都是通过地下党从济南、泰安等地历尽曲折弄来的。有一年夏天在转移的时候，铅字装在一个箱子里，放在小车上推着过河，没想到碰到河里的石头，小车一颠簸，箱子翻到了河里，铅字全都撒出来了，一个个铅字散落在河中，有些还被河水冲了，而转移的时间又很紧张。得知这一情况后，村民们立即组织到河里捞铅字，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铅字全部捞了出来。

……

以身相许

“各位大爷大婶兄弟姐妹，自打去年7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就公开撕毁了‘双十协定’，公然发动内战，对咱解放区实行了血腥的屠杀政策。根据县委指示精神，俺们不仅要在土改运动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反蒋保田’运动，更要号召俺们村的青年参加解放军，保卫解放区，保卫‘土改’的胜利成果。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好安稳踏实的好日子呀!但俺们还要保卫胜利果实，要坚决‘消灭蒋匪帮，保田保家乡!’‘反蒋保田保饭碗，争相上前线!’家要自己当，枪要自己掮……”站在人群最前面土堆上敞开嗓子喊的是个女的，还是个高而又年轻漂亮的黄花大闺女。

这个演讲的闺女叫田树荣，一米六五开外的个头，长得也不赖。有着男人般的名字，也有着男人般的性格，甚至要比一般男人更加豪爽、刚烈、坚毅。别看她还是个十九岁的闺女，却是莒县长岭镇石井庄的庄长和识字班的队长。在沂蒙山区，未婚的姑娘被称为识字班，八路军到大店后，组织妇女学文化，识字班由此而生。当时，前来学文化的大都是未婚少女，后来就成了未婚妇女的代名词。当时，大店的识字班传名声很大，播到了整个山东解放区。粟裕大将曾说，识字班，识字班，妇女成了半边天。

时值1947年秋，正是解放战争打得异常激烈之时，石井村正在召开青壮年参军动员大会。前不久，田树荣还参加了县土改队进行解放区土改运动，调到店子集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解放战争打得越来越激烈了，四处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参军支前。她一想，不行，得回去了，俺们村子不能落后。于是，她又匆忙赶了回来，发动号召全村妇女白天碾米磨面做军粮，晚上织鞋垫做军鞋支援前线。这些难度还不算大，最大的是动员青年参军杀敌。前年刚跟日本鬼子打完，现在又跟国民党打，谁都知道上前线打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是要流血牺牲的。村里有个去当兵的，刚到部队，就去爬炮楼，很快就牺牲了。为了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当兵，田树荣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有些庄户人家远远看到田树荣来了，就把门关得死死的，在屋里声都不敢出。别看田树荣年纪轻，但敢作敢当。她砰砰地敲打着庄户家的门，大声说，大爷大娘，你们开门啊，俺知道你们在家，开了门咱好好说嘛。再不开门，田树荣就冲他们的儿子骂了起来，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算什么男子汉嘛，难道你要窝在家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吗。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俺们国家能赶走日本鬼子吗，俺们国家还能解放，还能得到幸福生活吗。咱们跟着共产党干，准没错……不管多晚，也不管外面是刮风下雨，不把人家感动，她绝不走人。

“是热血儿郎的，现在就站出来报名。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田树荣说。

田树荣站地土堆上讲得热血沸腾，下面的青年男子居然没有一个上来报名的。

“孬种才是胆小鬼，不是孬种的，就上来报名。”田树荣有点愤怒了。

“就属刘纪坤家兄弟多，他家兄弟那么多都不去参军，俺肯定也不去。”

“是啊!儿子多的都不去，难道俺儿子少的去不成。”

“刘纪坤，你还是青救会会长呢!”

“刘纪坤，你不还是党员吗!是党员就应该带头呀!”

……

不知谁把矛头指向了刘纪坤。刘纪坤，木匠出身，性格内向，老实巴交的，一米六刚出头的个头，还一脸麻子。在众多高高大大的山东大汉里面，他是那么的不起眼。虽然他长相其貌不扬，但人实诚，爱读书，读书多，思想上更是积极要求进步，今年初田树荣加入了党组织，刘纪坤也不甘示弱，到了7月，他也加入了党组织，虽然他比田树荣大了整整八岁。作为庄长，田树荣整天组织村里的妇女忙支前;作为青救会长，刘纪坤总是带着庄里的小伙站岗放哨。庄子有个北庙头，那里有一条路，是县城进到庄子唯一的一条路，鬼子一般都是从那边过来。刘纪坤他们就守在那里，出去的放条，进来的收条，保证庄里不混进一个敌人和坏人。

“俺不是不想去当兵，俺今天已经二十七了，再到部队干几年，回来都三十好几了。”刘纪坤有点怯怯地说，“再说俺娘也不同意呀!”

“刘纪坤，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样。去当兵，还前怕龙后怕虎的。”田树荣扯着嗓子说道。

“可是——可是——”刘纪坤犹犹豫豫地说。

看着刘纪坤优柔寡断的，田树荣有点生气地说：“可是，可是什么呀!”

“到时俺年纪大了，俺家又穷，俺怕找不到媳妇。”刘纪坤说。

“刘纪坤，你要真带头去当兵，俺就跟着你!”田树荣的回答干脆而明亮。

田树荣话一出口，现场炸开了锅。为啥?田树荣年轻漂亮，个头又高，能力又强，而刘纪坤比她大七八岁，家里穷不说，还个头矮小，长得黑，一脸麻子，简直就是个小麻子老汉。

“那俺报名!”刘纪坤站了出来，走到土堆边。

“俺也报名!”

“俺也报名!”

……

在刘纪坤的带领下，村里有六个小伙报名参军。

虽然田树荣为了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准备以身相许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庄子，但事实上，对于田树荣的承诺，谁也没有太认真，也不会太认真，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田树荣用的一种激将法。毕竟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九岁的闺女嘛，她能寂寞地等上几年吗，她能芳心不动吗?即便她能，那刘纪坤能从激烈而残酷的战场上，完完整整地走回来吗?对于未来，太难预测了，有着太多的变数了。

田树荣一回到家，父亲就骂她是不是想一朵鲜花想插在牛粪上，是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己找难看!是不是放弃好日子不过，非要过穷日子，如果非要那样干，就不要再在这个家了，也不要再认俺这个爹了。父亲骂，她母亲和妹妹则在一旁不停地哭。赵东玉比田树荣大一岁，赵住西旁胡同，田住东旁胡同，田对赵总是姐姐长姐姐短的，有啥好吃的，心里有啥想法，姐妹俩都要分享。她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听说她要以身相许后，她比田树荣还着急。田前脚刚进屋，她就跟着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树荣，不是姐说你，你在会上怎么敢说那样的话呢!你看看那个刘纪坤，他有什么好，家里穷就不说了，关键他比你大七八岁，小个子，还一脸麻子，人也就一手指高，以后要真跟了这样个小麻子老汉，你日子怎么过呀，俺们为你着急呀!哎，树荣呀，俺不知道说你什么好!面对骂声、数落与泪水，刚烈的田树荣表情依然平静。她什么也没说，一切都装在心里了。

而刘纪坤回到家后同样被家人数落着。他娘也是一边哭，一边埋怨他骂着他，你这个傻儿呀，现在四处炮轰轰的，你去当兵不是去白白送了性命吗。再说啦，人家田树荣年纪小，长得不也赖，家境也比俺家好，她会真心跟你吗?她是信口开河的，就是为了把你们动员去当兵，当不了真。你前脚走了，她后脚肯定就结婚，娘这话就撂在这地方了。你娘走的路比你走的桥多，快听娘的吧!娘虽然这么说，但刘纪坤是个实诚人，再说他还是党员，是庄里的青救会长。他对娘说，娘，就算田树荣不是真心的，俺已经当着大家的面表了态了，俺必须去。都不去当兵，怎么能有好日子过?有坏人在，结了婚也得离婚!刘纪坤这么一说，他娘哭得更厉害了。后来，直到儿子当兵走的时候，她还拽着儿子，舍不得让他走。

田树荣可不管这么多了，她只知道前线打仗吃紧，正需要热血青年向前冲。那时参军，手续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时间也快。人员确定后，田树荣立即组织她识字班的姐妹们准备起节目来，一个高跷队，一个秧歌队。刘纪坤他们当兵走的那天，庄里无比热闹，一大早就响起了锣鼓声，高跷队也舞了起来了，秧歌队扭了起来。小伙子们被这场面激动的热血沸腾，纷纷表决心要当英雄，革命不胜利绝不回家。田树荣还组织包子许多大包子，就像过大年一样。全村人把刘纪坤他们七个骑驴戴花的青年，送出了庄子，走向了战场。虽然刘纪坤的娘还在哭个不停，但她的声音早就被欢乐的海洋淹没了。

然而，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闺女，田树荣简直就是个另类，或者说是叛逆。在石井一村，我们见到了她的好姐妹，依然健在的赵东玉。说起往事，她好像一切都历历在目，感慨万分。她说，打小开始，俺们姐妹俩成天在一块。那时，俺就顽固，她就模范。虽然她从小与父母对着干，但现在想来，都是好事，没有孬事。

那时还时兴裹脚，大多数妇女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直到成年后骨骼定型了方将布带解开，使其变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可曾是封建社会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清代的裹脚之风蔓延至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裹脚。民国时期，虽然推翻了封建社会，但残余仍在。在田树荣五六岁的时候，她娘开始给她裹脚了。当时田树荣还小，不懂得裹脚的意义，就让娘裹了。但裹脚的时间长了，脚就疼得不行啊。年幼的田树荣问娘，这么疼，怎么还要裹脚呀!娘说，傻丫头，不裹脚，以后你怎么嫁得出去呀!乖，听话，趁现在年纪小，骨头脆，好好裹，裹出个“三寸金莲”，以后可以找户好人家，你不知道，男人就喜欢“三寸金莲”，他们会放在怀里亲呀，放在嘴上闻。她娘说着，就咯咯笑了。随着年岁的增大，田树荣发现，娘的说法，完全是旧思想在作怪。于是，她悄悄地把裹布扯下给扔了。娘知道后，急坏了，说，你看咱庄里的闺女谁没裹脚，就你特殊，以后人家裹出“三寸金莲”，都找到好婆家了，就你找不到，看你怎么办?田树荣说，找不到就找不到，俺就是不裹了，不仅俺不裹，以后俺妹妹也不让裹。娘气得不行，抓起条子就过来打女儿。娘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走不快，更跑不了。虽然田树荣也裹成了小脚，但并不彻底，更算不上“三寸金莲”，跑起来自然比娘利索。追不上闺女的娘，只得在一旁哭起来。

然而，反对裹脚还仅仅只是田树荣“叛逆”的开始。日本鬼子占领石井村后，就在石井村南岭修建炮楼设立据点。因为据点离村不足500米，日本鬼子时常到村里抢粮抢钱，就连老百姓家烙的煎饼，以及养的小鸡小鸭都不放过。到后实行“三光政策”，就是杀人放火，惨无人道了。从小目睹日本鬼子暴行的田树荣，对鬼子的行径是恨之入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田树荣就悄悄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了。打鬼子、抓汉奸、攻碉堡、割电线，那些男民兵干的事，她总是跟着掺和。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流血牺牲，不怕丢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鬼子据点离村子不到一里地，如果不给他们点颜色，鬼子随时可“扫荡”村子。但鬼子有大枪大炮，还有炮楼，怎么跟人家对抗?村民们群策群力，想办法。田树荣想了个办法，她说俺们没有大炮，但可以做个假的，至少可以吓唬吓唬狗日的日本鬼子和讨厌的汉奸。于是，他们砍了一棵榆树，蒙上红布，放在村子的巷口，正对着鬼子的炮楼。假大炮做好后，他们就朝鬼子喊话，说，如果你们再来扫荡，俺们就开炮打你们了。鬼子信以为真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敢来村里扫荡。田树荣他们不光吓唬鬼子，还经常乘着夜色行动，要么割断鬼子的电线，要么破坏鬼子的公路。一次，他们听说鬼子从莒南那边送粮送物资到据点，不仅想办法破坏了公路，还设下陷阱，让鬼子的车子翻了，粮食物资撒得满地都是。田树荣他们远远地看着，脸上笑开了花。

还有一次，有封信要送到区公所去。大家还在犹豫到底谁去，田树荣站了出来，说，俺去。领导说，小姑娘，你去行吗?田树荣说，就因为俺是小姑娘，才更好行动哩。领导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是封紧急的信，一定要快速稳妥的送到。田树荣说，没问题。随后，她接过了那封“鸡毛信”，里面还有一根鸡毛，一根火柴棒。她知道，这是一封火急的信。

区公所在青山，也就是小店那个地方。从石井村到青山，要经过二三个村子，一路上都有鬼子的据点和混杂在百姓中的汉奸，到处危险重重。田树荣就回家打扮了一下自己，装作病人去看病抓药，然后在村里找了个可靠的人，用独轮车推上她往青山走。一路上，她多次遇到鬼子和汉奸的盘查，但她都应付过去了，她说自己得了伤寒，鬼子汉奸见她大热天的还盖着被子，都信以为真，一个个也不敢近前，挥挥手让她马上走，就这样，她顺利把“鸡毛信”送到了区公所。这是田树荣送过的最紧急的一封信，她还送信到过大官庄与夏庄。

虽然还是个小姑娘，但由于办事果断稳重，而且勇敢机智，田树荣渐渐成了石井村与鬼子对抗的一个领头人物。开始她还只是偶尔悄悄地跑出去开会，组织妇女们做军衣和军鞋。但渐渐地，她胆子越来越大了，整天从天刚亮忙到深夜。特别是当上识字班队长和村里的庄长后，她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也就更加忙碌了。除了参加会议，组织妇女给八路军做军衣和军鞋外，她还组织识字班的姐妹们学习。她没上过学，知识都是在识字班学的。虽然在识字班学习断继续续，不成系统，但她记性好，学的也刻苦，能看报纸，能写字。田树荣小儿子刘彦雷告诉我们说，俺娘能写字，能看书看报纸，都是上识字班的时候学的。七几年村里开党员会，俺娘背着俺，带着俺哥俺姐，全家上台背毛主席语录，还有毛主席“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俺四哥还单独背了《愚公移山》，那时他才六岁，还没进学堂。这都是俺娘在家教的。俺娘背的就更厉害了，呱呱的，村里很多人都说，这娘们从早日里打鬼子就先进，到现在还是先进。

人家闺女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矩待在家里。田树荣倒好，整天想着往外跑，成何体统。她是家中老大，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还要推磨、烙煎饼，可她却整天见不到人。这让她父母担忧不已。老这样下去，这孩子就给“毁”了。田树荣父母急了。只要大女儿出门，父母就让三女儿跟着“盯梢”。田树荣有的是办法。她先哄二妹玩，玩好了，来瞌睡了，她就送她回家。睡着后，她就悄悄溜出来，兔子似的跑向会场。

既然是好姐妹，赵东玉与田树荣也就无话不谈。赵东玉向我们回忆说，那时田树荣成天开会，她要是学了新知识和好歌，总会回来教俺。有的东西俺不懂，但俺知道，那都是好事，没孬事。她父亲就是不让她在外头跑，她就是在家里怎么也蹲(待)不住，她父亲对她很不满意。俺父亲也说，田树荣光往外边跑，不干活，才十多岁就这样了，以后长大了，这还了得呀!哪个男人喜欢这样的?你等着看吧，肯定得老到家里了，嫁不出了。田树荣天不怕地不怕，今天晚上在你家开会，明天晚上就到他家开会。俺蹲住了，老的喜欢俺。俺父亲说，俺闺女听话，不像田树荣，野猫子似的。那时，俺捞不着上学，一天得纺四个轱辘现，俺自己做衣服。俺嫂子拉一窝孩子，他把孩子都交给俺，俺脱不开身，受老罪了。当时看着田树荣上识子班俺也想上，但俺嫂子对俺说，你要去上识子班，跟着田树荣干，将来说个婆婆家，哪个敢要。再说你哥哥在合作社上班，俺孩子都快饿死了。俺嫂子那么说，就是为了让俺帮她干活。俺左手搂大嫂的孩子，右手搂二嫂的孩子，一下看俩。俺打十三岁就开始做大鞋，但俺嫂子不会，俺就替俺嫂子做。不是俺吹牛，俺衣服也缝得特别好，比田树荣强，强多了。每次她把活拿回来后就找到俺说，俺姐姐呀!你好好帮帮这些人吧，他们都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弄得结实点，有面子点。俺说，差不了，差不了。俺是一队的。每次开会就说，一队做得最好，其他队的不太满意。那怎么办?俺跟田树荣说，你把她们集合起来，俺教着她们。俺做的那个针脚很好，机器都赶不上。后来田树荣入党了，是两个老党员介绍的，一个叫阚富欣，一个叫房玉亭，是悄悄入的党。俺不但知道，俺后来也入了。到后来，因为要交党费，家里的活也没人干，俺父亲又坚决反对，俺又退了出来。唉，瞧俺干的这事。

赵东玉叹息了一声后说，刘纪坤是在临沂当的兵，华东野战军，属陈毅管。解放后，解放军直接接管地方公安，他随部队到了上海，当了上海的公安，1951年退伍回来的。他干得不赖，据说还立了功。田树荣这人，俺真是服了她，性格倔强得很。刘纪坤当兵走后，也有人来找她提过亲，但都被她骂走了，等到刘纪坤从部队回来，还没男人靠过他的身。

“刘纪坤退伍回来后，谁主动提的亲?”我们有些迫不及待。

赵东玉说，田树荣的父母能提吗?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女儿往火炕里推呢!刘纪坤的父亲也提不了。为啥?田树荣父母根本不认这门亲事。那谁提?田树荣自己提的。当时俺对田树荣说，树荣，你就别犯傻了，找户好人家嫁了吧!田树荣和俺说，俺动员青年当兵的时候，他带头参军了，这些青年都跟着去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俺也不能当孬种，俺必须跟着他。田树荣对刘纪坤说，你当兵前俺许下了诺言，如果俺不实现诺言的话，会让邻居笑话。刘纪坤说，俺家穷啊，俺又长得寒碜(在沂蒙山指丑)，田树荣说，你就是要饭吃俺也要跟着你，俺要是不跟你，你这家人就没有了。赵东玉笑着说，谁会跟他，一脸麻子，家里又穷，咱得说实话。那个时候，村里人都觉得田树荣也就是说说，谁能当真，可田树荣真做到了，俺这姐妹呀俺从心里服气!后来刘纪坤说，你父母不是反对吗?田树荣说，他们是反对，俺不一直与他们对抗吗，俺都快撑不了了。于是，田树荣又托上田树德，还有俺哥哥等，四个媒人轮流转，到最后把田树荣父母说晕了，到最后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要结婚了，刘纪坤家当然高兴。刘纪坤母亲对田树荣说，俺儿挣多少钱，就让儿花多少花，一分都不留。刘纪坤母亲见到谁都咧嘴笑着说，俺说了个好儿媳妇，这媳妇啊，个高又漂亮，人好心也好，这是俺老刘家前世修来的福呀，俺老刘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

一脸麻子、老实巴交的刘纪坤，木匠出身，当了几年兵，还没把老本行给忘了。不爱说话的他，就闷着头使劲地在家做家具。想到自己三十几了还能找到漂亮媳妇，他做着做着，在那里独自一人偷偷傻笑起来。

刘纪坤家一片喜庆，田树荣家却一片悲伤。除了田树荣，没一个不哭的。她娘坐在屋里，什么都不想干，只知道哭。她一边哭一边说，俺闺女长得不孬，上过识字班，上外边去找个共产党员，找个当官的多好啊，这个刘纪坤一脸的麻子，家里又穷，有什么好的啊!她爹一声不吭，光知道抽闷烟干闷活，脸无表情。快出嫁的前几天，她二妹天天哭，哭得很伤心，哭得眼都肿了。她觉得姐姐太亏了，自己条件那么好，就嫁给了又大又穷又黑又麻的人。

结婚头一天，田树荣找到俺说，姐姐，俺的好姐姐，你赶快给俺打个衣裳，俺明天就要结婚了。这面料还是刘纪坤娘上合作社赊的，俺娘还在屋里骂俺呢，说嫁了这么个穷人家以后看你日子怎么治，别到时候过不下去了在赖俺们。赵东玉回忆道：为让她体面一点，俺花了整整一晚，打了一身衣服，还做了一个漂亮的“云肩”。

刘纪坤是退伍军人，还立过功，村干部觉得他可靠，就让他管理村里油房的账。别看田树荣年纪不大，但当过识字班队长和庄长，早已是名声在外了。组织上也考虑要好好照顾关心一下这位性格倔强的庄长，曾先后两次通知她到县医院工作。

“县里两次通知俺娘到县医院工作。那时，俺娘已经生了俺哥和俺姐，俺舅刚结婚，俺舅妈连饭都不会做，他们的小孩也是俺娘带着。有小孩拖累着，俺姥姥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调令都来了，俺娘都没去。最后，她跟组织说，俺给你们推荐个人去，于是别人就去了。”刘彦雷说。

放弃了上县城工作的机会，田树荣就没有离开乡村，从1956年开始，她担任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1986年。

刘彦雷说，俺娘当妇女主任时，主要宣传婚姻自由，倡导实行计划生育。那时还不兴结扎，都兴上环。为防超生，俺娘就得天天上门做工作。她天天上人家去，上谁家谁家都不欢迎。有人说：管天管地，还能管女人生孩子呀?!她自己老了生不出来了，还不让别人生，真是霸道!但俺娘不怕麻烦，也不怕人说嫌话。1976年9月的一天，正在上学的大哥跑了回来。当时俺娘正在做衣服。俺大哥伤心地说，妈，告诉你一个消息。俺娘说，啥消息，说。俺大哥说，妈，毛主席死了。俺娘一听，脸色就变了，放下手中的活，甩了俺哥几巴掌，把他揍跑了。俺娘说，俺跟着毛主席干了一辈子，你小孩子怎么能乱说毛主席死了，毛主席还能死?真是胡说八道!直到这天下午，俺娘听广播说，毛主席死了，她才相信。那时俺家穷，一毛钱都拿不出来，最后靠着三寸布票去换了些青纱，每人戴一块，俺娘眼都哭肿了。那些年，组织上很看重俺娘，也买俺娘的账，可俺娘从不找组织提要求，添麻烦，唯有一次，她找了组织。1986年俺娘从村妇女主任位置退下来后，当时莒县还属临沂管，临沂市给了她一个荣誉证书，上面写着工作35年。她觉得不对，自己干妇女主任干了30年，应该是30年才对。于是，她找到公社。公社告诉她，是笔误，又给她添了减了5年。添上后，俺娘特高兴。

俺父亲最开始管村里油房的账，后来公社成立了，组建了铸造厂，他会木工，就在里面做模具。那时俺父亲一月工资才29块钱，要供全家九口人吃。他在里面做了一辈子，2005年走的。俺娘是2012年10月走的，今年三年了。晚年她一直住在老房子里，组织上把老党员都当成了宝贝，要给翻盖老房子，俺娘急了，急赤白脸的，俺当时在场，心里觉得这不是好事吗?你猜俺娘怎么说的?俺们都是老骨头了，房子能凑合着住就行了，把省下的钱救济那些困难群众吧，先照顾有难处的。她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先进惯了。最后她伤着了，骨折了，俺们兄弟几个伺候她吃伺候她喝什么的，走的时候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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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