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作者丨铁流 纪红建

引子  寻找建国前农村老党员

截止2014年年底，在全国8000多万党员队伍中，我们还有38.9万在世的建国前老党员，其中，农村建国前老党员过半还多。近些年，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呈直线下降，也就是说，随着时光流逝，有很多老党员都相继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西北高原上的风，这几日好像格外烈，就像一匹脱缰的马，撒着欢儿地跑起来，不时卷起阵阵黄沙。风沙没有挡住延安婆姨和妹子们的脚步，她们三三两两地跟在男人身后，向陕北公学急急走来。延安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要审判一个红军团长了。一个婆姨道：我就不信，毛主席能杀黄团长!另一个婆姨说，上阵还靠父子兵呢，共产党能杀自己人?!一个壮汉大声道：你们这些女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毛主席的老婆贺子珍是江西人，那雷团长也是个江西老表，是跟着贺子珍出来闹革命的，她能不护着手下人?她给毛主席吹吹枕头风，雷团长的命就保下了!

但曾经一直苦心培养他的党要把战功显赫的他送上刑场了。

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着他，穿过东北侧的人群走来。陕北公学大操场，黑压压地坐了数千人。有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全体师生员工，还有其他机关、学校和部队的代表。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前几天在押期间，他还心存希望，他一直在想，自己从小就跟着毛主席闯革命，出生入死，从不畏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情于理，毛主席都可能会网开一面，给自己留条活路。他甚至满怀深情和希望地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态度恳诚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也情真意切地请求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就是在刚才的审判会上，他依然情绪激动，并不是完全畏惧死亡，而是他醒悟到，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如果没有死在战场，而死在刑场，那将是他人生极大的耻辱。他用余光瞟了一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雷经天一脸严肃。他知道，毛主席的信还没来，他低着头向前走着，面容沮丧。他也在想，难道他写的信没有送到毛主席手中。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太了解这帮曾经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了。

而在他的身后，依然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少年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应该让他到前线作战，戴罪立功;一种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以极刑。

他，叫黄克功，早年参加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师团级干部。此前，他追求陕北公安女学员刘茜，六天前的那个晚上，他约她到延安的延河畔，逼婚未遂，开枪将其打死。

审判会是1937年10月11日召开的。

面对国内外的舆论，面对愤怒的学生、百姓，面对老红军的请求，雷经天承受各方压力。如何采用公开审理，民主判决的方法审判此案至关重要。当时，时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胡耀邦为首席公诉人，他首先宣读了公诉书，紧接着严肃地道：鉴于黄克功目无纲纪，杀害革命青年刘茜，应严肃军纪，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最后，法官们经过合议，由雷经天宣布了对黄克功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史料记载，审判会上黄克功发表个人申诉时，他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革命经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提出的唯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

“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雷经天特意问他。

黄克功敞开衬衣，指着从臂膀到腿部的伤疤，历数了许多战斗过的地名。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

“你还有什么请求?”雷经天问道。

黄克功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审判长，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黄克功低沉的声音充满感染力。人们沉浸在这一段真挚的话语里，默不作声。甚至有人面对这个多次负伤流血的功臣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其实在审判黄克功前夕，雷经天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雷经天早年参加革命，是与黄克功一起长征的生死战友。此时，雷经天把黄克功请求赦免的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在那里看完信，一时没有说话。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着烟，雷经天犹豫了一下，轻声道，主席，黄克功是一名军人，他可以申请特赦，他有这个权利。民国约法有这一条。

毛泽东看了雷经天一眼道，你让我放了黄克功?为什么?有什么依据吗?雷经天说，您是最高首长，按照民国约法,您手中有这个权利。张灵甫曾经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前不久蒋介石大笔一挥就特赦了他。

毛泽东凝望着远处，再次问雷经天，你让我放过，不，是特赦雷经?这样确实合法?雷经天点了点头回答，主席，民国约法有这一条。毛泽东又沉默了，最后情不自禁说起了黄克功的英勇善战，赞赏和爱惜之情溢于言表。末了，他收回目光，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若有所思看着远处……

这场比战争更为严峻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考验着毛泽东。他知道，这样的考验不仅影响到整个延安，各级党政军干部，更会关系到党的发展与未来。

雷经天命运如何?该当何罪?延安的军民都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凤凰山麓那孔他们熟悉窑洞，他们都在猜想，住在这孔窑洞里的毛主席对雷经天该做出怎样的决断。当时，国民党电台和《中央日报》借机渲染黄克功事件，正在延安访问的德国社会活动家道安娜·利泽格外着急，安娜·利泽1907年出生，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为此曾有过两次牢狱之灾。大学时期，她就结识了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王炳南，一对年轻人很快就坠入爱河，1936年，安娜·利泽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参加革命。周恩来特授予她八路军少校军衔。翌年春天，安娜·利泽来到了延安，几个月后，恰恰遇上了雷经天事件，她急急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张口就道，国民党电台正大肆渲染这件事?这对你们太不利了，你们该怎么应对?安娜·利泽平静了一下，又晃动着双手大声道，我为你们着急呀!毛泽东递给安娜·利泽一杯水，沉思片刻，高声道，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如何处理和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的!言毕，毛泽东看了一眼安娜·利泽，加重语气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呀!全体指战员在看着我毛泽东，人民在看着我毛泽东!尤其对那些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我们更不留情，也绝不手软!

后来，当时的延安干部金铁群和吉汉杰回忆：他们看见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毛泽东朝审判会场张望着。直到审判大会快要开始时，他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表情凝重地走开……

毛泽东的内心能不纠结而复杂吗?

1927年，16岁的黄克功和哥哥黄继功就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赤水河战斗中，黄继功曾率一个连阻击国民党一个团，后牺牲在战场上。兄弟二人是贺子珍的江西同乡，长征中黄克功又为病中的贺子珍抬担架，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将。

但当时这位已经不惑之年的领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党的命运，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个细节的。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马在会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来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送上来的一件东西。

“信，毛主席的信。”主席台上先传出声音。

声音虽然很小，但很快，“毛主席的信”像风一般传遍整个会场。

黄克功经过会场边时也听到了。他自己停住了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他脸上立即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他知道，他曾经的战友不可能不会把信转交给毛主席的，毛主席也一定会认真对待，谨慎定夺的。他更知道，此时只有毛主席能救自己。

当即，雷经天在公审大会上进行了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雷经天的宣读声停止后，黄克功先是深深地低下了头，但旋即，他又如梦一般醒来。此时，彻底释怀的他，反倒觉得无比轻松。他想，虽然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但自己毕竟是一名老党员，于是，他高高地扬起头，像刚才那样高呼那三句口号：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

四年后，历史的枪声再次在延安响起!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

肖玉壁打仗玩命，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身上八十余处枪伤刀伤。但肖玉壁上任后，没能尽职尽责，廉洁奉公，而是以功臣自居，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引起极大民愤。

其实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公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中明确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并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陕甘宁边区检察署经过侦查取证，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如下：

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累计克扣公款达3050元，并企图携带款项和税票潜逃，叛变革命。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肖玉壁不服，对前来看望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气愤地说：“不就贪污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情况，他要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的!”为了慎重起见，林伯渠带着信去见毛泽东。当林伯渠把肖玉壁的信转交毛泽东时，毛泽东并不看信，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

“3050元。”林伯渠回答。

“他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又问。

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份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你们的态度呢?”毛泽东又问。

“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林伯渠沉默半晌才说，说着他又看一眼毛主席，“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

“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毛泽东说。

“忘不了!”林伯渠说。

毛泽东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讲感情的人，但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去年他到中央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战士时，见到了久病缠身的肖玉璧。毛泽东非常关心老战友，还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配发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来，由医院负责人取奶让肖玉璧饮用。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

翌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从英雄到罪犯!

从高官到罪犯!

究其原因，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本色的丧失。

两声枪声，震撼了整个延安，也震动了各级党政军干部，也犹如警钟长鸣，响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营养剂。70多年前对黄克功案与肖玉璧案件的处理，是我们党向人民交出的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对党内的腐败分子严惩不贷。之后，无论是在环境艰苦、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对待腐败分子都坚决予以打击和铲除。

1988年4月的一天，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和夫人林佳媚回到了故乡湖北红安。红安被誉为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223位将军，一位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一位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乡村，李先念和建国前农村老党员聊天时，望着他们一张张黝黑的脸膛，不禁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有一大批像你们一样的农村党员，也同样经历了生死考验，在时代变迁中，你们又能够坚守信仰，永葆本色，这不能不令那些腐化变节分子汗颜。言毕，他握着一位老者满是茧子的手道，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党员，应该好好向你们学习呀。你们当年为革命同样付出了贡献，如今生活一般，可你们不叫苦，不叫冤，一心建设咱们的家园。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丑陋，也照出了高尚。

在山东鲁东南，有一个叫莒县的地方，过去隶属临沂，后归为日照，日照因古由“日出之光先照”之说而得名，莒县是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之初，莒县男女老幼人口不足40万，建国前老党员就近2万人，如果按照官方公布的1949年10月全国党员人数448万对比，莒县建国前党员人数最多时，占了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近0.4%。对于一个小县而言，这已是个不小的比例了。

我们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串数字，截止2014年年底，在全国8000多万党员队伍中，我们还有38.9万在世的建国前老党员，其中，农村建国前老党员过半还多。近些年，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呈直线下降，也就是说，随着时光流逝，有很多老党员都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据统计，2014年莒县在世的建国前老党员有1058人，年龄最大的已经103岁，最小的也已年逾八旬，平均年龄87.2岁。到2015年年底，就只有有813人了，仅一年时间，就走了245人，占百分之二十三。这些建国前老党员，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牢固基石。将来，他们终将会离开我们，这个数字也终将消失，可他们的本色和精神将是不朽的!

在莒县一隅，有一座建国前老党员纪念馆，名为“本色纪念馆”，陈列室里呈现的一帧帧大幅老党员照片，主人公皆是乡野老翁、老妪。这些照片，大都是小城摄影师马成俊抓拍的，镜头里的人物一个个饱经风霜，面如刀削斧凿一般。他们不修边幅，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的，有的衣衫陈旧，污渍斑斑，甚至还有些脏兮兮的。在田间乡野，他们不被人注目，平凡的如大地上的一粒尘埃。可就是他们，背后却皆有着不凡的经历和催人泪下的往事，他们无欲无求，心底干净的如一面明镜。这座全国惟一的一座建国前老党员纪念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座平民的丰碑。来这里参观的人，先是感叹，后是惊愕，在农村、在我们身边，竟然还有这么一个群体，这样一群人?这些年，我们是否忽略和遗忘了他们?!

最早发现并报道莒县建国前老党员群体的，是山东电视台一个栏目组的一个女编导。那是2007年的事情了，那个女编导来莒县采访，回泉城后和同事聊起莒县老党员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老党员的故事感动了大家，这帮年轻的电视人决定给莒县建国前老党员做一个专题片，并在当地找了个摄影师配合。农村建国前老党员大都生活在山村僻壤，言谈都是当地土话，半个月下来，那摄影师已经筋疲力尽，最后逃之夭夭。女编导又托朋友求到马成俊门下，马成俊是小县有名的摄影师，自己还开了家相馆等门店，生意红红火火。当时，马成俊恰有些空闲，就道：好吧，俺跟着玩几天。这一玩，马成俊玩住了。面对着一位位耄耋老人，倾听着他们的尘封往事，马成俊的心震颤了，当抓拍瞬间为“咱爹咱妈”摁下快门的时候，他的泪水一次次模糊了视线。

电视台栏目组的人走后，马成俊坐不住了，他很想找人倾诉一下，顺便也许能为这些可敬的老人做成个什么事。于是，他信步来到了县委大院。那天下午，机关人员快下班了，马成俊和组织部部长讲起了老党员的故事。他讲到大山里的一位母亲，为了让八路军的孩子活下来，最后饿死了自己的亲骨肉，他和栏目组的人去采访这位老人的时候，就给老人带了箱奶，还有一点水果，老人就感动地拉着他们的手放不下，连声说着：党组织没忘了俺，党组织没忘了。说起为八路养孩子的事，老人流泪了，可她说一点不后悔，说现在要是来了鬼子，她还会这么做。看看老人家里的摆设，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可她就这样知足。他们问她有什么要求，老人说，现在的日子怪好怪好的，俺可知足了。栏目组走的时候，她走不动了，非得让儿子送他们，还反复嘱咐他们说，党需要俺的时候，就言语一声，俺还组织妇女缝军衣，纳军鞋!马成俊说着，泪就下来了，那位部长眼眶湿润了，先是喝水掩饰自己，后来哽咽，再后来终抑制不住，竟放声大哭。马成俊见部长哭得像娘们，一下子慌了神：部长，你看看，俺怎么把您弄哭了呢。见办公桌上有纸巾，马成俊马上给部长递给去。部长不好意思了，抹了把眼泪道：你不是也哭了吗?说完这，部长一拍桌子道：这些年，咱们忽视这些老党员了，咱们对不起这些老人。话毕，马上就召集了一个挖掘农村建国前老党员事迹的紧急会议。

很快，莒县就开启了寻找建国前农村老党员之旅，摄影师马成俊全程跟踪拍摄，几年下来，他和一位组织干部孙全功竟跑烂了几双鞋。马成俊在小城也算是个人物，在文化行业干得有声有色，算是事业有成。一个人有了点财富，就不觉得地高大起来，自感腰也茁壮了，言谈也硬气了，有一些时日，马成俊也和小城的老板们比起了阔气，座驾换了一辆又一辆，一辆比一辆高贵显赫，有时喝多了也大发感慨：俺也有钱，怎么活的气一点都不顺了?这是不是都是钱闹的呀?不行，俺得周游列国去，都说风光无限好，俺到国外开开眼界去，有钱就得大把大把地花，要不对不起自己这辈子!

马成俊中等个子，浓眉大眼，孙全功和他差不多，也长得厚实，可几年下来，两人都瘦了10几斤。马成俊和老党员有了感情，很多老党员都把他当成了儿子，老党员过生日、葬礼，以及后代结婚、生孩子等等，他都去义务拍摄。老马长得慈眉善目，没开口笑就在脸上了，老翁老妪都喜欢和他说东道西，一口一个儿子地叫着。老马的媳妇乐了，道：你这几年下来，可认了不少爹妈!冬天他去了，有的老妇正在捅火炉子，见他来了，老妇扔下炉钩子就迎上来：俺儿子来了呀!可喜死俺了。边说着，那满是炉灰的手就亲热地摸在了马成俊的脸上，老马的脸一下子成了大花脸。有的老妇拉着马成俊的手说起往事，说着说着就泪涕横流，老人用手抹一把，再握着马成俊的手。

马成俊开始时不时地塞给老人一些钱，那孙全功见了也忍不住拿一些。后来马成俊每次出发，都装着一包子钱散发，孙全功受不了了，他对马成俊道：老马，你是小土豪，俺是挣工资的，俺可学不了你了。马成俊道：以后就俺给算了，过去俺有点钱烧得慌，自己都不知姓什么了，给些老人花，俺踏实了，也不癫狂了!

马成俊手下徒弟不少，大家见他不务正业了，都有些着急，二徒弟敢讲话，他对老马道：师傅，您别老去种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呀!马成俊眼一瞪：你收拾一下，走!二徒弟懵了：师傅，俺也就说说，你就不让俺干了?马成俊笑了：你跟俺去给老党员拍照去。二徒弟几天跟下来，向师傅竖起了大拇指：师傅，俺支持你!马成俊见老党员的精神作用这么大，就让几个徒弟轮流跟着走访，后来，这些年轻人都热心慈善公益，成了小城的铁杆志愿者。

马成俊告诉我们说，咱觉得咱有钱了，咱觉得咱高大了，可跟他们这些朴实老党员比，咱就渺小了。在跟踪拍摄一段时间后，俺就深入进去了。俺就跟这些老党员有感情了，他们流泪，俺也流泪，他们笑，俺也笑。有的老党员老淌鼻涕，俺在拍摄前就会给他擦擦鼻子，擦擦泪;有的老党员衣着不整，满身灰尘和油渍，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俺在拍摄前就用毛巾给他擦擦，整理整理衣服。有人问俺，你就不嫌脏吗?俺说，俺从内心尊重他们了，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老父老母了，就一点也不觉得他们脏了。这几年，俺成天往村里跑，给老党员拍摄。俺不光耽误挣钱，还往里投了钱，这七八年下来，至少投入了二十来万。开始，一些朋友和同行都不理解，他们对俺说，你商人一个，挣钱的，往外拿钱，买卖都不做了，领着员工天天到处胡蹿(指到处走的意思)，还得自己搭上油钱，值得吗?俺说，俺和老党员打下交道来，气也顺了，心也静了，也不斗富比阔了，你说值不值?值得!这是俺一辈子干得最值得事!

人们激动而兴奋地称呼这群农村建国前老党员为“红色群落”。与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相比，他们的故事毫不逊色，同样值得可歌可泣。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在一穷二白中整山治水，用血肉脊梁扛起了新生活的希望，将根深深扎入脚下的沃土，把坚定的信念和党员的本色精神深深种在了这块土地上，成为一个永恒的“红色坐标”。

在莒县建国前农村老党员纪念馆里，还呈现着一张张影印的入党申请书，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申请书变得像老党员们一样沧桑，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纸面也泛出了微黄，在入党动机一栏，有的是：为了有块地;有的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有的是：为了不打光棍。字字于心，句句朴实。这些老党员，大都是1940年前后入的党，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枪毙雷经天的事，甚至一辈子都无从知晓，可他们默默恪守当年入党时的诺言，用生命守护着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们“平凡”并非平庸，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也并非简单的重复。

朝着本色的光芒，走进老区，去追踪那里农村建国前老党员的足迹，探寻他们质朴而又豁达的内心世界，这无疑具有迫切而现实的意义……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