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红军传奇

作者丨纪红建

下 篇

心脏病突发后

1972年5月8日的晚上10点多，正准备洗漱睡觉的组织科副科长冯景祥听到了住在隔壁的战士小马的大声呼叫声：“救命啊!老哑巴昏倒了!救命啊!哑巴昏倒了!”

这大声的呼叫通过机关大楼的长长楼道，传向外面的夜空。

冯景祥自从1962年调到机关后，就一直与哑巴住隔壁，与哑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激灵，把手中的东西一扔，光着脚丫子，直奔老哑巴的房间。

冯景祥赶到哑巴房子时，哑巴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色泡沫。怕是哑巴心脏病发作了，冯景祥想。

冯景祥立即吩咐小马说：“赶紧往卫生所打电话!叫他们火速到机关大楼来，一定要快。”

小马慌慌张张地答道：“是——，科——长——”

冯景祥训斥道：“你慌什么!赶紧去啊!”

小马象兔子一样奔向办公室打电话去了。

听到呼叫的其他官兵都赶了过来，他们把哑巴抬到床上，手忙脚乱地采取急救措施。这可不是一般的昏倒，也不是伤风感冒，更不是皮外伤，这可是心脏病发作啊!

听说哑巴患了急病，卫生所从所长到普通的卫生员，都高度紧张起来，他们连白大褂都顾不上穿，有的甚至顾不上找鞋子，只穿上一双拖鞋，带上医疗器械，跑向办公楼。

卫生所的军医立即对哑巴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随后不久，住在家属院的几个师领导也匆匆赶来了。

此时，公主坟师部大院内灯火通明，官兵们来回穿梭着。

治疗哑巴的军医急得满头大汗，因为哑巴的病情不见好转。

卫生所所长立即拨通了师医院的电话。

“是师医院吗，我是师部卫生所啊，老哑巴突发心脏病，病情严重，你们作好治疗的准备，我们马上送人过来。”卫生所长说。

师医院值班人员说：“好，我们立即准备，全力以赴，你们赶紧送来吧。”

随后，一阵紧急的救护车呼叫声，救护车直奔永定路的师医院。走的时候，卫生所长向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汉汇报说：“副主任，恐怕老哑巴这次会不行了，咱们政治部要作好善后的准备。”

王振汉说：“我们会做好各方面工作的，你赶紧去吧，一定要让老哑巴活过来。”

第二天，哑巴的病情还没有稳定，师医院院长刘书明直奔师部，他敲开了政治部主任陈森办公室的门。

刘书明满头大汗，还没说话，陈森就急不可待地问：“老哑巴的病情咋样了?”

“恐怕危险了。”刘书明喘着大气说。

陈森表情有些严肃，说：“医院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不管花多少钱，不管要投入多少人力，都要作最大的努力。”

刘书明坚定地说：“是，主任，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陈森说：“我们也会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搞好各方面协调，一方面我们会作好后事的有关准备。”

随后，陈森拨通了副主任王振汉办公室的电话。

“王副主任吗?我是老陈啊!”

“是，我是王振汉，是主任啊!”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现在就来。”

“好的，主任。”

陈森与王振汉认为，哑巴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虽然他没家，也没有亲人，但死了总得有个评价，有个悼词，盖棺定论嘛!于是他们决定，让比较熟悉哑巴，且文笔好又有机关工作经验的组织科副科长冯景祥来撰写悼词。

冯景祥是1958年的兵，当兵的时候在连队当文书，是团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后来师部直工科科长发现了他，于是把他从连队调到直工科当见习助理员。

王振汉对冯景祥说：“老哑巴活到六十多岁，革命了一辈子，该给他写个悼词。”

让冯景祥感到困难的是，在哑巴的档案里翻来翻去，几乎没找到什么关于哑巴的文字资料。为了把悼词写好，为了给哑巴一个圆满的结束，冯景祥于当天下午专程到已经退休、老师长、后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刘辉山首长家里。

刘辉山和他的夫人林福贤听说哑巴病重了，也感到十分吃惊。

刘辉山坐在沙发上，表情沉重地讲起了这位特殊战友的一些经历。

刘辉山说：“哑巴应该是老吴(烈)在四川一带带上的，当时大概是1935年的样子。”

冯景祥虽然听说过哑巴同志是在什么条件下入伍的，但他还是想从首长这里得到更为可信的口碑资料。于是问：“首长，您知道老哑巴是怎样入伍的吗?”

这时，林福贤在一旁笑着插了句：“说得好是带，说得不好是抓。”

当时，师领导的家属们对哑巴的故事都耳熟能详。

刘辉山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经过四川的时候，老百姓由于受到四川军阀多年的残害，见到军队就害怕，形成了一种习惯。红军到了，当地老百姓也以为是军阀来了，以为是来抢他们的，所以都逃命去了，红军所经之地几乎都找不到人，好不容易碰到了哑巴，他还不说话。当时那几个战士也挺横的，见哑巴不说话，以为他是装的，还怀疑他是特务，于是把他带上了。但当哑巴跟着红军走了几天后，发现他确实是哑巴，并且天聋地哑，不会说话，也听不见人说话，想放哑巴回家。但这时哑巴又不干了，他比划着告诉红军，红军这儿有军装穿，还给饭吃，不想走了，想跟着红军一起走。哑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伍的。长征路上，他负责背行军锅，担炊具。当时的行军锅也有二十来斤，加上炊具，大概有一百来斤重的担子，一天到晚都是行军，有时还急行军，当挑夫可不是个轻松的活。”

冯景祥说：“老哑巴入伍还蛮有戏剧性的。”

刘辉山说：“刚开始时，应该说哑巴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简单与纯朴，但他就是命大，长征中过草地时死了那么多人，他背着行军锅不仅安然无恙，还帮助过不少战友，甚至救过几个战友的命，这也是个奇迹啊。”

冯景祥问：“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到了中央警备团，先是当营长，后来当团长，再后来又成了公安师师长，我一直都跟哑巴在一起，虽然哑巴脾气不是太好，但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冯景祥要走时，刘辉山和林福贤一再嘱咐说：“一定要转告田师长和张政委，要把哑巴的后事办好，他是作出了贡献的。”

冯景祥说：“请首长和阿姨放心，我一转达到。”

冯景祥回到师部，立即赶写哑巴的悼词。他感到这个责任十分重大，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军人，他是一位有着特殊人生的红军。

历来才思敏捷的冯景祥被难住了。下午过去了，傍晚来到，转眼之间又是深夜。时间不能再等了，假如哑巴去世，这悼词就马上要派上用场了。天渐渐亮了，冯景祥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成了山。这时，哑巴的悼词草稿也出来了：

悼 词

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哑巴同志。

哑巴同志生前曾是我师管理科副团职干部，老红军。出生年月不详。由于心脏病突发，住院期间抢救无效，于1972年5月X日X时X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60多岁。

哑巴同志祖籍在四川一带，1935年6月参加红军。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部队炊事班工作。长征路上，他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紧跟部队，奋勇前进。行军途中，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危急，他肩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从未掉过队，部队一宿营，他就忙着挑水做饭，积极为部队服务。哑巴同志跟随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他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营第三连。后来，中央军委警卫营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抽调人员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哑巴同志被调去担负为六个中队、七百人供水的任务，他每天到几里路远的地方挑水四、五十担，鞋磨烂了，就光着脚坚持挑。他看到机关卫生所的女同志挑水困难，就主动帮着挑，受到大家的赞扬。1942年10月，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我师的前身——中央警备团。在延安，哑巴同志负责挑水、烧火、砍柴、喂马。1947年，蒋胡匪军大举进犯延安前夕，哑巴同志随同中央机关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随后参加了卫戍石家庄的任务。1949年3月，他又跟随部队保卫党中央到达北京。部队刚进京驻在香山时，那时哑巴同志虽然身体已有了病，但他仍坚持到泉边担水、运水。到旃坛寺、公主坟以后，有了自来水，吃水再不用人担了，哑巴同志却不肯休息，负责看管果园，他每天在果园内拔草、浇水，发现有人损坏果树时他就及时制止。他在机关看到哪里不干净他就打扫，洗澡时他就主动在门口收票。哑巴同志就这样一直工作到1972年才因年迈多病离职休息。

哑巴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忠诚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哑巴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斗争坚决，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牢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工作。今天，我们沉痛地悼念哑巴同志，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我师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

哑巴同志安息吧!

然而两天后，哑巴同志的心脏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

哑巴的病虽然好了，但毕竟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了，加之他患有高血压，工作和生活都存在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如何照顾好哑巴，领导想在心头。

一台彩电和一台冰箱

——哑巴的优裕生活

1972年6月的一天上午，师里的一个办公会上，在讨论完各部呈报的文件后，师长田占魁说：“同志们，今天还有另一件事要说一下，就是关于老哑巴的事情。”

听说是关于哑巴同志的事，其他常委都纷纷议论起来。

“哑巴为部队工作了一辈子，没有成家，也没找到家人，也该让他享受享受了。”副师长郭光金满怀深情地说。这个郭光金便是1939年春天入伍，并分配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哑巴特别欣赏的那个新兵蛋子。

“给哑巴记功吧!”这时有人提议。

师长田占魁说：“立功顶个啥用!我看，哑巴就不要回机关了，给他在医院开个房间，就让他住在医院，让医院好好护理，比啥都实际。”

政委张永华也说：“我完全同意师长的意见，像哑巴这样特殊身份的人，不仅在咱们师，就是全卫戍区、全军，恐怕也是唯一的，他最有资格享受。再说，周总理都指示要照顾好哑巴，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当张永华说完这话的时候，常委们竟然鼓起掌来。

田占魁扬了扬手，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具体工作由陈主任负责。”

陈森笑着说：“我会把咱们师对哑巴同志的这种真挚感觉完全传达贯彻，请各位领导放心吧!”

师医院都是清一色的平房，不管是砖还是瓦都是青色的。虽然是平房，但房子相当结实。师医院院长刘书明亲自带领医院的几个战士，为哑巴准备好的一间房间，并打扫得干干净净，重新刷了一层白色涂料，焕然一新。管理科的同志又把哑巴在师部办公楼家里的沙发、席梦思床、桌子、椅子等家具送了过来。

哑巴的新家在师医院安起了。

陈森还做了一件在当时算是爆炸性新闻的大事。

一天，陈森到来参谋长郁良高的办公室。

陈森直截了当地对郁良高说：“参谋长，我看哑巴一个人住在医院也挺孤单的，能不能给他买台电视机。”

郁良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陈主任，你说什么?”

陈森笑了，他知道郁良高对他的这个大胆想法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其实陈森来跟郁良高商量也不是郁良高比他职务高，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主任，都是副师职领导干部，平起平坐，主要是哑巴这个特殊人物属于他们两个人管。为何这么说，因为哑巴是干部，档案关系在政治部的干部科，但哑巴又不同于一般的干部，他是聋哑人，自理方面不如一般人，所以他的伙食关系放在了司令部的管理科，哑巴的工资由管理科的会计室发。

陈森说：“我建议给他买台彩色电视机。”

从郁良高的脸上可以看出，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陈森继续说：“哑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成家，留着钱有什么用，还不如让他彻底享受享受呢?再说他不最爱看戏和文艺晚会之类的节目吗?”

郁良高想了想，说：“陈主任说得有理，该让他享受享受。那就给他买一台吧。”

部队不愧为武装集团，首长的命令就是效率。在郁良高的指示下，管理科的同志立即满北京的商场跑，给哑巴物色彩色电视机。三天后，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当时是北京最好的电视机之一，也是当时师医院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放在了哑巴的新家了。

哑巴看到这新鲜玩意儿能放出节目来，特别好奇，总是在电视机边前看看、后摸摸，就像当年看幼儿园的孩子们一样入神。这台彩色电视机不仅让哑巴十分好奇，就连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到这儿看看热闹。关系不好的人，哑巴还不让进，他们只得挤在门口瞅瞅。有些小护士想看电视，哑巴不让，她们急得在门口直跺脚。

一天，哑巴正在屋里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的，还不时“嗷嗷”地叫出声来。

突然，几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哑巴房间门口。哑巴发现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的身影是那么熟悉。这人就是已经升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军职副主任的杜泽洲。

很快，哑巴就想起来了，他是延安时的老指导员，后来的师政委。他快步扑向杜泽洲。

杜泽洲也显得特别激动，张开双臂，迎接哑巴这个老战友。哑巴与杜泽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哑巴既高兴又激动，他“嗷嗷”地叫个不停。

随后，哑巴又从上到下把杜泽洲看了一遍，然后伸出了大拇指。

杜泽洲1916年1月，出生于四川达县。1933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9月参加红军。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区苏维埃委员和侦察队长，红四方面军第11师政治部宣传员，总指挥部通信营、红四方面军第34团班长。1936年入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学习。后任总指挥部特务团连支部书记兼排长。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警卫员。1939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央教导大队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中央警备团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第4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警卫师第2团政治委员。1958年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9年7月任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第2团政治委员，1960年6月任警卫师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9月任警卫师副政治委员，1969年2月任警卫第1师政治委员。1970年6月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

杜泽洲听说哑巴重病并住进了医院后，本来早就准备来看，因为刚好在哑巴重病期间上军区高级干部理论班培训学习去了。杜泽洲也一直感到特别遗憾，自己在师里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也没有给哑巴找个对象，甚至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找到，心里一直挺内疚的。

杜泽洲朝外面的几个战士扬了扬手，几个战士抬着一台大半个人高的冰箱来了。

看到这个又笨又高的东西，哑巴十分吃惊。他比划着“问”杜泽洲，这是啥东西?

杜泽洲笑了，也比划着“说”，这玩意儿叫冰箱，里面可以放吃的东西，吃不完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并且保证不会变味、发霉。杜泽洲“说”，这既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也是卫戍区首长的心意。

那几个战士把冰箱搬进来后，杜泽洲又一一打开，给哑巴介绍。哑巴不住地点头。

当时在北京市能用上冰箱的人并不多，但哑巴却用上了。

湖北来了封认父信

看到哑巴生活条件好了，也是团级干部了，许多人开始打哑巴的主意。经常有人到师部或是医院来找，有人说哑巴是他叔叔，有人说哑巴是他伯伯，有人说哑巴是他舅舅，有云南的、有贵州的，还有湖南的、江西的、湖北的，五湖四海的都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无根无据。

1973年夏的一天，已经升任组织科科长的冯景祥正在和副科长以及科里的几个干事研究开展一个党员活动的情况，师传达室收发员在门口大喊了一声“报告!”。

这一声音中断了冯景祥的发言。

收发员站在门口说：“科长，你们科的信。从湖北寄来的，收信人是组织科。”

信递到了冯景祥手里，他一看，是从湖北寄来的信，收信人不是别人，正是师政治部组织科。信封上的字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认真工整，看得出写信的人是一个认真而有心的人。

冯景祥当场撕开信，信里有两页信纸，同时还从信封里掉出2张邮票来。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一师政治部组织科：

我叫王迪华，是湖北省随州市洛阳店的一名普通群众，今年45岁。现在有一个情况向你们反映。我父亲是个哑巴，在1935年的时候离家后一直没有回家，他叫王西南，后来经打听，他投奔了红军，并最后到达北京。

为了证实贵师哑巴确系我父亲，我向你们提供一条重要依据。听我母亲说，我父亲的右大腿处有一处10公分左右的伤疤。这处伤疤是我父亲小时候爬树时，不小心被树枝挂伤的。

我父亲参加红军后，留下了我母亲、我，还有一个妹妹，我们都十分想念他。请你们核查后，一定要给我们回信。

此致

敬礼!

王迪华

1973年7月8日

看这信写得有板有眼的，还真象那么回事，冯景祥自然不敢马虎，拿着信立即向副主任王振汉汇报。

王振汉搞政治工作多年，处理这样的事情自然驾轻就熟，他思索了一下说：“冯科长，我看为了慎重起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跟哑巴本人核对一下，看他大腿上到底有没有伤疤，也问问他本人;二是向郭光金副师长他们这些老警备团的人了解一下。要真是这么回事，就给湖北回信，可以让他们过来认亲，但我们又不能让那些图钱图利的人得逞。”

冯景祥说：“我立即到医院去。”

王振汉说：“那赶紧去吧!把事情办妥。”

冯景祥说：“是!”

冯景祥骑着车子来到了师部大院西边不远处永定路的师医院。看到冯景祥来了，哑巴特别高兴，一把抱住他，要他看他的床、他的桌子、他的沙发、他的电视机、他的冰箱，还有养在窗台上的花草。

冯景祥哪有心思看，拿出那封信，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哑巴来此的目的。

基本明白冯景祥想要表达的意思后，哑巴先是十分惊奇，然后主动配合冯景祥掀开裤子。冯景祥把哑巴的裤子掀开时，看到哑巴的大腿处果然有一条10公分左右的伤疤。冯景祥十分吃惊，他想，难道这个哑巴真他妈的早就有妻有室，有儿有女了。

看着冯景祥十分惊奇的样子，哑巴也急了，站在那儿直跺脚。

突然，哑巴他指了指天，然后“嗷嗷”地学飞机的轰隆声，紧接着哑巴钻进了桌子底下。爬出桌子后，哑巴就用手拍了拍大腿处。

冯景祥明白了：哑巴的这处伤疤是被飞机炸伤留下的，根本就不是被树枝挂伤的。

有了哑巴的举动，冯景祥心里有底了。随后，冯景祥又赶回师部，敲响了副师长郭金光办公室的门。

郭光金先听了冯景祥的汇报后，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看了那封来信。

“假的，写信的人，或者说是指使写信的人，要么是从部队退伍回去的，要么特别了解我们部队的历史，并且对哑巴相当了解。哑巴的伤是1938年时候在延安时被炸的，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也在场，哑巴受伤后休养了半个月，因为休养没让他参加挖防空洞，他还跟营领导闹过矛盾。再说他根本不是湖北的，而是四川的，他妈的这些人真是挖空心思想搞钱。不要搭理他，搁一边。”郭光金看完信后坚定地说。

有了郭光金的这番话，冯景祥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成立哑巴医疗护理小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军营也同样充满了春天的活力。此时的哑巴已经是一个享受正团职待遇的老干部了。

虽然此时哑巴在师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照顾下，身体较为稳定，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哑巴患上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在石家庄时，曾经被哑巴拿扁担追打的那个卫生员小刘，也就是刘国忠，经过在卫生行业里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成为了一名副师职内科主治医生，并且还是内科主任。哑巴患的是心脏病和高血压，正好属内科管，主治医生就是刘国忠。

1979年5月的一天，刘国忠接到了师政治部秘书科刘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师长找他，要他现在就到师部来一趟。

5月的北京已经十分炎热。北京这鬼地方号称没有春天，直接从寒冷的冬天就到了炎热的夏天。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张，只不过北京春天的时间较短而已。刘国忠坐在吉普车里热得要命，所以就想到了这些。

哑巴从1972年6月住进师医院后，刘国忠往师部来的频率就高多了，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是办私事，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向师领导汇报哑巴同志的情况。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师领导也把关心照顾哑巴同志作为一个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自从哑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刘国忠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想组建一个照顾老哑巴的医疗护理小组，不过他一直没敢跟师领导提。可能师领导不会同意，自师组建以来，恐怕还没有谁享受过这样待遇，不要说师长政委了，就是卫戍区的司令员、政委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先例。

刘国忠来到师部办公楼二楼，在那稍稍放松了一下，然后整理了一下军装，朝师长郭光金的办公室走去。

“报告!”刘国忠大声说。

郭光金没有回答，门却渐渐开了。

后勤部部长韦书生把门打开的，并探出一个脑袋来。

“部长也在!”刘国忠说。

韦书生连忙说：“快进来，师长找你。”

刘国忠向郭光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郭光金右手夹着一支烟，开门见山地对刘国忠说：“国忠，谈谈老哑巴的情况。”

刘国忠说：“师长，老哑巴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并且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独立活动显然已经不行了，必须有人全天照顾了，要不有人看着，他就糊来，甚至暴食暴饮，给什么吃什么。”

郭光金叹了口气说：“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想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老哑巴身子骨多硬朗啊!一口气挑上几十担水都不休息的。”

刘国忠有点安慰的意思说：“师长，人老了就这样。”

郭光金说：“可以是老哑巴以前太劳累了。国忠，依你看，老哑巴大概有多大年纪了?”

刘国忠说：“看那样子，恐怕七十几了。”

郭光金说：“哦!你们要全力以赴地照顾好老哑巴，有什么困难，你现在就提，我把韦部长叫过来也就这个意思。”

韦书生说：“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钱，关键是要照顾好他，就当自己的老父亲来照顾。”

刘国忠听师长和后勤部长如此表态，不失时机地说：“为了更好地照顾老哑巴，我建议成立一个照顾哑巴的医疗护理小组，不仅便于平时照顾老哑巴的日常生活，还可及时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解治疗。不知道首长同不同意。”

郭光金一拍大腿，说：“好啊!我们就怎么没想到呢。”

韦书生也说：“这个提议好。”

郭光金说：“国忠，你是搞内科的，这个护理小组由你来具体负责组织。不过，你要作好吃苦的准备!”

刘国忠说：“首长，保证完成任务!照顾老哑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韦书生说：“有什么具体困难，及时跟我们说，我们会从财力物力上全力保障。”

刘国忠得到了师长和后勤部长的“尚方宝剑”，乐哈哈急匆匆地往师医院赶。

刘国忠回到医院就把这件事跟院长汇报了，院长说：“护理小组的组成人员，医院里的人任你挑，设备任你选，你放开手脚干吧。”

当晚，刘国忠就把内科里的医生护士，还有在这儿实习帮忙的基层连队卫生员都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先把师领导的指示精神传达了，然后就宣布成立哑巴同志护理小组组成人员名单，组长就是刘国忠自己，主要护理哑巴的护士是小张，甚至连医院里做饭的白师傅都是护理小组组成人员。

哑巴与“女儿”小张

护理哑巴的护士小张年轻，才二十露头，长得漂漂亮亮的，走起路来，两只长长的小辫子在后面一翘一翘的。开始小张没把这个事想得那么复杂，认为照顾老哑巴，无非就是定时给他检查检查身体，监督他吃吃药之类的，所以他主动要求照顾哑巴。但是几天后，小张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因为哑巴脾气喜怒无常，并且老爱摸小张长长的小辫子，有时还攥她的手心，特别是领着哑巴到院里散步时，哑巴总喜欢把右手放在小张白大褂里。稍不注意，哑巴就把吃的水果啊什么的弄得满屋子、满床铺都是，让爱漂亮爱干净的小张哭笑不得。走在院子里，小张总是抿着嘴，不敢正视其他人，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哑巴屋子里窗台上小金鱼缸里的小金鱼，是小张精心养的。一天，小张出去办事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十几条小金鱼全都死了。小张特别生气，比划着质“问”哑巴，这小金鱼是怎么死的?

哑巴可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低着头，坐在铺上，自顾玩自己的那些勋章、奖章，要么就捣鼓着苹果之类的东西。

小张把手往金鱼缸里一放，水还是温的，仔细一看，还冒着热气呢，然后她又晃了晃热水瓶，里面的水都没有了。小张急得泪都出来了，她把东西一扔，朝刘国忠的办公室跑去。

小张对刘国忠说：“主任，这个工作我没法干了。”

刘国忠知道，肯定是老哑巴把这个小姑娘惹火了，他笑了笑，安慰着小张说：“小张，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

小张说：“老哑巴把我的小金鱼给弄死了。”

刘国忠算是轻了口气，笑了笑问：“怎么给弄死的。”

小张说：“老哑巴趁我不在，往金鱼缸里倒开水，都快把小金鱼煮熟了。”

刘国忠说：“这老哑巴也够刁的，这样的鬼点子都能想到。不过小张，小金鱼没了可以再买嘛!”

小张继续羞羞答答地说：“还有呢，老哑巴老爱摸我的辫子，有时还攥手心，劲还挺大的，痛得要命。”

刘国忠抽了口烟，忍不住笑了。刘国忠说：“人老了都这样，更何况老哑巴还患了老年痴呆症呢?他绝对不会有什么恶意，也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你就把他当你老父亲来照顾。”

小张说：“恶意倒是没有，有时还蛮可爱的，就是捣起乱来，让人哭笑不得。”

刘国忠说：“小张，你回去思考一下，要是硬不想照顾老哑巴了，我们也不勉强，想好了再跟我说，行吧!但话又说回来，谁没有老的那一天啊!谁没有父母亲啊!”

小张说：“行。”

第二天刚上班，小张就敲开了刘国忠办公室的门。

还没等小张说话，刘国忠就说：“小张，想清了没有。”

小张笑着，小声地说：“想清了。”

刘国忠当时还真有点担心，他以为小张想清了要退出护理小组，因为在内科她是护理哑巴的最佳人选，年轻、有经验、有精力，还充满热情，心地善良，有亲和力，自从分配医院来就与哑巴及其他病号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刘国忠说：“小张，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小张小声地说：“就把老哑巴当自己的老父亲来照顾呗!”

刘国忠的脸上立即轻松起来，他一拍桌子，说：“好样的，小张，照顾老哑巴确实要有忍耐心，人到老了都这样，老小孩老小孩嘛，把老哑巴当小孩糊弄就行!”

小张说：“请主任放心吧!”

以后，在医院的院子里，总可以看到小张带着哑巴溜弯，哑巴把右手放在小张白大褂里，像个小孩子一样，跟在小张屁股后到处转悠。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没事的事还老爱逗老哑巴玩。

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八一建军节了，小张考虑到这一天老哑巴的一些战友会来看他，所以她就要哑巴呆在屋子里看电视，不让他出来。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要是哑巴知道有谁送东西来，并且知道要是送给他的，他就要把东西放到他自己的冰箱里，冰箱里放满了，就放到自己的床上，他会毫无止禁地乱吃一通，从白天吃到夜晚。包括电视机也只能白天放在他屋子里，要不然他要看一通宵，不关电视。

这天，师副政委熊健来了，陪同他一块来的还有管理科和干部科的几个参谋干事，他们提着几包营养品、几大袋水果。刚进楼道，小张就挡住他们说：“首长，东西不能给老哑巴，得放我这儿，由我保管。”

熊健用不解的眼神看着小张。

小张笑着解释说：“首长，老哑巴现在老糊涂了，只要把东西往他那儿一搁，他就乱吃一通。他今天能不能认出你来还不知道呢。”

熊健听小张这么一说，笑着说：“这老家伙还是德性不改啊!”

小张听熊健这么一说，她也迷惑了。

熊健看小张迷惑的样子，说：“老哑巴人没得说，革命工作干得好，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看得紧，东西只要到了他手里就别想轻易拿出来。这些，我在延安的时候早就领教过了。”

小张与同来的机关干部都笑了。

熊健说：“小张，把东西收好，适量的给老哑巴吃点就行了，别让他糊吃，吃坏了身体怎么办。”

小张说：“请首长放心，我会搞好监督的。”

当熊健出现在哑巴眼前的时候，哑巴盯着他看了半天，他在使劲地思索。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哑巴一阵欢喜，跑过来紧紧地抱住熊健。熊健热泪直流，他立即想到了在延安时与哑巴共事的日子，他更忘不了离开五连时哑巴送给他的那一块银元与那个帽徽，直到今日，他还保留着，那是战友真情的见证。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哑巴比划着告诉小张，洗几个水果过来。

然后，哑巴又比划着问了熊健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家里好不好，父母好不好，儿女好不好之类的。

熊健感觉特亲切，一一作了“回答”。

即使哑巴处在病中，并且一直住在师医院，但师领导却时刻牵挂着老哑巴。

1981年5月的一天，师政治部干部科一纸报告呈报到了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

这是一个关于老哑巴离休及职级评定的请示件，报告请示老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每年审批晋职、任职、免职、退休的文件达几百个，但批复一个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还是头一回。部长吕企儒早就听说过有关老哑巴的情况了，他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

几天后，师政治部干部科接到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哑巴同志在北京逝世

1983年5月底，哑巴病重。

心脏病和高血压，加之年纪大了，各种器官功能渐渐衰竭。对于哑巴的病情，有着丰富经验的刘国忠心里非常清楚，再高明的医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对于老哑巴来说，恐怕无力回天了。

消息传开，一同与他从长征路上走来，一同与他从延安走来，一同与他从西柏坡走来的战友都来了，包括杜泽洲、熊健、郭光金等卫戍区和师里的领导，可惜老哑巴已经一个都不认识了，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的状态。

刘国忠向师领导报了哑巴病危，师领导指示：尽可能地让老哑巴多活点时间。这是一句朴实的话，也是一句蕴含了深厚战友感情的话。由于哑巴是政治部的人，但属于司令部管，所以参谋长张春水和政治部主任刘庆山分别向管理科与干部科这两个主管部门作出了指示：准备老哑巴的后事。

6月14日晚8时25分，一阵嘶声力竭的哭喊声划破夜空。

老哑巴走了!

老哑巴告别了这支跟随近50年，且一直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警卫部队，他告别了他许许多多的战友。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辈子也没有听见人家说过一句话，他为革命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向组织索取过什么，他就这样走了，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什么也没带。

这天晚上，从师机关到医院，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官兵们都在紧张而又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根据师首长的指示，立即成立了哑巴同志治丧小组，组长由专管干部的副政委张恒锡担任，副组长由张春水和刘庆山担任，成员分别是机关各部的副职领导，以及管理科、干部科的科长。治丧小组办公室设在管理科。

第三天，哑巴同志治丧小组向老哑巴生前领导、战友，以及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人员发出了讣告通知：

讣 告

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副师职离休干部哑巴同志，因病于1983年6月14日晚8时25分在北京逝世。兹定于6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并向遗体告别。

哑巴同志治丧小组

组织科、干部科立即组织了机关里的几个笔杆子，集中力量给哑巴写悼词。他们从干部档案里把冯景祥1972年写的那个悼词调了出来，立即进行了认真修改、补充、完善。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互相修改着，力求做到每句话每个字都准确、客观、动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但他们却字斟句酌，加了一天一夜的班。

医院里，小张与其他几位护理人员正在为老哑巴整容。小张一边拍着哑巴的尸体，一边流着泪水，还一边哭着：

“爸呀，我亲爱的爸爸，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呀，女儿想念你呀……

爸呀，我的亲爸，你要走了，就不能把右手放在女儿白大褂到院里溜弯了;

我的亲爸呀，你要走了，就不能摸女儿的辫子了;

我的亲爸呀，你要走了，就不能攥女儿的手心了;

我的亲爸呀……”

与小张一起整容的其他几个护士，也是一边擦着眼睛，一边给老哑巴换衣服、整容。

小张那凄惨、悲凉的哭声穿透着医院的上空，在空旷的天空久久回荡。

在场的人，不管是军师职领导，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都悄悄地擦拭着眼泪。

管理科的同志也着手整理老哑巴的遗物。虽然老哑巴自1972年5月得病后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比较优裕的条件，但当管理科的同志打开老哑巴的行军包时，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老哑巴多了一份敬畏。这个行军包是老哑巴的全部家当。

管理科的同志清点了老哑巴一辈子的家当：

六枚勋章和奖章;

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

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戴的红领章;

五双新胶鞋;

四套新军装。

虽然他所住的屋子里有还冰箱、彩电，但那些都是组织上强加给他的，不是他本意上的财产。其他的都是一些不值钱，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小东西。

6月20日上午8时30分，追悼会及向遗体告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医院除了值班的，其他医护人员全都去了。师机关及直属队去了400多名官兵，哑巴生前的战友、老领导都来了，卫戍区的代表也来了。

追悼会现场一片庄严肃穆。

师长舒国汉是湖北黄陂人，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经验的老警卫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各种各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但当他拿起哑巴的悼词准备念时，这个历来沉着稳健刚强的汉子颤抖了。念悼词时，他的声音是呜哽的，但同时也是动情的：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师红军战士、副师职离休干部哑巴同志。哑巴同志长期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虽经多方治疗，终因年逾古稀，医治无效，于1983年6月14日晚8时25分在北京逝世。

哑巴同志祖籍在四川一带。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经该地，由于不识路，想找一些向导引路，而当地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都躲了起来，遇上了哑巴，由于他又聋又哑，被红军战士误认为是奸细，就带上了他。后来，发现哑巴确实是哑巴，而不是奸细，于是决定放他回家。哑巴同志眼见红军打土豪，救贫农，是为穷苦百姓翻身求解放的好部队，毅然要求参军，虽多次劝其返乡，但他坚定不移，坚持跟随红军长征，领导见他态度坚定，就将他收留，编入政治保卫大队三队炊事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长征路上，他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紧跟部队，奋勇前进。行军途中，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危急，他肩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从未掉过队，部队一宿营，他就忙着挑水做饭，积极为部队服务。哑巴同志跟随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他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营第3连。后来，中央军委警卫营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抽调人员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哑巴同志被调去担负为六个中队、七百人供水的任务，他每天到几里路远的地方挑水四、五十担，鞋磨烂了，就光着脚坚持挑。他看到机关卫生所的女同志挑水困难，就主动帮着挑，受到大家的赞扬。1942年10月，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我师的前身——中央警备团。开始，哑巴同志分到五连工作，后来被分配到团部炊事班工作，他仍然勤勤恳恳、不辞劳苦，起早睡晚地工作，每天赶着牲口到山下驮水运水，保证了团部机关人员的吃水用水。1947年，蒋胡匪军大举进犯延安前夕，哑巴同志随同中央机关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随后参加了卫戍石家庄的任务。1949年3月，他又跟随部队保卫党中央到达北京。部队刚进京驻在香山时，那时哑巴同志虽然身体已有了病，但他仍坚持到泉边担水、运水。到旃坛寺、公主坟以后，有了自来水，吃水再不用人担了，哑巴同志却不肯休息，在机关看到哪里不干净他就打扫，洗澡时他就主动在门口收票。后来，哑巴同志负责看管果园，他每天在果园内拔草、浇水，发现有人损坏果树时他就及时制止。哑巴同志就是这样，一直工作到1972年才因年迈多病离职休息。在日常生活中，哑巴同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勤俭朴素的本色，实行薪金制后，党组织按月发给他工资，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不贪图安逸享受。他得病后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比较优裕的条件，但他却穿旧不穿新，舍不得多吃，舍不得多用，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始终保持着红军战士的革命本色。

哑巴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在部队党组织的关怀下，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辞劳苦，认真负责地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为我师建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们无比怀念他。

哑巴同志虽然不能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但他的行动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质。我们悼念哑巴同志，就要以实际行动向他学习。学习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贞，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和向往;学习他埋头苦干，不计报酬的“老黄牛”精神;学习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叫干什么就干好什么的工作态度;学习他翻身不忘本，生活好了不忘过去苦，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哑巴同志逝世了，但他不平凡的业绩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会议精神，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六届人大重要文件，自觉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加强部队建设，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以警卫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把我师建设成为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政治思想和业务技术过得硬的警卫部队。

哑巴同志安息吧!

随后，官兵们一对一对地来到老哑巴遗体前鞠躬。

一周后，在军区的报纸第四版的右下角出现了一个短小的讣告：

讣　告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老红军哑巴同志，因长期患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83年6月14日晚8时25分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70多岁。哑巴同志自1935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深受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他的病逝，使我部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至今，哑巴同志的骨灰还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尾 声

哑巴走了，留给了曾经和现在在师部工作和生活的官兵们无限的思念。

哑巴死后，他存在管理科会计那儿的工资还有7000多元，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以及冰箱、彩色电视机等物品。考虑到哑巴没有后代，也没有亲人，没有人能继承他的财产和这笔存款，加之照顾哑巴多年的师医院也已移交给了武警总部，师党委决定为此事召开一个专题会，研究存款和财产的分配。

会议由政委田书根主持。田书根简单介绍哑巴的遗产后，师长舒国汉讲话。

舒国汉说：“同志们，老哑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今天还很有必要开这个会。老哑巴的财物和工资具体怎么花，司令部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我看司令部的意见提得很好，鉴于哑巴生前十分喜爱幼儿园的小孩，将这笔钱捐给幼儿园，购买一些教学设备。孩子是未来，孩子是希望嘛!也算是了却了老哑巴的一桩心愿。至于老哑巴生前留下的个人物品，就留给医院吧，虽然医院已经移交给了武警总部，但医院的同志们，特别是护理小组的同志们为老哑巴的生活起居做了很多艰辛细致的工作，也算是老哑巴对医院的一种感谢与回报吧!老哑巴生前珍藏的组织上授予给他的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等6枚勋章和奖章，我建议捐献给武警总部医院荣誉室。同时，我也建议在全师范围内开展一个学习革命优良传统精神的活动，学习张思德和老哑巴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力争把警卫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永远做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的忠诚卫士。”

听完舒国汉讲话后，其他常委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几天后，师政治部收到了武警总医院政治部的一封感谢信：

感谢信

一师政治部：

非常感谢贵师将哑巴同志生前财物冰箱、彩电等捐赠给我院，特别是贵部还将组织上授予给哑巴同志的三级八一勋章、八一奖章等6枚勋章和奖章，全部捐赠给我部，这既是对我院的极大信任，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院全体医务人员将认真学习哑巴同志这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坚贞，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的精神;学习他埋头苦干，不计个人报酬的奉献精神;学习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学习他那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

武警总部医院政治部

7月2日

哑巴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