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红军传奇

作者丨纪红建

中 篇

“咱们都习惯，就他一个人不习惯”

——哑巴在北平香山的“无聊”生活

后来，中央警备团到了太原，不过仗没打成。不久后，哑巴又跟随着部队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这里，他们警卫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特别是哑巴难以忘却的是，他与中央警备团主力一起，保卫着党中央进京的，并亲眼看着毛主席由涿县坐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哑巴在涿县看到那大玩意儿的时候，站在那里发楞，他可能在想，那家伙怎么那么长，肚子那么大，能装好多好多的人，并且还能跑，真是奇怪。不过，从西柏坡进北平的路上，哑巴没有再背行军锅、担炊具了，这些全部放在了马车上。这一细微的变化，无疑有点让哑巴坐思不安。

1949年3月，中央警备团保卫着中央到达北平西郊的香山地区。至此，中央警备团算是完成了革命长途奔波的使命。一时间，香山也因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的到来迅速升温，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香山及其附近地区系包括东至平绥路，东南至北平城墙，南界宛平县，北界昌平县的广大地区，全面积约二百余平方公里。该地区社会治安情况十分复杂，解放后曾陆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暗害、破坏案件十余起，隐匿的国民党匪特散兵游勇等达两千余名。为了保证中央的安全，中央警备团迅速展开了社会调查，他们先后向中央社会部送去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北平郊区概况调查、香山概况、颐和园工作报告、海淀区工作报告、青龙桥情况调查等等。通过调查，掌握了居民情况及匪特活动的一般情况。

到了香山，这些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指战员们都兴高采烈的。来到了北平这个大城市，又是文化古都，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紫禁城、天坛、地坛，还有圆明园、颐和园等名胜，再说全国都快解放了，人民都快当家作主了，干嘛不高兴啊!

但唯有哑巴心里十分矛盾，他的这种矛盾完全体现在他的表情和举止上，他到了这地方后既感到新鲜，又变得极不自在起来，没有了敌机与炮火相伴，还真有点不习惯。

这里有美丽的景色，特别是香山茂密的树林。附近的香山公园，是一座著名的具有皇家园林特色的大型山林公园，始建于1186年(金大定二十六年)。香山公园文物古迹丰富珍贵，亭台楼阁似星辰散布山林之间。这里有燕京八景之一“西山晴雪”;有集明清两代建筑风格的寺院“碧云寺”;有国内仅存的木质贴金“五百罗汉堂”;有迎接六世班禅的行宫“宗镜大昭之庙”;有颇具江南特色的古雅庭院“见心斋”;还有孙中山先生灵柩暂厝地--碧云寺金刚宝座塔。香山公园地势崛峻，峰峦叠翠，泉沛林茂。主峰香炉峰(俗称鬼见愁)海拔557米。公园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鸟啼虫鸣，松鼠嬉闹于沟壑林间。这里春日繁花似锦、夏时凉爽宜人、冬来银妆素裹。尤其是深秋时节，黄栌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更是风景独特。

但到了这里，哑巴的“铁饭碗”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开始以为是领导不再信任他了，不让他工作了，他想不通，以前在炊事班还管烧火，现在都是烧煤了;以前都是用自己的肩膀挑水，现在团里给他配了头毛驴，有的连队还用上了自来水，要不要他挑水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行军锅也不用背了，有了马车，甚至汽车。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哑巴还把怨恨发在这头刚刚入伍的毛驴身上，他以为这家伙把自己的饭碗给抢了，于是，他不给草给毛驴吃，急了还在毛驴屁股上踢上几脚。那毛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它踢踢后腿，作为回应。后来，与毛驴的感情深了，哑巴就再也不踢它了。

让哑巴感到更新鲜的是房子里的电灯，这玩意儿怎么这么怪!不用油就能发出光，还能把香山黑咕隆咚的夜照得通明。闲的时候，他就在房子里“研究”这灯，他关上开，开上关，没完没了。哑巴不会识字写字，又不会说话，不方便跟人交流，所以他也搞不懂电灯到底是什么，或许他以为这是神的眼睛呢。

让哑巴感到欣慰的是，还有一项工作他还可以做，他还可以给马喂草，这时马还有编制，还在服役，有几匹老马还是与中央警备团一同从延安长途跋涉走到北平来的。在哑巴眼里，马也是他亲密的战友。要是马吃草吃得多，并且吃得干干净净，哑巴就会在马的眼前伸出大拇指，要是马吃不干净，他就会在马的眼前伸出小指头。马也很通人性，哑巴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它们似乎也明白，眼前的这个老班长可得罪不起，他可是老红军。他还感觉，到了北平后，好多战友都变了，唯有马的秉性没有变，他还那么听哑巴的话，还是吃着草，对这个大城市的各种诱惑无动于衷。

此时，喂马成了哑巴主要的精神寄托;与马“交流”成了他唯一的发泄方式。

团长刘辉山始终惦记着哑巴。那天，坐在办公室的他突然对公务员小王说：“小王，去管理股把谢管理员叫过来，我有事问他。”

通信员小王利索地说：“是，团长。”

一会儿后，谢管理员大步流星地来到刘辉山的办公室门口。

“报告。”谢管理员报了一声报告。

“进来。”刘辉山说。

“是。”谢管理员说。

刘辉山开门见山地问道：“小谢，来到北平后，哑巴还习惯吗?”

谢管理员说：“团长，咱们都习惯，就他一个人不习惯。”

刘辉山不解地问：“怎么回事?说说看。”

谢管理员说：“到了北平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哑巴也不用背行军锅了，不用烧火了，他闲得无聊。再说，他也老了，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但还跟农村里的老农民一样，爱干活，不给活干就翻脸不认人。所以，他感觉极不自在。”

刘辉山笑着说：“这就是哑巴啊!不这样，他就不叫哑巴了。尽量给他安排一些轻松一点的活干，别让他闲着也别让他累着就行，好吧。”

谢管理员说：“团长，哑巴可有心眼了，绝对不可糊弄他，糊弄他也要吃他的板子，要不然就要遭他的口水。”

刘辉山笑着说：“小谢，哑巴的这套我都领教过了，但不管怎么样，哑巴是交给你了，要是在他身上出个什么差错，我首先就拿你开刀。”

谢管理员有点委屈地说：“哑巴现在成了我们师的宝贝了，可不好管啊!”

刘辉山用手敲打着办公桌说：“不好管你也得管好。”

谢管理员灰溜溜地走出了刘辉山的办公室。

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中心，敌伪人员基本未动。由华北战场上退下来的大批游勇散兵和从敌军中逃散的人员，分散隐藏在城内和近郊。围城时，还有部分敌人的宪兵特务，潜伏于城外，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城市附近原有许多匪盗、流氓和部分游民、散兵，趁解放军入城初期，社会治安工作尚未就绪之时，乘机进行抢劫、偷盗、骚扰和破坏活动，给北平解放初期城市的卫戍警卫、治安等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

7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哑巴赶着他那头心爱的毛驴到香山附近的一口水井处取水。虽然这些日子哑巴对毛驴发过脾气，甚至动脚踢过它们，但从他内心来说，他一直都十分爱惜牲口，并当成了自己友好的战友。加上这段日子，毛驴也给哑巴不少心灵上的抚慰。哑巴对毛驴也是关爱有加，即使是下山空运的时候，他也不坐在毛驴车上，生怕累坏了它。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傍晚，只不过随着气温的升高，炎炎烈日下面，人们身上穿的少了。虽然中央已经从香山迁到了中南海，但中央警备团并没有放松对这一带的警惕。

哑巴扬起手中那长长的鞭子，穿过人群，沿着山坡路，朝水井处赶去。

来到水井处，哑巴刚把驴车停稳，一个年轻女子看是解放军来取水了，就扭着屁股走了过来。那年轻女子妖里妖气的，穿着暴露的旗袍，抹着浓浓的口红，手里提着一个精致小巧的提包。

那女人走近哑巴，说：“大哥，打水呢!”

哑巴只顾取水，也听不到声音，根本就不知道身后跟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

那女人以为哑巴没有听见，继续说：“大哥，你看我长得漂亮吗?”

哑巴还是没有反应。

那女人心生疑问，这解放军难道就真的练就了铁石心肠的本事，叫了几声了还不回头搭话，我不信他就真是铁打的。

那女人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她一边说：“大哥长得可真好啊!”，一边从后面将手搭在了哑巴的肩膀上。

哑巴一激灵，扭头一看，吓得他“嗷嗷”叫了两声。哑巴向后退了两步，朝那女人瞪着眼，示意叫她后退。

那女人笑了笑，说：“大哥，你别假清高了，来，咱们去玩玩?”

哑巴瞪着双眼，手里的鞭子扬得高高的。

那女人继续说：“躁什么，交个朋友嘛!”说着，那女人又想走近哑巴。

哑巴“嗷嗷”地叫了两声，将扬起的长鞭朝那女人抽打过去。

“哎哟呢!”那女人惊叫起来。

周围的群众听到那女人惊叫，都围了过来。

那女人趁机大声叫着：“来人啊，解放军打人啦!”

那女人叫得越凶，哑巴抽打得越厉害。

幸亏周围的群众把哑巴拉住，要不然那女人被打得更厉害。

那女人不依不挠，抓住哑巴的军装在那儿又哭又闹的。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赶快叫警察来吧!”

有人接应说：“对啊，叫警察吧!”

还有人议论说：“是不是解放军找了妓女没给钱啊!”

这些人的议论幸亏哑巴听不见，要是听得见，依哑巴的脾气，他一定会再次扬起手中的鞭子，给那些胡说乱说的人几鞭子。

没多久，还真来了两个警察，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

高个子警察对哑巴说：“怎么回事?”

哑巴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嗷嗷”叫。

高个子警察又问那女人：“他对你怎么啦?”

那女人哭泣着，掀起了旗袍说：“他用鞭子抽我，警察大哥你看，我身上都被抽红了。哎哟呢，哎哟呢。”

高个子警察斜着眼看了那女人一眼，又转过来问哑巴：“你为什么抽他?”

哑巴指了指那女人，“嗷嗷”直叫。

矮个子警察说：“他是不是个哑巴啊!”

高个子警察说：“解放军里会有哑巴吗?不太可能啊!”

矮个子也说：“不太可能，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装哑呢?”

高个子警察说：“可能是中央警备团的，中央警备团就驻扎在香山。”

高个子警察指了指哑巴和那女人，说：“都跟我到中央警备团去。”

哑巴的水桶也装满了，他扬起手中的鞭子，准备走人。但那女人听说要到中央警备团去，显得特别紧张，她结巴着对高个子警察说：“我家里还有事呢，哪还有工夫陪你们上中央警备团去啊!要去你们去吧，我先走了。”

高个子警察一把拉住那女人，说：“那不行，你不是说他用鞭子抽了你吗，怎么又要走了。”

一路上，那女人还哼哼唧唧的，一会说话讨好警察，一会又说警察对她非礼，要告到他们头那儿去。

几分钟后，高个子警察和矮个子警察与哑巴和那女人来到了中央警备团。

接待并着手处理这件事的是谢管理员。

谢管理员对那两名警察说：“哑巴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打包瞟。哑巴就是哑巴，并不是装的，是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哑巴，清澈见底的哑巴，除了他那口布袋里有几块银元，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秘密了。”

而那女人却露出了狡猾的狐狸尾巴，因为谢管理员从她的内衣里搜出了一把小手枪。那女人面对着眼前的手枪，他难以自圆其说，只得老实交待。原来她是国民党留在北平的特务，自从解放军接管北平后，他就想方设法地接近解放军，想从被拖下水的解放军口里得到一些情报，并适时进行破坏活动。

不久后，由于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即将产生，我党将成为全国执政的党，党中央将成为新的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因此，保卫好党中央的任务更加重大和艰巨。要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任务，以原有警卫部队的力量是极其不够的。为了加强北平卫戍警卫工作，维护北平的社会治安，保证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的安全，中央决定将中央警备团扩编，增加警卫力量。

这时，从东北过来的第207师已经进驻北平西郊海淀、清河、大有庄地区，担负警卫工作。事情就是这么凑巧，第207师的师长就是中央警备团老团长吴烈，他这个师下辖三个团，还有直属警卫营、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侦察营等，共有15000人左右。中央警备团的领导见到吴烈非常高兴，都没想到这么快就在北平见面了。吴烈留北平是中央军委直接下的命令，四野领导曾向他交代说：“我们考虑你长期干警卫工作，警卫中央的任务还是交给你放心。”四野领导的话不无道理，吴烈15岁就参加红军，并一直从事警卫工作。可以说，吴烈是一个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老警卫了。而吴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分析之所以调他这个师搞警卫，其中重要一条，是因为这个师在东北作过战，士兵都是翻身农民，几乎没有解放战士，人员比较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香山附近，但许多重要活动，又必须在城内进行，所以香山一带，以及从香山进北平城内的沿线，便成为警卫工作的重点。

中央警备团接到扩编任务的命令是在1949年6月下旬。这是出于对警卫范围的扩大，工作的加重，以及北平城市的公安工作等统筹考虑，中央军委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由207师师长吴烈担任。原207师改称公安中央纵队第1师，担负中央领导、机关、使馆警卫任务。

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则以原中央警备团为基础于9月5日在香山卧佛寺驻地扩编，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安全警卫。原来的团领导升格为师领导，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副政委张耀祠，参谋长魏传连，副参谋长古远兴、蒋秦峰，政治部副主任向前。由团提升为师，需要扩充两个团，一个团从东北的部队中抽调，一个团从山西的部队中抽调，于是原来警备团的一些营、连、排干部，便分赴各地，将从各部队抽调的补充人员带到北平。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共编为三个团、两个直属营和一个直属连。各团番号按中央纵队建制顺序编为第二师第四、五、六团，以原中央警备团为基础，补充七个连，组成第四团，由惠金贤任团长、杜泽洲任政委。在整编中，为了适应警卫任务的要求，采取了保留基干为主，不打乱原编制，适当调整、补充的办法。为了完成担负的艰巨的警卫任务，又从各团、营抽调优秀分子，充实担负中央内卫任务的警卫营和担负其他主要警卫任务的第四团。

哑巴也跟着荣升了，他从原来的团部炊事班到了师部机关炊事班。部队开始驻在旃坛寺，1953年7月搬到了公主坟。

初次“下岗”的哑巴

搬到公主坟后，其他的战友更高兴了，因为部队到了市里，高楼林立，有各种各样的商店，还有川流不息的人流。但哑巴却失望到了极点，这时马没有了，已经退役了，全部配上了屁股头冒着浓烟的小吉普;毛驴没有了，水也不用他挑了，有了自来水;火不用他烧了，都改烧煤气了。哑巴要是到炊事班想干点什么，新兵都不让，刚把菜刀拿到手里，就被新兵们夺了下来。

哑巴整天无所适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干些啥子好。此时的哑巴也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头了，战友们也感觉到他明显地老了，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一次体检，卫生所发现哑巴有明显的冠心病，血压明显偏高。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卫生队队长知道哑巴在师首长心目中的份量，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谢管理员。谢管理员接到这个信息后，转身就向师长刘辉山的办公室跑去。

当时刘辉山正在批阅各种各样的文件，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成了小山，有司令部的、有政治部的、有干部处的、有物质保证处的、有军械处的、有军法处的、有财务科的，还有各团和直属队的，包括方方面面的事情。刘辉山被繁杂的文件看得眼花缭乱的，正想从文件堆里走出来轻松一下，见谢管理员过来了，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文件。

刘辉山问：“小谢，有什么事吗?”

谢管理员说：“首长，卫生所体验查出哑巴有冠心病，血压也明显偏高。”

刘辉山感到十分惊奇，说：“哑巴身体历来都好得很哩!怎么会……”

谢管理员说：“一是人老了，有些老年病也正常，二是他人胖，自然容易患高血压。”

刘辉山点了点头，说：“也是。”

随即，刘辉山拿起了电话。

“接后勤处董处长。”

“是，首长。”

“是董处长吗?”刘辉山说。

董济民一听是师长的电话，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没有重大事情师长一般不会给他亲自打电话。董济民说：“师长，我是董济民啊!”

刘辉山心情有些沉重地说：“听说管理科的哑巴查出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啊!”

这一下把董济民问住了，他确实不知道，虽然后勤部是主管卫生方面的部门，但偌大的一个师，他后勤处长哪能面面俱到的都管得过来。董济民只好说：“我立即去卫生队了解一下情况。”

“不用问了，你看怎么给他治疗一下。”刘辉山说。

董济民说：“是!”

放下电话，董济民就开始苦想着如何给哑巴治疗。董济民虽然不是行医出生，但管了这么多年的卫生系统，多少知道一些卫生常识，他也问过卫生队的军医，要根治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就在董济民冥思苦想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大连一个荣军院里当院长的老战友。董济民想，反正现在和平年代又不用背行军锅了，也不用喂马了，哑巴是师里的老红军，理应受到照顾，再说哑巴也快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让他在荣军院疗养并不为过。董济民担心的是，不知道师领导会不会同意，更不知道哑巴本人愿不愿意去。

董济民带着这个想法，敲开了刘辉山的门。

当董济民把这个想法跟刘辉山说完，刘辉山高兴得拍起桌子说：“好，太好了，就这样定了。董处长，这件事你来具体负责。”

董济民一听师长如此高兴，心里也乐哈哈的，但他还是心存疑问地对刘辉山说：“师长，现在就不知道哑巴自己同不同意呢。”

刘辉山迟疑了一下说：“对了，凭哑巴的脾气，他是不吃这一套的，但可以智取嘛，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只要把他糊弄过去就成。”

董济民问道：“师长，你看怎么智取合适?”

刘辉山说：“哑巴不是喜欢干活吗，骗他，说在荣军院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他不就跟着过去了吗?具体如何办，你自己看着办吧。”

经过充分的思索，后勤部还是决定把这个任务让管理管的谢管理员来做，因为他与哑巴接触最多，又是他的顶头上司，对他相当了解，更何况他们关系一直不错。只有以他为诱饵，让哑巴这条鱼上钩，这件事的可能性才更大些。

谢管理员找到哑巴。正吵着要干活的哑巴看到谢管理员来了，立即迎了过去。谢管理员是哑巴的顶头上司，在进北京之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谢管理员安排哑巴的工作。哑巴看着谢管理员的脸上挂了笑容，猜到可能今天会有喜事。哑巴搬出一把小马扎，叫谢管理员坐。

谢管理员朝哑巴伸出大拇指。

哑巴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然后伸出小指头。

谢管理员指了指外面，然后做了一个挑水的动作。

哑巴一见有水可挑，那矮墩墩的身体立即跳跃了起来。

哑巴拉着谢管理员的手就往外走，要他现在就带他去。

谢管理员用比划着“说”，工作的地方很远，要坐车，要在外面过夜，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和贵重物品都带上。

急不可待的哑巴急忙把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这么多年发下来舍不得穿的衣服、裤头、袜子、鞋等物品都往包里一塞，背在身上，准备出发。

谢管理员笑着比划着“说”，没那么快，还得过几天，哪能说走就走啊。

随后的几天，哑巴几乎每天都背着包往谢管理员的办公室里跑，吵着要出发。哑巴的精神状态也明显变好了，见到谁都是乐哈哈的。

在大连荣军院的“幸福”生活

1954年春，北方大地已经一片绿油油，鸟儿在树上高兴地唱着歌，草儿在地上兴奋地跳着。哑巴都是50岁左右的人了，却像鸟儿一样“嗷嗷”地叫着，像草儿一样屁颠屁颠地跳着。

谢管理员和哑巴每人背着一个行军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向大连的荣军院进发了。哑巴特高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前门火车站时，他开始不敢上车，站在车旁看不到这家伙的头，也看不到这家伙的尾，他对这个庞然大物十分好奇怪。哑巴用手势比划着“问”谢管理员，这家伙怎么这么长?谢管理员笑而不答。但哑巴多少对火车有些印象，1949年3月，保护中央进京的时候，他就看着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从河北涿县个钻进这家伙的“肚子”里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年之后，他也钻进这长家伙的“肚子”里了。

谢管理员看着哑巴还惊奇地站在车厢门口，一把拽住哑巴往车上走去，哑巴很不高兴，但当他走到车上时，同样被车厢里面的一切吸引住了。这里面比他住的屋子大多了，有座位，还有厕所。哑巴比划着向谢管理员表达，谢管理员不断地点着头。

坐在车上，哑巴把自己的包抱得死死的，生怕被小偷偷走。哑巴还特别有敌情观念，不断地向四周张望着，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谢管理员要是打瞌睡，哑巴就会掐他大腿上的肉，他下手特别重，疼得谢管理员“哇哇”直叫，反正他听不见，不知道谢管理员的叫声已经弄得其他乘客都朝这边看热闹。谢管理员继续睡，哑巴就继续掐。谢管理员急了，挥起了拳头，但很快就把拳头放了下去。

火车开久了，哑巴也累了，那种新鲜感渐渐地淡了下来，他抱着包在思索着，或许他在想，为啥红军长征的时候不坐这玩意儿呢，要是红军长征的时候也坐上这玩意儿不早就到了北京了吗。可能他又想到了，那不对，要是红军长征的时候坐上这玩意儿，说不定还到不了北京呢。

一路上，哑巴很少睡觉，除非确实困得不行的时候，自然地睡着了。不管是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哑巴的双手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包。有时，哑巴还会伸手到腰间摸摸那个布口袋，看里面的那五枚银元在不在，看红军长征时穿戴的八角帽和红领章在不在。

三十多个小时后，哑巴和谢管理员来到了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大连的荣军院。

大连确实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它东西临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是以造船、机构制造、化工、纺织工业著称的工业城市。特别是大连港临大连湾，港阔水深，冬季不冻，是我国重要对外贸易和重要渔业基地。同时这里海滨风光明媚，是个疗养、旅游胜地。

大连的这个荣军院更是环境优美，到处是花草树木，鸟语花乡。哑巴一来到门口，脸上就写满了疑惑。他比划着“问”谢管理员，这工作的地方怎么比北京的香山更漂亮?谢管理员先是偷偷地笑了一阵，然后憋着笑声比划着“说”，这是个疗养院，那些在战场上受伤的英雄们就在这疗养，我们是来负责这里卫生工作的。哑巴点了点头。

听说北京部队的人来了，董济民的战友，也就是这个荣军院的院长亲自到门口来接他们。

院长说：“欢迎北京来的战友啊!”

谢管理员敬了个军礼，说：“给院长添麻烦了!”

院长说：“哪里哪里，都是革命兄弟，一家人，一家人。”

谢管理员比划着告诉哑巴，这是荣军院院长，是我们以后在这儿工作的头。

哑巴一见是领导，也搞起了溜须拍马之事，他朝院长伸出了大拇指。

院长问谢管理员：“他什么意思?”

谢管理员笑了笑，随便糊诌了句：“他说，你这么年轻就当院长了，了不起啊!”

本来不苟言笑的院长听谢管理员这么一说，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院长带着哑巴和谢管理员把各种手续办好后，又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办公室。

谢管理员说：“哑巴同志是位老红军，为部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现在身体不好，根据首长的意思，想让他疗养疗养，但他脾气有点暴躁，不能让他知道他是在这养着的，得让他感觉到他是在这儿工作，要不然他会闹情绪，说不定还会闹着回北京。我们这次来还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他以为是到荣军院来上班的。”

院长笑了笑说：“请谢管理员放心，这些老董已经跟我说过了，我有所了解，老董交待的事我不敢有任何怠慢啊，再说这样一位身份特殊，有着不凡贡献的老红军，照顾他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谢管理员说：“院长，那就拜托了。但我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安排点活，让我跟他一块干几天，先糊弄他安心在这儿住下，然后找个机会再回北京。”

院长笑着说：“没问题啊，我们还求之不得呢。”

住在荣军院疗养的军人，全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大枪大炮什么没见过，缺胳膊少腿的人满院子都是。是英雄就会有英雄主义气慨，个性鲜明，也会有一股牛气与霸气。但哑巴却不吃这一套，想当年，连队头号英雄肖士杰都被他征服了，他会怕这些拄着拐杖缺胳膊少腿英雄吗。

哑巴还是那个脾气，干活认真也较真，一大早就把谢管理员叫起来，拿着扫巴满院子的扫地，好像他就是这个院子里的主人。荣军院的同志开始还高兴得不行，哑巴本来就是来疗养的，反倒帮他们打扫卫生，当然求之不得了。几天后，荣军院的同志都知道用什么方式夸哑巴了，他们只要遇到哑巴，就朝他伸出大拇指。哑巴定会友好地伸大拇指回报。

看哑巴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谢管理员准备回北京。当然，这事还不能跟哑巴讲真相，还只能采取“欺骗”的手段。谢管理员向哑巴比划着，要回老家一趟，看看老父老母和老婆孩子，顺便还要到北京出一趟差，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哑巴很高兴，还朝他伸出大拇指，夸他懂事，孝敬父母。

谢管理走后，哑巴的聋哑与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缺点又暴露出来了，同时与荣军院的矛盾也体现出来了。首先是他看着住在这里的人，整天除了散步还是散步，要么就吃饭，基本上不做什么事。他对这些人“好吃懒做”的人表现出了反感情绪，什么狗屁英雄，尽会摆架子、“好吃懒做”。其次，他负责院子里的卫生，总是跟那些不讲卫生，到处乱扔拉圾的人较劲。

一天，哑巴正拿着扫巴打扫院子，一个一蹶一拐约30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他左手拄着一根拐仗，右手夹着根烟。哑巴瞅着他，立即想起了在延安遇到敌机轰炸的那次，连长为了救自己不幸被敌机炸死，自己的腿也被炸伤了。这个军人也许是被敌机炸伤的。哑巴想。

正想着，那个负伤的军人把烟蒂毫不思索地扔到了地上。哑巴看到了这一举动，满脸乌云密布的。对于哑巴异常的表情，那个负伤的军人没有当回事。虽然是个负伤的军人，但哑巴不管这么多，他总是把一些事情分得特清楚，是好的就该表扬，不好的就要受批评，就要改正，甚至要挨打，不管你是不是病号，还是多大的领导。在哑巴那个无声的世界里，没有那多么的上下级之分，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一碗水端得很平。

哑巴发威了，开始只是“嗷嗷”地叫了几声。

那个负伤的军人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打扫卫生的小老头放在眼里，继续往前走着。

哑巴扛着扫巴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那个负伤军人的跟前。

那个负伤军人原来是个勇猛的连长，长得高大魁梧，打过无数次仗，也受过好多次伤，他甚至不把一般的领导干部放在眼里，对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更是不屑一顾。

哑巴站在那个连长面前，“嗷嗷”地叫了两声，然后指了指那个烟蒂。

那个连长才明白，这个黑老头是怪他乱扔垃圾。他说：“老头，老子什么人没见过，什么敌人没打过，小日本、国民党军，军阀、土匪都打过，你竟然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再说啦，扔个烟蒂算什么鸟事。”

哑巴虽然不能听见，但从那个连长的脸上表情，他明白：这家伙没有说什么好听的话。

哑巴站在前面不走，又“嗷嗷”地叫了两声。

那个连长伸手就想打哑巴，但因为他腿脚不灵便，本来行走就很困难，要打人就更不容易了，哑巴一闪，那个连长差点摔倒了。

那个连长说：“狗日的，还在这婆婆妈妈，老子就揍扁你。”

这下可把哑巴惹急了，他操起手中的扫巴直扑那个连长。扫巴打在了那个连长的身上。

那个连长几乎气急了，骂道：“狗日的，等老子伤好了，老子非揍扁你不可，老子打过那么多仗，只打过敌人，从来没有被敌人打过，你今天还敢来教训我。”

哑巴只是想教训教训一下这个不听指挥的家伙，并没有成心打他，所以下手也比较轻。

这时，荣军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听到吵闹声都赶来了。院长知道，哑巴惹上了那个连长，以后不会有清静日子过。

那个连长整天吵着要跟哑巴较劲，院长也没办法，只好做那个连长的思想工作，并停止让哑巴打扫院子。但哑巴哪肯，他仍旧每天一大早打扫院子卫生，把这个院子当成了他家的，别人只能在上面走，不能破坏卫生，谁要乱扔东西，他就跟谁急。几天下来，他就跟人家吵了十几吵，几乎是一天一大吵、半天一小吵，都是因为别人乱扔垃圾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

院长也不敢和这些英雄们较劲，干脆跟荣军院的兵说：“要是再看到哑巴打扫卫生，就把他的扫巴抢下来，看他还怎么打扫卫生。”但院长想错了，哑巴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哑巴正要打扫卫生，荣军院的一个战士就把哑巴手中的扫巴给抢了，哑巴“嗷嗷”地叫着，追着那几个战士要扫巴。战士年轻，跑得快，哑巴哪追得上他们，只好站在那里“嗷嗷”地叫着。随后，哑巴又气乎乎地找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本来就因为哑巴这事烦得不行，看到哑巴气势汹汹地来了，院长扭着头，朝着哑巴扬了扬手。哑巴虽然聋哑，但这种轻视自己的行为，他还是一眼就看了出来。哑巴朝院长伸出了小指头，然后气冲冲地出了院长办公室。

彻底没了事干，哑巴心里慌得很，这时他想起了北京的老部队，想起谢管理员他们。

第二天，哑巴把屋里的东西收拾起来，一股脑地塞进包里，然后背着包来到院长办公室，比划着要回北京。

院长感觉拿哑巴没办法，他也没法留下，留下他这个院军荣安宁不了，他只得向北京发了一个电报。董济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刘辉山汇报了。

刘辉山看哑巴在外面人生地不熟，又聋又哑的，怕他受罪，于是说：“也别难为他了，他想回就让他回来吧!”

哑巴在荣军院还没有呆上一个月，又回到了北京。

“荒地栽上果树，解决哑巴工作”

——公主坟开荒，哑巴成为果园“经营”者

虽然离开北京不到一个月，但哑巴却有士别千日的感觉。见到昔日的战友们，他都兴奋得跳了起来。这房子、这面孔，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地亲切和友好。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哑巴就来到了三楼的师长办公室。哑巴十分激动，紧紧地抱着刘辉山。对于哑巴的到来，刘辉山并不感觉到意外，从延安到北京的十几年里，他对哑巴算是知根知底。

刘辉山示意公务员给哑巴泡杯茶，但被哑巴拦住了。

刘辉山知道，哑巴定是闹着要安排工作。

哑巴比划着“说”，要回炊事班。

刘辉山向哑巴示意，你年纪大了，不适合在炊事班干了，不过，我们正在考虑安排工作，但不能着急。

哑巴笑了，比划着“说”，哪能不急，没活干，心里慌得很，吃饭饭不香，睡觉睡不着啊。

哑巴得到了刘辉山的承诺，拍了拍刘辉山的肩膀，然后朝他伸出了大拇指，笑着走出了办公室。

站在一旁的公务员是瞪着眼看着哑巴出门的。哑巴刚出门，公务员就带着不满的情绪说：“首长，他算个啥东西，敢在您肩上拍来拍去的。”

刘辉山往椅子后面一靠，吸了口烟，笑着说：“在咱们师，也就哑巴有这个资格。”

刘辉山这一说，把年轻的公务员说糊涂了，这又黑又老又矮，还一脸麻子的老头子的官难道比师长的官还要大吗?

刘辉山说：“在师部呆的时间长了，你也就知道了。”

公务员还是不解地出了刘辉山的办公室。

刘辉山知道，跟哑巴来不得半点虚假，他是个爱较真的人。

当天下午，刘辉山就把参谋长古远兴、政治部主任向前、后勤处处长董济民等人召集到师部小会议室。师里这批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哑巴的老战友、老熟人，多多少少都与哑巴有过这样那样的接触。听说是研究关于哑巴的事，大家伙都很有兴致。

当领导们到达会议室里时，刘辉山早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并且烟灰缸里已经落下了好几颗烟蒂。

看大家伙都到齐了，刘辉山说：“哑巴也是咱们师的老红军之一，虽然他不是一线指战员，但他一路走来，也是劳苦功高啊!本来考虑到哑巴身体不太好，有冠心病，血压还偏高，想让他休养休养。董处长还联系了大连的一家荣军院，哑巴人也去了，但他在那里非得要做点事，院长也通情达理，安排他搞卫生。但他还是老脾气改不了，干点活老爱较真，去了不到一个月，他就与荣军院疗养的人吵了十几架，听说还跟一个英雄连长干了起来。当然罗，不能用语言进行勾通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院长不要他搞卫生了，没活干的哑巴哪能闲得住啊，就吵着要回北京。这不，刚到北京，就吵着要回炊事班工作。”

刘辉山话音刚落，众人就讨论开了。

在这个师，师主要领导要为一名普通军人开专题会研究某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为哑巴讨论问题，是毫无争议的。

“让他打扫院子里卫生吧!不给他作硬性规定，他想怎么打扫就怎么打扫。”古远兴说。

“不行，哑巴在荣军院就是打扫卫生才闹矛盾的。我们不作硬性规定，就怕他自己作硬性规定。再说我们谁也保证不了大院官兵不乱扔垃圾。”刘辉山否定的古远兴的说法。

向前说：“要不，还是让他干自己的老本行，到炊事班去。”

向前的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哑巴显然已经不适合在炊事班干了，一是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二是他又聋又哑，工作起来极不方便。

后勤处处长董济民一直没有发言，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这一细节被刘辉山发现了，刘辉山说：“董处长也谈谈自己的想法。”

“师长，咱们院西边不是有一片荒地吗?里面还栽了一些果树……”董济民说。

董济民还没有说完，刘辉山就就猜到了，他一拍桌子，大声说：“好!”

刘辉山这一拍，把大家伙都吓了一跳。

“董处长，说说你具体的想法，让大家都听听。”刘辉山高兴地说。

“我看，不如把荒地都开发，栽上果树，一可以绿化环境，二可以产生收益，三也解决了哑巴的工作，一举三得啊!”董济民说。

刘辉山与其他领导相视而笑，纷纷说这个办法好!

最后，刘辉山说：“搞后勤的不仅有经济头脑，处理问题还灵活，这个事由董处长具体办，参谋长、主任都要给予支持与帮助。我看这事就这样定了，大家伙还有意见没有。”

古远兴、向前、董济民等人都摇了摇头。

其实刘辉山同意并很乐意将西边那片荒地开发是有足够理由的。他忘不了那一次朱老总与他和政委张廷桢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那是1950年春天的一天，刘辉山和张廷桢接到了朱老总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朱老总要请他们吃顿便饭。

朱老总请他们吃饭，刘辉山和张廷桢并不感觉意外，虽然他们只是在师职岗位上的领导干部，但他们却已经是跟随朱老总几十年的老警卫了，自然有着一般师职领导所不可比的优越性。朱老总向来朴素，不提倡搞什么特殊化。这些，刘辉山和张廷桢已经相当了解了。开饭前，朱老总说：“家常便饭，四菜一汤。”

确实是家常便饭，刘辉山和张廷桢心里想着，就这样的伙食并不比他们师职干部好。但刘辉山和张廷桢总感觉朱老总有什么事，或者是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朱老总一边吃饭，一边对刘辉山和张廷桢说：“国家解放了，警卫部队更应该提高警惕，时刻不能放松。”朱老总看他俩挺拘束的，便说：“又不是批评你们，也不是求你们办事，那么拘束干嘛，随便吃，不要客气嘛。”随便吃，不要客气。吃完饭后，朱老总叫炊事员拿给刘辉山和张廷桢每人一个苹果。刘辉山和张廷桢也没有多想，在这么大的首长家里吃完饭再吃个苹果再正常不过了，于是拿着苹果就“咔嚓咔嚓”吃了起来。他们不知道朱老总给他们吃苹果的真正含义，也没想到朱老总今天叫他们来表面是吃饭，实质上是吃苹果。

正吃着，朱老总问：“小刘、小张，你们感觉这苹果好不好吃?”

刘辉山和张廷桢异口同声地说：“好吃，好吃。”

朱老总又表情严肃地说：“那你们认为战士们爱吃吗?”

刘辉山和张廷桢一听这话知道朱老总话中有话，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点了点头。

朱老总继续说：“战士们想吃，但他们闹不上啊!是吧!”

刘辉山和张廷桢连忙点头说：“是!首长!”

朱老总用手敲打着桌子，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是师长政委，得想办法啊!”

刘辉山和张廷桢又犯难了，刘辉山说：“首长，有什么好办法啊!”

朱老总说：“在延安的时候都有办法，到北京就没办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刘辉山和张廷桢互相看了看，都笑了，总算明白了朱老总的一番心意。

随后，朱老总说得很直接：“我给你们批钱做本钱，你们搞生产，你们拿着我的条子到中央供应站借500两白银，开厂子、搞生产，为战士们解决实际问题。”

朱老总一直支持关心着警卫部队的生产和生活，让哑巴经营果园不也符合中央的意图吗?说干就干，师领导立即发动直属队的战士们开垦荒地。部队干活就是有战斗力，短短的十几天，一大片荒地就开垦成了果园，加之正值春季，果园里立即栽上了苹果树和桃树。昔日的荒地，今日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时，哑巴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间他都在经营果园。果园分为南北两园，南园为果园，北园为桃园。由于是刚栽的果树，哑巴十分频繁地给果树浇水，保证让小树苗吃饱，长得健健康康、壮壮实实的。办公楼后面有一口井，哑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从井里打水，然后挑到果园浇果园。为了不让那些小草把果树的营养抢走，哑巴不是给果树浇水，就是蹲在果园里拔草。一天三顿饭，他干脆从饭堂里打了后端到果园里吃。他穿着十分朴素，在果园里干活的时候，他舍不得穿新胶鞋，穿着破军装和旧胶鞋，典型的农民作风。

看到荒地变成了果园，师部大院里从师长政委到新兵蛋子脸上都挂上了笑容。这种得意感，哑巴表现得最为明显。没事的时候，他还会背着手，围着果园转来转去，很有首长架子。事实上，他是果园里最大的官。

树不能说话，哑巴也不会说话，他们在用心在交流，到底交流一些什么，只有哑巴心里最清楚。

罕见的老头少尉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确定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10月1日，全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军官军衔设5等、15级，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未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

在9月27日这天，有几位被授予将军衔的军队领导是破了例的。一位是一生战功赫赫的皮定均军长。本来总政准备给他授予少将军衔，这也无可厚非，正军职的基本军衔就是少将军衔。但当这个批件呈到毛泽东那儿时，毛泽东经过思索后却在批件上写道：皮旅有功，由少晋中。后来，这件事成为了军队的佳话。同时，在正师职领导岗位上被破例授予少将军衔的还有公安警卫师的军政主官。毛泽东也有他的理由，他说，这是对警卫部队的特殊奖赏。

这对军政主官就是当时公安警卫师的师长刘辉山和政治委员张廷桢。同年，刘辉山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张廷桢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刘辉山和张廷桢是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放心的一对警卫主官。他们的经历有着极大的相似，他们都是1909年出生，一个12月出生，一个9月出生，前后也只不过相差三个月。1942年8月，中央警备团成立的时候，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处主任。1945年9月，刘辉山和张廷桢同时分别当上了中央警备团团长和政治委员。1950年12月的时候，刘辉山和张廷桢同时分别当上了公安警卫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后来，北京卫戍区组建，他们又分别先后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1983年的时候，他们只相差四个月在北京先后病故了。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卫史上一对好主官，共事多年，一直十分默契，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信任，成为新中国警卫史上的一段佳话和美传。

看着人家都戴上了军衔，哑巴心里也着急得不行。哑巴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当年红军改为八路军的时候，他就把红军八角帽、旧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保存了起来，后来他把旧红五星帽徽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熊健。八路军改为解放军的时候，他又把八路军的帽徽保存了起来。并且他把这些都放在了他那个贴身的布口袋里，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跟着自己跑，可见哑巴在用他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对军营的热爱。

实际上，这时候师领导已经在考虑如何给哑巴授衔定级的事，但哑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10月初的一天，哑巴再次敲响了刘辉山办公室的门。

对于哑巴要求佩戴军衔，刘辉山早有所闻了，今天哑巴可能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刘辉山依然对哑巴恭敬有加，先叫公务员给他倒杯茶水。虽然知道他不抽烟，刘辉山还是象征性地给他开烟。

哑巴摆了摆手，目光直盯着刘辉山肩膀上那闪闪发亮的少将军衔。

一会儿，哑巴走到刘辉山身边，拍了拍刘辉山的肩膀，细细地看了他的少将军衔，摸了摸，然后朝他伸出了大拇指。哑巴又指了指自己，伸出了小指头。

刘辉山知道哑巴的心思，其实他自己心里也特别难受。哑巴同志毕竟也是跟随着警卫部队出生入死多年，保卫着党中央，从长征路上走来的，理应授军衔。

刘辉山指了指哑巴的肩膀，然后拿了自己的肩牌，示意也要给他授军衔。

出门的时候，哑巴再次用手指了指自己，伸出小指头。他在“说”，我工作干得不行，是最后一名，不值得授衔。

哑巴的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向领导示意自己工作干得不行，同时他心里明白，这一新鲜玩意儿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是对工作肯定的见证，他特别想载上那闪闪发亮的带星的军衔。

又一个关于哑巴问题的专题办公会。

参加会议的有师长刘辉山、政委兼干部部部长张廷桢、副师长魏连传、副政委盛元忠、参谋长古远兴、政治部主任向前等师常委，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哑巴的事了。

见人到齐了，刘辉山很直白地说：“既然现在已经实行军衔制了，我们也该给哑巴一个明确的身份了，他就一个人，又聋又哑的，我们总不能让他回四川老家啊!他为师里作出了贡献，我们师也就得管他一辈子，也得对得住他。”

张廷桢接着说：“别看哑巴做的事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却是部队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打个很简单的比如，在延安的时候，能缺水吗?不能缺。哑巴整整担了十年的水，解决了多大的生活问题啊!再说啦，哑巴这人到底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

大家都纷纷点头。

“我看，一定要给他定为干部，级别不一定要特别高，但定为干部，至少他以后的生活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也算是组织对他的一种回报嘛!”刘辉山说。

张廷桢说：“我建议，先给他定个排级，向主任你的意见呢?”

“那就定个正排级吧，我马上安排干部科。”向前说。

10月下旬的一天，师部举行了干部授衔仪式。哑巴站在了礼堂第一排的中间，当他戴上少尉军衔时，他不停地看着、摸着自己的军衔，脸上像他果园里的红苹果一样绽开得通红。

“授勋章和奖章是对哑巴革命人生的肯定与评价”

——哑巴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

师里授完军衔后，又立即对参加过革命战争进行勋章和奖章的授予。

根据总部颁发的条例规定，勋章、奖章均分为“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三种，勋章每种分一、二、三级，奖章不分级。具体情况如下：

(1)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至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二级授予当时的团级和营级干部;三级授予1935年10月2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6年9月3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1935年9月30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军第25军，1937年7月6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八一奖章授予在1937年7月6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上述人员以外的人员。

(2)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授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勋章授予八路军时的旅级和相当于旅级以上干部，新四军时的支队级和相当于支队级以上干部，1945年9月2日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和抗日游击队中相当于军级的纵队和新四军师级以上干部;二级授予当时的旅级、团级及其相当干部;三级授予当时的营级、连级及其相当干部。独立自由奖章授予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脱产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2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2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排级以下人员。

(3)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至1950年6月30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授予当时的军级以上及其相当干部;二级授予当时的师级及其相当干部;三级解放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营级及其相当干部。解放奖章授予当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2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2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连级以下人员。

当时，不论是授衔，还是对勋章、奖章的评级都相当严格。根据总部颁发的条例规定，师政治部门对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同志进行了认真审核把关，然后进行评论，哑巴自然也在讨论范围之内，他也是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军。

刚开始评选的时候，师干部科有个干部说，哑巴反正是个聋哑人，又当不了领导，任不了职，评了这些没有啥用，还不如给他来些实惠的，发点钱什么的。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政委张廷桢耳里，他立即对那个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张廷桢生气地指着那个干部的脸说：“你是个狗屁干部，还是管干部的干部。”

不容那个干部说什么，张廷桢接着批评道：“授勋章和奖章就是为了仕途吗?错了，小伙子，授勋章和奖章是对哑巴革命人生的一种肯定与评价……”

听着张廷桢的批评，那个干部理亏地低下了头。

经过师干部科的评选，师组织部门给哑巴申报了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在当时来说虽然不是很高的级别，但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证明哑巴的革命人生，足够证明哑巴几十年来的工作了。

授予哑巴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的当天晚上，哑巴兴奋得不能入睡，他拿着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章，左看右看，看完又用手掂量，似乎在掂量这东西到底有多重。直到下半夜，战友们看到，哑巴又悄悄地把这两枚勋章和奖章，放进了他那个贴身的布口袋，与红军八角帽、红领章、八路军帽徽，还有那五枚银元，一同成为“荣誉室”的宝贝。从此，在哑巴的生活当中，又多了几个与他同枕入睡的贴身“朋友”。

哑巴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排级军官，又被授予了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此时，师领导考虑到哑巴的工作与生活性质，还将哑巴放在司令部统一管理，不过他的档案已经由管理科转入了干部部。由于此时我军已经由供给制改为了薪金制，干部按照级别领取薪金。哑巴的级别评定后，给他发工资自然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军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毕竟每个月都有一点。开始的时候，哑巴都到管理科会计那儿领取工资。领了工资后，哑巴还是将钱放入最贴身的那个布口袋里，后来时间长了，由于里面放的东西多了起来，哑巴的腰间变得鼓鼓囊囊。别的干部发了工资，要么就买些穿的、吃的，要么就寄给家里的父母，或者是老婆孩子，反正有的是地方花，但细心的谢管理员发现，哑巴就不一样了，他领的那些工资，放在那个布口袋里完全没动过。哑巴没有与家里联系上，也没有成家，所以他不会给亲人寄钱。特别是哑巴历来朴素，从不乱花一分钱，发了新服装舍不得穿，塞进包里，宁愿穿旧的。虽然离商场很近，但他极少到商场买东西。

谢管理员想，哑巴舍不得花钱，也没亲人寄，放在身上挺不安全的，还不如由会计室替他保管，等到找到他家里亲人，或者是成了家后，再给他拿出来，另外这样还绝对安全。谢管理员把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科长和参谋长古远兴报告了。

古远兴对谢管理员的这个想法很赞赏，说：“小谢，这个想法很好，你再征求一下哑巴本人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就按这个意见办。”

开始的时候，谢管理员有点犯嘀咕，在谢管理员的印象中，哑巴一直把钱看得非常重要，就拿那五枚银元来说吧，还是长征路上发的，到现在还当宝贝一样供着。但让谢管理员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当他比划着把这个想法告诉哑巴时，哑巴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笑着伸出了大拇指，夸他这个主意好。这样，哑巴的工资一直由管理科会计室保管着，直到他去世。

四川寻亲记

革命胜利了，全国基本上解放了，就连朝鲜战争都结束了，全国人民正儿八经地进入了和平年代。和平年代充满着鲜花的芬芳，和平年代充满着灿烂的阳光。此时，全军许多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指战员们想到了故乡，离开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故乡。其中大多数军人因为多年来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又打国民党军队，还剿匪，耽误了找媳妇。于是在全军涌现了大规模找媳妇的活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甚至五十多岁的男人英雄们，纷纷抱上了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师领导考虑，也该是让哑巴回老家看看的时候了。但让哑巴探家可不象让其他官兵那样，假一批，背个包，带点北京的土特产就可以走人。哑巴天聋地哑，一是根本就无法与人交流，二是几十年过去了，大渡河一带也已经是物是人非了，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家还得另说了。

担任这一任务的还是谢管理员。

1956年春，哑巴又与谢管理员一起，背上行军包，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哑巴忘不了，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与谢管理员是坐上北上的火车，今天又在同一个火车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哑巴这次没有表现出上次的惊奇与新鲜。相反地，还表现出了少有的沉思。

车厢里，哑巴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注视着绿油油的华北大地。他后背紧贴着座位的靠背，两手交叉在一起。他在思索什么呢?应该是故乡。这次他是回故乡，他心里想的肯定是故乡，故乡的人和事，故乡的亲人们，大渡河、夹金山，还有在大渡河边被红军抓起来的情景。有几个坐在哑巴身边，而且懂部队军衔的乘客感到十分奇怪，这又黑又矮，还一脸麻子的老头怎么才是个少尉军衔，应该是个戴少将的年龄啊，甚至有个人还说：“这老头是不是神经病，在哪儿偷了解放军的军衔戴在了肩上，哪有这么老的少尉啊!”要不是同样身穿着军装，并且戴着上尉军衔的谢管理员坐在哑巴身边，那些乘客真会把他当神经病看待。其实，用军人的标准来衡量哑巴，他穿上这身军装确实有些滑稽，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点损解放军的形象。

当火车进入南方境内时，沉默的哑巴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他生怕看不清车窗外的那山那水，那萃绿的树林，那典型的南方建筑，那阴雨连锦的天气。可能，他找到了故乡的影子，他找到了童年的往事。

经过五天五夜的长途奔波，哑巴与谢管理员终于到达了大渡河边的泸定县城。在旅社住下后，谢管理员并没有急于找当地的民政部门，而是带着哑巴去了大渡河边。

春天的大渡河正是活跃时期，咆哮混浊的江水击打着河堤。哑巴站在河堤边，默默地注视着河里的一切，有从上游流向下游的河水，还有河水捎带的各种物品，有树木，还有各种已经死亡的动物尸体，甚至偶尔还飘来人的尸体。谢管理员什么也没有说，他静观着哑巴的脸色，看他是否在这里找到了儿时的记忆，故乡的影子。但，站在河边的哑巴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谢管理员已经忍耐不住了，他比划着对哑巴“说”，你还记得自己的家吗，你还记得自己的亲人吗?

哑巴表情凝重地看着大渡河周围的一切，以及远处那高耸入云的夹金山。或许他的思绪回到了20年前，他与政治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哑巴没有回答，面部表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谢管理员只得带着哑巴回到旅社。

第二天一大早，谢管理员又带着哑巴来到泸定县民政部门。民政部门的干部见是首都北京来的军官，非常重视，不仅把他们接到县政府招待所住下，还带着他们到茫茫名录中寻找。但这如同大海捞针，哑巴这个名字是他加入红军时起的，又怎么能从名录中找到哑巴这个名字呢。

即使如此，谢管理员还是没有放弃，他感觉到四川来一趟不容易，再说这也对于哑巴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于是他又带着哑巴先后来到康定、天全、宝兴几个县，但都一无所获。这当中，有不少听说哑巴寻亲的人找到了民政部门，有的说家里曾经有个哑巴兄弟，有的说家里曾经有个哑巴儿子，有的说家里曾经有个哑巴父亲，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让哑巴认亲的时候，他都一一摇头否定了。

准备起程回京的时候，谢管理员再次带哑巴来到大渡河边，但哑巴还是沉默无语。谢管理员看着哑巴那凝重的心事，也在为哑巴难过。谢管理员想，很有可能哑巴的亲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只不过是个流浪的哑巴，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天聋地哑，父母从小就把他遗弃了，说不定他发誓这一辈子也不愿意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生他的地方。总之，对于哑巴的过去，可能是不幸的。

谢管理员相信：哑巴这次到大渡河边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但他的心灵肯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回到北京后，师领导都对哑巴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而遗憾。根据师领导的意见，谢管理员又联系了海淀聋哑学校，找了一个哑语老师。哑语老师与试着用手语与哑巴交流，但哑巴根本就不懂，无法从他举止中得到任何的有关他家乡和亲人的信息。

果园“保卫战”

到1956年夏天，哑巴经营的果园里许多树儿都成器了，长得有人那么高了，甚至有的还早熟结上了果子。虽然哑巴的皮肤更黑了，但哑巴看着挂满枝头的果子，脸上像开放的花儿一样。他轻轻地抚摸着果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果园里的有了果子，自然吸引了家属院里的孩子们。孩子们一放学，就围着园子转，他们不折腾几个果子下来是绝不罢休的。哑巴明白孩子们打的什么主意，于是盯得更紧了，一天到晚除了到饭堂打三顿饭，以及晚上睡觉，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浸泡在果园里。要是遇上哑巴有事，或者是打饭的时间，孩子们就会见缝插针一窝蜂地跑到果园里。等哑巴赶到时，孩子们又一窝蜂地跑了，还大声地叫着“哑巴，哑巴。”庆祝他们的胜仗。

哑巴一看掉在地上的果子以及树叶，伤心极了，急得“嗷嗷”叫。有时候，他还会去追那些孩子，但是孩子们像兔子一样跑得快，哑巴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很难抓住他们。

由于果园四周没有围墙，哑巴只得寸步不离地围着果园四周转，特别是孩子们放学、放假的时候，他就会更加提高警惕。

为了不让孩子们随便偷摘果子，他试图比划着告诉孩子们，这果子是公家的不能摘。但孩子们哪会明白哑巴的一番苦心。

孩子们特别聪明，总是跟哑巴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还特别讲究战术，真不愧是军人的孩子。他们用得最多的就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一般分成两拨或是三拨进攻，第一拨大一点的孩子假装到果园里摘果子，把哑巴吸引过去，然后他们拔腿就跑，跑的时候还一边大声地叫着“哑巴，哑巴。”用激将法激怒哑巴，气急败坏的哑巴就会一个劲地追赶这拨大一点的孩子。于是另两拨出发了，他们在果园里大摘果子，把果园闹翻天后，满载而归。

7月，红通通的桃子挂满了树枝。果园自然成了师部大院的一道美丽风景线。哑巴来回走着，看到哪儿有果子掉了，他就会立即捡起来，送给那些站在果园四周，还流着口水的孩子们。孩子们也学乖了，他们拿到果子后，也冲哑巴伸大拇指。哑巴自然高兴，做了一个吃果子的样子，叫他们吃。

一天，上级首长到师里来检查，管理科的马参谋带着两个战士，没跟哑巴打招呼，走到果园里就摘起桃子来。哑巴从另一边转了过来，看到马参谋他们正在摘桃子，跑了过去，“嗷嗷”地叫着，把马参谋拉了出来。

马参谋比划着说，摘果子是招待上级首长。

哑巴指了指自己，意思是说，招待首长也得和他打个招呼。

马参谋没把哑巴说的当回事，非得还要进去摘桃子。

哑巴不干了，他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扬在手中，要打人。

马参谋一看哑巴生气了，知道情况不妙，立即叫另两个战士也停止了摘桃子。

这时，古远兴参谋长刚好打这儿经过，他比划了两下。哑巴点了点头。哑巴才让马参谋他们摘桃子。

古远兴训斥着马参谋说：“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这片果园是哑巴管理，摘果子时就得经过他允许。”

马参谋低着头说：“是，首长，下次一定跟哑巴打招呼。”

后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师里哪位领导批准来摘果子，摘果子的人首先得通过哑巴这一关。

“想要什么，就让他拿什么，该过称的过称，记上账，年底统一结”——哑巴成为翠微商场里的军队名人

由于哑巴不会说话也听不见，所以管理科才把哑巴的工资由会计室进行保管，他需要花钱的时候直接从会计那儿领。特别是他去商场的时候，很难与售货员进行勾通，他比划了半天，售货员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些啥。

翠微商场距离师部办公楼不到百米远，那里是当时北京规模较大的商场之一，商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那里面不仅有购物区，还有餐厅。闲了的时候，哑巴也会到里面溜达溜达。翠微商场里有个饭庄，叫江丰堂饭庄，那里人多。哑巴也喜欢到江丰堂饭庄去转转。经常去，与商场里面的售货员都熟了，知道他是师部的哑巴，对他也就无所顾及。

一天，哑巴在里面逛着逛着，在一个柜台前停了下来，他盯上了一只浅绿色的牙刷。

哑巴示意售货员，把牙刷拿出来给他看看。

售货员没有多想，把牙刷拿给了哑巴。

哑巴拿了牙刷，左看看右看看，还放在嘴里刷了刷，急得售货员只跺脚。让售货员没想到的是，哑巴竟然朝售货员做了鬼脸，然后乐哈哈地拿着牙刷头也没回地走了。

由于售货员有柜台内，出来需要绕过长排的柜台。售货员急了，一边向柜台外跑，一边大声叫着：“别让哑巴跑了，别让哑巴跑了，他拿了商场的牙刷!”

但哑巴哪能听得见售货员的叫声，他大摇大摆、快步流星地走出了商场的大门。

商场与师部大院本来就是连体，哑巴出了大门，就进了师部大院的门。

那个售货员追了上来，但大门哨兵却把她挡在了大门外。

大门哨门礼貌地对售货员说：“同志，请出示证件!”

售货员焦急地把情况说清楚后，大门哨兵把这一情况向管理科汇报了。

管理科的谢管理员急忙跑到大门口，气喘吁吁地对售货员说：“售货员同志，对不起，哑巴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随便拿了你们的东西，给你们添麻烦了。”

随后谢管理员把那个牙刷的钱给付了。

回到机关大楼，谢管理员就把这一情况向参谋长古远兴汇报了。

古远兴听了谢管理员的汇报后，思索了一下说：“我看这么着，反正他也花不了多少钱，再说他工资不都是你们会计室替他保管吗?”

谢管理员不解地问：“参谋长的意思是?”

古远兴说：“哑巴到了商场想要什么，就让他拿什么，该过称的就让售货员过称，记上账，年底统一结账不就完事了。”

谢管理员想了想，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笑容，说：“这个办法好，那我就跟商场的人说去。”

古远兴说：“你跟他们商场的领导说一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

谢管理员说：“是!”

谢管理员退出了古远兴办公室，直奔翠微商场。谢管理员找到了翠微商场的马经理。马经理是个40开外的中年男子，天生爱开玩笑。他笑着对谢管理员说：“我们倒没什么意见，你们就不怕我们多记了。”

谢管理员也来了个将计就计，说：“我们还怕你们售货员记性不好，哑巴拿了东西，忘了记账呢。”

马经理说：“没问题，军民鱼水情，尽管让哑巴同志来拿商品吧，真要我们忘了记账，就当慰问哑巴了。”

哑巴成了师部大院在翠微商场首开先河之人，他可以在商场里挑商品，而“不用付钱”。一时间，哑巴在翠微商场的名声大起。许多售货员看到哑巴来了，就一个劲地介绍自己的商品，动员他买。但哑巴一般只是看看，即使买，无非也是买些牙膏牙刷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大件的东西他从不买。

1957年有一段时间，哑巴去翠微商场的频繁特别高。商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哑巴特别爱往售货员刘姐那儿去。刘姐个子不高，已经四十多岁了，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丈夫前年患肺结核去世了。

刘姐人特别热心，只要顾客来了，他就满脸笑容。

哑巴到了刘姐那儿，刘姐就带着他看这看那儿的。刘姐又特别会比划，她比划的，哑巴大多能明白。

哑巴经常来了，与刘姐也就混得特别熟。刘姐也没有把哑巴当外人，而是把他当成了商场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甚至是自己的兄长。有时哑巴还悄悄地摸着刘姐的辫子，刘姐也毫不在乎，任他摸。

后来，刘姐调到其他商场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哑巴每天在刘姐曾经工作的柜台边转来转去。

再后来，哑巴因为在翠微商场买的手表不走了，又与商场售货员发生了一点小矛盾。那是一个星期日下午，冯景祥和干部科的小李两人到翠微商场转悠。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冯景祥和小李流连往返。正走着，突然听到前面有吵闹的声音。冯景祥和小李走了过去。原来是哑巴正“嗷嗷”地冲着售货员发脾气，售货员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好在翠微商场的人都认识哑巴，也了解哑巴，所以没往心里想，就哑巴一个人在那里“嗷嗷”地叫个不停。

冯景祥和小李走了上去，售货员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对他们说：“前几天，你们哑巴在我们这儿买了一个手表，是上弦的。由于他没有上弦，现在手表不走了。但他非说这表坏了，要我们赔。”

冯景祥和小李一听，笑了。

冯景祥从哑巴手里拿过手表，给它上了上发条，表又走了。

冯景祥拿给哑巴看，哑巴显得特惊奇，摇了摇，再看，还走，哑巴也笑了。

哑巴向冯景祥伸出了大拇指。

走的时候，哑巴当着售货员的面，指着自己，伸出小拇指，算是道歉。

售货员笑了，也朝哑巴伸出了大拇指。

“只要师里有文艺汇演都要通知他看”

——哑巴是个超级戏迷

哑巴喜爱看节目，在师部大院也是出了名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合会举行联欢会时，他就认真地看了那场叫做《烂草鞋》的戏剧，那一幕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也难以抹去的记忆。

由于哑巴听不见，也不会说，所以他只要看到部队集合往礼堂去，也会跟着进去。哑巴总是坐在前排的中间位置。看电影之前，部队总是要拉几分钟的歌，哑巴就会带上一张解放军报，或者其他报纸。他不识字，他根本就看不懂，他就模仿一些干部，拿在手里装着看报纸的样子，但是让官兵们哭笑不得的是，他经常把报纸拿倒了。后来有人告诉他，把人像拿正了，就是正确的看报姿势。哑巴记住了，从此再也没有把报纸拿倒过了。官兵们发现了下很重要的细节，要是哑巴发现是领导来开会，或者是进行动员或教育什么的，他就会主动地悄然撤离。

1959年6月的一天，正在果园边看守果园的哑巴看到直属队又集合向礼堂走去。

哑巴以为礼堂又有节目，于是他小跑着来到礼堂。来到礼堂，哑巴又坐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间，拿着一张解放军报像模像样地“看”了起来。这次，礼堂里的歌拉得更厉害的，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官兵们的士气格外高昂。

在现场组织指挥的军务科参谋没说哑巴，谁也不会说，即使他们心里都明白，今天卫戍区司令员吴烈要过来进行一个动员教育。因为他们知道，当哑巴发现是开会时，他会自动习惯性地离开。

礼堂里的官兵们照常像平常看电视看节目一样，使劲地拉着歌。哑巴装作看报纸的样子。但是这次哑巴没有等来电影，也没有等来节目，等歌声停止后，他发现台上的坐位上坐满了领导，有师里的，还有一些不认识的，是开会。

突然，哑巴“嗷嗷”地叫了起来。哑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老队长、老团长吴烈。

吴烈也看见了哑巴，冲他笑，并扬了扬手。

哑巴直接从台中央的下面向上爬了上去。哑巴与吴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完了，哑巴向吴烈伸了伸大拇指。

哑巴比划着问吴烈，怎么今天到这儿来了。

吴烈比划着告诉哑巴，他调到卫戍区当司令了。

哑巴朝吴烈伸出了大拇指。

原来，1959年1月22日，国防部下达了命令，撤销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卫戍区，统一领导指挥北京市的警卫工作，哑巴所在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师，划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领导。让吴烈担任第一任卫戍司令，党中央、中央军委是作出了充分考虑的，因为吴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卫工作者了，且经受住了多年的考验。让他担任卫戍区司令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吴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的位置调到了卫戍区担任司令员。

虽然哑巴已经记不起，这是他与吴烈司令员的第几次分离聚合了，但他感觉特别高兴。

哑巴与吴烈见了面后，就从后台出了礼堂，看他的果园去了。

这时，吴烈先把开会的事搁到一边，先问起哑巴的事来了，他问师长刘辉山：“哑巴同志现在身体还行吗?”

刘辉山说：“基本上还可以，只是心脏不太好，还有点高血压。”

吴烈说：“哑巴现在还在炊事班工作吗?”

刘辉山说：“进城后不久，就没让他在炊事班干了，现在负责看管大院西边的那片果园。”

吴烈说：“哑巴是个有个性的人，再说啦，他一肚子的话憋在肚子里说不出来，也确实难受啊!有点脾气情有可原嘛!你们平常要多照顾点。”

刘辉山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好哑巴红军的。”

吴烈说：“对了，找到哑巴的亲人的吗?”

刘辉山摇了摇头说：“没有，前几年也派人带着他回过一趟四川，但没有任何结果。”

吴烈叹了口气说：“唉，要是能找到他的亲人多了啊!”

刘辉山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不会放弃任何线索，我们会尽力寻找哑巴的亲人。”

吴烈说：“不管能否找到，都要好好照顾好他。对了，哑巴这人爱看节目，只要师里有文艺汇演都要通知他看，当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合会举行联欢会时，他就看了戏剧《烂草鞋》。”

……

五块银元丢了后

自从哑巴经营果园后，管理科就在办公楼三楼给哑巴找了一间单间。直工科干事冯景祥与干部科的小李他们都住在他隔壁，住在隔壁的还有机关里的几个打字员和公务员。

哑巴的房间里特别简单，一张硬木板床，一把马扎，从外面捡的一块大木板，一个行军包，连张桌子都没有。木板上放着一个行军包，包里放着历次部队发的服装，哑巴都舍不得穿，都塞到了这包里。这个包也就是哑巴的全部家当了。管理科本来要给他一张桌子，可哑巴比划着“说”，自己连字都不会写，要桌子没用。

哑巴房子里虽然简陋朴素，甚至简陋朴素得让人感到可怜，但他却非常满足，也非常爱干净、爱漂亮。他房子里总是明窗几净，地面上拖得锃亮，他还在墙上糊上纸，贴上好看的画报，甚至把那些有漂亮姑娘的画报都贴在了墙上。没事的时候，他也会瞅着这些画报发呆，有时一发呆就是几个小时，不知道他想些啥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哑巴要是遇到战友总是邀请他们到他屋子里坐坐、看看。要是果子成熟的季节，他那木板上总是摆满了从果园里捡来的果子。哑巴毫不吝惜，一人一个。

有一天，哑巴从果园里回来后，突然在屋子里大声“嗷嗷”地叫了起来。冯景祥和小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去。

哑巴显得特别焦急，他掖着冯景祥的手，要他看他的行军包。冯景祥看到，哑巴的行军包已经被拉开了，里面的东西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冯景祥比划着问哑巴，丢东西啦!

哑巴比划着“说”，那五枚银元不见了。

冯景祥感觉奇怪，哑巴不一直把那五枚银元放在布口袋里吗?怎么会丢呢?

哑巴看着冯景祥不能理解，十分着急，“嗷嗷”直叫，他比划着“说”，由于中午洗澡，他把布口袋放在了行军包里。哑巴又把布口袋拿给冯景祥看，那两枚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还在，红军八角帽、红领章、八路军帽徽也在，唯独那五枚银元丢了。

冯景祥知道，哑巴把这五枚银元珍藏了几十年，他已经把它们当作了自己的宝物。那是哑巴在红军时发的，他本来有六块银元，其中一块在1943年送给了熊健，所以只剩下五块了。

哑巴比划着告诉冯景祥“说”，偷银元的家伙应该被抓起来。

冯景祥带着哑巴把这件事反应到谢管理员那儿去了，但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从此以后，哑巴就多长了一个心眼，不让一般的人进来，除了像冯景祥、小李他们这样关系特别好的几个让进，其他人一般都是拒之门外，即使是领导也不让随便进。

冯景祥、小李与哑巴的关系相当不错，可以自由出入哑巴的房间，有什么事，哑巴也总是叫他们帮忙，每天哑巴看完果园回来，总是把那些掉下的苹果和桃子捡了回来，分给他们吃。冯景祥发现了一个细节，哑巴送给他们吃的果子都是好的，留给自己吃的果子都是快要烂了的，或者是已经烂了的，即使都没烂，也是别人吃大的，小的留给自己吃。冯景祥不禁对哑巴多了一份敬畏，还多了一份好奇。一次，他跟着干部科的小李一起到档案室翻看了哑巴的档案。让冯景祥更加惊奇的是，哑巴的档案如此简单，简单得如同一张白纸：

姓名：哑巴。

出生年月：30岁左右。

籍贯：四川一带。

入伍年月：1935年6月。

部职别：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三队炊事班炊事员。

其他应该填的项目均不详。

冯景祥与哑巴偶尔也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开饭的时候，哑巴总是把饭打到宿舍吃，有时吃不完了，他就用盖子盖好，放在木板上，到了下一餐，他不去饭堂打饭，就吃上一餐剩下的。开始冯景祥对哑巴的这一举动看不惯，也想不通。冯景祥曾比划着对哑巴“说”，现在不像打仗的时候，有饭吃了，剩下的饭都凉了，吃了对身体不好。但哑巴却置之不理。有一次，冯景祥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在哑巴吃饭之前，将剩饭倒到了。这下可把哑巴惹急了，他立即就翻脸不认人，随手拿起扫巴冲着冯景祥打来。冯景祥躲闪不及，被重重地打了两下。为此，他们还好几天见面不打招呼。

还有一次他们在活动室打乒乓球，哑巴先是拿着抹布擦窗台，然后又拿着鸡毛掸子打扫墙壁上的灰尘。由于哑巴个子矮，打扫起日光灯上的灰尘十分困难，搭个椅子还得垫起脚尖。由于用力过猛，鸡毛挡子碰到了灯管，“啪”地一声，灯管掉了下来，砸得粉碎。

这声音正好被从外面经过的直工科长听见了。

直工科长走了进来，问冯景祥：“这灯是谁弄坏的?”

冯景祥指了指哑巴。

直工科长听说灯管是哑巴给弄坏的，也就没再说什么。

哑巴知道冯景祥向科长告了状，十分生气，等直工科长一走，他拿起鸡毛掸子追着要打冯景祥。

冯景祥知道跟哑巴“斗”没有什么好下场，于是跑得远远的。

“给哑巴找个伴”

——哑巴的情爱观

人都有七情六欲，哑巴也有，哑巴想有一个温馨的家。每次要是有女子打从果园边经过时，哑巴有时也会久久凝视。可能他在想，要是找个这样的媳妇就好了。

1965年初秋的一天。

初秋的北京，天高气爽。哑巴看着满园的苹果，心情也象红苹果那样在微风中摇曳着。满园的丰收景象，不仅吸引着师部家属院的孩子们的，还吸引着那些初来乍到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属们。

一个刚从南方来到部队的家属，感觉呆在屋子里无聊，于是来到那片美丽的果园里转悠。这个家属年轻，长得又漂亮，还留着长长的辫子，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他一边走着，一边被这满园的秋色迷惑着。

年轻家属的一举一动都在哑巴的注视之下，他坐在一棵苹果树下，仔细地端祥着年轻的家属，特别是他的目光长时间停留在那长长的辫子上。

当哑巴从地上站了起来时，年轻家属被吓了一大跳。她感觉很奇怪，怎么这里坐着一个又矮又黑又胖的老头啊!

年轻的家属惊叫着离开了果园。年轻的家属跑了，却勾起了哑巴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当天下午，哑巴就来到了家属委员会的办公室，找到了主任魏经珍。

魏经珍是副政委陈杰的夫人。

陈杰是师里的老八路，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特务团战士、班长，冀中军区第3纵队第9支队第27大队连政治指导员、第3军分区政治部除奸科干事，第8军分区司令部侦察队队长、第2股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津南军分区司令部第2科科长、军分区卫生部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军区邢台军分区干部科科长，河北省公安总队干部处处长、干部部副部长。1956年2月调任到师当干部部长，后来又当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

家属委员会主任魏经珍也是哑巴的老熟人了，所以彼此之间十分了解，只要哑巴稍稍比划，她就能知道哑巴心里想些啥。

哑巴跑到魏经珍的后面，拍了拍她的头，然后跑到前面比划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接着哑巴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

魏经珍十分惊奇，天聋地哑的哑巴居然能找到她，并且提出如此问题，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魏经珍比划着告诉哑巴，我会把你的要求向组织反映的。

哑巴出门的时候，朝她伸出了大拇指。魏经珍心里乐开了花。

第二天吃过早饭，魏经珍像喝了蜜一样高高兴兴、风风火火地来到了政治部，直接敲开了政治部主任辛哲办公室的门。

辛哲一看是魏经珍，停止了手中的活，说：“魏主任，请坐，请坐。”

辛哲知道，魏经珍来这，都是家属的事，一般都是些难缠的事。

魏经珍笑着说：“辛主任挺忙的!”

辛哲客气地说：“瞎忙!”

两人寒喧了一阵后，魏经珍把话引到了主题上：“辛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

辛哲吸了口烟，很自然地说：“请魏主任说。”

魏经珍说：“能不能考虑给哑巴找个伴啊!人家都一把年纪了，一来好照顾照顾他，二来也可以了却人家的一桩心愿啊!”

辛哲一听，笑了。

魏经珍看了辛哲的表情后说：“不行吗?”

辛哲说：“部队刚进京的时候组织上就考虑过，也找过，但都没成，看不上他的，嫌他是哑巴，看得上的，也是冲着他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来的，有谁会真心实意跟着他、照顾他啊!但话又说回来，真有人愿意与哑巴结合当然是件好事。”

魏经珍说：“那是，但哑巴有这个要求啊。昨天他上居委会去了，比划着还要找一个留长辫子的女子呢?”

辛哲笑着说：“这哑巴还真有两把涮子，竟然把魏大主任都惊动了。不过我认为，找就要找真心实意照顾他的，要不然，还不如让他在部队享几年清静福呢?”

魏经珍点了点头。

魏经珍是个热心肠，后来还真给哑巴物色过不少对象，但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特别是北京的老太太，要求太高，并且看不起哑巴。有一个老太太，来过哑巴这儿几次，但当她看到哑巴挺抠门，知道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也就自动走人了。给哑巴介绍太年轻的吧，他还不好意思要，非得要找个年纪相当的。

师部大院的东边有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师部干部的子弟。哑巴没事的时候，总爱来到幼儿园的铁拦杆外，看幼儿园的小孩玩，有时一看就是个把小时，看得有滋有味的。

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哑巴总是把那些掉下的果子捡来，送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吃。哑巴甚至大胆自作主张，比划着要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果园里摘果子。后来，幼儿园的老师看哑巴这人实在，对幼儿园又如此关心，就主动给他介绍起对象来。幼儿园里有一个老太太，负责做饭的，她老伴在建国前就已经去世了。开始的时候，双方都没有什么意见，后来那老太太还是打起了退堂鼓，因为她没法与哑巴交流，与他相处，太孤独太寂寞了。

虽然哑巴与老太太的对象没有处成，但他对幼儿园里的孩子的爱却没有变，他仍旧一如既往地经常看孩子们，给他们果子吃。

吴忠司令员说：“今天是向你们布置一项重要任务”

1970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黑色的高级小卧车快速悄然地驰入了师部大院。

卫兵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立即机警地拨通了作警值班室的电话。

“我是营门哨兵，刚才卫戍区零一号车进来了，司令好像坐在车上。”

值班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跑步向师长和政委报告。

师长田占魁与政委张永华立即跑下楼来，随后跟来的还有师里面的其他领导。

车在办公楼门停了下来，吴忠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向办公楼。

吴忠的突然到来，让师领导们大为吃惊，吴忠从由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升任司令员还不到两个月，不打招呼地到师里，难道有什么重要事情，还是新官上任上把火，师领导们心里都吃不准，这新官真要烧起来可难受啊。

吴忠是1955年的少将，并且当时在全军是最为年轻的将军之一，才34岁。吴忠1921年10月出生于四川苍溪，12岁那年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4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0师第268团战士、班长、排长、团政治处干事。1936年，他进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习。后来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第2营第7连排长、副连长。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绥东游击大队大队长，八路军第115师晋西南独立支队中队长，陈支队第2团副营长、营长，教导第3旅第8团营长，鲁西军区第8军分区昆张地区支队支队长，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第5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二野战军第7纵队第20旅副旅长、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62师师长。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昌都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学习。1952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师长。回国后，他于1954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械化第1师师长。随后，他又先后任陆军第40军副军长、军长，1968年调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

因为吴烈司令员的到来，师部大院顿时忙碌得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田占魁、张永华等小心翼翼地陪着吴忠，生怕说错什么话，或者是什么举动让这个新上任的卫戍司令不高兴。他们来到师部第一会议室。坐定后，吴忠笑着说：“我看你们就不要忙碌了，我来之前在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我今天不是来检查，也不是来挑工作上的毛病的，现在首都各项活动较多，你们的警卫工作做得不错，周总理前几天还表扬你们一师了。”

师领导听吴忠这么一说，心里轻松多了。

“今天来你们师，是向你们布置一项重要任务。”吴忠呷了一口茶说。

师领导们的心又吊了上来，对于警卫部队来说，有什么工作比警卫工作更重要的呢?警卫无小事啊!他们都在想着这个问题。

吴忠说：“哑巴可是咱们师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之一，他跟随党中央担了一辈子的水、喂了一辈子的马、背了一辈子的行军锅，为一师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这些中央领导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师领导们互相看了看，心中不禁高兴起来，敢情是为哑巴的事而来，这也正合他们心意。

吴忠接着说：“哑巴同志应该有六十几了吧，我入伍时才12岁，听说他入伍时应该是二十好几了。革命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成个家什么的，该让他享受享受了，这也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关心和爱护老同志嘛。他的工资一个人花肯定是花不完的，平常给他添一些好一点的生活用品和家具……不要怕把他的钱花光了，花光了咱们给他出。”

吴忠说的时候，师领导们都认真地做着笔记。

吴忠说的时候，师领导们也不停地点头。是啊!这么多年，哑巴只顾干活，却从没向组织提什么要求，组织不说让他享受他是不会主动享受的，他也不知道享受。

最后，田占魁向吴忠保证：“请卫戍区首长放心，我们将尽全力，保证让哑巴生活好，安度好晚年。”

第二天，师领导开了一个短会，领导们认为，哑巴反正只有自己一人，没有亲人，也没有妻儿，留着钱也没有什么用，干脆让他好好享受享受。怕他年纪老了不方便，让他从三楼搬到一楼住，并决定让管理科给哑巴房子里添些沙发、席梦思床、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果园被铲平后

虽然管理科给哑巴添些沙发、席梦思床、桌子、椅子之类的新家具，但并没有给哑巴内心带来享受与快乐。

哑巴第一次睡在席梦思床上，怎么睡都感觉不对劲，这床太软了，软得让哑巴心里发毛。他睡了一会后，又爬了起来，翻开席梦思的垫子右看右看，怎么看都感觉特别别扭。最后，他把木板上的东西拿下来，抱着被子睡到了硬梆梆的木板上。很快，哑巴就在木板上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管理科会计室的会计王体学刚一上班，还没有来得及换上军装，哑巴就把他拉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哑巴之所以找王体学，一是因为他们之间关系好，二是因为这些新家具都是王体学具体负责买的。

哑巴指了指席梦思床，然后用手压了压，席梦思床弹了起来。然后，哑巴又指了指那张硬木板。哑巴想说，这床没法睡，还是睡木板床舒服自由。

王体学感觉到很奇怪，比划着对哑巴“说”，人家做梦都想睡席梦思床呢，你倒好，有席梦思床，还说睡了不舒服。

由于哑巴坚持要王体学把席梦思床搬走，王体学没办法，在请示了领导后，只得尊重哑巴意见，把席梦思床给搬走了，把以前那张硬木板床搬了回来。

不久后，一个消息在师部大院传开了：师机关要盖家属楼，正营以上干部都有可能分到房子。这相对于机关干部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但这个消息相对于哑巴来说，绝对是致使一击，因为这个家属楼就盖在果园上。但没有人跟哑巴说起这事，也没有人敢跟哑巴说，要平他的果园，就等于要他的命。

1970年初冬的一天，哑巴正在果园里转悠。这个时候是哑巴最闲的时候，不需要给果园施肥、浇水，也不担心孩子们到果园里的偷果子吃。但果园就是他的家，在这里转悠不需要任何理由。

正走着，几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果园。

见这帮人气势汹汹地直往果园中走，哑巴“嗷嗷”地叫了几声，以示警告。

带头的那个高个子瞟了一眼，看是一个又黑又矮的老头，没当回事，继续朝果园里走去。

为了保持果园内的清洁，哑巴总是用一个铁耙子，耙果园内的树叶和树枝之类的垃圾。见到警告无效，哑巴气得手臂上的血管都鼓了起来，他举起耙，朝着那帮人“嗷嗷”地叫。

这帮人不知道哪儿得罪的这个穿得鼓鼓囊囊老军人，感到非常迷惑。他们不知道这里是哑巴的地盘。

由于哑巴坚决不让他们进去，那帮人只得无功而返。

第二天一大早，哑巴还是象往常那样向果园走来。突然，哑巴感觉不对劲，他“嗷嗷”叫着直奔果园。果园里大部分的果树都已经倒下了，没有倒下的，有几十个戴安全帽的男子正拿着刀在砍，拿着锯在锯。

跑着跑着，哑巴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了，但他的“嗷嗷”声并没有停止。他爬起来，继续向果园跑去。哑巴这下摔得不轻，更何况还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他没有顾及那么多。此时，哑巴的心比伤更痛。

果园里，师傅正在热火朝天地砍着果树。哑巴猛跑过去，从一个师傅手中夺过一把锯子，举在手中“嗷嗷”地叫着，他在“说”，谁要再砍果树，就以谁不客气。

师傅们只得停下手中的活。哑巴在凄惨的果园里悲伤地叫着，这叫声里包含着他对果树的感情，更包含着他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与热情。这可是他在和平年代的亲密“战友”啊!“战友”情深，他哪能不心痛呢?

很快，师后勤部营房科的干部来了，并且把跟哑巴关系不错的王体学也叫来了。

看到王体学来了，哑巴“嗷嗷”叫着，冲到他身边，拉着他的手往前走，指着已经被砍下的果树。

王体学知道哑巴心痛，他比划着对哑巴“说”，现在师机关很多干部没房子，师里要盖家属楼了，盖家属楼是好事，是为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的。

哑巴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仍旧“嗷嗷”地叫着。

王体学拍了拍哑巴的肩膀，比划着“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要从大局从发，平了果园盖房子，也是为师里做大好事。

……

许久后，哑巴才轻轻地点着头，含泪离开果园。

自从1954年开荒种植果树到现在，已经16年了。在这16年当中，经营果园便是哑巴工作和生活的全部。虽然曾经在这里偷吃果子的小孩们一批批地长大了，但哑巴对果园的感情依旧没有变，他十六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生活着。

再次下岗的哑巴显得安静多了，不像年轻那会儿，表现得那么强烈。但哑巴也没有闲着，他整天扛着扫巴在机关大院里转着，看到哪儿不干净，他就会去打扫。周末洗澡的时候，他还会主动在门口帮澡堂收票。

与哑巴同住在一楼的政治部打字室打字员小王最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每到晚上10点，哑巴就会出门，大概十多分钟后才回来，天天如此，也很准时。

那天，小王好奇，想看看哑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原来，哑巴从楼道的一头到另一头，在挨个儿地关灯。当时，楼道里的灯不是感应灯，非得要用手开关。有许多机关干部，老是开了灯就忘了关灯，灯老是整夜整夜地开着灯。

小王跟到三楼时，哑巴正碰到宣传科的马干事赶完稿子准备回宿舍。马干事正要往楼下走时，哑巴“嗷嗷”地把他叫住了。

马干事感到很奇怪，这么晚了，哑巴还上楼来干啥呢?

哑巴指了指马干事，又指了指他身后。哑巴的脸色很严肃。

马干事朝后面看去，没有什么啊!地面上干干净净的，没有掉什么东西，更没有垃圾。

马干事比划着“说”，啥也没有啊!

哑巴“嗷嗷”地叫了两声，指了指头顶的灯。

马干事顿时明白了，立即转身把灯给灭了。

哑巴朝马干事伸出了大拇指。

周总理对吴忠说：你是卫戍区司令，要照顾好哑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一天下午，周总理从南方回到北京。吴忠和卫戍区的其他几位领导到机场迎接。到中南海后，周总理突然想起哑巴来了，于是问吴忠：“哑巴同志还在一师吗?”

周总理这一问，让卫戍区的领导们感到很吃惊，他们相互看了看，既激动又兴奋，几十年过去了，周总理居然还记得在延安挑水的那个哑巴，这无疑也是对一师成绩和工作的一种肯定与关怀。

吴忠说：“总理，哑巴还在一师。”

周总理说：“生活得怎么样?”

吴忠说：“挺好，一师挺照顾他的，给他买了沙发，席梦思的床，还住上了单间。”

周总理说：“老同志了嘛，应该享受享受!”

吴忠说：“是。应该享受了。”

周总理说：“他成家了没有?”

吴忠说：“没有。”

周总理说：“可以考虑给他成个家嘛，不一定要孩子，但至少老了有个伴，互相有个照应啊!”

吴忠说：“总理，一师曾经给他张罗过，但都没有成。”

周总理说：“那为什么啊?”

吴忠说：“有的嫌他太节约了，有的嫌他没钱;愿意与他结合的吧，又因为没法与他交流与勾通，所以至今一个也没有成。”

周总理说：“这也是个遗憾啊!”

吴忠和其他几位卫戍区领导都沉默了。

最后，周总理指示吴忠说：“你是卫戍区司令，要安排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嘛!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也是作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有功的聋哑人啊!”

吴忠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会安排好哑巴同志的晚年生活。”

“你这个没良心的哑巴，我就是你婆娘啊!”

——科学淘汰“寻亲”母女

1972年初春的一天早晨，北京还处于天寒地冻之中。

这时，师战备值班室的电话响了，是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的。

“是一师战备值班室吗?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值班室啊!”北京公安局值班室的同志说。

“是，我是师战备值班室。有事吗?”师战备值班室值班员说。

“我们接待了两个从四川来北京寻夫和寻父的女同志。老太太六七十岁，她女儿四十多岁，说她丈夫是个哑巴，现在在北京卫戍部队当官，与她们已经失散多年了。听说你们师有个哑巴，是从四川来的?”

“是啊!我们师是有个哑巴，从四川来的。由于哑巴是在特殊条件下入伍的，没有档案，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地区的人。哑巴同志不会说话，不会写字，甚至连基本的哑语都不会，他只能靠用一些表情和简单的肢体动作来表达。”

“我们认为她们要找的人是你们师的那个哑巴，如果你们同意，我们进行科学鉴定。”

“我跟师首长汇报一下，再给你去电话，你留一电话吧。”

师值班员立即将这一新情况向参谋长郁良高汇报了。

郁良高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对值班员说：“让市公安局的同志进行鉴定，如果真是那么回事就太好了。是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真金不怕火炼嘛!”

师值班员从郁良高办公室出来后，立即向北京公安局挂了个电话。

第二天，一辆警车在师部办公楼前停下。

郁良高接见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

郁良高直入话题：“人现在在哪儿?”

公安局的同志说：“安排在一个招待所住下了。”

郁良高笑着说：“你们是公安，侦察手段高明，肯定有高招啊!这些年来，来找哑巴认亲的人还真不少哩!但大部分是冲着哑巴的钱来的，以为他在部队是军官了，有钱了，又是在首都，都想来认这个亲。”

公安局的同志说：“首长过讲了，我们会尽量做到科学、准确，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随后，郁良高把电话拨到了管理科会计室王体学的办公室。

“哪位?”王体学问。

郁良高说：“小王吧!你过来一下。”

“是!参谋长。”王体学匆忙跑向二楼参谋长的办公室。

王体学进到参谋长办公室，看到有两名警察在里面，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小王，这是市局的，有一从四川来的老太太带着女儿，说是到北京来找失散多年的哑巴丈夫，并说他丈夫还是北京卫戍部队的军官。”郁良高解释说。

王体学心里踏实下来，也明白参谋长叫他来是啥意思了。

郁良高说：“哑巴跟你关系不错，你带他上市局去认亲和鉴定。”

王体学说：“是，参谋长。”

没多久，王体学带着哑巴与市局的同志钻进了警车。

当哑巴他们到达招待所时，那对母女已经站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老太太约是六十来岁，自称是她女儿的那女人约四十岁。他们个头不高，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市局同志用简单的手势告诉哑巴，这是来认亲的，如果认识就点头，不认识就摇头。

哑巴走近那母女俩，瞪了一眼，摇了摇头。

与哑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老太太却大声地哭叫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哑巴，我就是你婆娘啊!这么多年你就扔下我们娘俩不管了，你怎么对得住我们啊!”

老太太的女儿也跟着哭了起来：“爹，你怎么不认我们啊，这些年娘带着我多么辛苦啊!你现在有好日子过了，怎么就不管我们了啊，我是你女儿啊!我是你亲生女儿啊!”

市局同志对老太太说：“你别哭，我们会进行科学诊断，给你们一个满意答复的。”

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说：“这没心没肺的，他日子好过了，就把我们给忘了，当起了陈世美啊!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为了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市局的同志立即决定把侦察科的同志叫来，对哑巴进行心理上的科学测试。

所谓科学测试，就是由测试人员画一些简单的物体，看被测试者的反应敏感度。

侦察科的同志先是画了一把犁，哑巴看到犁显得特别兴奋。

侦察科的同志又画了一头牛，哑巴看到牛后更加兴奋。

侦察科的同志根据哑巴的反应，定出第一个结论：哑巴种过地，并且梨过田，并且还相当有经验。由此推测，哑巴当兵时应该是二十几岁了。

接着，侦察科的同志又给他画了喜字，哑巴无动于衷。侦察科的同志心里有数了。为了更加准确，侦察科的同志又画了两个硕大的乳房，哑巴同样无动于衷。随后，侦察科的同志又画了一个婴儿裸体像，哑巴照样无动于衷。

……

经过一番测试，市局的同志下了结论：哑巴有过种地的经验，但没有结过婚，更没有孩子，所以所谓的妻子和女儿都是无稽之谈。

那对寻夫找父的母女见没有达到目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