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啊，布籽的季节——蔡皋个人艺术作品展”在月湖时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围绕着“花与人”的展览主线，通过30件蔡皋的绘画作品展现艺术家的绘画创作以及精神与绘画相统一的创作理念。同时还通过绘本装置，根据“绘本是有入口、出口”为思路，将蔡皋的绘本《桃花源的故事》重新阐述;“蔡奶奶的花园”为展览的另一个主题，将蔡皋的绘本和手稿做成陈列台，供观众绘画模写。因此，在此次展览中，不仅蔡皋的绘本作品得以呈现，同时还展出了艺术家的纸本绘画、文献手稿，以立体的形式展示蔡皋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状态。

尽管蔡皋在长沙成长，并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用绘本创作逐渐建立起她的童话王国，但是此次展览却是她的长沙首展。她不喜欢“展览”，因为在这位凭着一腔热爱画出了一片精神花园的艺术家看来，艺术应该是放在高处的，它应该像宗教一样净化万物，它应该被珍视、被仰视。她又是喜欢展览的，当她在展览上看到观众因为美而落泪，因为触发心灵而“唤醒内心的苏醒”，她清晰地确认，“这才是艺术应该产生的意义，像播种一样，撒下一把种子，收获的是完整的、有生机的的心灵”。

蔡皋用《田螺姑娘》、《海的女儿》、《李尔王》这些浪漫的绘本穿起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却希望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的欢愉，“中国人说‘有吃在后’，用吃饭来打比方说跟大人相比小孩子的状况是不要紧的，可是等他长大以后，我们要如何面对他在人格培养上的缺位、在审美教育上的匮乏?”所以，蔡皋喜欢播种，她梦想着有一天在她的花园里，“用绘本种出一个纯粹的世界”。

我的时间全在这里了

记者：您的艺术创作持续了近40年，但是这是您在家乡的首个个展，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这次展览?

蔡皋：每个人做艺术的态度不一样，他对艺术的功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心里，艺术是放在高处的，它是我的心灵、我的信仰。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廖雯她也喜欢种植，她愿意伺候这些花草;她喜欢我的图画书，她说这是我的精神花园，我觉得她讲出了对我的理解、对我的艺术的理解，她是懂我的。

以前我们没有宗教，但是有作用类似宗教的儒家，它讲仁爱，与宗教相通，对普通的老百姓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准则;它入世同时也强调与出世精神的关系，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社会的道德建立依赖于法律，法律对道德的约束力只是一个方面，主要靠的是文化建设对人的精神上的自觉和自省的提升。艺术是我存放精神的地方，我希望它以一个好的状态、美的状态呈现，希望它能够像播种一样，撒下种子，唤醒阅读者内心的苏醒。

“啊，布籽的季节——蔡皋个人艺术作品展”展览现场

“啊，布籽的季节——蔡皋个人艺术作品展”展览现场

“啊，布籽的季节——蔡皋个人艺术作品展”展览现场

记者：我们之前了解更多的是您的绘本创作，这次展出的作品更多是您的油画、综合材料绘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蔡皋：画纸本之前我就已经在画油画了。19岁，我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去了农村，那时候我们从大学毕业还是分配工作，“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部队”，我就去了农村，因为我会画画，就被留在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画纪念地、画毛主席像、画革命故事，两三天画完一张，被老乡高高兴兴地领回家，陆陆续续画了一年多。

后来我到了乡下的一所小学工作，现在回想起从毕业到回到长沙，在这所小学的6年是我最喜欢的6年。学校在一座寺院里，院子里有非常美的六朝松;整个寺院在一个小山包下，周边的山峦围着这个学校看起来就像朵莲花，而学校刚刚好是在莲花中心。我平时给小孩上课，只能周六画画，画学生、画学校、画寺院，那时候画画就像是和学生的简单相处，是自己生活的自然记录。我也没有想到，那6年带给我的不仅是安静的生活，还有未来的《桃花源的故事》，没有那6年的记忆，也就没有后来那么真实、那么生动的《桃花源》。也是在离开之后很多年，我才知道那座唐代的寺庙，那像莲花一样的地貌是一块天然的福地，它们赐予了我这么多年的福分。

随后十年我去了镇上工作，还是一边教书一边画画。之前在乡下的时候我的画投稿到《红领巾》，被编辑部看重，他们就开始想着调我过来。那时候《红领巾》巴掌大小一本，发行量却很大，全省小孩都在看，后来变成了《小蜜蜂》，24开，薄薄的，我的画大概是豆腐块大小，陆陆续续地在上边登。在当时的背景下，工作调动、户口迁徙还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花了10年的时间，调动还是没有批下来。直到83年11月底，一纸强调令终于把我调过来了，83年成立的湖南省少年儿童出版社老社长、后来的社长郑小娟以及画家杨福音在这个过程中，都特别热心地帮了很多忙。调进少年儿童出版社我特别开心，也很感恩，平时勤勤恳恳地工作少画画，编的书在不断获奖;周末我就保持着画画的状态，希望可以和作者对话、调动作者的创作欲望。

当年的《红领巾》我有一大摞，我从《红领巾》开始，画贺龙，画儿童，小小的一块，除了教书，我的时间全部都在那里了。

从现实的荒芜到个体的责任：从《B角演员》到《桃花源的故事》

记者：所以您开始您的第一部绘本《B角演员》的创作是缘于向杂志投稿的契机?

蔡皋：做《B角演员》的时候还不是我的主动选择，是根据谭尔康先生做的一个反映学校生活、学雷锋的原创题材改编的——谭尔康是当时美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这个绘本算是主题先行，但是我把自己在学校的生活放进去了，因为我本身在学校做老师天天和学生在一起，比较容易让情节变得生动和丰富。那时候我又特别喜欢贺友直，喜欢他的《山乡巨变》，我不具备他的绘画功力，情节也没有《山乡巨变》那么曲折，但是我仍然愿意通过他的连环画，从形式上去跟他学，学习他的幽默感和趣味。

记者：《海的女儿》、《李尔王》和《田螺姑娘》应该是您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了。

蔡皋：我也很喜欢《海的女儿》，现在看这个故事绘本还是觉得非常高贵。这本图书在当时并不被重视，那时候的编辑和现在不同，文字是一个编辑室，美术又另属于美术组，搞文字的对美术方面比较陌生，搞美术的对文字方面渗透也不一定很多。《海的女儿》、《李尔王》，包括《田螺姑娘》小孩子都很喜欢，像俞理、徐乐乐、李娜这些画家也喜欢，一方面它在内容上表现得很鲜活，一方面那时候这种做文化和历史内容的图书还不是很多，但是并没有受到图书出版界的重视。

后来有一次，我的另一个作品《七姊妹》在上海参加全国绘本插画邀请赛评奖，获得全票通过，在我看来，这就是最高的表扬了，它印证了一种我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和经验。我实实在在地爱这一行，只想着怎么去表达，我认真地一个一个地画，出了一件又一件的作品。

记者：后来就创作了给您带来很多荣誉的《荒原狐精》?

蔡皋：《荒原狐精》是最早的名字，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现在是叫《宝儿》。这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丛书是民间精灵鬼怪的故事合集，所以组开始就叫《荒原狐精》，这样听起来有故事，有吸引力。后来明天出版社和信宜合作，重新整理出版的时候就叫《宝儿》，希望表达更平实更亲切的一些东西。

因为《七姊妹》在全国获奖，我就可以挑选作品了。在那套丛书里，其他的故事都更成人化，我觉得意思不大;《荒原狐精》的主人公是个小孩，他的精神我特别喜欢，我自己的表达也是亲近儿童的，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题材，想表现一种超越精神。

记者：《桃花源的故事》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与松居直合作产生的?

蔡皋： 96年松居直先生到武陵源沅水江渚游访，见到武陵源峰迴路转、柳暗花明的独特地貌后他说“其实，‘桃花源记’可以做成一本图画书”，我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说，“这个想法太好了，我想画这本书”，松居直先生也很高兴，就定下来由松居直做文字、我做绘本、唐亚明来做责任编辑。

松居直挑选画家的原则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充分理解故事，并能妥贴地表达。我从“充分理解”故事开始。理解《桃花源记》必得理解陶渊明，要理解陶渊明必得了解魏晋，幸好我喜欢陶渊明，喜欢所谓魏晋风范。更有益的事是有宝贵的六年乡村生活体验，我又很喜欢那一段经历，喜欢自然和朴质的事物，我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图画书里。松居直先生亲自做这本书的结构，他像戏剧导演那样将《桃花源记》先做分镜头处理，然后教我从环衬开始交待故事的背景着手淡入。在细节的处理上，他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比如渔人的形象、年龄，比如如何留下一种伏笔等等。

记者：所以，这一次与松居直的合作给您带来了很多在绘本创作上的经验。

蔡皋：并不仅仅是在绘本创作上的经验。还没有结识松居直先生之前，我就曾经看到过他一篇文章，在那篇叫《日本图画书的历史》的文章中，他谈到现代图画书领域的重要，谈到关于图画书本质的概念，陈述日本图画书的历史，读了那篇文章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在历史、文化、观念上，我们和他们是有差距的。尽管历史的深远和不可追是一种无奈，而现实中的荒芜却让我感到惭愧。人生活在当下，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有一份责任，去完成一个异国人对我们国家的期待，他曾经说，“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今后100年或是200年一直受到世界各国孩子喜爱的图画书。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文化里有这种力量和精神……”。这些年，我的绘本创作也是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也许收效甚微，但是那仍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编：李婷婷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