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是古代的官名。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州，州设刺史，开始是巡察官性质。三国至南北朝，各州的刺史多以都督兼任。隋唐以后，刺史才专职专任，是一州的行政长官。宋、明、清三代改称刺史为知州或者知府，元代改称总管，刺史这个官名就此消失。澧州成为州是南北朝的北周孝闵帝朝代的事，朝庭当时派一位名叫郭彦的官员到澧州来当刺史，他就是澧州的第一个刺史。隋代澧州刺史是何人，州志上说已无从考察。唐代任命的澧州刺史有29人，再加五代的后汉、后周各一人，这样到澧州当过刺史、志书上有记载的官员一共就是32人。这32人中，有两个还是皇亲国戚，他们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二个儿子李元则，另一个是唐宪宗李纯的女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驸马杜悰。这两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非常显赫而又特殊，当时应该是被朝野臣民和社会舆论关注的对象，走到哪里，哪里就要刮起一股小旋风。那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灵通而又密集的新闻媒体，但古人有古人传播信息的方法，何况唐代的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都非常发达。再者，这两个人并不是被贬到澧州来做刺史的，到澧州以后，官声都不错，都很有政绩，受到澧州百姓的拥戴。就凭这一点，这两个人也值得好好叙说一番。先说说李元则。

一 王爷刺史李元则

(1)李元则来澧之前的情况

据《直隶澧州志》记载，李元则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二个儿子，李渊当上皇帝的第四年，也就是武德四年，便封李元则为彭王。中国历代的皇帝给自己儿子的封号是很有讲究的，有的是与封地挂钩，封地的地名就是封号。汉代和明代的开国皇帝分封的诸王都是这样。唐代、宋代、清代基本上都是封王不封地，皇帝与诸王的亲疏关系往往从封号包含的某些意思里暗示出来。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封李元则为彭王呢?我们不妨从彭字的含义来推测一下。彭字主要是一个姓氏用字，比如中国古时候有个活了八百岁最长寿的彭祖，就姓彭名铿。彭字除了用于姓氏，还有两个引伸出来的意思，一是彭与旁相通，有近旁、附近的意思;二是彭与魄联合而成彭魄(今写作磅礴)一词，有广大、浩瀚的意思。从字面的意思推测李渊皇帝的用意，是暗示李元则是他最亲近的王子、最大的王子和最长命的王子。当然实际上的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比李元则更年长、地位更高、关系更亲密的王子还有好几个，秦王李世民肯定更让李渊信赖倚重而且年龄也比李元则大得多。李渊只不过是借封号暗示一下自己对李元则的喜爱。李渊为什么那么喜欢李元则呢?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李元则的母亲王才人是李渊最宠爱的二十来个姬妾里面的一个，对其母的喜受一般都会扩延到孩子身上。二是李元则生得聪明机灵，比一般孩子都大胆活泼，男孩子有时跳皮一点，只要不太过分，大人往往还格外喜欢他一些。

《直隶澧州志》里并没有说唐高祖李渊给李元则授予过什么实职，他担任的第一个实职遂川都督是他的二哥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才授予的。但是另外也有史料说李元则开始时是被李渊封为荆王，并让他去婺州也就是今天的逝江金华当剌史。李世民改封他彭王，让他去当遂州都督，《澧州志》上是说让他去当遂川都督。究竟是遂州还是遂川，这里也说不清。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两个地方叫遂州，一是四川的遂宁县，北周时在这里置州，称遂州。到宋代才改为遂宁府。这也就是说，从北周经隋唐两代这里都是遂州。二是河北徐水县以西的遂城，隋唐时是新昌县的治所，与宋朝并存的金占领这里时，才改名为遂州。由此看来，隋唐时的遂州可能是在今天的四川遂宁县。遂川全国只有一个，在江西，现在叫遂川县。李元则被他的皇帝爸爸封为荆王并让他到富庶的逝江金华地区当剌史是很有可能的，后来又被他当了皇帝的二哥改封为彭王并派他去担任遂州或者遂川的都督也很有可能。都督应该是个武官，都督在有的朝代官阶很高，比如三国时吴国的都督周瑜就是吴国的兵马大元帅。隋唐时的都督可能就是统领一个方面军或者一支部队的司令官。李元则当时很可能是一支驻守军的司令官，这支军队的规模可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人，相当于一个军，他其实就是个军长。军长当然比地级市长的官阶高。唐代各地都有一些驻军，平时既搞训练，也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我们知道，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他当皇帝的贞观年间，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一个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国家强盛，四夷归服，各国之间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军队没有仗打，不像战时那么紧张，肯定有很多空闲时间开展一些文娱活动。前面说过李元则是个生性活泼好动、又非常机灵大胆的人，仗着皇帝对他的宠爱，有时不免大胆得过度，顽皮得出格，想学学皇帝风度，摆摆皇家威风，弄了一套皇冠皇袍自己穿戴起来，我想他的原意也就是让大家见识一下，高兴一下，可能没有什么篡权夺位的野心。在中国的封建法规里，除了皇帝本人，其他任何人穿戴皇帝的服饰使用皇帝仪仗都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为。李元则应该知道这种事的严重性，他当时可能玩得非常高兴，有点忘乎所以，还有点侥幸心理，以为天高皇帝远，即使出点格他二哥也不会知道。他平时待部下不薄，相信也没人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殊不知人心隔肚皮，在可以讨好更大的领导获得更大的利益时有些所谓的朋友是可能背叛你，在背后杀你一刀的。他的僭越的行为很快就汇报到皇帝那里，按当时法律要治他的罪，不说杀头，至少要废掉他的王位，贬为庶人，抓他去坐大牢。但是李世民没治他的什么罪，只是把他的职位降了一级，从军级降到师级，依旧让他去当刺史，不过换了个地方，从遂州或者遂川调到澧州。澧州在唐代就是天下最富庶最美丽的州之一，李世民把李元则派到澧州来，说明从内心里他确实很喜爱这个弟弟。这里也可能有一个特殊原因：李元则的母亲王才人原来是侍候李世民的母亲窦皇后的宫娥，以前就对李世民很关照，她成为才人并生下李元则以后，母子二人和李世民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使重情义的李世民始终像一母所生的兄弟那样对待李元则。李元则也知恩图报，到澧州后就收起玩心，扎实干事，尽职尽责。

(2)澧州民众和朝庭都说好的刺史

李元则因为僭越皇家礼仪，被免去遂川都督，调到澧州担任刺史。虽然降了一级，但又不是贬斥他，这一方面是因为澧州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正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真正的鱼米之乡。从一个相对差一点的地方调到一个好地方，好比从糠箩跳进米箩，这哪里是在贬斥他呢?另一方面他到澧州来是当一把手，管的人财物肯定比一个军要多，也许所需要的能力和实际上的权力还更大更全面些，这是明降实升，夺去他一个糖包子，又给他一个大蛋糕。但是他到澧州具体是哪一年，州志上没有说，只笼统说是贞观年间。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起止时间为公元627—649年。李世民派李元则去遂川当都督是贞观10年也就是637年。李元则在遂川犯事免职以后可能过了一段才被任命为澧州刺史，过了几年以后才来的澧州呢，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姑且说他是贞观13年也就是640年来的澧州。那么他是哪一年刺史任满离开的澧州呢?《澧州志》没有写明，只说他“都督遂川，以冠服僭逾免。后为澧州刺史，折节励行，有德政，终于永徽时，谥曰思，陪葬献陵……”州志的这段话意思是李元则在遂川被免职，以后就到澧州当刺史，谦虚谨慎，礼贤下士，勤奋努力，克尽职守，把澧州治理得很不错，这一切到永徽年间才结束。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起止时间是650—655年。州志上说他“终于永徽时”，这句话是紧接在“有德政”后面的，从文字逻辑上应该是说李元则在澧州当刺史的时间一直到永徽年间才结束。而紧接在“终于永徽时”后面的是“谥曰思，陪葬献陵”，意思是李元则死后皇帝封赠给他的谥号是思王，谥号就是古代的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唐高宗在李元则死后封他为思王，是有用意的，并且把李元则的灵柩运回陕西，葬到李渊的献陵旁边，永远陪伴他的老爸。这一段话显然是说李元则是死于永徽年间，终止的不仅是他的仕途和职务，也是他的生命。据此我们可以假定，李元则就死在澧州刺史的岗位上，时间是永徽年间中的某一年。前面我们曾假定他来澧州当刺史是640年，那么到永徽年间至少是10年以上。如果说李元则真是当了十多年澧州刺史，又把澧州治理得很好，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他对澧州很有感情，把澧州当成了第二故乡。封建王朝的地方官一般都是三年一考核，没什么大问题都会升迁或者调到新地方继续为官。李元则政绩不错，朝野反映都好，升官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却放弃了几次升迁的机会，心甘情愿留在澧州当他的正五品刺史，一当就是十几年。看来他是的的确确热爱澧州，想一辈子做个澧州人，终老澧州。他舍不得澧州，澧州的民众也舍不得他。每一个好官都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戴，群众善恶最分明，从来公道在人心。李元则在澧州期间，一定做过不少为民众、得民心的好事、善事，而且惠及面广，获益长远。《直隶澧州志》只说他“折节励行，有德政”，具体情况不着一字，也许是志书要求文字简炼，想一句顶一百句。可是志书里也有一些一百句只顶得一句的长文章。《直隶澧州志》是清代官修的地方史，清代离唐代已有好几百年，许多文字史料散失也不奇怪。另外，官说官特别是同级官说同级官总有些顾虑，怕把别人说得太好，会显得自己差。所以在有的时候群众的口头传说反而比官方的文字记载更实在，更详细，而且传播的范围更广，寿命也更长。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李元则在澧州的具体事迹，民间传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民间传说不仅提供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也印证了史书上对李元则所作的简略的记述和评价。如果官修的史志代表了官方的看法，民间传说代表了民众的看法，从李元则的情形看，官方的看法和民众的看法是完全吻合、高度一致的，都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刺史，是一个为民的好官。那么李元则在当澧州刺史时究竟有哪些政绩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兴修水利，奖励农桑。澧州地处洞庭西滨，澧水纵贯全境，和它的八条支流形成一个巨大的水流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澧州。河湖带来灌溉之利，也往往造成水患，酿成灾害。李元则到澧州后，亲见亲历了水的利与害，便想扩大其有利的方面，抑制其有害的方面，使河湖尽可能对民众有利而无害。他想为民众办一件扎扎实实的好事，就先用一段时间带着手下搞调查，沿着澧水跑了两个来回，只当游山玩水，他本来就好动，一方面办了正事，一方面也磨练了自己。那时虽说是太平盛世，但是下层人民的生活仍然比较穷苦，可是不管怎么穷，心地还是那么善良厚道，见了当官的都恭敬得不得了。面对这么好的民众，李元则又高兴又惭愧又很感动，决心当一个对得起民众的官。他在调查水情时也走访了一些防汛抗旱、兴修水利的行家里手，在他们的帮助下设计出一幅蓝图，发动和督促各县分头实施，在州府所在地也就是澧县这一块他亲自组织指挥。方法大致都是现代还在使用的那些，比如修筑防洪堤坝，疏通水道，开挖沟渠等等，既着眼于防洪，也着眼于灌溉。澧州这片土地特别是澧阳平原极为肥沃，是个种饭都生的地方，只要不旱不涝，都是好收成，总会粮棉满仓，鱼虾满塘。再者李刺史又非常注重提倡和奖励农民种粮种棉、植桑养蚕。李元则很懂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要求能种粮棉的田土都尽可能种粮棉，不能种粮棉的冈坡高地就多栽桑树，养蚕缫丝。丝绸是高级纺织品，民众一般穿用不起，主要供应大城市和出口。不知道澧州的丝绸当时出口到了哪些国家，但是澧州的优质大米肯定是高级贡品，被运到了首都长安。澧州土肥水美，那时还没有任何污染，环境天然保护，好得不能再好，再加这里气候适宜，种出来的粮食和其它庄稼也都好得不能再好，百分之百地绿色、优质、极品。李元则作为澧州剌史，同时作为皇亲，当然有义务把这样一些好东西贡献给皇帝和朝庭，这既是一种孝敬，也是用实物来汇报自己的政绩。据说唐代的皇帝太子亲王中有不少是吃澧州的优质贡米长大的，这当然与李元则当澧州刺史有关。

他的第二大德政是抑制豪强，扶助贫弱。澧州自古民风淳厚，老百姓都非常仁义，山野草民也有点君子之风。但是无论什么地方，都不是幻想中的纯粹君子国，总是有君子也有小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善人也有恶人，当然小人坏人恶人是极少数。然而遗憾的是，在文明程度不很高的社会里，少数的小人坏人恶人常常比君子好人善人还过得好，甚至很吃香，很得邪。这是为什么，想想也没什么奇怪。正因他是小人坏人恶人，他才不讲良心，不择手段，一根头发盖脸，亲家的牛都敢拉。可能智力健全的人没有不想功成业就、发财兴家的。这种想法也没什么不对，只要采取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法，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你发多大财都行。但是有些人想成功想发财的欲望太过强烈，性子太过急迫，他脑瓜子是高功率计算机，心胸却是个大黑洞，脸皮比城墙还厚，总想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做一桩买卖就赚得锅满盆满，甚至想一夜暴富，今夜住草棚，明天就住豪华别墅。而这种人都天生一副贼大胆，为了达到目的，什么出格的坏事都敢做，什么坑人的损招都敢使，什么人包括他最亲最爱的人都敢骗，买空卖空、囤积居奇、恶意炒作、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等等，无所不为，无所不敢。唐代这些丑恶现象也普遍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问题，达官贵人和有钱人发财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买占大片土地，然后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收取以现金或实物兑现的地租。有的豪族地主占地多达千亩万顷，而完全靠田土过活的农民有的连巴掌大一块地都没有。在城镇商埠，又总有些市霸奸商地痞流氓扰乱商贸秩序，践踏公平原则。少数人的不法行为必然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破坏安定的大环境，最后危及江山社稷。作为一级地方长官，当然有打击违法扰民行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责任。而以李元则侠肝义胆的脾性，也容不得那些恃强凌弱、为非作歹的家伙，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也让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民众一边。首先他个人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州政府的态度。其次是措施坚决，连续发出一道道刺史令，威严的程度跟军令差不多，有些规定就是死规定，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比如严格限制富户占有土地的数量，多一分地都要没收、重罚;严格禁止以欺诈手段买占或者干脆恃强霸恶抢夺别人的土地，发生一起，查处一起，轻者坐牢，重者杀头。刺史既是行政长官，也是法官检察官，有时还是公安局长和武警大队长。如果说乡下地主富户有点胆小怕事，那些豪门大户尤其是地痞恶棍黑老大是敢于铤而走险的，写恐吓信，告刁状，聚众闹事，甚至搞暗杀，杀不到当官的，就杀具体办事的衙役公差，有少数亡命之徒公然跑到山里去当土匪，纠集几十上百人骚扰地方，与官府对抗。李元则的原则是对这些人决不心慈手软、姑息迁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弹压的就坚决弹压。李元则常常不只是以他的职务，而是以他特殊的身份调来府里省里以至附近驻防的武装力量，把山上的土匪、地方上的黑势力连锅端。他的认真态度，到位措施，霹雳手段，在当时震动很大，老百姓是一致拥护，不法分子恨得咬牙，各级衙门官吏特别是上面的领导看法不一，争论很大。他是既感受到主要来自民众的强大的推动力，也面临很大压力。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有两个最坚牢的后盾，就是皇帝和民众，这使他上可通天，下可入地，像一根擎天柱一样稳稳屹立，经得起狂风暴雨。他还有个想法，如果上面对他的评价有两派意见，总是在提他不提他的问题上形不成统一看法，那就让他继续当澧州刺史好了，他是猫儿上板壁，巴粘不得。前面说过，他已经把澧州当成第二故乡了。民众对他留下不走也是猫儿上板壁，巴粘不得。民众更舍不得他。只要他在澧州坐镇，那些不法分子就不敢轻举妄动，民众就能安居乐业。李元则在澧州时，万家欢乐一家愁，盛世春风遍地吹。万家是广大民众，一家自然指少数不法分子。少数不法分子肯定说他不好，但是万家民众都说他好。大家说好才是真好。

李元则在澧州的第三大德政是教化民众，营造良好的精神道德氛围。

教化民众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提高民众的文化精神道德素质，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办教育，二是兴文化。中国古代教育以私办为主，私塾遍布城乡，公办只有京师和省里才有，凤毛麟爪，数量极少。到戊戌维新前后才开始普及学校教育。但大概到晋代，县级已出现民办公助的书院，书院既是学校，也是文化传承机构。澧州的书院不敢说在全国，至少在江南是领头羊，开办最早也最好。唐代距晋代不过两百多年，文脉相继，不断发展，到实力雄厚的唐代当然越办越好。李元则生长在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深受熏陶，来澧后就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职权，热心支持和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澧州志》说澧州的书院到清代时有记载的共10所。唐至清中经宋、元、明各代，宋代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元代破坏比建树多，明清两代高度专制，文字狱搞得很恶，书院的前进脚步可能慢得很。真正大踏步前进的可能一数唐代，二数宋代。澧州的书院之所以办得那么好，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一是大环境总的来说不错，二是澧州官府主要是一把手作后盾和推手。李元则就是这样的后盾和推手之一，他还是最坚固的后盾，最有力的推手。

李元则实心实意为澧州大多数民众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最终死在澧州刺史任上，实现了他终老澧州的愿望。澧州人民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州城西约三公里的一座青山上，这座山以他最初的封号为名，叫彭山。民众又在山腰建了一座祠庙永远祭祀他，这座祠庙以他的谥号为名，叫思王祠。但是他的侄儿唐高宗皇帝非常思念他，又派人把他的棺柩不远千里运到陕西，安葬在唐高祖李渊的陵墓旁边。澧州人民只当他还在澧州，思王祠至今香火不断，关于思王显灵的故事也在老百姓中传说得有鼻子有眼，信不信由你，不过有一点你得信：凡是为民众办过好事的，民众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二 驸马刺史杜悰

(1)杜悰来澧州的缘起

这杜悰出身豪门世家、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杜佑曾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封歧国公，是很不错的政治家，还是很了不起的史学家，他著的《通典》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巨著。杜悰受家风影响，好学知礼，文质彬彬，史书上说他面貌秀美，风姿俊朗，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大帅哥。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婿也不容易。唐宪宗先后挑了十几个贵族公子进宫面试，到歧阳公主这一关全淘汰。这歧阳公主也不是刁钻古怪、故意挑剔，而是她本人既十分美丽贤淑，又非常有见识，行事作派简直就是个奇女子。她生就一双慧眼，识得出谁是绣花枕头，谁是赤金璧玉。最后选中杜悰当她的驸马，从后来的情况看，两人你悦我爱，十分相得。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歧阳公主本人和她的皇帝爸爸、贵妃妈妈都觉得杜悰这小伙子还真不错，是棵好苗子，便要吏部把他的官职从原来从六品的太子司议郎升为五品殿中少监加驸马都尉衔，本来还想把他外放到下面的州里当第一把手，好好在基层锻炼一下，积累更多从政经验，再让他回朝担任更重要职位的。不料这个想法还没付诸实施，宪宗皇帝就驾崩了，传位给他的儿子唐穆宗。这位穆宗皇帝身体非常之差，当皇帝不久就得了疯瘫之症，在龙椅上只坐了三年就死了，又传位给儿子唐敬宗。唐敬宗是个更短命的皇帝，当皇帝没两年就一命呜呼，就又把江山移交给弟弟唐文宗。到唐文宗国家的最高首脑才稳定下来，没有频繁换人。从唐宪宗到唐文宗换了四个皇帝三代人，对歧阳公主而言是从皇帝爸爸换成皇帝哥哥再换成皇帝侄儿。一般来说，爸爸与哥哥尤其与侄儿在亲疏关系上是不一样的，但在伦理秩序非常严格的封建社会，老一辈尤其是老一辈皇帝的遗愿是被严格遵从的。既然皇帝爸爸交待要让杜悰去当刺史之后回朝委以重任，皇帝儿子也就是公主的哥哥就得照办。如果这两位皇兄皇侄身体好，能力强，不是非得强留下很有学问干才的驸马舅子姑父杜悰帮助打理朝中事务不可的话，可能杜悰早四五年就来澧州当刺史了。可是这两位的身体都不行，杜悰就只得在朝中一两个不太高的职位上继续干下去。当然皇帝也可以破格提拔他，让他坐直升飞机一下从五品跃升到二品一品。但是杜悰本人和歧阳公主都是非常识大体有德行的人，两人都坚持一定要按父皇的遗愿，先到基层去锻炼，之后再回朝中担当要职重任。这样一直等到唐文宗接位当皇帝。唐文宗是歧阳公主的亲侄儿，从小就对贤慧慈善的公主姑母和诚谨明达的驸马姑父十分敬爱，常言说尊敬不如从命，何况他的皇爷爷和皇爸爸都有遗诏，便立即下旨任命杜悰为澧州刺史，仍领驸马都尉衔，并赐上方剑一口，可以便宜行事，表示了对杜悰的信赖和倚重。

杜悰来澧州当刺史的时间是唐文宗太和初年，即公元827年。据说他一接到任命，立刻与一名随从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赴任所。其实他的皇帝侄子和吏部给他赴任交接的时间是三个月，在家准备两个月，路上走一个月，那时京城长安南下到澧州有一条旱路也是一条驿道，一丈左右宽，可以跑马车。还有一条水路，从汉水上游乘船下长江入洞庭到澧水也就到了澧州。乘船轻松些但时间也长一些，所以杜悰决定走驿道。驿道在澧州的这一段以前被称作涔阳古道。这条道沿路风景非常优美，这是一;这条道沿途有很多集镇城市，好玩的去处和风味美食特别多，这是二。如果对这两样东西稍稍感点兴趣也没什么不对，但行程就会慢一些，弄不好，一千多里路就要走上个把月。年轻人没有不爱玩、不贪吃的，杜悰可能也不例外。但是这时的杜悰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早到澧州，尽可能跟即将离任的前任刺史多盘桓几天，多学点在州里工作的经验，最好是让前任刺史领着对全州搞一下调查研究，他不是提前上任两个多月吗，两个多月的时间应该可以把全州地面都跑一遍。杜悰从小生长在京师长安，长大做官也是在京师长安，从来没有到过州府以下的衙门办事，更没有下过乡。澧州他早就知道，甚至还比较熟悉，但都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从皇帝与大臣们的言论中、从到过澧州的文人学者的诗文和闲聊里、从他爷爷收藏的一张全国地图上了解、认识的澧州。由于对澧州已有一些了解，他也就能体会皇帝将他放到澧州当刺史的另一个苦心：澧州是江南最好的州之一，文明程度比中原一些地方还高，经济、文化已显露出超越中原的趋势。那时还没有考古学，人们并不知道澧州的地下埋藏着一座世界上最早的城和一片世界上最早的稻田。但是那时也有些很有眼光的人，能从地面上的一些情形主要是物产、民风等等方面看出一个地方的实力和发展前景来。澧州在唐宋及以前各代绝对是进入了最高统治者的视线的。这里还有个地理位置上的原因：汉和唐的首都都在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宋代首都在汴京即今天的开封，长安和开封都处于偏西位置，从首都往南的主通道自然也会偏西一点，但是如果走四川，大家知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样这条主通道只好走湖北这边，进入湖南必然要经过处于洞庭湖西滨的澧州，因为八百里洞庭湖比长江更难逾越，只能绕过它。元明清三代的首都都定在北京，对西安和开封而言往东移了上千公里，从北京南下的主通道也自然往东移，移到了武汉、长沙那边。有一条直接连通首都的交通大动脉是很不一样的，这对一个地方的战略地位和发展非常重要。在唐代，澧州就正好处在这条全国最主要的交通大动脉的中段位置，是进入湘贵和两广的重要孔道，其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是非常清楚并给予高度关注的。在封建社会，国家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稍有点头脑的皇帝都想好好经营一番。对一些重要的地方和部门，他会格外重视，总是派最信任的人去管理。唐太宗派最喜爱的弟弟李元则到澧州当刺史，唐宪宗和唐文宗要派最亲信的女婿和姑父杜悰到澧州当刺史，是一个道理。

杜悰深知皇上的良苦用心，不想辜负这番美意，决心到澧州扎实干出成绩来，以报效国家。他到澧州干得怎样?当时中央政府和以后的史家都有明确的评价，说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优秀刺史。

(2)治行考察全国第一的刺史

杜悰决心下定，马上见诸行动，接到朝庭的任命立即日夜兼程赶赴澧州。他来得这样快，这样早，的确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他之所以这样早来，前面讲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趁交接班的机会向前任刺史好好请教学习，同时先搞一下调查研究。他到澧州后，也不住宾馆，找个小店住下，然后青衣小帽，独自到州署衙门去拜访前任刺史。他对门卫只说自己是前任刺史的学生，特地来拜望老师的。门卫见他衣着朴素，年青英俊，一副贵相，却又彬彬有礼，很平易近人的样子，就没有太为难他，马上给他通报，还指点去刺史书房的路径。老刺史正在看书，杜悰来到书房，口称下官杜悰拜见刺史大人，同时一躬到地，态度非常谦卑。老刺史并不认识杜悰，名字倒有点耳熟，看了杜悰递上来的吏部委任状，才知道来的是新任刺史、鼎鼎大名的当朝驸马。老刺史久在官场，见惯了新官上任兴师动众、大讲排场的搞法，对杜悰这样的既感到奇怪，也不习惯，想想又觉得轻松，毕竟杜悰的上任方式要少花许多钱财，少费许多心力，给地方减少一笔不小的负担。可是也有点纳闷：上面通知新刺史三个月以后才到，怎么这才不过七八天他就突然大驾光临?简直有点兵贵神速的味道。但他并不是兵，这里也没有战事，只有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再就是堪称江南第一的丰富的物产、宜人的气候和朴实的民风。澧州是个好地方，来了的人不想离开，老刺史就是其中一个。没来的人想早点来，只为先睹为快，及早领略这片风水宝地带给人的快乐。当时老刺史认为杜悰就是后一种人。老刺史的看法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杜悰确是一个特例，他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来，而是为干事履责而来。或者换个说法，他不是来看美景的，而是来了解民情的，不是来玩乐的，而是来吃苦的，不是来当观光客，而是来当实干家。当杜悰把自己的想法向老刺史说明之后，开通的老刺史立刻表示理解和支持。接下来的事自然好办，因为老刺史也很想在离任之前把全州地面都跑一遍，澧州是个好地方，土好水好山好人更好，他确实舍不得离开，但是上级调令已来，他舍不得也要舍，不想离开又必须离开。既然新刺史要跑遍全州调查民情，恋恋不舍的老刺史也乐意相陪，到下面的县和每一个熟悉的地方去告个别，重温那一片永生难忘的乡情友情，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建议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新刺史，将美丽的澧州打理得更美丽，建设得更美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当时老刺史就觉得新刺史非常不错，很乐意帮助他，同时寄予殷切期望，调走后也一直关注杜悰的政绩，关心澧州的建设。

杜悰在当澧州刺史时到底有哪些政绩呢?《直隶澧州志》说他考治行第一，意思是在朝庭对官员所进行的三年一次的大考核中，杜悰的政绩和德行排名第一。究竟是在全国所有的官员中排名第一，还是只在刺史中排名第一，《澧州志》上没有说。我想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简单。中国封建社会自随唐以后实行科举取士，完全不学无术是当不了官的，在当时强手如林的官场，要想出人头地，以至像杜悰这样独占鳌头，没有真本事并且板起身子扎扎实实干出一番非常突出的成绩，那是想都不敢想，想了也白想的事。是不是因为他是驸马，吏部来的考察官员就对他格外照顾，或者甚至私卖人情以便讨好他当然最终是想讨好皇帝，为了给自己多留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呢?这种现象在旧社会比较普遍，但是对杜悰这样的官适不适用，就很难说。因为杜悰在澧州的第一大政绩就是：

勤政廉政，整饬吏治，以良好的官风引领和带动良好的民风。在这方面杜悰率先垂范，做出了榜样。不仅他自己，连家属也做出了榜样。他的妻子歧阳公主放弃了在京师长安的优越生活，也跟着丈夫到澧州来当起随官家属。她是在杜悰上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来的。她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来呢?前面说过杜悰来澧州是轻骑简从，不讲排场，不事声张，早来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民情，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先熟悉一下舞台，再全身心进入刺史这个角色。公主如果同他一起来必然惊动大家，影响杜悰带点微服私访味道的调查工作。歧阳公主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本人又非常明智、贤慧，所以她尽管一天都不想和丈夫分开，仍然等到丈夫在澧州正式上任、一切工作都开始走上正轨时她才到澧州来。大家知道这位皇帝最宠爱的公主是怎么来的澧州吗?她一没坐车，那时是马车，皇亲国戚和朝庭大臣坐的马车可以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里面必要的生活以至办公设施都有，差不多跟家里一样方便舒适。公主的身份地位是可以坐这样的豪华车的，但她没坐车。她也没坐那种专为豪门贵族达官显宦设计的跟一栋水上小楼房差不多的官船。那么她怎样来的澧州呢?她是骑一头毛驴来的澧州。驴子的耐力很强，但比马要慢得多，却又比人抬的轿子快一些，而且省人力。公主可能不会骑马，也可能会骑马，但会骑马的可能性大，因为唐代的皇室喜欢打马球，打马球不仅是一种体育娱乐活动，也是一种上层社会显示身份地位、开展交际的手段之一。连娇滴滴的杨贵妃都会打马球，很有点巾帼之气的歧阳公主是不可能不会打马球的。为什么她迢迢千里来澧州不骑马偏骑驴呢?因为跟她来的几个宫娥使女不会骑马，只会骑驴。宫娥使女都来自民间，在北方农村，普通人家的妇女出门办事一般都是骑驴，小媳妇回娘家那驴往往是丈夫在前面牵着，好叫娘家人看看小两口是多么恩爱。驴走得慢而稳当性情又很温顺，这才可以让徒步行走的人跟得上，牵得住。当然，公主这次到澧州来肯定不是杜悰给她牵驴，而是跟来的某个随从牵驴。但既然公主会驾驭狂奔的骏马，驾驭一头驴自然不成问题，她根本就不需要别人牵，这样又节省了一个人力。史书上说，她到澧州来时只带了二十个随从，让沿途的省府州县官员吏役和民众都大吃一惊，因为按规矩，长公主出远门的仪仗规模、保安级别和其它各种待遇是比朝庭一品大员和一般的皇亲贵胄还要高一等的，抬轿喝道保镖服侍打杂的人员至少在三百人以上。尽管公主不准声张，行动尽量保密，还是让沿途各地知道了她要来其实只是顺路经过的消息。

她路过的地方官员为了盛情地欢迎和接待她，前一向就紧张准备，杀猪宰牛的同时限令猎户渔家把捕捉到的最稀贵的野味河鲜都献出来，调集上百名厨师安置了可供几百人吃喝的美味佳肴，又把最好的宾馆都收拾出来，通通换上最豪华的卧具，有风景名胜的地方也特地作了安排，都希望公主能光临游览，然后向中央财政替他们喊点钱，把景点好好提升一下。当然，这些热情的官员吏役百分之九十以上出发点是好的，封建时代皇帝就是国家，皇帝的老婆是国母，皇帝的舅子是国舅，皇帝的女儿当然是国女了。对皇帝女儿的热爱和尊敬也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尊敬。再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对远道而来的贵宾超规格地接待一下，情理上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即便有错也错不在或不全在大多数官员，而在某种不好的习俗和风气，以及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所以歧阳公主面对这种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作法虽然非常反感和愤怒，但并没有不问青红皂白，把所有的官员都批评训斥一顿，更没有嘴上说下不为例，实际上照吃照喝不误，而是明确而坚决地宣布，她和随来的人员一律住驿馆，不住宾馆，都不吃肉鱼酒席，就吃驿馆的普通饭菜，不要任何人陪同，也不接受任何邀请和采访，她只是路过，过上半天一宿就离开，希望丝毫也不要打扰各地各衙署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歧阳公主知道那些美味佳肴豪华卧具等物品都是特为她准备的，觉得造成的铺张浪费自己也有责任，感到内心很不安，心想，要是早早就通知他们不要这样该多好，那时又没有电话电报广播电视英特网，想远距离传点什么消息是很不及时的。于是公主只得尽可能采取一点补救措施，要当地官员把准备的那些物品转卖掉，变成现金上交地方财政，实在卖不掉的就损赠给穷人，推动一下社会慈善事业。

歧阳公主到澧州后，就住在州署衙门里面的家属宿舍，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当起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澧州志》说她“自入澧署，三年始出，不识刺史厅屏”。这段话是说歧阳公主自从住进州署宿舍，三年时间一直在后面的宿舍区生活，没有到前面刺史办公的厅堂里去过。这说明公主从来不以自己身份特殊就去干涉丈夫处理政务，不学有些官员家属，丈夫是一把手，她是二把手，或者她干脆同丈夫演双簧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躲在背后的她。但这并不等于公主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她有她的关心方式。作为官员家属，安分守己、安贫乐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总之勤俭朴实、和睦快乐地打点好家庭生活，给丈夫营造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环境，就是对丈夫的最好最大的支持。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要积极给丈夫打气鼓劲提合理化建议甚至出谋划策，女人一般比男人心眼细致周到，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贤慧的女人，男人成功的幅度也往往与女人贤慧的程度成正比。歧阳公主的贤慧程度非常高，以至当时的官民人等和后来的史书都对她赞不绝口。杜悰娶了这样一位夫人，是他本人的福气，也是他治下民众的福气。

有公主给他当坚强后盾，杜悰整饬吏治、反腐倡廉、抓官风带民风就更加理直气壮、勇往直前，敢于来真的，碰硬的，既治标，也治本，尽可能标本兼治，收到长期最好是永久的效果。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人治，但也有法律，不过常常是人大于法，权大于法。杜悰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严格执法，不循私情，任何人来搞小动作都不买账，软来硬压都不起作用，面子再大也不行。在全澧州，当时数歧阳公主面子最大，省里府里的官员见了她都要让三分。他们想为谁说情，总想走歧阳公主的门路，肯定走不通。歧阳公主的态度非常强硬，坚拒的同时还告诫那些当说客的人，切不可自己不忠不义还限别人于不忠不义，难道你们要刺史不守为臣为官之道，还要我不守为臣为妻之道吗?言辞恳切，掷地作金石声，主要是她和她丈夫高度配合一致表现出的高尚的品德和精神，是最好的榜样示范和现身说法，对所有人都是有力的推动和鞭策。其实这两夫妻也在不断地相互激励和鞭策自己。人都有软弱彷徨的时候，当他们与那些神通广大的不法分子和顽固的旧习俗旧势力正面交锋时，经受的压力和考验是巨大的。这时最亲近的人特别是朝夕相处的爱人给予的支持和鞭策最及时、最贴心、最有力。杜悰之所以在整个任期内都能从严治官，建设一个从州到县到乡村集镇各级勤政廉洁为民的良好局面和风气，与他的公主妻子鼎力支持分不开，当然他自己也作了极为艰苦的努力。他和家属带头只是一个方面。不是你带了头所有人都跟着学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对那些不自觉的人，尤其是私字起壳、顶风作案的人，你就得来点霹雳手段，而且还不能鸡公屙屎，一截儿硬，你得一直硬到底，要像朱镕基总理那样，敢于把最后一口棺材留给自己，前面是火海刀山地雷阵也敢闯。总之杜悰的确没有让贤公主和皇帝失望，这位喜欢读书的年青人牢记儒家兼济天下苍生、为清平世界讨回公道的宗旨，惩恶扬善，一豉作气，坚持到底，九头牛也拉不转。杜悰爱读书，一般来说，爱读点书的人多少有点呆气，有时认准一件事，非做好了做成功了一直做到让自己满意也让别人满意不可。这样的人常常被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乖巧的人看不惯，认为这是犯傻，是个哈宝憨头二百五。其实世界上许多事没一点傻劲是办不成的，俞是大事情俞需要傻劲头，傻子常常是伟大的，乖巧人常常是渺小的。国家要是没有那许多傻子宁愿比其他人多流血多流汗哪怕风华正茂也不惜抛下一颗高贵的头颅，可能我们还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能像今天这样国富民强海宴河清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看看东方屹立着一个多么崭新、伟大的国度，一个多么崭新、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一直没有分裂，没有沉沦，就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贤明勇毅敢于担当痴情不改的人，全力维护着我们的国家，全力维护着我们的民族，总是向正确的方向引导、着力，在最黑暗的时候为民众点亮希望之灯。他们各自的贡献有大有小，但精神都是可贵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学习。

杜悰在澧州的第二大政绩是：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和广揽人才，为澧州人民造福。杜悰出身书香门第，是个饱读诗书又懂得经世致用的文人儒士型的行政官员。他深知一个地方社会稳定是保障，经济繁荣是基础，吏治好坏是关键，这三条是重中之重，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节点就是教化民众，着力提高民众的精神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素质。民众的精神道德素质不上去，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不可能真正上去，即便上去了也不会持久，很容易垮下来，最后依旧乌龟变团鱼，圆(原)脱圆。古时候当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强调实行两手抓。但这不等于中国的先哲先贤们就不懂得精神对物质、思想对行动的引导、制约和激励作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几次两个文明齐头并进的高峰时代，唐代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了，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更大的高峰，比古代任何时代都高得多。

唐代在中国封建王朝系列可以说是最强盛、最开放、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是中华文明突飞猛进、民族素质精神极大提高和充分展示的黄金时代。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晚唐肯定不如初唐、盛唐的蓬勃峥嵘，边陲偏远地区也不如中原、京畿地区文明繁华。澧州不是边陲，也不是很偏远，但绝对不属于京畿、中原文化圈。澧州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是一个文明程度决不比中原地区差，却可能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比中原某些地方还要高的区域。这主要得益于澧州的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受充满浪漫气息非常活泼豪壮的楚文化长期熏陶的淳厚而又旷朗的民风乡俗优势。澧州就凭这些方面的优势，让最高领导层刮目相看，让有识之士趋之若鹜，当然慕名前来的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纯粹的旅者游人，来澧州只为大饱一次眼福、耳福、口福和其它各种福。

在唐代几乎所有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大学者都到过澧州或者以一种非常倾慕的语气和文字谈论过和描写过澧州。这些人大多是匆匆过客，只有少数人在澧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或者甚至成了永久住户，把澧州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和最后归宿，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被委派到州里来担任各种行政职务的官员。思王李元则和驸马杜悰就是其中最典型的范例。杜悰来澧州的縁起和李元则相似，他们都是作为皇帝最倚赖的亲信被派到澧州这块宝地来当行政长官的，皇帝非常清楚这块宝地的价值，总是想要最靠得住的人来守护、治理、经营它。如果那些来澧州的旅行家、观光客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话，他们以及州里的其他官员就是留下不走的工作队，他们至少要干满三年才可以调动或者升迁。前面讲过李元则在澧州干了十多年，一直干到逝世遗骸装进棺材被运到陕西去安葬才离开。杜悰在澧州干了多少年志书上没有说，只说他在唐懿宗时策拜司空。司空是工部尚书的别号，官居一品，与其它五部尚书都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官够大的。但是唐懿宗在位的时间是公元860---874年，离杜悰到澧州当刺史已有三四十年。前面讲过杜悰是在唐文宗太和初年即827年来澧州当刺史的，如果他在唐懿宗登位之初的860年被策拜为工部尚书，那么离他受命出任澧州刺史也有33年。从年龄上算起来，他至少有五十七八岁，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中国古时候人的寿命不像现在人这么长，活到七十岁就是很稀罕的事。为什么老大一把年纪才将他提拔到中央高端职位上来发挥余热呢?这显然与唐宪宗原来的设计有很大的落差。按照唐宪宗的计划，是让杜悰到州里锻炼个三年五载就回长安委以重任，在朝堂上当个股肱大臣的。结果这个计划付绪实现晚了近三十年，中间又经过了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三个皇帝。志书上也没有说杜悰在当工部尚书之前还当过什么官，好像他之前一直在澧州当刺史一样，如果真是这样，时间就长达33年，比终老澧州的李元则还长得多。

不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杜悰以他的耿直而又事事认真的性格，官运上可能不是那么顺畅亨通，但他究竟是歧阳公主的丈夫，是皇亲国戚，朝庭核心领导层不看僧面看佛面，总要多少对他照顾点儿，何况杜悰本来就德才兼备，政绩非常突出，治行考察全国排名第一。晚唐的朝政已经很腐败，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成为两大祸乱之源，正直有为之士不被重用也在意料之中。可能杜悰在当工部尚书之前也当过别的级别不太高位置不太重要的京官。但他究竟是何时调离澧州回长安任京官的，现在没法确定。不过他肯定在澧州刺史的职位上不止干三年五载，很可能干了两个甚至三个三年五载，这样他在澧州任职的时间就是十多年，可能跟李元则差不多长甚至更长。他长时间留在澧州不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着力推行的整饬吏治、端正官风、改善民风，和重教兴文、全面提高广大民众的道德素质，这两项重大举措都是又费力又费时的，不可能发几张文告、开几场大会、抓几个典型就完事大吉，一般来说，凡是与思想、意识、作风、习俗沾边挂钩的事，都不容易在短时间内真正彻底完全解决，非下大决心紧抓不放持之以恒、既要有扎实苦干奋勇拚搏的精神更要有坚韧不拔打持久战的意志和耐心不可，不然，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一旦反弹，被革除的旧的负面因素甚至会变本加厉将刚刚倡导起来的新的正面进步的因素完全湮灭。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对人的教育培养工作难度非常之大，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见出明显的大的效果的。纠正不良风气也是对人的教育和引导，不过主要是察纠惩治、从负面角度看问题多一些。

前面说过，杜悰性格耿直，办事认真，有股读书人的傻劲。既然他下大力抓的几桩勤政为民、标本兼治的大事都不是短期行为，更不是搞花架子哄人拉选票，那就在澧州再多干它几年吧。好在他的公主夫人非常支持他，从不拖他的后腿更不打反腿，给予丈夫的都是正能量。开始杜悰也没打算在澧州刺史位置上一干十几年的，不料他干着干着就干起了瘾，爱上了这一行，其实是爱上了澧州这个地方。这也是他长时间留在澧州不走的第二个原因。本、杜悰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来了就舍不得离开。在当时皇权旁落、最高统治者身边及京师、中原地区常常出现局部动乱或者动乱迹象的情况下，地处洞庭湖滨的澧州却相对安稳宁静、一派和平繁荣景象。这一方面说明杜悰的治理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也显示澧州的一些固有优势总是能发挥作用，让这里不是世外桃源也胜似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当然是儒家带点道家意味的理想和追求，有时不免流于虚幻，但往往也能在现实中找到它的影子，得到真实的印证。前面说过杜悰饱读诗书，陶渊明写桃花源的文章和诗歌他肯定读过，来澧州以后也肯定到相隔不远的桃花源景点去游览过。那时的桃花源肯定不如现在建设得这样好，杜悰从桃花源回到澧州，一看澧阳平原上的美丽景色，不由觉得其实澧州也许更像桃花源，心想，能到这样一个比桃花源更像桃花源的地方来工作，也算一种縁分，一种福气，于是下定决心好好治理它，让它有一天不止是更像桃花源，而是真正成为人世间的桃花源。这个目标当然非常之高，在旧社会不可能真正达到。这也不能怪杜悰，只能怪历史局限，整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不过杜悰是尽了力的，而且澧州当年在他的治理下也确实发展得不错，民众都很感谢他，舍不得让他离开。俗话说，当官能与民作主，哪怕餐餐吃红薯。因为民众的感谢赞扬胜过一切美味佳肴。

同样杜悰也很感谢澧州，因为在澧州的十年让他体验到一种美好的境界，成就了一段难忘的人生。大概就因为对澧州很有好感，尽管澧州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世间的桃花源，他还是把它当作真实的桃花源一样热爱。这又应了一句流行的俗语，叫“情人眼里出西施”，有了感情，就怎么看都顺眼、都喜欢。所以杜悰在澧州当刺史的十多年，虽然勤于政事，十分辛苦，精神上却很充实，内心里非常满足，没有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提扰升迁而怨天怨地。他为人正派、清高，把名利权位看得很淡，如果不是职责要求，他可能与世无争，情愿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与公主一起归隐田园，耕读为乐。这又引出他之所以长期留在澧州不想回长安升官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自己卷入高层权力斗争的旋涡，把生命浪费在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互相排挤倾轧中。前面说过晚唐的朝政已很腐败，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又总是邪恶的势力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正直明达之人一般都选择暂时退避，以待时机，或者独善其身。杜悰当时也不是辞职不干，相反要在澧州继续长期干下去，更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要把民众的事、大家的事的都办好。这既可以让他实现长期治理目标，又可以远离那座火山口，避免遭到无谓的牺牲。这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为他自己留下了一世清名，更为澧州民众留下了一份不朽的功德。

那么他在重教兴文、大力提高全民文化思想道德素质上究竟有哪些大的作为呢?首先他力排众议，让州财政拨出相当财力支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把公办和私办的学校都纳入州政府的管理、督导范围。私办的学校过去叫私塾，政府一般不管它，让其自生自灭。但是私塾在古时候是一笔很大的教育资源，特别在启蒙初级教育阶段地位非常重要，不可小视。私塾都是有钱人家独资或合资开办的，大多只招收自家的孩子入学。也有惠及族中亲朋和外姓旁人的，那多半是义学性质，是地方上的一种社会福利事业。私塾的最大问题是随机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如果出资的人家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进了县里州里的学校，他可能就停止对私塾的支持。也或者这户人家的财力出了问题，没多余的钱资助私塾，再或者他本来有钱，却不愿意拿出来办教育，而是去买房置地或是做生意赚钱以为这就是造福子孙。他不知道家业再大也要有知识的人去经营管理，一家子文盲等于是拿成捆的钞票打水漂。田地耽误了只耽误一年，孩子耽误了就可能耽误他一生。家庭耽误一代两代人还只是由富变穷，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耽误一代两代人其后果就是灾难性的，留下的后遣症要好久好久才能消除、修复。这个问题只有真正贤明的人才会认识到，而要解决它还得有一定的权力才行。这两个必要条件杜悰当时都具备。还在来澧州之前，他爷爷杜佑就告诫他一定要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又说爷爷我也不要求杜家子孙代代高官厚禄，都成官二代富二代啥的，我就要求你们都知书达理，无论干哪一行都是有用之材，不要庸碌无为虚度一生。这位伟大的爷爷也没忘叮嘱孙子：要推己及人，像关心自家的孩子一样关心百姓人家的孩子，倘能在你的治下培养出更多人才，就是大功一件了。来澧州之始，他又扎扎实实搞过调查研究，正所谓决心大，情况明，他采取的措施也很有力。发文告、开大小会议层层布置，主要是倡导，必要时也来点行政手段强力促动一下，比如规定一户人家的年收入在多少贯以上的就得办私塾或者出钱助学。又规定私塾要尽量免费收受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入学，对善行突出者政府将给予表彰和奖励，等等。杜悰是很重视官员和士绅人家的表率作用的，他首先自己带头在州署的后衙办起一所扩大规模的私塾，经费全部由他家庭包干，除了自家的孩子，还收了其他官员和街道邻居的孩子入学，他夫人歧阳公主既当校长又当后勤部长，并特地聘请本地很有名气的布衣秀才李宣古等人来当老师。全州的私塾在官吏缙绅的带动下蓬勃发展，上学的孩子成倍增加，教书先生也随之成倍增加，这又解决了一部分老是科考不中的读书人的就业问题。私办教育发展势头很旺，公办教育前进的步子也许更大更快，因为杜悰在大抓私办教育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公办教育的改善、提高工作。当时的公办学校都叫书院，澧州的书院在唐代发展最快，领先江南甚至大半个中国，李元则当刺史时就很出风头，杜悰当刺史更是大出风头。澧州那时候基本上是州辖各县都有一所书院，州治所在地澧县城至少有两所，州里办一所，县里办一所。在杜悰来澧州之前，澧县城内原来就只有一所州办书院，没有县办书院。杜悰来后，认为其它县都能办书院，为什么最富庶的澧县反而不能办?知县老爷当时振振有词地回答：一块地方有一所书院就足够了，办两所岂不是一种浪费?我知道刺史大人是最反对浪费的。杜悰听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便说：知县大人应该没听说过书读多了胀破肚子、举子多了挤垮考棚的事吧?我听说各地都感人才缺乏，难道唯独贵县的人才多得没地方安放了吗?县太爷无言以对，只一个劲摇头否认，表示自己也不是嫌人才多，只是想要县财政的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不要丝毫加重朝庭和民众的负担就好。杜悰说，贵县精打细算的想法和作法都非常好，但是一些该花钱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太扣，要舍得投入。有句俗话说得好，舍不得金弹子，打不来金凤凰。要干成几桩利国利民、泽及后世子孙的大事，光打小算盘、不看大目标是不行的。杜悰当时的意思非常明白，一级政府省钱的地方很多，但是在教育人、培养人方面你得大方点儿，该花钱时就花钱，该投入时就投入，再省也不能省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子孙。好个杜刺史，思想观念赶上现代人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几千年就把文化教育当成立国之基本、兴邦之大业了。老八辈子传下来的民间格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都是称道教育重要、读书有用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当然澧县的书院很快就办了起来，而且后来居上，比其它各县都略胜一筹，同州办书院一起成了州级、县级书院的样板。杜悰将州办书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修了几栋在当时来说规格很高的校舍，据传其建筑风格有点模仿京师长安的国子监，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部，也是京师的高等学校。杜悰这样作显然是向知识界和社会暗示，他就是想把澧州书院办成第一等的学校，不说在全国是第一等，至少在州一级是第一等。当然他在校舍建筑教学条件上追求第一等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吸引更多的高级人才到澧州书院来教书育人、讲学传艺以及开展各种有益的文化交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书院当时的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跟今天的大学很相似，不过书院的创研活动偏重于文科，理科很少涉及。但是据说澧州书院的课程安排并不排斥传统工艺技术，至少允许学生自由选修，这倒给学生日后的就业准备了条件。须知不是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能走上仕途进入官场的，更不是你上了第一等的文科(或理科)学校，就一定能成为文学家、科学家，你得准备当一个有知识最好还有点技术特长的普通劳动者，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从事一门自己喜欢也善长的职业，如果干得好，你也可以成为你那一行的状元，成为让众人钦佩尊敬的名师、巧匠甚至大师、大匠。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业状元一般都是真正的才干技艺杰出之人，往往比科场考中的状元更要货真价实。大家知道我国科举时代中状元的有多少吗?宋代以前没有统计，宋代以后至清代共是341人。这么多的状元中，有几个当了名臣名相、干出了一番大事业的呢?可以说并不多。唐代比较重视真才实学而不只看人的学历功名，因而书院不看重应试教育而看重德才双优的素质教育。杜悰自己是受这样的教育成才、出道的，他到澧州以后自然要推行和坚持这种教育理念，把学校办成名副其实的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的园地和机构。

一方面扩大办学规模，另一方面加强督导管理，挑选真正合格的校长，注意延请有学识又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当时被澧州政府的诚意和澧州优越的教学创研环境吸引来的名士才子学者专家不少，但是我们今天还能说出名字来的多半只有诗人，其中有几位诗人在全国文坛影响很大，是非常有名气的，比如杜牧、李商隐、贾岛、刘禹锡等，这些人因有描绘当时澧州情况的作品流传于世，作品客观而又形象地记录了他们的感受和行踪。杜牧是杜悰的堂弟，晚唐最负盛名的诗人兼散文家。他接受邀请专程从长安来澧州探望堂兄杜悰，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亲来领略一番已经名声在外的澧州良好的官风民风和学风文风，同时结识一些有志有为之士，旁征博采，切磋提高。大家知道，澧州晚唐时代正是杜悰当刺史的时候出了一个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声誉的诗人李群玉。李群玉不仅是湘北广大地区，而且是整个湖南省甚至江南数省自秦汉迄隋唐的一千年里第一个走向全国的诗人，他的诗收录进《全唐诗》的多达260余首。唐代文学以诗为本，诗歌铺天盖地，诗人灿若繁星，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大高峰。但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青年诗人要想冒出来，进入强手如云的诗坛还是很不容易的。杜牧虽然只比李群玉年长三四岁，名气却要比李群玉大得多。杜悰邀请杜牧来澧州，当然不只是让堂弟来实际感受一下澧州的稳定和繁荣，而是要他来推波助澜、牵线搭桥：澧州重教兴文的各项举措需要上面各级名士俊杰的支持和宣传，书院的高材生和本地人才也需要上面有眼力的人士指导、推荐。当时澧州已逐渐涌现一批人才，优秀的青年诗人除了李群玉，还有李宣古等人。杜牧一来澧州就与这些优秀的文学作者和其他各方面才俊成了朋友，经常同他们欢聚一堂，赋诗研文、各抒情怀。有一段杜牧还在几个书院开讲文学课，现身说法，让整个澧州春风吹拂一般兴起一股文学热。如果说李群玉的成功进入全国文坛杜悰是第一个荐举者的话，杜牧则是第二个很得力的荐举者。应该说主要是杜氏堂兄弟的鼓励、引导和推荐，李群玉才去京师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科考没中，以后又到长安直接向皇帝献诗300首，从而让最高领导层认识了他，全国诗坛发现并接受了他。

杜悰刺史的政绩和品德在当时就评价很高，写进史书留传至今，肯定也将会继续留传下去，永远激励前人、今人和后人。

(作者注：本篇资料部分采自《澧州志》、《澧州文化之旅》等书刊，特此向原编纂者致谢)

责编：朱晓华

来源：澧县政府门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