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先生首度聚焦晚清重臣、湘军宿老曾国荃，独家解读“曾九帅”的传奇经历。

（一）聪明倔强的优贡生

清朝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8月20日，曾国荃出生在湘乡荷塘都，也就是今天的双峰荷叶镇，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靠着祖父星冈公(编注，曾玉屏，曾国荃祖父，号星冈)多年的积累，父亲竹亭公(编注，曾麟书，曾国荃之父，字竹亭)多年的舌耕，他办私塾、当老师。虽然这个家庭人口众多，谈不上很富裕，但日子还是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下去，家中的男孩都能有书读，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已经是非常好的、难得的好家庭。

曾国荃出生时，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三个姐姐，长兄就是曾国藩，比他足足大了13岁，第二个哥哥曾国潢，比他大4岁，在这个家族里面，他排行第四，所以后来通常曾国潢被称之为曾四，第三个哥哥叫曾国华，比他大2岁，这位老兄在家族排行第六，通常称为六爷，但曾国荃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曾国葆出生了。

曾国荃在家里排行第九，通常称为老九，他后来带兵了，在军中称为“九帅”。我有年到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我做一个大讲座，来了很多湖南的老兵，他们也称曾国荃叫做九宫保(编注，曾国荃晚年加太子太保衔，按清代惯例，称宫保)。

曾国荃在5岁的时候发蒙了，就是他父亲办的这个私塾叫“力荐斋”。当时社会上有这个习惯，盛行对对子(对联)，以对对子考验这个孩子的学问情况和应对、反应的状态，孩子敏不敏捷、聪不聪明。有人就以“小人有母”四个字来出联语，很多孩子答不出来，曾国荃就回答“帝乙归妹”，“小人有母”出自于《左传》，“帝乙归妹”出自于《易经》，可见当时的曾国荃对《左传》和《易经》已经很理解了，对得很工整，在当时认为是有读书的天赋。

曾国荃17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护送大嫂欧阳夫人和侄儿到北京，那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在翰林院任从七品翰林院检讨，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央最高的文史机构的主任科员。曾国荃是希望在大哥的指引下，一心一意去读书、求学，他自己期盼，家里也期盼他能像他的哥哥一样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当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离开北京，回湖南的时候，老九被留下了。

当时曾国藩在翰林院，这是比较空闲的职务，一般不要去上班，有事了才到翰林院去，平时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家里读书、做学问，写诗，以备皇帝的不时之需，所以曾国藩有很多时间待在家里。当时曾国藩在他的一批好朋友的帮助下，进行很严格、很系统地修身自律，他自己对各个方面都有要求，他对教育弟弟这件事同样也很严格。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曾国藩留下的早期日记，很清楚的看到当年大哥是怎么严格督促这个弟弟读书的。

在那个时代，本有长兄当父的观念，何况这个长兄比这个弟弟大了13岁，按照中国过去的话，15岁就算一代人，于是曾国藩饱含着以教弟弟来回报父母之恩的心，曾国藩把这点写在了他的书信和日记里，这是一种很好的情感。可惜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没有这样一个理解，哥哥为什么对弟弟好?除非是手足血脉，还有他的孝心在里面，就是他的父母。我父亲当年这么教育我，我有这个责任通过我来教弟弟，作为父亲当年栽培我的回报。他最终对弟弟的时候是无私的，也不需要你今后对我怎么好，我来要求你、教育你，是我报答父亲当年教育我的恩德，当时曾国藩当时就有这种心情，满腔热情的指点老九读书，我们翻开日记，几乎每天都有大哥为九弟改文章、改日记的记载，有一篇日记至今让我们读起来还很动容。

一天晚上，曾国藩外出归来，到弟弟的房间与其谈起读书的事。九弟后悔以前在家里没有好好读书，做大哥的就担心，弟弟过去荒废了，我这个做大哥的这个时候再不好好教育他，会耽误一辈子，尽管我身体不好，有很多事情，宁愿放弃自己用功的时间也要好好指导九弟。

做大哥的这等尽心尽力，但做弟弟的并不完全了解配合。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起，老九就开始不认真读书、不想读书了，天天吵着要回湖南老家。大哥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也不讲，更令大哥感到难堪的是从9月份开始，老九就不跟哥哥嫂子侄儿一起吃饭，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夹点菜到自己房间吃饭。大哥既感觉到不舒服，也很不理解，就总是问九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吃饭?老九总是不做声，大哥就跟老九说你不要这样，我们是亲兄弟，你对大哥有什么意见就要讲出来，不要闷在心里面，哪怕是跟我争吵也不要紧，你如果觉得不能直接跟哥哥讲，写信到家里跟父母讲，让父母写信来批评我，总之你不能这样。但是老九就是不说，事事放在心里面，做大哥的没办法，每天陪着弟弟一起，也不跟太太、儿子一起吃饭，每天吃饭的时候就陪着弟弟。

老九的性格倔强，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始终没有讲，后来回家了也没有讲，现在我们也解开不了这个谜。估计他肯定不是对大哥有意见，也不是对侄儿有意见，当时他的侄儿还很小，还不过是一两岁，显然可能是对大嫂有意见，小叔子在家里待久了，大嫂有点烦了，对他会有点冷淡，导致他一直不做声，倔强的老九，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

直到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大哥进三十岁这一天，老九突然一改过去，换上整齐的衣服，为大哥庆祝生日。从那天开始，老九开始跟哥哥嫂嫂一起吃饭，也不说明原因，一家人又恢复和谐的氛围。

转年初夏，老九在北京大病一场，病好以后回湖南的心更加强烈，7月中旬趁着湖南同乡探亲的机会，老九与其结伴一起离开北京回了湖南，结束了一年八个月寓居京师的岁月。

尽管想家而常有心绪不宁，，但是总的来说，曾国荃在北京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给祖父母、父母的家信中看出。大哥称赞九弟领悟力强，尤其是字写得非常好，老九的字写得非常之好，有些人认为他的字比大哥的字还要写得好，尤其是他的楷书。我们看到现在流传下来的曾国荃的字，他的楷书尤其是写得好，近代书法名家字典里也特别把老九的字收录进去了，他也可以算得上近代的一个书法家。在北京期间，老九品行绝对没有不良习气，对哥哥嫂嫂也很有礼貌，善于看人的曾国藩，由此看出了九弟的潜在能力。他曾经用诗对三个弟弟分别做出了鉴定：“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是曾国潢，很平庸。午君是曾国华，很有才华，真正能做大事的只有曾国荃。用马家五兄弟的典故(编注，三国时马氏五兄弟，马良最出色，时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就说这个老九是他们曾家真正能办大事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大哥的这番预判都一一兑现。常言说知弟莫若兄，其实世上很多做哥哥的都不能深切地了解弟弟，像曾国藩这样对他的三个弟弟，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为他们后来的这一生能做出如此精准评估的并不多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潢的思维和行事都一般，正因为曾国潢比较平庸，他后来就在家里守家、管家。曾国华很聪明，但是不无轻浮，能做很大的事，有时候也很荒唐，最终没有成正果。

在后来的岁月里，曾国藩常常怀念九弟在京师求学的情景，他很多诗里面都写了弟弟当年读书的事。可见老九从小起在兄弟中的凡俗。应该说，1年零8个月的京寓日子，使得老九的学问有了很大长进，往来大哥家的时代精英必然会开拓他的胸襟与见识，老九一生的学问、事业及基础是奠定于这个时期。那么这段岁月也长久的留在老九的心间，他说“我方十六游京国，海上扬尘正沸腾”，就写他16岁到北京的事情，把对大哥的教诲之恩、怀抱感激之情写了很多。

他在为长兄写的祭文中，更把这种对大哥的教诲之恩而怀抱的感激之情写得催人泪下：“忆我髫龄,相从京国。兄官检讨，不遑日昃。寒暑不时，我躬是贼。兄既药之，彷徨我侧。百拜终宵，虔祝斗北。我病既痊，喜形于色。解手南归，勖我以德。一别十秋，燕城楚域。渺矣慈云，恩同罔极。相见之初，五墨俱绖。”

十年后两兄弟再次见面是在母亲的葬礼上，曾国荃果然不辜负大哥对他的期望，回家后与哥哥曾国华一道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师范，他遵从大哥的指点，不沉迷于科举考试之中，兄弟俩又拜罗泽南为师。曾国藩对几个弟弟说，说你到了这个年纪，不要一心一意沉沦在八股文中，要走出来，甚至曾国藩还说出这样的话，“科举害人匪浅”，一个靠科举出人头地的人没有深刻的认识，是不会这么说的。这说明曾国藩的确有高过一般人的识见，而且他把这个识见告诉弟弟。他的意思是，你们当然要努力考科举，但是绝对不要沉迷于此，要把真正的好的东西趁着年轻的时候学习到手。24岁那年，曾国荃考中秀才，32岁的时候又考中优贡生，成为曾国藩4个弟弟中功名最好的一个。

(二) 死仗硬寨的铁桶将军

对曾国荃来说，咸丰六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这一年春天，他来到长沙，准备参加朝廷的廷试，曾国荃有优贡生的资历，也就是各省从秀才中选拔优秀的人到北京国子监去读书深造，贡生分为五种，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这五种都算作正途，即今后做官就有了合法的身份。

大家知道咸丰二年，太平军已经打到了湖南，现在太平军的势力已经更大了，道路不通，曾国荃就没办法到北京去，于是他就在长沙捐了一个同知的官衔，就是知府的副手，为正五品衔，是花钱买来的空头官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厅级，开会可以坐主席台，享受副厅级的待遇，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中国人喜欢有个这样的事能够高兴高兴，当然也为今后的晋升做一个基础。

这个时候，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打仗，仗打得极为不顺，正处在屡战屡败的最艰难时期。曾氏兄弟的父亲很有头脑，他对老六曾国华说，你的哥哥现在很困难，国家也很为难，几个兄弟就要上去，既帮哥哥，也帮国家。曾国华没兵，就从湖北巡抚胡林翼那里分得一支两千人的军队，从湖北进入江西。曾国华的人马成军没多久，但作战很好，连克数城。曾国华既为自己博取了功名，又帮助了大哥。“午君奇”就“奇”在这个地方，曾国华读书吊儿郎当，一旦带兵就很好，而且运气也很好，于公于私都挣了大面子，这也给了曾国荃一个很大的激励。

恰好这个时候朝廷委派黄冕为江西吉安知府，黄冕也是长沙人，但是他这个知府是个空头知府，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黄冕就请曾国荃来帮忙。本来曾国荃就心痒痒，看到六哥曾国华出马这么顺，他就马上答应，两人一拍即合，就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带领下，率领三千人的军队，他把这支军队取名“吉字营”，这个吉字营从此给曾老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吉利”。

曾国荃只是个书生，虽说这是他首次做军队的统领，但是他的军事生涯早在四年前就开始了。那是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就把老九和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两人带出来了。老九在大哥的营里面做军事高参，史料还记载老九前前后后给哥哥出过32条计策，其中31条都被大哥采纳，很管用，1条没有采用。

这一年多的军事幕僚的经历，让曾国荃从开始带兵起，便对打仗从军不陌生。他的运气非常好，咸丰六年十月进入江西，十一月便收复安福县，屡败太平军军队。这个时候，他的老父亲在家中突然去世，曾氏三兄弟立即回家奔丧。咸丰七年九月，在家里守了七个月父丧后，老九重回战场，以后陆续地收复峡江、吉水、太和、龙泉、万安等县城，咸丰八年八月份攻下了吉安府，这个时候曾国荃已因军功而获得“以知府尽先选用”，并加道员衔的赏赐。

攻下吉安以后，曾国荃回家住了半年，咸丰九年四月重返江西。奉大哥的将令，接连收复了景德镇、浮梁。此时，曾国荃与胡林翼定下规复安徽的大计，曾国荃收到其中最重的一副担子——围攻安徽省会安庆。安庆守将刘仓林、叶芸来都是极其忠诚、骁勇善战的太平军战士。曾国荃面临的是最强劲的对手，他的战略是先扫清建筑于安庆城外的各方堡垒，然后挖很深的壕沟，把安庆围起来，在里面埋炸药，把城墙炸掉，冲进去。

太平军肯定要死守安庆，他们一面抗敌，一面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想把曾国荃的兵力吸引过去。

咸丰十年十一月，陈玉成、李秀成率二十万攻打桐城、建德、祁门、湖口等地，祁门正是曾国藩所在的湘军大本营所在之地。曾国藩迎来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刻，身边只有两千老弱残兵，他在城里面就听到城外太平军打炮的声音，那时曾国藩和整个湘军的大本营，命悬一线。当时曾国藩没有办法，一把宝剑常年放在枕头底下，随时做好自杀的准备。即使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安庆围军应该撤离，要保大本营，保湘军的有生力量。但是曾国荃毫不动摇，苦战苦围，而且他设计招降了太平军的程学启，利用程学启分化瓦解了安庆太平军。

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血战，终于以轰倒城墙的方式打下了安庆。当时就被赏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也就是封你为布政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书记、省长的级别，实际职务是按察使，也就是三把手，就是我们今天管治安方面的副省长，哪个地方缺了副省长就会派你去。

曾国荃打仗遵从的就是湘军的一贯作风：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有个很不简单的秘书赵烈文，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历史，尤其是研究太平军和湘军很宝贵的日记《能静居日记》。在这个日记里，他记录了当时实地考察的安庆前线的事实。他把安庆前线吉字营与绿营的江南大营相比(太平军攻下南京以后，朝廷设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也就是绿营军，想让湘军在前面当炮灰，大营里的朝廷军队则趁着这个机会冲进南京，攻倒南京，湖南人湘军卖命，功劳是朝廷的，这是朝廷的如意算盘，江南大营就是朝廷正规军的)。赵烈文比较了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和江北、江南大营在当年的不同表现，做了很形象的描述，有点像说现在的国企和民企。他说有几个很大的不同。

一，统帅在大营里的位置。江南大营里，统帅离前线的壕沟有十多里，统帅呆那里很舒服，而曾国荃率领吉字营就驻扎在壕沟边上，是很危险的地方。

二，壕沟的深度和围墙的高度又完全不同。朝廷的壕沟挖得又简又浅，围墙又矮又薄，曾国荃的吉字营的城墙又高又深，即便想穿越他这个壕沟，掉到这个沟里面去也是一死，里面放了竹签子，可以把你活活扎死。

三，壕内的营地防备也不同，江南大营的几乎没有防备，吉字营大壕沟里还套小壕沟，同样插满竹签。

四，来了客人，统帅大营是好酒好肉招待，吉字营需要临时去买，客人往往来了等不及就走了。曾国荃说你在我这吃饭，但是没有菜，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客人往往就不好意思在这里吃了。

五，江南大营是朝廷驻军，官员甚至连他的卫兵都穿得漂漂亮亮，吉字营从曾国荃本人到底下的官兵，穿着打扮跟种田人没有两样。这就看出两支部队的不同。

因为围攻安庆的蛮劲，曾国荃被人称为“曾铁桶”，一只鸟都飞不出去，插翅难逃，从此铁桶将军威震海内。

同治元年正月，曾国荃被封为浙江的按察使，就是浙江的三把手，仅仅过了一个月，又晋升为江苏布政使，元月份奉命为浙江三把手，二月份就被封为江苏二把手，这个时候从他建吉字营开始不到六年，虚岁是三十九岁。布政使为从二品的地方大员，清代的地方一把手巡抚和二把手布政使都是从二品，官阶是平的，巡抚不能拿二把手当你的部下。他们同时向中央负责，这是清代的一个地方惯例的制度设计。对千千万万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来说，做到封疆大吏那是一辈子的梦想，这一辈子做到从二品，是三代十八辈积的恩德，曾国荃只用了六年时间便奇迹般地把这个梦给圆了。

曾老九用他的经历清楚地回答了一个历史大问题，那就是咸丰年间，为什么湖南会有那么多的书生走出书斋，会有那么多农民放下锄头义无反顾地奔向湘军军营?这个问题是个历史大问题，为什么湖南一下子出了那么多的人才?这是因为一个社会需要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当时政府的制度设置，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太少了，压抑了绝大多数有抱负、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而贫困艰难的生存环境，又使得绝大多数血气方刚的农民失望，唯有湘军军营为他们提供了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平台。曾国荃的经历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这一点，所以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广开门路，让人才脱颖而出，你这个制度如果是这也堵那也堵，使人才压抑，最后将累积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治元年四月，曾国荃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进军南京!他要以不到两万兵力攻下天京城。南京的城池又高又厚，我的大学就在南京城墙脚下，我上学第二天就到南京城看了城墙，确实雄伟壮观，它周长九十华里，规模是全世界第一。曾国荃只有两万人不到，他要把南京城围住，没有人会认为老九成功。连他的哥哥，最欣赏他、最支持他，帮助他成大功的大哥曾国藩也不抱信心，曾国藩一再劝老九要慎重、要缓图，不要那么急。老九是怎么回答大哥的?他说凡是来投奔我的人，都以打南京为自己的最大目标，现在如不乘胜兵临南京城下，士气会逐渐削弱，我屯兵南京，则可以把太平军的兵力全部吸引过来，就是要把太平军的老巢给端掉，平定天下在此一举。

曾老九以直冲斗牛之气概，向世人宣告他要立战胜太平天国的第一功!

但是，南京绝不是轻易可以打下的!最主要的是曾老九的人马太少，尽管后来不断增加人员，吉字营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万人，对于南京这座有着全世界最长城墙的六朝古都，以五万人来包围简直不足一提。老九不管其他人的讥笑，把兵力集中驻扎在雨花台附近。

太平军在南京城里的兵力并不多，曾国荃所要对付的主要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太平军救援部队。最残酷的是发生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到九月之间，先是忠王李秀成率兵三十万，东起方山，西至板桥，连营百座，虎视眈眈，试图一口吞掉曾国荃队伍。曾国藩寝食难安，立马传令命令老九撤兵。老九坚持不撤，身先士卒，在前线亲自指挥，炮子打中他的左脸，鲜血淋漓，他依然立在前线，最高统领这样，哪一个敢后退，就这样历时半个月，李秀成终于停止了进攻。

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九月初，侍王李世贤，也就是李秀成堂弟，又从浙江调兵来帮助李秀成，两支军队号称八十万，再次将吉字营团团包围，太平军前锋离湘军营房不过六十米。太平军、湘军天天激战，枪炮声昼夜不息，打了无数茶场大大小小仗，最后吉字营把太平军逼到撤军。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四十六天，太平军死了五万多人，吉字营也死了五千多，湘军从建军以来从没有过历时这么久的战争，郭嵩焘称之为“极古今之恶战”，他说没有一场战能够超过这场恶战，经过这场恶战，吉字营在天京城外站稳了脚跟。

这个时候曾老九遇到另外一场大灾难，因为死人太多，天气太热，瘟疫爆发了，这场瘟疫究竟有多么可怕?

曾国藩在一篇文章里对这场瘟疫有很形象的记载：“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殆于途。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樯，征药皖鄂诸省。当是时也，群医旁午。”

当时兄弟、父子同在一个军营里，早上还看到是笑着的，晚上就死了，军营的十个帐篷里，有一半都没人生火，没有人吃饭。如果一个人突然得了病死掉，几个人跟他送葬，比如六个人给他送葬，回来的时候就只有三个人了。附近的药全部买光了，甚至去湖北、安徽买药，所有医生面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治疗难度远高于我们当时的非典，那个时候是战争年代，没有办法对付，老九最小的弟弟，吉字营的副统领曾国葆没有逃脱这场劫难，死在军营，儿女也没有，后来是兄弟们一个过继儿子，一个过继女儿，让曾国葆香火延续。

老九围南京，除了打仗和天灾以外，还要应对舆论与朝廷的指责。

天京城久围不下，于是流言四起，大多是指责老九贪功，也有不少指责曾国藩有私心，要把天下第一功归功于曾氏家族。他为什么支持他的弟弟打南京，就是要把第一功归功于曾家。这些人提出要把李鸿章的部队派过来，要调淮军打南京。曾国藩扛不住群言汹汹，就劝老九不要独自攻打南京，那个时候写了很多信给老九，说你不要这么弄了，现在大家的意见很大。今后史书上就写打下南京的是曾国荃和李鸿章一起打下的，这也很好，都有美名，你何必要独占。他也怕自己的弟弟扛不住，最后功亏一篑，还不如叫李鸿章早点过来。

李鸿章早就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摩拳擦掌，准备派他的淮军来打南京。但是老九坚决不同意，我们现在看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有很生动的记载：“老九拿着他哥哥的信，跟他的将领们念，现在有人要来跟我们抢功了，你们说怎么办?众将群情激愤，决不答应，那些将领就跟老九说，如果李鸿章敢来跟我们抢功，我们不打了，我们全部在雨花台旁摆开阵势，先跟李老二打一场，谁打赢了谁来打南京。”这比很多正史记载的，要生动得多。吉字营的将领们说，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李老二这么轻轻松松地来抢我们的功，我们先打一仗，把你打退以后，再来打南京，李鸿章吓坏了，铁桶将军惹不得，赶紧向朝廷上奏说不去了，朝廷问他怎么不去?他说天气太热，大炮打不了，他不去南京了。

曾国藩本来早做了准备，如果李鸿章去南京，那我也去，今后如果打下南京，我们曾家有两个人，我是统帅，三份功劳，两份是我们曾家的，如果李鸿章不来，我也不去，他不能跟弟弟争功，功劳就归老九一个人。

曾国荃就靠这样的一己之力，用当年打安庆的老办法掘长壕、挖地道、埋炸药、轰城墙，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炸开了太平门旁的缺口，吉字营就这样冲进了南京城。曾国荃还不知道南京城内城有个天王府，是一个类似于紫禁城的地方，在天王府还没有拿下来的时候，曾国荃异常兴奋，便倚马草奏，就向朝廷报捷，以日行八百里的超速向朝廷报功，日行八百里是什么概念?日行四百里就是快递，他向安庆城的哥哥报喜，日行四百里，向朝廷日行八百里，六百里就是超常，不是通常意义的快递，这个急件派专人、专马送，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人换马，人也受不了，人会累死，马也会累死。可见曾国荃有多么高兴，迫不及待向朝廷报喜，我们看到一个多么生动的曾国荃在眼前，跟他的哥哥有多么不同。

但是立下首功之后的曾国荃，在日后的日子里，心情却很不好，情绪不佳又引起旧病复发，而且郁郁不乐，脾气烦躁，这是为什么?我们都想不到，如果不是史料摆在我们面前，谁都不会想到打下南京以后的曾老九竟然身处他意想不到的困境之中。

首先是有人借助幼天王洪天贵福出逃一事，指责他捷报中的“举火自焚”一事不准，有欺君之罪。16岁的幼天王是自己逃出去被发现了，有人借着这个事大做文章。朝廷还有人指责吉字营抢劫南京的金银财宝，为了掩盖这一点，最后干脆一把火把南京城烧掉，朝廷给曾国藩的圣旨里，说如果你再这样骄横，朝廷对你是不是客气就很难说了。这是明摆着的两点，老九心里不愉快。

还有一点是实实在在的，而老九又不好挑理的。我们现在在文字上找不到确切的信息，但是我有很充足的把握跟大家讲，老九之所以最后打下南京郁郁不乐，是因为朝廷封赏不公，这是老九的一块心病。东南战场上，加上后来的左宗棠，一共封了四个一等伯。李鸿章的主要功劳是拿下了江苏省的省会苏州，所以李鸿章封一等伯;左宗棠的主要功劳是拿下了浙江省会杭州，所以左宗棠也被封为一等伯;但是老九不单拿下安徽省安庆，更重要的是拿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应该功劳大于李鸿章和左宗棠，但最后老九跟李、左一样。尤其令他不舒服的是武汉也不是官文打下的，是被胡林翼打下的，官文也封了一等伯。这样看来，朝廷是在矮化曾国荃。公平的封赏，如果曾国藩封一等侯，曾国荃应该封二等候，老九绝对是没有意见的，但是老九不好说。

朝廷收缴金银财宝一事，激起了吉字营从上到下的一片公愤，据多种野史记载，吉字营的高级将领曾联合一道，想让曾国藩效法赵匡胤黄袍加身，带头起兵反清，自立新朝。曾国藩于是把老九叫过来，一句话不讲，拿纸来拿笔来，曾国藩就写了一副对联，就是有名的“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我自知”。曾国荃不好做声，所有的吉字营将士都不好再做声了。后来老九就跟他们讲，你们谁也不能把这个事说出去，你们如果谁说出去了，当心九帅我割了你们的脑袋。

种种迹象表明，大胜之后的南京城里形势异常，唯有曾国荃解甲归田离开军营，曾国藩的裁撤湘军的战略部署才能顺利进行。于是大哥带九弟上开回家养兵的奏折，朝廷顺水推舟，开缺曾国荃的浙江巡抚职位，那时曾国荃已是浙江省一把手，回家养病。同治三年十月，离打下南京仅仅三个月，曾国藩亲自送弟弟到采石矶，命儿子代他护送叔父回乡。

(三) 不识官场深浅的湖北巡抚

同治五年二月，曾国荃接到朝廷命他做湖北巡抚的上谕。朝廷的意思是让曾国荃再回前线，既要领兵打仗，也帮助他的大哥曾国藩。曾国荃召集旧日部署，在长沙招募六千人，号称“新湘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武昌。曾国荃一到武昌便立即大刀阔斧地撤销了湖北军营，又撤销了湖北省的总粮台，成立新的机构军营总局。曾国荃没有做过地方官员，在湖北第一次做地方官员，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深浅，一到武昌就立刻做这些事，这样做就直接伤及了在湖北经营了十一年之久的湖广总督一等伯官文的权限和利益。真正做地方大员做了还不到半年的曾老九，居然和官文大干了起来，闹得水火不容。结果曾国荃一纸参奏直达朝廷，以极为严厉的文字列举官文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添售陋规、弥缝要路、习尚骄矜等情事，句句强硬，条条见血。尤其厉害的是还将官文列为慈禧太后最恨的“肃党”(编注：权臣肃顺一党)，直欲把官文置于死地。曾老九在这里完全将铁桶围安庆、南京的作风运用到官场上，把官文视为洪秀全。

对于老九这种行为，他的大哥曾国藩极不赞成，看到老九送来的初稿，明白地告诉弟弟不能这样做，但是老九完全不听大哥的话，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甚至说出“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这样犯大忌的话，矛头直指满人政权，这是要灭满门的。他声称一切后果一人承担，与你无关。

清代设置八个总督，除直隶、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之外，其他六个地区通常既设总督又设巡抚，同居一个城市。比如我们湖广总督，管湖南、湖北两省，总督在武昌，巡抚也在武昌。同城督抚经常意见不合，为什么呢?这是制度设置问题，因为职权交错，经常扯皮。总督和巡抚就是这样，总督也不管巡抚，巡抚也不管总督，大家同是对中央负责，管的东西、对象也差不多，所以同城的督抚经常闹不和，朝廷也知道，但是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却极为罕见，曾国荃为什么采取这种极端的态度对待官文呢?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

官文的无能、贪劣、拉帮结派早就被靠真本事、战场里见高抵、性格耿直的湖南人所鄙视。当年胡林翼和官文同在湖北做官，跟官文完全搞不来，做法跟我们湖南人做法完全两样。后来有高人指点胡林翼，说你不能这样，官文是满人，是朝廷的心腹，官文不仅供职在东南战场上，他更重要的是代替朝廷在监视东南战场，代替满人的朝廷在监视湖南人，你不懂其中的利害，你如果和官文闹得势不两立，对大局没好处，我们的大局是和太平天国打仗，你何不去利用他，跟他处好关系，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我们办事?

胡林翼是何等聪明的人，一经点拨恍然大悟，就主动去巴结官文，不惜出席官文三姨太的生日。官文六十岁了，讨了个三十岁的小老婆，宠爱得不得了。小老婆大办酒席，湖北官场哪有这样的道理。大家都不去，如果是夫人还好说，大家可以去捧捧场，小老婆小一大截呢，不耻一去。快要开饭了，一个人都没来，官文急得不得了，小老婆眼泪水快掉下来了，觉得脸上很没有面子。这个时候胡林翼去了，他还是坐着大轿去、带着人马风风光光的去给三姨太贺寿。他一出动，湖北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去了。那天三姨太的生日办得隆重极了，官文很高兴，很感谢胡林翼。接下来胡林翼又邀请三姨太到他的巡抚衙门去，让他的老母亲出面，认三姨太做干女儿，又经常隔三差五请三姨太到巡抚衙门，老太太跟她说话，好好招待她。这样把三姨太完全笼络了，不断在官文的耳边吹风。胡林翼就这样把官文变成了他手中的干将，胡林翼在湖北办事，说什么官文就做什么，水乳交融，这是胡林翼的为官高明。

曾老九本可以步胡林翼的后尘，但是老九的性格跟胡林翼不同，他就做不来胡林翼这个事情。除开性格问题，还有就是老九自认为自己才大功高，不可一世，普天之下，除了他的大哥，没有第二个人在他的眼中。第二个是他跟官文有宿怨，宿怨之一是咸丰八年三月，就是他的哥哥曾国华被太平军割了头的三河大战，当时湘军大将李续宾写紧急信件给官文求援，当时胡林翼不在湖北，只有官文在，他就拿着信件到处说，听说湘军很会打仗啊，怎么还叫我派人去救呢，他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就没有派人去，最后全军覆没。宿怨之二，同治元年十二月，曾国葆死在营里，丧舟路过武昌，城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来向曾国葆吊唁，唯独官文不去。还有一个宿怨就是，老九觉得，官文没有一点本事，居然跟我老九平起平坐，也做一等伯，老九心里十分不满，使得老九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把官文赶下台。

朝廷对于这个南蛮子的举动左右为难，这么一吵闹，朝廷只能派出两个大员装模做样到湖北来调研，然后做出了一个处理意见：把官文调回北京，做他的文华殿大学士。然后又过了不久做了直隶总督，重要性还在湖广总督之上，就这样来处理。

接下来曾国荃迎来的是他一生中最不顺利的时期。新湘军屡战屡败，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将领彭毓橘，也是曾国荃同年的表弟被太平军活捉，并且五马分尸，另一个将领郭松林被太平军打断左腿，铁桶将军一筹莫展，只得请求开缺回籍。前前后后曾国荃只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湖北巡抚。曾国荃之所以这么快便垂头丧气的离开湖北，仗打败了自然是重要原因，因为官文一事对朝廷不满，且与湖北官场广结怨恨，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官场经验，不识官场深浅的曾老九吞噬了自己的命运。在东南战场上所积累的赫赫威名，几乎丧失殆尽。

(四) 读书做公益的头号乡绅

经过同治三年后的湘军大裁撤，大批有军功的官兵回乡，湖南地方上出现了一批很有谋略、很有财富、很有影响力的人士，这些人当时都算是乡绅，他们对于近代湖南的进程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派力量。

论地位与潜在的势力没有人能超过曾国荃。老九应该是近代湖南的第一号乡绅。头号乡绅家居的日子做了些什么?除开养病以外，他做的事情主要是两件，一是读书、二是公益。

还在同治三年秋天离开南京时，曾国藩就送给老九一幅联语：“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勉励老九多读书，借书籍来充实、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曾国藩还专为老九抄写了17篇古代名奏，亲自圈点解读评论。我们从那些年曾国藩给老九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老九对写字有很深的兴趣，写字是他家居中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老九还是一个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早在南京打下不久，他就提议印王船山的书，并捐银两万两，建金陵书局。王船山在近代影响那么大，当时能够把王船山的著作刻印出来，全靠这两万两银子。他还主持重修了《湖南通志》。同治十年，他请省里的盐局、厘金局每年拨出一笔银子来接济省城穷苦人，又增设义塾、立励节堂，每年可以救活穷人一千多。同治十一年，又捐义谷两千石。同治十三年，曾国荃还捐银两万两重建南岳上封寺。

这些年老九总计共捐银五万四千两，捐谷两千石，捐出私宅一座，建各种公益文化场馆四座。是湘军中最具侠义之心的高级将领，堪称乡绅的榜样。

(五) 赈灾救难的山西抚台

光绪二年八月，乡居多年的曾国荃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此时曾国荃正在病中。但是山西不容他不去，因为山西正面临着大旱，饥饿威胁着三晋，死亡无数。

曾国荃带病从长沙启程，四月抵达太原，担负起艰苦的救人大任，山西巡抚曾国荃一直带病奔走在灾难第一线，曾国荃利用他的声望影响，不惜向朝廷使出他当年强索强要的霸蛮手段，为山西换来救命银子.最后老九就是霸蛮，朝廷也要让他三分，在这场罕见的灾难中，他筹集银两一千二百多万两，粮食一百三十多万石，救济灾民三百四十多万，我认为这个功德要超过他攻打南京，这是老九一生真正造福于这个社会的大事!

他还调集湘军五千人进入山西，他要借军队来协助政府安抚饥民、维持秩序。就是我们现在的军管，在那种时候，只有老九才能把山西这场大灾难应付过来。这场灾难长达四五年，是山西历史上很罕见的，仗着老九的铁桶精神度过了。他怎么样治理山西救灾?朱克敬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正是连日酷热的苦旱时期，曾国荃决定去太原玉皇阁求雨，他要求所有山西省城知县以上的官员、廪生以上的绅士全部陪同，一个都不能缺席。到了玉皇阁，众人看见四周被四五百名全副武装的湘军保守着，玉皇阁外面全都铺满了茅草，大家觉得奇怪，既然是来求雨，为什么这样?他们又不能问，只得跟着抚台大人走。

只见曾国荃跪在玉皇大帝的泥塑像前，恭恭敬敬的读完了幕僚代他写的求雨表文，然后又焚烧，这些都跟历来官员的求雨仪式没有两样，大家以为结束了可以回去，突然曾国荃脸色阴沉下来，对着玉皇大帝说道，“山西苦难这么久，是我们这些官绅没有尽到职责，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三日还没有降雨，说明老天爷没有宽恕我们，我们所有人自焚，以身赎罪，请老天爷不要为难老百姓。”

来的这些官绅全都面露难色，谁能保证三天会下雨?他们后悔不该来，看着抚台大人两眼放火，一副当无戏言的神态，脑中再也不敢做溜号的想法，曾国荃跟大家一起不吃不喝，也不睡觉，第一天没有下雨，第二天也没有下雨，第三天到了下午，天空中一点云彩也没有，所有人彻底崩溃，许多人瘫倒在地。有个军官来请示老九是不是可以点火了，他宣布：“点火”，这个命令刚一下去，狂风大作，雷电交错，所有人都跪在曾国荃面前，高呼九帅神明!

当然，这个记载或许有点夸张，但是很符合曾老九的个性，他就是用治军的方式管理大灾之年的山西的，这就是老九!

(六) 勉励供职的两江总督

曾国荃接到陕甘总督的任命之后，后因病请假，光绪七年回到湖南，光绪八年任两广总督，光绪十年又改任两江总督。从陕甘总督开始，六十岁的曾国荃进入了生命的晚年。晚年的曾国荃做过三个地区的总督，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但是他的心里其实是落寞的。

早年艰辛的战争岁月，严重伤害了曾国荃，他多病多痛。他在五十七岁那年，31岁的长子去世，第二年只有29岁的次子病故，他的膝下再没有儿子。大家知道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打击，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62岁那年唯一健在的四哥曾国潢去世。

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他不可能再以满腔热情、饱满的精力去工作。两江物产富庶、地位重要，本可以大有作为。时代要求曾国荃在两江要做什么事?时代要求曾国荃在两江做的是一件这么大的事，就是要把他的哥哥曾国藩所开创、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的洋务事业做得更大。但遗憾的是，此事在曾国荃手里没有进展。我们后来看到左宗棠都在大办洋务企业，把这个推中国向前进的伟大事业办好。

光绪十六年对于湘系集团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代。这一年闰二月，曾国藩长子、当时在户部、总署工作(曾纪泽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兼署兵部，刑部侍郎)，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外交部副部长，曾老九的亲侄儿曾纪泽，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曾纪泽的逝世，对叔叔曾国荃的打击很大。接下来湘军水师两个重要的领导彭玉麟、杨岳斌又相继辞世。这年十月初二日，曾国荃病逝于两江总督，享年六十七岁，朝廷给予谥号忠襄。巧合的是，十八年前，他的大哥以同样的身份两江总督谢世于同一座衙门里，这是历史的巧合。

(七)时势造就的近代湖湘豪杰的典型代表

曾国荃是时势造就近代豪杰的代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太平天国起事，就没有湘军，也就没有近代湖湘一大批人物的横空出世。因为有大风起才有云飞扬，近代的湖南豪杰完全是时势造就的，曾国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我们来看看曾国荃身上有哪些主要特点?

第一是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第二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有过离开家乡外出游学的经历;

第三是不把科举功名作为唯一的追求，没有把大量的心血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只能是敲门砖而已，真正的学问不在这里;

第四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关心社会;

第五是有敏锐的目光，善于抓住机遇;

第六是相信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理念，功劳可以霸蛮地去成就，我们的名可以霸蛮地建立，湖南人普遍相信这两句话，曾国荃更相信，他以倔强、霸蛮、坚持不懈的意志和毅力去实现他的目标;

第七是不恋栈、不贪权;

第八是守定大义、不拘小节、豪放血性、敢作敢为、优点突出、缺点明显。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大义?大义就是抵抗外敌、保卫国家，在这一点上曾老九一点都不含糊，临危授命出任两广总督，全力备仗，后来又去救援台湾，他派湘军，湘军很多人都是这样登上了台湾岛，这就是大义。老九不拘小节，很多后世人指责他在“银子”上不如大哥，曾国藩说我也很感谢老九，我是个清官，我不如老九，我们大家的日子过得好，要感谢老九，不拘小节，豪放血性，老九是杀人如麻、爱财如命、挥金如土;敢作敢为，湘军将领还有哪个比曾国荃要敢做敢为;优点突出、缺点明显，优点不用讲了，缺点也很清楚，发起脾气来，连大哥劝他都不听。

曾国荃身上的特点在那些一大批湖湘豪杰身上几乎都具备，比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坤一等等都有着曾国荃的影子，这些特点组合成咸丰年间湖湘士人的群体品格，极大地影响着近代的湖湘文化。什么是湖湘文化?我们说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就在这一批以曾国荃为代表的左宗棠、胡林翼的身上体现出来，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值得我们研究，其中的文化更值得我们弘扬。

（本文摘录自唐浩明的《曾国荃：百战归来再读书》）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