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虽作品寥寥，却是湖湘文化之源头、湖湘学派之起源。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亦称湘学，湖湘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其源于周敦颐，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及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材群体。有宋以来，湖湘学派人材辈出，影响深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与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湖湘学派是延续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长沙岳麓书院有一楹联这样写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一楹联，上联的意思是湖湘学派与宋明理学鼻祖一脉相承，说明周敦颐在湖湘学派的源头地位。下联的意思是湖湘学派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为什么说湖湘学派源于周敦颐?宋代理学有四大流派，即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合称濂洛关闽。周敦颐的故里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按理说，他创立的学说就是湖南学，或称湖湘学、湘学。但是，他的学说却被后人冠以“濂学”。为什么将周敦颐的学术称为“濂学”?这是由于周敦颐晚年隐居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将自己的居所称为濂溪书堂，后人因此称周敦颐为“濂溪先生”。这样，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也就被冠以“濂学”之名。

湖南学的源头是周敦颐的濂学。湖湘学派由胡安国奠基，胡宏创立，在张栻时达到鼎盛。他们虽然都不是湖南人，但是他们的学术源头是周敦颐的濂学。这是因为，无论胡安国、胡宏还是张栻，他们都与濂学有着师承关系。

胡安国的学术渊源来自两个方面，即其义理之学出自程颐，《春秋》之学出自孙复。而程颐为周敦颐的弟子，胡安国与周敦颐之间当然也就有了传承关系。胡宏为胡安国之子。他自幼从其父研习儒学，又在杨时和侯师圣那里学习了二程理学。《宋史》本传说：“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因此，他的学术渊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幼时事杨时、侯仲良”，二是“卒传其父之学”。作为胡宏第一学术渊源的杨时、侯仲良，他们都是二程的门人。特别是杨时，更是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先事程颢。程颢去世后，又事程颐，这时的杨时已经四十岁。杨时晚年好佛，大胆向佛学靠近，从而发展了二程之学。他的学术思想，实质上是后学称为程朱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杨时等人“夹杂异学”，才有后来的朱熹集大成。胡宏比杨时小五十二岁。胡宏从学杨时，已经是杨时的晚年了。因此，胡宏从杨时寻里学到的，不仅是二程之学，而且有“夹杂异学”的杨时自己的学术。这样，胡宏之学出自杨时，杨时之学出自二程，二程之学又出自周子。周子之学因二程自南而北，二程之学又因杨时自北而南。胡宏之学的第二渊源是他的父亲胡安国。胡安国即是理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胡宏“卒传其父之学”，继承了父亲的理学与经学思想。从上述情况看，湖湘之学是胡宏对杨时与胡安国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胡宏的理学思想主要出自杨时，其中当然也不乏胡安国的影响，更有他自己的发展，其学说对嗣后的理学振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胡宏有关经世之学，则出自他父亲所传。胡宏继承他父亲的学术，强调行实，强调大节。他在《与孙正孺》书中说：“见处要有领会，不可泛滥;要极精明，不可模糊。直到穷神知化处，然后为是。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这种“以死自担”的精神，就是湖湘后学敢死国难的民族气节之所出。

可见，湖湘之学的渊源即周敦颐传学于二程，二程传学于杨时、侯仲良、胡安国，杨时、侯仲良、胡安国传学于胡宏，胡宏传学于张栻。长沙岳麓书院楹联中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就是指湖湘之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之间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

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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