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物行恒，诚身之道

□原文

起晏。作《初度次日书怀》诗一首。饭后，读《易•家人卦》，心不潜入。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未正，冯树堂来，阅予日课，云：“说得已是，须切诚而致行之耳。”申初出门，拜客谢寿。晚归，作《忆弟》诗一首。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查数，许久乃晰。记本日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评点

曾氏在这篇日记里谈到两点体悟：一是要言之有物，二是要行之有恒。这两点说到人性中的两个通病，即人常常容易说空话说废话说无用话，人也常常容易不坚持不长久不信守。曾氏将“言物行恒”提到“万化基于此”的高度，也就是说一切成就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曾氏还在日记中说到“主一”。晚年，曾氏提出“天道三忌”的观念，其中之一为“天道忌贰”。一与贰相对应，可知“一”含有一心一意、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等内容，贰则意谓三心二意、虚情假意、言行不一等等。由此可知，“一”即“诚”的一种体现。“诚”在心中，则可“主一”。曾氏认为，一个人能做到“主一”，则可以养得“心静气恬”、“天机活泼”。

人们都想心气恬静，都想天机活泼，但为什么却很难做到呢?细细琢磨，不恬静是因为情绪浮躁，不活泼是因为胸臆堵塞，但为什么浮躁、堵塞呢?最大的原因来自于欲望太多。《庄子•天地》上说：“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如何减少欲望，最好的办法就是“主一”。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不去想别的，心思自然单纯。单纯则集中，集中则有成就。比如曾氏日记中所说的作诗一事。作诗就作诗，不要去想追赶前贤、压倒时彦的事，也不要想去博取富贵人的欢心，以此来谋取高位获得重利等等。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其道理就在这里。

曾氏在本日内写了两首诗：一为昨天的生日而生发的感慨，一为怀念九弟国荃。借此机会，把这两首诗抄录如下，供读者欣赏。

《三十二初度次日书怀》：男儿三十殊非少，今我过之讵足欢!龌龊挈瓶嗟器小，酣歌鼓缶已春阑。眼中云物知何兆，镜里心情只独看。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鸾。

《忆弟》：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可惜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相疑由于自矜

□原文

早起，读《易•睽卦》。凡睽起于相疑，相疑由于自矜。明察我之于小珊，其如“上九”之于“六三”乎?吴氏谓合睽之道，在于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药也。习字一百。未正，走岱云处，与渠同请客一席，至三更方散。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非特过也，直大恶矣!同人射覆，有求胜心;夜深对客，有慢易之态。客去，与易莲舫论食色之非性。谈理时，心颇和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评点

一早起来，曾氏读《易经》中的《睽卦》。《睽卦》说的是事物之间相互背离相互矛盾的现象。曾氏认为，出现背离与矛盾的原因是彼此怀疑、不信任，而怀疑与不信任又源于自以为是。联系到自己与郑小珊之间的背离，曾氏想起《睽卦》中的上九爻与六三爻。上九爻说的是看见猪身上沾满了泥，又看见一群鬼坐在车上。六三爻说看见一辆车在向后拉，而牛却在往前拖，拉车的人额头上刺着字，鼻子被削掉了。之所以看见这些怪事，是因为见者神志恍惚的缘故。见者为什么会恍惚呢?是因为与人暌违而处于孤独之中。曾氏感觉到自己眼下的处境与《睽卦》中所说的有些相似，于是检讨自己的自以为是，服膺吴廷栋所说的与人相交应该真诚正直、宽宏大量，而不要怀着私心去彼此猜疑。

日记中有“同人射覆”字样。有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射覆是什么?射覆是古代的一种游戏，将一物件用东西覆盖，然后令人去猜，猜中者为射中即胜者。李商隐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可见唐代官场士林中盛行这种游戏。到了晚清，京师文人集会中的射覆，射的却是诗文或掌故，比曾氏小二十多岁的张之洞为此中高手。他以白居易诗“老大嫁作商人妇”射《左传》“伯姬归于宋”一故事，广为传颂。

■赞人言不由衷

□原文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天头：不管人怪否，要忠信。艮峰。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天头：重否?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接次客来，申正方散。写联二付。灯后，仍读《易》，心较静。作《忆弟》诗一首。誊本月诗。记昨日、今日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

□评点

有客人来，向曾氏出示自己写的时艺。时艺即科场中的八股文，曾氏称赞他写得好。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却对自己的“赞叹”大加批判，且将它上升为“不忠信”的高度。倭仁赞赏曾氏的自我批判：不要管别人的看法，只问自己忠信与否。

示人以诗文著作这种事，在文人圈中司空见惯，今日更盛。今日的风气，示者多想以此博得别人的称赞，真心想要别人“批评指正”的人很少，想必古人也一样。所以，看到别人的诗文后称赞几句，原也是人之常情，似乎并不需要如此苛责自己。笔者就常常收到别人送来的诗文著述，也常常这样称赞几句，心里也不觉得多么过意不去。但是，若往深里想一想，看到别人的东西后，真的发现有什么差错，或是有什么对别人有帮助的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要比空泛的称赞强得多;只要态度诚恳，作者也决不会见怪的。只是，说空泛话容易，说中肯话难。撇开道德层面不谈，仅从操作层面来看，表扬也比批评要简单容易，难怪世间表扬的多，批评的少。

今天，曾氏又写了一首怀念九弟的诗。笔者也将它抄下，供读者欣赏：忽忆他时襄水上，恶风半夜撼春雷。舟人捩舵声同泣，客子扶床面已灰。仰荷皇天全薄命，信知浮世等轻埃。汝今归去复何似，回首世途诚险哉。

■为人好名可耻

□原文

早起，作《忆九弟》五律二首。饭后，读《夬卦》、《姤卦》。读书时，心外驰，总是不敬之咎，一早清明之气，乃以之汩溺于诗句之小技，至日间仍尔昏昧。文辞溺心最害事。朱子云，平淡自摄，岂不较胜思量诗句耶!艮峰。巳正会客一次。申初进城看房子，便拜客三家，灯时始归。车上有游思。归，乏甚。夜读《夬》、《姤》二卦，颇入。记《茶余偶谈》一则。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天头：此心断不可有。(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评点

在理学家看来，读圣贤书，穷理尽性，方为正务，而吟诗作赋乃末技。倭仁是个彻头彻尾的理学家，所以他要正告曾氏“文辞溺心最害事”，但曾氏从骨髓深处里爱好诗词文章。以今天的语境来说，他的本色是个作家，是个文人。我们且来读读他给家人写的几段话：“余于诗亦有功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发狂言者。”“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这些话足以看出曾氏的心之所向，志之所在。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曾氏被称为理学名家，而他却没有一篇专门研究理学的学术论文，更无论专著的缘故了。王闿运在挽曾氏联中说了直话：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但王为他开脱，说曾氏是因为死得太早了，来不及写。其实，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要说年寿，曾氏活过花甲，也不算太短;要说他长年忙于军务，那他为什么可以在军营中编《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写作如许多的文章呢?

在笔者看来，曾氏沉溺文辞是好事，不然，文学史上便没有湘乡文派了。但在当时修身养性的曾氏看来，一再督促自己要专心专意以《朱子全书》为功课，而又心有旁骛，这是不敬、不主一的体现，故而要不得，必须严加纠正。

日记中两次说到“游思”。游思，应是指脱离主旨的一些游移的思想活动。曾氏检讨自己游思中的主要内容，是想如何博取别人对他说好话，是想求得一个好名声。一个人，若想求得权力，求得财产，求得地位，常常会被人认为是贪婪;若是想求得好名声，受到的指责是少些，说不定还会常常受到鼓励。其实，名与权、位、财是一样的东西，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区别，贪权贪钱不好，贪名同样不好。再说，做事时老想得名，这本身就是不诚了，不主一了，事情也就会做不好，更难做到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的地步。

这一天，曾氏作了两首忆九弟的五律诗。为什么四个弟弟，独忆九弟呢?原来九弟国荃，道光二十年随父亲、大嫂、侄儿来到北京后，便一直住在大哥家。三个月前，离京回湘，大哥亲送至卢沟桥，此刻或许还在归途中，故专门写诗来忆念他。这两首诗，其一为：别汝经三月，音书何太难!夜长魂梦苦，人少屋庐寒。骨肉成漂泊，云霄悔羽翰。朝朝乌鹊噪，物性固欺谩。其二为：尚余词赋好，随众颂康哉。报国羌无力，擎天别有才。寒云迷雁影，远道望龙媒。百尺金台矗，看君躞蹀来。

对于四个弟弟，曾氏都有很深的骨肉情怀，但对这个九弟，其情似更深些，期望也似更大些，一句“擎天别有才”，足已表达大哥的此情此意。曾氏此时还是希望九弟能通过科第之路来到北京，他当然不可能料到日后老九的飞黄腾达，却是靠的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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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