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

大部头长篇小说，在碎片化、快餐化阅读盛行的今天，要让读者一口气读完，实属不易。而王跃文新近出版的54万字长篇小说《家山》，却让人欲罢不能。

《家山》并不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取胜，甚至没有刻意制造什么悬念，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南一个普通村庄的变迁。与那一阶段众多中国农村一样，芸芸众生在这里生息繁衍，这里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

小说开头类似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散淡，随意。首先出场的并非小说的核心人物，而是一个泼辣睿智的农妇与她年幼的子女和忠厚老实丈夫的日常生活。读到前面章节，甚至会生出这样的猜测，这部小说是否像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一样，就是对一个普通村庄在现代文明侵蚀下所发生蜕变的演绎？

而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开始对人物牵肠挂肚，越来越进入“追剧”式的阅读状态。《家山》魅力到底在哪里？

一、一部沉甸甸的民族史

如果离开民族史，仅仅是写家族史，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吸引读者读下去的确是不容易的。

不少作家声称，要通过书写几代人的家族史来反映厚重的民族史。事实上，很少有作品能达到这个高度。

《家山》可以说做到了。作者通过家族史成功地书写了那段风云激荡岁月的民族史，家族史与民族史水乳交融。农会运动、北伐战争、马日事变、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中国现代这段历史上的所有大事件，在《家山》中都有所呈现。沙湾村民的命运也与这些历史大事休戚相关。

而这些历史事件只是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透过沙湾与沙湾的人，生动地艺术化地演绎了那段历史。作者写的是沙湾这个村庄，但并不局限于这个村庄，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南中国村庄的缩影。

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村庄来“脉动”中国现代这段历史？作家巧妙地通过小说人物的设计，将家国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除了沙湾村民与这些历史大事的直接关联外，在外求学、从军、从政的沙湾子弟，更是这段历史大事的参与者。从他们寄回来的书信、从各种新闻报道，读者了解到他们的经历与命运，也让沙湾这个小村庄时时刻刻与这段历史的大事同频共振。

《家山》最成功之处，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打开这部小说，首先看到一长串层层叠叠的主要人物表，相信不少读者第一感觉“头都是大的”。但随着阅读进行，读者熟悉并记住了这些人物，如仁义贤良乡绅佑德公、淡泊名利的清末知县陈远逸、勤劳智慧的农民陈有喜，口齿灵活敢做敢当的农妇刘桃香、大智大勇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陈齐峰、留日归乡务实肯干青年陈扬卿、敢于冲破世俗束缚的女子陈贞一、美丽善良保守的儿媳妇朱容秀、潜伏的地下党小学教师史瑞萍、时常“有点飘”的保长陈扬高、节俭“抠门”的土财主陈修根、好逸恶劳常惹事生非的“五疤子”、口风不严快人快语的“梆老倌”……《家山》中出现的林林总总几十号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闭上眼睛，这些人物就会活灵活现地在眼前晃动。这些人物都不是扁平化的性格，而是立体丰满的“这一个”，因而也显得尤为真实。正是他们构成了那段历史里真实的“沙湾”。

二、一部弥足珍贵的民俗史

大量的民俗呈现，是《家山》的另一魅力之源。

作者花费大量的心血，浓墨重彩地为读者再现了沙湾村的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场景。对于这些民俗，作者不仅仅是“描写”，而是一种铺陈、一种不厌其烦的尽情铺陈。特别是婚与嫁场景，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如结婚，就涉及准备嫁妆、给新娘净脸、哭嫁、婚服样式、婚礼主事、酒席佳肴配置、请客的讲究、轿夫的“恶作剧”、新媳妇进门拜堂，等等，事无巨细一一呈现。

丧礼与婚礼一样，都是观察中国农村传统习俗的一扇窗口。如，给逝者穿寿服、报丧、做道场法事、送亡灵“上路”，等等，《家山》都有详尽的描述。

另外，如生子后到娘家报喜、亲戚邻居道喜；还如怎样舞龙等。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民俗都是一个地方最难抹去的印迹，也最能代表一个区域的文化。在现代文明不断“消解”传统文化的今天，《家山》中大量的民俗描写，显得尤为珍贵。《家山》以艺术化的方式，形象地保留了珍贵的民俗文化。《家山》不仅可以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也可以作民俗材料来研究。

除了大量的民俗描写，《家山》中还详细地再现了抓壮丁、田土租佃、村庄械斗、裹脚放脚、祠堂运营管理等在中国农村已经消失或少见的事件。

要原原本本还原民俗和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大量的陈述，细节的真实尤其必要，甚至什么场合讲什么话，对一个并不出身于那个年代的作家，都是不小的挑战。可想而知，为了再现这些传承多年、今天正在消亡的民俗和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事件，作者做了多少“功课”，花了多少心血。大量的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各种史料的爬罗剔抉就令人望而却步。而这也是《家山》摄人心魄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有了这些看似闲笔的大量细节铺陈，《家山》就如一壶芳香四溢的陈年老酒。这也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曹雪芹写《红楼梦》时赞，“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沙湾，无疑是王跃文的文学原乡与精神家园。可以说，传统的民俗民间文化就是精神家园的灵魂。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一些传承多年的文化、习俗正在逐渐消失，现代文明的力量已无孔不入、无远弗届，滋养滋润了作家的中国湘西南乡村的大量传统民俗与民间文化正在消失。这种文明进步对传统文化的消解，令人难以释怀。作家不惜笔墨大量铺陈，实际上是一种忧伤情绪的释放与宣泄。这些民俗描写不但引人入胜，对其消解的不舍与惋惜，更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三、一部活色生香的语言史

《家山》中用了大量的湘西南方言。如烤火为揸（zhā)火，倒茶为酾(Shāi )茶，喝酒为吃酒，到处跑为四路跑，思考问题为默神，种庄稼为种阳春，闯祸出事为犯夜，睡觉为困眼闭，打盹为栽眼闭，棺材为寿屋，结仇为葛仇，等等。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方言，在湘北、湘中一带，也如出一辙。这说明方言既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但多年的迁徙、交往与融合等原因，有些方言已传播得较广。

另外，《家山》中出现了大量独具特色的人物称呼，如老婆称为阿娘，爷爷称为祖公，奶奶称为祖婆，老人称为老儿，乡里乡亲称为乡亭叔侄，等等。

《家山》中还出现了不少俚语、歇后语。如，“一条雄鸡管一乡，一条鸭公管一江”“落雨天喂牛潲，了愿心”“吃不过盐，穿不过棉”“前人兴起，后人跟起”“苞谷黄了是粮，眼睛黄了是狼”“雷打冬，牛栏空”“家有三门亲，各人喊各人”“吃橘子不晓得分瓣瓣”，等等。

方言俚语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从某种程度上说，《家山》也是一部活色生香的语言史，可以作为素材供语言学家研究。

从创作层面来说，这些方言俚语，开始的确是一种阅读障碍，但弄明白其义后感到，《家山》必须要用这种方言俚语来写作，小说中的人物应该这样称呼，否则就不是“独特”的沙湾，而是千篇一律、千村一面的“沙湾”。果真如此，《家山》的魅力要大打折扣。

文学评论家王春林在评价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时指出，“如果说，在一般的小说中，语言只是具有形式载体的意味话，那么，在刘震云的这部长篇小说中，语言既是一种形式载体，同时也是作品所集中表现的中心内容。”应该说，用这一表述来评价《家山》的语言，也是恰如其分的。

其实，方言为小说创作增色，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反映农业合作化那段波澜壮阔的独特历史外，趣妙横生的方言、俚语，人物绰号，也让读者有一种“代入感”，只有讲方言的清溪乡，才是湘北真实的农村，才是周立波家乡活色生香的益阳农村。

适当的方言俚语并没有影响作品的阅读传播，相反，让作品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如金宇澄的《繁花》中夹杂的上海话，池莉小说中出现的武汉话，贾平凹小说中的商州方言，等等。可能多年过去后，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小说情节，而是说着方言俚语的人物。

王跃文算不上高产作家。但每一部作品推出，几乎都能在文坛引起轰动。《国画》《梅次故事》《苍黄》《大清相国》等多年畅销不衰，在书市引发久久不散的涟漪。通过几年“闷声”创作，此次一举推出大部头《家山》，再次震动文坛。下一步，王跃文将拿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回馈关注他的读者呢？（原载于2月24日湖南日报9版）

（作者为湖南日报高级编辑）

责编：雷鸿涛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