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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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6日，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以线上线下同步的形式，进行湖大商学110周年庆典。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一行，不远千里，来到长沙，前来祝贺，并和湖大工管院同行，一起举办了党组织跨校联建与学科专业协同发展研讨会。

这，已不是两院的第一次交流了。

不仅如此，两校商学之间，曾有着深远的渊源。而这缘分所系，情分所在，最初源自程瑞霖。

（程瑞霖，图源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

程瑞霖1900年出生于湖北应山县（今广水）城郊程家梨园，这如其后来回忆说是“一个很闭塞的乡下地方”（程瑞霖《一个人读书的经验》）。其父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秀才，为邑中名儒，精通经史子集，程瑞霖6岁开始随父诵读儒家经典。直到13岁时，他由原来的私塾教育，考取应山县立中学。

父母望子成龙，对他的教育要求很严格，可谓“一锄头便掘一个坑”。他在应山中学刚读两个月，其父来县城检查他的学业，发现“太松懈了”，“立即逼着”他“把铺盖卷起，一同回去”，又过了三年后，才让他考进随州府立中学。

由于过去长达十年，被其父逼着居家苦读孔孟文章，故而使他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老师、监学和校长都夸赞不已。然而，数学功底差，英文没学过，导致好强的他，只能常常天没亮就“起来燃洋油灯读英文习数学”。

后来因为参加一次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只好转学到省立武昌中学，从此“下决心好好地读书”，开始接触新学，强烈“反对线装书”和诗词歌赋，甚至将以前的旧稿付之一炬，还“常常和父亲辩解五经四书的价值，古圣古贤的价值”。好在其父开明，称其“狡辩”，一笑而过。

中学四年，他成了一个紧跟时代的激进分子，乐于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而渐渐疏忽了功课，直到考试前夜才挑灯夜战，终于考上了上海中国公学，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董必武主持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后来，他大学毕业，加入了国民党，也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英国。

身在英伦，他心系祖国。偶尔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大家习惯以英语交谈，程瑞霖坚持说中文，并跟大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远离祖国，见面为何还说英语呢？在他的带动下，大家日后聚会，改成讲中文，更为亲切。

这，不是说他的英语不好，而是去国太久而天然形成的爱国情感。他学成归国时，已经获得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很快被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聘为教授，并受国民党中央委托，参与创办并主编《政治评论》周刊，还结合欧美国家政治经济谈论中国社会现状，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文章。

1935年，程瑞霖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次年任教务长，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贸易系主任。

大家会有疑问：暨南大学不是在广州市吗，怎么又成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

其实，暨南大学的前身为暨南学堂，它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应该是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此时的光绪帝虽然没有被继续囚于瀛台，甚至常常临朝，但只是摆设在龙椅上的木偶，皇权掌控在慈禧手中），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经过筹备，暨南学堂校址选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于1907年3月23日正式开学。辛亥革命后，张勋曾领着“辫子军”，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停办。直至1917年，经过教育界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侨强烈要求，教育部终于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并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等筹办，第二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1923年，创建大学部，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1927年6月，郑洪年继任暨南校长，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唯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后来曾迁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暂时停办，直至1958年，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在广州重建。

时势巨变，无须多说。但有一点，程瑞霖任职暨南大学时，该校确实在沪上。

不仅如此，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暨南大学旋即迁入公共租界。校长何炳松因事离沪，校务工作无人主持，时为商学院院长兼总务长的程瑞霖临危受命，代理校长，联络、接济教育界爱国人士。他经常在《中美时报》发表坚持抗战的文章，怒斥汉奸卖国行径。

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解囊，帮助过郑振铎抢救江南地区珍稀文献。在《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中，郑振铎专门提到他在购买元明杂剧的剧本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是资金问题。他向程瑞霖告贷。程瑞霖欣然应允，并笑着说：“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吧。”二人约定，半年之后还款，然而程瑞霖始终不曾催促一声。

程瑞霖急人所难，有人对他也是冒死救护。他遭敌伪重金悬赏，循迹缉捕，迫使他数易其名，四处躲藏，甚至随身携带氯化钾，以备不虞之需。他宁死不屈。朋友们极力掩护，助其他通过英领事馆逃香港。后来，他由广州转至重庆，1941年来到湖南乾城所里（今湘西吉首）。

上海沦陷不久，南京保卫战失败。全国唯一银行类大专学校——江苏银行专科学校被迫西迁，先至湖南桃源，后辗转乾城。193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其改成江苏省商业专科学校，设银行、会计二科，9个月后改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声称保证其办学经费，同时聘请著名学者侯厚培，接替创校校长、时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会计局副局长赵棣华，成为了这一所唯一的独立商科类大专学校的校长。一年后，侯厚培辞任，改由富有商学院管理经验的程瑞霖接掌。

战火纷飞，山河破碎。教育部的改名命令，也是精神鼓励远多于物质支持的一纸空文，并不能实际改变经费短缺、校舍紧张等现状。程瑞霖迅速整顿校务，采取一套措施，改善教学与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设施，推动商专的正常运转和艰难发展。

1941年春，程瑞霖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述职途中，了解到因战乱而内迁西南的政府机关、企业银行等，急需大量的财经优秀人才。他很快想到，国力商专的人才培养规模和数量，已经严重不能满足国内对商学人才的需求。

他当即向教育部汇报，建议将三年学制的商专改为四年学制的商学院，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商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程瑞霖的推动和争取下，学校师生成立了改院促进会，教育部于1942年8月再次下令，将国立商专升格为国立商学院。程瑞霖首任院长，设会计统计、银行、工商管理、土地经济等四系及计政、合作两个专修科，并增设沅陵分部。在院学生最多时达600余人。

虽然此时商学院的办学条件艰苦：简陋的校舍、粗淡的膳食、破旧的衣服、油印的教材和习题……然而，心怀商学救国的师生，在程瑞霖的带领下，就着黑烟滚滚的油灯夜读，怀着一份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念，刻苦学习，奋勇向上。

不幸的是，1943年盛暑，年仅43岁的程瑞霖，与师生一起游泳，不幸失足没顶，英年早逝。他被葬于湖南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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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瑞霖担任国立商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改革商学教育方式方法，引进先进的商学师资，宁可缩减学院管理开支，也要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了一批早年留学欧美或在国内自修成才的优秀教授加盟，其中有未曾出过国门、后来成为国立商学院院长的著名国际贸易学家武堉干。

中国起步较晚的商学教育，没有因战乱终止，而是在程瑞霖、张伯琴、武堉干这些优秀的商学教育工作者的引领下，日趋正规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战祸严重戕害国民心灵。民族救亡，已然是中国近现代的当务之急与时代主题。然而，程瑞霖与商学院师生，藏匿于湘西僻壤之地，意图以从现代商业发达国家学来的先进商学知识，疗愈学生信心，振奋强国梦想。

他们知道，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商学人才，重建灾后的家国天下。这是教育救国的情怀，也是商学强国的担负。

早在上海执掌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时，程瑞霖就开始探索中国商学院教学改革的举措。他积极推动课程设置合理化，突出重点课程，提倡研究实践，积累了一系列优秀的商学院教育管理经验。

他接掌国立商专后，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在教务上大胆革新，减少不太要紧的课程开立，在对重要课程进行适当均衡的分配，使课程设置齐全、合理，开设有公共英语、专业英语、经济学、高等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汇兑、投资学、保险学、会计学、土地经济学、农村金融等。为了方便学生迅速成长，他倡导教师多在校内住宿，加强对学生的课外辅导。

他不但在新生考试时注重学业程度的要求，提高新生质量，还改进考试方法，严格考试纪律。这，与1936年黄士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迅速成立考试委员会，邀请省府高官和社会贤达加入，严把学生质量关的举措，可谓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也为战后中国经济恢复，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商业人才。

程瑞霖对商业人才培养，强调学用结合，注重实际问题研究。他以国立商学院的名义，编印《商学季刊》，引导学生独立研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论文竞赛和向专业刊物投稿。这对于提升学生商业理论研究与实践水平，大有裨益。

为了帮助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他开办学校银行，为他们创造了学以致用的实习场所，希望学生可以结合银行实习的经历，研究实际生活中的新币制问题。

与此同时，他提倡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在通商大埠的各个公司、银行进行实地考察和实习，明确商业学习中的问题以及研究实际问题。

他治学严谨，廉洁奉公，严正律己。身为一校之长，他却与其父订立约定，不给任何亲戚谋求差事的机会。而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他非常关心，在校期间经常查看学生学习成绩，了解教学效果，并在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势下，要求学校财务、后勤及时保障学生的贷金发放与生活环境。

只要有机会前往重庆出差，他都是想方设法，同能源委员会、税务局、银行和企业联系，极力推荐毕业生就业。这为非常时期，商学院学生就业，解决了很多难题。仅凭这一点，可见程瑞霖就是一位真正了不起、关爱学生的杰出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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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程瑞霖不但在商学教育上有着鲜明的革新精神，而且还在学生时代凝练了一套很有意义的读书方法。

他最初在英国选择“研究经济学”，是“真想读书”了，改变过于沉迷政治的生活状态，“中了贪多的毒”，于是定心“打算把经济学的各部门都吞下去”。此时的他，幡然醒悟，不希望“自以为很读了几本书，可是一回到中国，遇到爱重‘专家’的先生们，问我专的是什么，我简直瞠目无以对！”

他在回忆性文章《一个人读书的经验》 ，详细回顾了他是如何从一个闭塞落后的乡下，通过努力读书而实现人生追求的。今日重温其读书经历，学习其读书方法，仍不失研究意义和镜鉴价值——

（一）读书不能照古法——焚膏继晷的方法，虽然是最严格的、确实的，却很容易使学者灵机闭塞。我虽然不能说我幼年所受的严格教育为无用，但我终以为是危险的。我相信：一个蠢才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读书不能躐等——我进中学时，在算学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于躐等。

（三）读书不能务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都是似是而非之词。青年人最容易接受这种理论。青年人应该认清楚自己做人的时代程序。读书的时代在前，救国的时代在后。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救国是如何巨大繁复、幽深曲折的事业，岂是读书未成的学生所能尝试的。在求学时而欲务外，无疑的是误了国又误了自己。

（四）读书不能尚强记——强记等于急水过田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绝对不能发生深厚的影响，所以凡是强记以应考试的，一到考试完了，其所学的也完了。而且这一种办法，使得脑筋一时运用过度，失了驰张的正轨，是极有害于脑力的。

（五）读书不可贪多——古人曾说过“务广而荒”，这就是说贪多的毛病。研究的范围大而都能融会贯通，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体力的人）体力和聪明都有限，还是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不照古法、不能循序、不能务外、不能强记、不可贪多，“五不”读书法，虽为程瑞霖的一家之谈，却可见他接受和传播现代商学，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和科学的读书方法。

（作者向敬之，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

作者：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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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