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向敬之

1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许，圆明园昆明湖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国、影响至今的大事：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于鱼藻轩自沉。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氏遗书寥寥数语，留给了后世无尽的猜测。而他临终前的情景，却与一个年轻的长沙人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12年后成为全国唯一国立商专的首任校长侯厚培。当时，29岁的侯厚培，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办公处干事。

当天，王国维吃完早餐，来到办公室，命听差帮忙去家中，取来自己遗留的毕业研究生的试卷与文章，评定完毕，约来侯厚培详细谈论了下学期招生事宜。二人相谈甚久，王国维一直很平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学术和学生的专注和认真，侯厚培没有察觉到异样。临了，王国维向侯厚培借两元现洋，侯给了他五元钞票。旋即，王国维走出了办公室。

让侯厚培没有料到的是，平时不带钱的王国维，突然找他借钱，却是为了雇请一辆人力车，前往圆明园，在湖边吸完一根烟后，跃身一头扎入昆明湖。

悲剧传来，侯厚培惊痛不已，第一时间赶至昆明湖，最早料理王国维后事。

他在晚年撰写的《侯厚培自传》中，虽然没有记载与自己相关的王国维最后时光，但他写道：“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为学术界之创举，故罗致教授均为著名之学者专家，经学由王国维先生担任……第一流博学学者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王国维先生浙江海宁人，尤精于经学及考据学，发表论文甚多，著有《观堂全集》一书，指导学生时引经据典，指出某书某章某页，丝毫不爽，甚为学子钦仰。”

侯厚培详细写到自己1923年从复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因商科学长(侯写作“经济系主任”)蔡竞平调任清华大学教授(侯写作“经济系主任”)，被召至清华助教。两年后，侯厚培转任国学院，直接服务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以及李济之、吴宓等，故而对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

曾服务过诸大师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侯厚培身历目睹地感受清华大师云集的大学之道，为他后来迅速成长，又一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在国学院，受梁启超影响极深，称“梁启超先生治学方法极佳，时余随堂听课学习，极为感动……余治学稍有进境，深信治学方法得力于任公先生指导者至深”。他在自传中还专门例举了梁任公的一桩佳话：“梁先生在工字厅演讲书法字体，听者津津有味，次日售品所之纸、笔、墨售卖一空，可见其感人之至。”

他是经济学出身，却被清华安排到国学院，直接服务于诸多大师，这与其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不无关系。

他出身官宦之家，生父侯亦农曾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做过一任湘西乾城(今吉首)县长;其母族也有不少饱学之士，有考中末科探花者，也有做过清廷翰林者。然而，因二伯早逝，伯母16岁守节，家族安排侯厚培过继为嗣，改由伯母汪氏抚养。汪氏管教甚严，在侯厚培4岁起就开始安排其接受严格的私学启蒙，并分为日、夜两课。

据侯厚培回忆，白天读《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晚上则通读《资治通鉴》和学作诗文，“五经读毕改读四史”，这为其11岁考入胡元倓创办的明德中学、后来考入复旦大学后免修中文，打下了坚实的根底。

2

侯厚培能够进入复旦大学，以及后来潜修商学、速成大器，有三个人起到了点化作用。

1916年，侯厚培从明德旧制第九班毕业。后来，他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侯厚培自传》作“高等工业学校”，这是有出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初为1903年创建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1912年改名湖南高等工业学校，1914年校长宾步程改名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他在湖南工专读的是矿冶科，但他沉迷文史，对工科缺乏兴趣。其家世交长辈皮宗石和生父同学汤松，鼓励他改读经济学。

皮宗石早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与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即被查封，皮宗石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1920年学成回国，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汤松191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归国，第二年出任改名后的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张敬尧祸湘，汤松积极参与和推动毛泽东等人策划的驱张运动，被撤职并通缉，于1919年夏率商专学生自治会会长易礼容等30多名学生，转入汉口私立明德大学商科。不久，汤松被上海复旦大学聘为教授(侯厚培回忆为“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务长”，但又称当时复旦“教务长为李权时博士”，记忆有些不一)。

尽管侯厚培自传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他是什么时候再考复旦的，但从他考取复旦后重读一年级、1923年夏季毕业于复旦，以及史料记载，复旦1917年增设商科，学制四年等情形来看，他应该是1919年前后考入复旦。

从前辈皮宗石和汤松鼓励他直接报考经济学，而不是转读湖南商专，对于他后来的成长至为重要。

在复旦，他参加了以“研究和宣传改造社会的方法”为宗旨的平民周刊社(后改名“平民学社”)，做过第四届总干事;又在汤松教授的推动下，和同学谭天愚等，于1920年冬发起成立湖南合作期成社，研究和提倡合作理论与实践。

几年过后，1927年，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等，招皮宗石赴宁，任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第二年，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延聘皮宗石前办报同仁与好友杨端六出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皮宗石那一层关系，杨端六将侯厚培招入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助自己重点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编写《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侯厚培自传》作《六十五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

这是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由蔡元培作序，中央研究院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其中绘有图表42幅。

蔡元培在序言中说：“以往讨论我国国际贸易之大作大都安于我国税关刊行之贸易统计而申论之。且涉论范围，至为广泛，故其所言，难求详尽。本书独从改良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内之货物分类方法入手，故语多详尽”，可谓是“一本的新编统计，对于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国际贸易，大致已可以一览无余”。(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四号，1931年)

近79年过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贾怀勤在《〈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的历史地位述评》一文中说：“杨端六和侯厚培等于1931年出版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在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统计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该书是截止到当时惟一一部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的著作;另一方面，整个近代期间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也只有这本著作。”(《海关与经贸研究》第41卷，2020年9月)此为后话，但足见《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极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而在侯厚培在中央研究院合作期间，因为此前在清华工作了五年，按当时凡大学毕业后任职五年以上均可申请半公费前往美国留学的惯例，获得清华每月资助40美元生活费，经在复旦读书时的英语教师甘卜顿夫人推荐，以在职的身份，前往美国圣路易市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专攻统计分析和国际金融等，1929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归国。

归来后的侯厚培，先是往返中央研究院，兼职参加过财政部钱币局的币制改革。第二年，杨端六受聘为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侯厚培也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的职务，在实业部辗转多个部门，一度担任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专员兼调查主任。

他的工作，为其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他继续用力治学，常有论文发表，同其弟侯厚吉编著了《商业概论》。此外，他受邀参加了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会，并应大经济学家马寅初之召，主编《世界经济丛书》。

3

在南京几年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为侯厚培后来被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赵棣华招致麾下，并于1939年出任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校长，做了良好的准备。

赵棣华兼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1937年与江苏省银行总经理陆子冬等，在镇江登云山创办江苏银行专科学校，赵棣华首任校长。这所学校初为培训江苏省银行、农民银行基本行员，虽为省立，却为全国唯一的银行专科学校。

侯厚培的留美同学、江苏省农民银行副总经理杨兆熊兼任教务长，讲授会计学。侯厚培因专门学习了货币、银行、金融学科，又有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合作贷款部的工作经验，亦以江苏省财政厅秘书，兼农民银行副总经理。

抗战爆发，上海、江阴、无锡相继沦陷，镇江告急，江苏银专于1937年10月一度宣布解散，第二月又筹备复校，由原教务主任吴德培负责西迁，经汉口南下，在长沙招生，迁往湖南桃源，后又迁往湖南乾城所里镇(今湘西吉首)，租张氏祠堂为新校址，并在附近修改、租赁房舍多出，继续招生，恢复教学。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曾来所里视察，慰问流亡学生，给每人发慰问金两元。

侯厚培作为湘籍银行高管人员，随银专同行，来到所里。193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江苏银行专科学校改名江苏省立商业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两年。是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改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聘请侯原培任校长，修业年限改为3年。侯厚培在银行、会计二科外，增设合作金融科。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政府教育部旧档“全宗号·五”之“卷宗号：2755”记载，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签署教育部令：“兹聘侯厚培代理国立商业专科学校校长”，时间为1939年11月2日。

此前并无高校管理经验，甚至连高校工作经历都不曾有的侯厚培，突然被安排主持这一所国立商专，应该是有原因的——

一、赵棣华无暇顾及西迁的商专管理工作。南京失陷后，江苏省政府再次改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省主席，赵棣华留任财政厅长。赵向国民党中央献策：在各战区内设直属行政院的经济委员会，配合军事政治需要，统筹发展经济，对敌进行经济作战，首先在第三战区试点。赵受命筹建并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首任主任为顾祝同，赵棣华于1940年2月继任)，并担任交通银行协理，频繁往返于上饶与重庆之间，为战时中国经济建设奔波。

二、赵棣华深知侯厚培的商学才干和管理经验。赵棣华早年留学美国，先入伊利诺大学，后获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归国后一度在高校任教，后弃教从政，1927年冬起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科主任三年，少不了同在中央研究院从事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研究的侯厚培打交道。赵主政江苏省财政厅时，侯厚培被推荐到财政厅担任秘书工作，并被安排到江苏省农民银行给赵做副手，负责全行业务和管理工作，更可见赵棣华对侯厚培是极为赏识的。赵棣华夫人评价赵氏：“不仅忠于职责，纯洁廉明，而其简单朴素之风，尤不失书生本色。”书生报国，大公无私，赵棣华推荐侯厚培接替自己，自有可能。

三、陈立夫与赵棣华曾共事多年，对其极其信任。1933年，国民党CC系代表人物陈立夫为江苏省主席，赵棣华任财政厅长。五年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出身CC系的赵棣华举荐侯厚培接替管理自己创办的商专，陈立夫自会赞同。至于任命书上写着“代理”二字，主要还是侯厚培并没有高校管理经验，暂为试行。

对于自己在国立商专的经历，侯厚培在自传中写道：“时各地机关学校西撤，青年职员多数撤往湘西，教育部乃设立国立商业专科学校，以免长期失学，命余担任校长，筹划其事，乃在湘西乾城之所里镇(今吉首)建立校址，容纳失学青年，由吴德培学兄任教务长。”

虽然侯厚培没有说明陈立夫任命他这一个新手接掌一所国立高校的原因，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让他筹划全局，在乾城所里建校，而湘西地处偏远，四省交界，峰峦起伏，自古民风剽悍，经济文化落后，数百年来众多势力纷纷利用险要的山川形势割据一方。即便上世纪20年代陈渠珍平服各路豪强，作为从千里之外的江苏而来的商专，即便有风雨飘摇、偏安西南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支持，但要想在这里扎根办学，需要有一位社会资源丰富的人，来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侯厚培虽为长沙人，但其生父侯亦农做过一任乾城县长，在此自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他作为过渡性关键人物，临时建设国立商专，很快在湘西站稳脚跟。

吴德培作为江苏省立银行专科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和教务主任，一直主持学校教务工作，且为赵棣华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同学，并担任银专西迁的负责人。他不仅在美国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还在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商学院各做研究一年，担任过中国公学教授、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和湖南大学商学系主任，后来又去上海暨南大学。赵棣华在镇江创办江苏银专，吴德培第一时间从上海至镇江担任教职。

按理，赵棣华最该推荐吴德培接任国立商专校长。然而，吴德培是江苏太仓人，在湘西的社会资源，明显不及侯厚培。

侯厚培作为被教育部聘任的国立商业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到职后锐意整顿校风，延聘优秀教师。他视学生如子弟，关怀备至，常将工资所得资助贫苦学生，受到同学们的爱戴。他品德高尚，廉洁自守，一生不愿做官，热心培育人才”(许康主编《百年名校 商学弦歌——湖南大学商学110年》，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国立商专1942年8月改为国立商学院，四年后遵教育部令并入国立湖南大学，成为今日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前身之一，是为后话。遗憾的是，1940年7月，侯厚培应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邀请，前往交行任职专员，辞去国立商专校长，很快又遇到赵棣华转任交行总经理。赵棣华再次成为侯厚培的上司和同事。

新中国成立前夕，交行总部迁往香港，侯厚培随行，谢绝香港立法会备选委员的邀请，一度侨居美国四年，后回香港建立珠海经济研究所，重新培育现代工商企业急需商学人才。晚年回到内地，1993年9月8日病逝于广州，享年95岁。

他在国立商专任职短暂，寥寥九月，并利用空闲研究清末至抗战前的币制改革，写成《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的小册子，于1940年以国立商业专科学校的名义石印出版。而其商业人生多有奇缘变迁，但与湖大商学仍有着源远流长的缘分。

1932年，时任湖南大学商学系主任吴德培，曾邀侯厚培来校演讲《我国最近国际贸易状况及救济方案》，并在《湖南大学期刊》1932年第7期发表。

1926年，湖南大学定名，其二弟侯哲庵(原名侯厚先)由汉口明德大学专门部商科“咨送湖南大学”，成为湖南大学第一代商科学子，20年后成为国立商学院并入湖南大学商学院时的合作经济系主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三弟侯厚吉也做过几年湖南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后因院系调整，调任中南财经学院执教多年。

责编：龙文泱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