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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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日，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与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在岳麓书院的基础上，正式合组建成省立湖南大学。

为了实现这一个“省立”，湘人自1912年开始，由省府都督牵头，社会贤达群力，先后三次设立筹备处，历时15年，“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却长期“因军事倥偬，学款未集，议定而事未卒行”(《湖南大学一览》，民国十八年)，直至此次方能实现夙愿。时人有云：“就书院基础改建大学之计划，印入吾湘人脑海，则由此与日俱深矣!”

湖南大学正式定名，初设科、系两级，共有理科、工科、法科、商科4科(是年8月，增设农科)，符合教育部1917年《修正大学令》规定“设二科以上者都可称大学”的综合大学标准。科下设8系，即理科的化学系、数理系，工科的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法科的经济系、法律系，商科的商学系。张浑为商学系系主任，而黄士衡为商科学长。

这个学长，可不是今日常见的对同学或前届同学的尊称，而是指过去主持学科事务的人。凡看过电视剧《觉醒时代》的观众，都该很快记起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不久，闻在上海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来京，三顾其寓居旅店，甚至在大雪飘飘的寒风中，守在走廊上等候，最后感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学长，就是代表学校管理学科的第一责任人与带头人。黄士衡能够出任湖南大学首任商科学长，除其学界闻名外，主要还是他乃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于1925年11月、1926年1月，相继被湖南省长赵恒惕任命为湖南大学筹备处委员(8人)和行政委员会委员(10人)，直接参与了湖南大学的定名与组建。

不仅如此，他还与主持私立明德大学校务的副校长向绍轩精诚合作，将明德商科并入湖大商科，迅速壮大了湖大商学的师生队伍和发展力量。

而他作为湖南商专校长，则是1924年因第四任校长任凯南病辞而接任的。

此前，其为成都高等学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上海南方大学教授。任凯南1922年接任校长时，商专陷入发展低谷。1919年，首任校长汤松参与毛泽东组织的驱张运动，遭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追捕而被迫辞职离湘，继任校长孙孔厚、蒋国辅迫于政治压力而并未建树等情况，导致商专发展停滞不前。任凯南上任伊始，向全国邀约好友名师前来支援。黄士衡欣然来到长沙落星田(位于今天长沙芙蓉区，北起五一大道，南止东庆街)，成为了湖南商专的一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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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衡和任凯南一样，都有着考取官费留洋的经历。

不同的是，任凯南于清末以品学兼优补廪生(第一等秀才)，考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后来回国因北洋政府的迫害，而再度东渡日本，绕道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而黄士衡曾短暂就读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后改为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一中)和广益中学(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大学预科后，于1913年赴美留学，相继获得埃阿瓦大学文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

对于黄士衡的留学经历，黄士衡之子、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老教授黄天泽在文章《杰出教育家黄士衡》中，是这样追忆乃父风采的：“留学期间，他不局限于仅仅获取知识，而是尽量扩视野、广交游，用历史的眼光来对比审视弱国和强国的差距，当时就已充分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强国之本。此时他已有条件融中西学于一体来仔细地观察人家是如何做人、治学和处世的，从善如流地吸取人家的长处，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凡此等等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从而为归国以后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文史拾遗》2014年第3期)

生于晚清中国离乱之际的书香门第，黄士衡继承湘中先贤魏源“睁眼看世界”的精神，身处繁华彼岸，思考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寻找救国的教育之路。

1918年，未满30岁的黄士衡，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友胡适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第1期上发表《论中国内乱频仍之主因》，由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谈起，旗帜鲜明地严厉谴责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虽然比黄士衡提前一年回国的胡适，曾公开宣扬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文存》二集卷三《我的歧路》)，然而，从胡适此时推出抨击北洋外强中干的黄士衡政论，亦可见黄士衡的观点，契合胡适追求在以思想文化变革为主导的社会改造的需求。

至于黄士衡是否也如胡适，受过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杜威鼓吹、且于当时独领风骚的实验主义影响，并没有书面材料证实。而从随后黄士衡在《留美学生季报》当年第4期和翌年第1期，连载《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的情形来看，年轻的黄士衡虽然身处万里之遥的海外，却实事求是地观照中国社会与国情。

这是中国学术界早期讨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文献。许康教授主编《百年名校 商学弦歌——湖南大学商学110年》评价：“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最早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之一。能与该文共拔头筹的，仅有两部(篇)，即高元发表在国内《法政学报》(1918年第3期)上的《驳马尔撒士人口论》一文，以及陈长蘅(1888—1987)的专著《中国人口论》(1918年)。”

1920年夏，黄士衡回国，于8月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做了“人口问题”报告。湖南《大公报》8月31日、9月1日，连载该报告内容。

黄士衡接掌湖南商专后，将汤松—任凯南推动的欧美商学教学模式进一步弘扬，同时积极响应湖南省府筹办创建湖南大学事宜，最后达成心愿，在湖南建起了第一所综合大学。他除了从事商科学长管理工作外，还给学生们进行历史学和国际法教学。

此后，黄士衡曾于1927年7月、1929年2月，两度出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在全面改革湖南教育工作外，对湘中最高学府湖南大学的发展也极为关心，努力帮助加强学校实力和提升整体水平。

1992年11月25日《湖南大学》校刊第4版曾刊载李达聪《改校为院的风波》一文，提及193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拟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为由，拟予降格，即改大学为学院，枉顾是年2月湖大遵照教育部《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已将原有“科”改为“院”、建成3院10系的既定事实。作为教育厅长的黄士衡，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

1930年，湖南大学恢复因大革命失败停办几年的商科教育，在文学院设立商学系，并将原政治系与经济系合并为政治经济系。虽然没有材料直接证明黄士衡的极力支持，但从第二年秋曹典球继任湖大校长后，迅速突破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排除商科的程式禁锢，当即恢复商学系面向全国招新的事实来看，自然少不了教育厅长黄士衡的鼎力襄助。

黄士衡对湖南大学与湖大商学，是深有情结的。他身处官场，无意夤缘而上，始终保持着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即便1929年冬，国民党中央委任他为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他也是三次电辞，坚不就职。最后于1932年，主动辞去教育厅长一职，回到湖南大学做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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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辞职，省府呈请教育部批准，由黄士衡继任。黄士衡为继任凯南之后，第二位出任湖大校长的湖南商专校长。

身为校长，他仍以粗茶、淡饭、布衣过生活，甚至将兼职省府委员两年薪酬全部捐给湖南大学，为学校在城内犁头衔修建了一所办事处房屋。虽然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多，然其进行了三次继往开来的改革，对于湖南大学的发展极具影响：

一、他上任伊始，积极推动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于1936年春专门成立了湖南大学国立促进会，正式开展湖大国立运动。虽然此前，胡庶华与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已开始谋划，也多有部分师生代表呈文教育部，吁请改为国立，但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进展。

二、1936年夏，他成立了湖南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狠抓学风，严把毕业关。这对于提升湖南大学教学质量的整体优化，加速挺进国立行列的步伐，无疑是一个展示实力和强化实力的历史性创举。

三、他在胡庶华广泛引进一流名师的、充实中西图书仪器、完成图书馆工程，新建科学馆、扩大实习工场和各科实验室等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师资力量，强化教学质量，并建成华中、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与设备达到一定规模的实验室。

胡庶华时期的湖大，已经创造“成绩之优异，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的佳绩，得到了教育部考察组的充分肯定。而经过黄士衡大刀阔斧的改革，湖南大学的教学质量与整体实力再次提升，在那个国家离乱之际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和国立大学的基础。

是年4月26日，行政院长蒋介石莅湘，教育厅厅长朱经农面呈要求湖大国立之事，蒋说：“湖大改归国立甚善，最好能与清华合并。”当时，清华大学正在岳麓山左家垅兴建校舍。然而，黄士衡等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改革与推动，争取曾在湖南商专与湖南大学执教的任凯南、杨端六、皮宗石等的支持，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实现了湖南大学成为全国第15所国立大学。

尽管湖南大学国立之时，黄士衡已主动让贤。他于1937年初，极力推荐皮宗石继任校长。是时，黄士衡才48岁，皮宗石比他还年长两岁。然而，黄士衡在年富力强且深孚众望时，邀约曾经短暂同事于湖南商专、时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的长沙人皮宗石来湘接掌湖大，应该至少有三个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皮宗石在武大执教九年，对于武大及其法学院的发展颇有建树。其本身就是精通经济学和法学且融贯中西的著名教授。而且，此前他曾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过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还参加过筹建国立广东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有着丰富的申请、筹建国立大学经验。

第二，皮宗石是一位开明的大学教育管理者。他推崇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爱护学生，尊重教师，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和宣传抗日救国，这对于发展身处保守甚至反动的湖南省府势力博弈的狭缝里的湖南大学，不啻于一股强劲的新思想。

第三，也是一个关键点。皮宗石与教育部长王世杰很有渊源和深切情谊。他们不仅同学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而且同时归国后赴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皮宗石应邀北上担任法学院长。黄士衡说服了皮宗石。皮宗石不负所望，跟王世杰说：“湖大必须改为国立，我才出任校长。”(黄天泽《杰出教育家黄士衡》，《文史拾遗》2014年第3期)

由于黄士衡、皮宗石等人的努力争取，故而有了湖南大学国立之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湖大原来受制于发展经费、总体状况的诸多窘况。不幸的是，湖南大学由省立改国立获批之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湖南大学很快被迫西迁，但从长远来看，实现国立，无疑是湖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处丰碑性事件。虽然这一步走了11年，但这为湖大日后进入发展快速道解决了瓶颈问题。当然，这也为1946年，湖南大学商学系与当时全国唯一独立的国立商学院合并成立湖南大学商学院，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黄士衡为推动湖大国立，不计名位的高风亮节，只为湖大高水平发展。此后黄士衡，坚决拒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仪司司长和湖南省参议会秘书长，但为了民族救亡和湖大发展，他曾出任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组织的抗日军事参议会参议员。而其实职，长期为湖大教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因为中南区院系调整，他才离开湖大。而他此前为湖大奋斗几近30年之久，对于湖南大学及湖大商学的长足发展，留下了一份超越历史记忆且激励后来赓续的思想文化遗产。

责编：蔡矜宜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