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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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名利者，素为有操守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态度。这，不是说他没有家国天下的胸怀，也不是说他只有安身立命的思想，而是他以一种超然物外、独立入世的价值抉择，潜心进行其奉为信仰的事务，追求独特的生命极致。

这其中，有身居高位者。如民国时期做了12年元首的林森，自知是多方势力博弈抬上去的政治产物，也在此时并没有多大的实权，但是，他在不站队、不表态、不争权的时候，始终坚守着以国家为重的隐忍与担负。

而更多的淡泊者，处江湖之远，严于律己，为国家庙堂输送着一大批桢干之才，却对显赫的高位嗤之以鼻。

明德中学的创始人胡元倓，在民国肇建之初，曾有机会出任教育总长，但被他谢绝。当时，邀请他出任的，为民国开国元勋黄兴。他与胡氏同学于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后在明德任教，密谋反清案发，得胡氏救助而逃离追捕。可以说，没有胡元倓的冒死营救，就难以有黄兴再造殊勋的机会。黄兴投桃报李，胡氏却坚决地说：我要办明德！

胡氏一生，最高的职位，莫过于做过一任为期13月的省立湖南大学校长。而其前任任凯南，为名副其实的大经济学家，也如胡氏一样，做得最大的官也是湖大校长。

任凯南曾有过三次升迁的机会，然而，他坚决不就——

一是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在全国设立国民参议会，各省设临时参议会。1939年8月，湖南省参议会成立。赵恒惕、陈润霖为正、副议长，参议员及候补参议员73 人。时为湖南大学教务长和大麓中学董事长的任凯南，被聘为省参议，但他深感“参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于事无补，遂辞去此一虚荣。

二是国民党当局聘任凯南为参议员不成，决定任其为湖南省教育厅长，此为有权力的实职，比他改任的大麓中学校长威风得多。然而，任凯南认为“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再次坚辞不就。他以教育救国为职志，一心办学，绝意仕进。在他之前，他的另一位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学陈润霖，致力于兴办楚怡学校，也曾力拒湖南、江苏、浙江三省教育厅长聘任，或对其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是1949年6月，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辞职赴港，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民政府属意任凯南再次出任湖大校长。此时的湖大，已为国立十余年，比其初任湖大校长为省立的规格高出很多，然其再次拒绝。

此时已三拒高位的他，理由是国事纷纭，而实际上是看透国民党当局腐败。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如胡庶华一样毅然决然地作出向往光明、参加建设新中国的选择，但只有我们有心研究任氏家族史，就会发现他的家族也是一个红色家族，他的一个堂侄为曾为湖南省特委书记、中共西北局秘书长的任作民烈士，一个堂侄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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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就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1949年7月16日，任凯南积劳猝逝，年仅65岁。

但是，他对于湖大商学的发展与推动，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他少年负才，以品学兼优补廪生（第一等秀才），考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辛亥革命成功，他从日本回国，投身新闻界，很快声名鹊起。因北洋政府迫害，1915年去国赴英，到伦敦大学读经济学。

在军阀粉墨登场的闹剧时代，不幸运的被迫寻路往往又是幸运的出路。六年后，他获经济学博士回国，成为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商学大才。

俊彦归来，北洋青睐，邀其就职，遭到拒绝。1922年，任凯南接受湖南省政府的任命，为省立图书馆馆长，并出任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第四任校长。

此时的湖南商专，虽然经历了汤松、孙孔厚、蒋国辅三任校长的筚路蓝缕，但因首任校长汤松不满于张敬尧祸湘的出走，其后黯淡经营，办学艰难。任凯南上任伊始，锐意改革，注重素质，提振商学，聘请皮宗石、杨端六、李剑农、黄士衡、张浑、杨作新、董维键、向绍轩、刘彦、肖亮如、鲁禹昌等“学术精湛、蜚声南北”的知名学者来校执教，将汤松（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将湖南甲种商业学校改为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去职后一度凋零的湖南商专，再度出色。

任凯南任职两年后，因身体原因，辞去校长，黄士衡继任。任氏任职时间不长，但有几点努力值得注意：

一是他将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文史系主任黄士衡，引入商专出任教授，培养其接班，潜在促成他推动湖南商专与工专、法专在两年后合并组建湖南大学，并出任商科学长（后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慧眼识才，视通天下，不但成就了黄士衡，而且请来了皮宗石、杨端六、李剑农等经济学名家，为湖南商专的发展，注入了一流的师资力量。

二是他从胡元倓的私立明德大学，请来了张浑、向绍轩等，同时担任湖南商专教授，为几年后筹建湖南大学，伊始就设置商科与商学系，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湖南商专参与筹建湖南大学，因为明德高等商科的强大师资与多数学生的加入，加速了湖大商学的发展。即便1927年4月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形势的冲击，湖南省府下令改湖南大学为湖南工科大学，将商、法二科并入长沙（第四）中山大学，仅留下理、工二科。但是，任凯南时期储备的商科师资，为很快恢复的湖南大学经济系与商科，率先于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前在全国招生，做好了准备。

1926年2月，省立湖南大学定名，任凯南担任经济学教授。两年后，即1928年4月，任凯南被公选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湖南大学定名后的第二任实职校长（首任校长为雷铸寰，1922年与高等实业学堂校友任凯南等创办大麓中学。建校之初的李待琛，为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任凯南掌湖大任职15月，尽管学校暂停商科，将涵盖商学的经济系纳入文学院，但他还是任命经济学教授向绍轩为文学院院长，个中富有深意。不仅如此，他还全力支持师生向当局争取，成立了经济学会。可以说，1930年湖大商科的学术活动风生水起，得力于胡元倓、曹典球、胡庶华和黄士衡等多任校长的呵护与推动，而任凯南在此前位置储备了丰富的商学名家资源。

不意，任凯南再次患病，因而辞职，改由胡元倓接任。此后他一度赴鄂参与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及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

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个合称，即“南任北马”，说的就是任凯南和马寅初，把二人誉为经济学界两大家。

1937年7月，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皮宗石接任校长。抗战全面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经常袭击长沙，甚至以湖南大学为轰炸对象，使校舍、图书、仪器损毁严重。湖大被迫西迁，任凯南临危受命，出任教务长兼经济系主任。

皮宗石和任凯南接受老同事向绍轩的建议：迁校辰溪县的陇头垴村。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利用该地木石繁多的优势，采用鱼鳞板的形式，安置所有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很快建成湖南大学战时校址。

他一边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同时给经济系的学生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深得大家尊崇。尤其他那“满山跑”的口头禅，让人记忆犹新。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编写院史读本《百年名校 商学弦歌》中，专门对这一细节给了入微的解读：

“他湖南汨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激昂处，喜用口头禅‘满山跑’，指遍地开花结果、遍地发展之意。任凯南讲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特别是讲述纺织工业的兴起过程，极为详细，比如讲‘飞梭’的发明及其广泛传布应用，就在好几处用‘满山跑’口头语。学生在教室听课做笔记，为了求快以免遗漏，同时也来不及另行措辞，就直接写下很多处的‘满山跑’，成为他的这门课笔记的一大特色。任凯南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堂外阅读英文参考书，主要是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这是因为中国也处在工业化的前夜，以及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让经济系学生熟悉这段历史，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启发和批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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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大地已难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在任凯南的课堂，正在为国家修复后的建设发展做准备。

商学强国，并非一句空话，具体在于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人才培养。尽管此时的任凯南，还不能预测几年后，中华大地会全新跨入社会主义新征程，但是，他还是早早地为民族复兴自强培育着经世致用的商学人才。

不仅在此时，就是数十年前，他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为了保护进步学生，他不惜屈尊请求军阀赵恒锡网开一面。刘士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军警拘捕，由任凯南出面保释后，到安源做工运工作，后来成为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军长，成为了中国红色革命中的一位著名的将领。

其实，早期的任凯南，也曾经有着激进的革命思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革命者。他与胡元倓一样，都与黄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胡元倓支持革命，但潜心办新学，而任凯南曾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为民主革命事业奔走。

辛亥革命后，任凯南离日返国，与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李剑农等，受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委托，在汉口法租界创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以报刊为战斗阵地，宣传共和，反对帝制。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该报连续发表声讨文章，剑指“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兼领湖北都督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惶恐地查封该报，派人于法租界将杨、周、皮和李等四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任凯南被迫迁居日租界。

严苛的政治环境下，已不能成全任凯南继续完成新闻报国、维护社会正义、捍卫人格尊严的初心，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和黄兴商量后，东渡日本，绕道前往欧洲深造，从而走上了商学救国、教育兴邦的道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坚持不懈地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担负、理想与精神升华。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任凯南称为经济学家，而要把他定位为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教育家，因为他因现实感而重塑的智性与原则、胆魄与意志，对湖大商学乃至中华商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商业人才的储备，实现了不可移易又值得纪念的定数。

责编：陈普庄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