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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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毛泽东革命轨迹中，文化书社和新民学会一样，都是一个精彩的亮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中记载，1920年“7月底至9月中旬 与易礼容等筹办文化书社。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先后发表;8月2日，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文化书社成立会;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二版)。

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三人为筹备员”，“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毛泽东早期文稿·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920年10月22日)，从湘雅医学校租赁潮宗街门牌56号湘雅旧址三间门面，作为书社的经营场所。

潮宗街是长沙有名的麻石街，56号为晚清重臣瞿鸿禨的故居。1907年，曾得慈禧赏识且官至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瞿鸿禨，由于与总理外务部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闹矛盾，被奕劻盟友袁世凯用计参劾，开除回籍，与王闿运等吟咏结社，逍遥度日。宣统三年(1911)，瞿鸿禨迁居上海。三年后，即1914年12月，曹典球组织湖南育群学会，争取各方支持，促成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合作，在瞿氏老宅的基础上，建起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毛泽东、易礼容等在潮宗街办文化书社。此处商业繁华，是出潮宗门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为米业、堆栈业的集中之地;这里算得上是一条文化教育街，除了湘雅医学校外，湖南笔业公司也毗邻而建。

毛泽东作为书社的总策划，任特别交涉员，负责对外联络。内部事务由易礼容主理，他是书社的经理，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书社的法定代表人。

为什么三个筹备员，易礼容为经理?个中有缘由：

一是他赞同毛泽东主张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民学会宗旨。他旗帜鲜明地说：“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关于新民学会的宗旨》)他和毛泽东一样，希望中国走“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

二是他“一生爱憎分明，重情重义”(易鼎铭《追忆父亲易礼容》)，深得新民学会的同人赞赏和尊重。

三是他有先进的管理知识，接受了专业的商学训练。1916年秋，他由湘乡驻省中学堂转入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学习，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商专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汤松，他上任伊始，将原湖南甲种商业学校改为商专，恢复高等教育，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延聘了刘秉麟、杨昌济等名师及一批外籍教师教学，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锻炼他们的财会、管理能力。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贪婪搜刮，向帝国主义出卖地矿权，被湖南民众称为“张毒”。“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汤松同毛泽东等策划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张敬尧对汤松发出逮捕文书，使他逃离长沙。易礼容率30多名同学，随汤松赴鄂，转学至汉口明德大学。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由上海到武汉，邀请易礼容回长沙共同创办文化书社。

易礼容的管理才能，是深得毛泽东赏识和信赖的。

经理就是管理日常事务。毛泽东主笔的《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声明：“本社经理员易礼容君，营业事项由他负责。他天天在社，无论那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毛泽东早期文稿》，1920年11月)

这是说，易礼容经理书社，认真负责，才德兼备，完全让读者和同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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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社初办时，经费严重短缺，仅有借来的20元作日常开支。大家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但没有薪资。易礼容等就着一个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子做饭。

大家毫无怨言。易礼容和毛泽东分工协作，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们把传播新文化为营业范畴，开业之初推出书籍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

他们拥抱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责任感：“如可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文化书社缘起》，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毛泽东的一师国文老师、时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厅长易培基，第一个响应，成为了书社发起人之一。

即便他们在《大公报》7月31日刊发《发起文化书社》函告中，向社会各界融资时，强调“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但还有很多人解囊相助。从立社之日到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止，姜济寰、左学谦、方维夏等社会名流及书社发起人27人纷纷投资，共收银元519块。

投资最多者，为三任长沙县知事的姜济寰，他即将升任省财政厅长，投股300多元。另外，还有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仇鳌、湖南商会会长左学谦等。

他们都是湖南省长谭延闿的知交，支持文化书社，还在开业请来了谭延闿剪彩，为文化书社传播革命思想、筹划革命活动，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书社对外是经营各种思想人文书籍，骨干为新民学会会员，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

易礼容以出色的管理才能与热忱的服务态度，协助毛泽东把文化书社经营的风生水起，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的高度关注。他们不但在平江、衡阳等多个县市建起了分社，还与全国各地杂志社、出版机构，如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11处，建立了互通联系。

文化书社不再是潮宗街上的小书店，而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星火之地。《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机构辞典》虽然没有专门解释文化书社，但在“新民学会”词条中称：1920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络教育界和社会上层人士姜济寰、左学谦、方维夏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说，文化书社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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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易礼容还在此前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有着了不起的表现。

五四运动爆发，全国群情汹汹。主政湖南的张敬尧，对湘民实行高压政策，扣留来自北京的所有电报新闻，“丝毫不许登载”(《湖南政报》第1卷第3期《湘省政闻》，1919年9月)。

人们还是通过报纸想方设法摘要转发的京沪消息，了解到巴黎和会青岛交涉失败的内情。新民学会成员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发动省会20所中高等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国耻日示威游行，“誓必争回青岛”，却被军警驱散。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推动下，新民学会酝酿湖南学联组织，“要开展湖南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在湖南》，收录了时任湖南副省长、原文化书社股东周世钊的回忆文章《湘江的怒吼》，写道：“这时有好些学校如第一师范、商业专门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搞社会活动也有一些经验”。

1919年5月28日，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的彭璜、易礼容，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柳敏、湖南法政专门学校的夏正猷等20余人，齐聚省教育会坪，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易礼容为评议部长。

易礼容等发动长沙师生抵制日货，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以学联名义邀请泥木、轮船、印刷、出版等30多个行业和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县农会及各校代表60余人至湖南商专召开茶话会，商讨把学联、救国十人团和国货维持会等合并成立各界联合会。

易礼容被迫转入汉口明德大学后，迅速在该校建起了旅鄂湖南学联的驱张据点，还担任了毛泽东组团进京推动驱张运动的学生代表。

驱张运动不断发酵!

张敬尧祸湘，大开烟禁，“其流毒者，鸦片是也”(《毛泽东早期文稿·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导致士绅平民吸食者众。张敬尧劝民种烟，召集各县团总发放烟种，大面积种植，仅“长沙一县，发子至四万包之多”。湘民惊恐，奇怪烟禁之际，为何还出现了大量种子，“欲寻获装运，久不能得”。

1919年12月24日，易礼容根据武昌鲇鱼套火车站职员游泳提供的信息，带领数名同学，在车站截获了张敬尧通过张宗昌从奉天私运至湖南醴陵(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的45麻袋鸦片种子，每袋重约200斤，阻止其运走，并拍下照片，机智地躲过严密的追查，为驱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被毛泽东誉为“了不起的绝妙之事!”

毛泽东等14名“湖南旅京公民”12月31日联名撰写的《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中，称29日“到京之湖南请愿代表，亦有三电拍出”，其中一封发给“汉口大智门明德大学易礼容君转武汉学生联合会鉴：张敬尧私运烟种，幸经诸君查获，务请誓死保留，无使逸遁，同人誓为诸君后盾。湖南请愿团叩。”

易礼容30日抵达北京，将查获鸦片事，报告万国禁烟会(万国拒土会，是中外人士于1919年1月17日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查禁鸦片组织)。第二天，他前往北洋政府，准备向国务总理靳云鹏陈明情形，秘书王耒接待时闪烁其词，称靳云鹏不在，激起毛泽东等在“公愤”书上强调、吁请“督军违禁运烟，恳予撤惩”“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大家利用驻守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张敬尧之间的矛盾，终于在1920年6月11日将张敬尧驱逐出湘。7月初，毛泽东从武汉请回易礼容，让他中断学业，返湘一起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文化书社、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决心把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落实到先从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起。

1921年8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从上海返湘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为易礼容。易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一起创立的湖南第一个党小组，即“三人小组”。他们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成立中共湖南支部，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党支部之一。

有了文化书社的成功试验，富有管理经验的易礼容，受中共湘东区委员会指派，携毛泽民、毛福轩等，于1922年11月前往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于第二年2月17日创建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易礼容担任总经理，毛泽民为兑换股经理，他们创造性推出了全国第一张红色股票。

据安源工运史记载，1922年9月，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合作社招股简章》规定：每股洋5角，共招2万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1股;9元以上者，劝认2股;多认者听便。结果，每人少认1股，最多的认14股。到1923年初，工人共认购1.56万余股，股金7845元。

邓中夏1930年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述“二七”惨案后“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时，把工人消费合作社看作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成绩之一。易礼容等在这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同时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成为了中国红色革命运动中最早发行的货币。

从湖南商专走出的易礼容，最早尝试了党领导的金融事业，为我党的经济工作，创造了最初的经验，对以后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他的中国早期红色革命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重要的复合型商学和金融专家。

马日事变后，他出任中共湖南省临时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于1928年赴任江苏农民部长途中，因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在国民党通缉的157名共产党人名单中，列在第13名)，险情频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一度流亡日本，“九一八”前夕回国，结识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参加工人运动工作，担任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参谋长。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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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天写了7封信，除了分别致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6名国民党高官外，还专门给新近获悉停留上海做工运的老友易礼容去信一封。

他在信中直呼“韵珊兄”，此为易礼容乳名，如易后来所言，只有特别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可见，毛泽东对他的思念之情甚为殷切，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此次表示对易礼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更是期待这位曾与自己一起创办文化书社、推动驱张运动的老战友，能够再次相约千里并肩作战：“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毛泽东书信选集·致易礼容信》)

毛泽东希望与他“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并期待他能帮助联系上李达、王会悟夫妇，携手“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他还专门向易礼容夫人许文煊问好致意。而毛落款为“杨子任”，别有深意。子任，为毛泽东曾用的笔名，1910年他17岁进入湘乡东山高小读书，仰慕梁启超(一字任甫，号任公)，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便以“子任”为笔名，充分展现出他报效国家，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易礼容对这个名字是熟悉的，就如目睹毛称自己乳名韵珊，一样的亲切。

杨姓，则表现了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慧的追思。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委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等任委员，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22号。这一个秘密的据点，对于毛、易有着特殊意义。毛、杨夫妇与易、许夫妇，都住在这里。而这里，是在1921年深秋，由易礼容经手向洋货商人陶树清租下的私人住宅。

毛泽东自称杨子任，既让易礼容一看就明白，也是对尚在国统区的他的保护。

10年后，即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听说易礼容也在重庆，就让人安排见易礼容，还再次约见他们夫妇叙旧，并安排将许文煊母女接至延安。

国共和谈失败，易礼容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他离开重庆，辗转川黔桂粤，历尽艰辛，抵达香港，将中国劳协总部迁至香港。建国前夕，刘少奇力邀他返回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

易礼容到北平不久，毛泽东就邀他们夫妇去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京剧大师程砚秋演出的京剧《锁麟囊》。7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接见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代表，并同大家一起吃饭。入座时，毛泽东站在桌边，环顾四周，首先问：“礼容同志来了没有?”足见他们的情意非同一般，已然在融入了生活之中。

1949年9月，易礼容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此后一直是委员或常委，担任过多届副秘书长。他积极投身新中国工会和人民政协工作，为巩固和扩大中华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