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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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的组织机构设置史上，曾有一个职务——内务部长——于今天读者而言，很多人还是陌生的。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权力机构，政务院为最高执行机构。政法、财经、文教和监察四大委员会之后，内务部位列各部、会、院、署、行等30个机构之首，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掌的外交部紧跟其后。这可谓是第一大部。

当时的内务部，署名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69年撤销。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户籍、救济、社会等方面工作。从它的工作范围来看，它是民政部的前身。

其首任部长，不论设立之初，还是改名之后，都是长沙宁乡人谢觉哉。

谢觉哉主持部务工作，推行“民主建政”方针，曾引起部分人的抵触，批评内务部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在1954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有人提出拆除内务部，组建民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复转军人部等，毛泽东主席说：“分部可以，分三个部，分五个部都行，但都要谢老你当部长。”

此事因此作罢。谢觉哉的“民主建政”思想，不但在内务部继续贯穿，而且到了第四次全国民政会议上还被大家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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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秀才，他也曾经有过商业救国的理想。

清宣统三年(1911)，武冈人刘希刚自日本东京商业学校毕业归来，接受湖南省巡抚衙门的委任，在长沙荷花池的求忠学堂校址，用校款开办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这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湖大商学由此肇建，首倡湖湘商科分立，引领中国商学新风尚。

27岁的谢觉哉，通过宁乡县推荐，来到讲习所学习。讲习所旨在培养湖南商科师资力量，修业分为1—3年不等，带有速成性质。谢觉哉在这里读了两年多，经历了讲习所于民国元年改名湖南高等商业学校。

他曾于1905年考中末科秀才。当年科考废止，但他的求知路却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努力寻求学习新知识，冀改变“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的腐儒生存状态，在湖南新式商业学校中，接受了“高等教育”(《奏定学堂章程》)。

1913年，他从湖南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回到老家的云山学校任教，和姜梦周、王凌波推行教育改革，带领学生们积极学习新思想,同时走出校园进行社会实践，体会民众疾苦。他还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宁乡旬刊》，宣传进步思想。

此时的谢觉哉，已届而立之年，且娶妻生子十多年(据谢觉哉儿子谢飞导演在《我的父亲谢觉哉》回忆，“1899年，年仅15岁的父亲与近20岁的何敦秀结婚”)，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延续最初商学救国的梦想，而是选择了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

然而，谢觉哉选择学习现代商学，对他以开放的视野看社会，最后追寻红色革命，造福人类，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1920年，他应何叔衡之邀，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被查封后，他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协助毛泽东、何叔衡创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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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南高等商科第一代优秀学员的谢觉哉，虽然最后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商学精英，但为中国社会的独立自强贡献了一生。

1921年元旦，他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参加了新民学会。他说：“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

人到中年的谢觉哉，和毛泽东这些“激扬文字”的年轻人一同参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为积弱积贫又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出路。很快，他们将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走上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参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长沙传播，兴起热潮。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并欢送赴俄的夏曦……润之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救国的初心不渝，只是由推动商学转向了社会改造。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与他的老乡兼好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相比，稍微较晚(1925年)，然而，他一直忙碌着主编共产党刊物，一度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红旗》。但他和何叔衡又是一样，都由晚清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3年，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第二年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这，为谢觉哉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内务部，预设了前因。在实际工作中，他丝毫没有老秀才的自负，而是谦虚谨慎，某次因为撰写的一篇通知被毛泽东修改得面目全非，他毅然向年少自己近十岁的毛泽东虚心请教，不惜重头再学，总结自己疏忽的细节问题，还跟着毛泽东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走访调查。

是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年届五十的谢觉哉跟随一起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成为了“长征四老”中的第二老，靠着一副铁脚板走到了延安，又成了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当时的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他被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但处处以身作则，给年轻战士做榜样。万里长征途中，他曾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出发令下，他毫不犹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

他把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印章，视作红色政权的一个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他总认为将来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不顾身体虚弱，就是把唯一御寒的毯子扔掉，但将印章始终保存着。在他心里，这是责任，是使命，也是信念和希望，所以，他把这一方小小的印章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长征四老”与“延安五老”，是对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尊称，而他们的坚定信仰、坚毅品质、崇高风范，成为了我们今天乃至将来都应该传承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一块“金字招牌”。

此后的谢觉哉，依然忘我工作，为红色革命事业殚精竭虑。人们称赞他：“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当他随中央红军转战陕北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被任命以司法部长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还在1940年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发起了一次“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教育运动，号召延安的党政机关，把加强群众工作、尊重群众利益列入党的工作日程，与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

他把先贤范仲淹写给家乡湖南的《岳阳楼记》的忧乐精神，带到了陕北，激励共产党员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为全体敢于牺牲个人，为将来敢于牺牲现在;应该站最危险的岗位，过最痛苦最辛苦的生活。他认为，共产党是为了创造全社会的幸福生活，“没有这种精神，不够为共产党员;没有足够的这种精神的党员，共产主义的革命不会成功的”。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给人民谋幸福，他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始终保持着先忧后乐的精神，而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

建国后，他成为了内务部长，老家的儿女给他写信，希望得到他的照顾，不意等来了他的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他把自己作为高级干部的职务，通俗地比喻为过去同村的一位老雇农周老倌，起早贪黑，勤恳劳作，心安理得，而不会因为革命的成功，而荫护家人。

他不论是主持内务部十年，还是担当最高人民法院一任院长，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委员，始终不图私利，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实事求是，一心想着为党和人民多做事。

1958年，时年74岁的谢觉哉辞去内务部长，准备离休。中央安排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同时推荐谢觉哉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说：“做这个工作，我是勉强的，本来应该退休的人了，但党让我接替董老的手干下来，我想干就要干得好。”

谢觉哉前半生投身革命、寻路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届六旬之后，参与中国肇新，积极探索新法制之路，成为新中国司法的奠基人之一，忘我无私，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谢觉哉把全心全意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干实事，做好事，当做参加革命后的一生追求，潜在地影响着身边的家人。2015年，谢飞整理其父谢觉哉从上个世纪20到60年代的115封家书，汇编成《谢觉哉家书》，公开出版，展现了谢觉哉良好的家风：“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经受考验”，在革命工作中要坚持“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谢飞在前言中这样描述道：“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做人、做事、做官，要清清白白，一定要做正确的人、正确的事。”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