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湖南高等商科第一代优秀学员
新湖南客户端.湖湘文化
2022-04-18 16:50:10

向敬之

谢觉哉:湖南高等商科第一代优秀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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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的组织机构设置史上,曾有一个职务——内务部长——于今天读者而言,很多人还是陌生的。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权力机构,政务院为最高执行机构。政法、财经、文教和监察四大委员会之后,内务部位列各部、会、院、署、行等30个机构之首,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掌的外交部紧跟其后。这可谓是第一大部。

当时的内务部,署名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69年撤销。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户籍、救济、社会等方面工作。从它的工作范围来看,它是民政部的前身。

其首任部长,不论设立之初,还是改名之后,都是长沙宁乡人谢觉哉。

谢觉哉主持部务工作,推行“民主建政”方针,曾引起部分人的抵触,批评内务部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在1954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有人提出拆除内务部,组建民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复转军人部等,毛泽东主席说:“分部可以,分三个部,分五个部都行,但都要谢老你当部长。”

此事因此作罢。谢觉哉的“民主建政”思想,不但在内务部继续贯穿,而且到了第四次全国民政会议上还被大家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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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秀才,他也曾经有过商业救国的理想。

清宣统三年(1911),武冈人刘希刚自日本东京商业学校毕业归来,接受湖南省巡抚衙门的委任,在长沙荷花池的求忠学堂校址,用校款开办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这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湖大商学由此肇建,首倡湖湘商科分立,引领中国商学新风尚。

27岁的谢觉哉,通过宁乡县推荐,来到讲习所学习。讲习所旨在培养湖南商科师资力量,修业分为1—3年不等,带有速成性质。谢觉哉在这里读了两年多,经历了讲习所于民国元年改名湖南高等商业学校。

他曾于1905年考中末科秀才。当年科考废止,但他的求知路却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努力寻求学习新知识,冀改变“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的腐儒生存状态,在湖南新式商业学校中,接受了“高等教育”(《奏定学堂章程》)。

1913年,他从湖南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回到老家的云山学校任教,和姜梦周、王凌波推行教育改革,带领学生们积极学习新思想,同时走出校园进行社会实践,体会民众疾苦。他还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宁乡旬刊》,宣传进步思想。

此时的谢觉哉,已届而立之年,且娶妻生子十多年(据谢觉哉儿子谢飞导演在《我的父亲谢觉哉》回忆,“1899年,年仅15岁的父亲与近20岁的何敦秀结婚”),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延续最初商学救国的梦想,而是选择了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

然而,谢觉哉选择学习现代商学,对他以开放的视野看社会,最后追寻红色革命,造福人类,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1920年,他应何叔衡之邀,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被查封后,他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协助毛泽东、何叔衡创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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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南高等商科第一代优秀学员的谢觉哉,虽然最后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商学精英,但为中国社会的独立自强贡献了一生。

1921年元旦,他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参加了新民学会。他说:“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

人到中年的谢觉哉,和毛泽东这些“激扬文字”的年轻人一同参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为积弱积贫又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出路。很快,他们将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走上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参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长沙传播,兴起热潮。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并欢送赴俄的夏曦……润之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救国的初心不渝,只是由推动商学转向了社会改造。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与他的老乡兼好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相比,稍微较晚(1925年),然而,他一直忙碌着主编共产党刊物,一度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红旗》。但他和何叔衡又是一样,都由晚清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3年,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第二年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这,为谢觉哉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内务部,预设了前因。在实际工作中,他丝毫没有老秀才的自负,而是谦虚谨慎,某次因为撰写的一篇通知被毛泽东修改得面目全非,他毅然向年少自己近十岁的毛泽东虚心请教,不惜重头再学,总结自己疏忽的细节问题,还跟着毛泽东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走访调查。

是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年届五十的谢觉哉跟随一起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成为了“长征四老”中的第二老,靠着一副铁脚板走到了延安,又成了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当时的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他被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但处处以身作则,给年轻战士做榜样。万里长征途中,他曾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出发令下,他毫不犹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

他把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印章,视作红色政权的一个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他总认为将来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不顾身体虚弱,就是把唯一御寒的毯子扔掉,但将印章始终保存着。在他心里,这是责任,是使命,也是信念和希望,所以,他把这一方小小的印章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长征四老”与“延安五老”,是对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尊称,而他们的坚定信仰、坚毅品质、崇高风范,成为了我们今天乃至将来都应该传承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一块“金字招牌”。

此后的谢觉哉,依然忘我工作,为红色革命事业殚精竭虑。人们称赞他:“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当他随中央红军转战陕北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被任命以司法部长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还在1940年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发起了一次“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教育运动,号召延安的党政机关,把加强群众工作、尊重群众利益列入党的工作日程,与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

他把先贤范仲淹写给家乡湖南的《岳阳楼记》的忧乐精神,带到了陕北,激励共产党员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为全体敢于牺牲个人,为将来敢于牺牲现在;应该站最危险的岗位,过最痛苦最辛苦的生活。他认为,共产党是为了创造全社会的幸福生活,“没有这种精神,不够为共产党员;没有足够的这种精神的党员,共产主义的革命不会成功的”。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给人民谋幸福,他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始终保持着先忧后乐的精神,而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

建国后,他成为了内务部长,老家的儿女给他写信,希望得到他的照顾,不意等来了他的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他把自己作为高级干部的职务,通俗地比喻为过去同村的一位老雇农周老倌,起早贪黑,勤恳劳作,心安理得,而不会因为革命的成功,而荫护家人。

他不论是主持内务部十年,还是担当最高人民法院一任院长,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委员,始终不图私利,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实事求是,一心想着为党和人民多做事。

1958年,时年74岁的谢觉哉辞去内务部长,准备离休。中央安排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同时推荐谢觉哉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说:“做这个工作,我是勉强的,本来应该退休的人了,但党让我接替董老的手干下来,我想干就要干得好。”

谢觉哉前半生投身革命、寻路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届六旬之后,参与中国肇新,积极探索新法制之路,成为新中国司法的奠基人之一,忘我无私,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谢觉哉把全心全意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干实事,做好事,当做参加革命后的一生追求,潜在地影响着身边的家人。2015年,谢飞整理其父谢觉哉从上个世纪20到60年代的115封家书,汇编成《谢觉哉家书》,公开出版,展现了谢觉哉良好的家风:“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经受考验”,在革命工作中要坚持“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谢飞在前言中这样描述道:“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做人、做事、做官,要清清白白,一定要做正确的人、正确的事。”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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