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黄禹康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铿锵誓言，表达了一位满怀中华民族崛起的壮士而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实行变法的决心，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伟丈夫形象。

提起“戊戌变法”，大概鲜有人不知道湖南的谭嗣同，但对谭嗣同的夫人李闰——中国女学会的倡办者之一却甚少人知。

李闰出身于湖湘一书香门第、诗礼簪缨之家。父亲李寿蓉，字篁仙，是湖南望城的书香世家，才华出众、工古诗文，与湘潭王闿运等人被誉之为“湘中五子”。咸丰元年(1851年)，李寿蓉中举人，六年(1856年)中进士，用为户部主事。在户部任上时，他以其才名而受到尚书肃顺、侍郎徐树铭的赏识，颇为器重。九年(1859年)十月，肃顺严治户部银库亏空案，李寿蓉被牵连入狱。同治元年(1862年)，肃顺贪赃枉法被诛，李寿蓉昭雪出狱，官复原职。

李闰于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日生于北京，6岁时，生母王氏去世。保姆高氏受王夫人临终之托，抚养李闰诸姐妹如同己出，教娴仪则，令习诗礼，皆以贤闻。

李寿蓉复官户部时，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亦任职户部。两人既为同乡，又为同僚，在京寓所也相距不远，因此交往甚为亲密，很早二家就约为婚姻，即谭继洵聘其长女李闰为子媳。

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李寿蓉在户部因升迁无望，请假回籍，李闰亦随父回到长沙。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寿蓉捐资道员，分发湖北试用，乃携全家迁居武昌。光绪九年(1883年)，谭继洵任官甘肃巩秦阶道，经与李寿蓉相商，为谭嗣同与李闰完婚。是年春，谭嗣同专程赴鄂，遂于四月初三在湖北汉阳道署，与李闰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其时，李寿蓉非常高兴，特亲笔书赠对联一副：“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

浏阳谭嗣同故居李闰卧室

婚后不久，李闰即偕谭嗣同返回甘肃。来到谭家后，李闰成了一位贤惠的媳妇。在兰州时，夫妇俩住布政使署憩园凿申轩，园中牡丹盛开，高者达屋檐。俩人常作诗吟咏，十分亲密。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闰在兰州生下一子，名传铎，字兰生，但不到一年即病殇，此后未再生育。谭嗣同心怀大志，常年往来于各地，“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李闰无甚怨言，且经常惦记着夫君在外的冷暖安危。谭嗣同曾著文反对纳妾，且严以自律，可见其对封建陋习的憎恨以及对李闰的忠贞。李闰独自操持家务，养亲抚侄，颇为辛劳。但夫妻间感情默契，相互体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他们结婚十五周年，谭嗣同特地作诗赠李闰，诗云：“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李闰是个才女，能诗，在与丈夫居兰州期间，曾有“秋气悬孤树，河声下万滩”之佳句。她还曾为历朝杰出妇女作评，在评论明朝杨继盛夫人时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朱棣等都不学无术，以严刑治天下，能对小人有利，因此严嵩、魏忠贤等大奸臣才会相继而起，终致亡国。杨继盛夫人要想昭雪丈夫冤狱,只有把未闻状纸藏在头发里,怀揣匕首,到皇宫门口去自裁,以血鸣 冤,惟其如此,或许可以对皇上有所触动——可见李闰与谭嗣同一样,也具有刚烈性格。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设立“戒缠足会”,李闰带领家中的大足仆妇走上街头宣传不缠足的好处。当年秋天,受谭嗣同影响，她与康广仁之妻黄谨娱倡办了中国女学会，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个妇女团体，该会的宗旨是讨论妇女教育问题及其他有关妇女权利问题;次年，又在同仁的支持帮助下创办了第一所中国自办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出版了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刊物《女学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开始。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极力推荐，被朝廷征召为四品章京，在皇宫行走协助变法。

此前的六月三日，谭嗣同已离家北上。据说赴京前夜，夫妇俩灯前夜话，以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对弹，以琴语互诉心曲。

北上途中及至京后，谭嗣同多次致信李闰，字里行间勉慰备至，隐隐中有咐托后事之语。刚到长沙后，谭嗣同大病一场，病愈后寄书夫人，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抵京后，谭嗣同寄书给李闰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当自奋勉，不敢自暇自逸，此厉太忙，万难常写家信。”

世间多风波，前途有不测。谭嗣同北上以后，李闰始终对谭嗣同此行牵肠挂肚，她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说：“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

由于戊戌变法遭到慈禧为首的朝廷守旧顽固派的反扑，一场震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变法大潮很快宣告失败，当年九门二十八日，“戊戌六君子”被害于北京城内的菜市口。临刑前夕，谭嗣同给李闰写了一封诀别信：

闰妻如面：

结婚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乌，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面对死刑，胸怀中华崛起的谭嗣同并没有害怕，他曾早就留下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铮铮誓言，早巳将自己的生死首之度外。

谭嗣同被逮捕后，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

谭继洵带着家眷回籍，途中接到儿子凶信。谭继洵本想先不告诉李闰，不料船行至湘阴时，消息被李闰得知。这五雷轰顶的消息，让李闰一时无法接受，随即纵身一跃，从舷窗跳入河中。

好在发现及时，被人救起，但人已昏迷不醒，直到长沙才苏醒过来。之后是一番呼天抢地地痛哭，开表示要上北京奔丧，被家人陈以利害，好说歹说方才劝住。

乘轿来到谭继洵好友湖南巡执陈宝箴府署后，李闰伏在大堂上痛哭不止。谭继洵劝慰着，令人将她扶进内堂，她仍是痛哭不已，边哭边伤心地说：“他逮捕后我曾谋虑过如何救他，现在只愿朝廷快快将我逮捕处死，让我和谭君早日在地下相会!”

谭继洵对伤心不已的儿媳说：“儿啊，不必悲伤了，将来青史留名的不是我这当巡抚的老父，而是你那为变法捐躯的丈夫!”

不料，谭继洵的话尚未说完，李闰已从袖小抽出一把匕首向颈上刺去，鲜血立即喷射而出，溅了谭继洵一身，旁边的人见状惊骇大叫，谭继洵慌忙叫来医生为儿媳包扎。

次日早晨，回到谭府的李闰躺在床上喃喃不已，侍奉一旁的家人们细辨，原来，她在一遍遍追问“刑场杀夫之临斩者是准”?当有人告诉她是大学士刚毅时，李闰突然圆睁双眼，挣扎着昂起头，双手紧紧攀住床沿，用尽全身力气，咬牙切齿地大呼：“刚毅!刚毅!”以致颈上的创口崩裂，血射出几尺远。

回到老家后的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思念袭来之际，李闰忍受不了痛苦，免不了啜泣、痛哭不已。其时，谭继洵已罢官在家，也在伤心苦恼中，夜不成眠，乃踱至窗外说：“七嫂，你不要过份伤心了，使我及全家都很难过……”李闰停止了哭泣，移步窗前说：“爹爹，听你话，我不敢再越礼了。”她所谓“礼”是指古代《礼记》上的“寡妇不夜哭”的礼。嗣同英年捐躯，膝下无子，谭继洵乃让次子嗣襄之子传炜兼祧为嗣，又将其两女归其教育婚配。至此，李闰顿悟未亡人的责任尚为重大，徒有悲伤，于事无补，乃克制情性，力图振作，并因亡夫谭嗣同狱中诗“忍死须臾待杜恨”之句，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写诗道：“前尘往事不可追，一层相思一层灰。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李闰一生坎坷，3岁良母，青年丧子，中年丧夫，尽管谭继洵让谭嗣同的一个侄儿兼祧，可侄儿早亡，她不得不担负起对子女之教育婚配，亦严亦慈;对兄嫂如同姊妹，治家井井有条，从未松懈。

在谭嗣同遇难及谭继洵罢官不久去世后，谭家的境况日渐衰落，李闰为了贴补家用，将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改为客栈。

1912年，为继承丈夫的遗志，李闰捐出一部分家产，并为募集公私资财奔走呼号，与刘淞芙先生等有识之士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并任名誉校长。学校开办后，她与县城热心教育的人士商量校务，聘请饱学之士担任教师，在对学生灌输自强自立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同时，教授实用的谋生技能，给穷苦的女孩子以求生的本领，求生的机会。她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办学上，穿的是布衣布履，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到校指导校务，经常找老师谈话，讨论教学问题;对学生关怀备至，常常夜深人静之时，还在学生寝室巡视。

李闰除办学校培植后进外，还是一位促进社会福利的慈善家。她看到当时社会上发生严重的弃婴溺婴现象，又大声疾呼：救救无辜的小生命!她除由自己捐出一部分钱财外，还激发了很多人的恻隐之心，纷纷捐出置闲的祀产，设立了一个育婴局，并订有规章。赤贫的婴儿送育婴局代养;次贫的婴儿或部份代养，或予补助;较贫的略予补助。

谭嗣同死后，对丈夫的思念陪伴李闰度过了几十年孤独的时光。在她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谭嗣同的画像，每逢月之朔望，她会将怀念谭嗣同的诗句写在纸钱上，然后解下插发的竹簪，用纸钱裹住，就着烛火慢慢焚化，送给九泉之下的谭嗣同。每逢谭嗣同忌日，她也赋诗悼亡，表达哀思与伤痛，如：“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澹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1925年，李闰60岁生日时，康有为与梁启超还合送了一幅横匾，上书“巾帼完人”四大字，悬挂于“大夫第”故居大厅。 可惜原匾在“文革”中被焚毁。

浏阳小水村李闰墓

生日后不久，李闰病逝。生前她自作挽联云：“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他生须记着，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

(作者单位：长沙市民族联谊会)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文史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