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张泽麟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号怀中，湖南长沙人。著名教育家、伦理学家。他的一生与湖大联系密切。青年时代，他求学岳麓书院;留学归来，他先后执教湖大前身——湖南高师、商专;1913年，他率先提出创办湖大的构想;1917年，当高师被裁撤之际，他为保留该校及筹办湖大奔走鼓呼，是建设湖大最初蓝图的设计者。

杨昌济

肄业岳麓书院

杨昌济1889年中秀才，1898年肄业岳麓书院，师从大儒王先谦，刻意为学，笃信程朱，同时默察世变，留心时务，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杨昌济赞成熊希龄、谭嗣同等人推行的变法维新，积极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组织，曾撰《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发表于《湘报》，为南学会课取第三名。

1898年杨昌济在《湘报》发表的文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绝意科举，闭户读书课徒，同时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决心“求知于世界”。1902年冬，杨昌济考取湖南官费留日生。翌年二月启程东渡时，他更名“怀中”，表示身处异邦，心怀中华。路过岳州，他登临岳阳楼，题诗一首以申去国之思：“大地龙争日，英雄虎变时。苍凉万里感，浩荡百年思。日月自光曜，江山孰主持?登楼一凭眺，此意竟谁知?”与其得意门生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句，气概相埒，异曲同工。

在日本，杨昌济先后入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1909年春，经章士钊和杨毓麟推荐，杨昌济由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调赴英国，入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文学士学位。继赴法、德考察教育数月，1913年春回国。

杨昌济寄给章士钊的明信片

任教湖南高师、商专

杨昌济回到湖南后，婉谢都督谭延闿出任省教育司司长的邀请，以“欲栽大木拄长天”明志，“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此时，1907年成立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旧址办学，成为当时湖南最高学府。杨昌济欣然受聘为高师文科教授，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课程。

到校之后，他开始编纂讲义，翻译东西方伦理学著作。他的一些著作如《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钞》等书，即为此时所著译。湖大老校长曹典球曾说：“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是以湖南之师范教育，至先生讲学高师时，乃与普通各科诸教育有所区别。”

在高师任教期间，杨昌济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用实际行动改良社会人心风俗之外，还号召学生打破升官发财的观念，要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常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励学生，并向学生介绍先进理念和社会主义思想。当时长沙无人订阅《新青年》，杂志社就每期寄送给杨昌济一份，进步学生纷纷向他借阅，进而有学生直接汇款向北京订阅。高师学生舒新城曾回忆：“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

1915年7月5日，杨昌济为便于在高师授课，从河东的李氏芋园正式移居岳麓山饮马塘。罗章龙曾回忆：“板仓杨寓位于河西，岳麓山自卑亭迤北。有稻田数十亩，均为长沙东乡杨氏祀田，庄前有古樟林高数十尺，广荫数亩，前有小溪，自山麓流入湘江。其后平原即岳麓书院。”

杨昌济谢绝了高师校长吴嘉瑞请他出任教务长的邀约，专心教授，同时积极支持吴校长创办文史专修科，认为这是“学界进步之征兆”，并鼓励熟识的有志青年报考。这年秋天，蔡和森、邓中夏等人考入高师文史专修科，编入乙班。

1913年起，杨昌济还兼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员，以其道德学识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等一大批有为青年，最终促成了新民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指出，最早参加学会的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杨昌济给萧子升的题词

1917年9月，高师停办后，杨昌济在肩负筹办湖大重任的同时，应湖南商专校长汤松之请，任商专教务主任，并兼国际商法及伦理学教授。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根据商专的特点编排功课，上半日授课，下半日实习，模拟银行及公司营运实务，使学生能得到实际的收获而不觉枯燥。同时主张触类旁通，鼓励学生博览群书，并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他随时披阅解答。受他的影响，即便是在星期日，商专同学也大多在图书室阅览书报，很少出外闲逛。杨昌济还于每周六晚上，集合全校同学召开同乐晚会，学校备有茶点招待，同学们对坐畅谈，纵论人生。

杨昌济重视艺术教育，积极倡导古乐，在商专开设古琴一科作为正式功课记分，延聘古乐名家邱谷仕任教。杨昌济本人也精于此道，常常为学生弹奏古曲，藉以陶冶性情，激扬志气，同时保存国粹，弘扬文化。他的言传身教，使弹奏古琴在商专蔚然成风，广收美育之效。

落星田湖南商专校舍

筹办湖南大学

早在留英期间，杨昌济就曾和章士钊探讨过创办湖南大学的问题。1913年，他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建议：“合湖南之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明德高等商业学校、法政学校、医学校等，组成一湖南大学，一切组织均参考东西各国成法而定之，造端宏大，事非易举，然为开发国力、集中思想之计，此等计划不可少也。” 正式提出创办湖大的设想，并走上了一条为之奔走鼓呼的奋斗之路。

1917年，北洋政府调整全国高等师范布局，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划为一个学区，指定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师作为该学区的唯一高师学校，全国只保留北京、南京、武昌、广东、沈阳、成都六校，其余皆在裁并之列。

消息传来，杨昌济痛斥北洋政府裁撤高师的决定是“垄断教权”“戕贼青年”的举动。他指出：“夫分区设立可也，然必将已有基础之高等师范学校解散而从新设立于他处，果为正当之办法与否，不能无疑。且湘、鄂数省之高等师范学校必设立于武昌，亦非无可疑之处。”遂致函教育总长范源廉，建议续办湖南高师。他在信中写到：“中国各省皆应立一大学，而湖南则尤有立大学之资格者也。今纵不能即办大学，亦当留此高等师范学校以为异日扩充之基础，此其当续办者也。”湖南教育会长陈润霖也呈请省政府，争取将国立高师改设岳麓。

2月24日，省长谭延闿致电教育部，“请将国立高等师范改设湖南岳麓，选择名胜，培养师资，地点适中，校舍合用。”然而，同时裁撤的还有直隶、山东、江西、河南等省兴办有年、成效卓著的高师，格于部议，湖南高师难逃被裁撤的厄运。

维持湖南高师之事既已不行，移武昌高师于长沙岳麓之说亦难成为事实，杨昌济直截了当地提出就高师校址改办湖南大学的主张：“高等师范学校所养成之人才，仅可分布于教育一方面，而大学所养成之人才，则可分布于社会各方面，且从大学校卒业之人才，亦未尝不可从事于教育，故大学校之影响较高等师范学校遥广。”

4月，杨昌济偕高师校长刘宗向、教务长杨树达、教授朱剑凡、易培基及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等联名上书谭延闿，呈请将“岳麓校址改办省立大学，先设预科，以宏教育”。呈文由杨昌济撰写，他在文中指出：“大学为文化之中枢，人材之渊蔽，欲开发地方之实力，非如此固不可也。”“盖昌明学术，磨炼人材，本有国之急务。”大声疾呼：“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任有独难，责无旁贷，居今日而言分立大学，……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卜之也矣。”

杨昌济创办湖南大学的主张，引起湖南有识之士的共鸣。5月8日，《大公报》发表主编张平子撰写的《论设立省立大学之必要》社论，指出：“岳麓自宋以来，即为吾国文化重地，诚宜设立大学，以轶前徽、续往绪者也。”5月25日，谭延闿批准杨昌济等人的呈文，同意将高师旧址改办湖南大学，先办预科，并指示：“未开办大学预科以前，暂借与工业专门学校作为讲授学科地点。”

7月13日，杨昌济、刘宗向、易培基等发起人召集省会教育界及省议会人士开筹备会，商议三项办法：“(1)经费精密预算，先开设预科四班(内分文理两科)，只年须洋二万元;(2)校址即就旧高等师范划一部分为之，余则借与高等工业;(3)进行方法：开办无论迟速，均拟要求省公署即委筹备员以资进行。”并推举贝允昕、李况松、伍绍程等人与发起人一同向政府交涉，以祈湖大从速成立。

8月4日，谭延闿批准杨昌济等呈请设立大学筹备处并划定工业专校借用地段的报告。8月7日，谭延闿又委派省视学员向玉楷、朱焌会同高师校长刘宗向清查高师校具，划定高师校址及文庙一带，如半学斋、尊经阁等处房屋为校具保管处，委派高师毕业生甘融、刘之定等保管校具。正是这个暑假，青年毛泽东与刚从湖南高师毕业的蔡和森相约住进了湖大筹备处，从那时起至1919年间，毛泽东多次寓居在湖大筹备处，开始救国救民的求索之路。

湖南省长公署批准设立湖大筹备处之公文

9月22日，谭延闿任命杨昌济、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等四人为湖大筹备处筹备员，他在委任令中赞许杨昌济等人“学识宏通，经验优裕，堪胜筹备大学之任”，勉励他们将“开办大学以前一切应行筹备事宜，妥为规画，随时呈报备核。”

湖南省长公署任命杨昌济为湖大筹备员之公文

10月间，杨昌济向谭延闿呈请拨定湖大常年经费。由于当时湖南“库空如洗，金融奇窘，加以军旅繁兴，水灾四告，解欵顿减，约计本年度所收入之数不及预算定额之大半，其亟待支出者殊难以数计”，谭延闿“对于大学经费之筹拨，仰屋嗟叹”，只有“咨请停不急之务，以备军费矣”，并承诺“如军事早日告终，财力稍纾，此等根本要图，即该员等不行声请，本兼署省长亦当力为筹划，期于有成。”

时间进入1918年，张敬尧统治湖南后，政局愈加动荡，肆意克扣挪用教育经费，纵容军队强占学校房舍，湖南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湖大筹备工作也举步维艰。7月，杨昌济于极度失望之中，接受了蔡元培校长之请，受聘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举家北上。

离开长沙前，他仍念念不忘要办湖南大学，遂将当年向省政府的呈文改写成一篇题为《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的文章，从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现实需要、传承历史、繁荣学术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筹办湖大的主张，并对湖大的发展规模、科目设置及经费投入提出了初步设想。关于校址，他主张“高师校舍甚合省立大学之用，图书仪器历年存积，亦复颇有可观，就此设立大学，开办经费所需不多。”关于科目设置，他认为高师“本有文理两科，大学承之，自以接办文理两科为是”，“若谓创办理科经费较钜”，“则先办文科亦无不可”。他认为，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的文科从内容到形式皆有相似性，应该活化湖南高师所继承的岳麓书院办学资源，“设大学文科以承之”，并主张“先办哲学与本国文学两门”。拳拳深情，迄今读之，仍令人感佩。

美国历史学者Stephen R. Platt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曾评价：“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其欲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此文读来像是一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书。……1918年夏离湘时，杨昌济把创办大学之盛举完全交给他学生一辈负责。”

杨昌济北上后，湖大筹备处的工作由易培基负责，“惟是时湖南财政已属困难异常，非如民二时之易于筹措，故事阅经年，迄未成立。此后以政变再起，筹备诸人均已星散，其结果遂又等于零。”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噩耗传来，高师学友会召集追悼会，并送上挽联：“重洋撷政学精英，拨乱难斯，块磊浇残燕市酒;六馆久弦歌消歇，名师邈若，凄凉怕对麓山云。”

四、宏开学府，济济沧沧

1920年后，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领导下蓬勃开展，尽早成立湖南大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湘省人士和有志青年都投身到杨昌济发起的创办湖南大学的未竟事业中，为之奔走呼号，期盼早观厥成。

毛泽东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战友、商专学生彭璜在《关系湖南教育前途的三大问题》一文中，专门探讨筹办湖大问题。此时已经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核心成员的彭璜在文中公开写道：“一九一七年的俄京革命，俄京之大学生，杂众兵中巷战，其蓝帽乌衣，易识别也。列宁以一喀杂斯克大学毕业生之智识与能力，直欲担负全世界的革新的使命了!”他大声疾呼：“十分希望湖南也继各地而兴，在短期间内就倡办一个大学，做湖南文化长久的基础。”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已考入汉口明德大学的沈均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很盼有一个湖南大学，使我有读书的地方，因为我很不愿和我亲爱的湖南远别也。”彭璜、沈均等人倡办湖大的呼吁，代表了当时湖南进步青年的普遍心声，也引起社会各界对于创办湖大的关注和支持。

1920年5月，毛泽东(左2)、彭璜(左3)合影

1920年10月，蔡元培应邀来湘讲学，在题为《何谓文化》的演说中指出：“湖南本来有工业、法政等专门学校，近且筹备大学。为提高文化起见，不可不发展此类高等教育。”

蔡元培给湖南大学毕业生题词

1920年底，省议会某些议员以兴办湖大将分去军费为由，提出裁撤湖大筹备处。12月20日，大学筹备员易培基邀集原高师校长吴嘉瑞、刘宗向暨省城各校校长方维夏、毛泽东、何叔衡等举行会议，经讨论，均表示“绝对不允取消”，同时致函省教育会、省垣教职员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吁请支持。12月22日，省垣教职员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毛泽东、蒋国辅、黄士衡等会员与会，会议议定：“大学创设，久经定案。湖南之大，至少应设一大学。……省立大学，必须设立，毫无疑义。”在易培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力争之下，湖南大学筹备处得以保留。

1921年，湖南“联省自治运动”兴起，并设立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起草《湖南省宪法》。教育界和社会人士纷纷要求在“省宪”中明文规定设立湖南大学，以立法形式督促政府落实。

1922年1月1日，《湖南省宪法》公布，其中第79条明文规定“省须设立大学一所”。5月，省政府公布了由周鲠生教授起草的《湖南大学组织令草案》，第一次系统规划了湖大的组织机构、科系设置、教职员等。省长赵恒惕还明令设立湖大筹备委员会，由教育司长李剑农负责筹划，将工专、法专、商专三校合并成立湖南大学。

这年10月，梁启超来湘讲学，积极支持创办湖大。他建议湖南各界“今当教育改进之秋，宜有远跖高掌之举”，“急宜利用时机，悉心规画，创立大学，宏此远图。”并承诺“大学若成，必来担任一学期以上之讲演。”是年冬，李剑农主持组设临时董事会，编制《湖南大学计划书》，因经费不济及政局动荡，筹备工作再次陷于停顿。

1924年1月，法专、工专、商专三校学生发起促设大学运动，敦促当局早日成立湖南大学。1月21日，省教育司组织湖南大学临时董事会，敦聘工专校长杨茂杰、商专校长任凯南、法专校长李希贤和教育界元老陈润霖、曹典球为董事，选举曹典球为董事长，“规画组设大学一切事宜”。5月21日，省议会审定《湖南大学组织法》暨《湖南大学开办之办法》。7月，湖大临时董事会公宴湘军四师长，陈诉三专校困难情况，请求援助，俾使湖南大学早日成立，四位师长“允于特税项下拨十万元，现由军务司去电照拨。”不久，又因湘西战事发生，款未拨付，筹备工作又一次无形搁浅。

1925年，湖南政局渐趋稳定。10月，三专校学生再次发起改办大学运动，向省政当局请愿筹拨的款，委定专员筹办。11月6日，赵恒惕任命李剑农、钟才宏、曾约农、李待琛、向绍轩、李希贤、黄士衡、杨茂杰等八人为筹备委员，并拨筹备费三万元，第三次组织湖大筹备处。11月26日，赵恒惕发布《筹备湖南大学计划之省令》，明令就公立工专、法专、商专三校固有基础妥筹改办湖南大学。同日，颁布省议会通过的《湖南大学筹备方法》，对校址、科系、经费及学生学习年限等事宜作出规定。

1926年落成的湖南大学第二院

1926年2月1日，湖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在杨昌济逝世整整六年之后，在湖南各界的不懈坚持之下，终于实现了他创办湖南大学的未竟之志。

往事百年成风雨，弦歌千载道重光!回首百年前杨昌济先生为创办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的历史片段，重读他百年前撰写的《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这篇宏文，湖大人不应也不会忘记他的开创之功，更要铭记他“昌明学术、磨炼人材”的办学初心。这一初心，是岳麓大儒倡导的“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延续，是时务先贤揭橥的“兴学自强，培植人材”的承扬。正是一代代有志者不忘初心、不懈接力，推动着千年学府在历史的跌宕、时代的奔涌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走进新时代、担当新使命，今天的湖大人应该努力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

责编：曾璇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