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邓中夏的夫妻情愫

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邓中夏故居。

邓中夏在莫斯科与妻子、儿子的合影。

中夏希望小学的学生在邓中夏生平事迹史料陈列室听老师讲解(邓中夏故居前厅)。

何宝珍。

邓中夏卧室的箱、柜、桌、凳等物。

宜章县城中夏公园纪念广场上矗立的邓中夏铜像。

邓中夏结婚时的镂空雕花床。

文丨刘功成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先驱领袖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邓中夏(1894年-1933年)，是一个感情世界丰富的人。他对原配妻子杨贤怀一向温情，对革命伴侣李惠馨一往情深，对假夫妻何宝珍生死相依。大连工运史专家刘功成首次向世人揭秘邓中夏的情感经历。

对原配妻子一向温情

1908年，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和继母廖彩德替中夏胞兄隆泮(1892年-1919年)与杨贤怀(1892年-1982年)完婚。第二年，巫医说隆泮婚后多病是因其与杨氏“八字不合，属相相克”。这就是说隆泮必须休妻。杨贤怀(又名杨晴)乃宜章县沙坪乡樟桥村大户杨绍勋之女，与隆泮是双方父母指腹为婚，邓家休妻毁杨家名誉，杨家万万不答应。邓杨两家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主意：邓家另觅廖氏为隆泮妻，将杨贤怀易配中夏。年方15岁的邓中夏对这桩封建迷信的旧式婚姻极为不满，但父母之命违抗不了。洞房之夜，他没有同杨贤怀圆房，此后从未与她同床共枕。外界以为邓中夏嫌杨氏裹小脚、没文化，不够漂亮，但事实并非如此。杨贤怀长相俊俏，端庄贤淑，知书达理。邓中夏对她并非冷漠无情，虽婚后3天他便以外出求学为由离家，但每封家信，总是不忘问询杨氏境况，一向温情，长期关照。

1921年11月，邓中夏到重庆讲学归途，买了一架纺织机给杨贤怀。邓中夏在《宜章之光》第3期上发表的《与邝鸿钧信》中说：我的计划是“把一个寡嫂(兄隆泮之妻廖氏——笔者注)、一个拙妻(杨贤怀——笔者注)，通通送到长沙，亦学习工艺，大约学织毛巾及缝纫等工作，亦以两年为期，学成后即归宜章，亦尽力于我们理想之染织工厂，实行男女组合，我为什么这样办呢?(一)直接固欲使她们两个经济独立，以减轻我之负累;(二)间接即欲使她们两个替社会服务，不至完全为社会之蠹，我的拙妻，现在已是来湘。”但宜章染织工厂没有办成。1922年，邓中夏出资，保送杨贤怀到长沙务本女子学校就读，使之掌握谋生本领。杨氏毕业后，邓中夏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一纸休书，解除了与杨贤怀几近15年的荒诞婚姻。

杨贤怀一生无子嗣，一直没有改嫁，始终未离开邓家。现在到邓中夏故居瞻仰的观众，得知邓家房屋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伪军烧毁，看到故居里陈列的“邓中夏结婚用的雕花大床、求学用过的皮箱”等物品，都以为是复制品。其实这些物品都是杨贤怀精心保存下来的。当时，杨贤怀因与婆婆廖氏不和而分家另过，住在邓家祖上留下来的老屋，她把与邓中夏结婚用的雕花大床和邓中夏求学期间的用品搬了过去，邓中夏这些遗物因此没有被破坏。

2015年10月，我专程到湘南边陲的邓中夏故乡——宜章县五岭乡邓家湾村采访，耄耋之年的蒋早玉和几位80多岁的老人告诉我：与杨贤怀的封建包办婚姻，曾长期“给邓中夏带来很大的烦恼和苦闷”;杨贤怀也是不幸的，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抱着“从一而终”的传统“妇规”，一生相伴与邓中夏结婚时的物品，其情可悯。解放后，杨贤怀经中组部和中央军委共同安排到北京定居，后因北京疏散人口，又回邓中夏故居养老，1982年5月16日病逝，享年90岁。

对革命伴侣一往情深

邓中夏与第二任妻子李惠馨是一对革命伴侣，两个人在革命征途上产生了浪漫爱情。

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启汉回湖南江华老家，赎回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妹妹李惠馨，领着她抵广州，与邓中夏同住“龚寓”。邓中夏常教李惠馨识字、读书，启发她和工人们一起上夜校、听报告，参加革命活动。不知不觉，他们相爱了。李启汉遂把妹妹介绍给早已与前妻离异的邓中夏。1926年8月，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作为邓中夏与李惠馨的证婚人，为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邓中夏对李惠馨感情甚笃，亲切地称她“妹妹”。1928年，邓中夏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9年初，中共中央安排李慧馨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秘密越过满洲里封锁线，进入苏联。2月8日，邓中夏到莫斯科火车站迎接她们，随后入住莫斯科高尔基大街陆克斯大厦的二层小楼。2月10日是中国的春节，邓中夏与李慧馨和孩子在莫斯科的一个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留存至今的唯一的全家照。

1930年6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李惠馨因为孩子小，不便同行。不久，李惠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备用的最机密最隐蔽的无线电台工作。

1931年12月，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击，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的邓中夏，在上海公平路小弄堂的肚皮间(加的小隔楼)出租房住了下来。邓中夏没有任何收入，连吃饭钱都没有，病倒了，无人照料。李惠馨得知消息，要求和邓中夏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上级不同意。李惠馨向组织申述：“只要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他就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一起生活。”

李惠馨的要求实现了，但她被调离党中央机密情报机关，到浦东一家日本纱厂做工，每月挣7元钱。其中房租需3元。他们夫妻就靠着剩下的4元钱，一把米—锅粥地过日子。

李惠馨与邓中夏婚后四次生育。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后生下一男孩，三天后因躲避敌人，孩子夭折。第二次也是一个男孩，出生后因工作无法照料，寄养到洪湖地区一农户家，在战乱中丢失。第三个孩子在苏联患肺炎夭折。第四个孩子就是在日本纱厂工作期间早产生下的，也因工作无法照料送人了。

李惠馨早产满月后，组织上安排她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交通员。1932年11月3日，她在夜幕掩护下，到圣母院路高福里送一份赤色国际发来急需翻译的文件。由于叛徒出卖，她与翻译朱仲芷一起被捕。

我在邓家湾采访时，听居住在邓中夏故居周围的蒋早玉等老人说：李惠馨出狱后继续革命。解放后，她先后三次以邓家媳妇的身份，到中夏故居祭奠邓中夏，并多方寻找送人的两个孩子，终因线索太少，始终没有找到。

对假妻子生死相依

1932年11月，邓中夏被任命为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何宝珍(化名王芬芳)任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邓中夏与何宝珍假扮夫妻，潜伏在上海滩，在复兴中路近嘉善路口的民房里建立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开始了一段生死相依、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艰险历程。

何宝珍(1902年-1934年)，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刘少奇结成伉俪。邓中夏亲切地称她“宝姐”，对她极为尊重。

邓中夏与何宝珍“夫妻”二人都以教员的职业为掩护。首先，把互济总会的领导核心“中共党团”建立起来。接着，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赤色互济会组织。上海及各地被敌人破坏了的互济会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恢复起来，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其家属的工作广泛开展。这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何宝珍发现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前面有可疑人的监视，当即以夜幕掩护“搬家”，建立了新的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

1933年春，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机关又一次遭到敌人监视。邓中夏、何宝珍“夫妻”二人再次紧急“搬家”，转移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建业里)一家布店的楼上，建立了新的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

1933年3月，邓中夏写出《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以上海工人名义要求立即释放罗登贤等被捕革命者。何宝珍把这份传单广为散发，大力开展营救活动，引起宪警特的注意。4月25日，何宝珍发现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楼下有形迹可疑之人，知情有变。她把小儿子刘允若抱起来，送到邻居大嫂手上，嘱其照料说：“过两天会有人来领的。”这时，敌人冲进来，把她抓走了。

何宝珍被捕后，邓中夏立即将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转移到麦琪路178号的光华理发店楼上3层(解放后改为迪化路178号，今为乌鲁木齐路178号)，住户登记名施毅然。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千方百计营救何宝珍和罗登贤等一批被捕同志。但在营救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叛徒告密，邓中夏被捕，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翌年秋，敌人侦知在押的王芬芳就是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对她严刑逼供。何宝珍坚贞不屈。1934年初冬，何宝珍从容地走向雨花台刑场，在邓中夏就义的同一地点，壮烈牺牲，时年仅32岁。

责编：朱晓华

来源：大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