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版《湖南通志》长沙府城图。

文丨时语

热闹的化龙池酒吧街一带，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这块“热土”，曾是有着814年历史的善化县县衙的驻地。

善化县消失在1912年，起于宋代哲宗元符年间(公元1098年)，最初的治辖区域，曾包括了长沙县与湘潭县的一部分。这是宋代的安排。

800多年间，善化县与长沙县只有在明朝洪武十年到洪武十三年这四年间，合成“长沙县”，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分立，它们在各自编纂的方志中，谈及沿革，都会追溯一番长沙郡、长沙国的历史，都会讨论长沙的“前世今生”。

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在一座城池，共享长沙之名。这种同城而治的行政管理现象，在明清两代被称作“附郭”。郭者，城池也，具体到善化县与长沙县，“郭”就是长沙府城，两县依附长沙府城“办公”、“治理”，但职权上并无特殊，仍隶属长沙府。

如此一来，清代湖南建省以前，长沙城内活跃着长沙县、善化县、长沙府、湖南按察使司、湖南布政使司以及八旗、绿营兵六大权力机关(建省后加上湖南省巡抚衙门)。而在明代，长沙城内也有着吉王府、长沙卫、善化县、长沙县、长沙府五大管治机关。善化县与长沙县作为较低一级的衙门，办事往往顾及城内上级管事衙门的脸面。

至少在明代万历四十年前，善化县、长沙县以及城内的其它上级们，相安无事。直到公元1612年(万历四十年)，一件盗窃案改变了善化县的命运。

盗窃案发生后，吉王府与长沙卫“踢皮球”，都不想去查，“互相推诿”。而善化县和长沙县向长沙府知府庄毓庆说明了被盗的原因，后者于是再往上申报。上面的意见是：地方事务应该专门由地方政府管，吉王府和长沙卫不得干涉城内事务，拿掉了明代藩王最后的“行政管辖权”。(嘉庆十七年《长沙县志》)

由长沙府主持划定，“准将府左从浏阳门，右从驿步门极南而止，属善化。”另一半就属长沙县。这相当于，在今天的长沙城内，以五一路为界，劈成两半。北边是长沙县管，南边是善化县管。与此相应，城南的居民编好户籍，要向善化县交税。善化县府从此多了一批税源，善化知县多了一项管辖权力与考课的压力。

权责尘埃落定，独立地梳理本地区的历史十分必要。然而善化县随后相继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吴三桂叛乱带来的战争创伤，城内不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目前可见较早的善化县志，是乾隆十七年编纂而成。此前，较为零碎地出现在《湖广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中。

《湖广通志》的卷首图清楚地画出了长沙府城图，然而古人制作方志图，只拣选标志物，不遵比例，在今天看来，图算不得全面。

这张图里，善化县居长沙城东南一隅，东边矗立城隍庙(城市保护神，新官上任均会赴城隍庙祈祷保平安)、天心阁。依此往东，长沙府衙门与文昌阁挨在一起，再往西就是府学。往西北而去，能看到长沙县与长沙学(县学)，它们紧靠在一起，偏居长沙城内西北方，挨着潮宗门，出门即可见湘江，这种县衙和学校互为邻居的空间布局在古代十分常见。

然而，也许是疏忽，也许是少有人讨论。较早的府级以上的方志，很难见到人们关心善化县的得名。较晚出，但较完整的乾隆十七年《善化县志》，特意讨论了善化的得名之由：“善化别名靳江”，“至得名之义，总取衷于守令‘倡化邑人’‘彬彬向善’云”。意思是说，善化的别名叫靳江，现在的名称是某个守令从“倡化邑人，彬彬向善”中择取两个字而成。善化的名称来自父母官的创造。此外由于岳麓山属善化管辖，岳麓书院名气又很大，乾隆十二年的《善化县志》，在山川一章节给了岳麓山最大篇幅。这又给后人将岳麓书院解释为“善化”之源的机会。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城分治之后，经历乾隆、嘉庆、光绪等时期的文化体系搭建，它的官方形象、各方建设，均呈盛势、日渐完整。遗憾的是，1912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善化县治也戛然而止。

民国肇兴，善化县并入长沙县，再经1938年文夕大火，善化县衙尽归尘土，此后再未见“善化”。一批原住在善化县境内的名人(如经学家皮锡瑞)籍贯统属长沙，能够唤起这座城市对曾经的县衙记忆的，也多靠时不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文物了。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责编：朱晓华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