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承忠

1935年8月，粉碎湘鄂边敌人“围剿”之后，红二、六军团主力于11月19日向洞庭湖方向东征（注：即战略转移，后叫长征）。红十八师留守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我当时在五十三团一连当文书，我们团是师里唯一的正规团，随师部驻茅坪，另外一个刚由地方游击队合编起来的湘鄂边独立团和后方机关驻在茨岩塘。很快，我们的四面都被敌人层层包围起来了，与主力完全断了联系。（《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八师征战记》，彭湘臣《红十八师征战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p215)

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师长兼政委张正坤在龙山县茨岩塘召开干部会议，部署策应主力突围的具体任务时说：“李信主任提了一个很好的口号：‘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的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我们18师就是要用这‘四不怕’的精神拖住敌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梅兴无著《游击专家·张正坤》，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p54）

这是第一次将“四怕、四不怕”的口号向红十八师全师提出来的记载，随着红十八师留守任务的完成以及1936年1月9日及时赶到贵州江口归建（《图说长征·红二方面军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9年4月，p219)，这个口号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从而变成红十八师的一种精神品质，也可以说是红十八师的军魂。

时任红十八师五十三团参谋长（后为团长）苏鳌的警卫员龚辉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师的战士大多数是来自湘鄂边的工人、农民，深受旧社会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一经动员就像干柴着烈火，激起了满腔的战斗豪情，响亮地提出了‘四不怕’的口号，即：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的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致表示，要在张师长和各级首长指挥下，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群策群力，万难不屈，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龚辉《艰苦转战50天》，《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767，）也说明“四怕、四不怕”口号当时就得到了全师官兵的拥护，是全师指战员的共识，成了红十八师的军魂。

研究红十八师的“四怕、四不怕”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红十八师的基本情况

红十八师是1933年6月由湘赣军区的红十八军改编而成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大事记<1933年6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1985年12月，p351）。红十八军，成立于1933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7–1987），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2月，p447-448），则是由1932年3月成立的湘鄂赣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即万宜萍浏铜成立第一独立师，其前身为1931年初以湘鄂赣警卫第二团与浏阳、平江等县部分武装合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将领成员名录（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p226-227）、独立第二师（即平浏铜修成立独立第二师，其前身为1931年4月以万载、宜春、萍乡和浏阳一部分地方武装合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师）（罗海曦《万水千山只等闲——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p20）合编而成的。

红十八师成立后即南渡袁水与红十七师到湘赣根据地作战，损失巨大，剩下的一千多人被编为一个团（52团）。（甘泗淇《红六军团发展史（节选），《湘赣革命根据地 下》，p979）

1934年1月，湘赣军区将湘赣独立第三团和公略警卫营、茶陵永新独立营等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十八师53团（《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组织史》<1920-1949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等编，1993年，p165），这年7月下旬，在永新县牛田组建了红十八师54团（《困牛山红军壮举》，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p2），至此红十八师共三个团，形成完整的战斗序列，为红六军团主力师之一。

1934年8月，红十八师随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横店出发西征，10月在贵州石阡的甘溪之战中受重创，师长龙云被俘后牺牲，红十八师仅剩53团1000多人，红军木黄会师后，红六军团鉴于部队只3000余人，取消了红十七、十八师师部，直辖49、51、53三个团。

四个月后，1935年2月，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重建红十八师，以红十七师四十九团第二营为骨干重建红十八师53团，以当地两个独立团扩编为红十八师52团和54团，形成完整建制（邓建龙《红十八军演变沿革》，《湘潮》2015年第7期，p146）。

1935年11月，因主力需战略转移（长征），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再次决定改编红十八师，即将其下的52、54团改编为红十六师的46、47团，将原湘鄂边独立团、龙桑独立营、县区游击队合编为52团，这次改编后红十八师只两个团，加上师属机关、野战医院等共3500多人，张振坤任师长兼政委，任务是留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刘诚达《转战湘鄂川黔边》，《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1》，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501)

1936年1月9日，红十八师完成留守任务后辗转征战，在贵州省江口县磨湾与红二、六军团主力汇合，仅剩600余人，再次被缩编为一个团（53团）（《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p829）。

这年2月，在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扩红力度大，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重组红十八师52团，恢复师的建制。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在甘孜整编，由三个大师缩编为4个团，但保留师的番号，红十八师缩为53团。（刘转连《回忆模范师》，《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4》，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1945)

1936年10月，过海源、渭河的战斗中，红二方面军损失较大，贺龙说“二军团甩了个团，到海源又吃了点亏，我差点点被炸弹炸死……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我们徒涉，水越来越大，冲了点人去。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贺龙《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 1》，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22）

1936年11月4日，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各师虽名为师级架子，实际上都仅为营级规模。1937 年抗战爆发时，红六军团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红十八师改为该团三营，红十八师番号不再存在。（邓建龙《红十八军演变沿革》，《湘潮》2015年第7期，p147）

二、“四怕、四不怕”精神的内容及实质是什么？

“四怕”：就是“怕居功骄傲，怕不求进步，怕违反纪律，怕脱离群众。”

“四不怕”：就是“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的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这些话，非常直白，一点也不深奥，它来自那个时代，那些人们，质朴实在，均直击人的要害，甚至生命，以及灵魂，做到其中的任何一点都非常不容易。

“四怕四不怕”的实质：就是信念坚定，献身革命、顾全大局，勇于担当、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红军精神。

红十八师的指战员们在“四怕、四不怕”的口号鼓励下奋勇向前。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湘鄂川黔边广阔地区，主动佯攻、跋山涉水、日夜奔袭、忍饥挨饿、风餐露宿、顶风冒雪、冲锋陷阵、冲破重围，与敌进行了二十多次战斗，战胜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出色的完成了留守根据地钳制敌人重兵、掩护主力突围、保护根据地人民、尽量保住红军有生力量等光荣任务，并及时赶上了主力部队。

三、“四怕、四不怕”精神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提出的？

在11月24日，在龙山县的茨岩塘。从时任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政委刘诚达的回忆可知。刘诚达在《转战湘鄂川黔边》（《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1》，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501)中记载：“当时，十八师的建制只有五十二和五十三两个团。五十二团由原湘鄂边独立团、龙桑独立营及县区游击队合编而成……五十二团驻地很分散，一营由我带领，驻桑植县城门外的村庄，二营由樊孝竹团长带领，驻洪家关，三营由魏成德参谋长带领，驻上河溪，相隔都比较远。五十三团驻在茨岩塘一带；师部及师直机关也驻在茨岩塘……押走叛徒刘士杰的第二天（注：11月23日），我们接到张师长的紧急指示，要我马上带一营离开桑植回茨岩塘师部集结待命……24日下午6时顺利到达师部。这时，樊团长带领的二营早已安全到达了……11月25日上午，部队分两部分从茨岩塘出发。”

从这个回忆可以看出，师长张正坤在茨岩塘的干部会议上向红十八师提出“四不怕”的要求，是在11月24日下午6时以后，即所有干部都到茨岩塘后，因为时间紧迫，会议内容相同，不会来一批干部就开一批干部的会议，须等五十二团全部集中起来了一次性地开。在此之前、特别是11月19至22日，可能存在在局部自己宣传这个精神。

四、“四怕、四不怕”精神是怎样产生的？

红十八师的“四怕、四不怕”精神不是上层领导理性思考后作出决定，再要下级去执行，而是从基层战士自发的提出来，经过一层一层研究、呈报、审批、认定后，再一层一层贯彻落实下去的，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民主与集中的基本运行模式，也是后来的民族主集中制的雏形，现在可视为民主集中制的标本来保存和研究。且看当时的红军是怎么见证的：

刘诚达说：“五十二团……我担任政委……我们团虽然有两千多人……绝大多数来自桑植、龙山一带，出身于工人、农民，阶级觉悟高，保卫家乡感情很浓厚，因此，作战很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执行纪律很好。为了完成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战士们自动地提出了“四怕”和“四不怕”的口号……战士们提出这些行动口号，经过团总支研究审查后，又报师政治部审查同意，在全团广为宣传。”(刘诚达《转战湘鄂边境的日日夜夜》，《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p612-613，）——可见这是由五十二团的战士先提出，团里党总支审查报师政治部同意后再在五十二团落实的。

当时红十八师有两个团，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五十二团提出，师政治部批复，五十二团落实，非常正常。从他的话看不出五十三团即红十八师的主力团的执行情况，所以我们要再看看五十三团是怎么说的。

时任五十三团参谋长苏鳌的警卫员的龚辉说：我们师的战士……一致表示，要在张师长和各级首长指挥下，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群策群力、万难不屈，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可见五十三团是在张正坤师长在茨岩塘的干部会议提出要求后积极响应、落实的。

当时红十八师还有师直机关，也还有湘鄂川黔省政府机关及湘鄂川黔特委机关，他们是在张师长肯定政治部主任李信的建议并要求全师执行后而执行的。因为张师长兼特委书记只提“四不怕”内容，所以他们回忆也只提到“四不怕”，没提“四怕”。从理论上分析，“四怕”在这些机关应该也一并宣传了，只是回忆时侧重于张师长说的话。这样，红十八师就全部响应了这个口号，贯彻了这个精神。

不管怎样，“四怕、四不怕”的产生过程都体现了我党一贯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中去；先民主，后集中，集中后即坚定不移的去落实。

五、“四怕、四不怕”精神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一种精神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异想天开来的，必有其深层的原因。红十八师的“四怕、四不怕”精神也一样，有其独特的背景：

一是独特的经历。红十八师是由湘鄂赣的红十八军缩编而来的，是我党领导的早期革命力量之一。它自成立以来，每遇大的战略转移，似乎总是负责后卫或留守任务，给人的一个印象好像就是善于留守或担当后卫。如在令萧克“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的甘溪之战，红十八师的主力五十二团就是后卫，与师长龙云一起几乎全军牺牲；也因此五十二团的番号在南腰界会师后一度没再保留（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53），后来红军发展壮大了，虽恢复了番号，其战斗力与其他团如五十三团比就欠缺一些。又如1935年8月芭蕉坨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主力东征转入外线作战之时，十八师又是担任留守的角色。而这次，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红十八师仍然是负责留守任务。后卫和留守，都有其独特性，既要扮演主力虚张声势，又要击痛敌军，还要保护好根据地，特别是要保护好老百姓及其财产，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是以弱抗强以少敌多的。其完成任务的方式方法，不能等同于纯粹的作战部队。这些经历，促使红十八师产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战斗经验和战斗精神——可谓是瓜熟蒂落，势在必然。

二是独特的形势。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之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更加严峻。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30多个团的正规军及民团共30多万人“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离开的主要原因就是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我2万对敌30万，比例为1:15，红军虽有以一当十乃至以一当百的英雄气概，这是从精神层面而言的，但从实际方面考虑还是避开了。而留下来的红十八师，只有3000多人，真正有战斗力的是53团及52团的一部约2000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更大，3000:30万，比例为1:100，乃至1:150（2000:30万），单纯从这个比例来看，留守就意味着死亡。加上革命队伍的成分复杂，有工人、有农民，有改编的土匪，有投诚的俘虏，有混入的特务，等等，虽然红军有强大的政治工作和宣传活动及铁的纪律，指战员们多数具有牺牲精神，但难免也有居功骄傲的，有不求上进的，有违反纪律的，有脱离群众的，有害怕敌人的，有害怕恶劣环境的，有害怕艰难险阻的，有害怕流血牺牲的，甚至有思想动摇的，有叛变的。任弼时曾在《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中指出过：

在敌人新的大举进攻面前产生了新的动摇。如有个别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力量，缺乏战争胜利信心的状况，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这虽是几个月前提出的问题，但此时仍难避免，因为一直忙于打战，这些问题难以完全彻底解决。这种动摇最明显处，是体现在刘士杰身上。他是一个反面典型和代表，作为省委的二把手，在经过甘溪之战后就动摇了，怕苦怕累怕牺牲，到此时更发展到带着队伍逃跑、准备向湖北来的敌军投降的地步。能到湘鄂川黔省委副书记这样的位置，曾经不可能没有功勋和贡献，不可能没有本事和水平，他都这样了，可以想象下面有多少人也是这样、也会这样，或有这种苗头或将有这种行为。在《张正坤》一书中有刘士杰被抓到师部后与张正坤的一番对话，既是一种较量，也是一种考验，这个情节可能是后来的研究者梅兴无添加的，但可视为当时的一定事实的反映。细看之后，不能不为红十八师感到紧张：

他（张正坤）问道：“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要革命到底、永不叛党吗？为什么你自己带头跑去投靠敌人，叛党了呢？”

刘士杰狡辩道：“贺龙、任弼时不是跑得更快吗？”

张正坤据理驳斥：“胡说！贺总、任政委他们把队伍转移出去，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更好地干革命，最终消灭敌人。”

刘士杰脸上露出阴笑：“你张正坤就是大老粗一个。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嘞！贺、任分明就是把你的18师扔在这里当诱饵，拖住国民党的军队，好让他们自己逃得更利索。”

张正坤义正辞严地说：“我张正坤是个大老粗，但我更是一个共产觉员。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我坚决听党的话，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是党的指示，就是革命的需要。我们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掩护主力突出重围！”

刘士杰冷笑着说：“贺、任他们可能跑得掉，但你的18师可就算插上翅膀也逃不掉了！你知道你们周围有多少国军吗？说出来怕吓死你，不下10万!有句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

张正坤说：“这话我从小就听说过。现在，我倒用这句话劝劝你。因为你已经落到我们的手里，只有低头向党认罪，悔过自新，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刘士杰死不悔改，一条道走到黑：“张正坤，我告诉你，现在你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拖队伍跟着我一起投靠国军，到时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角度不同，看到的竟截然相反。

无独有偶，二军团供给部长周佐汉叛变，龙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米远模、县委秘书兼保卫队长符东山及特务队长田和儿、洗车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穆世顺等也叛变了。这些现象，都说明当时动摇的人不是没有。

又如：九月省委和二、六军团主力转迁到桑植准备突围长征。十一月下旬，由于龙山县委和县政府内部出了叛徒，方汉英同志（注：龙山县委书记）惨遭杀害，同时附近的一些区乡苏维埃政权也遭受了一些损失，我们红岩溪也发生了一次叛变。我们区游击队一个姓田的政委和一个军事部长叛变，把枪拖走了十二支，乘我不注意把我的手枪也偷走了（谢曙光《在龙山的一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p563）。

在1970年代湘西州县红军长征历史情况调查报告中记载“（1935年）11月20日以后，红军队伍中发生多起叛逃事件。其中有53团3营黄连长带7人叛逃，被游击队击毙4人。”这里记载的“叛逃”是“多起”，说明军心不稳，形势严峻，不想办法从思想上稳住阵脚是万万不行的。

我们也可这么反推，既然口号提出来了，就说明问题比较严重了，师政治部、师长都研究、宣传、要求了，已是上升到了当时的最高层，应是刻不容缓了。假如这些现象、苗头不严重，师长、师政治部要做的急事要事多了去了，休息的时间都不多，哪有心思去理鸡毛蒜皮的事呢？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先从内部攻破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凝聚所有的力量，不思想上形成共识，不防止这些问题的产生，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可能会遭灭顶之灾。只有将三千将士拧成一股铁绳攥为一只铁拳，不失时机地打出去，才能实现战略目标，才能实现“置之死地而后生” （贺龙语）。于是这些针对性强的口号和精神就产生了，可谓是应运而生，自然难免。

三是独特的人群。红十八师是一支品格高尚的队伍，他们怀着为天下穷人谋解放的崇高理想，对革命事业有无限的忠诚，是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置生死于度外的铁军。其师长兼政委张正坤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被广大指战员称之为“铁人”“游击专家”，从他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仍组织战友越狱而牺牲的事迹，可见他真的是“特殊材料”炼成的。其参谋长刘风，政治部主任李信以及当时的团级干部余立金、苏鳌、樊孝竹、刘诚达、刘麟、罗正坤、黎东汉等，都是十八师的灵魂人物，是心红技专的钢铁群像。他们既善宏观协调，又能身先士卒，是高尚的英勇的善战的典范。他们是一群十分独特的人。他们带出来的战士也多是这样的英雄。正如刘诚达回忆的，这“四怕、四不怕”口号是战士们提出来的。这样的口号一旦被首肯，他们是能自觉遵守、自觉践行的——可谓是有麝自然香，水到渠必成。

四是独特的任务。这是一个“四两拔千斤” （贺龙语）的任务。要以3000多人拖住30万敌人，还要保护好当地的人民群众及留下的省委省政府的一些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任务十分艰巨。临行前萧克说：“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让敌人发觉我们的行动意图，部队一律改用代号。”一个营要打着“二军团某师”“六军团某师”的番号，佯攻之后真攻，南北驰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拿出保卫根据地的架势以拖住敌人。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将是什么后果。所以王震说：“我们走后，你们可能会受到十多万敌人的包围……即使十八师被敌人打垮了，你们的人也应想办法，就是化装成老百姓也要来追赶我主力。”后来龚辉回忆说：“开始，红二·六军团战略意图和红十八师的行动方针是保密的，但大家从各单位首长的简要动员和实际感触中，已经知道面临的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恶仗。”独特的任务导引出了这个独特的精神——可谓是顺水推舟、水落石出。

六、红十八师是如何践行“四怕、四不怕”精神的？

从红十八师的战斗历程看，这“四怕、四不怕”要求得到了很好地落实，“四怕、四不怕”的精神得到了很好地发扬。

（一）怕居功骄傲方面：红二·六军团从会师时只有七千多人，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特别是红十八师所在的红六军团更是紧张至极疲惫不堪，到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时两个军团总兵力达二万一千多人，根据地达2万平方公里（一说3万多平方里，见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的经过》：东西约三百里，南北百余里），人口50多万，是江南最大的最稳固的根据地（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龙山历史》之《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及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前后对比，不产生功勋卓著的想法和骄傲的情绪，是不可能的。产生居功自傲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此时形势变化了，再躺在功劳薄里就更加危险。

任弼时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检查部队中的军事技术工作，则可看到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在慈利，某营担任游击，打了一千四百多排子弹而没有打死几个敌人，这可以看出我们军事技术上的弱点。但在我们提出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不错了”。

这种情况仍然存在：红十八师52团还有不少战士不会打枪，其中居功骄傲的因素也难排除。

还有，他还说及：

如某团长说：“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有一排长说：“老战士提走了，要我带新兵我就请假不干。”

这两种现象也应有延续。比如，鸡公垭战斗的失利与我设伏部队误认为敌军已察觉我军企图，加之天寒和疲劳，部队撤离潜伏阵地，并后退十里休息，计划第二天再返回伏击阵地而被敌李觉部先我占领高地，竟日反复攻击均未得手，使我指战员伤亡五百多人、红四师师长卢冬生伤腿致残——其警卫秦志雄《红军“忠堡大捷”亲历记》、载《鄂西文史资料》2002年第一辑），使红二•六军团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湘鄂川黔省委不得不作出北渡长江另辟新区的计划。这虽是其他师前不久的事，应是通病，仍未消除，还有延续，其中不乏骄傲轻敌之嫌，也同样警示着红十八师。

开国少将黎东汉在《长征时的红十八师电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4》，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1943)中，记录电台队在彭水县境内有一天走了130多里，晚上执班的刘智仁竟然睡着了，也没有往下交班，幸好曾纪砚起来上厕所，听到军团电台正在紧急呼叫，有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没人接收，他马上抄收，刚收到20多字，主要内容还没有出来，又因为师长的骑骡打架把天线碰倒了，等急忙架好天线重新抄收时，军团电台已随部队转移了，收不到军团的电报了，张正坤师长特别生气，要枪杀他的骑骡。又前进了90多里，到了宿营地才收到军团复电，说红十八师前方20里处有国民党两个师在拦截，要求立即返回昨天的出发地。他写道：“好险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智仁和管骡的警卫员，也似有居功骄傲而麻痹大意的因素，刘智仁作为电台值守人员是知道电台只能晚上收听且事关重大的，就是再累瞌睡再重也不能睡，而管骡的警卫员就更是失职，与居功骄傲有关。张正坤名为杀骡，实为出这两人的气——牲畜知道什么呢？！若国民党的两个师发现了红十八师就在20里处并主动出击，十八师在此覆灭的可能性很大。看了这个记录，都会觉得居功骄傲的可怕。这还是“四怕、四不怕”的要求下达一个多月之后，在这要求下达之前，其问题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二）怕不求上进和违反纪律方面：回忆资料中关于不求上进和违反法律的，很少。这里不多分析，就理解为理论上的怕出现这些问题而实际没出现大的事件。但也有一鳞半爪，如《红军长征中政治工作》(杨文岭著，人民武警出版社，2017年8月，p89)写道：“很多战士是当地青年农民，如今部队要离开根据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留恋自己的家乡，不愿到外地作战。‘为着使苏区内籍<永、大、龙、桑籍＞的战士保障在脱离苏区后坚决执行我们的政治任务，在这些战士中经过支部进行了一些个别解释工作’，教育他们树立为解放全国劳苦大众而战的思想，克服地方观念、乡土观念，做到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从中可以看到有不求上进的苗头。又如，任弼时总结有一个典型：“招头寨战斗，如果所有部队都能按命令规定动作，则一方面我们主力到达之前，前面即有较大兵力可以阻止和扼制敌人，并占领优势地形（后为敌所占去），以待主力集结进行突击；同时主力也可早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赶到，可能在当日的战斗中将陶纵队先头七个团全部击溃，而且消灭其大部有生力量。”从中可以看到，有的部队是没有按命令规定去动作，当时只有部分红军围攻龙山城、多数部队基本上处于休整待敌状态，还如此，应有不求上进或违反纪律（命令）的行为，有可能是客观原因造成，但他在这里似不太认为有客观原因。这样的惯性不是一下子就能纠正的，所以要重申。

另外，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当时对违反纪律处理得相当严，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又严罚，促使大家素质不断提高，自觉地不犯这些错误，所以没有什么违规违纪的。但不能说没有，据老红军刘延藻回忆，就是到了贵州仍出现一个战士当街拿了老乡六个鸡蛋（属犯群众纪律）而被团长当场击毙的事。（《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4》，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2124），他自己也因在过雪山之前看到有的战士抓了几只小猪而自己也抓了一只与同志们共享，属违反群众纪律而被关了一天禁闭。

（三）怕脱离群众方面：我党我军历来就重视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红二六军团这方面有许多例子，是因怕脱离群众而产生的好表现：

1.湘西州、县按中央、省委的部署调查长征情况时发现的：（1935年）9月中旬至月底，龙山城周稻谷金黄，龟缩城中的敌军、土豪和藏入深山、石洞的地主武装，企图抢收粮食。红18师以53团附地方武装钳制敌军外，集中52团、54团、师直及红军龙山独立1团等地方武装在城周各乡，发动群众组织抢收稻谷。（湘西州、县红军长征调查表）

2.从靠近敌占区的稻田先开镰，分区负责，划片包干，逐块逐丘收割。总的原则是：凡农民分田到户的稻谷归户主，按规定交送军粮。凡地主、官僚、豪绅田里的粮食抢收后分给可靠农户晒干、车好，然后运往兴隆街、茨岩塘、茅坪等苏区贮存，以备军用。抢收秋粮，广大贫苦农民一致拍手称好。他们积极配合红军，在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日以继夜地投入抢收战斗。龙山独立团团长高利国利用全团战士多是龙山本地人的优势，在抢收战斗接近尾声时，发动战士进一步接近敌人，尽量多收粮食（主要是稻谷）。白天加强武装巡逻，迷惑城中敌人。晚上，抢收人员靠近城垣，把城墙下的地主、豪绅田里的稻谷也收割了。这次抢收秋粮，穷人得到了分田后的胜利果实，也为红二•六军团近2万人实行战略转移筹集了必备的军粮，提供了物资保障。（《中国共产党龙山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12月，p87）

3.（1935年）12月3日，红ニ・六军团首长电示红十八师突围，追赶主力部队。为摆脱敌军重重“围剿”，红18师决定在敌军合围未形成前主动撤出茨岩塘根据地，往东北突围。12月8日，红十八师3000余人，加地方干部、红属避乱团共约5000多人，从茨岩塘凉水井等地出发，夜宿水田坝中湾、分水岭和桑植上河溪。（《中国共产党龙山历史》之《四、红18师将士与红二、六军团主力江口会师》，中央党史出版社，p113，）

4.茨岩塘原来是二•六年团的总后方，有地方机关（注：包括省政府机关）、医院、工厂，物资很多。师部原来命令休息一天清理后方，可是当天下午敌人就分两路扑上来了，机枪大炮乒乒乓乓满山响，我们一边打一边转移。这一来，所有的伤病员、地方干部和苏区的男女老少都拥出来了，大家都拼命跟着红军走，无论怎样劝说都不行，喊声哭声乱成一片。一时我们心里也都乱啦。离开根据地本来就够难受了，看到苏区群众这种情形，想到白军会如何屠杀他们，心里就像烧了火似的难受。

突围部队便非常庞杂，部队总共不过三千人，加上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就不计其数，山地里一路行军，前后拉了十几二十里路长。当时情况可真困难，丢下苏区群众吧，于心不忍，但是，带上这样的队伍突围，等于自投虎口。（彭湘臣《红十八师突围记》，《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八师突围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p216-217）

5.当地群众听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已经焦虑不安，看到部队紧急转移，惊恐万状，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随军后撤，军民混杂，乱作一团。茨岩塘、比溪一带，是苏区中心的中心。军团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以及红军后方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均设在这一地区，军民关系极为密切。群众在保卫根据地、支援前线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少积极分子的亲人，被连累罹难，有的惨遭敌人杀害……同红军唇齿相依的苏区群众，眼看红军突然大踏步地撤退，岂能无动于衷？他们不顾家室，抛弃财产，愿与红军相依为命。（彭湘臣《红十八师单独突围长征》，《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780）

如果红十八师不怕脱离群众，像国民党军一样态度恶劣，烧杀抢掠，人民群众怎么会这样以性命相托、紧跟不已？！

（四）不怕凶残的敌人方面：红军从来就不怕凶残的敌人，无论敌人怎么多，都敢藐视之：

1.从主力撤离根据地到红十八师与主力会合，一共经历了49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敌人凭着占绝对优势的兵员和武器装备及其他条件，对我红十八师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我红十八师与敌人进行了大大小小20多次战斗。对我方来说，这些战斗，都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不仅是冬天，战士们衣着单薄，又饿着肚子，而且吃了上顿又不知什么时候吃下顿，常常吃南瓜充饥。我们的战士就风趣地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天天打土豪，夜夜盖稻草。”就是说，为了打倒地主、资本家，为了免除下一代人的苦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甘愿吃大苦、耐大劳。是这样坚定的信念鼓舞了我们克服困难，终于完成了牵制敌人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从敌人的重围中勇敢地冲了出来。（刘诚达《转战湘鄂边境的日日夜夜》，中央党史出版社《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2016年10月，p923）

2.（1935年12月）18日，（红18师）经龙山农车白腊过河，天黑到达洗车木油，准备经沙坪去招头寨。敌何友松团在洗车河一带固守，沙坪敌人凭借碉堡封锁通道，红十八师与敌激战一夜，在凉风坳击毙敌营长一人，抓获了几名敌兵……张正坤特地派警卫连保护电台。电台队和警卫连被隔在封锁线以内，100多人隐蔽在山脚下的荆棘丛中。待枪声稍稍稀疏后，便迂回到马鬃岭侧后的开阔地边。开阔地有几百米宽，近千米长，没有砍伐的枯黄的包谷林在朔风中沙沙作响。敌人以为只有傻子才敢从这裸露的开阔地冒险通过，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路上，放松了对开阔地的戒备。警卫连和电台估计到了这一点，合计了一下，急跑只要三四分钟就能通过，决计不排队伍，拼死一冲，冲过去多少是多少。100多名战士像突起的旋风在包谷林里刮过。当他们将要跑到对面山脚下时，敌人的机枪才掉过头来。战士们敏捷地隐蔽在岩石后面，开心地听着敌人在胡乱地消耗机枪子弹。电台和警卫连赶上了主力部队，十八师往西向湖北挺进。至此，他们胜利地突破了敌人设置在湘卾边界上最后一道封锁线。（梅兴无《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纪实》，《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793）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试想一下，红十八师若怕了凶残的敌人，怎么会牵制住那么多敌人，怎么能掩护主力冲出重围，怎么能胜利归建呢？

（五）不怕险恶的环境方面：红十八师对那么凶残的敌人都不怕，更不会怕险恶的环境。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就采取了夜间行军的办法。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到处是冰天雪地，北风刺骨。战士们衣服穿得单薄，冻得直发抖。但是我们的战上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有较高的阶级觉悟，有“四不怕”的口号鼓舞着，因此，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战士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险恶环境，鼓起勇气，和以往一样，一点钟能走十几里路。（刘诚达《转战湘鄂边境的日日夜夜》，《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922）

2.我们从官地坪折向西南，经洪家关至官坝，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有些地段连羊肠小道都没有。指战员们发扬艰苦奋斗、自我牺牲精神，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硬是从荆棘林中钻过来。同志们手脚和衣服都被挂破了，脸上划出一条条血痕。老天爷也与我们作对，下起了大雪，地上冻得咯咯作响，路也滑得不得了。过龙家寨时，天已经黑了。这里附近一带是我曾经战斗和工作过一年的地方，曾在这里担任过县、区负责人。一年里我曾5次遇险，都在群众掩护下脱险，我营指战员也大都是当地人。但现在军情紧急，谁也顾不得停下来看看。连日的行军作战，累得喘不过气来，又饥又渴，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又不能停下，大家望了一眼家乡的影子，拖着饥饿疲乏的身体，在风雪中继续前进。（谢曙光《孤军奋战追赶千里返主力》，《铁军纵横》，2006年第四期）

3.我们到达唐岩河时天还没大亮，河上一只船都没有了，透过河上泛起的乳白色的水雾，可以隐约看到对岸上的镇子。我们开始叫船，才一喊，镇子上的白军慌慌张张跑出来了，狗日的已经比我们先赶到了。突然的情况使我们陷入困境，背后有彭水的强敌追兵，左有咸丰、右有黔江敌人的钳击，出路只有冲过河去。河水很深，我们顺着河边向下走了不到一里地，选了一个水宽较浅的地方开始徒涉。敌人一发现我们过河，机枪就雨点般地打过来。我们师长亲自指挥几挺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我们以连排为单位，手拉手结成一条线冲进河心。寒冬的河水一直漫过胸膛淹齐脖子，当时也感觉不到冷了……一上岸，我们又爬上一座大山，山上完全没有路，我们从水里钻出来一身水淋淋的，一路走，汗水顺着两条脚杆直往下流，走过的地方都成了一条烂泥沟，又泞又滑。上了没多远，几匹过河没有卸鞍的骡子全身发抖，腿一软，连着驮的东西倒在地上就不动弹了，看了叫人真难过。有些人过河没来得及脱棉衣，全身湿透了冻得不能走，和我一路上山的团里的供给主任走着走着瘫在地上就不动了。只有我们师长张正坤是个铁人，大高个子，黑黑的脸膛儿，和我们一样穿着草鞋走路，没有丝亳疲倦的样子，上到半山他又亲自扛着重机枪在后面掩护，自己走在最后面。重机枪射手已经牺牲了，机枪扛不走，师长硬是自己扛起枪座，警卫员扛上子弹箱，把一挺重机枪完好无损地带出来了。（彭湘臣《红十八师突围记》，《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八师突围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p221–222，)

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显而易见，在这里再展开论述，已是多余。

（六）不怕艰难险阻方面：艰难险阻，其实也可看成是险恶环境的另一种说法。也列几个例子：

1.当时黎东汉同志是十八师电台的队长，在突围中他的电台被摔坏，可变电容器动片变形，波长也不准了，只好一段一段地呼叫总指挥部电台。军团首长知道十八师四面临敌，要求一定要把十八师电台叫通。那天我值班，在原来波长守听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对方呼叫，我便在收报机的整个度盘上寻找，结果在与原波长相差40度的地方听见了。叫通后，我问对方为什么不在原来的波长呼叫我，黎东汉同志回答说，机器在突围中摔坏。我知悉这个情况后，很小心地将电报收完。黎东汉同志在情况紧急而机器又被摔坏的情况下，想办法与总指挥部电台联络通了，完成任务是很出色的。（龙振彪《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1922）

2.有一天，我们的电台坏了，我们向师长作了报告，师长说，你们几个小鬼好好观察嘛！研究研究，看看坏在哪里。这话确实起了作用，我们将机器打开，戴上耳机，一边调整度盘，一边观察，信号时有时无，按按电键，有时振荡有时不振荡。就这样观察摸索了个把星期，终于发现变阻器镀银接点磨了一个大槽，有时接触，有时不接触。找到了毛病，就把它修好了……一天，我们来到来凤河潮阳寺附近，上午八九点钟开始渡河。河面宽五六十米，水深一米左右。前卫营过去后，我们电台正在渡河，师长刚登岸，敌人的轻重机枪火力压过来了。原来敌人一个旅在此截击，企图消灭我们。师长在前进不得、后退不成的情势下，亲自带领警卫连背水一战，连续几次冲锋，但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最后只好率领警卫连从敌人侧翼仓促撤出战斗。我们电台紧紧尾随师长向一个大山的分水岭爬去。师长带领警卫员、通信员刚到山顶，我们电台离师长不到50 米，敌人又冲了过来，几乎和我们混在一起。师长见状就亲自带领警卫员压向敌人。敌人见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指挥员，蜂拥而上，于是师长就和警卫员从山顶向谷底滑了下去。敌人惊呆了！就在这一瞬间，我大喊一声：同志们向下滑呀！接着，我们电台的同志一个个向山底滑去，山高坡陡，长满了荆棘杂草，又刚刚下过雪，我们从近500米高的山上溜下去，一个个身上脸上都划破了，满身泥污血迹。但我们谁也不顾这些，背着电台一气跑了五六里赶上了师长。师长见到我们特别满意，说：只要电台到了，我们能收到上级指示和情报，就能打胜仗，就有办法。晚上9点左右宿营时，师长来了，他说：快架电台，有十万火急电报！我们忙打开机器一看，啊呀！电台摔坏了！收报机的四个真空管碎了两个，弹簧灯座也破成了两半，工具、备件、波长表都丢了，剩下的只有我包里的备份真空管和一把小刀。这一下真遇到了难题，真空管还有备份的，可灯座不能用了，怎样把灯座修好呢？我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把麻，于是用麻把破成两半的灯座绑起来，固定好，插上真空管，打开电源开关。好了!有信号了！师长高兴了，夸奖我们说：我说你们能修好吧!看，不是修好了吗。多观察研究嘛!可是等我打开发报机一看，两个电容器的动片都碰到一起了。又成问题啦!换零件没有备用的，怎么办？我就用小刀一片片剥离开，接通电源，终于机器能工作了。师长和我们报务员都笑了。但是波长表丢了，波长变了多少不知道，怎么联络呢？于是我们大家商量，每隔十度一呼叫，从零到100度，总能与军团电台联络上。我们就这样一直呼叫，果然军团电台出来了。当时龙振彪同志值班，他问我们为什么波长变了这么多，比原定波长差了20 度！……就这样，我们把电报发了出去，师长非常高兴，表扬我们能想办法完成任务。（黎东汉《长征时的红十八师电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1941-1943）

（七）不怕流血牺牲方面：这方面的表现太多了，选录几个如下：

1.在我还没有参军前，在（茨岩塘）柯树寨就驻扎着红18师的师部，1935 年农历六月开走了，留下 53 团。我参军后新增加了 52团，称为新红十八师……天未亮我们到了敌军34师和38旅封锁线的马阻岭。53团和师部闯过去了，我们团过封锁线时被敌人发觉了，天将明，敌人以碉堡用密集的枪弹向我们扫射。52团大部分是新战土，听到敌人密集的枪声，搞慌了手脚，顿时被冲垮了，我们拼命地往前冲，跑了很远才赶到师部。检查后发现全团战士所剩无几，我就一直跟着师部走到湾塘住了三天，筹集粮食后就开到了湖北。在漫水，我被敌人从碉堡里打来的子弹击中，腿上受了重伤。部队开拨后，我爬到一个土地庙里，幸得当地老百姓的接济，在那个土地庙住了将近一个月，后来我家里知道了，才把我抬回家。我就这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军队伍。（彭武才口述《茨岩塘保卫战》，《红军战斗在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p339-340，）

2.敌人越打越疯狂，除了机枪之外，一队一队的敌兵还站在山上用排子枪向我们俯射，子弹带着尖厉的啸声扫过头顶，周围掀起一排又一排的水柱，夹着硝烟高高腾起在空中，又撒落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像游动在沸腾的开水锅里，许多人被打中了，像吃醉酒一样，身子一晃荡，倒在水里就牺牲了，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河水。我们都深知此时没有退路，眼前只有一个字：“冲！”所有没被子弹打中的人都勇敢地冲过来了。（彭湘臣《红十八师突围记》，《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八师突围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p221)

3.从茅坪出发算起，我们连续行军作战已经五十多天了，走遍了湘鄂川黔四省的十七个县，行程五千余里，粉碎了湘鄂川三省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用鲜血为胜利铺平了道路。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开初，前头打仗后面不知道，后面开枪前面也同样听不到，现在敌人从前面打来的子弹几乎都能落到后卫了；驮马全丢光了；我们的身体越来越瘦弱，好些人连枪都背不动了，开头连里干部和身体较好的党员同志还撑着背双枪，后来谁也不行了。只有一颗革命的心越锻炼越坚强，它鼓舞着我们勇敢地继续前进！（彭湘臣《红十八师突围记》，《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四·红十师突围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p222)

4.这天傍晚，我们到达来凤县漫水坪。“漫水河里水慢流，流来流去永不休”。这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有300来户人家，房子是依山傍水而建，高高低低连成一片。我们就在这里宿营。

第二天麻麻亮时，敌黄兴四十八师及地方团防，控制了漫水坪后面的山头，正气势汹汹地从山上往下冲。我们背水作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抢占右侧山头，杀出一条生路。于是，我团刘风团长带着两个营向山上冲去。敌入慌了手脚，边打边退。刘团长身先士卒，挥着驳壳枪，大喊：

“同志们，冲呀！”就在这时，他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腹部，动弹不得。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指挥战士们勇猛地抢占了山头。掩护后续部队迅速翻过山梁，摆脱了敌人。刘风负伤后，经过简单包扎、战士用担架抬着他行军。他觉得连累了大家，深感不安，便要求就地留下，待养好伤后再赶回部队。张师长和我团政委余立金研究了一下，通过地下党组织联系，将刘团长寄养在一个姓盛的裁缝家里，并给他留下一些银元、派了警卫员和看护员各一人招扶他，大家都希望他早日伤愈归队！可是，红军走后的十几天，姓盛的裁缝和他的亲戚，一则见刘团长身边有些钱财，二则害怕敌人搜捕，就将刘团长和警卫员小田杀害了，只有看护员幸免于难。我们的首长，没有捐躯疆场，却死在这伙恶棍歹徒手下，真令人愤慨！（龚辉《艰苦转战50天》，《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772–773)

5.（1935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晓关与敌遭遇。樊团长带领一营与敌人进行激战，掩护师的主力往东南方向撤退。他却光荣牺牲了。连续伤亡两位团的首长，大家感到十分难过。这时，上级任命苏鳌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并派师作战科长刘麟前来担任团长，继续带领大家斩关夺隘，勇往直前。

一天，我们向四川酉阳方向前进，五十三团照例走在前面，由三营七连担任前卫，上午八九点钟，当我前卫连进至酉阳酉酬区后溪镇时，遇到了敌人的伏击。枪响后，刘麟团长亲自赶到前卫连，指挥部队向街内和右翼山坡之敌发起三次冲锋，以保障后续部队通过。但由于敌人早有准备，我伤亡十余人，其中连长也牺牲了。刘麟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指挥战斗。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将刘团长的右大腿打成重伤，血流不止，站立不起。

正在这危急时刻，张师长赶到前线……指定苏鳌代理团长，用担架抬着刘麟随军行动。

经过两三天行军，部队进到酉阳与秀山边界的一个偏僻山村小寨芭蕉坨。第二天拂晓，团部根据师首长指示，派人用担架抬着刘麟到芭蕉坨南面一户人家寄居养伤。我和余政委的警卫员陈旭东，跟随团首长、总支部书记、供给处长、卫生队长等一同前往。

这是一户比较可靠的贫苦农民……他们只有三间茅屋，就让刘麟及其警卫员、看护员住了一间偏屋。余政委轻声告诉供给处长，拿20 块银元给两位老人……

接着，苏、余首长来到刘麟临时住的地方，亲切地进行了安慰，“你就好好养伤吧！”再次说明由于部队爬山涉水，处境艰险，时刻要准备打仗，实在无法抬着行走，只好寄养在老百姓家了。待情况好转后，再来接回部队。刘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深情地说：“部队就交给你们了，很好地指挥打仗吧！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可惜，革命胜利了，几经寻找，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他的音讯。敬爱的刘麟同志，您在哪里？（龚辉《艰苦转战50天》，《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773-774）

红十八师过马阻岭离开龙山时只1000多人、减少了2000多人，其中多数是牺牲、负伤的。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及长征到江口与主力汇合时牺牲的英雄还有：张雄（52团团长）、方汉英（52团政委，一说为龙山县委书记）、樊孝竹（53团团长）、段兴寿（53团政委）等。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是最高形式的贡献。龙山县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有9600多人参加主力红军，据初略统计，到解放后仍健在的不足十分之一。所有这些，都是不怕流血牺牲的表现。

七、“四怕、四不怕”精神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一）当时的作用：

1.迷惑了敌人，牵制了敌人。如十八师政治部主任李信之子李新南说的：十八师在原有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但吸引了大量敌军，而且使敌人产生了一个错觉。红军主力在此之前，曾再度离开基本根据地，西出津市、澧州，战后都返回了原有根据地。红军主力这次南下湘中时，还在原地派了1个留守师，估计红军不久就会回来。因此，敌人没有用大的兵力去尾追红军主力，分布在原来战线上的主要兵力的位置基本上没动。这就为红军主力胜利地突出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地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李新南《红18师鏖战湘鄂川黔边突围长征》，中国老促会第五、六届会员柳太猛根据李新南手稿整理，载于2021年咸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资料汇编）

我们与主力会师以后，总部召开了二•六军团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欢迎红十八师完成任务胜利回归……任、贺等同志还在会上指出：红十八师全体指战员在湘鄂边牵制敌人的艰苦斗争中英勇善战，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总指挥部交给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红二·六军团顺利地到达了预定的总目的，十八师是很有功绩的，全体指战员都应该受到表扬。（刘诚达《转战湘鄂边境的日日夜夜》，《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923）

2. 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的汇合。如陶汉章（时为红二军团指导营营长）说的：就在此时，中央命令由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关向应为副总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经过和张国焘多次谈判，迫使张国焘下命令一同北上。这是中国革命关键性成败的一步，这一步若是走错了，就会像太平天国后期那样走向分裂、失败之途。应当公正地评述，如果没有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促使张国焘北上，虽有不少的客观原因，也不可能迫使张国焘自动的北上。所以在这个关键性的革命重要的转折关头，是朱德、任弼时、贺龙、王震扭转的。这个无比的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留芳万古。（陶汉章《忆任弼时同志》，《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1655–1656）

这中间的作用，又以贺龙的坚决斗争为最。因为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即有点看不起贺龙也有点怕贺龙,贺龙“曾拍着桌子痛骂张国焘说‘你不让起义，就滚你的！’”（顿星云《“团结起来一路前进！”——记长征中贺龙同志事迹片断》，《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 3》，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1205），在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p8、p21、p22）中多处诬贺龙为“土匪”，而且之后经常教训贺龙（尹家民《南昌起义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p178、p217、p336–337)。在甘孜，朱德、刘伯承他们不怎么撼得动张国焘，连朱德的马都被张国焘派人借故杀了而换成了小瘦马、康克清也被从军委电台撤开而调到妇女委员会去了，差不多就是被架空了，贺龙后来回忆说：“朱德、刘伯承因为自己比较孤立，就拉着任弼时和他们一道走。这样，从甘孜一出发，任弼时就跟着四方面军的队伍前头走了” （贺龙《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 1》，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21），所以贺龙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 （《共和国十大元帅》丛书编委会《贺龙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p142）（《长征》<第七集>中的解说词及字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指导、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2016年10月13日，），能斗争到这一步，已经是毅然决然了，万不得已了，也只有贺龙能这样子。朱德曾兴奋地说：“二方面军一来，我们的气壮啦！张国焘的气焰终于被打下去了！……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张国焘对弼时、贺龙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刘喜发主编：《红军长征史》第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p243)

设想若红十八师当时没有拖住国民党30万“围剿”部队，红二·六军团能那么容易走出去吗？就是走出去了，也难以还有那么多的兵员（14000多），也难有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也就难有斗争张国焘的实力和底气，也就难有八路军的三大主力。

3. 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独特范例。像十八师这样的行动成功，在三个方面军的长征之初，可以说是一个独特范例。有人把十八师同三十四师作过比较，两个师在长征之初的共同点是：不惜一切牺牲掩护主力转移，完成了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不同的是：三十四师全部牺牲后，没有再建起来，十八师重建之后一直战到陕北还铿锵挺立。（陈靖《置之死地而后生》，《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方面军卷2》，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年10月，p757）

（二）现在的影响：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我们现在学习、研究、收集、考证红军长征历史资料，是接受长征精神的重要途径。我们从开国将士们大量回忆的史料看到一个史实：1935年12月2日，红十八师接到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新化发来的电令：立即突围，与主力部队会合；3日，红十八师从茨岩塘出发突围，同时为保证主力部队安全，决定先在根据地内继续兜圈子迷惑敌人（《图说长征·红二方面军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9年4月，p218)，在茨岩塘及附近经过4天4夜的浴血奋战后，于12月8日，红十八师军民5000多人，分批从茨岩塘东北的包谷坪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到桑植后动员紧紧跟随的群众回家，红十八师三千多指战员剑指鹤峰，在鹿耳口被逼回，12月14日，再次接到红二、六军团电令：可以追赶主力归建。12月15日，从陈家河出发，折回永顺塔卧、龙山洛塔、他沙（现召市），过马阻岭，临酉水，于下鱼塘、马颈梁处渡河进来凤离湘，也即茨岩塘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的出发地，红十八师是最后出发长征的红军，其提出的“四怕、四不怕”精神，是红军长征精神的一部分，是我党的丰富理论的基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现当代乃至以后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四怕、四不怕”。它激励我们去战胜一切敌人和艰难险阻。它告诉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它让我们相信“中国梦”一定会实现。同时也启迪、教育我们，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要深入调查研究，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作者:彭承忠

责编:朱柯源

来源:龙山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