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霸气外交

◇戚旭明

晚清国势倾颓，列强环伺，清廷外交长期沉溺于妥协退让、苟且偷安的泥潭，丧权辱国之事屡见不鲜。在这般风雨如晦的时局下，左宗棠以铮铮傲骨、凛然正气立身外交，坚守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刚柔相济的智慧、寸土不让的决心，书写了近代中国少有的霸气外交篇章，成为黑暗时局中捍卫国格的中流砥柱。

一、坚守国体，反对一味迁就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第二次鸦片战争落幕，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国家尊严被践踏殆尽。英国首相巴麦尊得意忘形地宣称：“局面已然扭转。从前中英互为仇敌，如今与中国政府已建立极为友善的关系。”此番言论，既戳破了列强虚伪的友善面具，也映照出清政府战后对外态度的彻底沉沦。

此后，清政府对列强的迁就与妥协愈发变本加厉。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办理洋务的宗旨上直言不讳：“办理外国之事，若非担心决裂，便难免迁就，势难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不敢因避讳迁就之名而招致决裂之祸。”这番表述无异于向列强宣告，清廷将以无底线的退让换取苟安，彻底放弃正面抗争的勇气。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在回顾战后十年局势时坦言：“同治皇上登基以来，外国依旧强盛。唯有坚守和议，绝无变更，方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并表示今后仍要“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将妥协求和奉为圭臬。

面对朝野上下弥漫的妥协风气，左宗棠始终保持清醒，对这种一味迁就的行径深恶痛绝。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掷地有声地直言：“欲存国体，必难尽合夷情，唯有勉图自强之方。”他深知，想要守住国家体面，就不可能全然迎合列强的贪婪野心，唯有自立自强，才是抵御外侮的根本。对于清廷重用英国人赫德，任由其插手中国内政外交的荒唐做法，左宗棠更是义愤填膺，辛辣讥讽道：“总理衙门信任督抚，竟不如信任赫德之专，岂不可笑！”在举国卑躬屈膝的环境中，这份坚守国体、抗拒外臣干政的正气，显得弥足珍贵。

二、修约之争，划定不可迁就的底线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依据1858年《天津条约》中十年修约的约定（法国修约期限为十二年），“修约问题”正式浮出水面。这成为列强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的借口。在华英商早已摩拳擦掌，妄图通过修约达成全面开放中国海岸、免征通商口岸厘金、在内地设立货栈、允许长江行驶轮船，以及开采煤矿、修筑铁路等一系列无理要求。英国政府也紧密配合，准备借此逼迫清廷做出更大让步。

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左宗棠始终保持警惕，坚决守护国家主权底线。同治五年（1866年），他专门上书总理衙门，严正强调清廷绝不能“逾越”此前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不能在此基础上丧失更多国家主权。他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若在定约之外再议通融，只怕我愈谦卑，彼愈嚣张；我愈俯首，彼愈昂首，终将无所底止。”一语道破列强贪得无厌的本质，也批判了清廷退让求和只会引火烧身的愚蠢。

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总理衙门下发“致各省将军督抚论修约书”及“条说”，向各地军政长官征询修约事宜的意见。左宗棠在临潼接到密件后，当即复函阐明立场，提出核心原则：“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在他看来，外国公使觐见清帝免行跪拜礼这类无关国家主权核心的礼仪问题，“可允其所请”；中国主动向外派驻使节，“以探各国虚实”，掌握国际动态，也属于必要之举。但对于外商提出的在内地设行栈、内河行驶轮船等要求，则断不可许诺，因为这不仅会大幅减少清廷厘金收入，更会导致本土“船商行户等失业者不知凡几”，重创国民生计。左宗棠还坚决反对外商在中国开矿采煤，尖锐指出“若准其租山，则变成夷业”，直接导致国土利权旁落。至于传教事务，他主张正当传教可不予干预，但“唯不令教民得以持为护符”，一旦出现教士干涉地方公事、袒庇教民的行为，就要由地方士民公同排斥，官府从中维护公道，守住国家治理主权。

三、天津教案，主养民气反对滥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列强的侵略触角从沿海口岸深入中国内地，侵略形式也从单纯的军事扩张，延伸至文化渗透与主权践踏。外国教堂遍布全国各地，肆意凌驾于中国律法之上，欺压底层百姓，侮辱中华民族尊严，最终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同治九年（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正是这一民族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

当时，天津城内盛传教会的种种暴行，尤其是育婴堂虐杀数十名婴儿的恶行，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怒火。愤怒的群众聚集到法国教堂前说理讨公道，法国领事丰大业却蛮横至极，竟当众开枪射击赶赴现场处置的天津知县刘杰，还打伤了知县的仆人。这般嚣张行径，彻底激怒了天津百姓，怒不可遏的群众当场打死丰大业，并放火焚烧了法、英、美教堂及法国领事署，以血肉之躯反抗列强的欺辱。

教案发生后，法国立刻以武力相要挟，英、美、俄、意等列强也抱团施压。奉命查办此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后调李鸿章协同办理），却全然站在列强一边，认为“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不惜以残酷杀害无辜百姓、惩处地方官员的方式，讨好所谓的“洋大人”。据曾国藩自己报告称：“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仅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这般残害同胞、谄媚外敌的做法，尽显晚清官员的懦弱无耻。

对于天津教案，左宗棠的立场与曾国藩截然相反，始终站在民族大义与百姓一边。首先，他深刻剖析了教案爆发的根本原因：“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但幼童百许、童贞女尸适从何来？王三虽未承招，武兰珍则生供具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他明确认定，天津百姓的群起反抗，“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不可犯之形”，力主爱护、扶植民众的爱国热情，将民心作为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其次，在案件处理方案上，左宗棠态度鲜明：“罗使（法国公使罗淑亚）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绝不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换取列强的一时息怒。

面对侵略者的武力威胁，左宗棠坚决主张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他上书总理衙门慷慨陈词：“方津事之殷也，彼方虚词恫喝，调兵船入津门，由电线寄信本国，我能无戒备申警乎？彼如思逞，疆吏自当防患未然，岂能束手以待！”他还特意写信给老部下浙江巡抚杨昌濬，郑重告诫：“适闻天津之事，窃意浙备不可空虚”“沿海宜未雨绸缪计”，要求提前做好抵抗武装挑衅的准备。在给夏献纶的信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曾国藩“张皇夷情，挟以为重”，这般行径“颇不为时论所许”，遭到朝野有识之士的唾弃。

最终，天津教案以清廷残暴镇压群众、向法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的屈辱方式告终，彻底暴露了清政府所谓“自强”的脆弱与虚伪。左宗棠对此深感忧虑痛心，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慨叹：“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教案发生一个月后，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在色当惨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及十万官兵沦为俘虏。一直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左宗棠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致信总理衙门：“法、布相江，法失其主，事近确实，然与中国自强之道毫无相干。”他反复强调，中国绝不能将自强的希望寄托于侵略者的内部争斗与失利，必须立足自身，拿出实实在在的自强行动。

四、日本侵台，主张“当痛击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为借口，悍然出兵入侵台湾。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日军先头部队在台湾南部琅峤（今恒春）登陆，开启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序幕。

彼时，侵台日军兵力仅有三千六百余人，军舰不过六七艘；而清政府方面，先后调集的淮军、粤军、福建军队及新募战士，总数多达一万一千人，新建的福建海军在舰船数量、火力配置、航行速率上，均优于日本海军。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清军完全有能力击败日本侵略者，捍卫国土完整。然而，负责海防的李鸿章却畏首畏尾，污蔑福建海军“皆系华人管驾，向未见仗，操练亦恐未尽得法”，以此为借口主张妥协退让。在中日谈判中，恭亲王奕䜣也一味示弱，将国家主权拱手相让。

此时的左宗棠，正全力筹备西征大业，东南一带是西征军饷的主要来源地，他虽顾虑“扶得东边倒了西边”，不愿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但在对外交涉的核心立场上，依旧坚决反对屈辱求和。他写信给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明确部署御敌之策：“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我军水陆并力，乃可制此凶锋。”对于清廷的海防实力，左宗棠充满信心：“台湾防务，以理与势言之，自可无虞”“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

日本当局见清政府加强台湾备战，加之侵台日军饱受疾疫折磨，又遭到台湾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伤亡惨重、难以为继，便改换策略，派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谈判讹诈。七月三十日（9月10日），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开口便漫天要价，扬言“须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二百万两”。总理衙门以勒索过多未予答应，大久保利通竟颠倒黑白，狂妄宣称“台湾为无主野蛮”之地，“日本一意要办到底”，以武力相威胁。

左宗棠闻讯后，当即表明强硬态度：“惟闻倭使来京，朝议允给百万两，而倭使仍欲久踞番地，未知确否？果尔，则我已有词，届时兵勇、船械均已齐备，水陆防剿，自有把握，可以战矣！”然而，腐朽的清廷依旧选择一味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台事专约》（即中日《北京专条》），不仅赔款五十万两白银，还荒唐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彻底丧失国格。对此，左宗棠极为不满，愤然指出：“海上用兵以来，于刚柔之节，总未适当其可。此次虽以柔道牵之，然柔道过或反多事也。”

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进一步扩张，悍然吞并琉球王国，将其改为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与日本交涉，却始终软弱无力。日本随即派专使户玑来华议结琉球问题，同时要求修改1871年中日《北京专条》和通商章程，妄图谋取更多商业利益。光绪七年（1881年）初，户玑因未达成侵略目的，愤然归国。此时，左宗棠正从哈密奉诏回京，中俄伊犁条约也已正式签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他再次亮明底线：若日本胆敢卷土重来，必当痛击之。他在给杨昌濬的信中坚定表示：“日本乘机要求商务利益，使者户玑因所欲不遂悻悻而去……弟拟倭奴如敢构兵前来，则痛创之”。同时，他也保持理性，反对冒险主义的“东征说”，指出“若跨海东征，先蹈危机，殊为失策”。后来，左宗棠还专门上书总理衙门，深刻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自改照泰西政令以来，购造轮船，储备军火，时有狡焉思启之谋”“该国之居心殊属叵测”。后续的历史走向，完全印证了左宗棠这一精准判断。

五、马嘉理案，怒斥李鸿章媚外

日本侵台事件的屈辱落幕尚未平息，英国又制造马嘉理案，借机向清廷大肆讹诈。英国殖民者为打通从缅甸至云南的侵略通道，专门派遣一支由柏郎上校率领的“探险队”，准备从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英国驻华使馆则派翻译官马嘉理，从上海经汉口赶赴缅甸迎接。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马嘉理与柏郎的队伍在缅甸八莫会合，随后越过中国边境，柏郎遭到阻击被迫退回，马嘉理则在离边境不远的蛮允被打死。英国政府立刻抓住这一借口，指令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实施外交讹诈。在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中，威妥玛屡次以下旗归国、断绝邦交相威胁，摆出咄咄逼人的决裂姿态。

负责谈判的李鸿章被列强的气势吓破了胆，惊恐万状地宣称：“如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之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以此为借口力主全盘妥协。李鸿章与参与此事的郭嵩焘，甚至荒唐主张满足威妥玛的要求，惩办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以牺牲边疆重臣的方式，为侵略者出气邀宠。

与李鸿章的媚外行径截然相反，左宗棠坚决主张依靠边疆少数民族力量，巩固西南边防。他深刻洞悉英国的侵略目的：“英夷越缅窥滇，志在就近销售鸦片，岑彦卿（即岑毓英）请阻止通商，持义甚正，此时似不必以肇衅沮之。如能纠合土司力捍边圉，亦时局转机矣！”狡诈的威妥玛早已看透清廷的懦弱本质，他在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狂妄宣称：“我们怎么说或怎么做都好，中国政府没有丝毫把握首先发动军事行动。”在谈判会谈中，威妥玛更是盛气凌人，当众训斥李鸿章：“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并公然以绝交开战相要挟。

李鸿章唯恐英国出兵，极力敦劝总理衙门，在“不大妨国体”的幌子下酌量允行英国的无理要求。左宗棠对李鸿章这般丧权辱国的媚外态度深为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痛斥：“威妥玛多方恫喝，论者但冀目前无事，曲意允从。彼亦悟其非诚，更加恫喝，未审将来如何归结也。伯相（指李鸿章）擅淮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也。”

在整个马嘉理案谈判过程中，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假意“居间转圜”，实则与威妥玛紧密勾结、一唱一和，充当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史料记载：“冯道寄来译英国登记滇案薄内载，威使谓去秋商办此案，皆赖赫德之力，其功断不可忘。又谓：赫德于交涉之务有利于西人，必委曲周旋，请之总署等语”。而清政府却对赫德“倚任多年，毫无疑虑；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全然不知引狼入室。左宗棠对这个披着中国官员外衣的侵略分子极为厌恶，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日自称解洋务者，多为英人赫德所误，此虏乍阴乍阳，不可信也！”

最终，中英交涉以清政府彻底屈服告终，清廷签订出卖大量国家权益的《烟台条约》。左宗棠对此坚决反对，愤然断言：“烟台定议，国势日卑，将来非决战不可。”宁以一战捍卫主权，绝不苟且偷生屈膝投降，尽显其外交霸气。

六、收复伊犁，以武力为后盾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入侵新疆、西北局势动荡之机，悍然出兵侵占伊犁，还谎称“代为收复，俟关内外肃清即当交还”，企图以欺骗手段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左宗棠对沙俄的贪婪野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立足西北全局，提出“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的整体战略，坚定主张以武力收复新疆全境，为索还伊犁创造有利的军事态势。光绪四年（1878年），清军势如破竹，彻底平定阿古柏反动势力，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成功光复。

光绪五年（1879年），清廷派崇厚赴俄谈判，专门商议收回伊犁事宜。左宗棠深知沙俄“专尚诈力，不以信义为重”的本性，多次提醒崇厚在界务和商务上坚守底线，不可轻易许诺沙俄的无理要求。不料，崇厚懦弱无能，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之下，于1879年10月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将伊犁周边战略要地割让给沙俄，还赔款五百万卢布，准许俄国在新疆、蒙古等地免税通商、设立领事，将西北主权拱手相让。

左宗棠闻讯后，悲愤交加、愤然痛陈：“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他上奏朝廷，深刻剖析条约的危害：若承认此约，“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圈内，虽得必失”，并发出严正警告，“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彼益仰，其祸患殆将靡所止极，不仅西北之忧也”，割地求和只会引来列强的轮番蚕食，最终亡国亡种。

在国家危难之际，左宗棠明确提出“先之以议论，继之以兵威”的核心策略，坚持以强大武力作为外交谈判的坚强后盾。清政府最终采纳了他的正确主张，将崇厚革职拿问，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赴俄重新谈判。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年近七旬的左宗棠抱着必死的决心，抬棺出关，将行营由肃州迁至哈密，亲自坐镇前线督师，兵分三路严阵以待，做好了与沙俄决一死战的准备。他誓言“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以老骥伏枥、死而后已的决绝姿态，为曾纪泽的外交谈判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强有力军事支撑。

正是得益于左宗棠的军事压力，加之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沙俄被迫做出让步。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中俄改订条约》正式签订，中国成功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等大片领土。左宗棠对曾纪泽的外交努力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奉命出使，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尽管该条约依旧属于不平等条约，但相较于崇厚签订的原约，已经挽回了大量国家权益，被史家誉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难得的一次成功交涉”。左宗棠以武力支持外交、刚柔互用的外交策略，在此次伊犁收复之战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左宗棠办理外交的核心思想，始终是坚决反对列强侵略，全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他坚信，外来侵略者并非不可战胜，“非不可制者”，中国完全有能力抵御外侮。同时，他也并非一味排斥外交谈判，更不反对在不损害国家核心主权的前提下，做出适度的妥协与变通。他明确指出：“攘夷之策，断言先战后和；修战之备，又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他深刻总结晚清外交的失败教训，认为“数十年来，夷务都由办法欠酌所坏，刚者失之躁气，柔者失之姑容”，唯有“刚柔之间最宜斟酌”，才能守住国家底线。从天津教案的护民抗敌，到伊犁交涉的武力护国，左宗棠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外交原则：可通融者如经济索赔，不妨酌量允许；不可迁就者如割让国土、惩办无辜百姓，则寸步不让、誓死捍卫。这种在刚柔互用之中彰显民族骨气、凸显硬核底气的“霸气”外交思想，在晚清举国一味妥协投降的黑暗外交格局中，如明灯一般熠熠生辉，成为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领土主权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令人肃然起敬。

责编：梁墨源

来源：湘阴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