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精神解读之

——改革图强的开放精神

◇戚旭明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交织，国家濒临危局。朝野士大夫大多固守“天朝上国”旧念与“夷夏之防”偏见，保守势力极力阻挠变革。左宗棠承继“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摒弃排外与媚外两极，坚持开放而不媚外、学习而不盲从、引进而能自立，将对外开放与自主改革相结合，推动近代化艰难起步。他以国家主权为底线、技术自立为目标、人才培养为根本，在军工、实业、教育、边防、通信等领域躬身实践，留下丰富成果。其改革图强的开放精神，成为近代中国珍贵的精神财富。

师夷长技以制夷：开放自强的战略远见

左宗棠的开放精神，首先体现为超越时流的战略格局与务实的军事自强实践。他深刻洞察到晚清落后的核心症结并非传统伦理纲常之失，而在于器物技术、军事工业与近代制度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唯有主动开放学习、掌握先进技术，方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御侮自强”的根本目标。

1866年，左宗棠力排朝中保守派“糜费太重、得不偿失”的非议，奏准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专业官办造船企业，也是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军事工业实体。与此前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不同，左宗棠创办船政局并非单纯仿制西式军械，而是构建“造船+育人+驾驶”的完整海军工业体系：他不仅从法国引进造船机器、核心技术与熟练技师，更同步设立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学堂），开创中国近代官办西学教育与海军教育的先河。左宗棠亲自拟定《船政事宜十条》《艺局章程》，明确规定学生必修英文、法文、算学、几何、代数、绘图、航海、机械等近代学科，且必须定期进入船坞实习，形成“厂校一体、学用结合”的全新教育模式，彻底打破传统书院只读经史、空谈义理的旧范式。

在技术引进上，左宗棠坚守“自造为主、外购为辅”的原则，拒绝单纯依赖西方军火外购，始终追求核心技术的本土化消化。他严格约束外籍技师的权责，限定其职责为“教授技艺、监督制造”，严禁干预船政管理，同时着力培养本土技术骨干。调任西北后，左宗棠于1873年创办兰州制造局，从上海、广州招募熟练工匠，与西北本土匠人合作研仿西方后膛枪炮、开花炮弹，针对西北高原地形改良军械性能，打造出适配边疆作战的军工体系，为1876—1878年收复新疆之战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这种以战略安全为导向、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开放实践，突破了晚清封闭保守的思想桎梏，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奠定了最初根基。

经世致用惠民生：务实开拓的富民实践

左宗棠的开放精神并未局限于军事自强，而是延伸至国计民生、边疆开发与经济近代化领域。他践行“强兵必先富民、富国方可强兵”的经世致用理念，打破传统“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观念，推动西方先进技术与中国本土资源、边疆实际相结合。

1880年，左宗棠立足西北羊毛资源丰富的优势，创办兰州织呢总局，全套引进德国纺织机器、设备与技术，聘请德国技师指导生产，建成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毛纺织厂，开启了西北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为解决数千箱重型设备的运输难题，他组织人力将设备从上海经水路运至汉口，再拆解分装，陆路跋涉数千里翻越秦岭、六盘山运抵兰州，历时近两年终获成功，彰显出其推进实业的坚定毅力。在农业领域，左宗棠将开放学习的视野投向边疆民生，在新疆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地设立蚕桑局，从浙江湖州招募熟练技工，传授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全套技术，使新疆丝织业从无到有、逐步兴盛；同时推广内地先进的植棉技术、坎儿井水利工程与耕作方法，改革新疆赋税制度，鼓励军民垦荒屯田，沿河西走廊、新疆大道大规模栽植柳树（后世称“左公柳”），既改善生态环境，又保障交通与民生。

此外，左宗棠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近代矿业开发，倡导“官办商助、官督商办”模式，推动徐州利国驿煤矿、贵州铅矿等采用西方机器开采与冶炼，打破传统手工矿业的生产局限。他将西方技术引进、内地经验推广与边疆资源开发有机结合，既推动了西北、新疆地区的经济近代转型，又巩固了边疆防务、促进了民族融合，让开放自强的成果真正惠及民生，实现了“强边与富民并举”的目标。

育才固本国之基：立足长远的人才谋划

左宗棠始终坚信：“自强之道，以育才为第一义；造器固宜，育人尤亟。”其开放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最具长远价值，也最能体现其突破传统、面向未来的格局。他彻底突破科举取士、八股选才的旧制度束缚，构建起“中学为根、西学为用”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为近代中国储备了第一批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与近代知识的专业人才。

福州船政学堂作为近代西学教育的标杆，实行全额津贴制度，录取对象不再局限于官宦子弟，而是面向全社会选拔聪颖好学、志向坚定的寒门子弟，兼顾文理学识与品德器识，打破了教育资源被上层垄断的局面。学堂分前学堂（学法文、造船）、后学堂（学英文、驾驶），全程采用西式教学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学生需参与舰船建造、出海航行等实操训练，培养出严复、詹天佑、刘步蟾、林泰曾等一大批近代思想家、科学家、海军将领，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科技、教育事业的核心骨干。

在西北边疆，左宗棠广设义塾、书院，既教授儒家经典以固文化根基，又增设算学、地理、机械等实用技能课程，培养兼具传统素养与西学知识的地方治理人才。他坚持“造器先育人、引技先引知”，通过系统化教育与留学培养，逐步实现外籍技师的本土化替代，让中国从“依赖洋人技艺”转向“自主掌握技术”，从根本上为国家自强筑牢人才根基。

主权在握守底线：坚守立场的开放智慧

左宗棠的开放始终以国家主权、民族利益、自主自立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绝非无原则的全盘西化或妥协退让，展现出清醒、理性、坚定的开放智慧。他主张“师夷而不媚夷，借法而不守法”，学习西方技术是为了超越西方、抵御外侮，而非丧失自我、依附列强。

在涉外事务中，左宗棠坚决反对妥协苟安，主张“整军经武、据理力争”。朝廷曾就天津教案征询其意见，左宗棠提出了与曾国藩、李鸿章不同的主张，认为事件咎在法国，反对滥杀民众抵罪，主张强硬应对，不可一味妥协，坚守国家尊严与民族底线。面对西方列强企图擅自在中国架设电报线、攫取通讯主权的行径，左宗棠坚决抵制。南京至汉口的长江电报线于1884年投入启用，便是他以两江总督身份奏请铺设并督办建成。而中国第一条自营电报线——船政至福州线（1874年建成），更是在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框架下完成的，是其改革事业的直接成果之一。

在技术引进与工业合作中，左宗棠通过严格合同条款明确中外权责，限定西方技师的服务期限与技术传授范围，严防技术垄断、经济利益流失与主权干涉。这种“以开放求自强、以自主守主权”的立场，使其开放实践区别于单纯的器物引进，成为兼具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的理性探索。

在封闭与开放激烈碰撞、守旧与革新殊死博弈的晚清时代，左宗棠以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步伐、务实的行动，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面向世界潮流、坚守自主自强的改革道路。他用实践证明：真正的开放，是保持民族主体性的学习，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交流，是为民族复兴而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份不媚外、不盲从、重自主、守主权的开放精神，穿越百年历史风云，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与跨越时空的思想价值，成为近代中国留给当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审：刘慧

二审：梁墨源

三审：刘光辉

责编：梁墨源

来源：湘阴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