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笔记·医眼观古今

袁昌英，民国时期，醴陵的一位奇女子，集才情和美貌于一身。生前，冠以作家、翻译家、教育家等头衔，是历史给她的定位，不光足足担戴，还绰绰有余。而今，从现代文学史上来看，她是一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价值严重低估的文学家。

她家世显赫，聚集了一屋子“牛人”。父亲袁家普（字雪庵），民国政界的“红人”；丈夫杨端六，经济学家、中国商业会计学奠基人；儿子杨弘远，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女儿杨静远，我国著名翻译家。这样一个牛气冲天家庭，由于因为特殊历史背景，晚年遭受的变故，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处于一种被忽视、被湮没、甚至完全被遗忘的状态。

还是俗话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袁昌英也自信地说：“希望你可以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

1894年秋天，袁昌英生在醴陵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位思想开明、儒雅风流的饱学之士。少年就读于渌江书院，后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依例授法政科举人，与蔡锷发起成立统一共和党。辛亥革命后，先后任云南、湖南和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还代理过湖南省长。曾筹款修建潭宝公路，参与国立青岛大学筹建。1933年，袁雪庵以疾退休，卒于庐山。

袁昌英的母亲则是一位保守的农村妇女，袁昌英为家中长女，母亲相继生下了三个妹妹，均不幸夭折。在旧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母亲备受歧视，抑郁悲愤而死。袁昌英从小裹脚变成畸形，对她刺激很大，幼小心灵播下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种子。

女儿眉清目秀间藏有英武之气，父亲袁雪庵十分疼爱，取名“昌英”，又见她生性豪爽，将字呼为：兰子。便把女儿当男孩养育。醴陵地处湘东一隅，自古风生水起之所，民风强悍，醴陵男人挟湘赣遗风，说赣语做湘人，既有江西人精打细算的精明，又有湖南人运筹帷幄之韬略，坚韧狡黠，时尚开放、敢于担当，有“醴陵拐子”之称。

从六岁起，袁雪庵就让她进私塾，十年寒窗苦读，为她的古汉语打下扎实的功底。辛亥革命期间，袁雪庵受革命热情感染，毅然决定出山，来到上海，加入革命斗争行列。袁昌英也随父去见世面，进入上海一所中西女塾教会学校，接受以英语为重点的现代教育，接触西方文化，思想逐渐变化，观念为之更新。生活上穿戴时髦，剪短发，一副新女性的作派。

民国初年，有志青年纷纷出国留学，袁昌英“巾帼不让须眉”，立志发奋图强“将来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1916年，她在父亲的支持下远渡重洋，自费到欧洲留学，只身来到英国；为迅速掌握口语，她闭门苦读，日日精进，很快从中学跳入苏格兰最高学校——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文学硕士学位的女性。

出国求学期间，她有幸结识了杨端六、周鲠生、李四光、徐志摩等青年才俊，为她的人生增添更多异彩纷呈的篇章。她与文坛巨擘徐志摩有过一段扑朔迷离的情缘，却最终嫁给父亲的得意门生杨端六，夫妻相濡以沫数十寒暑，是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一对令人歆羡伉俪。

自幼在乡间私塾念书，又出国攻读英法文学。袁昌英既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又得西方现代文化的浸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中，这位充满判别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将新的思想融化于传统的美德中，洋为中用。

回国之后，意气风发的袁昌英开启教学、翻译和创作的职业生涯。“珞珈三杰”者，即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上世纪30年代初，地处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的一道文学风景线。袁昌英时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凌叔华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现代文艺》。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作竞相绽放。“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汉大学首批聘任的教授。她特别爱美，穿戴精致，爱穿白裙子，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社会淑女风度，在友人眼里，就是大家闺秀的样范。

教授外国文学，吃得苦霸得蛮的袁昌英敢挑大梁，从“莎士比亚”、“希腊悲剧”，到法文和英语翻译，她一人独讲7门课，醴陵女人的担当与坚韧，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来听她讲课的学生，有作家谢冰莹、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等。最让学生们兴趣盎然的是，袁昌英讲课如同看一幕戏剧。她以时尚体验式教学法，创设情景、真实语境，学生沉浸其中，激发了学习外国戏剧的兴趣，又感知和体味外国文学的魅力。比方，袁昌英讲授《奥赛罗》，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颤抖着举起双手，朗诵男主人公的独白；忽又倒退几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恐惧，细心的学生发现，她镶银边的眼镜里“闪烁迷朦的泪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端六和袁昌英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战争苦难，见证了日本鬼子疯狂大轰炸。但她照样坚持上课，始终把精力用教学上，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为了学会作菜，袁昌英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记下做菜方法。其中“烹鸭”步骤如下：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迂腐与有趣，旧式文人的标签。

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人师表的袁昌英十分注重“行为师范”。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整洁平正。上课开讲，口讲指画，像说评书一般，起承转合，拿捏到位。她用自己的言行，诠释教书育人的理念：“大学是培养气节，树植高尚人格的绝好场所，不过执行的时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尽可以仿效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

她民族气节铮铮。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一八”事变后，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积极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她用笔热情讴歌前方将士，创作的代表性戏剧有《孔雀东南飞》《究竟谁是扫帚星》《结婚前的一吻》《饮马长城窟》等等；出版专著《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等，代表作《游新都后的感想》被选入高中课本。这些作品，有女性的细腻，又有哲人的睿智，她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具非凡的洞察力。她以现代主义风格重新创作的剧本《孔雀东南飞》等开创中国女作家先河，成为“五四”以来文坛上与冰心齐名的作家。

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期，袁昌英夫妇工作生活，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1957年，袁昌英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图书馆劳动，从此，命运被彻底改写。丈夫杨端六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极度痛苦，于1966年9月病逝。此时，袁昌英已75岁高龄，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几年后，学校限令“五类分子”离开武汉。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堂侄袁星山，将妈妈袁昌英迁往醴陵老家落户。风蚀残年的袁昌英只得卷一床小棉被，带一条跛脚方凳、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含泪告别她生活工作40年的武汉大学，由侄儿袁星山推着独轮车接回醴陵老家。落魄的袁昌英还不忘为晚年栖居的骆家坳小屋，取名“陋园”。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纯朴的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分子”，只是把她当作叶落归根的姑奶奶，亲切地称她“老姑”。在乡下，她热情地帮助下乡知青补习英文，用女儿按月寄来的20元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作为了解国内外大事的窗口；有时拄着拐杖，到袁家老屋附近找村民叙叙旧，唠叨家常。

1973年4月28日，高贵睿智的袁昌英走完79个春秋，在陋园演绎完璀璨而孤绝的人生，一代民国才女香消玉殒山林中。女儿杨静远遵从母亲的遗愿，从解冻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给骆家坳生产队，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以谢父老乡亲的收留之恩。

袁昌英逝世6年后，平反昭雪，坟头已青草萋萋。一生跌宕起伏袁昌英，从珞珈山巅到骆家山坳，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她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这种挣扎和坚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

如今，“陋园”已辟为袁昌英文化园，园中一处密密森林的山坡上，三座窝窝头似的坟茔，一大两小，品字形排列，有点另类。大坟葬袁雪庵，坟前左右分别埋其侄孙袁星山和女儿袁昌英。三坟三代人，不同际遇，不同人生，悲欢离合总无情……（汤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