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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耶鲁到雅礼——莫伦德、迪克巽20世纪40年代雅礼执教记（二）
文丨李忠泽
艰苦卓绝 弦歌不辍
沅陵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水中游，处武陵山东南麓与雪峰山东北尾端交汇处，素有“湘西门户、南天锁钥”之称。自从雅礼中学1938年迁到沅陵，他们已在这里待了五年。高中部设在沅陵溪子口虎溪山，初中部设在五里外的白田头。沅陵有一条两三公里长的大街，抗战前大约有十二万人口。迪克巽发现，街道两旁的商店用电力照明，店很矮，用灰泥砌的，所以不太坚固。在莫伦德和迪克巽去学校的路上，还碰到三位雅礼的学生跟他们打招呼。进入学校的入口处后，他们爬了一百级左右的台阶到了新家。俞道存十岁的女儿俞伯琴接待了他们，然后带着他们去见她的父亲。俞道存热烈地欢迎他们，并带他们到住处。11月2日，俞道存立即给纽黑文的雅礼学会发去电报，告知莫伦德和迪克巽已经到达，一切都好。自从1943年9月开始，俞道存就盼着他俩的到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莫伦德和迪克巽出席了各种各样的欢迎会，他们向沅陵的一些外国人讲述旅途的故事，并参观了雅礼中学的一些班级，《雅礼周报》也采访了他们。
（1942年俞道存
可能是一路旅途辛苦，大约是在到沅陵后的第三天，迪克巽得了感冒并发展为咽喉炎，不得不卧床休息。为了保证他得到良好的治疗，考虑到沅陵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所以学校就用担架将迪克巽抬到当地挪威天主教会开的医院治疗了一星期。当地医疗条件不太好，医生为他开了磺胺类的药并做了血检，并给予了他很好的照料。俞道存一家很仔细，叫他再卧床休息一段时间。很不凑巧，11月14日俞道存因感冒演变成了肺炎，五天体温高达摄氏四十度，也被转到天主教开的那个医院去了。沅陵湘雅分院院长刘泽民和柳瑟虎医生（雅礼校友柳直荀烈士的胞弟）每天都来看他，俞道存跟迪克巽住在同一病房。医院的一位护士以前恰好在纽黑文的一家医院培训过，所以他们聊得很开心。这个教会的修女都是护士，她们为两位病人准备了可口的食物，沅陵当地的外国人还送来了鲜花和水果，牧师们讲了许多幽默的小说和故事。11月22日，他们出院了，但还需卧床休息，迪克巽情况尚好。俞道存体温恢复正常，但还很虚弱，呼吸或咳嗽时身体右侧有些疼，所以又卧床休息了一个星期，其间俞伯琴感冒咳嗽得很厉害。莫伦德送了一个刻着迪克巽名字的中国戒指给他，两位医院的修女转交修道院院长做的美味的樱桃馅饼给迪克巽。外教们的厨师为他做了一个带糖霜、红绿相间的生日蛋糕，外加咖啡，俞道存一家还送给他一个可爱的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此时正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俞道存一家和迪克巽没有参加外国人的聚会，就在家里吃了晚餐，有鸭子、俞婉英用她仅剩的最后一只美国梨子做的色拉、黄油、咖啡和好吃的南瓜饼。
与学生们一样，莫伦德和迪克巽住在拥挤的校园里。莫伦德、迪克巽、安立德和唯一一位不是耶鲁毕业的但也在雅礼教英语的英国人PeterThompson（中文名字是谭世安）这四位年轻人住在一幢旧的教会的房子里，房子很结实，如果把莫伦德和迪克巽所住的大厅也算上的话，共有十个房间。他们住在楼下，俞道存一家住在楼上，迪克巽在1943年11月25日给远在佛罗里达的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请兄弟俩分别做厨师和男佣来照料日常生活，营养很均衡，不过唯一能吃得起的肉是牛肉，鸡肉和猪肉只是在特殊情况时才能吃到，厨师还为我们做了可口的蛋糕和布丁”
就像莫伦德他们沿途见到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虽然卫生条件差些，但沅陵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莫伦德和迪克巽都觉得这是从昆明出来发后这一千多公里路上所见到的最干净的城镇之一。莫伦德回忆道：“这里有山有水，还有别致的船，风景很好。前些年（注：1939年9月9日）沅陵遭受了惨重的轰炸，市中心都被大火烧了，但是中国人又重建了许多地方，街道拓宽了，两人以上同时通过都没有问题。在沅陵，交通基本靠步行，只有河对岸才有汽车站，街上也没有轿子。”在美国一般都是用卡车运东西，所以莫伦德对于当地人用扁担挑着家具、刚杀好的猪、水甚至木头感到十分惊奇！不过，由于雅礼中学从长沙迁到沅陵时带来了发电设备，所以沅陵城里有电。尽管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难，但中国人民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给莫伦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雅礼中学主校园在一个很陡的斜坡上，学生们不得不在山上爬上爬下去临时搭建的教室上课。莫伦德和迪克巽发现当时雅礼中学的条件很艰苦。房子都是用粗糙的薄木板建成的，墙和地板上有许多裂缝，地板也不太干净，窗框间用油脂泡过的纸当窗纸糊上。课桌做得很粗糙，又长又矮，学生们将书放在桌子下面的一个架子上，板凳很像锯马的样子。学生们用的纸很粗糙，也没有多少书。冬天天气很冷，山上积着雪，教室里没有暖气。室温在零下一度和零上四度之间时，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学生在教室里穿着大衣和棉裤，其他学生就尽可能多地穿几件薄薄的棉衬衣，或带着帽子和护耳罩，有些学生用小杯子盛点热水暖暖身子。学生们戴着只露出两个指头的手套，这样可以写字，莫伦德也带着帽子，艰难地在黑板上写字。
在当时的雅礼中学，英语是每一个学生的必修课。莫伦德一天教四节英语课，其中两节要去五里外的白田头初中部上课。莫伦德幽默地说：“这样能使他保持身材”迪克巽每天早上也要去初中部上课。虽然初中部不像高中部那样拥挤，房子也不太坚固，但有一个校区，校园中央竖着一个旗杆并挂着校旗。
湘雅医院的一部分也搬到了沅陵，因为战时沅陵一带霍乱流行，所以沅陵湘雅分院又在沅陵城东郊的“三吾古寺”内增设一所传染病院。庙是用石头砌的，窗子很小，地板就是磨损的石板铺的，迪克巽描述道：“几间大房间被约两米长的箱板隔成一些小隔间。箱板之间有很大的间隔，高高的天花板伸出去消失在黑暗中。这个时节已经很冷了，不过病人们有足够的毯子保暖。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安静，可以被称为露天医院。”
莫伦德感到在沅陵的最大烦恼就是越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他惊讶地发现，一台手提打字机需要五百美元，一支好点的水笔要价一百美元，一双“半底鞋”要花上三四十美元。虽然莫伦德和迪克巽有少量的津贴，但看看这些物价就知道钱根本不够花。他们每天的伙食费大约五美元，伙食很简单，一般没有牛奶、黄油、奶酪、咖啡或其他美食。不像当地人已经对某些细菌产生了免疫力，他们吃东西时很小心，水必须是煮开的，蔬菜必须煮熟。不过当地有许多水果，可以用来补充维生素。抗战时期，运输线路被切断，物资奇缺，价格昂贵。沅陵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有“人造自来水”，肥皂又少又贵，莫伦德调侃道：“它粗糙到能去除包括皮肤在内的一切东西。”他建议以后新来教书的耶鲁学士，在可能的前提下，尽量多带些日常用品，包括从衣物到牙膏肥皂，从文具到饮料，哪怕是超重罚款都比在当地买都合算。
雅礼三十三班（1948年夏毕业）的柳正壁在讲述沅陵的生活时深情地回忆道：“我们住在像《鲁滨孙漂流记》里荒岛上简陋的房子里，还要受到蚊子、臭虫的骚扰，这些虫子咬得我们又痛又肿，使我们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我们吃着粗粮，不仅时常断粮，而且由于日寇切断了运输线，所以也经常缺盐，食堂就用矿盐代替。由于没有足够的椅子，我们在食堂吃饭时都是站着吃。八个学生一桌，每顿只有四个菜，通常都是很便宜的蔬菜，比如白菜、南瓜、萝卜和辣椒，菜里面放了一点点菜油，几乎唯一的肉就是猪肉，仅仅在每个月初和中旬才能吃到。有一次，学校养的一头猪病死了，沅陵湘雅分院的医生们告诉学校领导，只要用热水煮三个多小时猪肉还是能吃的。当猪肉煮好后，每桌分了许多，同学们欢呼雀跃，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多肉！”柳正壁那时穿的衣服很破，脚上也没有袜子穿，他说自己“很像一个乞丐”。雅礼三十一班（1947年夏毕业）的范兆昀写了不少回忆他在沅陵时期的文章，他提到：“在白田头（初中部）时，每人睡一张床（上下双人铺），而在溪子口（高中部），几十人挤在一长溜的通铺上，那种不自在、压抑、拥挤的难受感觉是可想而知了”
迪克巽在信中还特意讲述了几位学生的感人故事，他很想倾力帮助他们！有一位平时学习中等的学生交了一篇写得特别差的英文文章，他的老师给了他不及格，但又觉得有些纳闷，就问他为什么文章写得很差？他低声地回答说：“两天前刚刚听说我的父母在日军轰炸中身亡了，所以情绪非常差。”迪克巽发现雅礼的学生大都营养不良，除了少数家里宽裕的学生能吃到鸡蛋或每星期吃一顿好饭之外，其他学生每天仅能吃到三顿米饭加上少量淡而无味的素菜和豆腐，很少时间能吃到肉。有一位学业优秀的学生从自己的饭中拿出一部分给街上的两位穷人吃，他还在两个星期内每天步行约三公里到医院辅导住院的同学功课，每天晚上回来晚了还受到处分，直到后来学校才知道了真相。不少雅礼的学生在一年到四年之内都没有家人的消息，有的家人还在敌占区，有的学生家长或兄弟去世了。另外，雅礼中学宿舍里的臭虫一直困扰着大家，以至于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根本无法住人，所有高中部的学生只得睡在四张架子床上，或是教室的地板、课桌甚至地上，因为那里的臭虫稍微少一些。范兆昀曾专门写了一篇《白田头的臭虫》，生动讲述了他们与臭虫做斗争的故事。
当时雅礼中学离日军前线只有一百多公里，因为时常受到这种威胁，所以学校已经选好了另外一个校址并买好了几条船，将一些图书、设备放在船上，一旦需要就能随时转移。抗战时芷江机场就在在沅陵的西南面，如果日军飞机有多余的炸弹或没有找到美军航空基地，他们经过沅陵时就把炸弹扔下去。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大家拿起东西迅速跑到附近的防空洞里。残酷的战争使学生深刻体会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学生们心中充满了“教育救国”的信念，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用现代科技进步来重建国家的愿望。莫伦德和迪克巽深深地被雅礼的学生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尽管各方面条件很差，莫伦德发现雅礼的学生们仍然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甚至学的东西比那些有着优越条件的学生还要多。他认为雅礼的学生是他一生中所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莫伦德曾开玩笑说：“对他们最好的惩罚就是不让他们上哪怕是一两天的学！”迪克巽在1943年12月12日的信中写道：“尽管学校有少量很好的设备，但其他设备或学习用品（包括学生们写作业、考试用的纸）都很少，而且质量都很差。即便如此，雅礼在战时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她仍然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雅礼的学生不仅学习认真刻苦、很守纪律、对人有礼貌，而且都很快乐、自觉和活跃。”除了学习之外，雅礼的学生们还参加许多课外活动，他们打排球和篮球，还参加歌咏会和每周一次的英语俱乐部。初中部的学生喜欢玩弹子球和足球。许多雅礼的学生定期去沅陵湘雅分院帮伤兵写信，其他学生积极地筹款和筹集食物。
1943年从老家江苏扬州避难到沅陵的张熹宁（现名张力）考入雅礼读初中二年级，先前是迪克巽教他们三十四班（1948年冬毕业）的英语。迪克巽对学生很严厉，有时很粗暴，所以张熙宁不太喜欢他，后来莫伦德接手教他们班英语。“莫伦德对人热情，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用直接教学法教我们，同学们都喜欢他。”张熹宁回忆道。莫伦德帮他们制定了《三十四班班歌》，还教他们唱美国民歌，与学生们一起游泳、划船和野炊。大约五十五年后，1999年他在美国洛杉矶参观迪斯尼乐园时又听到莫伦德教他们唱的那首民歌时，倍感亲切。
同在雅礼教书的俞道存夫妇给莫伦德和迪克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俞道存的夫人俞婉英教两个班级的英语课及全校的音乐课。因为缺少英语课本，她就用手抄了好多本。俞道存经常与劳启祥、应开识等管理人员讨论雅礼的事情。原来他们计划在1943年下半年回美国休假的，但一直脱不开身，直到1944年7月3日他们才成行，迪克巽对他俩大加赞赏。1944年6月6日他给耶鲁赖德烈教授的一封信中描述道：“俞道存夫妇在这里工作了许多年，俞婉英是一个活泼和精力充沛的人，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她亲自打乐谱来补充英语教材，这些够雅礼用好多年。学生们信任她，经常向她请教问题，她像慈母般的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她离开雅礼前将献上一场音乐会，为此她每天排练，已经坚持好几个星期。俞道存对雅礼中方教师充满信心，劳校长、应主任和所有其他教师紧密合作，雅礼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工作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1944年4月至12月，抗战形势骤变。日军出动四十多万兵力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虽然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的第一至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长沙始终在中国军队的手中，但在1944年5月至6月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长沙不幸失守。1944年7月中旬，雅礼中学决定一方面将学校非必需物品用卡车运到贵州的铜仁，另一方面立刻租用至少两条船及雇佣船夫，以便在事态更加严重时将其他财物从水路运走。
在沅陵期间，雅礼事务长盛群铎老师曾五次去长沙料理学校事务。此时日军进攻长沙，盛群铎连忙带领工友们撤离长沙，“敌人来得太快了，长沙湘雅医院的人员只抢救出二十只箱子，最终还是落入了敌手”，盛群铎后来痛惜地告诉大家。他经过湘潭到湘乡与王宗石（1937年毕业于雅礼中学十一班，中央大学毕业后回雅礼中学教书，雅礼复名后曾担任校友会副会长、会长及名誉会长）和湘雅的萧星甫（1949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中国输血事业的开拓者，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等）会合，这时日军已经切断了退路，他们三人硬是靠步行、坐船和坐独轮车，跋涉了数百公里，历经一个多月，最后仅剩身上穿的衣服回到沅陵。因为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所以包括莫伦德在内的师生见到盛老师都十分高兴！盛老师的子女盛仲岚、盛昆岚后来回忆道：“回来时父亲胃病复发，又黑又瘦，我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不过，莫伦德发现盛老师的精神状态很好，他带回来的消息有助于雅礼制订可能的迁移计划。
1944年7月20日，莫伦德终于盼来了雅礼学会董事会的代表BrankFulton博士（中文名是傅乐敦）。傅乐敦乘坐一条小吨位的荷兰货船花了四十二天从新奥尔良到南非的开普敦，再从德班坐英国的船到印度。不幸的是在那里，包括护照在内的所有贵重文件都被偷了！显然他已来不及补护照，一位中国的官员利用其影响力还是让他入关了。他到贵阳的那天俞道存一家恰好飞往重庆，所以两人未能见面。傅乐敦从印度飞往中国时行李被允许超重七十公斤，其中包括三十公斤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以及大约十五公斤湘雅沅陵分院各自所需的药品。
1944年7月正值雅礼中学放暑假，天气越来越热。迪克巽幽默地说：“当我们看见劳启祥校长手中拿了扇子，就能知道热天来了。”时值第四次长沙会战期间，长沙学生的家里财产基本都损失殆尽，所以只有不到半数的学生能够回家，其他学生有的待在沅陵或附近的亲戚、朋友家中，有的就待在学校，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们面临断炊的危险。幸亏劳校长通过募捐和贷款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使学生们能够渡过难关。应开识老师请迪克巽帮助体育部的主任何家声（英文名字是JacksonHo）老师管理大留校的九十多个学生组成的、设在白田头初中部的夏令营。“何家声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迪克巽说。何家声在雅礼工作了多年，与耶鲁派来教书的老师很熟悉，所有学生、老师、劳校长和应主任都叫他的英文名字。何老师是一个快乐的人，似乎他认识沅陵所有的人，如果他不参加聚会的话，那就不能叫做聚会！
7月27日左右，一架日军飞机在很靠近初中部白田头校区的运动场上扔了七颗小型杀伤弹，不幸的是，当时有几个校外的人在附近，其中四人被炸死、其他几人被炸伤，这使得雅礼师生比以前更加认真地对待频繁的防空警报。雅礼的校领导一直都是特别关注学生的安全，但迪克巽发现他们几位教英语的外籍老师对此很不重视，晚上警报响起的时候，他们都很不情愿地爬起来跑到远处的防空洞里。
尽管雅礼师生们此时面临着种种困难，但他们没有任何的沮丧。莫伦德发现，他的中国朋友和同事的字典里完全没有“沮丧”这个词！在沅陵，盛群铎老师全家人均曾患贫血症，他的夫人曾因此昏倒。“他从未做过新衣，常常穿他那件黄色军训服。即使穿上补丁旧衣服，盛老师也仍保持服装整洁。”盛老师的子女回忆说。面对重重困难，雅礼的师生们始终充满着最好的精神状态，他们始终相信雅礼，并且愿意为了雅礼能一如既往地成为一所高质量的学校而奉献他们的一切！莫伦德感慨道：“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向中国人学习，学习他们的耐心、勇气和毅力！”
莫伦德在1944年10月提到“沅陵经常断电成了他们最大的困难”。每当晚上天气不错的时候，因为灯火管制，所以要断电。而时常响起的空袭警报，也使他无法正常讲课。他盼望下雨或没有月光的晚上。莫伦德一直通过广播收听太平洋上海战的消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方面的报道完全相反，不外乎是他们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至此为止，沅陵还是安全的，他觉得雅礼不会再撤到其他地方去。中国军队正在和日军在桂林一带展开激战。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鼓舞和安心。
自从莫伦德到了中国，他看到中国比任何一个盟国都损失巨大。她失去了沿海的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和铁路及制造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受了日军毫无人性的轰炸。尽管面临这些困难，中国人民没有失去勇气，在几乎与世隔绝、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坚持抗战七年，并准备抗战到底！他在信中动情地写道：“中国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失去了个人和家庭的财产，生活水平很低，并且痛失亲人、儿女，但仍然鼓起勇气和发扬奉献精神，与这样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你的心里不由地钦佩他们！”不过，莫伦德也提到他偶尔遇到一些来华参战的美国士兵，他对这些人对中国人的无知和敌意感到震惊。不错，这些士兵可能没有见过像雅礼中学这样优秀的中国人，但似乎美军首脑应该为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努力，这将极大影响中美两国的未来。因此，莫伦德呼吁“美国应该珍惜中美之间的友谊并使之增强”。
尽管战争还在继续，节日还是要过的。1944年11月16日，雅礼在初中部校区庆祝建校38周年，早上举办了两个半小时的系列演讲，同时宣布了英语写作比赛的获奖者。二十九班（1946年夏毕业）的胡天圣（后任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曾撰文提及了这一细节。他描述道：“一天上午英文课时，傅乐敦博士含着微笑走进教室，以万分激动的语调高声宣布最优秀的五篇作文获奖者，两名来自二十九班！他们分别是王志云（后改名为王若水，英文名字是WalterWang副主编）和胡天圣（英文名字是TennysonHu）！年级比他们高的还有三个班级，他们超越了高年级学生！”之后，学校举行了会餐。莫伦德说：“平时学生们一星期只有一天能吃到肉、鱼或鸡蛋，这天，学校特地宰了一头牛，师生们吃到了好多牛肉！”虽然莫伦德平时吃得比较简单，但令他感到惭愧的是他的伙食已经比学生的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晚上，学生们表演戏剧，他们演得很好。一位英文名叫Edward的学生担任电工，他把连接线逐步从盐水里抽出来以造成舞台灯光调暗的效果。演出的内容基本都与抗战有关，总共持续了四个小时，大概是因为内容精彩，莫伦德发现学生们一点都没觉得有那么长。
1944年12月，随着中国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失利，人们最大的担心是贵阳以南的主要通道被切断，这加速了雅礼向湖南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地方撤退的计划。他们的方案是用船沿着向西的河流将东西运走，师生们将组团徒步翻越约三百二十公里的山路，不过莫伦德认为有很大可能他们用不着撤退。12月的天气变冷了，白天大约是零上两度，晚上由于没有木材和煤炭点火取暖，所以很冷。当莫伦德需要坐下来工作很久的话，他只得靠穿上厚毛衣、两条羊毛裤、两双羊毛袜、一件厚毛衣、羊毛衬里的夹克、一件大衣再加上一条毯子裹住双脚来御寒。教室里的温度不到零上四度，考试时监考老师可以来回走动，可是学生们只得长时间地坐着，莫伦德发现他们的手指都冻麻了，脸都冻紫了！
（1946年左右莫伦德<左>和迪克巽<右>摄于长沙，身后是一辆救护车。）
1945年下半学期结束时，二十七班毕业。莫伦德和穿着标准学位袍的教师们在毕业典礼中致辞。毕业生们穿着白裤子和黑色夹克衫，为了使大家着装一致，不少毕业生设法向朋友们借衣服。第二天，学生们拿到了毕业证书，许多人发表了演讲，他们分别是校友代表、福湘女校代理校长范琯（其时蒋嵝校长生病）、雅礼劳启祥校长、雅礼教师代表和毕业生代表。迪克巽再次提到了二十九班学生王志云，夸奖他是班上英文最好的学生之一，并附上了他的两篇英文短文。王志云是一个安静、温顺的男生，但他很聪明，莫伦德曾特别引用了他的一篇题为《雅礼的一天》的英文文章。
1945年6月下旬雅礼放暑假，莫伦德利用这个机会前往四川重庆和成都。他在重庆待了十天，然后在成都和峨眉山各待了一个星期，其余时间都花在坐吉普车、卡车、汽车、汽船和舢板上。莫伦德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人，包括他没有教过和教过的雅礼中学的毕业生。他们对母校充满感情，彼此都是要好的朋友，这给莫伦德一种很强的归属感。在乐山，他还花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拜访了华中大学（注：也是雅礼学会当时资助的大学之一）的桂质廷教授和他的美籍夫人许海兰，也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了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教授和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教授。在峨眉山，莫伦德对其庙宇及风景赞不绝口。
8月10日，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坚持八年抗战后期盼已久的重大消息！这一天的到来，比人们预想地要更早。全国各地自发举行游行庆祝，到处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而莫伦德此时正在峨眉山的山顶上，所以他在几天后下山时才知道这个消息。有人告诉他，附近城镇的爆竹都被人们买去庆祝这一喜讯！对于在外逃难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意味着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日军轰炸，他们可以回家的日子到来了！
8月15日，莫伦德和傅乐敦一道从重庆开吉普车前往贵阳，在贵阳搭乘一个车队的汽车，车开了一天一夜到达芷江，路上他们都没有睡觉。到芷江后搭上了一辆到沅陵的卡车，于8月19日回到沅陵，结束了近两个月的旅行。
此时，雅礼的师生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之中！他们正在计划尽快迁回长沙。傅乐敦和盛群铎将做先遣队，然后劳启祥校长带十个毕业班的学生跟上。因为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烧毁了不少雅礼的建筑，所以盛群铎他们将调查长沙雅礼中学的财产，看看哪些能用并力争修复至原样，劳校长也会协助做好调查和接管雅礼财产的工作。应开识将负责雅礼在9月7日开学的事情，届时会有与上学期人数差不多的共四百二十五名学生注册。8月31日，雅礼入学委员会根据入学考试结果，从两百名申请人中录取了约四十名新生，大家希望这是雅礼中学在沅陵的最后一个学期。
盛群铎在日军退出麻园岭校园的第三天就赶到了长沙雅礼校园,他发现雅礼中学的全部建筑都被日寇毁坏，只有一些建筑的墙没有倒塌。雅礼教师住宅楼的部分门窗和管子固定装置被卸掉，不过这些可以重建。先遣队决定，如果旧的大讲堂能重建成两层楼而不是一层，并且教师住宅楼可供部分学生使用的话，那么雅礼是有可能搬回长沙并在春季开学。
1945年10月1日，在何家声老师的带领下，雅礼排球队获得沅陵“胜利杯”（庆祝抗战胜利）排球赛男子组冠军，而篮球队正在参加锦标赛比赛。
同年11月，应开识和劳校长、盛群铎到长沙开会，此时雅礼的师生们等待他们从长沙带回来消息。应开识去长沙期间，王光鼎老师接替他管理学校，可是11月9日，人们长期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老师不幸得了中风！在短暂的局部瘫痪后，他似乎已完全恢复，不过亟须休息和最好的治疗，不能再为学校操劳，学校立刻决定由何家声和周青云（又名周保罗）两位老师接替王老师管理学校。由于王光鼎老师患有高血压，即使他痊愈后似乎也不会担任学监。雅礼立刻给在长沙的应老师发电报，叫他们尽快回来参加11月16日雅礼三十九周年校庆典礼。不过，大家认为即使他们缺席的话，由于雅礼师生早已制定了方案，学生们正在努力准备校庆演唱会，所以也一定会将校庆办好。
（1945年10月21日雅礼排球队获沅陵“胜利杯”排球赛男子组冠军，前排左一是何家声老师。）
自从莫伦德和迪克巽1943年11月1日到雅礼，现在已是他们的第三个年头。他们忙于英语教学和其他活动，他们感到这一年将是他们最有收获的一年。在头两年里，莫伦德和迪克巽积累了教学经验。那时，每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现在，随着对教学方法和教材的了解，他们的自信心也提高了。据此，莫伦德建议雅礼学会是否能设立全职、长期的英语老师职位，这样可以避免短期教师在刚刚积累教学经验后就要离开雅礼所带来的问题。通过教学，莫伦德与学生们更加熟悉。1945年9月入学雅礼高中部三十三班（1948年夏毕业）的杨宗鑫特别提到莫伦德耐心教他英语和帮他寻找遗失的雨伞的故事。后来在莫伦德任教期满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为杨宗鑫写了一段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的名言作为纪念。
由于俞道存一家、安立德和谭世安几位外籍教师离开了雅礼，1945年秋季这个学期里只有莫伦德和迪克巽住在那幢楼里。厨师手艺很好，而且他们现在能吃到从美军部队购买的罐装黄油、奶酪和牛奶！他俩身体都很健康。这一年秋天，沅陵的天气特别好，大多数时候都是秋高气爽，莫伦德和迪克巽对即将离开风景秀丽的沅陵还有些恋恋不舍。最后一批沅陵湘雅分院的朋友在11月4日左右乘船回长沙，那里的医生和实习医生都是莫伦德和迪克巽的朋友，也许以后在沅陵再也找不到像他们那么好的医生了。因为长沙物价很高，而且希望重建的房子跟在沅陵的一样，所以他们把所有包括门框和木板在内的东西都运往长沙。他们用计划重建湘雅的木材做成木筏，上面堆满了各种家具和被拆除的建筑物。
（作者单位：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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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名慧
来源：《文史拾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