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紧抓“生命线”为铁军铸魂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2017-09-19 08:55:04

记者 李超 实习生 刘翔

袁国平(资料照片)

今年76岁的海军指挥学院教授袁振威一直在寻找父亲袁国平。

1939年5月,袁振威出生在皖南。8个月大的他被送回湖南老家,由奶奶抚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激战中身中4弹,重伤难行。他将向上级汇报的任务交付给战友后,悄悄将手枪对准头部,扣动了扳机,时年35岁。

当时,袁国平唯一的儿子袁振威还不满两周岁。一度,袁振威靠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乞讨度日。直到6岁,他才与母亲邱一涵重聚。

在周恩来、陈毅、粟裕等人的关怀下,袁振威慢慢长大,也从这些父亲的战友口中知道了很多故事,心目中父亲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1965年2月3日,陈毅向袁振威讲述了《新四军军歌》的诞生过程,“你父亲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

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欢迎会上,作曲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壮士歌》,陈毅用法文唱了一首《马赛曲》,会场的气氛热烈激昂。陈毅感慨地 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军歌”。

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大家兴奋之际,军长叶挺提出,应当写一首军歌,让全军战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副军长项英当即把任务交给了袁国平,说他是作词的行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袁国平曾作《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战斗力大大增强。

“一首高水平的军歌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袁国平在《抗敌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向全军征集军歌歌词。很快有人提交了初稿,政治部经讨论,选中其中一篇并广泛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歌词以后,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

新四军军歌确定后,以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当时正在皖南采访,她为战士们学唱军歌的热情所感染,盛赞《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将歌词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在抗日救亡的艰难岁月里,这首歌激励着新四军战士,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袁振威认为,父亲的重要贡献,是开拓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早在红军时期,我父亲袁国平就有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的论述,他紧抓‘生命线’,为铁军铸魂”。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毛泽东推荐袁国平担任政治部主任,对袁国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新四军由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组而成,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但是,在3年游击战争中,斗争极其残酷,环境极其困苦,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部队的建设很难正常进行,政治工作亦如此。

特别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与红军时期情况大不相同。因此,袁国平从到新四军的第一天起,他就一心扑在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上。到达皖南以后,袁国平积极恢复健全党组织,以强调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组织并起草《新四军政治工作草案》,重视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培养锻炼。

周恩来曾对袁振威说:“你父亲是政治工作的专家,对我军建设的贡献很大,你要向他学习,不要迷失政治方向。”

袁振威还是青年学生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告诉他:“你父亲真的很不简单,在那种情况下都没有忘记把笔记本和7块大洋的党费交给战友,并要他们代他向组织上汇报。”

“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袁国平用生命完成了对革命誓言的终极注解。

如今,在南京雨花台西南望江矶上,三烈士墓一字排开,他们是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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