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汉:为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2017-09-02 16:23:02

李启汉,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著名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局长。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走出山乡寻求真理

李启汉乳名志生,又名李森,湖南省江华县码头镇李家村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农历三月初七) 。他家世代务农。祖父一辈在寨子冲开荒种地,创立了一点家业,因遭到豪绅和官府的敲诈勒索,不久就家道中落; 到他父亲当家时,家里仅剩下薄田数亩,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勉强养活全家人。

李启汉的父亲李士藩读过几年私塾,会写诗歌对联,村里人办婚丧大事,他都义务帮忙,被誉为热心的“穷秀才” 。他有六个儿女,启汉居长。启汉八岁那年,父亲送他进本地初级小学读书,读到十二岁毕业,家里无力供他去县城升学,他只好在家帮父母干农活,以后得到一个亲戚的接济,才升入县立高小读书。

李启汉在父母的教育影响下,从小热爱劳动,勤奋好学,乐于助人。他在入学前,就经常帮母亲做些零碎活; 入学以后,每天都提早起床,跟几个小伙伴一道上山砍柴割草,从不间断; 课余还跟随村中懂医的人学医,时常进入深山采集草药,乡里中有贫苦农民患病,他必尽力救治,不取报酬。他爱读古典小说,十分钦佩《水浒传》中武松等英雄人物。他不仅有声有色地向小伙伴们讲述这些故事,还想方设法学到一些拳术,遇到不平之事,便以拳相助。有一次,他带上母亲做的粑粑去镇上赶集出售,看到一个商店老板仗势殴打乡下人,便挺身而出,制止了那个老板的蛮横行为。江华山区常有盗匪出没,扰害百姓,启汉从县城学校回家,也遭受过盗匪劫夺。为此,他联合本族青年人,商定计策,伏击盗匪,为民除了害,受到家乡人的赞扬。

一九一五年,李启汉以优异成绩在江华县立高小毕业。他要求继续求学,但他父母日处愁城,哪有力量供他升学?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恰巧帮助启汉上高小的那位亲戚从江华调去衡阳工作,于是启汉离开家乡,到衡阳考上了衡阳府中学。读完初中,他又转入长沙岳云中学上高中。

李启汉在衡阳、长沙读书期间,正是中国人民大觉醒,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时期。他从闭塞落后的山乡,来到省里的通都大邑,顿觉心胸开阔,耳目一新。他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如饥如渴地阅读《新青年》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九一九年,李启汉在岳云中学毕业前后,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从北京、上海迅猛地扩大到全国各地。他在长沙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发动校内外同学参加罢课,上街游行宣传,反对军阀卖国贼,抵制和焚毁日本货。不久,长沙的爱国运动遭到湖南督军、军阀张敬尧的蛮横压制。启汉又积极参加毛泽东等发起的“驱张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当年十月,由李启汉等二十四人组成的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会同湖南公民驱张代表团、湖南省城教职员请愿代表团等团体,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北上赴京请愿。学生代表团先在汉口集中,进行驱张宣传,活动了十天,多数代表继续北上,留下李启汉和徐庆誉、张树生三人驻汉口,设立驱张联络机关。过了些天,徐和张前往常德展开驱张活动; 启汉即赴北京,与学生代表团会合。他们通过请愿等方式,向社会各界彻底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受到旅京湘籍学生和各人民团体的欢迎和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湖南各界请愿团、教职员代表团和学生代表团,高举本团体大旗,向军阀政府的国务院进发,代表三千万湘民“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李启汉加入了请愿的行列,后又列名于毛泽东、何叔衡等湖南各界代表发出的快邮代电,向旅居全国各地的湘籍人士揭露和声讨张敬尧及保张派的罪恶。同年春,李启汉从北京转赴上海,会同早已在沪的湖南学生代表彭璜和五月初来沪的毛泽东等,继续进行驱张斗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湘军的进逼下,张敬尧终于在六月间仓惶逃出长沙。驱张运动获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和驱张斗争的实践,经过勤奋的学习和思考,李启汉已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战士。他在北京期间,得到湘籍同学邓中夏的热情帮助,曾到北京大学旁听李大钊讲课,并精心攻读了李大钊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受到很大启迪。他到上海后,又结识了陈独秀、李达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常向他们请教。其时陈独秀等已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在法租界霞飞路 (今淮海中路) 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讨论。李启汉就住在附近的渔阳里六号,来往很方便。一九二○年八月,上海成立共产党的发起组(通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接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机关即设在李启汉居住的渔阳里六号。李启汉是最早的团员之一。共产党发起组为培养干部,又在渔阳里六号创办外国语学社 (党、团组织是秘密的,学社是公开挂牌的) 。启汉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不久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

献身工人运动

一九二○年八月十五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专门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并选派李启汉和李中 (即李声澥,原为长沙一师学生)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李启汉去沪西小沙渡筹办工人学校,组织纺织工会; 李中去沪东杨树浦筹组机器工会。

一九二○年秋,李启汉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工人半日学校办起来,校址设在安远路锦绣里。因为缺乏经验,事前没有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尽管学校设在工人区,报名上学的工人却寥寥无几; 加上经费困难,教室设备简陋,到十二月初天气寒冷,更少有人来读书,只得提前放假。

启汉总结办工人学校失败的经验,积极改进活动方法。为了便于和工人交谈,他下苦功学会了上海话; 并想方设法打入青帮组织,利用帮会关系结交工人。他体察到工人做工时间长,工余来读书十分疲劳,便决定适当开展文娱活动,以吸引更多工人来上学。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意李启汉的建议,让他把工人半日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经过多方联络,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工人游艺会借白克路上海公学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四百余人 (一说二百人) 。李启汉担任大会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他说: 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 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 。他强调工人不仅要得到一些娱乐,以活泼精神,对于 “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 ”大会开得很热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杨明斋、邵力子等也以来宾身分在会上讲话,鼓励工人强健精神,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工人游艺会的宣传动员起了一些作用,一九二一年春半日学校重新开学,报名上学的工人有了增加。日商内外棉五厂青工黄桂生,当时只有十七岁。他听人说起锦绣里办了一个新学堂,义务教工人学习,觉得很新鲜,便怀着好奇心,在一个厂休日,约了几个小兄弟一道去锦绣里探望。走到学校门口,只听得里面在热闹的唱京戏。这时,一个穿灰布旧夹袍的年轻老师,中等身材,笑着从屋里走出来,亲切地招呼他们进去听留声机。桂生他们看见已有几个穷哥儿坐在里面,也就走了进去。屋里是一间教室,摆着二十来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凳,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就坐下来听戏。

那位老师一面开留声机,一面和大家攀谈。老师先自我介绍名叫李启汉,然后一一问黄桂生他们的姓名和生活情况。他看到工人有些拘束,又捧出一个足球来,请大家到外面荒场上去踢球。正玩得高兴,黄桂生一脚踩在粪污坑里,把球也弄脏了,心里十分着急,生怕老师责怪他。老师却和气地安慰他,拉着他的手,领他到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脚,再把足球洗干净。这件小事使青工黄桂生感动得掉出了眼泪。

回到教室里休息,李启汉又忙着倒茶倒水,让大家解渴。这时候,工人和老师已经打破隔阂,亲切地交谈起来。有的工人提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白天没有功夫读书。老师说白天没有空就晚上来读,如果做夜班,就在下午读; 只要大家愿意来,学校里可以多开几个班次。他还鼓励大家说,工人要尊重自己,力求进步,不要因为社会上一般势利眼看不起工人,就灰心丧气,一定要人穷志不穷。黄桂生就这样进了工人夜校,后来成为罢工斗争中的积极参加者。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人学校的学生已增加到二十多人。李启汉一面教文化,一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工人中间去,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向剥削阶级斗争,才能改善生活待遇,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在此基础上,李启汉进一步帮助工人组织沪西纺织工会,并推举学习最认真、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孙良惠为负责人。孙良惠是日商同兴纱厂的工人。他听了李启汉的课,开始懂得工人受穷受苦的根源,积极要求参加改造旧社会的革命斗争。他曾代表沪西纺织工会,几次参加纪念五一节(一九二一年) 的筹备活动,并到浦东日华纱厂联络过工人。后来工人半日学校被租界巡捕房封了门,他仍经常到李启汉的住处请教。以后他被吸收入团,又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在一九二五年的罢工高潮中起了很大作用②。

李启汉不仅是建党时期工人学校最早的创办人,而且是最早一次罢工斗争的领导者。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上海英美烟厂老厂机车间工人因反对洋监工克扣工资与殴辱工人,愤而罢工,并于次日向新厂机车间工人求援。新厂工人也感受同一痛苦,便于二十二日举行同情罢工。厂主蛮横地将老厂机车间工人代表张某拘送浦东警察署关押,引起公愤,于是新老两厂八千余工人象潮水一样冲出厂门,全体加入罢工。工人们情绪激昂,可是缺乏组织,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建议象以往一样去吴家厅刘公庙求签,由菩萨做主,如果是“上上签”,就继续罢下去; 也有人不赞成去求泥菩萨,可又提不出好办法。正在犹疑不决之际,李启汉来到了工人中间①。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英美烟厂罢工的消息,决定支持这次罢工,便派李启汉深入到英美烟厂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李启汉十分兴奋,立即脱下学生装,换上工人服,利用青帮关系,到罢工工人经常聚集的浦东吴家厅庙去寻找带头罢工的工人。他一到庙里,就热情地向工人问长问短,了解工人罢工的要求,罢工后的生活状况,以及谁是代表等等。许多工人都不认识他,问他来做什么?李启汉笑着说: “听到你们闹罢工,我是特地赶来帮你们讨债的。”

工人们听了很奇怪,有的说: “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只有欠人家的,哪有人家欠我们的? ”

“错了! 你们日夜劳动,还吃不饱肚子,就是因为那些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剥削了你们的血汗,欠了你们无数的债! ”李启汉的话使工人们开了窍,大家围住他,请他帮助算算这笔帐。

算帐的结果,证明英美烟厂资本家确实欠了工人很大一笔债。要不然,工人为什么越做越穷,洋老板却越养越肥,厂子越开越大呢? 工人有了这个认识,便在罢工斗争中响亮地喊出 “还我血汗” 的口号。他们打着这个旗号,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这在上海和全国是破天荒第一次,标志着工人阶级新的觉醒。工人们有了这个认识,就不再象过去那样低声下气地乞求增加工资,而是理直气壮地向资本家讨还血汗债。

李启汉还向工人们讲了 “劳工神圣” 的道理,启发大家挺起腰杆来反对压迫,争取做人的权利。要用什么方法来反对剥削和压迫呢?李启汉说: “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象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 ”又说: “眼前,我们工人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叫资本家给我们增加工资,不许他们任意欺侮我们。我们团结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他建议工人们立即组织起来,依靠团结的力量,把罢工坚持到胜利。

就这样,李启汉成了罢工工人的亲密朋友。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先生; 他冒着炎夏的骄阳,几乎每天都到浦东去,跟工人们滚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在他的具体帮助下,工人们推选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刘凤臣、刘荣才等十多人当代表,组织了工人代表会议,还租了一间房子做办事处,认认真真地办起公来。代表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研究制定了向资方提出的八项条件,印发罢工宣言和传单,并经常召开大会讨论和解决罢工中的各项问题,鼓舞群众的斗志,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群龙无首” 的散漫状态,使罢工得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工人们高兴得很,见面就说: “嗨,不靠菩萨靠自己,这下子罢工可有路了。”

起先,洋老板对工人的八项条件,不理不睬,想用饥饿的办法逼使工人复工。李启汉鼓励工人说: “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二、三角工资,资本家却要损失几万元,他是拚不过我们的,坚持下去,一定胜利! ”十天过去了,大家的意志仍旧非常坚决,束紧裤腰带,也要拚下去。李启汉看到工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就通过党组织从外面募捐了一些款子来; 同时又派了些工人到码头上和外厂去做临时工,拿到工资互相接济,共同渡过难关。

罢工时间一长,四面八方都向厂里来催货。洋老板急了,指使厂里的汪买办和浦东警察署长威胁利诱工人复工,结果碰了钉子。洋老板又抛出五百块大洋,收买老厂工头王凤山直接破坏罢工。王凤山是个青帮小头目。在这次罢工的领头人中,也有他的徒弟在内。他竭力利用师徒关系,诱骗一些工人进厂复工。有些徒弟碍于情面,感到很为难。眼看大罢工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李启汉连夜在青帮下层中进行工作,指出: 工人应和工人讲义气,团结一致跟资本家斗争; 如果“老头子”投靠资本家,不跟工人讲义气,那就是犯了帮规,莫怪工人对他不客气。工人们听了心明眼亮。第二天一早,当王凤山擅自带领一些人准备进厂复工时,大批工人便赶到厂门口去拦阻。王凤山蛮不讲理,竟动手打人。在混战中,新厂一工人气愤地拾起半只西瓜皮,装满大粪,猛扣在王凤山的头上,弄得他满脸满身污秽,臭不可闻,昔日的威风扫地,狼狈而去。

英美烟厂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已嗅出这次罢工情况异常,开始怀疑有外来势力 “从中煽惑”,指使浦东警署加紧侦查,但已来不及挽回败局。为了尽量减少罢工的损失,洋老板只得暂时吞下苦果,在谈判中基本上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工人们欢呼雀跃,在鞭炮声中结束了历时三周的大罢工。

罢工胜利后,一些先进工人认识到这只是“小李先生”说的讨还血债的第一仗。为了防止资本家反扑,准备长期斗争,有必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加强团结。于是在工人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加紧准备,于八月下旬正式成立了上海烟草工人会。经李启汉介绍,工会会所就设在北成都路十九号,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一起。

十月下旬,英美烟厂工人为保卫工会组织,在李启汉领导下再次举行罢工。起因是新厂监工张文元向工会挑衅,无端开除一名在会工人。机车间五百余工人于二十四日罢工抗议,要求厂方撤换该监工。厂主不允,反以开除工会会长相威胁。工人大愤,遂联合新老两厂近万工人于二十六日一致罢工。当天,烟草工会在吴家厅召开大会,提出六项条件: 撤换监工张某; 不得借故开除工会职员和工人代表; 厂方用人或停人须征求工会同意等。这次罢工延续了四天,因厂主收买当地两个大流氓进行破坏,工人于二十八日被迫复工。

《劳动周刊》第十一号曾以《一万人同盟罢工,争自由,争人权》为题,报道了这次罢工。据该刊第十二号报道,罢工遭到破坏后,不仅工人们非常气愤,厂里的一班工头也认为厂主和大流氓欺人太甚,有百余人在浦东“一个秘密地点开讨论会,其中就有从前反对罢工的(如王凤山) ,如今也掉下眼泪来演说,反悔他从前的过错,并极力赞成组织最后的大罢工。”

为此,李启汉写了 《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刊在《劳动周刊》第十二号上。文中指出: “工头与工人,本是一体” ,工头“如果不黑良心,不敲竹杠,(收入)也和工人是差不多”; 工头要是“谄媚资本家(厂主)来压迫工人”,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又说:“工头多半是在青帮的,站(讲)义气的”,也有一些工人是在帮的; 如果工头“欺侮工人……做出一些不义气的事来对待自家人”,岂“不是犯了帮规吗?”所以“站(讲) 义气的老头子们”,不应该做“违反义气” 的事情。文章的主旨是“希望王(凤山)君从今后同工人一同走,大家紧紧的结合以谋大家自己的幸福! 更希望一班的工头先生们,赶快觉悟起来,以王君为模样,急与工人携手,共谋幸福。”

李启汉的期望——工头与工人联合起来举行大罢工——没有能够实现。这说明在工人内部还缺乏坚强团结的情况下,要团结一班工头是很难办到的; 而过多的希望青帮工头“讲义气” ,则更是不切实际的。李启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过了不久,他在《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一文中,痛陈工人内部分帮的危害性。他写道: “全上海数十万工友们,把什么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 尤其可恶的是“青帮、洪帮从中作祟,各有老头子,各分码头,各逞各的势力,争地盘,排斥异己,常常有工友与工友自己打架打死人的事! ”他明确指出: “工友们非自己结合团体不足以保护自己,但是这种帮的结合是不可以保护自己,反足以害自己害同类的。工友们要结合团体来保护自己,非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不可。”他号召工人们“快快改革起来,快快结合产业的团体,达到全世界 (工人) 的大联合,谋人类真正的幸福! ”十一月下旬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捷报传到上海,李启汉立即撰文欢呼《请看谁打胜仗! 》他以铁路工人团结斗争的生动事例,进一步指明: “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 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他热情地“盼望工友们……切切实实的更努力的求团体的坚固和上进,才可以求得我们真正幸福。”

“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也是为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他在工人群众中的积极活动,很快就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注意,租界巡捕房的暗探早就把他列为侦查对象。

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李启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情报材料里。那天的情报说: 上海工人游艺会“于昨日下午二时借白克路二○七号举行成立大会,约有二百人出席。会议由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工人担任主席。”看来暗探们一下还弄不清李启汉的身分。接着,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情报里说: “前曾传说有一个姓李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到两万多工人的支持,并企图继续努力争取到十万人。”但经过租界捕房多方侦查,又通知华界警察局和各厂厂主会同侦查,并未发现任何可以证实上项传说的情况。到这时,暗探们才松了一口气说: “本市军事当局认为北京政府转来的报告中断言李某及其同党将于农历新年进行骚扰,是没有根据的。”可见,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为了这个姓李的“危险人物” ,神经一度相当紧张。

为筹备纪念一九二一年劳动节,这年四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启汉出面,陈望道等参加,在渔阳里六号召集机器工会(李中为代表) 、纺织工会(孙良惠为代表) 等团体开会,组成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决定发动全市工人于五月一日停工,在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会后游行;同时决定推动各报出版劳动节特刊,并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中小商人的团体)通知各商店休业一天,悬旗庆祝和派人参加纪念大会。

这时,帝国主义的暗探对李启汉的身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报告说,担任劳动节筹备会议主席的是“著名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追随者、湖南人李启汉”; 又说,“召开会议的房屋系李启汉所居住,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招牌”。法租界捕房得报,即于四月二十九日派人到渔阳里六号筹委会搜查,没收了一批传单,并警告李启汉不得在该处开会。五月一日那天,租界和华界各重要地段都有大批巡捕和军警布岗,筹委会办事处也受到监视,因此五一节的集会游行未能实现。但是,即使这样,暗探们也不得不承认: “李启汉及其他追随者约二十人”,仍在当天下午进行了一些活动,他们“从山东路(在英租界)工商友谊会出发……首先搭乘电车至麦根路,大部分人在该处分手,其中八人则沿西苏州路步行至宜昌路,然后过苏州河进入闸北,在途中曾散发很多传单。”

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李启汉任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他和书记部的同志一起,一面编刊物,一面发动工人按产业组织工会。除了加强沪西纺织工会和浦东烟草工会外,他还在海员中活动,认识了均安水手公所负责人钱孝裕和朱宝庭,并帮助朱宝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上海流氓工头桂阿毛,接到了香港英国轮船公司发出的火急电报,要他赶快招募失业海员去港。与此同时,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接到了香港海员工会请求援助的电报。李启汉日夜奔忙,发动上海工人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斗争。一月二十九日,他邀请均安水手公所、焱盈社(轮船上加油和烧火工人的团体) 、印刷工会和烟草工会等六个团体代表,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当场决定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并决定推派代表警告帝国主义走狗桂阿毛,要他立刻停止代外国轮船公司招募新工人的罪恶勾当。

一月三十日,李启汉、钱孝裕等代表“罢工后援会”前往武昌路长安里桂阿毛家里,当面警告他说: “你敢破坏香港罢工,你便是工人的死敌! ”桂阿毛大吵大嚷,事先布置在他家附近的包探,就把李启汉等捉进了巡捕房。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报,立刻召开会议,决定聘请律师,进行营救。捕房勒索五十元,才把李启汉等放了出来。

二月八日下午,“罢工后援会”又举行会议。“会议由李启汉担任主席,他建议筹款援助香港罢工工人,并建议发出通告反对招募破坏罢工者。”①李启汉还和朱宝庭等一起赶到码头上,劝告受桂阿毛欺骗的失业海员不要去香港,当场有许多工人留了下来。为此,捕房于十二月十一日又一次传讯李启汉。

帝国主义者的拘禁和传讯都吓不倒李启汉。一个暗探在二月十七日报告中无可奈何地说: “过去数天中,北成都路十九号李启汉曾向本埠各工会发出通告,呼吁募捐援助香港罢工工人”。李启汉还发动学生中的团员参加募捐。他们“背着一个竹筒,手持 ‘援助香港罢工海员’ 的小旗,在街头巷尾向来往行人拦路募捐。”②这种援助活动,直到三月初香港罢工取得了胜利才停止。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上海工人的斗争情绪。李启汉乘胜前进,三月中旬又帮助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组织了工会。据巡捕房暗探报告,三月十九日下午,浦东纺织工会“在白克路二○七号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浦东各纱厂工人约三百名,演说者有北成都路十九号李启汉……等,他们力劝工人加强团结,并指出香港罢工的胜利足以证明团结的好处。”工会成立不久,就向日本厂主提出增加工资等条件,发动四千多工人进行了十天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四月下旬,上海邮局七百多职工也在李启汉等鼓动下,举行邮政史上第一次罢工,迫使统治邮局的帝国主义分子让了步,增加了工资。暗探在邮局罢工的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五日报告说: “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见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差们谈话,无疑他将努力利用这一机会,以损害局方。待有充分证据发现,他将受到控告。”帝国主义的暗探已准备对李启汉下毒手,要拔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四月底,李启汉和上海各工会代表朱宝庭等,同往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李启汉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大会提出 “八小时工作制”、“援助罢工”等重要提案,获得一致通过,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从广州回来后,他一面帮助林伟民、朱宝庭等筹组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准备领导海员进行斗争; 同时又发动上海各工会团体,大力支援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的第二次罢工,使这次斗争坚持了十五天,基本上获得胜利,保卫了工会组织。

租界帝国主义当局恨透了李启汉,下令巡捕房于六月一日将他逮捕。九日,李启汉被押往“会审公堂”。巡捕房煞有介事地控告他“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煽动邮局职工罢工”,又控告他“于同年五月十三、二十及二十七日,在他所编的《劳动周刊》上,发表含有煽动性的和引起纠纷、扰乱治安的文章。”审判官还假惺惺地说,他对很有学问的被告表示同情,但“被告应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何以对煽动工人罢工和引起纠纷独感兴趣?”外国陪审官更强词夺理,说什么“假使被告系邮局职员,劝告同事罢工,则不致被控告,但被告生平唯一的职务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他应到华界去受严厉的惩罚。” “会审公堂”不准李启汉申辩,当庭判他三个月徒刑,期满后逐出租界; 同时宣判封闭《劳动周刊》,禁止出版。劳动组合书记部也于七月间被查封。

事后,本市和外地一些工人团体曾印发传单和通电,抗议帝国主义者的蛮横措施。捕房暗探在六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中,就透露出两条消息。一条说: “六月二十六日本市各工会接到京汉铁路工人发出的通电,对工部局捕房控告李启汉、封闭《劳动周刊》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另一条说邮局工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 “李因被控煽动邮务工人罢工致被判罪,而邮务工人都能证明他是无辜的”。

九月,李启汉坐满了三个月洋牢监。帝国主义者表面上将他驱逐出租界,实际上引渡给军阀的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统治上海的军阀机关——护军使署,遵照洋大人的意旨,连审问也不审问,就把李启汉钉上脚镣手铐,关进了龙华军事监狱。党和工人千方百计营救,均未生效。直到一九二四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军阀忙于内战,李启汉才于十月十三日被释放出狱。

在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中,李启汉吃了许多苦,表现得很坚定。出狱那天,邓中夏和李立三等一起去迎接,看到启汉受到那么大的折磨,都禁不住掉了眼泪。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们在一起合了影。邓中夏还为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题为《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

阴森黑暗的狱囚,

冰冷沉重的镣铐,

粗沙巨细的牢饭,

哦哦,我们的战士,

苦了你了!

屈指数来,

已是两年四个月了。

你的神采似乎比以前还光辉了些;

但是,你乱蓬蓬的发呢?

你短髴髴的须呢?

啊! 出狱时剃去了。

但是,解开你的衣襟,

笞痕减去了没有?

脱下你的鞋袜,

镣痕消去了没有?

啊! 斑斑犹存。

我涔涔的流泪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着迎战!

准备着厮杀!

邓中夏等主编的《中国工人》第二期,也刊登了《启汉同志出狱》的消息,赞扬“启汉同志,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 ……凡是对劳动阶级有利益的事,他无不尽心尽力的去干。因此惹动了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怀恨,无日不想设法谋害他。”

李启汉经过短期休养以后,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即从上海奔赴湖南,不久转往广州,更勇猛地投入了战斗。

领导省港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启汉于会前先期到达广州,住在广州市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内,与邓中夏一起,负责筹备工作。

出席第二次“劳大”的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了全国一百六十六个工会组织、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李启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多次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李启汉和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等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推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 全国总工会会址设在广州。从此以后,李启汉就在广州,和邓中夏等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后半个多月,上海就爆发了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广州,中共广东区委立即决定组织党团临时委员会,定于六月二日举行示威大游行。李启汉受广东区委的委托,负责主持和领导这场示威游行的活动。六月二日,在广州文明路广东大学操场举行万人大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李启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身分,主持了这次大会,罗亦农代表中国共产党也在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也陆续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斗争怒潮。

为了给“五卅”惨案的元凶英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六月上旬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总罢工。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被派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罢工; 李启汉和冯菊坡、刘尔崧、施卜等到沙面租界区(英、法租界) ,发动洋务工人罢工。李启汉等在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中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们通过一九二四年沙面罢工胜利后建立起来的青年工社、洋务工会、文员工会、职工会等组织,向工人进行宣传,同时又与各工会领袖反复磋商,一致决定与香港工人采取联合行动,实行罢工。

中共广东区委考虑到省港罢工实现以后,香港大批工人到广州来,需要妥善安置,因此决定李启汉在发动沙面工人罢工的同时,负责筹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的工作。李启汉接受这一任务以后,马上在广州太平南路四十五号海员俱乐部设立接待罢工工人临时办事处,他是临时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筹备接待工作的还有冯菊坡、刘尔崧、施卜等同志。

为了解决罢工工人到广州以后住宿和吃饭问题,李启汉和林伟民多次与广州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请求给予支持和协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同情和支持罢工工人的反帝斗争,答应每月拨出一万元作为罢工经费,并决定通过公安局征用广州市内的烟馆、赌馆、会馆及其他空屋,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这样就为罢工工人接待工作打下了一个可靠的基础。

在充分酝酿准备的基础上,六月十九日,震憾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终于爆发了,前后不过十五天,罢工人数猛增到二十五万,有十几万人浩浩荡荡离开香港,来到广州,经常居住在广州的也达六、七万人。广州的西壕口、东堤、广九车站,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罢工工人。李启汉领导的接待罢工工人办事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广州街头挂满了“欢迎英勇的省港罢工工友”、“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标语,鞭炮声、口号声响遍广州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挤满欢迎的人群。罢工工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①。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引导一队队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到指定的地点住宿、用膳,秩序井井有条,使罢工工人深受感动。

为适应反帝运动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将罢工工人组织起来。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下,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百多人,李启汉等六人被选为临时主席。他首先报告全国总工会对于省港罢工的筹备及招待情况,香港和沙面的罢工代表也在会上做了报告。代表大会还讨论通过了罢工委员会的章程等议案。

七月三日,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组织机构和事先协商的人选,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由李启汉等十三人组成,一致推选苏兆征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罢工委员会设立干事局作为日常办事机构,李启汉被选为干事局局长。李启汉在罢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指出: “此次省港工友之大罢工,不是从前仅为香港与广州工友自身之经济利益的斗争,乃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政治的斗争。” 他号召: “各位协力同心,奋斗到底,以劳动阶级之牺牲与奋斗之热情,唤起全国同胞之醒觉,以期全国各界皆起而为民族自由解放而奋斗。”他还希望罢工工人“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联合朋友与敌人决战,以期达到完全解放。”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指定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李启汉任副书记,以加强党组织对罢工的领导。

七月四日,罢工委员会鉴于几万罢工工人的财政收支庞大,特设立财政委员会,负责统筹和监督指导整个罢工经费的收支工作。财委会由苏兆征兼任委员长,李启汉、何耀全等五人为委员。李启汉受大家委托,负责拟定财政委员会的细则,并协助苏兆征贯彻执行。

七月十八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李启汉做了会务报告。大会特地通过决议案,赞扬“罢工委员会与干事局之工作有成绩并有进步”,希望今后“委员会与干事局之职员更须努力工作,完成此次之伟大事业,各代表应当予以全力之帮助。”

罢工委员会干事局,管辖的范围很广,局内分设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际部、交通部、游艺部,后又增设会计部和注册部。招待部要安排好数万罢工工人的食宿和医疗卫生问题;交通部负责给罢工工人办理回乡的免费车船票发放工作,申请和发放赴港通行证;庶务部要供应罢工工人的膳食和被服;交际部接待来宾参观访问,与社会上各人民团体联络,慰问罢工工人; 宣传部组织宣传队,出版《工人之路》刊物,印刷发行各种宣传品等等。另外,罢工委员会还设有筑路委员会、法制局、审计局、会审局、纠察委员会等等①。这些机构虽直属罢工委员会领导,但是它们的日常事务工作,仍然离不开干事局。因此,干事局是整个罢工期间任务最繁重的机构。李启汉对于各部的工作,无论巨细都认真的布置,并逐件检查督促其落实,做到有条不紊。因此,罢工工人称罢工委员会是“工人政府”,称干事局是“工人内阁”,而李启汉就是这个“工人内阁”的“总理”。人们无不承认,李启汉是罢工委员会中最辛苦忙碌的人。

李启汉经常深入各部,深入罢工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及时处理各种问题。他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艰苦朴素,常穿一套三个口袋的蓝色工人服,足蹬一双旧胶鞋,不抽烟,不喝酒,人们说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席子、一顶破蚊帐和一条旧被子,随时可以背在身上带走。他工作到那里就睡在那里,和各部门职员及罢工工人生活在一起。干事局刚成立,各部职员加起来有二百五十多人,经常加班加点。李启汉体谅他们的辛苦,在罢工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要给每个职员每天补助津贴费二角。罢工委员会接受了李启汉的建议,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每隔三几天,李启汉必到罢工工人宿舍和食堂巡视一次,了解罢工工人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十月的广州,气候仍然很暖热,李启汉已在考虑冬天来到后工人的生活问题。他筹借经费,预先为罢工工人定制了两万条棉被、一万五千条土布松花褥子、四万件棉衣。他又要求庶务部门采购一批干稻草,发给罢工工人垫床,既防寒又防潮。冬天一到,几万罢工工人都穿上了新棉衣,盖上了新棉被。有些罢工工人家属多,乡下又没有亲戚可以投奔,仅仅依靠罢委会的供给,生活仍然过不下去。李启汉多次找广州市公安局联系,争取公安局发出了一批摊贩牌照,给一些有困难的罢工工人家属,让他们从事小贩经营,增加一点收入,以补生活上的不足。

一九二六年夏,广州一连几天遭受强台风和暴雨的袭击,罢工工人住的地方有的受浸,有的漏雨。李启汉带领招待部的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工人宿舍,逐家逐户进行检查,破漏的马上派人修补,发现有倒塌危险的楼房迅速组织力量搬迁,保证罢工工人的安全。

香港罢工工人到广州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患病的人逐渐增加。罢工委员会设立工人医院,专门为罢工工人看病。李启汉常到医院看望和慰问病人。罢工女工和工人家属怀孕、生小孩,李启汉除了筹设女工留医室外,还派人与市内各医院联系和交涉,准许罢工工人家属免费进院留医①。

李启汉年纪轻,性情活泼,和青年工人很接近。工人举行文艺晚会,凡是约他的,他有空一定去参加。他会拉胡琴,会唱歌,常到劳动学院俱乐部,和文工团员一起无拘无束地玩。外地人到广州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李启汉为了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下苦功学习广东话,在短时间内他就能用广东话同工人交谈,用广东话演讲。人们无不表示钦佩。

李启汉很注意对罢工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他尽力协助罢委会党团书记邓中夏,对党团员和罢工工人进行思想教育,还挤出时间为《工人之路》写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罢工的意义和目的,号召工人们坚持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李启汉在《工人之路》发表《世界革命的潮信到了》一文,指出: “自从资本主义制度成立后,就隐伏了世界革命的引线。”而“世界革命的引线亦必然进展到最热烈最成熟的时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文章列举世界各国工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说明世界革命引线的到来。他号召省港罢工工人,“在此潮信当中,我们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一刻不能放过,一天不能放过。道路不远了,我们不久必得最后的胜利。”

鉴于广东各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破坏 民众爱国运动和反帝罢工斗争,李启汉又发表了 《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揭露帝国主义者以金钱、枪械支持东江的军阀杨坤如、洪兆麟、林虎,支持南路的军阀邓本殷,企图破坏罢工纠察队对香港的封锁。文章还揭露港英当局以三百万元给逃亡在港的商团头子陈廉伯,派人来广州分裂和破坏罢工工人的团结。李启汉号召罢工工人绝不要中敌人的奸计,不要受敌人愚弄, “更整齐我们的阵营,更进一步就可以将帝国主义打死。”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更加疯狂地破坏省港大罢工,阴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罢工委员会顾问廖仲凯被暗杀。事件发生后,在罢工工人中震动很大。李启汉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沉痛地报告了廖先生被害经过,激励罢工工人继承廖先生遗志,继续坚持反帝斗争,“绝不能因此灰心,应更向前奋斗”,“我们势必坚持到底,以达最后胜利”。他还揭露道: “帝国主义走狗和反革命派,很多潜伏在广州市,以冀破坏我们罢工团结。我们应更加团结,努力奋斗。”

八月底,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对付英帝国主义,严密封锁香港,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州市四商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封锁条例。李启汉为此发表《工商携手》一文,指出: “中国若灭亡,四万万同胞皆沦为亡国奴,何有工商界之分呢?” 他号召工人与商人加强团结,加强工商的联合战线,共同对付民族敌人,“工商患难相关,同仇敌忾,势必携手进行共同奋斗,然后可挽救中国危亡也。”

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为继续坚持罢工斗争,加强罢工队伍内部的团结,决定整顿和统一香港的工会组织,指定邓中夏、李启汉具体领导这项工作,并决定由李启汉。兼任即将成立的香港总工会党团书记。

香港的工会团体,除海员工会等组织较健全外,许多工会派系多,有些是在封建行会首领把持下,组织散漫,行动不能统一。邓中夏、李启汉等遵照广东区委的决定,对整顿和统一香港工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即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工会上层领袖,主要依靠基层广大工人群众,打击那些破坏或把持工会的极少数流氓工贼。

统一香港工会组织的工作,关键是对广大职工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为此,由全国总工会出面举办演讲会,向香港工人系统地宣讲工会基础知识,主讲人为李启汉和邓中夏等,每次听讲的工人都在千人以上。十二月四日,李启汉在广州九曜坊省教育会演讲《为何要统一工会》。他回顾了工会运动的发展史,指出要统一香港工会的三个原因: (一) 保障此次罢工的胜利; (二)巩固工会组织及求自身之利益; (三) 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十一日,他又向香港工人讲了 《工会的基础》 李启汉和邓中夏等一系列的演讲,为香港工会的组织整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李启汉除了演讲外,还找一些工会领袖个别谈心,交换意见,提高他们对统一香港工会的认识。他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团结香港工人群众,大造要求统一工会的舆论,形成香港工会非统一不可的声势。

香港工会的组织有两大系统是台柱子,一是中华海员工会及其所领导的香港运输业,一是香港金属业。李启汉和邓中夏等紧紧抓住这两大台柱子的统一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香港运输业各工会首先举行代表大会,成立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苏兆征在会上作了报告。李启汉也发表演说,指出: “资产阶级势力虽大,但我们有我们的炮台——工会去进攻他们。” 他希望工人们快些“筑好我们的炮台——运输工会联合会及金属业总工会,再去建筑后方总炮台——香港总工会,来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接着,香港金属业各工会于四月十日举行代表大会,组成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邓中夏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李启汉和苏兆征在会上演讲。李启汉不仅讲统一工会组织的重要意义,而且将工人的思路引向更远大的目标。他说: “有私有制度,才有竞争,才有贫富,才有资本家,才有军阀,才有帝国主义”。他向工人们指出: “一定要铲除产生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的私有制度,才是我们的真实解放。”

四月十五日,在李启汉、邓中夏和苏兆征等指导下,香港所有各工会团体推出代表七百余人,隆重举行香港各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香港总工会。至此,香港工会的统一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启汉出席参加,并和邓中夏、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了这次大会。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在会上宣读了工会总章的修改意见,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大会选举了三十五人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苏兆征被选为委员长。李启汉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会后他和苏兆征、邓中夏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并继续领导省港大罢工斗争。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不仅给了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而且支持和促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李启汉和苏兆征、邓中夏等迅速发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三千余人,冒着酷暑,挑着重担,翻山越岭,输送物资,给予北伐军巨大的鼓舞。“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八月便收复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十月,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全力支援北伐战争,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封锁; 其交换条件是各帝国主义承认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作为结束罢工、安置罢工工人的经费。坚持一年又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至此宣告结束,但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仍继续存在,李启汉继续在广州和邓中夏等主持大罢工的善后事宜。

省港大罢工刚结束,国民党右派及工贼走狗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团体发动进攻。十一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遭反革命分子纵火焚毁,成为一片焦土。李启汉迅速奔赴现场,协助邓中夏组织力量进行抢救,调派武装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并组织“调查起火委员会” ,查明起火的原因及经过,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走狗的破坏罪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不久,邓中夏和一些同志也离开广州去武汉。为了坚持广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党组织决定李启汉留在广州,接替邓中夏担任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李启汉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和刘尔崧等领导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多次击退国民党右派和工贼走狗的进攻,坚决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率广东代表团去武汉,准备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启汉仍留在广州。其时,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李启汉镇静沉着,坚持每天去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上班,处理各种问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形势更加险恶。李启汉不顾个人安危,四出奔走,参加各种会议,研究部署对策,力图挽救革命危机。

四月十五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举起了屠刀。他们派大批军警,在反动工会头目李德轩、陈森及叛徒曾西盛等带领下,到处搜捕、杀害中共党员、青年团员、革命工会领袖和左派学生; 搜查和封闭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当天凌晨,李启汉在广州榨粉街的住宅被敌人包围。开始,他想越墙出走,但邻居是一家反动地主,拒绝他通过。李启汉只得化装成商人走出门外,可惜已经迟了,被反动派发现逮捕。目睹当时情况的人说: “当李启汉同志被捕路过南关时,昂首阔步,怒目而视,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引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敌人审讯李启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李启汉大声宣告: “我是做工农运动的,你要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工农都是共产党了! ”李启汉坚强不屈,终于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李启汉牺牲前一年,一九二六年三月底,曾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一百次会议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以《代表大会的精神》为题的讲话。他总结了工人代表们三种可贵的精神:(一) “奋斗的精神”,亦即 “不惜牺牲一切个人的利益……与英帝国主义奋斗,这种精神直使帝国主义者发抖”。(二) “认真的精神”,代表们一扫社会上流行的马马虎虎的毛病,“凡百事情,都非常认真”,如讨论问题,“稍有怀疑,或尚待考虑者,则指定代表担任调查,留待下期讨论; 至于大政方针之决定,尤为审慎”。(三)“公断的精神”,代表大会严格执行革命的纪律,对罢工工人中极少数不良分子和罢工团体中不守法奉公的个别职员,该惩戒的惩戒,该革职的革职,毫不客气。 “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与一般贿赂公行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哪里可以同日而语! ”

李启汉所说的奋斗、认真、公断的精神,不仅是对工人代表们的赞扬和勉励,而且也是他自身革命一生最好的总结。正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是他,一旦认识马列主义的真理,就非常认真地向工人群众传播,并且身体力行,切切实实地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正是他,一贯秉公办事,大公无私,一事当前,先考虑革命和群众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不愧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工运领袖。可惜他过早地牺牲了! 但是敌人只能摧毁他的肉体,却毁不掉他的革命精神。李启汉烈士的英名和他的奋斗、认真、公断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广大工人和人民心中,鼓舞着人们向着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奋发前进!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上海虹口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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