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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丨左权:志在报国 长吟一曲赤子歌
新湖南 • 湖湘名人
2017-07-17 20:48:44

志在报国 长吟一曲赤子歌

新华社记者梅常伟、王楠楠

【英模档案】

左权

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排长、连长,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后,任红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教育改造部队,率部参加赣州、漳州等战役。1933年初任中革军委作战局参谋,后任副局长。同年12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

左权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进行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左权注重研究军事理论,撰写了一些军事论文,并翻译了若干有关苏联红军建设和作战的文章。

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2月在山西临汾地区指挥警卫部队伏击日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

1940年8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经过3个多月的作战,共歼灭日伪军近4万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抗击日军第36师团一部的疯狂进犯,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 扫荡 的模范战斗”。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5月25日,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左权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不到两岁,哪里会有印象呢?”

首都北京一家社会福利院内,今年77岁的左太北坐在轮椅上,面前的小桌板上摆着七八本关于父亲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她自己主编的,一本是《我的父亲左权》,另一本是《左权家书》。

2000年退休后,左太北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寻访父亲战斗足迹,整理研究与父亲有关的资料上,左权将军遗留下来的文章特别是写给家人的13封书信,成为她了解父亲的主要来源。

捧读那些泛黄的纸张,左权将军留下的一个个字词、一个个标点宛若音符,交会成一曲深情的赤子之歌,真实呈现出他作为军人、儿子、丈夫、父亲的丰富形象……

报国 准备好十年不归家

一封写于1937年9月18日的信,是左权回给叔父左铭三的。

彼时,卢沟桥事变刚刚过去两个多月,日本侵略者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数十万中国军人正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陆续奔赴抗日前线。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一连几个月都“在外东跑西跑”,直到叔父的信寄出后将近四个月他才收到。而从回信的内容看,这是左权十多年时间里第一次得到家乡亲人的消息。

如果不是这封信,左权不知还要再过多久才能知道,自己的大哥左育林因为得了肺病,已经在1933年去世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左权“悲痛万分”,也让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与不安。

早在1930年,左权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家人自己虽然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他自己“将全力贡献革命”。

如今,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一家老小还能指望谁呢?

国与家无法兼顾,忠与孝不能两全,左权像千千万万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者一样,内心深处撕扯着、煎熬着,但他同时清醒着、坚定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同志们为之浴血奋斗的道路是什么。

左权恳请叔父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他愿以“成功的事业”,报叔父与母亲对自己的恩爱,报林哥对自己的培养。

立志 为抗战可以再吃草

时隔3个月,抗战形势急变,华北、淞沪抗战均遭失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左权在行军和战事间隙,又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叫一声母亲,左权的信从控诉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开始,“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部捉去,供其兽行。”

“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之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左权写道,眼下抗战失败,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武器不好,不是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指挥上的错误,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

“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却不能接受。”左权说,“这确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

字里行间,充满对当时抗战情况的不满和忧虑。

但与此同时,八路军在西北战场“取得光荣的战绩”以及山西民众、华北民众的真心拥戴,让左权深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都不回黄河南岸。

信末,左权写道:“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不知,远在湖南的母亲看到这些文字,心中该是何等欣慰,又是何等心疼……

情深 夫妻之间鸿雁不断

34岁娶妻,中年得女,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左权露出了难得的露齿笑容。那张唯一的全家福中,左权抱着未满百日的女儿,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开怀而笑。而在仅存至今的其他几张照片中,他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1940年8月,左权送夫人刘志兰赴延安学习,夫妻分别时与怀中的女儿左太北合影。

然而,革命年代的爱情,相守只是一种奢望,离别才是常态。拍完全家福不久,左权就在村口挥别妻女,依依不舍地把她们送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鸿雁传情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你们走后,确感寂寞。”1940年11月12日,得知母女二人已安全到达延安,左权在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敌人实施大规模连续扫荡,作战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专门挤出时间给刘志兰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前方的战况,也告诉她自己的思念。

1941年,太行山战事暂缓,官兵们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花。9月,花开得欢实,左权在信中告诉妻子,“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

那一刻,是爱,让这位久经沙场的抗日骁将袒露出内心深处的温润与柔情。

夫妻久别,左权时常感到寂寞、孤单,不少人劝他将妻子接回太行山,左权没有同意。送刘志兰去延安,本就是他出于尊重妻子学习进步愿望,明知会有相思之苦而忍痛作出的决定。

“我决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妻间应有的态度。”左权在信中对妻子说。

战时艰险、邮路不畅,信件只能靠往来延安的人捎带,能不能寄到、什么时候能寄到都很难说。所以只要有人去延安,只要方便,左权不论长短总会书信一封带给刘志兰。

1942年5月22日,前一封信刚刚发出半个月,一位叫江明的同志因事去延安,左权又给妻子写了两页纸,信中写道:“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二十一个月!谁能想到,这位心里装着千军万马,谋划抗日大计的将军,一直都在默默地数着日子盼望一家团聚。

可就在3天后,日军纠集3万多人,对太行山麓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左权带领部队突围时,不幸被日本侵略者的炮弹夺去生命,年仅37岁。

信,最终寄到了妻子手上,可相聚的日子,左权却再也等不到了……

舐犊 书信牵挂女儿成长

父亲牺牲那天,左太北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被母亲寄养在延安一个托儿所里。“那个托儿所叫洛杉矶托儿所……”

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资料照片)。

“6岁时,我被母亲送回北京,由外公、外婆抚养。我说陕北方言,又喜欢唱《白毛女》,外公外婆担心我捅娄子,就把我关在家里,不许出门。”

回想幼时的生活,左太北只能记起这样零星的碎片,而与父亲有关的记忆,是从12岁那年的儿童节开始的。

1952年6月1日,左太北和八一小学的同学们代表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献鲜花。毛主席听说她是左权的女儿,特意跟她一起照了张相。现在,这张照片和那张唯一的全家福一起摆在床尾的柜子上,一抬头就能看见。

读中学、上大学、参加工作……左太北慢慢长大,可关于父亲的印象却始终是近乎空白,直到1982年她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看到了父亲在分别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

“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我,问我 身体好吗 、 长大些了没 、 更活泼些了没 ……”左太北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这些信,谁能想到一个天天打仗的将军,对女儿的爱竟然如此细腻。

在他口中,女儿是小鬼、小家伙、小东西、小宝贝、小天使;夏天,他给女儿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太北病了,他焦急地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别人给的糖果,他舍不得吃,连省下的钱一起托人带去延安……

1941年7月,左权给小太北买了两件夏天的衣服,但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衣服大了许多,改过一次仍有些大,“大概明年还不能穿”,言语之间有些遗憾。

信中,左权不止一次地“提醒”妻子,“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讲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还开玩笑地说“勿教她弄错了爸爸”。

他时常想着,如果能跟妻子、女儿一起,能够听到小太北叫爸爸妈妈的声音,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笑,打着她哭一哭,该是多么快乐啊!

直到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里,左权还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一转眼,这个再寻常不过的团聚心愿,已经碎了75年。

【红色记忆】

“志兰亲爱的”,这是从1940年到1942年写的11封家信中,左权对妻子刘志兰最常用的称呼。

或许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爱称显得有些正式。但回到那个纯真质朴的革命年代,“亲爱的”三个字,对于身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的左权而言,已经是最炽热的情话了。

二人相识于1939年早春,介绍人是朱德总司令。在此之前,刘志兰作为从北京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曾在晋冀鲁豫一次党的会议上听过左权作军事报告,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很敬佩的人。

当年4月16日,太行山区春暖花开的时候,左权和刘志兰结婚了。第二年5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彭德怀给她取名“太北”,那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一个区的名字。

责编:胡紫薇

来源:新华社